韓紅為《抓特務》催票翻車 博主嘆中國電影業「比房地產慘」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国改革命开放以来的五位中共总书记，除了健在的胡锦涛与现任习近平之外，三位已经作古。但江泽民与胡赵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骥于邓小平时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之下，赵的家族至今还处于受打压状态。因此，江泽民在朝有习近平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野有无数只听过江时代传说的年轻一代怀念称颂，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这样一个江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用三个词足以概括：腐败、开放、相对宽松。 腐败让中国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旧体制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我其实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尽述，书的章节标题足以概括江泽民时代的腐败与活力——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哪个领域只要放开，腐败与活力立刻随之而来。 这一以权力市场化为特点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国后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权的特质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毛时代是垄断真理）。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市场，官员手中权力无法变现，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级别规定的特权。 邓小平改革之后，开始市场化，官员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代理人（家属、子女与利益关系人）在市场变现。 从中共革命开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为公，党成为全国唯一的资源垄断者与大地主；邓是用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权力及权力关系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将习近平自2015年来打击私企的措施计入内，那就是再用权力缓慢地化私为公（范围局限于企业）。 中国人对腐败容忍开始于江时期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声地为他发“好人卡”，许多人全然忘记江末期舆论急切巴望结束腐败的江时期、迎来胡温新政的迫切感，当然更不记得那时对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发大财有多痛恨。更让公众痛恨的是医院、教师、司法界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开始腐败，红包文化泛滥。 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持“腐败有利论”，最有名的名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现代化的陷阱》甫出，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声，个别人如天则所的张曙光，还组织人讨伐——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时代，总算有人开始省悟到腐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了侵蚀根基的作用，比如原来用“冰棍论”主张瓜分国有资产的人也开始反腐败。冰棍论是什么主张呢？就是说国企资产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会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紧瓜分。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镕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辟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么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松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系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儿园稚童的评价归类复杂。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政府引发激烈争议的新冠“清零”政策，终于逼出了一头“斗牛”，因新疆乌鲁木齐疫情封控导致的火灾死亡事件持续在网上发酵，因疫情封控产生的“共情”，终于在11月26日引爆了上海反封控的抗议活动，并蔓延到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在少数几个城市里抗议逐渐演变成更广泛的政治诉求，有人高呼“习近平下台”“我们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口号。因为有许多抗议者举着一张空白A4纸，因此这场抗议被称为“白纸革命”。 尽管因为当局超强维稳，这场抗议倏起倏落，效果却有。三天过后，“安民告示”出来了：11月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2年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司长程有全提到：“原则上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在疫情传播风险不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下，可适度扩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但要及时通过核酸筛查和疫情研判，快封快解。不得……造成大面积“误伤”“，“居民自采核酸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应注意规范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估计正式文字通知在草拟中。 网易于11月29日发表了《张珊珊事件最新，背后终极大佬浮出水面》一文，其中提到：张核子的核酸检测到哪里，哪里疫情就上升，如果把下雨的权利交给卖伞的人，天就永远不会晴。同样，当核酸检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那疫情何时休呢？“——核酸检测过度扩大严重扰民，已经备好替罪羊一只。 反封控集会发生之时，距离WEF创始人、大重置的主要推手克劳德·施瓦布(Klaus Schwab)盛赞中国模式是值得许多国家学习不到一周。施瓦布这番赞扬，是他于11月20日接受CGTN的田薇采访之时发表的。在这次访谈节目中，克劳斯·施瓦布称中国是“许多国家的榜样”，宣布“世界将发生系统性转变”。 中国人少有热爱中国模式者 了解“中国模式”并不复杂，三个要点：政府管控经济与资源；对民众实施严苛的社会管制，健康码比疫苗证还进一步，是动态管控；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政府对言论高度审查，针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批评会导致严重的惩罚。 按常理，一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好坏，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除了官方宣传及官方学者之外，只要对中国模式特点有所了解的人，多持批评态度。因为热爱自由、反对人身控制，是20世纪共产主义1.0版实施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特点，深受社会主义之害的中国人多年来苦求民主自由而不可得。 中国自从2019年12月在武汉开始爆发covid-19疫情，至今长达三年。由于中国是个专制社会，封控疫情能够采取西方国家不能采取的种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不人道措施，在病毒流行初期确实取得防疫成效，维持了低死亡率（如果统计数据为真）。但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为了平息民怨，只好明智地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一边放开，一边防疫。只有中国蛮横地采取清零政策，一人有病，封控整幢居民楼；进而封锁小区。这种长达三年，持续进行的防疫，早已严重地干扰了民众的生活，让人们疲累不堪。而且中国实行的健康码制度，远较西方比如的疫苗证严厉，比如美国现在实施的疫苗证，只限于一些特定场所，比如医院以及有规定的公共场所，大多数地方比如商场并不需要疫苗证。中国的健康码颜色经常会变，严格限制了人们的出行自由。疫情三年之后的今天，各阶层民众都面临着巨大的不安感，经济压力、精神压力逼近临界点，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断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在看不到回归常态希望的情况下，积累的情绪迟早爆发。无论本轮反封控抗议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操纵，疫情三年积压的情绪有如干柴，乌鲁木齐火灾只是溅到干柴堆上的火星。 抗议者要求防控社区自治 这次反封控行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社区居民对防控自治的要求。推友@Iris_theGoddess认为，社区封控权，中国政府将其下放给政府的基层组织居委会，而不少居委会采取反人道的措施，小区封控都是用铁栅栏、铁皮等直接锁死，给居民家门用铁链锁死。北京尽管“文明”一点，用叫做所谓门磁的电子锁，一开门就会报警。 蔡慎坤@cskun1989于11月27日发表推文说：“一夜间北京上百个小区，包括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亚洲最大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维权，几乎方式一致，直接报警，在警察“旁观”下与居委会对峙交涉，最终拆除铁皮解除封控，因为北京市并没有下发封控通知，所有北京小区封控都是居委会所为，居委会并没有执法权，限制市民出行从法律意义上属于非法拘禁！“ 我发了一条推文，希望北京市的居民谈谈当地情况，如果蔡慎坤推文所述在北京成为普遍事实，北京市民这种有理有节的抗争就算有了结果。推下得到的回复甚多，大都证实，北京逾百个小区反封控的要求达到目标。 新疆乌鲁木齐之所以发生火灾死亡事件，就因居民被锁住而无法逃生。北京居民小区反封控达成的目标，在目前这种不人道的强制封控与完全放开之间，找到了一条政府与民众都可以接受的防控路径：各小区自主决定如何防控。 防疫实行社区自治是出路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出了个《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外界普遍认为是放松防控管制。但结果却并非如当局所想，既出现在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的现象，也有反对放松管制的。BBC曾发布一篇《中国疫情：“二十条”实施10天感染激增，分析指民众态度不一社会存在撕裂》（2022年11月23日）分析了这种矛盾状态。推友@VictoriaTC发推称，看到一个早期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得病是希望在家疗治还是集中隔离，答案全是选择在家治疗；二是邻居感染covid-19，是希望留在家里还是集中隔离，答案全是选择集中隔离。但经过方舱的可怕体验，人们意识到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受病毒感染，例如望京东湖湾等小区发出自保倡议，对于抗争中获得居家隔离，而不是随意拉去方舱隔离这一权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疫情管控交给社区居民自治，一个社区住户均是利益相关人，住户根据本社区情况协商讨论，应该会找到比较中道、大家愿意接受的方式。这次北京逾百个小区反封控达成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一种成功。 目前，当局已经采取措施消解这种集会，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值得继续关注。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波及十来个城市、几十个高校的反封控集会，确切地证明了一点：中国人痛恨中国模式的超强社会控制，各国人民如果了解这一点，绝对不会同意本国政府师法中国模式，施瓦布的发言只是他个人的臆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鲁木齐的气候，已经是冬天了。在居民楼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死了好几十人，包括妇女儿童。由于习近平的马仔坚持清零不动摇，消防队的救火车无法进入现场，所以火势加大，造成了小灾变大灾。这个消息就像一把火，冲破了全国人民忍耐的底线，导致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打出了反对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 这么大的国家发生个火灾是寻常事，为什么这次这么不寻常呢？因为天下苦习近平者多时，犹如两千多年前天下苦秦者多时一样。这是愤怒的气氛积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到了快要爆发的极限。于是星星之火就爆发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乌鲁木齐的一把火，就像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除了国内的维稳媒体之外，港台媒体也有人出面维稳，说什么在习主席的现代化监控镇压之下，火药桶没有爆炸的可能。这就像多年前的中国公知们说：热兵器时代造反不可能成功一样。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扑灭愤怒的火焰。按照这帮人的说法，现代化监控之下，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聚众示威呢？怎么还敢大喊打倒习近平呢？ 这说明监控不是万能的，科学也要有人来控制。你得罪的是全体人民，科学和现代化都帮不了你的忙。人不是虫子。就是虫子，你刺激他一下，他也会有反应。人类倾向于自由和人权保障，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何况中国人自由了两千多年，你想让中国人像苏联人那样，回到封建农奴制时代，反抗就必然是分分钟的事。 当人们唱着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就是被激怒到了极限的信号。小习为什么要把人民给激怒，为什么要官逼民反呢？我猜测这不是他的初心。他的初心是像毛主席那样控制人民，予取予求当领袖。怎样能够控制人民？最近国内外学界最流行的就是厚黑学，或者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统治术。小习显然比较信服这一套。 记得纳粹空军元帅戈林，在审判席上回答法官的疑惑。法官问：你们怎么能让德国人民都受骗呢？戈林笑着说：很简单，你给人民制造一个恐惧，他们就会乖乖地跟在你的后边了。原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玩的都是人家纳粹玩剩下的垃圾。毛泽东制造的恐惧，是阶级斗争变天帐，人民害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稀里糊涂跟着伟大领袖迫害自己了。 小习文革受迫害很崇拜老毛的那一套，可惜找不到合适的现代化接口。武汉肺炎的爆发给了习主席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危害全世界的病毒，不就是制造恐怖气氛的最好借口吗？以此为借口不断发展，就是控制人民的清零政策了。让人民自觉自愿地听从指挥，自愿牺牲个人自由和人权，这个境界不就可以比肩希特勒和毛泽东了吗？ 可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况中国人民有造反的传统。怎么办？希特勒有冲锋队，毛泽东有红卫兵，咱们的习总书记发明了法外执法的白卫兵。冒充防疫人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无法无天，民间戏称其为“大白”。其水平远远超越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无礼之上再加无耻。真是希特勒、毛泽东的好学生，金正恩的好大哥。 为习主席洗涤的文人说：不是没造反吗？不是镇压下去了？说明中国式的现代化很科学，很有效嘛。习主席的天下牢不可破。当年赵高也是这样忽悠秦二世的。这两千多年来没什么长进。谁知道呢？陈胜、吴广不是什么大人物，大泽乡的造反也不是可以预测的。但暴政必亡是个历史的规律。
乌鲁木奇清零烧死封锁在家的人，造成十人死亡的惨剧，此一事件点燃了饱受清零之苦民众的怒火，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发出了被压迫的吼声。这一怒吼四下并发烽火神州大地：从上海到武汉，从南京到重庆继而全国多所城市，又从清华到北大继而多达50多个大学。他们唱着国际歌，呼出不要独裁，要民主，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这一场因清零爆发的抗争，因清零喊出的政治口号，是自八九民主运动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高的运动。自今年4 月上海封城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相续封城，封城其间造成多少人间惨剧，孩子无法就医，妇女无法生产，老人饿死家中，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更有出门被打，忍无可忍之下拔刀砍人种种惨剧，分分秒秒地发生。但政府仍然坚持清零，坚持不让人活下去，民众到了不抗争是死，抗争也是死。开始之时人们选择了以死抗争，现在则是向死而生。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桥英雄，四通桥上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如果说二十大前民众对习政权，对清零政策还抱有希望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彻底绝望了。乌鲁木奇的大火烧气醒了麻木沉睡的人们。许多小粉红，老粉红终于认识到中国灾难的原因，不是海外敌对势力，不是美国，不是日本更不是台湾，而是中共的制度，中共权贵利益集团，是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的党魁，他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反贼，成了街头抗议的英雄。他们与大白斗，与警察斗，他们拆卸封锁的铁栏，栏杆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唱着“国际歌”，街头演讲有人喊出操你妈的清零，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他们的口号已经超过了“六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已经绝望望，他们不来就算，要来就玩真的，他们豁出去了。他们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如果失败了他们将坐牢，香港的反送中就放在他们的面前，远的有六四天安门，而事实上政府调兵遣将，镇压抓捕已经开始了。这场反抗给他们集结的时间不会太多，如果一天，二天，三天全国没有起来，没有集结到足以与军警抗衡的人数，那么又是一个香港，又是一个天安门。 人们已经觉醒，反抗，起义是中国人的最后选择，没有中间道路，也没有退路，不是做主人就是做奴隶，不是生存就是死亡。南京传媒学院打出的标语是： 如果你不愿意走在前面，请跟着队伍。 如果你愿跟着队伍，请你在路边围观。 如果 你不愿 在路边围观，请你在网上呐喊。 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请你闭上眼睛，坐下来，享受我们为你争取的权利。 但请你不要装作视而不见，更洒冷嘲热讽。 因为争取来的阳光 ，既属于我，也属于你。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这不是虚夸或幻想，而是几天来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抗议浪潮的一个醒目标志。自2022年11月25日起，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武汉到北京，大面积的民众抗议在中国全国多地出现。在短短的两三天里，抗议已经席卷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许多青年人手举一张白纸，站到公共场所，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议姿态！因此，有舆论称这场抗议为“白纸革命”。 抗议刚刚开始，事态仍在发展中，时刻都会出现新情况。但是，“白纸革命”的历史意义已经无可怀疑。因为这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广泛的民众抗议，也因为在抗议中已经有民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震撼人心的口号，还因为抗议直接针对三年来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而残暴推行到十四亿中国居民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所谓防疫措施。海内海外，华文外文，全世界的舆论都在关心这场抗议，也在揪心地担忧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民众实行血腥镇压。这里，我想对这次“白纸革命”提出三点初步观察，以此参加到对于中国事态的关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这次“白纸革命”是中国民众争取最低限度人身权利的抗争。 我们知道，这次抗议活动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不幸发生火灾，但居民楼却被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举措锁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灾中丧生。三年来，中共当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践踏中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甚至连“基本人权”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为生物体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为一天三餐买菜买粮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医院就诊的自由，比如随时打开自己的大门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担心甚至很难用“自由”或“权利”来概括，因为鲜有公共权力会禁止所有居民的这类活动——除非对于监狱里的罪犯。三年来，中国正是成了这样一个大监狱，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乌鲁木齐一把火，终于点燃了民众对这种人人普遍过监狱生活的怒火！ 三年来全世界都有过防疫的经历，为什么单单中国要实行“大监狱”防疫举措？这背后，自然是中共专制体制的特定逻辑在运作，是中共最高专制者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指挥”在作用。民众的怒火指向习与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抗议“大监狱”防疫体系与举措，与抗议中共及习近平专制，二者绝不是相互对立的。不需要为了抗议专制而贬低对“大监狱”的抗议——正是后者在激发民众的大面积抗议；只要是争取权利，那就是反专制。同样，也不必为了担心授予当局以镇压的口实而只抗议防疫不抗议专制——中共的历史记录表明，即使你跪着给它磕头，只要它觉着你不顺眼，照样砍你的头。 第二，我感觉，“白纸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国蔓延，最大的原因在于民众相互之间的共情。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对事情的认识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个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议活动中口号有别，这是完全正常的。谁也不需要指责谁，谁也不需要贬低谁。相反，我感到，他们之中有一种强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仅是相互之间有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对全国的民众都抱持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仅在贵州的大巴上，我还在馒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吃的西藏方舱，在封了九个月只剩几万人的广西东兴，在蔬菜腐烂入户消杀干部免职又复用的上海，在孕妇坐在椅子上流产的西安医院门口，在几天没吃饭外出买菜结果被刑拘的警车上……” 抗议活动中，这样的语句随处可见。 人们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大家相互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昨天落在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居民头上的悲剧，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的所有地方重复、再重复！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当人们有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时候，中国人就自觉地站到了街头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万里之遥不是距离！ 第三，我认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地站了出来。 参加抗议的人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临的危险，但是他/她们还是站了出来。是的，勇敢不是没有恐惧，勇敢在于能够克服恐惧。那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和她们的男同学们，她们/他们的人生未来还很长，但是这没有成为她们/他们的“软肋”，反而也许鼓舞了她们/他们参加抗议：你不去抗议，你不去改变现实，你的长长的未来只能是长长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泪，年轻的人在唱歌；泪水是温暖但软弱的，歌声是勇敢而自由的！ 现实地说，不能期望“白纸革命”风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纸革命”的这种勇敢却一定会改写中国的未来。有人不是在说“更无一个是男儿”吗？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就可以践踏众生、残民以逞。现在，初起的“白纸革命”已经宣告：中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勇敢的女儿和男儿，做事、掌权要问他们答应不答应！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弹，每天的感染人数接近4万，地方政府的处理又回到常态核酸检测加封控状态，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条基本沦为一纸空文。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满加剧，耐心耗尽，在广州封控区出现了多次冲卡，郑州富士康园区发生员工集体抗议，乌鲁木齐的民众走向政府表达不满，上海的抗议人群甚至在街头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现在抗议已经蔓延到北京、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校园。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官方对疫情处理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百姓情绪已忍耐到极点，感觉这样下去一场民变在发酵。推文引发了很大关注。我知道人们的兴奋点在民变。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数人认为民变不会发生，所举理由可以归结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盘还在，（2）人们对封控已经麻木，（3）中国人是斯德哥尔莫综合症患者，习惯了被奴役，（4）现在还没到最坏时候，（5）百姓没有枪炮，造不了反。还有人举毛时期三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民众也没起来反抗。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还可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政权对大众的监控已到一个绵密无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断言民变不会在今天发生，恐怕早了点。 首先要纠正对民变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像传统社会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之类造反行动，才算得上民变，这样的民变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说绝迹，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说的民变指的是一个政权民心尽失，大众由不满而绝望，产生反抗的动力，并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抗议风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至于它是否发展成全国性的抗议风潮，出现有组织、纲领和代表性人物，不是关键，但是必须有影响，对政权产生冲击。 按照这个界定，民变要出现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对政权的普遍不满已经形成，且这种不满到了忍无可忍之程度；二是社会出现了成群的抗议浪潮，或者单次抗议的人群达到相当规模；三是政权对民众的不满丧失了感知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和民众的反抗不知如何应对，一味采取强压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变是否会发生，取决这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习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对此无须去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会喜欢现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有谁愿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检测和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状态？即使生命能够得到保护，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而且面临失业或者已经失业，生活失去来源的困境。不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不会因一个人拥有特权、财富和声望就不会光顾他。现在这种习氏防疫，不但民众无法容忍，体制中的官员，尤其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和防疫人员，也疲于奔命，面临极强的精神压力，早已不耐烦，只是不敢发作。可见，当一项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众也得罪官员，几乎令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时，已经具备发生民变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 有人会说，大众的不满主要针对清零，很多人未必会把它上升到对政权邪恶性质的认识角度。多数人没有这种自觉性可能会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发生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从发生学来看，社会抗议是受从众心理驱使的。再说，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习近平专制政权的极端荒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们不会只记着清零，而会由清零中的种种限制人性的做法联想到过去十年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本来，习政权在许多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人们对它的信任降到了冰点。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它让社会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对它的厌恶有增无减，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数人的心理。 民变的第三条也已经满足。习政权对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尽管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官员早知这个政权病得不轻，民众对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绪，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权，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体制的极化，权力高度垄断在习一人手里，必然会使得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现象出现，组织系统中处理事故的机制早已失灵。每个官僚都不想担责，也担不了责，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按此原则行事，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故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政权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 习试图让官员听闻民意，贴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体制的这种极化现象恰恰阻断了和民众的联系，官员们根本不关心百姓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哪怕一个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可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习之前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但习政权走向了极端。过去十年，当局只知用高压来对付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从来不是按科学原则进行，而是根据习的意志。习钟爱动态清零，地方也就把民众像小白鼠一样关起来，一封了之，简单粗暴，层层加码，民众的情绪在官吏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当把政权的活力抽干，民变也就悄然来临。 现在民变第二条尚不成熟。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抗议，但主要在校园，而且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过，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特别是上海的抗议直指习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继续进行，让民众看不到解封尽头，接下来很可能抗议会连片出现，并且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现有指标性的抗议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设，目前的清零再延长半年或者一年，中国民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下情形大概率会出现：一方面，民众的耐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耗尽；另一方面，经济因封控而继续恶化，失业大面积出现，当局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出现枯竭在，导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由愤怒驱动的反抗会像泉水般涌出，民众会踊跃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世卫组织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结束而中国继续处于封控，当局还能以什么理由说服民众坚持清零？群众抗议势必会风起云涌。 事实上，就民心而言，巨变早已发生。清零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到处是干柴烈火，民变只差一个引擎。乌鲁木齐火灾死人事件是否构成引擎，有待观察。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清零的时间拖得越久，民变出现的概率越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选举大败，蔡英文依惯例辞去党主席，果然开始有人认为，这意味著蔡英文已经进入“跛脚任期”。这种说法想当然耳，但不仅忽略了蔡英文身为总统的宪法职权与她的任期相始终，恐怕也没意识到，即使在地方选举大败的此刻，蔡英文还是大于民进党，是民进党需要蔡英文，远大于蔡英文需要民进党。炒作蔡英文身为总统兼党主席的败选责任，说她从今以后开始“跛脚”，纯粹是个拿来斗争泄愤的假议题。 败选了，民进党内检讨声音不断，有人说当初没收初选是个错误决策，有人说派系“圈地”隔绝了外界的声音，也有人说侧翼粉专用力太过。其实，这些都是问题，但也可以不是问题。例如，民进党这次唯一初选的屏东虽然胜选，但得票率是有史以来最差，原因之一是初选裂痕太深，党内根本不团结，初不初选根本不是关键。而派系“圈地”划地盘一直是民进党的传统，怎么以前没事，现在都出错。至于同样的“侧翼粉专”，三年前才努力地拱蔡英文上位，现在却都变成罪魁祸首？ 民进党在重大选务上一向是集体领导，败选不会是单一派系或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责任。民进党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找战犯，而是要想想自己该如何回应选民在这场选举里要告诉民进党的事。至于该怎么做？四年前那场大败后的过程可为殷鉴。 首先是党，蔡英文在四年前辞去党主席之后，党内深知不能再陷派系恶斗，于是跨派系的青壮派立委连夜商议，共推谢系“大师兄”卓荣泰出任党主席。面对大选的党，业务单纯，必须忠诚地执行跨派系的决议并守住党机器，所以过渡党主席辈份不用太高，但必须获各派系，特别是可能的总统参选人的信任。民进党人此刻要想的是，党内有谁具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能够公平地执行总统初选选务，又不会受到参与初选者的质疑。 其次是政，当时在苏贞昌接任赖清德出任阁揆之后，严密地管控行政院重大政策，尽量产出让多数民众有感的政绩，举凡太过“进步”却又容易引起民怨的政策，诸如“限塑”、“加速淘汰老旧机车”等政策全部留中不发，与民生高度相关的物价水电同样也受到严密的监视。苏贞昌作风强势，不少派系大老与县市长对他不满；不过。苏贞昌执行力超强，连一向跟他不对盘的蔡英文都没话说，所以他成为过去近30年来任期最久的行政院长。 前天传出民进党败选的讯息后，苏贞昌随即向蔡英文请辞并获得慰留；由于是在立院会期中，这个慰留并不令人意外。蔡英文此刻要想的是，她是否打算让苏贞昌的阁揆任期与她的总统任期相始终？民进党需不需要“换手气”，让一个新的阁揆陪他做完这最后一年半的任期？ 最后是府，也就是身为候选人的蔡英文本人。在2018年败选后，蔡英文积极寻求改变，不仅全盘接受幕僚的建议，努力接近社群媒体与重量级网红，也定期召开“回廊谈话”，主动与外界沟通。在朝野关系上，她同样主动出击，联系拜会新当选的六都首长，在那场台北北门邮政大楼的“蔡柯会”里，当时成为败选之的的蔡英文满脸堆笑，希望能全力拉拢柯文哲，而柯文哲却老大不甩用斜眼瞧著她，如此包羞忍辱的一幕，代表的是蔡英文坚持求胜的意志，迄今犹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蔡英文已经不再是候选人，这个要向选民积极表达诚意、谦卑与改变的主要责任自然已不全在蔡英文身上，那还有谁可以担？是执政团队？或是目前最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下届总统的赖清德？执政团队里的每个人，尤其是赖清德，是否充分意识到改变的迫切与责任？ 面对选战，府院党是一体的，它们各自有不同的阶段性责任与义务，这其中，任何的小私小怨都微不足道。 不少民进党人将这次选举结果视为“钟摆效应”，认为是选民在中央与地方选举分裂投票的结果，14个月后的总统立委大选自然就会“摆回去”。不过，2019年有韩国瑜执意参选事件，有香港反送中事件，这样的历史如何能在2023年重演？更何况，在野党会进化，选民一样也会进化；若吝于向选民表达谦卑与改变，只想反复躯动“抗中保台”的令箭，终将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20大后，习近平的两大主轴是外交出击与防疫降温。目的都是为了挽救经济，因为经济关系到中共统治能否维稳，能不能以大撒币来称霸全球。然而狗改不了吃屎，中共本性不改，习近平红卫兵作风不变，一切将是枉然。 外交出击改以温和面目欺骗了一些西方国家，但也露了一些马脚，假以时日，骗局会被拆穿。然而防疫的病毒不是可以被欺骗的人，它照着自然规律行进，让习近平焦头烂额。习近平以为“党领导一切”，武汉病毒也像武汉人一样可以乖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结果却是相反，因为习近平自始至终贯彻错误政策，当然也错过了纠偏的时机。 习近平的错误政策是以为中国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而得以清零。这就是因为他的小学程度，不懂何为“真空”，人怎么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如不可能做出“永动机”一样。别人为他代写的博士论文补不了这个漏洞，周围的马屁大小王也没给他补课中学的数理化常识的结果。 西方医学研究显示，这次武汉肺炎，要靠接种疫苗与人的自身抵抗力（尤其染疫后获得的某种程度的免疫力）相结合，达到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才能阻止病毒的大扩散，并且使病毒逐渐变种而流感化。然而习近平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就是义和团的思维，坚决抵制西方疫苗（其实中共高干应该全部打了BNT疫苗才干出国），又用清零政策强行阻止病毒的自然扩散，结果造成大部分中国人缺少应该在与病毒斗争中出现的抗体。这种锁国思维来自毛泽东，毛在晚年有所改过，邓小平更进一步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然而始终认为必须由天纵英明的党来领导改革，而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结果改革开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形成恶性循环，结果酿成六四屠杀基本终结改革开放，后来扭曲为只是经济而没有政治的改革开放。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脱节的情况下，也势必产生习近平这个文革余孽将两者统一起来，不是进步的统一，而是倒退的统一。 正是这种思维，习近平要将清零降温，在20大后抛出“优化防疫20条”，由政治局常委下令，已经跛脚的国务院推行。虽然在具体政策中有降温措施，例如不许下面基层“层层加码”以减少民怨，然而文件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肯定习近平发明的清零政策，而且声色俱厉的要维护它。这样不同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例如石家庄放宽，广东则是加码。这样不但无助“纠偏”，反而形成各行其是的全国乱象。例如石家庄11月14日就解封取消全面管控，中小学生恢复实体上课；有些地区玩文字游戏推出“动态管理”仍旧老一套；广东则是出现年轻女郎因为忘了戴口罩出门买东西被反绑当街跪地，郑州的台资富士康则因为招工条例被修改再加上确诊与不确诊者混住一室引发骚乱，结果向要离开的员工每人派送一万元将两万肇事者打发走了才平息骚乱。清零与降温难以左右逢源，如何圆满解决，考验这位孤家寡人的能力。 照理石家庄的做法是顺应世界潮流值得肯定，然而因为原先的清零政策把后期的病毒还描述得那样可怕，所以许多没有翻墙的市民因为不了解世情反而无法接受解封，不敢将子女送到学校上课。而且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免疫力，导致解封后确诊者大增，例如石家庄大增数倍，赶紧又恢复“静默管理”。然而抗争力量也日益增大，网路推出“十问”，包括世界杯都可以脱口罩比赛观赛，为何中国还要管控？但这些问题立即在网路被删除，表明当局无力回答民众的疑问。重庆市则有反对封控的“超人哥”出现，在街上高喊“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不自由毋宁死”。民众高呼支持，并且帮他逃脱警察的追捕。然而以中共对民众的严密监控，超人哥将与彭立发一样，难逃牢狱之灾。然而，这证明，民众自发的反对封控的运动，将逐渐发展成为自觉的政治运动，将自由民主成为他们争取的目标。 在这同时，还出现乌鲁木齐的悲剧。过往因为过分的封控导致次生的死亡事件多是单一的个人事件，包括其他疾病因失救而死，或忍受不了而长期封控而自杀等等，但是乌鲁木齐一栋大楼失火，因为封控影响居民逃离与消防队救火，导致双位数的死亡灾难。 乌鲁木齐的火是不是习近平称帝第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还会烧到自身，还得观察日后发展。至少目前习近平还是大权在握，悲剧造成的零星抗争还形成不了燎原大火。对这些乱象与悲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时代党中央似乎也在躺平而无计可施。习近平出席APEC后回北京是否染疫不得而知。因为与他有多次紧密接触，甚至就脱口罩坐在他旁边的香港特首李家超一回香港就确诊，不过病情不重。习近平即使染疫也有外国最高级医疗用品保护，不必担心，他却可以以隔离为名躺平。 不过在习近平焦头烂额的时候，台湾反民进党势力在九合一地方选举给习近平注入兴奋剂，证明中共锐实力渗透的成功，得以再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斗争。然而清零导致的数亿民众缺乏抗体，这个黑洞如何跨越不能解决，还谈什么复兴？ （全文转自光传媒）
2019年8月13日，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黄色小报《环球时报》当编辑的付国豪，没有记者证，却身穿记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国际机场，近距离拍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这不是记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特务行径。他被示威者包围并抓获，人们发现他证件上的名字叫付国豪，信用卡却叫付豪，一人竟有两个名字，极似国安人员，马上令群情汹涌，将其捆绑起来示众。其间，付国豪展露出诡异的微笑，还用普通话高喊：“我支持香港员警，你们可以打我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当局拿来当做将香港抗争者妖魔化的证据，中国官媒立即加以铺天盖地的报道。付国豪回北京时，胡锡进等《环球时报》高层亲自接机和献花，《人民日报》亦发表名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付国豪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无数民间战狼给他写信、邮寄礼物，他俨然被视为“国家英雄”。《环球时报》给他十万元重奖，胡锡进鼓励他在北京买房娶妻，似乎要将其培养成“叼飞盘党”的第二代掌门人。 2021年1月初，付国豪机场遇袭事件中的3名施袭者，被裁定暴动、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非法禁锢罪罪成，分别被判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后，付国豪透露，他的经济收入偏低，无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与香港“结缘”，他产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愿，多次寄求职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职——香港已被中国再殖民，适合他的工作单位多如牛毛，如国安处、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无一不可让其大展拳脚。然而，天不遂人愿，据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2021年7月发布的“告儿书”中所说，付国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却因为“西方势力渗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国豪）虽多方向香港媒体单位寄简历求职，然，均未回复。这不是你的问题，西方势力渗透香港几十年，媒体毒渗尤甚，毒媒黄媒曾倡狂鼓燥，记协等港独组织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深恐之后他们将会孤注一掷，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义的声音，香港人民的声音！” 看来，付国豪这样的小粉红，就像卫生纸，或耗尽能量成为废物的电池，用过后就被主人扔掉，没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机会。于是，付国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学在今日头条平台发文说，儿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经死了，年仅30岁，儿子是因病去世，那个病是抑郁症。但以常理推测，抑郁症通常不会致命，因抑郁症而死，多半是想不开。 付成学特别解释了为何事隔一年多后才公布儿子的死讯，称其“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他说，在2021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疫情肆虐，各级政府疲惫之极，百姓心呈焦虑”。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图谋不轨，台独企图暴露无遗”，而且“《国家安全法》虽出台，但香港黑恶势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国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华势力，虎视眈眈，小动作不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学吃儿子的人血馒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学的这段解释，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儿子的最后一点同情都消耗殆尽。他将儿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将儿子塑造成当代屈原或陈天华，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为心忧国事的“第二种忠诚”，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台独、“香港黑恶势力”和“西方仇华势力”乃是害死他儿子的三大元凶，好像是这三大元凶害得他儿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妇，而他儿子本人全然无辜，党国更是对此一点责任都没有。 付成学的这种表述，显然是吃儿子的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馒头的，是旁观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连父亲也欣欣然地吃儿子的人血馒头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无几了。他无非是以此向官府讨要抚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响力和死亡的价值。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的儿子是一个如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更不会影响国际局势。但是，他将儿子的死亡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勾连起来，他的儿子顿时变得如同毛泽东为刘胡兰所写的题词那样“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可惜中国没有忠烈祠，否则记过这一番陈述，付国豪一定可以进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学这一番精彩的“过度阐释”，此事也不会引起我写一篇评论的兴趣。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其父的阐释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阐释”的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杰利·透纳假借古罗马奴隶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养一只奴隶》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奴隶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奴性特质，真正的奴隶是那些行为举止缺乏道德感的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一个人的道德地位，是灵魂素质的反射，社会地位无关这个问题——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隶具有高尚的气质。唯有那种自甘为奴的人，才无药可救。从付成学的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纳所说的“自甘为奴”的人之一。他不为儿子的死亡向薄情的当局讨说法（连敢于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讨公道，反倒担心儿子死亡的消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炮弹”，甚至会给习近平的加冕典礼抹黑，所以将儿子的死讯封锁整整一年，简直有“相忍为国”的古风。 透纳在回答“如何使奴隶鞠躬尽瘁”这个问题时，有一番独到建议：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给予奴隶足够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称赞奴隶，尤其是那些显然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得到更多赞赏而努力。若从该理论出发，付国豪患抑郁症和死亡的原因，是党国（奴隶主）没有给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车子和房子等物质奖励），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和称赞。在此意义上，党国有负于付国豪。不过，或许在党国眼中，付国豪父子只是肆意压榨和使用的奴隶，远未达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的悲剧在于，身为奴隶，命比纸薄，却心比天高，想成为奴才而不得，结果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 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无论是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高呼口号，还是付成学在党国和公众面前的苦情戏，都是精心算计的买卖。法国思想家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一书中写道：“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这对父子可以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今日亦如是：中国少有四通桥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这样自愿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著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下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是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接近暴君，必然远离自由。付国豪没有资格接近习近平这样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锡进这样的小衙门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无数小暴君完成其铁桶般的统治。付国豪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未能能成为胡锡进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读过《论自愿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这本书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一份心理分析报告：“他们不仅要完成暴君规定的任务，还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预见到他想要得到什么，并市场去满足他的种种欲望，绝不仅仅要对暴君唯命是从，还要设法讨好他，为此他们要放弃自我，劳心伤神，尽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们牺牲自己的爱好去迎合他的爱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离开了他们的天性。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的生活吗？但他们还是自甘为奴，以便积累财富：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获得，因为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属于自己。……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卑鄙手段赢得君主的信任，无非是赞美君主的邪恶爱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同样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他们，他也可以随时随地毁掉他们。”如果他读了这样的文字，就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国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会惊醒其他奴隶的黄粱美梦。他的后来者还会络绎不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有了2018年九合一选举惨败的经验，这次民进党再败对民进党人的冲击，感觉似乎不若4年前来得大。事实上，选前的民调科学数据就是输，只是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一直维持得不错，对手也没有如4年前韩国瑜那般明星级的候选人带领，操盘者一直想“冲冲看”，希望蔡英文的支持度能够移转给党籍提名人，但很显然，一切事与愿违。 表面上来看，蓝绿得票数与得票率比起四年前近100万票，将近10％（39%比49%），这次的差距有略微缩小，但是在新北市与台中市，在投票率普遍下降情况下，票数差距却更大。其中，新北上次输29万票，这次输了45万票，台中上次输20万票，这次输了28万票。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侯友宜与卢秀燕的票数比起四年前都没有任何增长，甚至还稍稍下滑，关键是民进党的票数滑落更多。这意思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不见了，不仅远远少于2020年总统大选，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面对同一个候选人），甚至还不如2018年惨败时的状况。 败选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向靠议题打选战的民进党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议题。民进党原本打算以陈时中台北市为领头羊，将这场选举定义为过去两年防疫成绩的信任投票；不过，国民党早有备而来，先以凶猛的炮火困住陈时中，使其不见任何外溢效应，影响所及，也错过了检验侯友宜与卢秀燕这国民党两大诸侯的机会。 不同于总统大选里的政党取向投票方式，地方选举里的候选人条件更为重要。当候选人轮来轮去就是几张老面孔，政党又无法以鲜明的议题设定领导这场选举，就失去号召中间与年轻选民投票的机会。投票结果显示，陈时中在台北市的年轻选票完全被黄珊珊分掉，也没得到中间选民的青睐；连高知名度都陈时中都无法脱困，更遑论在新北、台中苦战的林佳龙与蔡其昌。 第二、在这次选举里，民进党在台北安排英系支持的陈时中，新北由正国会的老大林佳龙挂帅，台中则由新潮流的蔡其昌出征，表面上巧妙地平衡了了民进党内的三大派系，但这种以派系平衡为思考的选举布局，很显然忽略了选民的需要。年轻人也要问：当43岁的蒋万安已经挂帅角逐首都市长，民进党的年轻人在哪里？ 尤其在派系完全主导个别候选人的选战布局后，不同的思维与战术布局就无法进入到候选人团队。选民看不到昔日民进党破釜沈舟一定要赢的决心，却看到这种老大僵固的心态几乎与坐地分赃无异；若说中央大选因为有“抗中保台”的光环罩著民进党，让选民难以不支持它，如今不趁这地方选举好好惩罚民进党，更待何时？ 第三、中央一党独大的优势，使得民进党的公职与支持者持续“内卷化”而不自知。表现在选举上，就是支持者过于乐观，例如集体出征高嘉瑜与王世坚这两位“说话不中听”的公职，甚至要求党中央开除俩人党籍；结果，王世坚竟成为台北市中山大同区第一高票当选的市议员，还因此挤下表现极为优异的梁文杰。 这种“内卷化”的现象也表现在高虹安的议题上。事实上，当高虹安的新闻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媒体之时，已有不少人担心这不但“打高”了高红安，也挤压其他该被讨论监督的议题（诸如卢秀燕的“空气”支票，侯友宜的恩恩案以及蒋万安父亲章孝严的中国关系）。但这种绿营名嘴与支持者的内卷现象，其实又与民进党无力设定议题互为因果，到最后整个党失去正常的选战节奏，只能乱枪打鸟；被名嘴与键盘侠推著走，这应该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打选战的第一次。 民进党败选的原因有很多，最不需要的是去检讨选民，说什么选民“挺贪污”、“不在意政绩”、“这是对选民的智力测验”，那些话只会继续惹怒你要争取的选民。“人民的选择永远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人民的选择可能出错，就请你再看一次人民的选择。”4年前，《上报》社评曾经这样提醒民进党；4年后，民进党再度遭逢惨败，这段话对他们依然贴切。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