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去年戰爭爆發前夕，美國從烏克蘭一方獲得的情資之一是：「俄羅斯人民不支持入侵烏克蘭，所以普京也不想打仗。」這一定程度造成了美國初期的觀望。但很快地美國國防部發現，俄羅斯不僅在烏俄邊境集結了超過10萬兵力，甚至俄軍「9K720伊斯坎德爾」導彈也正準備就位，那段時間所發生的烏克蘭政府網站遭駭客攻擊，同樣都是戰爭前兆。 可以說，一直到戰爭真正降臨，烏克蘭人（包括歐美國家）才接受眼前事實。過去八年來，無論是波羅申科還是澤倫斯基，都無法解決和俄羅斯之間關於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爭議，原來就是因為「普京從不打算靠談判解決這些問題。」烏克蘭人以為，在兩國民間往來如此密切下，俄羅斯接連在2008年入侵喬治亞、2014年奪取克里米亞，應該可讓俄軍來犯畫下休止符，事實證明，普京對烏克蘭戰爭蓄謀更久，今天換做任何一個人當烏克蘭總統，除非完全接受普京的統治，否則誰都避免不了戰爭。 戰爭展開後，美國華盛頓特區曾集結上千名烏克蘭移民，他們高舉「No War」標語，但他們抗議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無一指責美國把烏克蘭當「棋子」，因為久居俄羅斯一側，這些烏克蘭人比誰都清楚俄羅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只是他們很難置信普京終究會直接以戰爭對付整個烏克蘭。 接著，從戰地傳來的消息和畫面，又讓多少海外烏克蘭人悲憤難耐，此刻硬是要把烏克蘭人正遭遇到苦難，跳躍歸結到所謂美國軍工複合體、美帝霸權，然後要美國負起戰爭責任，確實有讓人笑不出來的荒唐。 根據駐烏克蘭外媒陸續發布的消息和畫面，包括：幾個月內已有上千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淪落異鄉成為難民；邊境城市被「俄羅斯的導彈」轟炸得面目全非。東部城市到處可見俄軍和俄羅斯聘僱的外籍傭兵，起初他們還會無視烏克蘭平民，之後竟常在無預警下對平民開槍；俄軍佔據了城市裡主要建築，同時也搶走了醫療用品，導致受傷的烏克蘭平民面臨醫療資源短缺；烏克蘭人持續忍受今天可能突然有俄羅斯士兵闖進你家，明天你家可能再被俄羅斯飛彈炸毀；網路被中止、橋樑被截斷，供電停擺，冬天最重要的暖氣也變得奢侈，很多走不了的老人，則是再領不到退休金，必須靠親友或國際NGO組織應急措施接濟；逃往其他國家尋求庇護的烏克蘭人，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早上還得懷著強烈的罪惡感吃早餐。 這些外媒筆下悲劇全是的冰冷事實。飽受戰火摧殘的烏克蘭人，有多少人要不對當下感到恐懼，要不對未來失去希望，周遭尚且時時刻刻蔓延著死亡威脅。他們試圖聯繫住在彼端的俄羅斯親戚朋友，想從他們口中探詢這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結束，得到的回應，絕大多數不是沉默就是冷漠。更有身心受創的烏克蘭人開始每晚做惡夢，夢裡他們或許受到重傷、或許在槍淋彈雨中死亡，最後就算在冷汗直流的驚駭中驚醒，醒來卻發現自己依舊處在戰爭之下。 這就是在普京入侵烏克蘭後，烏克蘭過去一年多來的日常，聲稱自己是「北約威脅論」受害者的俄羅斯，國境之內沒有絲毫受損，躲飛彈的不是他們，逃亡的不是他們，民宅大樓被炸毀的不是他們，孩子被擄走、拐走的也不是他們，今天卻還能受「美帝陰謀庇蔭」，事不關己地把烏克蘭的苦難推給美國檢討。但烏克蘭人想回到戰前獨立自主的和平狀態，唯一方式不就是趕走俄羅斯（或俄羅斯主動撤軍），「打垮美帝」這件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從頭到尾，烏克蘭人都反對戰爭，「No War」標語早是民間最普遍的口號，但從戰前、戰後到今天，不把「和平」當一回事的一直是普京。人尚在基輔的70歲婦人阿爾布爾曾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駐烏克蘭特派訪問時說：「我當然希望和平，但我也希望這個世界知道，被奴役的人是會反擊的。」這句話已清楚說明了烏克蘭人的心境。 許多NGO組織正在為俄軍加諸烏克蘭人身上的不幸進行補救，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無國界醫生組織、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難民署、兒童之聲、和平向日葵基金會等等，烏克蘭人正靠著他們度過難關。身為旁觀者，儘管無從給予支援，卻怎麼樣也不該選擇當普京的啦啦隊。烏克蘭的痛苦完全存乎普京一念之間，他今天下令撤兵，烏克蘭就太平了。這時東牽西扯美國的歷史罪惡，只讓人見其個人良知不敵象牙塔里的偏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引發世界恐慌的是美國矽谷銀行破產，瑞信被瑞銀以30億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盤價的40%）收購，暫時避免了第二個「雷曼時刻」。有人發問：中國金融系統早就病根深種，過去數年，因P2P的爆雷、房地產業的拖累，地方政府龐大的債務，成了一頭隨時可能暴走的「灰犀牛」，這次為何久病成痾的中國金融系統反而安全，瑞信這種「大而不能倒」、曾被奉為業界先鋒的瑞士信貸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國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反而成為防波堤 出現上述情況，當然不是中國金融體制優於美國、瑞士，而是得益於一直被視為弊端的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性。 美國金融實力遠優於中國，用專業術語概括，那就是：一國金融體系動員和配置跨期資源的規模和效率決定了該國的金融實力。 首先，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則是金融實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於第一層級的霸權貨幣，歐元處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二層級，人民幣則大體處於第三層級。人民幣國際地位強於大多數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但弱於日元、英鎊等同處於第三層級的儲備貨幣； 其次，中國最好的規模性指標（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也只相當於美國的60%左右——這基本與中美兩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規模性指標（如金融衍生品規模）甚至不到美國的1%。這就決定了兩國的金融體系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一直以銀行為主導（因為無法大規模發債），而美國則以資本市場為主導，國債規模接近32萬億美元，其他各種企業債與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勝數； 第三，美國的金融專業人士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優於中國。 美國有這麼多優勢，為何在防範金融風險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實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帶來的模糊性導致的。 國內金融風險究竟有多高，中國並未能建立起一套測算其風險的科學體系或方法，僅是借鑒成熟市場現成的工具與經驗，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風險。 1997年末-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緣於索羅斯集中力量通過對沖基金先整垮泰國金融市場進而影響到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獨獨香港在北京幫助下穩住，最後只有中國大陸安危度劫，原因無他，就在於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扼金融風險 中國的金融風險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緊扼住。 一、中國的金融市場與成熟市場完全不同，數據獲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樣，完全憑金融高官的經驗外加行政手段控制。僅以P2P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頻繁爆雷，行業規模急劇萎縮，開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網貸行業成交量下降至9649.11億元。最後留下8000億壞賬無人買單，投資者只能認虧了事。所有的社會不滿，全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強行「化解」。 二、當前中國金融風險主要聚集在房地產市場，即經濟的「房地產化」。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沒有擠出，中國的經濟結構不進行重大調整，並讓產業結構升級，那麼中國房地產市場巨大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之風險。從2002年以來，中國政府將經濟調控的閥門裝在房地產市場上，收收放放，反覆折騰，大的調控共有八輪，每次抽緊銀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倒下。2021年就倒閉了300餘家，平均每天一家。說白了，中國政府採取的是倒房地產公司的方式來緩解金融危機。 北京如何防範金融危機？ 無論是美國還是瑞士，兩國政府對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的意識都非常薄弱。但中國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統是自家短板，時刻準備著，將防範金融風險當作宏觀經濟管理第一要務，生怕灰犀牛暴起，將自家房子踏成瓦礫。不少政治反對者喜歡一言以概之，說與毛時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沒有變化，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經濟上，中共已基本脫胎換骨，再也不會將「抓革命」放置於「促生產」之前。只是有個從共產主義學說帶來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時刻打私營經濟的主意，每逢經濟狀況向好，就想從私營企業那裡抽血，展開政府圍獵行動，將私企逼得無路可走，紛紛跑路，嚴重影響稅收與就業，一發現不對，又開始掉頭，放寬一些限制，僅習近平任國家領導人以來，這把戲就玩過兩輪，目前又進入穩定私企階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卻汲取了毛文革經驗失敗的教育。絕對不讓外行管理金融財政系統，僅僅會學習近平講話的人，不會入選。 中國式經驗歸納而言，大概有兩點： 第一、財經口官員的任命：專業經驗優先考量。 近半年以來，外界對習近平組建新一屆政府有各種猜測，廣為流傳的就是李克強班底將全部棄用，啟用經驗不足但政治可靠的習家軍來取代專才。等到「兩會」開過，財經口幾個關鍵位置則留任有經驗的官員，易綱將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劉昆留任財政部長，王文濤也留任商務部長，這三位都已經年屆65歲，算超齡留任。即將重組的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亦超齡留任。上述安排讓這傳言無疾而終。 此舉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稱讚，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風險，金融監管領域又將實施改革的當下，習近平讓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金融財政專家易綱、劉昆等留任，保證了經濟和金融事務領導層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有助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更有助於增強國際市場信心。 第二，中國政府對金融風險有足夠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國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中國人均負債達17萬元，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200%。國際金融機構估算要嚴重得多，國內引證的有一條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364%。就在那一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說過那段著名的話：中國既要防止「黑天鵝」（突發性的經濟事件），更要防範「灰犀牛」（指早已經發現但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為了拯救中國經濟，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之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預期指經濟增長目標）。這個所謂「六穩」，實際上就是在穩泡沫，這個泡沫的象徵物就是房地產市場——蹲伏在中國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國金融口主管官員明白，中國金融行業一直承受著巨大壓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給地方政府的銀行面臨財務危機——據澳新銀行研究中心估計，在過去五年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平均每年增長16%。也因此，這次兩會後，中國央行召開2023年金融穩定工作會議，會議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方針，統籌發展和安全，壓實金融風險處置各方責任，積極穩妥壓降存量高風險機構。 這種危機意識還表現在宣傳口徑上，中國政府官員（非宣傳口）這些年時常提醒國人，要準備過苦日子，比如這次留任的財政部長劉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國稅收下降，例如消費稅降18.4%，增值稅降21.6%，關稅降27%，城建稅降10.5%，車輛稅降32.8%，印花稅降31.3%，證券印花稅降61.7%，土地增值稅降22.4%，房產稅降22.9%，土地出讓金降29%，……，喊話各級政府，要做好長期過苦日子的準備。 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政府成了問題的製造者之後，如何應對政府製造的問題，確實可以將危機爆發延後。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產，瑞士政府為了避免更大的危機，讓瑞銀（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資30億瑞郎收購瑞信，價格僅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損失。一家管理資產規模超1.1萬億美元的銀行就這樣結束了166年壽命，算是給國際經濟拆了一次雷。但最近這輪金融危機的真正啟示應該是：如何避免政府成為金融風險的製造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3月10日加州矽谷銀行（The Silicon Valley Bank，簡稱SVB）倒閉開始，每天都有銀行倒閉的消息傳來，截至3月15日，共有六家倒閉。矽谷銀行是一家擁有 30 年歷史的公司，持有許多初創公司和（氣候）科技公司的存款，其高層與經營團隊都高度配合當前美國的Woke運動。也因此，許多報導的標題與文內都出現「Got woke, go broke」（參與覺醒，走向崩潰），SVB得名「Woke Bank」。 不少分析將SVB開啟的銀行連鎖倒閉與2008年的雷曼時刻相比，那是因為不了解實質。2008年，美國銀行是「兩房貸款」出了問題，病灶是金融產品。這次是Woke式經營出了問題，病灶源於經營方向：用ESG（環境、社會、治理）這套非財務標準做為企業經營戰略。 有個行當叫做「企業診斷」（管理諮詢）起源於美國，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對企業管理狀況、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分析，我現在用這套方式的幾個主要指標——企業經營理念、方向、管理目標、管理層專業素質等診斷SVB。 銀行接連倒閉的共同原因：美聯儲加息 首先說數家銀行倒閉的共同原因。不少報導說，SVB的麻煩拖累了整個行業，在倒閉之前的一天即3月9日，投資者紛紛拋售大小銀行的股票，僅美國四大銀行的市值就縮水了520億美元。這些倒閉的六家銀行與其他正陷入擠兌潮的幾家銀行，都在民主黨州，四家在加州，一家在紐約，還有一家在亞歷桑那。左派媒體基本只強調倒閉緣於美聯儲加息帶來的壓力。 在美聯儲去年為遏制通脹而開始加息後，科技產業遭受重創。因此，初創企業提取存在矽谷銀行的錢的速度超出了該行預期。而新投資停滯意味著，新資金沒有流入該行。從矽谷銀行經營不良的消息在市場上流傳之後，風險資本投資者建議初創企業將資金撤出該行，以防超出25萬美元（FDIC提供保險的上限）的那部分存款蒙受損失。2022年底，該行超出該上限的存款超過1510億美元。 美聯儲加息帶給銀行的共同壓力，對於主要經營初創科技企業業務的銀行壓力特別大，這是矽谷銀行與類似業務的銀行面臨的共同問題。3月15日，美聯儲宣布緊急貸款計畫將為美國銀行提供2萬億美元流動性。 這事讓我想起中國寓言「夾板治駝背」。美國國債32萬億，拜登政府花錢如流水，為駝峰增加不少贅肉。 駝峰壓迫之下，走路都很困難，於是加息，銀行資金抽走——等於上夾板將駝背踩直； 流動性枯竭，導致本來就因Woke政治化經營的矽谷銀行等破產——於是又開始吃藥，為駝峰養肉。 矽谷銀行的病理解剖 目前，各家銀行當中最受矚目的是SVB，這不僅它是今年倒閉的第一家，而是因為它一 直以服務於左派議題，以金融行業的Woke先鋒標榜於世。 1、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嚴重偏離了股東收益這一企業目標。 據路透社在SVB倒閉的當天透露的消息，為了為贖回提供資金，矽谷銀行在3月8日出售了 210 億美元的債券組合，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國債。 該投資組合的平均收益率為 1.79%，遠低於目前約 3.9% 的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這迫使 SVB 承認 18 億美元的虧損，需要通過融資來彌補。報導指出，矽谷銀行主要服務於一個由初創企業及其投資者組成的孤立生態系統。該行的存款隨著科技產業的繁榮而膨脹，2021年增長86%，達到1890億美元，一個季度後達到1980億美元的巔峰。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 2022年上半年，美國政府瘋狂發債，美國的「國家帳本」就開始爆表，2021年2月25日一筆620億美元7年期美債標售滯銷，最後只能由美國有購買義務的一級機構和美聯儲兜底，買入了大部分份額，才防止此次拍賣的流產。此後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的美債收益率的快速飆升引發了市場對於「資產泡沫」的討論。當年9月1日，前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 聯合創辦人、「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時毫不諱言：美國國債是「垃圾」，現在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是幾乎肯定賠錢的押注。 這種情況下，SVB為何要購買大量註定虧損的低息政府債券，做這賠本買賣？只能說該行將取悅於政府置於股東利益之上。在21世紀之前，美國金融業之所以能長期保持世界同行翹楚地位，就是經營目標明確，為股東收益服務，不為政府政治目標服務。這一點從2008年之後開始被侵蝕。 2、熱衷服務於現任政府的政治目標。 第一，SVB主打「氣候科技」這一概念，貸款主要流向「氣候科技」企業。即使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也貫徹這一方針。2012年浦發矽谷銀行正式開業，總部落地於上海楊浦區。浦發與矽谷銀行雙方各持有50%的股權。由矽谷銀行與浦發矽谷銀行聯合發布《氣候科技的未來》旗艦報告，聚焦中美市場氣候科技領域，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已成為LP投資時優先考慮的指標。 西方熱衷的氣候議題，其實已經遇到相當大的難題。以「綠能先鋒」德國為例，去年年初還決定要在2023年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俄烏戰爭發生後，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不得不中止，為解決能源問題不得不將原來被列入污染性能源的煤炭、木柴、核能全部開始洗綠（Greenwashing），重新納入清潔能源。歐盟原來的碳排放額度分配計畫不得不放棄，只好讓聯合國在2022年氣候峰會上重新弄了個「氣候補償計畫」，要求能源大國與能源消耗大國交補償費（能否收上來則另說）。 第二，熱衷於推動「種族批判理論」（CRT）認定的正義事業。據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資料庫記錄顯示，矽谷銀行已向Black Lives Matter及相關團體捐贈了大約 7345萬 美元。 3、公司用人原則：政治正確優先 1）SVB的董事會成員組成原則：親不親，路線分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3月15日發表一篇文章，記者逐一調查 了SVB董事會12位成員的背景。這家銀行一直吹噓其董事會成員構成的高度政治正確：包括「1名黑人」、「1 名 LGBTQ+」成員和「2 名退伍軍人」，以及董事會中有 45% 是女性（7男2女）。 記者查詢研究資料後發現幾個特點：一是高度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只有63歲的湯姆·金（Tom King）是SVB董事會中唯一擁有投資銀行經驗的成員；二是該銀行和董事會的大部分成員都將他們的民主黨資歷作為其戰略與資歷，他們向三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柯林頓和拜登以及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地方民主黨國會代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 (D-NY) 和參議員馬克華納 (D-Va.) 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強大的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在SVB 的董事會成員當中，包括一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還有一位在涉及波洛西丈夫各種醜聞中多次出現的人物——加倫·斯塔格林 (Garen Staglin) ，他在加州的納帕谷擁有一個葡萄園，與南茜·佩洛西 (Nancy Pelosi) 擁有的葡萄園相鄰。 一位元消息人士告訴紐約郵報，「每個人都知道這是覺醒派（Woke） CEO 的首選銀行，他們知道董事會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SVB 貸款給所有人的公司都有一個醒目的議程。」如今，這些董事會正面臨一系列調查，以了解他們在其崩潰中的集體作用。 2）矽谷銀行管理層的政治偏好：Woke SVB在2020 年 8 月的一份報告中強調該銀行在ESG（環境、社會、治理）方面的成就：該銀行約三分之二的員工符合「多元化」標準。 那一年的另一份報告吹捧了 SVB 在支持少數族裔方面的成就。在該報告的介紹中，首席執行官葛列格·貝克爾（Greg Becker）表示，SVB 吹捧的員工匹配計畫側重於「大流行應對、社會正義、可持續性，以及支持女性、黑人和拉丁裔新興人才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 矽谷銀行的一位風險管理負責人Jay Ersapah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帶頭開展多個「覺醒」的 LGBTQ+ 項目，包括在公司一躍走向倒閉之際為公開故事提供「安全空間」。例如公司首個為期一個月的驕傲活動和一個強調 LGBTQ+ 青年心理健康意識的新博客。 美國社會對Woke Bank的反思 由於SVB是Woke化經營的一面旗幟，它的破產，各方都有尖銳中肯的評說。 3月12日，家得寶 （Home Depot） 聯合創始人伯尼·馬庫斯 (Bernie Marcus)在Fox的採訪中表示，矽谷銀行的倒閉應該為美國人敲響警鐘，因為他們將資金委託給他稱之為考慮氣候變化等因素的Woke金融機構： 「我認為，體制和政府已經促使這些銀行中的許多更加關注全球變暖。這些銀行經營不善，因為每個人都專註於多樣性和Woke問題，而不是專註於他們應該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股東回報。」 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認為SVB擅長迎合政府的Woke議題： 「在尋求 ESG 類政策和投資方面，矽谷銀行是最清醒的銀行之一。」 消費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執行董事威爾·希爾德（Will Hild）表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相同的模式：最關心 ESG 評分和政治覺醒的公司在為客戶提供服務方面做得最糟糕，……其他美國其他企業現在應該從 SVB 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以免它們成為下一家因管理不善而登上頭條的公司。」 如今，美國Woke運動藉政府之力，在企業管理中推行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簡稱ESG），要求資產管理者和投資者在財務決策中使用非財務標準。但是，銀行是企業，用人應該唯才優先與職業道德優先，不是考慮其身份。如果說，其他從來沒有過社會主義經歷的國家不知這種身份政治與政治挂帥必將導致企業失敗，中國卻有切膚之痛，這種企業經營政治挂帥在中國毛時代出現過，比如「文革」時期，毛的用人原則是「親不親，路線分」，革命重於生產、外行指導內行是基本特點，最後將整個國家折騰至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紹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出現過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被民間稱之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屆人大上發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長候選人被「民選」代表打敗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發難,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不但副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應該多於應當選名額，正省長候選人也不應該只有一名，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 這些代表們依據的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訂版，其中第二十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 據此，當時出席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十名代表即將中組部下達的副省長候選人「黨中央建議名單」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與中組部「建議」的唯一候選人抗衡。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萬學遠本是中組部趕在浙江省七屆人大召開之前從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位置上提拔為浙江省副省長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在即將召開的浙江省七屆人大上「陪選」。 「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說是近年來，差額選舉在中國各地推進並不順利，甚至有的地方還想方設法規避差額選舉，或出現鑽法律「空子」的「陪選」現象。不嚴格執行法律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地方組織法提出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本級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時，「候選人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但目前縣級以上的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的選舉，大多數成了等額選舉。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額選舉，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棄了提名權；有的地方雖已提出新的候選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選人不得不放棄提名。 對於候選人名額和應選人名額，選舉法中規定了一定比例。但這個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個別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選」，候選人名單一公布，誰是上級「意中人」，誰是「陪選人」，一目了然。「意中人」與「陪選人」相比，不論在資歷方面，還是在能力和業績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因為，挑選的『陪選人』越弱，選民給『意中人』投選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選舉辦法更是於法無據。比如，為了保證上級「意中人」當選，就對聯名提名的候選人的情況只簡單介紹。甚至把上級「意中人」印在選票醒目位置，其餘按姓氏筆畫為序，或把上級「意中人」和聯名提名的候選人在選票上分開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於差額選舉被「巧妙」處理，差額選舉實質上只是在選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額選舉。 這篇當時刊登在中國大陸某官網上的文章雖說是在針砭時弊，但卻又不敢深究，因為這種「陪選」現象一開始就是出現在由中組部導演的省級人代會上的選舉過程中。即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長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做陪襯。 筆者當年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時，還曾讀到過一篇官網上的文章，說的是北方某縣即將召開人大會議時，縣委書記找到一位女鄉長談話，直接告訴她，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進了副縣長候選人名單，縣委決定讓你當這個「陪襯」，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選舉時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結果，這位女候選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當年的萬學遠在從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組部約談過類似內容。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本以為對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舉出來去抗衡中央組織部的唯一省長提名人葛洪升。 說起這個葛洪升，就應該先介紹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長的前任沈祖倫。 上月底剛剛去世的沈祖倫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寧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經擔任過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機要秘書。這位江華就是日後審判江青等人的那屆最高法院院長。 沈祖倫升任江浙省委副書記、浙江省代省長的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並因此被安排為十三屆中央委員。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時任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接替了沈祖倫。而此時的沈祖倫年僅五十九歲，接替他的葛洪升與他同歲。而被接替了省長職務的沈祖倫此後只留任了一段時間的省委副書記職務即被安排進了全國政協，由此可見當時的沈祖倫是被中央「棄用」。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沈祖倫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屆人大上以高票當選省長的。八九學潮時,他曾經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對妥善處理學潮有個明確的態度。但也並不是像外界所傳,他曾致電中共首腦反對戒嚴。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黨籍恐怕早都沒有了。 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在位時頗具改革意識的沈祖倫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面被李鵬和姚依林等人認為「在背離社會主義公有制方面走得太遠」。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保守派代表宋平親自指示，用「政治立場」堅定的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頂替了沈祖倫。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九次會議，對外宣布接受沈祖倫辭去省長職務，決定葛洪升為副省長、代省長。 接下來，葛洪升又順利被中央安排為十四屆中央委員。與他同齡的沈祖倫則被迫退居二線。在當時那種紅色恐怖的氣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們敢怒不敢言,氣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開省人大,終於有了拿葛洪升出氣,向中共高層表示抗議的機會。 令當時的江澤民、李鵬，以及時任中組部負責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他們強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長位置已經過了兩年多時間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們記恨，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過程中，人大代表們自行推舉出來的省長候選人萬學遠的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後中國大陸官網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標題為《關於「民主事故」》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區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在黨的十四大前後制定的省級人事調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實，但在浙江和貴州則發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貴州省長候選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選省長，原定的副省長候選人萬學遠和陳士能則意外當選省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直到現在也是僅有的省長指定候選人落選事件。 文章詳細記述說：當時浙江的這場選舉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結果出來後，省人大不敢宣布選舉結果，一面放電影讓代表們「休息」，一面急電中央諮詢對策。誰知中央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商量對策花了四個小時才回復：尊重人大代表們的選擇。浙江這邊廂趕緊中斷正在放映的第三場電影，正式宣布萬學遠當選省長。可憐的萬學遠顯然沒有思想準備，他打電話給上海老領導汪道涵說：「不好了，我闖禍了！怎麼會選我當省長？我怎麼能當省長？」 眾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書記都是同級政府的一把手。但是，當時的萬學遠連個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選省長的葛洪升則是在落選之後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書記的黨內職務，直至上調國務院。 如上牆內官網文中還說：就在當時這場發生在浙江人大選舉會議上的「民主事故」發生的三天之後，貴州省七屆人大選舉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貴州省當年的人大選舉一樣也是由中組部只指定一名省長候選人，即當時已經是在任省長和省委副書記的王朝文。這位王朝文不但是貴州土生土長的地方幹部，而且還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時，貴陽市和遵義市代表們聯合發出動議，聯名推薦副省長候選人陳士能作為省長候選人。這個陳士能也是和當時浙江方面的萬學遠一樣，是中組部的空降幹部。結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選，陳士能當選。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當時浙江的萬學遠，還是貴州的陳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選」省長之後，表面上看是被中共當局尊重了「民意」，但兩人都是好景不長。在省長位置上坐了三兩年之後，即先後被中組部以「工作需要」為名，調進國務院系統擔任部委副職，萬學遠被調任人事部副部長兼外國專家局局長，陳士能被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只不過當時這兩個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級待遇。當時之所以趕在中共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即把這兩個從省長崗位上調離，原因就是不能讓他們在省長的位置上就地當選全國黨代表並進而成為新一屆中央委員。 筆者曾經聽一位採訪過陳士能的中國內地記者介紹說，這個陳士能與當時的萬學遠還不一樣。他被中組部從國務院系統的副部長平級外放至貴州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陪選」，中組部當時的希望是在他擔任一段時間貴州省副省長之後，即能在省人代會上順利當選一次副省長，而後就是正省長接班人培養對象了。沒成想他陳士能意外成為「民選」省長，反而令中組部方面從此將他視為異類。 據說對於當時這兩省接連發生的人大選舉意外，中央高度重視，為防止這類「民主事故」再次發生，當月二十七日，中組部在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從那以後，中共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直都是堅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薦」一名候選人，但再也未出來過一次人大代表違逆上意的情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歷經去年10月的二十大和今年3月的兩會，習近平奪取三連任，習家軍全面奪權，實現一派獨大加一人獨裁，一舉打破改革開放時代的領導人任期制和集體領導制。海內外華人為中國命運哀嘆之時，也無不驚駭：習近平如此精於權術，連續權力鬥爭竟一再獲勝。並疑問：他如何能以一己之力，綁架整個中國共產黨，徹底復辟一人獨裁？ 習近平固然精於權術，在權力鬥爭方面，也極為「勤奮」。縱觀過去十年，他幾乎把每一年、每一個月、每一周、每一天、每一小時的精力都用於權謀和權斗，絲毫不曾鬆懈。但是，在習近平奪權成功的故事裡，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卻是運氣和偶然性。 偶然性或運氣之一，薄熙來事件。因薄熙來一記掌摑，王立軍夜奔美領館，意圖叛逃美國，卻遭奧馬巴當局送還中共當局。轟動天下的這一重慶事變，引發中共高層之變。習近平雖為江澤民和曾慶紅的江派所推出的隔代接班人，但非江派的胡錦濤（團派，時任總書記）和溫家寶（時任總理），為了維護黨內團結和權力平穩過渡，幫助了習近平繼位。為了他，胡溫出手處置了薄熙來，把後者投入秦城大牢。 薄熙來入獄，對習近平構成多重利好：消除了一個黨內勁敵（同為太子黨人物、同等資歷）；隨後又在王岐山（初任中紀委書記）的協助下，清洗了幾名下台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理由是他們聯合薄熙來密謀奪權。鑒於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政治局委員，由此開創了清洗退休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先例。 偶然性或運氣之二，胡溫當政時期，胡錦濤遭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成為繼位後的習近平向政治老人討要權力的最佳借口。薄熙來及其相關人物遭處置完畢後，習近平用這兩個理由，向政治老人討要權力，堅持他應該獲得當政的實權。既然習近平由江派推出，習的要求容易得到江派的同意，儘管很勉強；既然他以胡錦濤當政時遭江澤民架空為借口，自然也容易得到胡溫的理解和同意，儘管也有些勉強。 偶然性或運氣之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持久鬥爭、江派和團派的持久博弈，大大方便了出身太子黨的習近平，讓他得以有空子可鑽、見縫插針，忽而聯合團派打擊江派，忽而聯合江派打擊團派，輪番重創江派和團派。無論江澤民和曾慶紅、還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些原本還擁有相當發言權的政治老人，都疏於對習近平的防範，不曾料到他會得寸進尺，更不曾料到他有謀求終身執政的野心，竟被習近平步步進逼、各個擊破，逐漸淪於被動、最後竟遭軟禁或變相軟禁，終難再有作為。 權術方面，習近平用上斯大林的奪權手段，窮盡十年之功，安插自己的親信人馬佔據權力要津，諸如中央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國安部、公安部等要害部們，先後落入其囊中。又悍然成立特勤局，類似明朝特務機構東廠、西廠、錦衣衛，由親信王小洪執掌，專門監控和軟禁政治老人。通過精心挑選、安排和輪換警衛、秘書、助理、司機、廚師、護士等人事手段，形成對政治老人和黨內政敵的嚴密監視和控制。 權力成了氣候之後，習近平又用上毛澤東和江青的信條：「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悍然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為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鋪平道路。更效法毛澤東，通過黨媒即筆杆子，為自己安排每日見報的頭版頭條；同時藉助王滬寧的張羅，展開大唱讚歌的「作文比賽」，每日胡吹亂捧、大樹特樹，毫無顧忌、也毫無廉恥地為自己大搞造神運動，人為製造個人崇拜，製造群體心理麻痹。 但，無論習近平何等地精於權術、勤於權斗、醉心權謀，前述那些偶然性因素和意外運氣，都是習近平搶班奪權的前提條件和大背景。設若沒有發生薄熙來事件，設若沒有發生王立軍夜奔美領館的情節，設若沒有薄熙來給王立軍的一巴掌…… 如何能演繹出習近平一步步鞏固權力、奪取權力、強行連任並邁向終身執政的後續劇情？如果說，今日習近平大權獨攬源起薄熙來事件，毫不為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內定的人事通過走過場的「選舉」落幕。但習家軍加上收編的部分，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中共官場將會拉開新一輪博弈。這當中，鮮少受人關注的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的勢力，似乎已暗中布局。 習在準備毛當年的郭沫若一樣的吹鼓手？ 3月10日公布的中共新一屆人大副委員長名單中，出現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今年65歲的鐵凝，是繼茅盾和巴金之後的第三個作協主席，正部資歷超過16年，是兩屆（16屆、17屆）候補中央委員，3屆（18屆、19屆、20屆）中委。 按照慣例，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之中要有名黨員女性兼任全國婦聯主席，預料鐵凝還將接替沈躍躍執掌婦聯。 鐵凝當上副國級，與大五毛、前四川省網路作協主席周小平最近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一樣，能讓人真實感受中共官場的逆淘汰。 鐵凝是繼郭沫若之後又一名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作家，她在過去十多年，作品質量平平，但因在政治上向當權者靠攏獲得高升，她時常被類比郭沫若。 鐵凝本姓屈，出生於文藝家庭，在河北保定長大，早年曾下鄉當過知青。16歲就寫出小說，曾有「美女作家」之稱。鐵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國評論家批為庸俗不堪的《大浴女》。 鐵凝又被指是最懂政治的中國作家。1989年六四事件後，鐵凝是第一個公開表態支持武力鎮壓的省文聯主席（當時是河北文聯主席）。 鐵凝仕途發跡於江澤民掌權時期，1996年10月，當選為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同年底，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靠忠誠共產黨，還不到50歲，更無重要文學成就和資歷的鐵凝，2006年11月就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16年第三次當選作協主席，同期當上中國文聯主席。2021年12月，第四次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同時連任中國文聯主席。 曲學阿世、溜須拍馬在中國文壇由來已久。鐵凝的老前輩郭沫若，曾為斯大林發表祝壽作《我向你高呼萬歲》，又曾為毛高唱讚歌《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文革期間在為紀念毛澤東延安講話表忠時藉機朗誦一首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他可以先歌頌「四人幫」，然後「四人幫」倒台又痛批「四人幫」。郭曾是第一、二、三屆文聯主席，第四屆當選後不久病死。 鐵凝也一樣。在2009年10月13日的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的致詞中，由於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場，作協主席鐵凝全然忽視國際禮儀，先肉麻稱呼「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後稱呼作為東道主的「尊敬的默克爾總理」。 鐵凝把持多年的文聯、作協，恐怕是社會主義國家獨一無二的怪異產物，它基本上是個官辦機構，一切圍著統治者服務，作家在這裡基本上沒有創作自由。作協的權力結構，本來處處參照「前蘇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歷次機構改革中卻從未改制，至今仍是正部級單位。作為「群眾性團體組織」之一，和黨、政機關一樣都是由國家財政包干供養。 鐵凝曾在重慶接受薄熙來的耳提面命。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運動時期，2010年鐵凝帶著作協一幫人赴重慶開會，獲薄會見、談合作，為薄造勢宣傳。官媒報導，當時處於大旱災區的重慶災情十分明顯，而作協的作家們卻在享受總統套房、奧迪車接送的高級別待遇。作家閻延文寫博怒斥作協：「一席宴吃盡數萬名小學生的捐款」；網友則說，「代表薄書記獎勵你五毛」。 作家閻延文曾揭露中國作協對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費：作為群團組織，中國作協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級、副部級待遇，一任命即配備奧迪等高檔專車、司機、秘書、天價福利房，還有保姆費……同比國家部委領導，其待遇水準甚至更高。中國作協主席之下，則是一系列享受財政撥款的各級別官員，廳局級、處級、副處級……全國各省市作協、文聯養活的公務員，保守估計在萬人以上，國家每年花費的財政撥款高達數十億元。這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作協掌握著金額巨大的文學公募基金——中華文學基金會。這家國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鐵凝親任會長。 一句話，中國文藝界在黨的控制下，已經很爛。在黨國「圈養」中上位的高官，無非就是領袖的吹鼓手，鐵凝上位副國級，堪比郭沫若，令人猜疑中共最高層是否有回歸文革時期的真實用意。 歷經三朝鐵凝歸於習 幕後彭麗媛權勢受矚 鐵凝仕途發展經過中共江、胡、習「三朝」，但終歸於習。 薄熙來已倒台多時，但鐵凝還有一重優勢，她與習近平夫婦淵源深厚。上世紀80年代她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鐵凝身兼中國文聯主席，算起來還是文聯副主席彭麗媛的領導。彭麗媛在2011年11月始任文聯副主席，之後連續兩屆連任。 2021年12月14日，中共全國文聯和作協在北京一起開代表大會。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一同亮相。作家鐵凝繼續擔任中國文聯主席，彭麗媛則續任副主席。彭麗媛當天身穿軍裝，坐在主席台下。央視在拍攝時，特意給了彭麗媛一個特寫。 雖說鐵凝是彭麗媛的領導，但因為彭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真實的地位是顛倒過來的，她往往在文聯這個單位中比較超脫。比如2017年11月中國文聯在北京召開有關中共十九大的座談會，身兼文聯副主席的彭麗媛只是提交書面發言。 前任婦聯主席沈躍躍被認為是團派人物，曾是胡錦濤的人事大總管。而鐵凝的情況有點像「三朝國師」王滬寧，最早是靠江澤民發跡，後來經過胡錦濤時期，再到現在歸到習近平夫婦這邊，當然，看起來更像是和彭麗媛更親近。 彭麗媛是軍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職將軍（少將），總政歌舞團第一批「國家一級演員」，原有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音協副主席等一大串頭銜。 2012年5月彭麗媛升任軍隊藝術學院院長（後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習近平上台後，彭麗媛開始「卸」下一些閑職，近年還兼有一大堆兼職公益頭銜，如世衛組織的「結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等等。不過，因為彭麗媛在徐州鐵鏈女事件不作為，海外曾發起聯署取消其「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身份。 美國《福布斯》（Forbes）雜誌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權勢女性」名單中，彭麗媛位列51。 彭麗媛在中共黨內的勢力範圍，大概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文藝界，二是軍隊中，她在軍中多年，早年人較溫和低調，據說口碑不錯，許多將軍還是願意聽她號令的。 第三個勢力是在老鄉當中。彭麗媛是山東鄆城人，這與官場「山東幫」也能聯繫起來。祖籍山東鄆城的現任政治局委員、新疆書記馬興瑞，是軍工系官員，獲習近平重用後，一直就傳與彭麗媛關係密切。 有「變色龍」之稱的現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李鴻忠，祖籍山東昌樂，原是江派人馬，許多人認為他是表忠習近平上位，但他疑也走了夫人路線。 2021年10月26日，天津音樂學院和美國茱莉亞學院合作設立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茱莉亞研究院，舉行校園落成典禮。彭麗媛致賀信說，這是促進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隨後，李鴻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分別於11月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稱彭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這是首次有官方稱頌「彭麗媛精神」，也只有李鴻忠這種人才做得出來。 再者，兩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也是山東人，未當常委之前，時常陪習近平夫婦出訪。其他山東籍高層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書記尹力，中央委員中則有西藏書記王君正、河北省長王正譜、安徽書記韓俊、浙江省長王浩、湖北省長王忠林、貴州省長李炳軍、江蘇書記信長星、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書記孟凡利等地方大員。 軍隊的中央委員中，上將徐忠波、董軍，中將徐西盛都是山東籍。 中共內鬥到最後 習或只信夫人？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吳國光今年初曾列出習近平親信中的四個關鍵派系，包括跟習近平共事過的福建、浙江和上海官員，以及習家族關係深厚的陝西官員，另外五個派系則有軍方和工業部門官員、跟清華大學有關的官員、跟中央黨校有關的成員，跟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有明顯關係的官員以及安全部門的官員。他認為在未來五年，習家軍各派會爭相拉拔自己的人馬，習之下的新派系會迅速崛起。 筆者更早在2022年10月就在《上報》發表題為「二十大習家軍鋪滿政治局，福建幫或成大贏家」一文列出，習家軍基本可分為陝甘寧幫、浙江幫、福建幫、新上海幫、黨校幫，11月文章又增加清華幫。 習家軍各幫中的頭面人馬，目前已在各個地盤布局。當中還有許多屬於誰給飯吃就聽命於誰的技術官僚。現在中共的官員不需要奉獻精神，只要忠於主子，為了共同保住這個黑幫集團利益而狼狽為奸。他們內鬥內行，一定會在自己幫派狗咬狗。 習近平集權之勢，正比肩建政的毛澤東，但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也逃不過讓夫人江青參與政治的怪圈。獨裁者走到最後，老朽來臨，可能誰都不信，只能靠夫人上陣。 從彭麗媛一貫的低調看，與江青顯然大不同，但時勢所迫，一旦後習時代朝政出亂子，未來彭麗媛是否走上江青老路，成為內鬥幕後要角，外界還在觀望。當然，彭麗媛本來還可作為一個賢內助，親賢能，遠小人，小者可展「國母」風範，為草民發聲，大者可扭轉習的左轉，推動埋葬一黨專制。這其實也是扭轉習面臨的危機，也就避免了日後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在中共宣布習近平訪問俄羅斯與普京會談的同時，國際刑事法院第二預審廳周五（3月17日）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拘捕令，要求他必須對其在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承擔責任。這個通緝令我們可以視作是對習近平訪俄的一個警告。 國際法庭對普京發出通緝令，是自2001年對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逮捕以來最重要的起訴，表明國際法庭任何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哪怕是一國和大國的總統，只要發起戰爭，犯下屠殺平民罪都會被起訴，都要接受審判，都不可能逃脫司法正義。一年來的俄烏戰爭，因俄國的入侵使烏克蘭遭受嚴重的戰爭創傷，與大量的平民死亡，以及大量的烏克蘭兒童被綁架到俄羅斯進行洗腦教育。普京作為戰爭直接發起人應該承擔責任與懲罰。 有消息說這一次習近平到訪俄羅斯，習普要舉行兩個人一對一的會面，然後才是代表團的會面。這次習近平到俄不是去談中烏和平的12條，那不過是一個晃子，而是為虎作倀，遞刀子，真正地與俄結盟。雖然以前中共說過中俄關係不是盟友勝過盟友，但二十大後大權獨攬的習近平已經不滿足於這樣一種感性的說辭，而是要真正結盟把兩國關係從法律意義上固化下來，徹底亮明對俄的支持。為什麼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理由只有一個，如果中國現在不支持俄羅斯，一當俄羅斯侵烏失敗，普京被押上國際法庭，那麼中國在國際社會會更加孤立，更讓習憂慮的是由著俄羅斯的失敗與普京的倒台，可能會造成中國的政治危機，習也可能步普京的後塵。因此，救普京就是救自己。而如果因著中國的出手，俄羅斯得救，那麼俄中大哥小弟的角色可能會倒轉。當年毛與蘇爭的就是老大哥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中共夢寐以求的。 中共除與俄爭老大以外，還有一個就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聯俄，聯朝，聯伊擊敗美國與西方稱霸世界，把中國的一黨專政作為秩序規則推向世界，把中國的政治生活方式作為全人類的方式。對此習近平是信心滿滿的，特別是在二十大穩穩獨攬了大權，無人敢於挑戰他的權威後，他認為稱霸世界的時機已到。當然他也怕夜長夢多，錯失時機，所以訪問俄羅斯與普京的會談提前到了本月20日。而國際法庭也趕在習近平訪俄前發出對普京的通緝令。這樣一來習近平會見的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總統，而是一個受國際法庭通輯的案犯。而任何一個與案犯結成的盟約都是非法的。與案犯結成同盟的習近平也會以協助案犯罪被起訴通緝。烏克蘭總檢察官Andriy說：「現在如果普京離開俄羅斯，他將被逮捕並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或與普京坐在談判桌上之前要三思。這是向世界發出的另一個明確信號，即俄羅斯政權是犯罪政權」 簽發逮捕令意味著可以在締約《羅馬規約》的國家境內逮捕俄羅斯總統。 習近平與案犯普京秘談結盟，習有可能被當作協助犯受到通緝而被阻嚇嗎？相信以習的性格絕對不會，再說兩國已正式宣布的訪問怎麼可能臨陣掉鏈子，普京惱怒起來翻出中共的爛 賬，習近平也是沒好果子吃的。當然中國在此當下與俄正式結盟支持侵烏，下一個發出通緝令的就是習近平。習近平訪俄我們可以把他看作習稱霸世界的正式起跑，也是對文明社會的正式宣戰。一場由俄拉開戰幕，由中國主導的世界大戰已在逼近，到時任何一個國家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不可能置身於外。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蔣彥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蔣彥永的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一九九零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失散半個世紀的兩人曾經有過一次會面。 一九四九年，蔣彥永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一九五二年，大學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解散，其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代的青年普遍左傾，即便是燕京大學等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或協和醫學院這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大學，其提供的教育由於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觀念秩序，無法讓學生具備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資源，追求「進步」的青年蔣彥永自然被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所吸引、說蠱惑。不過，燕京大學雖被中共拆解，其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對最後一批學生之一的蔣彥永產生深刻影響，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醫生涯中一直踐行這九個字。 一九五七年，蔣彥永畢業後被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三零一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軍總醫院。一九八零年代以來，他出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中華醫學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他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的作風贏得「清廉醫生」之美譽。他在醫學研究領域亦有卓越貢獻，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四十多篇論文及《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國爆發薩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稱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認為衛生部長是在公然說謊，根據自己了解的幾所軍醫院的情況，疫情根本沒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數還在迅速增加。他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四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薩斯病毒，並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次日晚上，他將自己知道的三所軍醫院收治薩斯染病者的情況寫下來，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郵，該電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迴音。但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體獲知。四月八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的記者採訪了蔣彥永。記者建議蔣彥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記者又問：「那樣做的後果，你考慮了沒有？」蔣彥永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隨即，西方若干主流媒體都報導了蔣彥永揭露的薩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蔣彥永給學生上課尚未結束，醫院領導來找他談話，警告他「作為一個軍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是違背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蔣彥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會找院方談。同時，他強調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四月十一日，蔣彥永主動找到院領導，提出三點控制疫情的建議：一、鑒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面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是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的。因此，應儘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薩斯病人。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與他一起核對薩斯病例的數字。 四月二十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薩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蔣彥永挺身而出成為吹哨人，挽救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讓薩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現重大轉折。同年八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其獲獎的理由是：「勇於揭露薩斯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蔣彥永謙虛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個醫生和公民理所應當做的事情：「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當時，胡溫剛剛執政，需要拉攏民意，也需要在國際社會營造開明形象，勉強默認了蔣彥永的吹哨之舉，沒有對其進一步打壓。蔣彥永被人們視為說真話的英雄，獲得普遍的尊敬與讚譽。有的人，一生只說這一次真話就夠了，從此便在成績單上躺平，但蔣彥永不滿足於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給當局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與諸多老共產黨員一起聯署了一封同一主題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應。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過毛澤東原秘書、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向當局轉達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信件。當局仍然置若罔聞，他便將其公之於眾，當時他因為揭露薩斯真相而名滿天下，這封信於是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 這封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信件，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信中，他講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趕到醫院急診室的見聞：「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傷者中，有一個中彈的、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蔣彥永親自參與搶救卻未能搶救過來：「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蔣彥永還揭露了軍隊使用達姆彈（開花彈）射殺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蔣彥永在信中還寫道：「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十七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後來，蔣彥永與丁子霖夫婦等天安門母親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他與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劍的北京相濡以沫。他並利用自己醫生的身份和人脈，幫這些被打壓的友人聯繫醫院檢查身體、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這封信件的公布，終於惹惱了中共當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在從住所前往解放軍總醫院醫院的途中被當局帶走，華仲尉在被禁兩周後獲釋，蔣彥永本人於七月十九日被釋放，據說是被強制「上學習班」。此後，他一直被軍方和秘密警察嚴密監視，處在半軟禁狀態。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獲行動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二零零五年七月，他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許。他曾提出解除與解放軍總醫院的所有關係、退出解放軍部隊亦未獲准許。 蔣彥永所受之監控，我曾親身體驗。二零零五年夏，我應邀到蔣醫生家做客，正與蔣醫生在客廳中聊天時，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然後告訴我，醫院保衛處說要上門拜訪，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會面驚動了他們。他讓我躲進他的卧室，然後對登門的不速之客說，他家中並無記者來訪。訪客離去後，仍蹲守在他家樓下。蔣醫生的「對敵」經驗豐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鄰居家暫避，幾個小時後，他的鄰居全家出門散步，他便讓我混在其中，正好鄰居家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就讓我將孩子抱在懷中，一起說說笑笑地出門，這才矇混過關。這一幕，於我而言，宛如間諜電影中的場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蔣彥永突破封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採訪，揭露解放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說，由總後勤部掌控的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公安、檢察院、法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習近平的反應比胡溫更加殘暴：下令升級對蔣彥永的監控，蔣彥永出門看病也遭到軍警攔阻。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遭到軍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責解放軍違反憲法」。經過交涉，他才住進自己服務一生的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蔣彥永的好友、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據蔣彥永的妻子透露，蔣彥永在醫院被嚴加看管，不準外人前往探視。 二零二零年，一場規模和危害遠超當年薩斯的中國武漢肺炎在中國和全球蔓延。中國民眾擔憂當局是否再次隱瞞疫情，網路上熱傳一篇當年《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蔣彥永的文章——當時，當局允許《南方人物周刊》採訪蔣彥永，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蔣彥永並未受到迫害的信號。雖是官媒卻有一定市場化色彩、屬於「南方報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數敢於「打擦邊球」的媒體，後來經過多次整肅，再也不能發表類似的文章了。這篇文章在發表前遭到新聞檢查官的刪改，但大致可以展現出蔣彥永的面貌和風骨。這篇訪問，讓很多民眾追問：「李文亮已死，蔣彥永何在？」人們通過傳播這篇文章來懷念蔣彥永這位當年在薩斯肆虐期間對外揭露真實疫情、堅持講真話的軍醫，這篇文章卻頻頻遭到網管以「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為由刪除。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蔣彥永一直遭受更為嚴密的非法軟禁，至今無法對外發聲，只是偶爾流傳出幾張與友人章詒和、浦志強等人餐敘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時，蔣彥永醫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