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媽的多重宇宙》在奧斯卡大放異彩,並且再從最佳女主角楊紫瓊、最佳男配角關繼威身上,延伸出許多關於「亞洲」演員的話題。歷來各界對奧斯卡提名、審議和頒獎有褒有貶,但因本屆獲獎的亞洲演員,於電影之外似乎更具戲劇張力,在許多觀眾眼裡,奧斯卡自身的好好壞壞,於是也就成了其次。 楊紫瓊的致詞感言提到一句:「女士們,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已經錯過你的黃金期,永不言棄!」站在電影盛會最高殿堂說這句話,正是擊中長期以來由男性主導的好萊塢娛樂業痛處。《富比世》(FORBES)曾做過統計,好萊塢女演員每賺一美元,男演員可以賺得24.8美元,2018年美國電影圈前100名收入演員,女性竟只佔14位。直到#MeToo運動掀起,再把好萊塢性別歧視惡習全攤開來。 只是楊紫瓊的話,不僅適用於好萊塢,幾乎是許多行業的縮影,因此她登高一呼,自然被視為是對所有女性的正面鼓勵。這是有些人對本屆奧斯卡娛樂性之外的感動之一。 至於關繼威,他成長於越戰時期,所以他在得獎時說:「我的旅程是從船上開始的…我在難民營待了一年,不知怎的,我最終登上了好萊塢最大的舞台。他們說這樣的故事只發生在電影里。我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就是美國夢!」若說楊紫瓊不只鼓舞了影視圈內的女性,關繼威則同樣為所有正在追尋美國夢者提供了一個模範,他的人生起伏,一樣可以被投射在美國之外不同的國家。這是楊、關獲獎讓人感動之二。 小人物追逐夢想,打破性別、族裔的歧視,進而反轉(重塑)自己的命運,觀眾或許要有一點「慧根」,才能從《媽的多重宇宙》悟道,若直接看楊紫瓊、關繼威,確實就直截了當多了,而人性上總是喜歡看到這樣的故事,或反思這樣的故事,近來奧斯卡便提供了許多類似視角(如2021年最佳導趙婷)。 楊紫瓊和關繼威獲獎背後成因,不容否認,即一直以來,奧斯卡立足於多元文化的美國,不斷接收到來自當地觀眾的呼籲,希望電影能更加反映自己的面孔(族裔)和所經歷的現實,首先促成了好萊塢題材的多樣性,繼之,也連帶讓奧斯卡以納入更大包容作為本身思想、文化的進化。 當楊紫瓊把小金人從哈里貝瑞(頒獎人)手上接下,之後哈里貝瑞再主動轉貼自己和楊紫瓊,以及另一名影后潔西卡雀絲坦的合照,如此三個膚色的三位奧斯卡影后,確實非常吻合奧斯卡的「進步主義」,卻也因為如此,奧斯卡屢被批評刻意顧及「政治正確」,反倒讓自身淪為一場蒼白、乏味的頒獎活動。美國人看待奧斯卡,甚至也從是否該反映族群的多樣性,進入到是不是「太左」,是不是太「政治正確」,甚至太自我感覺良好。 而又有多少人之前因為《媽的多重宇宙》特效噱頭,一度在影音串流平台下載觀看,然後礙於它跳躍難懂的詭異節奏,看不到一半就放棄。直到本片榮獲奧斯卡獎,才又「慕名」再看一次,同時還創造了戲院二次票房。但這也讓奧斯卡再被檢討,它的頒獎典禮難道純粹是一場娛樂宣傳,好讓大家注意到那些被忽略的電影。 總之,從奧斯卡切入,討論好萊塢文化和美式風格,一如「媽的多重宇宙」,切面早已十分廣泛,也像奧斯卡本身自許的多元性一樣,無論褒貶都可如雪片般飛來。那麼,當我們回過頭去對照另一個「電影強國」──中國,我們又看到什麼? 首先,中國電影市場已連續兩年超越美國稱霸全球,中國電影局更已宣布將積極推動中國電影「十四五」計畫。迄今,中國電影票房冠軍,第一名是《長津湖》,第二名是《戰狼2》,《滿江紅》緊追在後,無一不是愛國主義電影,豈止政治正確,其中濃郁的共產黨僵固道德、價值觀,使得愈是高票房的中國電影,愈存在為政治服務目的。一個以服從黨規範原則而存在的電影業,縱有霸權,能有文化? 當美國電影業早從滿溢美國人拯救世界的一面,走向愈來愈多批評美國、反省美國的素材,中國電影還在「說好中國故事」,兩方差異恐怕是超過了一個世紀。從這個角度看,楊紫瓊和關繼威手上那座奧斯卡小金人,今天擺在中國電影業面前,其實是巨大無比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輿論對中國「兩會」的關注,大都還在人事安排及其權力意涵上,我卻覺得這些在尚未宣布前其實就已經是過去式了。中共二十大之後看今年的「兩會」,還能有點兒什麼可看的嗎? 不能說沒有。在中國政治中,開會本來就是說漂亮話的表演場合,這次「兩會」不可能例外。會上,代表們的漂亮話說給習近平聽,習近平也有漂亮話說給大家聽。「高質量發展」,這是習近平一堆漂亮話的主題詞;以中國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來推動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則是這次「兩會」上中共當局給未來划下的關鍵詞。 新一輪機構重組,高光聚焦所謂「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不僅重組科技部,而且還要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這是史上第一次。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國務院的整個新班子,具備高科技背景、特別是具備航天等軍工科技背景的較為年輕的領導人特受重用。習近平本人參加人大代表團討論,一席講話的突出重點,就是 「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官方輿論強調「科技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核心」這個東西,本來是習近平才能當的那麼一個專利,現在也「加冕」到「科技創新」的頭上了,這確實是將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看來也確實是值得看一看的事兒。 這一系列說法和做法,可以說意義深遠。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論呢,我看那就是要把共產黨專制進一步和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相結合,或者說是要打造高科技支撐的共產黨專制。對內,既用科技創新來促進經濟發展,以增強共產黨一黨專政在民眾中的認受性,又用科技手段來強化社會控制和內部專政,以進一步剝奪民眾的權利;對外,則試圖以科技上的所謂自立自強來降低對於當今世界第一號科技強國美國的依賴,增加與美國對立、競爭、鬥爭的資本,實現所謂的中華民族復興。 問題是,幾十年來,不正是中國和美國的友好、合作和交流,大大促進了中國的科技發展嗎?也可以說,沒有美國的科技創新對中國的幫助與貢獻,中國今天可能仍然處在信息化之前的時代,哪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網民數量最大、手機使用者數量最大的國家呢?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在否認中國民眾和科技工作者們自身的努力在實現中國科技進步之中的作用,甚至也不表示要否認中國政府在實行對外開放、追趕國際科技發展上的正確做法。恰恰相反,我要說的就是:科技進步是人類智慧的成果,有一種制度安排是可以讓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一起共享這些成果的;但凡中國稍稍靠近這種制度,以中國民眾的努力和中國科學家們的智慧,很快就可以分享這樣的成果。 因此,疑問也是很大的:既然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科技的創新和進步,而科技的創新和進步在過去幾十年中都是和美國及國際主流交好的成果,為什麼現在卻要把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國際主流利益對立起來呢?為什麼偏要為此捨棄從交流而得到的科技進步、改而如此大動干戈地追求所謂「自立自強」的科技呢? 據說,追求科技「自立自強」,原因在於中國「面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的嚴峻形勢」。這個說法其實很荒唐。 首先,國際科技競爭實際上恰恰是人類技術進步的動力;有競爭也有交流,這是科學研究的常態,也是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其次,即使真有所謂「外部遏制打壓」,那要問問為什麼突然有了這種「遏制打壓」?遠的、多的都不說,單說信息技術革命以來這三十年的情形,如果一直都有這種「遏制打壓」的話,中國人怎麼能用得上智能手機?你說是因為美國看不得中國如今變強大,於是從過去的對華合作改而搞今天的打壓中國。那麼,難道美國人本來不明白中國分享信息技術就會變得強大起來?現在印度也正在變得強大起來,怎麼美國人不接受教訓而把印度也提前打壓下去呢? 這就要說回科技手段在中國的使用了:智能手機在自由社會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和便利,但在中國卻是在給人們帶來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強化了政府對人們的監控。當然,中國的很多國民可能並不在乎被監控;即使不被監控,他們也謹小慎微,從來不敢對政府的所作所為甚至胡作非為吐露半個「不」字。但是,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們是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的;他們看到中國政府利用人類的智慧成果即科技進步來變本加厲地剝奪民眾的自由,也在中國政府所能干涉到的國際領域利用自己的國力、包括科技實力越來越多地破壞自由與法治,當然會擔心中國繼續強大下去終有一天也要剝奪全世界人民的自由。 於是,國際形勢改變了。你把自己的復興和別人的自由對立起來,人家怎麼還會繼續和你分享科技創新成果來助你復興?這麼高調地講什麼「科技自立自強」,我看其中充滿了無奈。有個說法叫「重新發明車輪子」,講的是無知和徒勞;人類早就發明了車輪,你偏要自立自強地去重新發明它。你說這是自作聰明的犯蠢呢,或者乾脆就是無奈之舉?中國「兩會」強調的「科技自立自強」,走不走得通先不說,就算走通了,不就是「重新發明車輪子」的翻版嗎? (作者任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李強以三票反對八票棄權當選國務院總理,中國進入「新習李」治國階段。儘管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會追問,習近平為什麼要強保李強做總理?畢竟去年上海的封城讓李背上了一個沉重包袱,即便在專制體制下,也得考慮這個因素。 要解此「謎」,需站在獨裁者的邏輯去思考。從獨裁者的角度看,如果因上海封城造成的嚴重後果不選李強做副手,看似順應了民意,但也恰恰說明清零政策是錯的,不然,為什麼不保他呢?故為顯示疫情應對是正確的,至少必須讓李強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總理,則可能考慮了其他因素,如在習的親信中,李的經濟才幹或許比其他人強。習無疑知道其黨內同僚特別是政治對手會抓住李強這個污點反對他做總理。 為總理人選,李克強同習爆發衝突? 根據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前,圍繞總理人選,習和李克強曾發生過一場激烈衝突,後者保舉胡春華接任總理,遭習否決。 此事難以求證。不過,在我看來,它很好解釋了隨後二十大的高層人事安排,以及團派在政治局的徹底出局。習雖然不打算安排胡做總理,但本來可能要給他在常委里留一席,不管是想向團派示好,或者安撫團派,又或僅僅作為一個點綴。人們看到,二十大前各種版本的常委人選猜想,胡幾乎都在名單內,說明這基本是一個共識。 《華爾街日報》猜中了六個,第七個空缺,從另一角度說明這個空缺的常委本來是胡的。然而,由於李克強力撐胡做總理,讓習對李和胡起了疑心,認為李是要用胡在新的常委班子里牽制他。習當然不能容忍有人挑戰他的人事安排,所以乾脆不讓胡入常。鑒於胡已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既做不了常委,也就不能保住這個位子。習最後把他打發到政協做一個副主席,保留其副國級待遇,可能是考慮胡還年輕,直接讓他退休影響不好。但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像前幾屆是25人。 如果這個說法為真——基於上面的分析,我認為它的真實性很強——李克強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後階段,也算博了一把。過去十年,李給人的印象比較軟弱,碰到習這樣的主,硬不起來。這兩人從一搭台就存在競爭關係,因為總書記本來沒習什麼份,而是預備給李的,但由於中共元老想把紅色江山傳給紅二代,而習又偽裝很聽話,讓元老以為可以拿捏他,於是幸運地成為總書記。可這也就決定了他對李很不放心,警惕李是否會覬覦自己的位子。頭三年,習沒有自己的班底,那時的黨政領導層,除了少數關鍵職位是其親信,多數還是胡錦濤時期的人馬,而這些人的思想觀念更和李契合,所以習在表面上對李保持一種禮讓姿態,其時中國輿論也以「習李體制」相稱,甚至還有「李克強經濟學」的叫法,說明外界是看好李的。 可外界和元老都低估了習,在權謀和手腕上,習是大師,李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也許年少的遭遇以及在梁家河那種艱苦環境下的七年知青歲月,讓習領悟到權力的重要,他上台伊始拚命抓權,僅僅三年,迫使高層接受他成為核心。胡做了十年總書記,都未能讓同僚舉薦為核心,江的核心是由鄧封的,而習自封核心,不能不讚歎他權謀的厲害。習核心崛起,李就邊緣化,「習李體制」不能再叫了,此後七年,一直被習壓制著。好不容易熬到去年,由於疫情引發民眾對習的不滿,去年年中,李似乎有機會改善其邊緣化處境,海外習的反對者也一度臆想著「習下李上」,為其搖旗吶喊,但李缺乏殺伐決斷之氣,或者在評估後認為還不具備條件,不敢響應外界呼聲,公開和習叫板。儘管如此,萌生阻止李強上台,扶持胡春華做總理的念頭,則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傾力扶胡動機,不僅僅因為後者是團派矚意的習之後的中共接班人,也可能是出於他對黨國前途命運的憂慮,李是黨國官僚體製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應該對黨有感情,不想二十大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習的班子和體制,又折騰什麼幺蛾子出來,讓黨國和習一起陪葬。將胡安排在總理位子上,雖然不可能抵抗習,但多少會對習有些約束,是他能夠盡到的最大努力。而習對疫情清零的一意孤行所導致的後果,使李認為這是個狙擊李強,撐胡上位的機會。可如此一來,客觀上形同挑戰習的權力,因為挑選什麼人做總理,習認為這是他這個總書記的絕對權力,豈容別人做主。李克強的這一做法一定會引起習的強烈猜忌,乃至懷疑以李為首的團派是否在背後搞事,讓二十大不能按他的部署進行。二人在總理人選的較量以李敗下陣來結束,這當然也幾乎是註定的。 習和李克強的恩恩怨怨現已過去,輪到李強登場了。這個「新習李」關係呈現何種面貌,是否像他們表面上那麼「融洽」,很大程度上將塑造中共未來至少五年的高層政治走向。 可以肯定,李強和習之間,雖然不像李克強和習一樣存在競爭的關係,但也不會有後者的某種程度的「平等」。原因在於,習李二人是平輩,資歷相似,另外,李克強的總理職位不來自習,因此儘管習專權,但在形式上不太可能對李指手畫腳、頤指氣使,還是會保持形式上的尊重。 而習和李強的關係不同,後者是習的後輩,不單在官僚體系上是習的下屬,某種意義上也是師徒關係,同時還類同私人企業的老闆與副手,故他們在形式上就會保持一種不平等。換言之,李強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賴習,其總理合法性來自習,未來的政治行情也取決習,可以說,他完全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沒有資格和能力對習說「不」,兩會前媒體透露的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他敢對習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準確的。 習雖放心李強但也用丁薛祥牽制他 李強是習的「自家人」,使用起來自然會很放心,很有可能習會把經濟這攤全部交給李去打理,自己做甩手掌柜,主抓黨務、國防和外交等,從而李有更大的空間在不違背習的旨意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像李克強被限制手腳,無法施展能力。但是習也不會無保留地信任李強,獨裁者除了家人,或許還有貼心心腹,是不會完全信任一個外人的,哪怕這個人是其親信,有時連前二者也不信任,只信自己的判斷。因為獨裁者骨子裡認為人性是壞的,從而不可靠,要時刻提防有人背後幹壞事,甚至看中或僭奪其權杖。 外界可從新一屆國務院的組成人員隱隱看出某種端倪。本屆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全是習的親信。其中第一、第二副總理丁薛祥和何立峰是習的左右手,習無論外訪還是國內視察,這二人必隨同。丁是習過去十年的大管家,何近幾年取代劉鶴成為習的首席經濟智囊。雖然李強在浙江時也曾是習的大秘,但論親密程度,未必是習最信賴的。即便習安排他倆進國務院沒有牽制李的意思,站在李的角度,都是習家軍的核心成員,不好差遣,會有很大顧忌。尤其是丁,過去完全沒有主政過地方,到中央也是負責黨務和安全。從中辦轉任國務院系統的,以前也有,溫家寶也做過幾年的中辦主任,在成為副總理前同樣沒有主政地方的經驗,但溫在中辦主任兼書記處的5年任上,負責農業和農村工作,擔任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是當時主管農業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副手,溫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和農業工作,也就不讓人感到突然,而丁完全跨行,進入一個此前他完全不熟悉的經濟領域,或許只有一個合理解釋,即習要栽培他五年後接替李成為總理,所以要在國務院先歷練五年。丁有年齡優勢,五年後65歲,而李是68歲。 故而不排除習只安排李強一個總理任期的可能。在專制體制下,君臣二人間任何親密無間的關係,能否經受長久考驗,都是個未知數。尤其對於老二,很難長時間維繫對老大的忠誠,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歷史,給人們提供了太多這方面的事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對和棄權票是自願還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入『選』」程序之後,習近平不出預料地被宣布『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所以說是「不出預料」,是因為同樣的「零反對」已經在五年前發生過了。 自習近平中共黨魁的第二任開始之前,他即從二零一七年初開始接連是「全票當選」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屆中央委員和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然後又是「全票當選」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全票當選」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 不過,如今這一次的「零反對」更惡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臉書貼文指出,習近平這一次是破壞了「只能連任國家主席一次」的黨內規矩、強行修改了憲法以後,才謀得連任。要知道,五年前的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雖然也是「零反對「,但在通過以將”堅持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正文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核心內容的習式憲法修正案時,畢竟還是出現了兩張反對票和三張棄權票。在不是」零反對」的前提下,中共官方報道當然不會對外宣布非贊成票的具體數字,但好在在場的外媒或者港台記者還是被允許把會場上的選票統計結果招牌拍照並對外發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認為, 習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親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統統打入冷宮。在國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陳。強制淸零政策嚴重破壞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樹敵,使中國的國家形象變成了過街老鼠。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對習近平有不滿很正常。如果說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從心裡支持習近平連任,是難以讓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於內心的恐懼不得不投下贊成票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誰敢投棄權票,一定會被查出,到時候等著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場。 筆者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五年前用反對票或者棄權票對習近平的「修憲」表達不滿的那幾個人大代表已經遭到習近平的政治整肅,但正應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為」的那句老話,相信每一個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心裡都十分明白所謂的「無記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寫過的那張選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證當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個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還在他的臉書貼文里說:三月十日的「選舉」結果,表面上看來是習近平一統江湖、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挑戰者和反對者了,但實際上,只是把矛盾內部化、深層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屆人大會議上,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時,曾出現98張反對票、122張棄權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結果比起來,要「正常」得多。 確實,當時江澤民在連任兩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屆滿的前提下,仍要謀求繼任國家軍委主席,因此而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就比他此前五年連任第二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時所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刊登林保華先生的文章《兩會選舉:江澤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藥》。這裡的「兩會」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開的中共第十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 該文章說:「主席」的選舉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選國家主席、副主席,胡錦濤在2944張投票數中,獲2937票贊成,4張反對票,3張票棄權,得票率達99.8%,超過江澤民兩任國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視為江澤民心腹的曾慶紅,在國家副主席選舉中,獲2578贊成票,177票反對,190票棄權,得票率87%,比當年李鵬出任委員長的得票率還要少。第二階段是選舉國家軍委主席,2946 人領取選票,江澤民得票數 2726 張,反對票98,棄權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觀察家的意外。 在另選中,有2票選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1票則要他降級擔任副主席,會場上立刻傳出竊笑聲。但是選胡錦濤擔任軍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選人的得票數,說明對江澤民搶走胡錦濤的軍委主席職務,有相當的反對意見,如果允許「非組織活動」,江澤民可能落選…… 其實,除了如上林保華先生所說的那一次,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在人大和黨代會上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之後,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層面的「零反對」只是從五年前的習近平開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錦濤,以及在胡錦濤之前的江澤民、趙紫陽、胡耀邦,以及與他們同時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國家層面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及國務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國黨代會和全國人大的選舉過程中獲得過或多或少的反對或者棄權票。 即使是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開的十三大開始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但從那一屆及此後的歷屆黨代會的投票過程因為是高度對外保密,所以我們只能從中共對外報道大會選舉結果的迴避態度,判斷出無論是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還是日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習近平一樣,「全票當選」。 筆者粗略查對了一下,在習近平被宣布「全票當選」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體中出現的「全票當選」字樣,是十八大召開之前在報道中央領導人當選十八大代表的相關新聞中,說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屬機關票選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機關選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計劃全票當選。 另外,在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和周永康分別在江蘇和新疆「全票當選」十八大代表、而相關報道中的溫家寶在天津當選、李長春在四川當選、習近平在上海當選以及李克強在山東當選的新聞內容中,均未強調得票情況,僅用「當選」二字說明之。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喬石以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出任該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日參加投票的代表數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喬石得票數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滿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決定國務院總理人選時,唯一候選人李鵬得反對票和棄權票共計三百三十張。另外,投票反對李鐵映出任國務委員的人數達七百二十二人,加上棄權票達八百五十九張。 當時這一事件經過被在現場採訪的香港媒體報道之後,此前八九「六四」鎮壓亡命海外,長期從事中國大陸憲政改革研究的嚴家其先生曾非常樂觀地認為:八屆人大選舉過程中李鵬大量丟失選票的事實已經證明,「在現有體制下,全國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中共的『橡皮圖章』成為真正的『議會』」。 嚴家其先生當時認為:為了使全國人大真正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符合現行憲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幾個步驟的改革: 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院長由全國人大選舉生產,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全國人大決定任命,但憲法未規定具體制度。每一次全國人大都有權來決定這次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在八屆人大上,國家最高領導人「實行等額選舉」,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實行「差額選舉」,差額為七人,就是這次人大自己決定的辦法。以後的全國人大當然也可以通過新的「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例如,把差額選舉範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到「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開化、制度化,如規定若干名全國人大代表可聯合提出國家領導人的候選人。 嚴家其先生的設想還有第三步、第四步。而當時從喬石接掌全國人大之後的某些作為來看,嚴家其先生設想的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似乎同喬石不謀而合。而嚴先生設想的第二步中的關鍵內容,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一項,當時已經在基層開始試點,甚至已經在喬石的家鄉浙江省人大選舉中得到落實。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過出現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始作俑者便是喬石家鄉浙江省的人大代表們。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已經按照慣例派出數名官員前往坐鎮,自然也帶去了由中組部排定,並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協「『建議』候選人名單」。同樣按照慣例,這份名單同中共中央組織部提供給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的省級領導換屆名單一樣,是早在一九九二年決定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選時就已經欽定好的。所以,當時給浙江省的名單上確定的正省長候選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 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接著,這十名代表即將副省長候選人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 據介紹,這位萬學遠本是上海的青年團幹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本來也是中組部準備重用的幹部人選之一。但是,由於本人能力實在有限,所以自他當了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後,雖然已經先後有四個副市長因調任或因病免職,可官運仍然還沒有輪到他頭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突然通知萬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長,他立刻明白這實際上是讓他去充當中共標榜「社會主義民主」的替死鬼。 原來,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級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墊底。 萬學遠既然心裡明白這套把戲,所以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乖乖地接受了調令,到了浙江後,根本就沒有正式上任,只是靜等著省人大召開大會時讓人大代表們把他當猴耍。而當時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們為了發泄對中共高層歷來對地方人事安排,從來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強烈不滿,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層本來連萬學遠當選副省長都不情願,所以就故意投他當正省長的票。選票統計下來後,萬學遠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據報道,選舉結果統計出來後,中共浙江省委一時傻眼,緊急電告中共高層,得到中南海的認可之後,才下令將選舉結果向已經等得心焦的全體代表公布。結果,代表們熱烈的掌聲把萬學遠嚇得喏喏連聲,不知該做何反應是好。 這是中共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第一次發生由中央「建議」的省長候選人落選,同時由人大代表自發動議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事件。在當時的中共政壇引起很大的震動。詳細的經過及後續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來台灣流行新版”疑美論”,日前,一則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之假消息被別有用心的人在台灣傳播。而這則謠言的編造者說明其假之後,這則謠言反而大行其道,登堂入室,成為中國外交部長質問美國的”事實依據”了。在社交媒體時代,造謠已是常見現象;傳謠也不稀奇;但是,大國外交部長據謠發言,正式傳播這則謠言,還真是新鮮事。 一、台灣出現新版「疑美論」 近年來,台灣流行「疑美論」。這種論調抓住各種機會,熱衷於傳播同一類信息,那就是,美國在利用台灣,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包藏禍心」、給台灣帶來風險,台灣要警惕來自美國的傷害,如此等等。 筆者所指的,是台灣的新版「疑美論」,這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既然我提出了台灣的新版「疑美論」,那自然就有台灣的舊版「疑美論」。什麼是台灣的舊版「疑美論」,這新舊兩種版本的「疑美論」有何不同?這裡稍加說明。 台灣所謂的舊版「疑美論」,起自1978年底卡特決定與中共建交。當時卡特政府決定,突然終止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邦交,撤銷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承認。當然,卡特的這個決定,是延續基辛格策劃的尼克松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與中共關係的路線之延續。卡特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點,是因為他在美國國內推動的社會、行政、經濟政策聲譽不佳,阻力重重;卡特為了提升美國民主黨在國內流失的民意,便希望通過與中共建交,來取得外交上的政績,所以作了這個決定。 當時台灣的民間瀰漫著悲憤和不安的情緒。此後,雖然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台灣的安全。但在台灣,「疑美論」開始出現,不少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和對台灣的政策,即所謂的對台灣地位的「戰略模糊」,往往偏向中國。在這種狀況下,美國給台灣的空間很小,給中共的空間很大。 比如,美國國務院多年當中形成了一套內部規定《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Guidelines on Relations with Taiwan),它對美台官方交往的地點、人員等等,作了種種限制:禁止美國行政當局官員以及高階軍官訪問台灣;不讓台灣高層領導到美國訪問;雙方官員的會面只能在旅館裡,而不能在聯邦政府建築里;要求台灣的官員不要穿戴任何正式官服或徽章等等。 這些規定都有利於中共的訴求,也是台灣舊版「疑美論」所關注的地方。換言之,台灣的這種舊版本「疑美論」,落腳點是希望提升台美關係,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 然而,最近台灣出現的新版「疑美論」,與舊版本「疑美論」完全不同,其意圖甚至截然相反。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並不想推動美國更進一步地改善對台關係,而是希望離間美台關係,破壞台灣民眾對美國的對台政策的信心。這種新版「疑美論」的目的何在?其實就是為中共服務,想要讓台灣的民眾不信任美國,然後只好去指望求中共恩賜給台灣和平。 二、美台關係改善,台灣新版「疑美論」甚囂塵上 過去三年多以來,當中共對東亞地區和平穩定、以及對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國際秩序展開挑戰之後,美國對中國和對台灣的政策都在逐步調整,總的趨勢是靠緊台灣,防範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外交上過去所謂的對台「戰略模糊」,其實已經在調整中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最近美台關係不斷升級,雙邊關係的進展相當多、相當快,防務合作方面也越來越深入。實際上,美台關係已經達到了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以來最好的時候;而且,從趨勢來看,台美關係仍然處在向更高峰進軍的中途。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由於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不斷被台美雙邊關係持續改善的現實打臉,於是它就只能完全罔顧事實,不斷地製造謠言。這種做法是仿效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說法:「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黨國家的宣傳系統,從來都是戈培爾的信徒,始終堅定不渝地執行這個宣傳方針。而台灣的新版「疑美論」,也經常與中共當局遙相呼應。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前些天台灣出現了新版「疑美論」的一個超級假消息。而這個假消息居然在北京得到了中國外交部高層的不斷呼應,是為殊異。 若干天之前,台灣有一個前立委在Facebook上引述了一個美國廣播節目主持人Garland Nixon的一則推特上的文字說,美國白宮有「毀滅台灣」的計劃。《美國之音》在報道中稱,台灣那位傳播Garland Nixon胡言亂語的前立委,是在「微博上常發表親北京觀點的台灣政治人物」。 由於Garland Nixon的話,聽上去好像是拜登口誤之中爆出來的原話,台灣不少民眾曾信以為真。但是,當這個假消息的原初編造者本人出來說明,那段話根本就是他瞎編亂講、「傻瓜才會上當」之後,台灣新版「疑美論」的傳播者卻不願意向被騙的公眾道歉,而中共的外交部高官則引用這則假消息,撒有介事地質問美國政府。 三、美國有「毀滅台灣計劃」? 關於這個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其來源、背景、闢謠等各方面的完整故事如下。 3月1日,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這兩家媒體同時發表報道,針對所謂的美國「毀滅台灣計劃」,用事實闢謠。《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刊登在《事實查核》欄目,《美國之音》的報道刊登在《揭謊欄目》。綜合這兩家媒體的介紹,事實真相如下: 今年2月16日,Garland Nixon在推特上發文,內容如下:「突發新聞:白宮內線透露,當被問及有什麼比『新保守主義烏克蘭計劃』更大的災難時,拜登總統回應道,『你等著看我們的台灣毀滅計劃吧』。」 Garland Nixon為俄國外宣媒體工作。美聯社2019年援引美國司法部的聲明報道,「佛羅里達州的RM廣播公司通過與俄羅斯國營媒體集團《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達成協議,為俄羅斯提供宣傳平台。」RM廣播公司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一家WZHF-AM廣播電台,美國的法院判定它是「俄羅斯政府代理人」。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是俄國的官營媒體,該機構的英文名稱是Russia Today,其下屬平台包括英文網站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該媒體集團因為在俄烏戰爭中傳播假訊息,2022年遭到加拿大政府制裁。 Garland Nixon經常在推特上發布假消息。1月29日,也就是他編造「美國毀台計劃」假消息之前的兩個多星期,他曾經在自己的一條推文中寫過:「不管你把推文寫得多麼荒謬諷刺,總還是會有腦殘的笨蛋向你索要『消息來源』。」 Garland Nixon發布過那則美國「毀滅台灣計劃」的假消息之後十天,2月25日他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段56分鐘的視頻。他在視頻中自己承認,他關於拜登那個「台灣毀滅計劃」的推文其實是虛構的,只是開玩笑而已。在視頻的13:05的地方,Garland Nixon說,任何有在追蹤他的人都知道,他經常寫「突發新聞:白宮內線消息透露」、「突發新聞:克里姆林宮內線消息透露」這類的嘲諷文字。談到他的嘲諷文字,Garland Nixon用的是satire這個單詞。該詞的意思是,以政治及熱門話題作背景,用幽默、諷刺、誇張或嘲笑,來揭露和批評人們的愚蠢。 四、中國外交部中招:愚蠢還是借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某些政治勢力往往總是和中共保持立場一致,唯恐台灣在美國的支持下,國家安全得以加強,妨礙了中共的「統一大業」。這次在Garland Nixon的「美國毀台計劃」這毫無根據、全屬瞎編的謠言面前,這樣的人不但通過傳播謠言,來為中共服務,而且把中國外交部也拖進了謠言的泥潭,令中國外交部官員出了丑。 Garland Nixon2月25日在推特上發布的那個視頻已經說明,他關於「美國毀台計劃」的說法純屬瞎編。這個視頻不會不引起中國駐外人員的注意。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有大批人員每天通過美國的報紙、電視和社交媒體,搜集各種資訊;他們應該會及時向北京的外交部彙報,所謂的「美國毀台計劃」,毫無根據。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卻暴露出了它的愚蠢。 Garland Nixon2月25日的闢謠視頻發布3天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仍然表示,有媒體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毀滅台灣」的計劃,「美方究竟意欲為何?」從毛寧的言論來看,她似乎根本不知道,所謂的「美國毀台計劃」完全是子虛烏有。 中國外交部官員表現出來的愚蠢,並未就此打住。3月7日,在全國人大的記者會上,前駐美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秦剛發言說,「(美國)一邊口口聲聲地說,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一邊卻暗地裡制定了『摧毀』台灣的計劃」。言之灼灼,謠言被他當作真相來用了。他被誰忽悠了?是他以前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同事們沒有告知事實,還是他上了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這個下屬的當?這就是中國的大國外交的認知能力嗎? 有一種可能是,秦剛其實知道「美國毀台計劃」是則謠言,也當然懂得,大國外交部長輕信謠言、以謠言辦外交,是會引起國際恥笑的。但是,從中共習慣性的實用主義出發,「美國毀台計劃」這則謠言太合中共的胃口了,也太好用了。所以,就算秦剛的話讓中國外交部和中國政府蒙羞,他也捨不得放棄利用這則謠言的誘惑。至於此事在國際外交界產生的不良評價,中國的外交部肯定是不會向習近平彙報的,但中國的情報部門仍然可能對習近平報告這個蒙羞之舉。至於秦剛本人是否將來會受到內部通報批評,他的仕途是否受影響,筆者就不關心了。 中共向來以謠言治國。官方之所以管控歷史教科書以及相關的課堂教學,就是因為中共黨史本身充滿了謊言,經不起追問和考查。這樣的政權,它會在意謊言傷害自己的形象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除了習近平依然是被「零反對「,新一屆全國人大的選舉結果是反對票和棄權票再創新低。那麼代表們在」無記名投票「過程中到底是不願意投,還是不敢投反對票和棄權票呢? 從中共官方媒體曾經的相關報道內容中也許能讀出一部分答案。 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入「選舉」程序之後,習近平不出預料地被宣布「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另外,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和國家副主席韓正也都都是「全票當選」。「全票當選」的還有除李鴻忠之外的全部副委員長,而被外界媒體評論為「面子上十分過不去」的李鴻忠也不過只是得了一張棄權票和一張反對票。 從網上找到了一個「從十屆人大開始到現在,幾個主要職位的投票反對率」的帖子。這個十屆人大是二十年前的二零零三年三月召開的,是胡錦濤和溫家寶以及吳邦國的第一個任期的開始。 這個貼子里的「投票反對率」指的是反對票加棄權票的數目。引用之前先感謝這位有心的作者的辛勞。 國家主席的投票反對率:十四屆(2023) 習近平0;十三屆(2018) 習近平0;十二屆(2013) 習近平4;十一屆(2008) 胡錦濤8;十屆(2003) 胡錦濤7。 第二,國家副主席的投票反對率:十四屆(2023) 韓正0;十三屆(2018) 王岐山1;十二屆(2013) 李源潮117;十一屆(2008) 習近平45;十屆(2003) 曾慶紅367。 第三,國務院總理的投票反對率:十四屆(2023) 待定;十三屆(2018) 李克強2;十二屆(2013) 李克強9;十一屆(2008) 溫家寶33;十屆(2003) 溫家寶19。 第四,人大委員長的投票反對率:十四屆(2023) 趙樂際0;十三屆(2018) 栗戰書0;十二屆(2013) 張德江9;十一屆(2008) 吳邦國18;十屆(2003) 吳邦國 缺數據。 從以上數據的對比中不難看出,隨著習近平統治的持續,全國人大選舉中的反對票甚至棄權票都已經被基本清零了。 那麼人大代表們到底是不願意投,還是不敢投反對票和棄權票呢?過去一些年裡的中共官方媒體中的一些相關報道內容可能有助於我們對此進入深入分析。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曾刊發評論稱,近幾年,全國人大的表決,反對票、棄權票佔有一定份額,並呈常態化,成為中國民主政治進步的真實寫照。 二零一三年的三月十六日,當時的《新京報》刊登了一篇標題為《解讀全國人大選舉權:反對票、棄權票呈常態化》的文章,文章中說:全國人大投票選舉、表決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從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到1966年,全國人代會的投票方式基本是鼓掌、舉手、無記名投票並用。無記名投票,即在候選人名字後的空格畫一個「○」(同意)、「×」(反對)。 在1989年的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表決深圳特區立法權時,274票反對,805票棄權。 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出現反對票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採用更為民主公正的選舉方式——電子錶決系統。 1990年,在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每位代表的桌上,安裝了無記名電子錶決器,有三個按鍵:綠色「贊成」鍵、紅色「反對」鍵、黃色「棄權」鍵。 兩年後,1992年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表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時,177票反對,644票棄權。 文章中還說:目前,全國人代會上的反對票、棄權票,已常態化。例如:過去十年的「兩高」報告,贊成率一直在75%左右。 該文章詳細介紹說:電子錶決器主要用於表決法律案、預算案、政府工作報告等。但表決決定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選,仍用紙質投票方式。不過,投票方式有所改變。2005年之前,填寫等額選舉票,如贊成候選人,不需要動筆;如果反對或棄權,則要做標記。對此,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提出了《關於改進選舉和表決方式的議案》。 他認為,贊成不用填選票,反對或棄權才動筆,形式上雖是無記名投票,但眾目睽睽之下,只要一動筆,就表明了要麼是棄權,要麼是反對。 2005年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的辦法中,有一個附件寫明:無論是投贊成票、反對票還是棄權票,都需要填寫選票。2010年修訂的選舉法,規定「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 另外,二零一零年四月人民網還曾經發表署名文章《給投票表決器加蓋子是民主的倒退》,文中批判的對象是當時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歐盟使團前團長關呈遠牽頭髮出的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同一會場—-人民大會堂的投票表決器上加蓋子的提案。 當時的中共官方媒體曾有詳細報道說:當時有「兩會」代表反映「人民大會堂的表決器間隙太寬了,你摁哪個鍵別人都能看得到」。因此而引發出的這個給表決器上「加蓋子「的提案雖然只有半頁,卻有多位委員簽名表示贊同。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說,截至他在提案上簽名時,已有十多名委員簽字。 (附議者都認為)投票表決器上沒有蓋子的話,參與投票者按紅鍵或綠鍵時,容易被其他人看到。雖然現在的電子錶決並不會記錄每個委員投的是什麼票,但旁邊的人可以看得到,更何況直播表決現場的時候,還有攝像機掃過來……。這樣就不利於委員、代表按照自己的真實意願行使權利。而按照提案上的建議,像ATM機的密碼鍵盤一樣,在表決器上方加個蓋子,手指伸進蓋子里投票,別人就看不到了。 當時《環球時報》在報道這則新聞時還引述了部分網友的支持聲音,諸如「加個蓋子好,代表們投票更需要隱私」;「細節決定成敗,只有程序上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而加個蓋子為程序公正提供技術扶持」;「可以試試。不過,現在的表決方式已經有很大進步了,和以前舉手表決、鼓掌表決的形式是有本質區別的」,等等。 但是,人民網上觀點針鋒相對的署名文章《給投票表決器加蓋子是民主的倒退》則堅決認為:「要不要給投票表決器加上蓋子,表面上看確實是一個關係到委員、代表能否更好地表達自己真實意願的問題,但實質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給投票表決器加上蓋子,不僅是浪費,更是現代民主代議制的倒退。」 人民網當時刊登的這篇文章最早是刊登在《長江日報》上的,而人民網適時轉載,顯然是表決對文章觀點的支持。文章的作者認為:「表面上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電子錶決器沒有蓋子,委員、代表可能會因為『礙於情面』,或者因為『思想顧慮』,投下違心的票。加上一個蓋子,似乎可以更真實地表達委員、代表們真實的意思,可以提高代議制的質量。實際上,這是一種假象。委員、代表們是為選民負責,不是為政府領導負責,不是為坐在自己旁邊的委員、代表們負責。一個『礙於情面』、『思想顧慮』而投出違心票的委員、代表,就不是一個誠實、勇敢、負責、稱職的代表,就辜負了選民的期望。」 文章中還說道:「眾所周知,現代民主代議制的兩大基石,一是選民無記名投票,目的是為了讓普通選民更自由地表達真實意見;二是公開的民意代表記名投票表決,目的之一是讓選民更好地監督民意代表履行職責,目的之二是為了避免有可能出現的電子錶決系統故障和作弊。政治文明發達的國家,無論國家大小、人口多少、文化差異,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民意機構的表決實行公開、透明的記名投票表決。……現在,我國的政協、人大都是無記名投票,選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民意代表投的是什麼票,實際上是個遺憾。」 這篇文章的最後說:提高我國政協、人大代議的質量,根本的措施就是要通過建章立制,真正實現委員、代表對自己的選民負責,而不是創造條件讓委員、代表更好地無記名投票。因此,為人民大會堂投票表決器加上蓋子的議案,可以休矣。「 在當時,也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前的2010年的大的政治氛圍下,如上人民網文章作者的觀點雖然略顯「前衛」,但畢竟可以公開發表。 回顧過去,在中共當局人大體系的選舉規程中的這個「電子錶決」系統啟用於一九九零年。在此之前的一九七九年選舉法重新制定時,首次正式肯定了「無記名投票原則」,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一律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 至於表決,全國人大議事規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議案採用投票方式、舉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由主席團決定。用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的話說:「在無記名電子錶決系統安全、高效運作的同時,紙質的無記名投票方式仍在使用。」 因為選舉是要有「候選人」名單的,自然需要紙質投票方式。而因為所用人大代表在領到選票之後的填寫過程都是在每個代表都並肩而座的環境下進行,與使用那個沒有蓋子的表決器的道理一樣,互相都能看到,更何況頭頂上的「電眼」。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前的全國人大才制定章程,規定「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 但是,不要說如今習近平主導的與毛澤東文革時期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政治高壓之下,即使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前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這個所謂的「秘密寫票處」的存在就已經是政治笑柄了。 「秘密寫票處」應運而生之後,當時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曾曾經說過,當委員這麼多年沒看見有人去秘密寫票處寫票。他說:「你想想看,精神正常的人會到那去秘密寫票嗎?上海的那個秘密寫票處就在主席台的兩側,北京的秘密寫票處稍微隱蔽一點,在座位最後的房間里。我當了這麼多年委員也沒有看見有人去秘密寫票處寫。」 當時也有地方官媒斗膽發文質疑說:「因為法律規定,所以必須有(秘密投票處)這麼個地方,但是這個地方到底能不能用上,法律沒規定,也沒有人落實。 「人民大會堂的秘密寫票處在會場最後一排的小房間里,如果你要去秘密寫票,就要從座位上出來,一整排的人都要起身避讓。換句話說,可能在座位上寫,還沒什麼人注意,若要秘密寫票,反而會非常怪異。明擺著,誰一旦去『秘密寫票處』,就不秘密了。 蔣洪曾委員對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在一次會議上宣讀投票規則時,有一個代表委員提出應該秘密寫票,要不然寫什麼票都會被人家看見。後來大會就覺得要考慮這個事情,經過討論後,就把秘密寫票列為規則。後來的結果是,只有這一個提議的人,從座位上擠出來,眾目睽睽之下走到秘密寫票處,全場哄堂大笑。 不但是台下的代表席設有秘密寫票處,中共官媒也曾有文章報道說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的主席台後側也「依法」設有「秘密寫票處」。但是,在「自覺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高壓之下,絕對是無法想像大會主席台上陪習近平而座的文武百官中的任何一個會膽敢離開坐席進入「秘密寫票處」。因為選票上的候選人名單是黨中央的「建議名單」,所以你前往秘密寫票處的行動本身就證明了你是要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甄子丹接受外國《GQ》雜誌訪問,提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聲稱「我不想政治化(I don』t want to get political)」,但強調根據自身經歷,「那不是抗議,是暴動( It wasn』t a protest, okay, it was a riot)」。這番親共言論,自然惹怒了很多香港人。 但奇怪啊,甄子丹剛表示不想「get political」,一轉頭,中共「兩會」開幕,他的名字卻赫然出現在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上。貴為全國政協,但不想政治化,好比做妓女又想角逐貞節牌坊。當然根據中國式邏輯,世上沒什麼是講不通的,正如容海恩在2018年也說過:「我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 細心一想,甄子丹可能不小心講了真話——中共全國政協其實對政治並無興趣,他們的主要職責只是舉手,政治又怎輪到他們過問呢?至於甄子丹躋身政協,背後當然有個令人暖心的故事。 想起去年十月我寫過,號稱「宇宙最強」的甄子丹被中國社會主義的鐵拳打得焦頭爛額:他那部投資高達二億人民幣的新片《搜救》,票房僅收約二千萬,輸到眼凸,主因是另一齣電影過不了政治審查,突遭撤檔,《搜救》就臨時臨急拿來攝期(消磨時間),宣傳近乎零,票房自然仆直。 當時我問過一些香港電影圈朋友,他們都很心寒,認為甄子丹的電影被拿來攝期做炮灰,主要是因為電影的主角、編導都是香港人,證明今時今日大陸影圈,「香港背景」已淪為負資產。 之前甄子丹高調放棄美國國籍——表面上宣稱要做「100%中國人(100 percent Chinese)」,但背後動機,當然不排除是為了擺脫美帝全球徵稅的「暴政」——雄心壯志回歸祖國懷抱,不巧遇上世界形勢大變,中共國內做什麼事都越來越political,身為前美國人兼有香港背景的甄子丹,難免進退失據,為了洗清「港味」,就只好進一步親共,到處「說好中國故事」了。 就像早前在倫敦開演唱會,爆粗大罵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的「荷蘭叻」接班人王嘉爾一樣,甄子丹也在專訪中,指責西方媒體報道偏頗,只關注中國的負面消息,不提中國的現代化與生活便利,「BBC、CNN,他們從來不報道這些。他們從不報道真實的一面(The BBC, CNN, they never talk about that. They never mention the true side of it)。」 那麼「真實的一面」在哪裡有報導?要講好中國故事,光靠批評外媒是不夠的,全國政協應該毫不含糊向西方讀者指出,「我國《人民日報》才是最有公信力的媒體,完美反映中國真實的一面。」如果甄子丹講不出口,拜託,就不要到處謊稱自己是「100 percent Chinese」了。 順帶一提,今日中國香港的真實一面,就是原定3月8日舉行,已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遊行,懷疑撞正「兩會」的敏感日子,在國安警施壓下取消;國安警更於日前警告社民連,不得參與遊行,否則一律拘捕。 希望甄子丹下次接受外媒訪問時,勿忘告訴全世界:「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一切如常,happy Hong Kong!」(文章轉載自馮睎干十三維度臉書)
正在召開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星期二公布了大規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接下來將進一步產生新的政府領導班子。新班子面臨的棘手問題是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要防範金融財政危機。習近平究竟能不能依靠忠於他的新政府達成防範化解危機的使命呢? 「我從基本上懷疑他們有沒有能力做基本判斷,」研究中國經濟轉軌的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對美國之音說。 「因為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經下台了,他(習近平)最近大清洗,裡邊大量的人,尤其是金融界,他清洗金融界清洗得最厲害,……基本上把能幹的人都搞光了,然後其他還在的人,即便是有能力,還敢說話嗎?……」許成鋼說。 「解決經濟問題有點像醫生看病吧,你得先告訴這病是什麼,然後你不讓說,說了你就是變成了敵對分子了。那沒有人說,你就根本不能診斷,不能診斷怎麼治病呢?」他補充。 金融財政危機爆發擔憂揮之不去 周二(3月7日)彭博社報道,「去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低迷和清零政策的控制,打擊了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地方政府的槓桿率激增。」 報道引用里昂證券估計,「地方政府債務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從 2012 年的 29% 激增至 66%。」 許成鋼表示,中國爆發金融財政危機的可能性非常高,原因不僅在於大量高槓桿率債務,更由於債務中多數為短期抵押貸款。 「當你的抵押貸款的抵押價隨著經濟下行,……你就把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給搞壞了呀。你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搞壞了,銀行就要破產的呀。當你一系列的銀行破產,你就金融危機了呀。」 防範化解危機爆發的手段已經不多 彭博社應用里昂證券稱,「地方政府已經將其收入的10.8%用於支付利息。如果中國人民銀行不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他們的開支會高很多。」 許成鋼認為,中國政府防範金融危機的手段已經不多,要麼凍結市場,不讓房價下跌;要麼大量印鈔,注資銀行。但前者會遏制增長,後者會引起通脹。 「其實他面對的是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深刻的內在矛盾。」許成鋼說。「就是你圖什麼?如果你圖經濟增長,你得把市場放開,把市場放開,中國今天已經醞釀好了這個金融危機的條件,你怎麼辦?」 今年增長5%不意味有長遠增長趨勢 即將離任的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宣布,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目標是5%。不少美國金融財經媒體認為這個數字保守的數字。 許成鋼認為,中國在結束清零政策、注重經濟恢復的方針下,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不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變成了長遠有一個5%的增長的趨勢,不是這樣的。只是因為去年是負增長,在去年負增長的背景下,它在恢復的時候可以相對的看上去好,但是這是個暫時的,這是個波動,這個稍微高一點是個波動。」 放了孫大午們才能證明真的支持民企 過去幾年習近平當局以監管為名針對民營經濟發起大規模打壓。從科技、金融、遊戲、教培,到房地產等行業受到重創。但清零政策導致中國經濟嚴重衰退後,習近平又向民營企業伸出了橄欖枝。在星期一的兩會上,習近平說他始終支持民企,始終把民營企業家當自己人。 許成鋼說,習近平如果真心支持中國民企,很簡單,做點實際的事情,比如,把被判18年刑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放了。「現在的企業家們普遍人心惶惶,非常害怕,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財產沒有安全,甚至人身都沒有安全。現在的實際情況跟習近平所說的相去甚遠,他講這個話和他做的事情自相矛盾。」 以下是美國之音記者對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英國帝國大學客座教授許成鋼的採訪實錄: 記者: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無論對記者、投資人還是學者從來就是一項挑戰。最近,一方面中國政府公布的製造業的採購經理人數據顯示了中國經濟10年來的最快擴張,讓西方媒體為此歡呼雀躍。但看看民間對微觀經濟的觀察,甚至中共二中全會公報,都承認中國經濟實際上依然困難重重。你認為應該怎麼觀察和評估中國的經濟現狀? 許成鋼:這是個大問題。中國的經濟整體上是呈下行趨勢已經十多年了,就是實際上已經遇到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最近這幾年,問題遠比過去更嚴重了。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人們認為這是一個外來因素,那麼這個外來力量拿掉以後嚴重的下降可能會略有恢復。所以,有一個小的波動是可以預料的,就是說比起2022年,2023年可能會有所恢復。但是,長遠的整體的經濟下行的趨勢應該是個總趨勢,是不會改變的。除非它的制度有基本變化,因為它這個整體的經濟下行的趨勢是由它的經濟制度帶來的。而經濟制度帶來的好幾個方面的問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所有的問題,要麼就是沒有變化,要麼就是變得更壞。 中國官方數據從來不可靠 記者:你能不能舉些與此結論相關的具體數據。 許成鋼:首先一點,就是中國官方的數字從來是不可靠的。所以,單純去看中國的官方數字,一定會犯特別大的錯誤。無論任何人,無論是國際組織,包括國際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也包括華爾街的投行,任何人單純依賴中國的官方數字,一定會做非常重大的錯誤判斷。 在2019年,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的刊物上有一篇非常認真的論文,是一篇非常認真的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分析。他們使用的就是中國的這個微觀數據,就是企業水平的數據,然後重新來構建中國的GDP的增長速度。 我來概要一下他的結論,第一,中國經濟早在07年以來,就是大趨勢一路向下;第二,每一年官方公布的數字都比實際的GDP增長速度高上去大概2%。當官方說它的數字是5%的時候,實際數字大概就是3%。就是說到底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什麼,經過他們重新核算後,就是這個數字你需要再減2%。來看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官方的數字是3%,如果按這個減去2就是1%的樣子。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辦法來核算,就是看經濟基本面的實際數字,比如全國的高速公路上的物流的統計數。這在正常情況下,人們過去已經做過研究發現,全國高速公路上物流的統計數字,和中國GDP的增長速度,之間的相關性大概有99%。這是一個重要的背景,或者作為一個方法論。2022年期間中國的高速公路的物流的統計數字和2021年比是下降百分之十幾,所以是負的增長率,是負的,根本就不是正的。那麼它的這個負當然是波動的了,它的波動的區間大體上是在12%,負的12%到負的18%之間。 所以按最好的算,也是負12%,因為在疫情期間到處都封閉,所以這個物流當然是大幅度下降,所以你可能還可以再給一些其他的各種各樣的辦法去校正,但是無論怎麼弄數字是負的。所以我說,官方的統計數字一定不能作為真正的依據的數字,那就是個參考數,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他,實際上是你一定需要有其他的渠道再收集數據來跟他做對比,然後再來做判斷。結論性的意見非常簡單,就是說情況是相當的不好。 至於你剛才引用的那個指數(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它不是個實現了的東西,而是經理人回答問卷時的感覺,在相當大程度上我認為是可以相信的。為什麼呢?因為去年的情況壞透了。如果我們相信去年的實際情況是負增長,那麼人們認為今年不是負增長,那當然就是非常大的上升。比如說如果從負的3%變成正的3%,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增長了。如果所有人都認為,疫情帶來的萎縮要結束了,那當然你看上去就是一個擴張的,指數就顯示出擴張,但是這個含義並不是真正的經濟擴張,而是經濟復甦。就是說從這個疫情帶來的嚴重的經濟衰退變成復甦。而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呢,官方統計數字沒有如實報告,這就是我的判斷。 需求側:居民收入太低、貧困人口太大 記者: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 許成鋼:中國經濟的下行實際上無論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都是下行的。首先來看需求側。中國的內需不足根本不是個新問題。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從來就存在的問題。而中國的內需不足它背後的原因,這才是關鍵。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居民收入佔GDP的比例太過低,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中國的貧困人口。我說的是在絕對貧困線之下的貧困人口太過大。太大的貧困人口人群,加上整體上家庭收入佔GDP比例太過低,這兩個原因放在任何國家都一定內需不足。 中國曾經這個內需不足的問題,顯得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太大限制,是因為中國的出口。但是現在,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然後是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背景下還想靠單純的出口來拉動(經濟),這個可能性沒有了。再加上更重要的是中國這些年裡國際關係搞壞了,跟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把國際關係搞壞。因此,大量的發達國家現在都在忙著尋找供給鏈的其他的來源,忙著從中國脫身,就加重了中國的出口困難,當出口碰到困難的時候,內需不足的問題立刻就成了當務之急了。其實中國從來就內需不足,可不是今天。 記者:需求不足是中共二十大二中全會公報里也強調的深層次問題。按照你的講法,很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給老百姓發錢不就行了嗎?比方說疫情期間,全世界多數國家都給老百姓發錢了,中國沒有。那為什麼一方面承認內需不足另一方面又不採取這個簡單發錢刺激內需的辦法呢? 許成鋼:實際上這就關係到制度了。為什麼中國的家庭收入佔GDP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因為中國的制度決定了,首先國有的部門非常大,然後經濟制高點全部都國家控制了。雖然中國的民企產出佔GDP的大頭,但大量利潤是被國企拿走了。就是他把這個民企的利潤壓得很低了,他把利潤大量拿走,怎麼拿走的呢?他就靠的是,因為他是上游,就是經濟制高點,它控制了一個是金融一個是上游,就是靠金融和上游,他把錢都拿走了。所以你看中國的上市企業,最賺錢的全是金融,金融100%都是國有的。你看美國,上市企業最賺錢的都是高科技,中國都是金融,就是靠壟斷,靠國家壟斷金融把錢給擠出去了。 還有就是國家拿走大量錢的手段是土地。因為中國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所有。所以,這就使得中國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它,每一個地方政府就是當地的唯一的地主,任何其他人都不是,各級的政府就是靠賣地和租地。所謂的賣也不是真的賣給你了,賣給你的是個租期,比如說70年50年。所以各級政府是靠土地來支撐,財政相當一大部分收入來自土地。所以金融土地就已經佔了好些了,然後再加上他控制的上游,然後層層地再加上非常高的各種稅和費。中國有企業家到了美國來做生意,然後就發現,美國人都說稅高,他說在美國的稅比中國低太多了,就是稅和費啊,比中國低太多了。所以各個途徑一起來,就決定了最後能分到普通人家裡、變成家庭收入的那個比例就很低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政府不能夠在這上去想點辦法呢?如果認真去看,當他們提內需不足的時候,從來沒有提過收入問題。他只說內需不足,只說刺激內需,從來沒說過收入不足,從來都沒有說過。他根本就避開這個問題。其實呢,內需不足的根本是因為收入的原因,是因為家庭收入的原因,他們根本就避開這個問題,不提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正好就是因為這個制度造成的,就是在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的這些年裡,從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不久前幾年,每一年中國居民家庭收入佔GDP的比例都在下降,逐年下降。就是隨著GDP的高速增長,隨著中國經濟體的快速膨脹,中國居民分的那個餅的份兒,每年都小一點兒,每年都小一點兒,直到最近這幾年才穩定下來。就是沒有再繼續向下去了,因為再向下去就吃不消了。所以我們看到的內需不足是長期積累下來的,這個問題我都說了十年了,這根本不是個新現象。 還有一個就是絕對貧困人口。大家都熟悉,李克強總理兩年前提到過,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是1000人民幣。我想強調的是,他雖然看上去準確,實際還是使人誤解了更嚴重的問題。實際更嚴重的問題是那個數字是1000和以下,關鍵在這兒,就是大量的人是以下。 仔細看一下數據來源,實際上中國有5億4000萬人——如果沒記錯——實際上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絕對貧困線怎麼定義呢?就是每人每天3美元。這是個常用的普通定義。中國經常會說他的貧困人口只有幾千萬了,他那個定義是每人每天1塊2毛幾。 所以這兩個原因決定了你沒有需求,當然經濟就沒辦法增長。因為你只要生產一多了就過剩了。 供給側:國進民退決定增長難以加快 在供給側還有兩個特別大的問題。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幾年打壓民企。實際上國退民進現象十好幾年了,它本身在供給側上牽制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中國經濟增長很難再發展快了,就是由過去的國進民退就已經決定了。 最近這幾年大規模猛打擊民企,用這個非常狠的辦法打擊。那就已經決定了,這就不是一般的下降。因為中國的真正的經濟增長力量全靠的民企,你把民企給打了,那一定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打下去了。 第二部分就是國企。他們打民企其實是想要撐國企,是指望中國的經濟增長靠國企。這是個不可能的事兒。為什麼呢?因為國企面對一個非常嚴重的制度帶來的基本問題,就是國企面對的問題在經濟學裡叫「軟預算約束」。這是全世界的國企都面對的相同問題。蘇聯、東歐為什麼垮了呢?就是因為他改革的時候不允許國內發展民企,他只改革國企,但是國企全都面對這軟預算約束問題,最後就把他們拖垮了。 軟預算約束問題指的是,由於它是國有的,因此,當這個國有企業資不抵債的時候不會破產。這個民企資不抵債他就要破產,因為沒有人管你。而破產是市場經濟里的非常重要的淘汰機制。國企沒有這個淘汰機制。他的問題就不僅僅是說最壞的國企,他的問題就蔓延到了所有的國企。因為所有的國企發現他不用害怕資不抵債。他不用害怕,因為你只要資不抵債了,就有人來救你。那麼所有的國企就膽子很大,他就敢借錢。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這個槓桿率這麼高。這個高槓桿率也壓不下去,它基本集中在國有企業上,因為民企借錢,銀行不借給他的,所以就是中國的這個高槓桿率,弄得中國的金融很危險,都是他們弄的,就是國企弄的。 而且國企的概念還要放寬一點。因為中國,不僅僅是叫做企業的那個部分叫國企,中國的所有的地方政府,他的行為也跟國企是一樣的。所以,這些地方政府都膽子很大,拿了土地做抵押,都去借錢,借很多很多錢,那麼他們都是嚴重的軟預算約束,就是大量的國企和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了,還有很多的就要資不抵債了。然後資不抵債的也都不破產,然後都靠中央政府、中央金融機構來想辦法來補貼他們。以前不是有個詞叫做「殭屍企業「,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就是典型的殭屍企業,就是只剩屍體了,不活了,但是,你看他還花錢。這個你要是民企,他就死了,就不是殭屍企業,它就沒有了。但是他是國企,他還花錢。所以呢,一面打這個民企,一面去膨脹這個國企,那麼你自己的這個制度的機制決定了你的供給側,就這個沒有辦法支持你的經濟增長。所以我大概齊的就是這麼概要一下,無論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都決定了中國作為發展趨勢是一路向下。那麼這個作為這個短期的波動,由於這個疫情剛過,非常有可能會有所恢復,但是恢復了以後,就仍然大趨勢就再回到整體的一路向下的趨勢。 「他心裡很慌才這樣講話」 記者:你能不能評價一下習近平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面的一些做法,中共二十大前你曾經說過,清零政策一時半會兒不會變,但是實際上它說變就變了,似乎又把經濟發展放到首位了。之前習近平打壓房地產,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但現在又出台了許多寬鬆的借貸政策,炒房又成了政府鼓勵的事情;之前他打壓民營經濟,但現在他又說,他一貫支持民企。你怎麼評價習近平經濟政策上的「烙燒餅「現象? 許成鋼:首先他結束清零政策我不認為是因為經濟原因。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是白紙運動以後。各方面來的消息告訴我們,實際上清零政策已經全面失敗了。他們知道,實際上疫情已經蔓延了,清零已經沒用了。然後,一方面是疫情已經蔓延,已經管不住了,另一方面,由於全面動態清零造成的白紙運動,造成社會不穩定,它必須面對。 所以當嚴重的社會不穩定的衝擊來的時候他怎麼辦?那他就只剩兩個辦法。一個是堅持這個動態清零,同時嚴厲鎮壓社會不穩定。另一個辦法就是我們看到的。所以在這兩個之間選了後者。為什麼選後者?原因非常簡單,是因為首先這個社會不穩定的時候,都有誰出頭了,由於他的監控手段非常非常完整,所以他事後可以把這些人再抓了去,所以他不需要當時鎮壓。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就是實際動態清零已經失敗。既然已經失敗,堅持那個已經沒價值了。所以這不是因為經濟原因。這是我的我的判斷。 然後再回來看經濟方面,那麼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官方的統計數字說它GDP增長3%,如果是增長3%,他其實就不錯了,那就不需要慌,那就相當好,那就一點都不需要慌。實際情況不是。我非常的有把握,就是這個我們唯一沒有把握的就是到底它是下降多少,這個沒有把握,是下降5%?還是下降10%?還是下降15%?不知道。就是他是肯定是下降的,所以他很慌。 那麼在這個很慌的情況下,你剛才講的這些話呢,實際上就是由於他面對著非常嚴峻的考驗,就是經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了,那麼他就講了這些話。但是他講的這些話呢,沒有用的。為什麼沒有用呢?因為首先第一條關於民企。其實他講這些話和他已經做的事兒是互相矛盾的。 就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告訴民營企業家們,他是支持民企的,那簡單極了,就給他們安全。就是現在的企業家們普遍人心惶惶,非常害怕,因為他們沒有安全,財產沒有安全,甚至人身都沒有安全。比如說一個具體的例子,孫大午,被他們非常重的判刑關在監獄裡,為什麼不可以把孫大午放出來?如果你想告訴他們你是這個支持民企的,你自己出來宣布給孫大午翻案,說我就是支持民企,你也可以給自個兒找個台階,說雖然孫大午犯了錯誤——其實孫大午沒有犯任何錯誤,所以可以找個台階下,雖然他犯了錯誤,但是他作為企業家功勞很大,所以我們支持民營企業,你可以把他放了你。多幾個這樣的例子,你多做一點實際的事情,才告訴人們你是真正支持民企的。就是它的實際的事情,不是這樣的。所以講這個話和他做的事情自相矛盾。 房地產泡沫不是破不破而是何時破的問題 然後關於房地產,那就是完全另外一個事情了。關於房地產呢?首先剛才我們講到了,由於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因此,政府是想盡了各種的辦法利用土地來獲得最大的金錢收入,那麼這樣子的事情已經搞了20好幾年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那麼在這20好幾年裡,中國製造起來的一個極其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可以看看統計數字,就是中國的房地產的總價值相當於美國的全國的房地產的總價值,加上歐盟的、全體歐盟國家的房地產總價值,相當於這個數。當他的房地產總價值是這樣子的水平的時候,那我們就知道這是徹底的是一個錯誤狀態,是個極其巨大的泡沫。 那麼回到基本面來是什麼樣子呢?就是中國除了一線二線城市以外,三線四線城市大量的都是空置房,大量的是爛尾的工程。這就是中國的房地產的現狀。而中國的人口的主體在三、四線城市,不在一、二線城市。那麼反過來就是說,中國的房地產行業作為整體是一個泡沫,這個泡沫已經到了破的時候了,下面的問題只是具體怎麼破,就是實際上這個2022年大量的這個房地產公司資不抵債就已經看到了。由於中國政府使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試圖避免這個泡沫破裂,所以這東西還拖在那兒。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他去鼓吹推動房地產,這實際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已經是供給過剩、需求不足。 那麼另外一個長遠的中國房地產的黯淡景色是由中國的人口決定的,中國人口現在在下降。就是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房地產市場可以在人口下降的時候上升的,只要人口下降房地產市場就跟著下降。所以呢,房地產市場整體上是一定下降。而且它下降之前首先的一個重大問題是破滅,這個泡沫要破滅,怎麼破滅。所以首先碰到的是這個問題。然後,中國的房地產和它的相關的各個行業連在一起,佔GDP三分之一。這個行業一定是增長是負的,沒有可能是正增長的,只能是負的,所以政府要想讓問題小一點兒,他唯一可以想的辦法是怎麼樣減少泡沫破裂的時候的衝擊,他唯一要想的問題是這,而不存在可能性,就是想靠這個推動房地產市場把中國的經濟給拉起來,這是一個完全,這個是烏托邦,是個夢想,是一個夢,房產夢。 今年增長5%不意味有長遠的增長趨勢 記者:美國主流財經媒體都看好2023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不管中國經濟是恢復還是擴張,從全球經濟來看,增長5%都是很高的數字。你如何展望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你認為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許成鋼:假定沒有任何意外,很大的假定,包括戰爭帶來的後果,包括中國現在的金融和財政都面臨著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的風險很大,沒有人可以有把握中國不爆發金融危機。假定不爆發,假定戰爭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假定一切都順利,在這個很強的假定下,由於去年中國的經濟是下降的,所以在這個去年經濟下降的基礎上恢復是很容易的。在去年經濟下降的背景下,如果有4%、5%的增長,其實是個恢復,這個可能性不是很小。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它變成了長遠有一個5%的增長的趨勢,不是這樣的。只是因為去年是負增長,在去年負增長的背景下,它在恢復的時候可以相對的看上去好,但是這是個暫時的,這是個波動,這個稍微高一點是個波動。 他們早知道危機已經逼近 記者:能不能解釋一下剛才你說假定中國不出現金融財政危機,中國為什麼出現金融財政危機的可能性這麼高?中共二十大二中全會的公報里都說,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是什麼原因導致有這麼大的可能性呢? 許成鋼:實際上在中央財辦裡頭,在國務院裡頭,他們早就知道,這都不是新問題。有一個重要的信號,在網上稍微一查就能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就是政治局在過去幾年裡開過好幾次金融穩定會議。這什麼意思?政治局為什麼要討論金融穩定?金融穩定什麼意思?金融穩定就是怕金融危機。政治局要專門開會討論金融穩定,這是好幾年了,這個問題早就在那兒,就是他們擔心這個要出問題。 金融穩定的問題出在哪兒?就出在他們的這個槓桿率特別高。就是金融穩定還是不穩定最簡單的一個指標就是槓桿率。就是說你借的錢占你的GDP的比例是多少。那麼這個數字有不同的來源,有不同的計算方式,那麼我要引用的這個來源,都是國際間的來源,我要引用的來源是百分之300%,就是說中國借的錢,總債佔中國GDP的比例是300%,我這個數字還是2019年的,更新的數字沒有。那麼300%金融界的人很多會說,這數字很高,但也不意味著會金融危機。這個講法抽象地講是對的。比如說日本,時不時也就是會是這樣,西方國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達到這個數字是會發生的。 但是我現在要強調的是,簡單的看這個數字是不對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債會不會觸發金融危機,你要看那個債的性質。你要看這個債是不是導致整體的一系列的資不抵債、要破產。就是,如果你不導致就沒事兒。也會導致那就有事兒。你要看債的性質。什麼樣的債是危險的,什麼樣的債是不危險的,這就是關鍵。什麼債不危險呢?長期債券不危險。所以當你簡單的就看這個槓桿率,如果這槓桿率的主體是長期債券,這沒事情的,不是說真的沒事兒,就是說沒有安全的問題,沒有穩定的問題,沒這個事兒,只是說將來的人要來還錢,這個事兒在這兒呢,就是說你老人欠了錢,讓年輕人還,這個事兒在這兒呢。但是,如果你的債全是短期債,這個債是馬上就要到期,你必須得還,你不還就要破產,那就是問題了。 那中國的債就是這性質的。中國的這個債裡邊很少是長期債。而且,中國的債比這個問題還嚴重。中國的債非常大量的,就是主體,根本就不是債券。中國的債的主體是抵押貸款。抵押貸款是最壞的性質的、最危險的性質的欠的債。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觸發它的都是抵押貸款,就是房債、房貸,抵押貸款。中國的這麼大數字的欠的債,裡邊的主體是各種各樣的抵押貸款,其中包括土地,房產的抵押貸款,也包括以股票作為抵押物獲得的抵押貸款,所以所有的房地產和股票拿來抵押的。 為什麼抵押貸款危險呢?原因是因為抵押貸款是一個動態的借貸。什麼意思呢?因為你抵押進去的是這個市場上能有價錢的,就是市場上有個波動價錢的一個物品,比如說房子、土地、股票,那麼這些東西呢?當經濟好的時候會漲價,那你就更安全了。所以經濟越好你越安全。但是當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掉價,價往下掉,價往下掉的時候你就不安全了呀,因為你的抵押貸款都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裡的資產。所以當你的抵押貸款的抵押價隨著經濟下行,當抵押價自個兒下行的時候,你就把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給搞壞了呀。所以你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搞壞了,銀行就要破產的呀。當你一系列的銀行破產,你就金融危機了呀。什麼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就是銀行一個跟一個破產了。這就是中國的問題。中國面對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狀態。所以當這個東西要來的時候,你怎麼抵禦? 防範危機的手段已經不多了 那最後你就剩下很少幾個手段。一個手段就是由於政府把市場都控制了,所以一個手段是政府可以凍結市場。為什麼政府凍結市場可以避免這個呢?因為,這是個連鎖反應,就是當你的市場不好的時候,你這個房地產價就往下降,房地產價往下降的時候,你那個資產負債表的價值就縮水,銀行就危險了。但是如果你強制市場不允許價錢往下降,強制它不降,那你就看不到了,你把這問題就演掩蓋了。但你怎麼強制他不降呢?當沒人買的時候,它一定只能降啊。所以實際上你就讓市場沒人買房子了。因為所有人都認為這房子不值錢,所有人都認為他不值錢,然後你還不讓它降,你不讓降誰也不買,所以就沒有人買房子,那麼表面上這個房地產價沒有下降,實際上這個市場已經沒有了。那市場沒有了反過來的結果是什麼?反過來你GDP就沒有增長了呀,你沒有經濟活動了,你內需不足。就是你把市場凍結,內需就沒有了呀。內需意味著得有人買呀。你把市場一凍結,誰買呀?你凍結了,意味著不讓人買。所以呢,其實他面對的是這個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就是你圖什麼?如果你圖經濟增長,你得把市場放開,你把市場放開,中國今天已經醞釀好了這個金融危機的條件,你怎麼辦? 還有另一個方案,就是用這個通貨膨脹的方式來支持銀行。意思就是你靠大量印鈔票把銀行頂起來,銀行不是縮水了、就要破產嗎?我注資注資,你哪兒來的錢呢?印。用這法兒你能把金融危機頂過去,但是換來了通貨膨脹,它可以是非常大的規模的。這通貨膨脹輕了可以百分之十幾、二十幾、三十幾,重了就可以到控制不住了。就是通貨膨脹真的上來、快起來以後也是循環性的,就控制不住了。所以非常危險。無論他弄哪個法兒都非常危險,他面對著非常危險的情況。 能幹的人都被幹掉了 記者:你認為他開了這麼多的會,對金融危機控制得怎麼樣? 許成鋼:我從基本上懷疑他們有沒有能力做基本判斷,就是我剛才講到的這些問題。原因是這樣,因為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經下台了,就是他最近大清洗,裡邊大量的人,尤其是金融界,他清洗金融界清洗得最厲害。中國在經濟方面能力比較強的人是比較集中在金融界的,但是他清洗金融界是清洗得最厲害的,所以它基本上把能幹的人都搞光了。然後其他還在的人,即便是有能力,還敢說話嗎?就像我這樣說話還不抓監獄裡去了。你不敢說話,你怎麼解決問題?因為解決經濟問題有點像醫生看病吧,你得先告訴你這病是什麼,然後你不讓說,說了你就是變成了敵對分子了。那沒有人說,你就根本不能診斷,不能診斷怎麼治病呢?
「人在做,天在看」,李克強在國務院內部告別演說中的這句話在社交媒體流傳。對李來說,他或許沒有所指,或許憋了很久,但外界願意把它解讀成是對中南海那位獨夫民賊的暗諷。確實,這句話有種深深的無奈感,可以說基本反映了過去十年李的苦澀狀況。 這也表現在正在召開的中國兩會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出奇的短,李克強念了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雖然最近幾年的兩會提倡工作報告縮短時間,不像之前那樣一站就是二、三個小時,包括會期也壓縮了,但今年是換屆之年,而且不是五年的換屆,是十年的換屆,按理,總得談點過去十年的心得體會,再對新政府提點希望,因此報告適當地長一點也是應該的。然而,李雖然在報告中對過去五年的工作進行了總結,整個報告卻沒有拉長。這是他沒有話說嗎?不是,是不便說,或者不想說。 政府工作報告短沒關係,內容也是平淡無奇。連之前每次報告中必出現的,李的標誌性語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次也不見了。像動態清零是習近平的標配一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八個字也是李的標配,是他過去做總理力推的政策。還好,另一李的標誌性語言「互聯網+」,寫在報告中,沒有全廢,那麼,這八字的缺席,是否意味著他鼓吹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失敗了? 此次中國兩會,李和政協主席汪洋在做報告時,都一臉嚴肅,不苟言笑,尤其後者,似乎蒼老了許多,這應該是他們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官媒上的最後亮相,以後或許在重大活動中作為陪襯也會出現,但從此刻起,他們正式告別了從政生涯。 十年前,當李以總理身份初登兩會舞台時,是何等的意氣風發。儘管他本來是總書記的人選,因為江澤民等元老要把中共紅色江山傳給紅二代掌管,讓他失之交臂,但在前三年,中國輿論仍以習李相稱,將這屆政權叫做「習李體制」,說明黨內外是看好他的,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規劃,很可能這個規劃就是在以他為主的黨內改革力量的推動下制定的。 可惜好景不長,在權謀和手腕上,李遠非習的對手。雖然李在成為黨內二號人物前,也在官場歷練了相當長時間,做過共青團中央書記和幾個大省的一把手,但在弄權上,比起習,只是小學生水準,而習堪稱權謀大師。一個上台時唯唯諾諾,沒有自己班底,被元老們認為可以隨意揉捏的習近平,竟然三年不到,權力和地位就迅速膨脹,迫使高層接受他成為核心。胡錦濤做了十年總書記,都沒有獲得核心稱號,江倒是核心,可是由鄧封的,而習自封核心,不能不讚歎他手段的神奇。習核心崛起,李就邊緣化,習李體制不能再叫了,在這之後的七年,李一直被習壓制著,去年,由於疫情引發民眾對習的不滿,習的反對者一度臆想著「習下李上」,結果本來未到退休年齡,乾脆被習一擼到底,連帶著將整個團派趕出政治局。 李缺乏殺伐決斷的匪氣,他的性格偏柔弱,帶有一股書生氣,在中共高層這個大染缸里,註定是做不了最高領導人的。他甚至也未必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宰輔。中國歷史上的宰相,要干出一番業績,首先得處理好和皇帝的關係,讓皇帝對自己放心;其次是要有統領百官的能力,讓百官聽從調遣;再次還要有很強的行政能力。有了這三條,基本能夠成為一個好宰相,輔佐皇帝治理天下,或者為皇帝收拾爛攤子。 紅朝宰相接近這三個標準的,是周恩來。周本來是有機會多次問鼎中共最高權力的,但碰上了毛,就只能成為毛的宰輔。在性格上,周和李是同一類型。毛其實對周非常不放心,在歷史上多次敲打周,迫使周做檢討,可毛在管理國家上,離不開周。因為周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確實罕見,並且親歷親為,細緻細心,同時在權謀上也超一流,又是老資格,高官們服他,他用自己的忠誠替毛打理著千瘡百孔的中國。李也許想像周一樣好好輔佐習,可惜他沒有周的行政才能、手腕和資歷。 在中共這種體制下,若單有進步的觀念,卻無能力將它落地,而又想堅守自己的一套,勢必就會和保守的最高領導人產生矛盾甚至衝突。李和他的前任溫家寶都是主張市場改革的人,溫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呼籲中國民主化,但他們都溫文爾雅,缺乏權威。也許這是出身平民的中共領導人必然的宿命。溫做總理的十年,比李的待遇要好,原因在於他要輔佐的衚衕樣是個弱主,而胡也出身平民。前兩位已經平安落地,相對而言,李能夠平安退下,已屬幸運。或許他確實比較清廉,又或雖一度被反對者寄以厚望,可終究未冒失對習有非分之念,覬覦那個位子,而被習放過。 李克強的謝幕預示著中國改革年代的徹底終結。他可能深知自身弱點,覺得無法改變現狀,或者曾經也努力過,但無濟於事。當他離開中南海,回望過去十年,一定有一種身心疲憊的感覺,所以才會在國務院的告別演說中脫口而出「人在做,天在看」。但在卸下他挑不起的擔子後,何嘗不是解脫,從此遠離權力中心,無需進行靈與肉的糾纏。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