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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6 日
李克强在与国务院各部的干部告别演讲的视频流传网络。他的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相当震撼。是什么让李克强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呢？他这个人是什么人，是习近平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头顶三尺有神灵”，来警示人们做事，不可太坏太恶，否则要受到神的诅咒、惩罚。 李克强是中共历史上最弱的一位总理，他的总理权利被习近平以各类小组组长的名义所代替，总理一职几乎被架空。就是疫情暴发临危受命的抗疫小组组长，不久也被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所架空。十年来李克强可以说无所作为了十年，窝囊了十年，隐忍了十年，临别之时终于爆出，“人在做，天在看”。 李克强本是安排为总书记的，结果临阵被江、曾托出的习近平所替代。当然以李克强从政以来的表现，即使成为一把手，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就是江、胡的样子，不可能让中国走向文明政治。作为出道比习早得多的总理，他本是有资格可以与习近平抗衡的，但他没这样的勇气，以其私利与胆小让习近平的淫威得寸进尺，终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与习近平同流合污，但中国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向独裁者让步分不开的。其明哲保身我们仅从胡锦涛在二十大上被习近平拉出去，而不敢为他一言，可见其冷血。胡毕竟是有恩于李克强的，他曾是胡推出的接班人。二十大前有人炒作“习下李上”，看看李这样一个窝囊相，怎么可能，他不让习拖出去，有个善终已属万幸。 李克强作为总理没有作为，黯然离开政坛，那么下一届总理他的同姓李强能比他强吗？当然不可能。李强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官，靠习近平提拔出来的跟班，知识面与眼见都超不出一个县级干部。虽然他是习的亲信，但习同样不会给他比李克强更多的权力，只会少不会多。时下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知将公安、国安最重要最有权力的系统直属党中央可见一斑。总理一职在李克强手里是“丧权辱国”，到了李强手里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李强这个总理不过是一个给习近平办理政务没有决策权的负责人，是徒有虚名的总理。 我们常常把习近平比作朱元璋，明朝是一个不设宰相的政权。宰相一职被朱元璋所废，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由皇帝直接统率六部。习近平虽然没有废除总理一职，但剥夺了总理的权力，比毛还厉害。毛泽东虽然一言九鼎，但实际政务还是让周恩来去处理。江、胡两届处在改革之中，主张党政分开，总理的职位得到加强，江放手朱，胡放手温。到了习手里则是强调党政合一。最终走到李克强的丧权辱国，李强的有职无权。 时下有人炒作李强反对习近平的清零，主导放开。把李强打造成一个有主见，敢于与习近平力争这样一个人物。这个炒作与“习下李上”同出一辙。看看李强主政上海，清零期间把作为中国文明的天花板的上海搞得个鬼样，就可见李强怎么可能反对清零，要求放开呢。李强除出对习忠诚，一无是处，也无尺寸之功，这样的炒作无非是要抬高李强而已。而抬高李强的目的不是贬习，而是抬高习近平。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听得进规劝，进谏的人。因此这个炒作很可能就是出自习近平本人。习治国搞经济是个蠢货，玩政治权术恐怕连毛都要佩服。 习近平学习朱元璋，废宰相，大权独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的去处是煤山，吊在那棵歪脖子树上。这也许是李克强的“人在做，天在看”吧。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几十年前刚建国的时候，还有点像是真的。很快就不是真的了。现在不但中国人说那都是橡皮图章，国际社会也一致了解那是个橡皮图章。那么橡皮图章开会有什么可以入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还是有的，因为在扣橡皮图章之前就私下里攒好的东西，还是要到会议中来扣这个橡皮图章，向外界公布一下。我们大家才能借此机会知道，阴谋是怎样炼成的。 事先就被香港媒体曝光，但也可能是中共借媒体放风，说是机构有重大改革。这次的改革不是简政放权，而是进一步集中权力。新成立的一个内政部，把分管在公安，司法等多个机构的执法权，收归到习近平身边。这样就方便所谓的统一指挥，大权独揽。至少他习近平认为这是中共的优势。 中共的司法不公和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就是看电影电视也能知道这个不公和腐败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官相护，缺乏监督。因为没有了监督和制约，所以大家可以放胆地腐败，放胆地不公。无法无天已经创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老百姓上访已经不仅上访到北京，而且都访到了美国。可是对中共的无法无天也是隔靴搔痒，无能为力。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很清楚，就是官官相护没有监督，权力都集中在一帮人的手里，必然会腐败和不公。这是古今中外都清楚的原因。习近平想进一步集中权力，结果只能是腐败和司法不公进一步深化，老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深。而且政权也进一步因为不得人心而走向瓦解。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自挖墙角，自废武功呢？从习近平的角度看，他是不想放弃一党专政。从各级附和他的贪官污吏看，是觉得监督和制约碍手碍脚。进一步集中权力，他们搞腐败和欺压老百姓就更方便了。 习近平和贪官污吏们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在中国，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只能是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直至灭亡。古代的盛世，都是对官僚阶层限制最多的时候，老百姓因此能过上几天稍微好一点儿的日子。官僚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和政权失去民意支持同步发展，结果就是政权的崩溃。统治者们也死无葬身之地。 那为什幺小习还是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呢？前一阵亲自担任了军队的总指挥，现在又要亲自掌握刀把子，集中情治单位的权力。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已经不能得心应手依靠官僚机构运作政府。换句话说就是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地步。所以才要“亲自”云云。 刚结束的清零政策，就说明了小习这个著名的烂尾大师，确实无法控制局面了。十年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还不愿意放手，还要继续当无冕的皇帝。于是只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事必躬亲。面对一大帮不听话的官僚，面对人民的离心离德，一个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能改变一切吗？开玩笑。只能是和古代暴君一样，越来越糟糕。反而是一个人的愚蠢足够搞乱天下，让所有人都陷入灾难之中。 人民代表大会毕竟在理论上是有权力改变这一切的。只不过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形成了屈从于暴君的习惯，实际上变成了橡皮图章。如果人们像当年的苏联和台湾那样，发挥代表大会的法律作用，立法改变一人独裁的局面，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真正走向共和。不过中共早已经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不抱太大的希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杜琪峰：支持电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导演杜琪峰被记者问及电影的重要性、历久不衰的原因时，回答说：“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气说出“我觉得香港……”，但又立马用英文说出“No Sorry”，最后几乎哽咽着说：“全球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而发声的。” 独裁者要摧毁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毁它的自由，而摧毁它的自由，必摧毁它的电影、文学、音乐等文化。杜琪峰的这番话，让人想起倪匡在小说《追龙》中的一段预言：“东方的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那是‘气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是我的文学和审美的启蒙。所以，我特别能对杜琪峰的这番话有共鸣。 杜琪峰欲语还休，真情流露，香港人过去几年的一切磨难、羞辱和奴役，尽在不言中。他知道说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来，尽管中间略加掩饰，却更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抨击，微博帐号内容被清空，网页仅显示“该帐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中国有媒体报道，杜琪峰“发布了一些不正当言论，导致账号被封”，“杜琪峰的个人账号已经被炸了，与此同时，和杜琪峰有关的九部电影恐受其牵连”。总之，一句话带来的损失以数亿计。 杜琪峰在现实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古天乐扮演的吉米在中国贿赂一帮大小贪官污吏，经营盗版色情光碟生意，赚钱如印钞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杀杀，不愿竞选社团“和联胜”的“话事人”。但广东省公安厅石副厅长看中了他，逼他选“话事人”。石副厅长说，“黑社会也有爱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石副厅长又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只是担心选出一个喜欢捣乱的人，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永远做龙头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发大财。吉米听得头皮发麻。原来，心狠手辣、杀人之后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会大佬，在共产党这个更大的黑社会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爱国、你听话，中共才会允许你到中国做生意，这不仅是香港黑社会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纵，愤怒地向石副厅长饱以老拳。当年电影节开幕首映时，观众席中大部份是行内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评人指出：“这一拳，代表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压抑，另一条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陆市场，没法上映便算了，那块肥猪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湾歌手陈升的话来说就是：“是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出来，我不缺钱，你们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就够了！为了要进军中国而写道歉书，这样我还能呼吸吗？我为什么看你们的脸色？” 自由与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时年三十九岁的律师派崔克·亨利在维吉尼亚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可怕时刻”，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问题”：“难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张艺谋的痞子美学，是“人矿”们吃上瘾的精神地沟油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沦为韭菜和人矿。他们痛骂说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说出真话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围看到真相却不敢说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觉得孩子的真话衬托出自己的伪善与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对孩子拳脚交加，将其打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对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们一边骂杜琪峰，一边津津有味、身临其境地观看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短短数日，《满江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三十亿人民币票房的高峰。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但若拿张艺谋与希特勒御用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坦尔相比，就知道张艺谋的作品连法西斯美学都算不上。学者赵越胜说过：“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连“崇高”或“伪崇高”的特质都找不到，只有一种来自西北或东北的痞子美学，一种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浓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几年前，作家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是搞装修。张艺谋不懂艺术和美，却懂得大众心理学，知道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就拍骂奸臣电影。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深得希特勒和毛泽东真传，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永远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满江红》的票房不都是偷来的，也不是中共宣传部强迫民众买票观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实的，显示经历了习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后，大部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钱买昂贵的电影票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未真正觉醒。《满江红》成为一种中国民众被迫接受无能者治国、抒发怨气的合理化管道，故产生不少极端化的社会乱象：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慷慨激昂地背诵伪托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恨不得立即“壮志饥餐胡虏肉”（此刻的“胡虏”，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台湾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跑到一个景区，拿起铁板狂砸秦桧跪像，并高喊“还我河山”。 奥地利学者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中国人挤在电影院中观看《满江红》时，民主自由遥不可及。《满江红》的走红，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法西斯本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价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全国两会正举行，候任总理李强即将走马上任，展开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时，路透社一篇有关“中国新二号人物如何加速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结束”报道，是否会在所谓新“习李关系”上投下某种变数，引人联想。 根据路透的报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扩散习近平对清零摇摆不定的当口，李强顶住习要求重新放慢开放步伐的压力，主导了疫情的突然放开，放弃了习的标志性的动态清零。路透的报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个有主见，并不完全听命于习的人物，不得而知，但从该报道引发的舆论反响看，似乎认为李是个敢抗命的角色。 对于李强在中国结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视界”专栏文就作出了预判——“中国放开疫情很可能由李强主导”，并详析了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简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动机早点引爆解封这颗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腾出更多时间处理经济问题。中国人讲究抢头彩，今年是新政府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顺利与否，与今年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年经济形势一团糟，人们不会怪罪是因为习还在坚持清零不放松，而会把责任算在李头上，指责以他为首的治理团队治国无能。本来人们把李的上位，说成是他和习的特殊关系，开局之年即把经济搞砸，只会印证他无能的固有看法。李对此百口莫辩，只能默默替习背黑锅。而早放弃清零，比在两会后再放弃，显然有利经济恢复，从而会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习其实也有动机快点结束清零。当局去年11月初调整清零政策，意味着习原本想在20大之后，以一种稳步缓慢的方式结束清零。但疫情的反复和扩散让他犹疑不定。习做事既有武断一面，也瞻前顾后，既要又要，犹犹豫豫。但不管怎样，倘若今年的恶劣局面不能改观，人们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对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的攻击，当然也可以看作对他的攻击，因为人们会说，正是他用人不当，选了这样一个无能的治理班子。所以习肯定不愿此种情况出现。但是他又不能亲口宣布放弃清零，毕竟这是他过去三年的政治遗产，这个时候就需有人给他找台阶，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过去所起作用，维护他的权威的前提下，要他放弃清零、放开疫情防控，李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李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来，李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专栏文提到，李虽因忠诚得习赏识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国务院交给他，而不是圈定其他亲信，可能也不单单是他忠诚缘故。因为论结识习的时间之早，福建帮的多数都在李之前；论现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习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论职责之重，当然任何部门都比不上国务院。所以在习的亲信队伍中，李强必有过人之处被习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职位委任给他。那么这个过人之处是李的经济管理才能，还是在对习表忠的同时能够排忧解难？或许未来五年会慢慢表现出。 不妨假设，候任总理不是李而是习的其他亲信，他们是否敢顶住习的压力力主放开？即便他们也知道晚放开对经济恢复不利。我想一个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习有继续清零的想法后，为表现出所谓的忠诚而去护主，因为习在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的。中共过去的历史不乏其例，当领袖因政策失误而陷于孤立、处在某种不利处境中，甚至连亲信都不发声表态，此时投机者会表现出力挺领袖的样子，之后都会得到领袖的巨大回报，被擢升担任要职。这样一比较，李强似乎还有些节操，比李鸿忠之类强多了，没有在习的压力下唯唯诺诺。原本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虽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动揽事，毕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有利的旁观者地位，如果真因习固执己见坚持清零坏了大局，要究责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于继续清零对他接任总理后恢复经济会很不利，届时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过这段候任期。这应该是多数处于李这种“候任”身份的领导人通常会有的选择。 但是李选择了某种程度的“不听话”，似乎同他这种在众人眼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领袖的个人关系上位的领导人该有的形象不相称。人们一般认为，领袖提拔亲信担任要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执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时刻维护领袖权威，卖力做事，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应声虫样子。尤其对习而言，他是个强势领导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聪明之人，样样精通，事事正确，容不得别人有半点质疑和不同意见的，他做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得到执行，就是错也要错到底，岂然半途而废。何况在他的认知中，清零，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没错。这种情况下，李敢对他说“不”，很自然地会让人认为，习李关系或许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密无间”，习莫不会怀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选错了？ 习对李强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种程度的“不听话”，而不说李“抗命”，是因为路透的报道在引述内部人的信息时没有细节，很难让人相信李是真正顶住了习的压力，还只是报道者或爆料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按照独裁者的逻辑和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大权独揽的习面前——尽管他因清零而声誉受损，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给他提不同意见，即使斗胆提不同意见，也会采取一种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他；否则，以李中堂和他平辈的资历，应该经常唱反调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强既仰赖习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候任总理来说，位子都还没坐上，岂敢因担忧疫情影响自己做总理时的经济发展，就抗命不遵？这不符合逻辑，可能也不符合真实的情形。 换言之，李即使出于对疫情的忧虑，他认为基于他和习的那种关系，可以对习提某种意见，也应该极小心谨慎，用一种他认为的恰当方式，向习陈述当下状况和继续维持清零会对习本人带来的某种后果，被习听进去了，接受了他结束清零的意见。我甚至猜想，李敢于提意见，很可能是习授意他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习要补偿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让他短期内能够快速积累起做总理的应有威信。 现在看来，上海封城的决策大概率来自习，但不管怎样，李作为上海主政者当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民众把气撒在他身上没错。但李不能把这点说破，将责任推到习身上，他是代习受过。由于有了这个包袱，李竟然还能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是很难让人尤其上海民众和党内高层，包括习的其他亲信认可和接受的。习也清楚这一点，尽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种威信，接下来他的总理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习要在李将要上任前给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补偿李的“代己受过”，于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这样会让习的形象受损，但习亦明白，经济和民众无法再承受清零压力，迟早要放开防控，晚放开会造成更大麻烦。这一步必须走，自己的名声无论如何都会受损，还不如给李强接手总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树立他一个敢负责的好形象，能够让他比较快地服众，也在众人眼里证明选他做总理是对的。 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的是李敢对习“抗命”。专制体制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微妙。李强在两会正式进入总理角色后，习因其是亲信对他会比对李克强更放心，然而权力的本性会让两人免不了产生芥蒂，李将会发现，习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时的习书记了，他伺候的是一个权谋多端的独裁者。这是否意味着习选错了李，时间会告诉他答案。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拼经济”成了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时面对两个难题，一是自身的结构性难题，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尽管要到“两会”召开后，新一届政府才登场施政，但各种迹象表明，在未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中央政府终于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重归以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 全国同念“房地产，芝麻开门” 2023年以来，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均已召开两会，相继发布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地区稳经济“一号文件”也已落地，释放的重磅信号非常明确：支持住房消费，激活楼市。 这当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想法。自2023年以来，现任副总理刘鹤两次强调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苦于土地财政萎缩政府开支困难的地方政府心领神会，在“新的经济增长点”缥缈难期之时，自然而然就转到驾轻就熟的房地产开发上来了。 我从1993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对中国这些年的房地产起落自然稔熟于心。中国房地产泡沫迟早破裂，政府调控只是想让其软着陆。中国经济结构错过了2009年那次最好的调整时机，自那之后，中国各地形成的土地财政，无不依赖本地的房地产畸型发展。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已经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法瘦身。任何时候挤压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与民间都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这代价大小，全看泡沫破裂之时，中国政府的强管制能力如何。 房地产“大而不能倒”的原因 自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房价一路上升，导致房地产业高度泡沫化，这种泡沫化程度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房地产业占GDP比重过高。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为13%，而经合组织国家为5%；如果考虑供应链投入品，则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GDP的30%。 二是中国房地产杠杆率偏高。按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20年9月末，录入报告共有43个国家与地区，上述43国的居民杠杆率平均值为67.4%，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值为78%，新兴经济体平均值为50.6%。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为61.1%，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值。如果按中国央行72.5%的数据，那就高于所有报告国平均值、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更关键的是，以2020年9月末的居民杠杆率和2015年末相比，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杠杆率上升最多的是中国，上升了22.2个百分点，高于香港的18%、韩国的17.1%、挪威与法国的11.2%。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隐患，更成了一个社会隐患。中国房地产过去20多年来的畸型发展，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至70%。 中央政府考虑重振房地产业的几大出发点 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想借着房地产下行之势挤泡沫，完成结构性转型，但结果不如意，在2022年中期全国房地产均价跌破万元大关，降幅据说在30%左右；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这对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 一，房地产衰退，导致国内制造业衰落。房地产是过去20多年的龙头产业，上下游企业至少有50多个，这些行业随着房地产的衰落而衰落，导致国内不少人失业。 二、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严重影响投资及消费预期。据瑞银估算，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居民新增储蓄或累计达到4万亿元。国内有人估算，2020年后居民新增储蓄率约为5.2%，2020年至2022年的新增储蓄体量预计共计3.98万亿元。 三、为了保地方政府正常运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剧减，地方隐形债务剧增（后面将谈到时），不仅支付公共开支困难，就连地方最不愿意做的公务员减薪也实施了。自从2022年初开始，不断爆出一些体制内人员工资调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最少的大约降低15%，多的甚至超过30%。 无论从增加就业还是从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中央政府都希望迅速提振经济，但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之时，只能又回到发展房地产这条老路上来。 三个拦路虎：谁来购买房地产 每个省的稳经济1号文件都表明宗旨：“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炒的”（习近平指示），但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谁是今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主体？ 1，中国城镇住房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套户比已达1.09。 据任泽平《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所列数据，1978-2020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313.2亿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4.7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63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9。与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8平方米相比，约小5平方米左右。一般而言，套户比小于1，表明一国住房供给总体不足；套户比等于1，表明一国住房总体基本供求平衡；考虑到休闲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宅分离等情况，成熟市场的套户比一般在1.1左右。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也就是说，除了炒房需要，用于自住的住宅需求基本饱和。 2、中国人的购买力接近极限。据中国央行2022年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中国居民负债金额达到200多万亿元，人均负债高达14.3万元。考虑到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刚公布的人均收入，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房产购买潜力有限。 偿债能力取决于稳定的收入，近三年，中国中小企业破产剧增，新增失业人口据说高达7000万。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偿债能力。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由于无法还贷，中国的法拍房数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2017年全国法拍房数量仅5000套，2019年便增至50万套，2020年达127万套，2021年高达160多万套，2022年已超过300多万套。有人预计，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增长，明年法拍房数量突破500万套都是有可能的。 3、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太高，是个大问题。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益于房地产税收，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是极大的隐患。据程晓农测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万亿，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万亿，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万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 这种情况注定地方政府已经无法清偿债务。 上述三点将注定如此结局：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发展房地产经济的热情依旧非常高；企业开发房地产的热情也还有，例如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最近公布，拟在地方政府土地拍卖中购买住宅用地，但城镇居民的购房能力却跟不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过分倚重房地产仍将存在。最多半年之后，中国政府将发现，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恐怕已经成为历史，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重振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来说，只是饮鸩止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当局近期抛出“机构改革”，预计在“两会”后公布内容。当局强调“改革”是“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习近平要集权于党，并不令人意外。但对于习自认危机深深，必须“自我革命”的党来说，经得起这番折腾吗？ “机构改革”党权无孔不入 刚于二中全会审议的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没说明，拟提交人大会议审议的只是“部分内容”。届时公布的，应该也不会是全部内容。这是政治黑箱操作的惯例。 “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这是官方宣布的一个“改革”原则。按官方已公布的说法，当局预计会在金融体制、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等方面改动，并强调在基层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方面加强党建。 其实诸君应该看得明白，整个“改革”，都在加强党的控制，实际上是开始搞党控全覆盖了，包括非公企业，甚至各种学会、商会，党的干预未来会更加无孔不入，怕了吗？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在邓小平时期开始搞“改革开放”，也只是在毛泽东多年政治运动折腾后的危机中，在经济体制上松松绑而已。不再幻想让中共改良，已是反共人士的共识。如今习近平继续以“机构改革”方式，加大集权力度，除了政治清洗意图，其实也是为了救党。 香港媒体早前报导说机构改革涉及要对国安系统进行重大变革，或设中央内务委员会，纳入公安部和国安部，并由习的亲信王小洪亲自担任大总管。笔者认为，王小洪还可能在机构改革中有机会控制中央警卫局。习在握紧枪杆子、笔杆子之后，正式一统刀把子。 对于这个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外界解读为中共政权“强党弱政”时代的来临，但笔者认为“强党弱政”本来就存在，中共本身就是以党领政，总理本身也是党的二把手，政府也是一个党的工具而已。 “自我革命”形同自杀 在危机四伏中，中共在2021年终于挨过一百年，这个被称红朝、由西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主宰的外来政权，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如今它却已百病缠身、沉疴不愈，从官场政治看，也是越反越腐，无药可救。打不完的老虎，拍不完的蝇。 习近平近年提出一个声称可以避免政权倒台的方法叫“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要自我解决。且不说无法做到自己为自己做手术，这是一个常理，一个腐朽入骨、病入膏肓的老迈者，做大手术，更如同自杀、自我了断。 中共“两会”早被外界形容为“橡皮图章”或“举手机器”，3月的两会上，习近平就要连任国家主席，他打破中共近几十年惯例，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进入第三任期的党魁。但这看来是不祥的。 2月28日，中共官媒发布二中全会公报，提到“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等等。党刊《求是》杂志28日当天宣布次日将发表习近平的旧讲话，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习近平对中共寿命和自己掌权前景有种很重的不安全感。 两会是中共黑帮新政府成员上路主政之期，习以为透过机构变革，可以转移民怨视线，再让修整过的政权机器能够维持运作，避免红色江山走向败亡。但这辆破车一味修修补补，还能走多远？ 同样，中共末路前想自救，习近平的做法也就是自救的一步。但，在内外交困中，他的折腾做法如同在深水里越挣扎越会下沉。 习近平保中共一路凶险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但五年后，他并无响应民间和外界抓捕迫害人权的恶首和腐败总后台江泽民的呼声，也没有顺应民意抛弃中共，而是在十九大上和江派达成交易，随后修宪破除连任限制。 在二十大习更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他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习近平越来越左，中共中央2月26日还专门下达文件，要求在法律教育中严格遵守习的指令，坚决反对“三权鼎立”“司法独立”“宪政”等“西方错误观点”，这是给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提前发出警告：你们不能投反对票、弃权票，也不能选别人，习主席务必全票当选。 回头看，中共病毒大瘟疫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爆起，因中共隐瞒而传遍全世界，习近平和中共到今天仍拒认帐，不管病毒是否泄漏，一味甩锅。但冤有头、债有主，相信未来这是国际上继续施压中共的突破口之一。 国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为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经济的灾难，已没有人相信所谓“人民至上”的说辞。习最后被迫放弃毫无效果且已失控的清零，短短两个月，染疫暴增，天量死亡人数遭掩盖。但这无阻当局声称抗疫出“人间奇迹”。 从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中青年们喊出“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到老人抗议医保金缩水的“白发运动”出现“打倒反动政府”口号，中国已出现全民反迫害的端倪。中共的秋后算帐只能压制和恐吓一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共35年的计画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退休大潮的来临和中共不良的社会保障制度，更让普通民众陷入困境。中国百姓七十多年来一直供养著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包括退休官员，主要也是党员。全民养党真相一旦全面公开，足以令中共倒台。 中共人权迫害臭名昭著，受到更多的国际制裁和谴责，中共野狼外交引发天下围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丑闻，近期透过江西中学生胡鑫宇案（被指成为活摘器官受害者），也让国内更多人相信有这回事了。 俄乌战争中，中共站位不良，形同以举国之力暗助俄罗斯和公开力挺侵略，靠其表面的“和事佬”的表态和假动作，已站不住脚，如今可谓进退维谷。 习近平现在还拼命想恢复经济来为政权输血，但是除了外资撤离，民企倒闭，多行业凋零，国人大量用脚投票，连普通农民工中也涌动出国务工潮。中国经济业绩多年来基于假数据，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掩盖，只能靠在宣传上封杀一切负面消息，要求官媒唱响“经济光明论”。 中共内部暗流涌动。去年底疫情大爆发之时，就传出有老军头背后大骂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也有亲近被习抓捕的太子党刘亚洲兄弟的上海学者胡伟，直指中共挺俄致外部环境将更为凶险。 不止政法系出了个“孙力军政治团伙”，搜出藏有军火，且“野心极度膨胀”，连王岐山和赵乐际掌控过的纪检系统，也有黑龙江官员魏彬胆敢“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习亲信、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中共二中全会前不得不大喊“坚决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二十大习近平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图片取自新华网） 权势汹汹难挡亡党路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当天，世界媒体透过前党魁胡锦涛被强行架走一幕，已看破了中共重大会议的假严肃与真儿戏。今年的两会也将一样儿戏，这场政治秀，没有了江泽民色眼盯紧女服务员的丑态，高官们大多会战战兢兢，只敢背后学张高丽另玩一套，但权力斗争是少不了的戏码。不知道这回的主角是否即将卸任总理的李克强？ 中共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大代表根本不是人民选出，当然不代表人民利益。过去的两会代表还有些良心人士，敢于讲句真话，这几年彻底消失了。或许，习近平真的不用担心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投他的票，加上投票器上可能也设计了监控。 接任总理的李强只是一名农机专业的中专生，后来在职搞了个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和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不是想贬低他，历届总理，李强确实是最弱的，这也表现在他和习的关系上。李强本来是习的大秘，秘书的首责即是服务领导，让领导欢心，日后李强无法摆脱这个思维定势和身份。 中共太腐朽，党性本身就是毒药，习近平拿大刀自我开刀乱折腾，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只会加速中共的死亡。就像搞机构改革再集权，可能令他一时权势汹汹，但随著中共之亡，习也就成为了末代党魁，拭目可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1、撒谎的数据与自吹的奇迹 2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会议宣称，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中国的新冠死亡率真的是“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吗？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截至2月份，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共83150例。确实相当低。不过我敢说，这个数字，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事实上，卫健委的这个数字，有的官方的专家也觉得太离谱，无法取信于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月21日曾经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但是吴尊友估计的这个数字肯定也是严重低估的。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纽约时报综合四家研究机构的估算，认为中国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数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我仔细查了查他们的估算的模型，发现他们还是估算过低了。一是对感染人数估计偏低，一是对病死率估计偏低。比如那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杰弗里·沙曼教授，他估算的一个假定是，中国感染者的死亡率与美国目前的情况大致持平：0.15%，沙曼注意到中国的情况有两点和美国不同，一是中国的疫苗和美国的不一样，另一点是，在这波疫情中，中国人由于先前很少感染过，因而比美国人更容易感染。沙曼认为这两条是相互抵消的。这正好把话说反了。这两条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叠加的。中国疫苗的效力低，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会比美国更高；美国很多人先前已经感染过了，二次感染的症状通常更轻，病死率也会更低，中国人先前很少感染过，因此重症率和死亡率都会比美国更高。两个更高叠加，其结果必定是更更高。沙曼教授显然是犯了一个太低级的错误。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绝不是和美国持平，而是要远远的高于美国。因此中国的病死人数要比沙曼教授估算的高好几倍。 2、中共的撒谎心理学 有人会问，中共当局说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8万多。这个数字太离谱，没人会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把一个谎言编的不那么离谱，不是更有迷惑性吗？ 这就是中共的撒谎心理学了。中共想的是，反正要撒谎，那干脆就撒大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谎言之大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那么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总以为数据就是有出入也不会太大，3、5倍差不多吧，10倍就顶破天了，一般人不敢相信有人敢撒那么大的谎，因此他们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再说，中共知道没人会相信它的数据，它也不指望别人会相信，它只是想把水搅浑。只要死亡数据成为谁也都说不清楚的无头案，中共的目的就部分达到了。 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6日全面解除封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就有超过10亿人被感染。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事一定会写进史书的。本来，连续三年的清零，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到处修建的方舱，每年花掉成千上万亿的人民币，还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包括对经济的冲击，对民生的冲击，还有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但是在此期间，该做的事又没有好好做：没有让民众接种更有效力的疫苗，没有在防止重症上下大功夫，没有强化民众的群体免疫力。后来的解封又搞得既仓促又混乱，由于中国是免疫洼地，国人的感染率特别高，病死率也相当高，还有医疗系统严重挤兑，甚至连布洛芬这样的退烧药都供不应求。这必然导致很多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掉，到头来，中国的病亡数据和其他国家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在三年清零付出那么大代价之后，又把抗疫搞成了烂尾工程。到头来中国人也没少死。而中共居然还好意思说是奇迹。 3、习近平为何不下罪己诏？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搞得这么差劲，要是换在古代皇帝，早下罪己诏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恰似当年的毛泽东——就是不下罪己诏？ 古代皇帝和中共领袖的区别不在于皇帝犯了错要下罪己诏，领袖犯了错从不公开认错，而在于皇帝认了错可以依然是皇帝，领袖一认错就当不成领袖了。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这一方面给大臣批评皇帝留下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可以承认错误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中共领袖则不然，因为中共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不是真理的化身，于是也就没资格继续当领袖了。所以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中共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除非领袖被他的同志赶下台。 去年12月7日，习近平下令解封，导致史无前例的疫情海啸，一时间怨声四起，怨声载道，党内对习近平也啧有烦言。习近平深感压力巨大，其权威被严重动摇，于是赶快在12月26日至2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的讲话很长，关键的话就一句。习近平说：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 习近平讲的是官话。官话的特点是，从字面上看，一般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官场上的人是明白的。习近平这话是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习近平是在训示政治局的成员：维护我习近平的权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能抽象地、泛泛地维护我的权威，遇到具体问题又打折扣，又不维护了，遇到具体问题，遇到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问题，又说我这不对那不对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习近平讲话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这里的任何时候，其实指的就是现在；这里的任何情况，其实指的就是疫情海啸。习近平就是在强调，在眼下疫情海啸招致怨声四起，对我的领导有诸多批评的情况下，你们越是要坚决维护权威，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绝对忠诚，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坚称中国的抗疫最科学最正确最成功。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开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紧接着在12月29日举行了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会议声称，三年的疫情防控方针是“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的，现在的调整防控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告诉我们，习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说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要维护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抗疫是最成功的这个大谎言。 4、不撒谎不自吹，习近平真的会垮台 可是疫情海啸造成的冲击毕竟太大了。一时间习近平不可能把党内的和社会的强烈不满全都压下去。例如对马晓力的质疑与批评。以马晓力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其父马文瑞和习仲勋的交情，习近平不能用“不准妄议”的大帽子封口，更不能以“寻衅滋事”问罪。所以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里不得不说了点软话。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在春节晚会上，没有歌颂大清零，也没有歌颂大躺平，几乎完全不提疫情，只有一处抗疫先进个人表彰，避免触动国人的痛处引发众怒。 然而，隐忍和回避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在这段时期，当局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打压不同的声音，四通桥勇士彭载舟以及若干“白纸行动”的参加者或被捕或失踪；在春运前夕，中国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严格管控“借发布回乡笔记、返乡见闻等不实信息，煽动攻击、散布焦虑情绪、渲染社会阴暗面”；前阶段网上流传的披露疫情海啸状况的文字与图像大量被删除，网上再难见到踪影。另一方面，当局又在继续通过喉舌官媒，反复宣扬中国病亡率全球最低，中国抗疫全世界最成功的大谎言。可笑的是，当局还编造一个全球民调。1月26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智库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面向全球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88.1%的全球受访者赞赏中国三年来的防疫成果，71.6%的全球受访者充分肯定中国对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的做法。 2月16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宣布，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如此高调，如此自信。但是，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高调和自信完全是装出来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说，不装不行。尤其是对习近平，不撒谎不自吹自擂，习近平真的会垮台的。如果习近平承认，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失误，他凭什么还不准妄议，凭什么还定于一尊？ 5、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也来了个大转弯 几乎在习近平抗疫政策大转弯的同时，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也来了个大转弯。在去年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两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者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而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却只字未提。 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弯，意味着他原先的宏伟规划遭受重挫，也成了烂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话倒没讲错，但问题是，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是谁造成的呢？发展信心的低落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2月16日，商业部发文：让修鞋、配钥匙等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这话说的也对，是应该让修鞋、配钥匙等回归百姓生活。但问题是，先前是谁把它们赶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不错，当局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对经济本身是有利的。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可望得到某种扭转。但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低落的发展信心就不那么好扭转了。国人的经济活动多少会恢复生气，但难免不带有更多的短期行为的特征。一句话，经过习近平这一番胡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 6、习近平陷入怪圈 “两会”前夕的习近平，公信力已经降到最低点。作为独裁者，习近平深知，越是缺少公信力，就越是需要威慑力；越是得不到臣民的拥戴，就越是需要让臣民们恐惧。在近来一段时期，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在多种场合大讲特讲“斗争”，大讲特讲“清理门户”，声称要“全面从严治党”，并以“机构改革”的名义对官场大洗牌，如此等等。 仔细研究习近平和习家军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看上去杀气腾腾的讲话背后，其实倒看不出习近平究竟打算要拿谁开刀问斩。他是对官场普遍的不信任、不放心。因此，他力图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大家都害怕而已。而在这种貌似强势的背后，是他深深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习近平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他越是感到不安全，就越是要集中权力，而他越是集中权力，就越是感到不安全。这也是古今中外大独裁者晚期共同的状态。 （全文转自光传媒）
曾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主张美国强硬对待中共的美籍华裔学者余茂春，素被中共目为“汉奸”，近日有大陆人迎合官方主旋律，特地仿照民间的秦桧像，铸了一尊跪下的余茂春铜像，更在它胸前挂一黑牌，写着： “当代秦桧， “汉奸” 第一人。1962- 祖籍安徽，生于重庆，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公费留美，现美籍。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 “操刀手”，为美涉疆，涉藏，涉台等一系列恶毒反华出谋划策。六亲不认，助纣为虐。背叛家国，数典忘祖。” 查维基百科，余茂春原来是蒙古人，严格来说，恐怕连做“汉奸”也没资格。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汉奸”这个标签，就像“串谋煽动”、“勾结外国势力”、“颠覆政权”等罪名一样，说你是，你就是，无需证明。 何况“汉奸”这个词，历来语义变化，层出不穷，本来就是万能插苏，各方都可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标签对手为“汉奸”。马马虎虎的中国人，从不细究。 据神户大学文学部的王柯教授考证，类似“汉奸”的字词配搭，最早见于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王柯说，这儿“汉奸”是个特例，并不常见，只是“汉朝廷奸臣”简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 自大清立国，“汉奸”一词才慢慢流行起来，但原意跟今天用法大异其趣。我综合不同学者的说法，整理出三个意思： 一、“汉奸”的原初用法，是指称那些“损害大清统治阶级利益的汉人”，如雍正说的“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这儿“汉奸”表示煽动苗人作乱的汉人。 二、由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后，“汉奸”的意思较广泛，指那些勾结洋人祸害中国的汉族奸徒，类似今天的用法。 三、清末，革命党人则以“汉奸”指称那些勾结满清政府的汉人，跟“汉奸”的原义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不管是损害或维护满清皇权的汉人，当时都可叫“汉奸”。中文果然博大精深！ 以上“汉奸”都是贬义，但1903年有革命党人写了篇怪论〈汉奸辨〉，作者说“汉奸”可分两种：一种是“真汉奸”，另一种是“满洲人之所谓汉奸”。 “真汉奸”即“助异种害同种”的汉奸，例如“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 至于“满洲人所谓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甘愿为民“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匈奴的霍去病卫青、宋朝的岳飞、近代倡议自由平等，矢志倾覆暴政的烈士唐才常等。作者更以反讽口吻，形容这些人是“汉奸中之卓卓者”——此处“汉奸”已巧妙地变了褒义词。 〈汉奸辨〉作者最后呼吁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也勉励他们不要因为满人叫你汉奸，便害怕汉奸之名而忌讳。念历史出身的余茂春，应该看过〈汉奸辨〉，所以他得悉自己被铸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时，非但不介意汉奸之名，反而在Twitter调侃说：“我想买下这件共产主义宣传品。” 其实余茂春做过什么祸害中国人民呢？他没有贩卖人口和器官；也没有侵吞民脂民膏，把数以万亿美元公款藏在瑞士银行；更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封锁三年，然后一夜急转弯，让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 今时今日，或许也要区分两种“汉奸”：一是摧毁中国文化，杂种残害同种异种乜种物种的“真汉奸”；二是“中共所谓汉奸”。至于坚决不做任何一类“汉奸”的人，我是支持的——我真心支持你为“真汉奸”做人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