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去年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从乌克兰一方获得的情资之一是：“俄罗斯人民不支持入侵乌克兰，所以普京也不想打仗。”这一定程度造成了美国初期的观望。但很快地美国国防部发现，俄罗斯不仅在乌俄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甚至俄军“9K720伊斯坎德尔”导弹也正准备就位，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乌克兰政府网站遭骇客攻击，同样都是战争前兆。 可以说，一直到战争真正降临，乌克兰人（包括欧美国家）才接受眼前事实。过去八年来，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伦斯基，都无法解决和俄罗斯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争议，原来就是因为“普京从不打算靠谈判解决这些问题。”乌克兰人以为，在两国民间往来如此密切下，俄罗斯接连在2008年入侵乔治亚、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应该可让俄军来犯画下休止符，事实证明，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蓄谋更久，今天换做任何一个人当乌克兰总统，除非完全接受普京的统治，否则谁都避免不了战争。 战争展开后，美国华盛顿特区曾集结上千名乌克兰移民，他们高举“No War”标语，但他们抗议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无一指责美国把乌克兰当“棋子”，因为久居俄罗斯一侧，这些乌克兰人比谁都清楚俄罗斯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只是他们很难置信普京终究会直接以战争对付整个乌克兰。 接著，从战地传来的消息和画面，又让多少海外乌克兰人悲愤难耐，此刻硬是要把乌克兰人正遭遇到苦难，跳跃归结到所谓美国军工复合体、美帝霸权，然后要美国负起战争责任，确实有让人笑不出来的荒唐。 根据驻乌克兰外媒陆续发布的消息和画面，包括：几个月内已有上千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落异乡成为难民；边境城市被“俄罗斯的导弹”轰炸得面目全非。东部城市到处可见俄军和俄罗斯聘雇的外籍佣兵，起初他们还会无视乌克兰平民，之后竟常在无预警下对平民开枪；俄军占据了城市里主要建筑，同时也抢走了医疗用品，导致受伤的乌克兰平民面临医疗资源短缺；乌克兰人持续忍受今天可能突然有俄罗斯士兵闯进你家，明天你家可能再被俄罗斯飞弹炸毁；网路被中止、桥梁被截断，供电停摆，冬天最重要的暖气也变得奢侈，很多走不了的老人，则是再领不到退休金，必须靠亲友或国际NGO组织应急措施接济；逃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还得怀著强烈的罪恶感吃早餐。 这些外媒笔下悲剧全是的冰冷事实。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人，有多少人要不对当下感到恐惧，要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周遭尚且时时刻刻蔓延著死亡威胁。他们试图联系住在彼端的俄罗斯亲戚朋友，想从他们口中探询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得到的回应，绝大多数不是沉默就是冷漠。更有身心受创的乌克兰人开始每晚做恶梦，梦里他们或许受到重伤、或许在枪淋弹雨中死亡，最后就算在冷汗直流的惊骇中惊醒，醒来却发现自己依旧处在战争之下。 这就是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乌克兰过去一年多来的日常，声称自己是“北约威胁论”受害者的俄罗斯，国境之内没有丝毫受损，躲飞弹的不是他们，逃亡的不是他们，民宅大楼被炸毁的不是他们，孩子被掳走、拐走的也不是他们，今天却还能受“美帝阴谋庇荫”，事不关己地把乌克兰的苦难推给美国检讨。但乌克兰人想回到战前独立自主的和平状态，唯一方式不就是赶走俄罗斯（或俄罗斯主动撤军），“打垮美帝”这件事，在这场战争中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从头到尾，乌克兰人都反对战争，“No War”标语早是民间最普遍的口号，但从战前、战后到今天，不把“和平”当一回事的一直是普京。人尚在基辅的70岁妇人阿尔布尔曾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乌克兰特派访问时说：“我当然希望和平，但我也希望这个世界知道，被奴役的人是会反击的。”这句话已清楚说明了乌克兰人的心境。 许多NGO组织正在为俄军加诸乌克兰人身上的不幸进行补救，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难民署、儿童之声、和平向日葵基金会等等，乌克兰人正靠著他们度过难关。身为旁观者，尽管无从给予支援，却怎么样也不该选择当普京的啦啦队。乌克兰的痛苦完全存乎普京一念之间，他今天下令撤兵，乌克兰就太平了。这时东牵西扯美国的历史罪恶，只让人见其个人良知不敌象牙塔里的偏执。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引发世界恐慌的是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瑞信被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盘价的40%）收购，暂时避免了第二个“雷曼时刻”。有人发问：中国金融系统早就病根深种，过去数年，因P2P的爆雷、房地产业的拖累，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成了一头随时可能暴走的“灰犀牛”，这次为何久病成疴的中国金融系统反而安全，瑞信这种“大而不能倒”、曾被奉为业界先锋的瑞士信贷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国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反而成为防波堤 出现上述情况，当然不是中国金融体制优于美国、瑞士，而是得益于一直被视为弊端的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 美国金融实力远优于中国，用专业术语概括，那就是：一国金融体系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该国的金融实力。 首先，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则是金融实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于第一层级的霸权货币，欧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层级，人民币则大体处于第三层级。人民币国际地位强于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但弱于日元、英镑等同处于第三层级的储备货币； 其次，中国最好的规模性指标（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这基本与中美两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规模性指标（如金融衍生品规模）甚至不到美国的1%。这就决定了两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一直以银行为主导（因为无法大规模发债），而美国则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国债规模接近32万亿美元，其他各种企业债与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胜数； 第三，美国的金融专业人士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中国。 美国有这么多优势，为何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带来的模糊性导致的。 国内金融风险究竟有多高，中国并未能建立起一套测算其风险的科学体系或方法，仅是借鉴成熟市场现成的工具与经验，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风险。 1997年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缘于索罗斯集中力量通过对冲基金先整垮泰国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独独香港在北京帮助下稳住，最后只有中国大陆安危度劫，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扼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紧扼住。 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成熟市场完全不同，数据获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样，完全凭金融高官的经验外加行政手段控制。仅以P2P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下降至9649.11亿元。最后留下8000亿坏账无人买单，投资者只能认亏了事。所有的社会不满，全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强行“化解”。 二、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聚集在房地产市场，即经济的“房地产化”。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没有挤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并让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之风险。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将经济调控的阀门装在房地产市场上，收收放放，反复折腾，大的调控共有八轮，每次抽紧银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下。2021年就倒闭了300余家，平均每天一家。说白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倒房地产公司的方式来缓解金融危机。 北京如何防范金融危机？ 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士，两国政府对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意识都非常薄弱。但中国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统是自家短板，时刻准备着，将防范金融风险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第一要务，生怕灰犀牛暴起，将自家房子踏成瓦砾。不少政治反对者喜欢一言以概之，说与毛时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没有变化，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经济上，中共已基本脱胎换骨，再也不会将“抓革命”放置于“促生产”之前。只是有个从共产主义学说带来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时刻打私营经济的主意，每逢经济状况向好，就想从私营企业那里抽血，展开政府围猎行动，将私企逼得无路可走，纷纷跑路，严重影响税收与就业，一发现不对，又开始掉头，放宽一些限制，仅习近平任国家领导人以来，这把戏就玩过两轮，目前又进入稳定私企阶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却汲取了毛文革经验失败的教育。绝对不让外行管理金融财政系统，仅仅会学习近平讲话的人，不会入选。 中国式经验归纳而言，大概有两点： 第一、财经口官员的任命：专业经验优先考量。 近半年以来，外界对习近平组建新一届政府有各种猜测，广为流传的就是李克强班底将全部弃用，启用经验不足但政治可靠的习家军来取代专才。等到“两会”开过，财经口几个关键位置则留任有经验的官员，易纲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昆留任财政部长，王文涛也留任商务部长，这三位都已经年届65岁，算超龄留任。即将重组的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亦超龄留任。上述安排让这传言无疾而终。 此举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称赞，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金融监管领域又将实施改革的当下，习近平让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金融财政专家易纲、刘昆等留任，保证了经济和金融事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增强国际市场信心。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中国人均负债达17万元，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要严重得多，国内引证的有一条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364%。就在那一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过那段著名的话：中国既要防止“黑天鹅”（突发性的经济事件），更要防范“灰犀牛”（指早已经发现但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为了拯救中国经济，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之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预期指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所谓“六稳”，实际上就是在稳泡沫，这个泡沫的象征物就是房地产市场——蹲伏在中国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国金融口主管官员明白，中国金融行业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给地方政府的银行面临财务危机——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也因此，这次两会后，中国央行召开2023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金融风险处置各方责任，积极稳妥压降存量高风险机构。 这种危机意识还表现在宣传口径上，中国政府官员（非宣传口）这些年时常提醒国人，要准备过苦日子，比如这次留任的财政部长刘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国税收下降，例如消费税降18.4%，增值税降21.6%，关税降27%，城建税降10.5%，车辆税降32.8%，印花税降31.3%，证券印花税降61.7%，土地增值税降22.4%，房产税降22.9%，土地出让金降29%，……，喊话各级政府，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政府成了问题的制造者之后，如何应对政府制造的问题，确实可以将危机爆发延后。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产，瑞士政府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让瑞银（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资30亿瑞郎收购瑞信，价格仅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损失。一家管理资产规模超1.1万亿美元的银行就这样结束了166年寿命，算是给国际经济拆了一次雷。但最近这轮金融危机的真正启示应该是：如何避免政府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3月10日加州硅谷银行（The 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倒闭开始，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的消息传来，截至3月15日，共有六家倒闭。硅谷银行是一家拥有 30 年历史的公司，持有许多初创公司和（气候）科技公司的存款，其高层与经营团队都高度配合当前美国的Woke运动。也因此，许多报导的标题与文内都出现“Got woke, go broke”（参与觉醒，走向崩溃），SVB得名“Woke Bank”。 不少分析将SVB开启的银行连锁倒闭与2008年的雷曼时刻相比，那是因为不了解实质。2008年，美国银行是“两房贷款”出了问题，病灶是金融产品。这次是Woke式经营出了问题，病灶源于经营方向：用ESG（环境、社会、治理）这套非财务标准做为企业经营战略。 有个行当叫做“企业诊断”（管理谘询）起源于美国，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管理状况、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分析，我现在用这套方式的几个主要指标——企业经营理念、方向、管理目标、管理层专业素质等诊断SVB。 银行接连倒闭的共同原因：美联储加息 首先说数家银行倒闭的共同原因。不少报导说，SVB的麻烦拖累了整个行业，在倒闭之前的一天即3月9日，投资者纷纷抛售大小银行的股票，仅美国四大银行的市值就缩水了520亿美元。这些倒闭的六家银行与其他正陷入挤兑潮的几家银行，都在民主党州，四家在加州，一家在纽约，还有一家在亚历桑那。左派媒体基本只强调倒闭缘于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压力。 在美联储去年为遏制通胀而开始加息后，科技产业遭受重创。因此，初创企业提取存在硅谷银行的钱的速度超出了该行预期。而新投资停滞意味著，新资金没有流入该行。从硅谷银行经营不良的消息在市场上流传之后，风险资本投资者建议初创企业将资金撤出该行，以防超出25万美元（FDIC提供保险的上限）的那部分存款蒙受损失。2022年底，该行超出该上限的存款超过1510亿美元。 美联储加息带给银行的共同压力，对于主要经营初创科技企业业务的银行压力特别大，这是硅谷银行与类似业务的银行面临的共同问题。3月15日，美联储宣布紧急贷款计画将为美国银行提供2万亿美元流动性。 这事让我想起中国寓言“夹板治驼背”。美国国债32万亿，拜登政府花钱如流水，为驼峰增加不少赘肉。 驼峰压迫之下，走路都很困难，于是加息，银行资金抽走——等于上夹板将驼背踩直； 流动性枯竭，导致本来就因Woke政治化经营的硅谷银行等破产——于是又开始吃药，为驼峰养肉。 硅谷银行的病理解剖 目前，各家银行当中最受瞩目的是SVB，这不仅它是今年倒闭的第一家，而是因为它一 直以服务于左派议题，以金融行业的Woke先锋标榜于世。 1、该行将大量存款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债券，严重偏离了股东收益这一企业目标。 据路透社在SVB倒闭的当天透露的消息，为了为赎回提供资金，硅谷银行在3月8日出售了 210 亿美元的债券组合，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 该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为 1.79%，远低于目前约 3.9% 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迫使 SVB 承认 18 亿美元的亏损，需要通过融资来弥补。报导指出，硅谷银行主要服务于一个由初创企业及其投资者组成的孤立生态系统。该行的存款随著科技产业的繁荣而膨胀，2021年增长86%，达到1890亿美元，一个季度后达到1980亿美元的巅峰。该行将大量存款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债券。 2022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疯狂发债，美国的“国家帐本”就开始爆表，2021年2月25日一笔620亿美元7年期美债标售滞销，最后只能由美国有购买义务的一级机构和美联储兜底，买入了大部分份额，才防止此次拍卖的流产。此后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的快速飙升引发了市场对于“资产泡沫”的讨论。当年9月1日，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 联合创办人、“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毫不讳言：美国国债是“垃圾”，现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是几乎肯定赔钱的押注。 这种情况下，SVB为何要购买大量注定亏损的低息政府债券，做这赔本买卖？只能说该行将取悦于政府置于股东利益之上。在21世纪之前，美国金融业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世界同行翘楚地位，就是经营目标明确，为股东收益服务，不为政府政治目标服务。这一点从2008年之后开始被侵蚀。 2、热衷服务于现任政府的政治目标。 第一，SVB主打“气候科技”这一概念，贷款主要流向“气候科技”企业。即使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也贯彻这一方针。2012年浦发硅谷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落地于上海杨浦区。浦发与硅谷银行双方各持有50%的股权。由硅谷银行与浦发硅谷银行联合发布《气候科技的未来》旗舰报告，聚焦中美市场气候科技领域，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LP投资时优先考虑的指标。 西方热衷的气候议题，其实已经遇到相当大的难题。以“绿能先锋”德国为例，去年年初还决定要在2023年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俄乌战争发生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不得不中止，为解决能源问题不得不将原来被列入污染性能源的煤炭、木柴、核能全部开始洗绿（Greenwashing），重新纳入清洁能源。欧盟原来的碳排放额度分配计画不得不放弃，只好让联合国在2022年气候峰会上重新弄了个“气候补偿计画”，要求能源大国与能源消耗大国交补偿费（能否收上来则另说）。 第二，热衷于推动“种族批判理论”（CRT）认定的正义事业。据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资料库记录显示，硅谷银行已向Black Lives Matter及相关团体捐赠了大约 7345万 美元。 3、公司用人原则：政治正确优先 1）SVB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原则：亲不亲，路线分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3月15日发表一篇文章，记者逐一调查 了SVB董事会12位成员的背景。这家银行一直吹嘘其董事会成员构成的高度政治正确：包括“1名黑人”、“1 名 LGBTQ+”成员和“2 名退伍军人”，以及董事会中有 45% 是女性（7男2女）。 记者查询研究资料后发现几个特点：一是高度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只有63岁的汤姆·金（Tom King）是SVB董事会中唯一拥有投资银行经验的成员；二是该银行和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将他们的民主党资历作为其战略与资历，他们向三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包括佩洛西在内的地方民主党国会代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D-NY) 和参议员马克华纳 (D-Va.)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强大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在SVB 的董事会成员当中，包括一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还有一位在涉及波洛西丈夫各种丑闻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加伦·斯塔格林 (Garen Staglin) ，他在加州的纳帕谷拥有一个葡萄园，与南茜·佩洛西 (Nancy Pelosi) 拥有的葡萄园相邻。 一位元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觉醒派（Woke） CEO 的首选银行，他们知道董事会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SVB 贷款给所有人的公司都有一个醒目的议程。”如今，这些董事会正面临一系列调查，以了解他们在其崩溃中的集体作用。 2）矽谷银行管理层的政治偏好：Woke SVB在2020 年 8 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该银行在ESG（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就：该银行约三分之二的员工符合“多元化”标准。 那一年的另一份报告吹捧了 SVB 在支持少数族裔方面的成就。在该报告的介绍中，首席执行官葛列格·贝克尔（Greg Becker）表示，SVB 吹捧的员工匹配计画侧重于“大流行应对、社会正义、可持续性，以及支持女性、黑人和拉丁裔新兴人才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矽谷银行的一位风险管理负责人Jay Ersapah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带头开展多个“觉醒”的 LGBTQ+ 项目，包括在公司一跃走向倒闭之际为公开故事提供“安全空间”。例如公司首个为期一个月的骄傲活动和一个强调 LGBTQ+ 青年心理健康意识的新博客。 美国社会对Woke Bank的反思 由于SVB是Woke化经营的一面旗帜，它的破产，各方都有尖锐中肯的评说。 3月12日，家得宝 （Home Depot） 联合创始人伯尼·马库斯 (Bernie Marcus)在Fox的采访中表示，矽谷银行的倒闭应该为美国人敲响警钟，因为他们将资金委托给他称之为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的Woke金融机构： “我认为，体制和政府已经促使这些银行中的许多更加关注全球变暖。这些银行经营不善，因为每个人都专注于多样性和Woke问题，而不是专注于他们应该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股东回报。” 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认为SVB擅长迎合政府的Woke议题： “在寻求 ESG 类政策和投资方面，矽谷银行是最清醒的银行之一。” 消费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执行董事威尔·希尔德（Will Hild）表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相同的模式：最关心 ESG 评分和政治觉醒的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方面做得最糟糕，……其他美国其他企业现在应该从 SVB 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免它们成为下一家因管理不善而登上头条的公司。” 如今，美国Woke运动藉政府之力，在企业管理中推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简称ESG），要求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在财务决策中使用非财务标准。但是，银行是企业，用人应该唯才优先与职业道德优先，不是考虑其身份。如果说，其他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国家不知这种身份政治与政治挂帅必将导致企业失败，中国却有切肤之痛，这种企业经营政治挂帅在中国毛时代出现过，比如“文革”时期，毛的用人原则是“亲不亲，路线分”，革命重于生产、外行指导内行是基本特点，最后将整个国家折腾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绍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出现过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被民间称之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届人大上发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长候选人被“民选”代表打败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发难,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不但副省长的候选人名额应该多于应当选名额，正省长候选人也不应该只有一名，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 这些代表们依据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还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订版，其中第二十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据此，当时出席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名代表即将中组部下达的副省长候选人“党中央建议名单”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与中组部“建议”的唯一候选人抗衡。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万学远本是中组部赶在浙江省七届人大召开之前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位置上提拔为浙江省副省长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在即将召开的浙江省七届人大上“陪选”。 “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说是近年来，差额选举在中国各地推进并不顺利，甚至有的地方还想方设法规避差额选举，或出现钻法律“空子”的“陪选”现象。不严格执行法律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地方组织法提出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时，“候选人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出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但目前县级以上的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的选举，大多数成了等额选举。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额选举，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弃了提名权；有的地方虽已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选人不得不放弃提名。 对于候选人名额和应选人名额，选举法中规定了一定比例。但这个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个别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选”，候选人名单一公布，谁是上级“意中人”，谁是“陪选人”，一目了然。“意中人”与“陪选人”相比，不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能力和业绩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因为，挑选的‘陪选人’越弱，选民给‘意中人’投选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选举办法更是于法无据。比如，为了保证上级“意中人”当选，就对联名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只简单介绍。甚至把上级“意中人”印在选票醒目位置，其余按姓氏笔画为序，或把上级“意中人”和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分开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于差额选举被“巧妙”处理，差额选举实质上只是在选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额选举。 这篇当时刊登在中国大陆某官网上的文章虽说是在针砭时弊，但却又不敢深究，因为这种“陪选”现象一开始就是出现在由中组部导演的省级人代会上的选举过程中。即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长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做陪衬。 笔者当年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时，还曾读到过一篇官网上的文章，说的是北方某县即将召开人大会议时，县委书记找到一位女乡长谈话，直接告诉她，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进了副县长候选人名单，县委决定让你当这个“陪衬”，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选举时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结果，这位女候选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当年的万学远在从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组部约谈过类似内容。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对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举出来去抗衡中央组织部的唯一省长提名人葛洪升。 说起这个葛洪升，就应该先介绍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长的前任沈祖伦。 上月底刚刚去世的沈祖伦出生于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宁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经担任过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机要秘书。这位江华就是日后审判江青等人的那届最高法院院长。 沈祖伦升任江浙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代省长的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并因此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时任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接替了沈祖伦。而此时的沈祖伦年仅五十九岁，接替他的葛洪升与他同岁。而被接替了省长职务的沈祖伦此后只留任了一段时间的省委副书记职务即被安排进了全国政协，由此可见当时的沈祖伦是被中央“弃用”。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沈祖伦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届人大上以高票当选省长的。八九学潮时,他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对妥善处理学潮有个明确的态度。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传,他曾致电中共首脑反对戒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党籍恐怕早都没有了。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位时颇具改革意识的沈祖伦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被李鹏和姚依林等人认为“在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保守派代表宋平亲自指示，用“政治立场”坚定的时任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顶替了沈祖伦。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对外宣布接受沈祖伦辞去省长职务，决定葛洪升为副省长、代省长。 接下来，葛洪升又顺利被中央安排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与他同龄的沈祖伦则被迫退居二线。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们敢怒不敢言,气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开省人大,终于有了拿葛洪升出气,向中共高层表示抗议的机会。 令当时的江泽民、李鹏，以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他们强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长位置已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们记恨，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过程中，人大代表们自行推举出来的省长候选人万学远的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后中国大陆官网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关于“民主事故”》的文章，说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区召开了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在党的十四大前后制定的省级人事调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实，但在浙江和贵州则发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贵州省长候选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选省长，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万学远和陈士能则意外当选省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直到现在也是仅有的省长指定候选人落选事件。 文章详细记述说：当时浙江的这场选举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结果出来后，省人大不敢宣布选举结果，一面放电影让代表们“休息”，一面急电中央咨询对策。谁知中央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商量对策花了四个小时才回复：尊重人大代表们的选择。浙江这边厢赶紧中断正在放映的第三场电影，正式宣布万学远当选省长。可怜的万学远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打电话给上海老领导汪道涵说：“不好了，我闯祸了！怎么会选我当省长？我怎么能当省长？” 众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书记都是同级政府的一把手。但是，当时的万学远连个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选省长的葛洪升则是在落选之后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党内职务，直至上调国务院。 如上墙内官网文中还说：就在当时这场发生在浙江人大选举会议上的“民主事故”发生的三天之后，贵州省七届人大选举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贵州省当年的人大选举一样也是由中组部只指定一名省长候选人，即当时已经是在任省长和省委副书记的王朝文。这位王朝文不但是贵州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而且还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时，贵阳市和遵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联名推荐副省长候选人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这个陈士能也是和当时浙江方面的万学远一样，是中组部的空降干部。结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选，陈士能当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当时浙江的万学远，还是贵州的陈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选”省长之后，表面上看是被中共当局尊重了“民意”，但两人都是好景不长。在省长位置上坐了三两年之后，即先后被中组部以“工作需要”为名，调进国务院系统担任部委副职，万学远被调任人事部副部长兼外国专家局局长，陈士能被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只不过当时这两个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级待遇。当时之所以赶在中共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即把这两个从省长岗位上调离，原因就是不能让他们在省长的位置上就地当选全国党代表并进而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 笔者曾经听一位采访过陈士能的中国内地记者介绍说，这个陈士能与当时的万学远还不一样。他被中组部从国务院系统的副部长平级外放至贵州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陪选”，中组部当时的希望是在他担任一段时间贵州省副省长之后，即能在省人代会上顺利当选一次副省长，而后就是正省长接班人培养对象了。没成想他陈士能意外成为“民选”省长，反而令中组部方面从此将他视为异类。 据说对于当时这两省接连发生的人大选举意外，中央高度重视，为防止这类“民主事故”再次发生，当月二十七日，中组部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共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直都是坚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荐”一名候选人，但再也未出来过一次人大代表违逆上意的情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历经去年10月的二十大和今年3月的两会，习近平夺取三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实现一派独大加一人独裁，一举打破改革开放时代的领导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海内外华人为中国命运哀叹之时，也无不惊骇：习近平如此精于权术，连续权力斗争竟一再获胜。并疑问：他如何能以一己之力，绑架整个中国共产党，彻底复辟一人独裁？ 习近平固然精于权术，在权力斗争方面，也极为“勤奋”。纵观过去十年，他几乎把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周、每一天、每一小时的精力都用于权谋和权斗，丝毫不曾松懈。但是，在习近平夺权成功的故事里，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却是运气和偶然性。 偶然性或运气之一，薄熙来事件。因薄熙来一记掌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意图叛逃美国，却遭奥马巴当局送还中共当局。轰动天下的这一重庆事变，引发中共高层之变。习近平虽为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江派所推出的隔代接班人，但非江派的胡锦涛（团派，时任总书记）和温家宝（时任总理），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权力平稳过渡，帮助了习近平继位。为了他，胡温出手处置了薄熙来，把后者投入秦城大牢。 薄熙来入狱，对习近平构成多重利好：消除了一个党内劲敌（同为太子党人物、同等资历）；随后又在王岐山（初任中纪委书记）的协助下，清洗了几名下台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理由是他们联合薄熙来密谋夺权。鉴于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政治局委员，由此开创了清洗退休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先例。 偶然性或运气之二，胡温当政时期，胡锦涛遭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继位后的习近平向政治老人讨要权力的最佳借口。薄熙来及其相关人物遭处置完毕后，习近平用这两个理由，向政治老人讨要权力，坚持他应该获得当政的实权。既然习近平由江派推出，习的要求容易得到江派的同意，尽管很勉强；既然他以胡锦涛当政时遭江泽民架空为借口，自然也容易得到胡温的理解和同意，尽管也有些勉强。 偶然性或运气之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持久斗争、江派和团派的持久博弈，大大方便了出身太子党的习近平，让他得以有空子可钻、见缝插针，忽而联合团派打击江派，忽而联合江派打击团派，轮番重创江派和团派。无论江泽民和曾庆红、还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些原本还拥有相当发言权的政治老人，都疏于对习近平的防范，不曾料到他会得寸进尺，更不曾料到他有谋求终身执政的野心，竟被习近平步步进逼、各个击破，逐渐沦于被动、最后竟遭软禁或变相软禁，终难再有作为。 权术方面，习近平用上斯大林的夺权手段，穷尽十年之功，安插自己的亲信人马占据权力要津，诸如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等要害部们，先后落入其囊中。又悍然成立特勤局，类似明朝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由亲信王小洪执掌，专门监控和软禁政治老人。通过精心挑选、安排和轮换警卫、秘书、助理、司机、厨师、护士等人事手段，形成对政治老人和党内政敌的严密监视和控制。 权力成了气候之后，习近平又用上毛泽东和江青的信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悍然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铺平道路。更效法毛泽东，通过党媒即笔杆子，为自己安排每日见报的头版头条；同时借助王沪宁的张罗，展开大唱赞歌的“作文比赛”，每日胡吹乱捧、大树特树，毫无顾忌、也毫无廉耻地为自己大搞造神运动，人为制造个人崇拜，制造群体心理麻痹。 但，无论习近平何等地精于权术、勤于权斗、醉心权谋，前述那些偶然性因素和意外运气，都是习近平抢班夺权的前提条件和大背景。设若没有发生薄熙来事件，设若没有发生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的情节，设若没有薄熙来给王立军的一巴掌…… 如何能演绎出习近平一步步巩固权力、夺取权力、强行连任并迈向终身执政的后续剧情？如果说，今日习近平大权独揽源起薄熙来事件，毫不为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内定的人事通过走过场的“选举”落幕。但习家军加上收编的部分，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中共官场将会拉开新一轮博弈。这当中，鲜少受人关注的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势力，似乎已暗中布局。 习在准备毛当年的郭沫若一样的吹鼓手？ 3月10日公布的中共新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名单中，出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今年65岁的铁凝，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个作协主席，正部资历超过16年，是两届（16届、17届）候补中央委员，3届（18届、19届、20届）中委。 按照惯例，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之中要有名党员女性兼任全国妇联主席，预料铁凝还将接替沈跃跃执掌妇联。 铁凝当上副国级，与大五毛、前四川省网路作协主席周小平最近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一样，能让人真实感受中共官场的逆淘汰。 铁凝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作家，她在过去十多年，作品质量平平，但因在政治上向当权者靠拢获得高升，她时常被类比郭沫若。 铁凝本姓屈，出生于文艺家庭，在河北保定长大，早年曾下乡当过知青。16岁就写出小说，曾有“美女作家”之称。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的《大浴女》。 铁凝又被指是最懂政治的中国作家。1989年六四事件后，铁凝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 铁凝仕途发迹于江泽民掌权时期，1996年10月，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底，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2006年11月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16年第三次当选作协主席，同期当上中国文联主席。2021年12月，第四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时连任中国文联主席。 曲学阿世、溜须拍马在中国文坛由来已久。铁凝的老前辈郭沫若，曾为斯大林发表祝寿作《我向你高呼万岁》，又曾为毛高唱赞歌《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文革期间在为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表忠时借机朗诵一首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他可以先歌颂“四人帮”，然后“四人帮”倒台又痛批“四人帮”。郭曾是第一、二、三届文联主席，第四届当选后不久病死。 铁凝也一样。在2009年10月13日的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词中，由于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场，作协主席铁凝全然忽视国际礼仪，先肉麻称呼“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后称呼作为东道主的“尊敬的默克尔总理”。 铁凝把持多年的文联、作协，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独一无二的怪异产物，它基本上是个官办机构，一切围著统治者服务，作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创作自由。作协的权力结构，本来处处参照“前苏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历次机构改革中却从未改制，至今仍是正部级单位。作为“群众性团体组织”之一，和党、政机关一样都是由国家财政包干供养。 铁凝曾在重庆接受薄熙来的耳提面命。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运动时期，2010年铁凝带著作协一帮人赴重庆开会，获薄会见、谈合作，为薄造势宣传。官媒报导，当时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十分明显，而作协的作家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网友则说，“代表薄书记奖励你五毛”。 作家阎延文曾揭露中国作协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作为群团组织，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一任命即配备奥迪等高档专车、司机、秘书、天价福利房，还有保姆费……同比国家部委领导，其待遇水准甚至更高。中国作协主席之下，则是一系列享受财政拨款的各级别官员，厅局级、处级、副处级……全国各省市作协、文联养活的公务员，保守估计在万人以上，国家每年花费的财政拨款高达数十亿元。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作协掌握著金额巨大的文学公募基金——中华文学基金会。这家国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铁凝亲任会长。 一句话，中国文艺界在党的控制下，已经很烂。在党国“圈养”中上位的高官，无非就是领袖的吹鼓手，铁凝上位副国级，堪比郭沫若，令人猜疑中共最高层是否有回归文革时期的真实用意。 历经三朝铁凝归于习 幕后彭丽媛权势受瞩 铁凝仕途发展经过中共江、胡、习“三朝”，但终归于习。 薄熙来已倒台多时，但铁凝还有一重优势，她与习近平夫妇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她在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时，去过正定县，与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结识。铁凝身兼中国文联主席，算起来还是文联副主席彭丽媛的领导。彭丽媛在2011年11月始任文联副主席，之后连续两届连任。 2021年12月14日，中共全国文联和作协在北京一起开代表大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亮相。作家铁凝继续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彭丽媛则续任副主席。彭丽媛当天身穿军装，坐在主席台下。央视在拍摄时，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特写。 虽说铁凝是彭丽媛的领导，但因为彭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人，真实的地位是颠倒过来的，她往往在文联这个单位中比较超脱。比如2017年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身兼文联副主席的彭丽媛只是提交书面发言。 前任妇联主席沈跃跃被认为是团派人物，曾是胡锦涛的人事大总管。而铁凝的情况有点像“三朝国师”王沪宁，最早是靠江泽民发迹，后来经过胡锦涛时期，再到现在归到习近平夫妇这边，当然，看起来更像是和彭丽媛更亲近。 彭丽媛是军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职将军（少将），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原有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等一大串头衔。 2012年5月彭丽媛升任军队艺术学院院长（后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习近平上台后，彭丽媛开始“卸”下一些闲职，近年还兼有一大堆兼职公益头衔，如世卫组织的“结核病和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等等。不过，因为彭丽媛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不作为，海外曾发起联署取消其“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 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中，彭丽媛位列51。 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大概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艺界，二是军队中，她在军中多年，早年人较温和低调，据说口碑不错，许多将军还是愿意听她号令的。 第三个势力是在老乡当中。彭丽媛是山东郓城人，这与官场“山东帮”也能联系起来。祖籍山东郓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是军工系官员，获习近平重用后，一直就传与彭丽媛关系密切。 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祖籍山东昌乐，原是江派人马，许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但他疑也走了夫人路线。 2021年10月26日，天津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学院合作设立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举行校园落成典礼。彭丽媛致贺信说，这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随后，李鸿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分别于11月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和“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工作座谈会”，称彭丽媛的贺信为“新形势下”开展对美国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这是首次有官方称颂“彭丽媛精神”，也只有李鸿忠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再者，两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也是山东人，未当常委之前，时常陪习近平夫妇出访。其他山东籍高层还有政治局委员、北京书记尹力，中央委员中则有西藏书记王君正、河北省长王正谱、安徽书记韩俊、浙江省长王浩、湖北省长王忠林、贵州省长李炳军、江苏书记信长星、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孟凡利等地方大员。 军队的中央委员中，上将徐忠波、董军，中将徐西盛都是山东籍。 中共内斗到最后 习或只信夫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吴国光今年初曾列出习近平亲信中的四个关键派系，包括跟习近平共事过的福建、浙江和上海官员，以及习家族关系深厚的陕西官员，另外五个派系则有军方和工业部门官员、跟清华大学有关的官员、跟中央党校有关的成员，跟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有明显关系的官员以及安全部门的官员。他认为在未来五年，习家军各派会争相拉拔自己的人马，习之下的新派系会迅速崛起。 笔者更早在2022年10月就在《上报》发表题为“二十大习家军铺满政治局，福建帮或成大赢家”一文列出，习家军基本可分为陕甘宁帮、浙江帮、福建帮、新上海帮、党校帮，11月文章又增加清华帮。 习家军各帮中的头面人马，目前已在各个地盘布局。当中还有许多属于谁给饭吃就听命于谁的技术官僚。现在中共的官员不需要奉献精神，只要忠于主子，为了共同保住这个黑帮集团利益而狼狈为奸。他们内斗内行，一定会在自己帮派狗咬狗。 习近平集权之势，正比肩建政的毛泽东，但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也逃不过让夫人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独裁者走到最后，老朽来临，可能谁都不信，只能靠夫人上阵。 从彭丽媛一贯的低调看，与江青显然大不同，但时势所迫，一旦后习时代朝政出乱子，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老路，成为内斗幕后要角，外界还在观望。当然，彭丽媛本来还可作为一个贤内助，亲贤能，远小人，小者可展“国母”风范，为草民发声，大者可扭转习的左转，推动埋葬一党专制。这其实也是扭转习面临的危机，也就避免了日后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共宣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谈的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厅周五（3月17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拘捕令，要求他必须对其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承担责任。这个通缉令我们可以视作是对习近平访俄的一个警告。 国际法庭对普京发出通缉令，是自2001年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逮捕以来最重要的起诉，表明国际法庭任何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哪怕是一国和大国的总统，只要发起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罪都会被起诉，都要接受审判，都不可能逃脱司法正义。一年来的俄乌战争，因俄国的入侵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战争创伤，与大量的平民死亡，以及大量的乌克兰儿童被绑架到俄罗斯进行洗脑教育。普京作为战争直接发起人应该承担责任与惩罚。 有消息说这一次习近平到访俄罗斯，习普要举行两个人一对一的会面，然后才是代表团的会面。这次习近平到俄不是去谈中乌和平的12条，那不过是一个晃子，而是为虎作伥，递刀子，真正地与俄结盟。虽然以前中共说过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过盟友，但二十大后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一种感性的说辞，而是要真正结盟把两国关系从法律意义上固化下来，彻底亮明对俄的支持。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理由只有一个，如果中国现在不支持俄罗斯，一当俄罗斯侵乌失败，普京被押上国际法庭，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会更加孤立，更让习忧虑的是由着俄罗斯的失败与普京的倒台，可能会造成中国的政治危机，习也可能步普京的后尘。因此，救普京就是救自己。而如果因着中国的出手，俄罗斯得救，那么俄中大哥小弟的角色可能会倒转。当年毛与苏争的就是老大哥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中共梦寐以求的。 中共除与俄争老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联俄，联朝，联伊击败美国与西方称霸世界，把中国的一党专政作为秩序规则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政治生活方式作为全人类的方式。对此习近平是信心满满的，特别是在二十大稳稳独揽了大权，无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后，他认为称霸世界的时机已到。当然他也怕夜长梦多，错失时机，所以访问俄罗斯与普京的会谈提前到了本月20日。而国际法庭也赶在习近平访俄前发出对普京的通缉令。这样一来习近平会见的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总统，而是一个受国际法庭通辑的案犯。而任何一个与案犯结成的盟约都是非法的。与案犯结成同盟的习近平也会以协助案犯罪被起诉通缉。乌克兰总检察官Andriy说：“现在如果普京离开俄罗斯，他将被逮捕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世界领导人在与他握手或与普京坐在谈判桌上之前要三思。这是向世界发出的另一个明确信号，即俄罗斯政权是犯罪政权” 签发逮捕令意味着可以在缔约《罗马规约》的国家境内逮捕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与案犯普京秘谈结盟，习有可能被当作协助犯受到通缉而被阻吓吗？相信以习的性格绝对不会，再说两国已正式宣布的访问怎么可能临阵掉链子，普京恼怒起来翻出中共的烂 账，习近平也是没好果子吃的。当然中国在此当下与俄正式结盟支持侵乌，下一个发出通缉令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访俄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习称霸世界的正式起跑，也是对文明社会的正式宣战。一场由俄拉开战幕，由中国主导的世界大战已在逼近，到时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置身于外。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蒋彦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于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也是一位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零年代，蒋彦永访问台湾时，失散半个世纪的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一九四九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其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蒋彦永继续在协和医学院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左倾，即便是燕京大学等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或协和医学院这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其提供的教育由于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观念秩序，无法让学生具备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追求“进步”的青年蒋彦永自然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吸引、说蛊惑。不过，燕京大学虽被中共拆解，其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对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蒋彦永产生深刻影响，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医生涯中一直践行这九个字。 一九五七年，蒋彦永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军总医院。一九八零年代以来，他出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他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之美誉。他在医学研究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及《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国爆发萨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认为卫生部长是在公然说谎，根据自己了解的几所军医院的情况，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数还在迅速增加。他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四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萨斯病毒，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次日晚上，他将自己知道的三所军医院收治萨斯染病者的情况写下来，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邮，该电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四月八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蒋彦永。记者建议蒋彦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记者又问：“那样做的后果，你考虑了没有？”蒋彦永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随即，西方若干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蒋彦永揭露的萨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蒋彦永给学生上课尚未结束，医院领导来找他谈话，警告他“作为一个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违背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蒋彦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会找院方谈。同时，他强调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四月十一日，蒋彦永主动找到院领导，提出三点控制疫情的建议：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应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萨斯病人。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与他一起核对萨斯病例的数字。 四月二十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萨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蒋彦永挺身而出成为吹哨人，挽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萨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现重大转折。同年八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其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萨斯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蒋彦永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和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当时，胡温刚刚执政，需要拉拢民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营造开明形象，勉强默认了蒋彦永的吹哨之举，没有对其进一步打压。蒋彦永被人们视为说真话的英雄，获得普遍的尊敬与赞誉。有的人，一生只说这一次真话就够了，从此便在成绩单上躺平，但蒋彦永不满足于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给当局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与诸多老共产党员一起联署了一封同一主题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应。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过毛泽东原秘书、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当局转达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他便将其公之于众，当时他因为揭露萨斯真相而名满天下，这封信于是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信件，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信中，他讲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赶到医院急诊室的见闻：“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伤者中，有一个中弹的、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蒋彦永亲自参与抢救却未能抢救过来：“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还揭露了军队使用达姆弹（开花弹）射杀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蒋彦永在信中还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后来，蒋彦永与丁子霖夫妇等天安门母亲联系上，并结识了刘晓波、鲍彤等异议人士。他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剑的北京相濡以沫。他并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和人脉，帮这些被打压的友人联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这封信件的公布，终于惹恼了中共当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于七月十九日被释放，据说是被强制“上学习班”。此后，他一直被军方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处在半软禁状态。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五年七月，他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许。他曾提出解除与解放军总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亦未获准许。 蒋彦永所受之监控，我曾亲身体验。二零零五年夏，我应邀到蒋医生家做客，正与蒋医生在客厅中聊天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告诉我，医院保卫处说要上门拜访，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会面惊动了他们。他让我躲进他的卧室，然后对登门的不速之客说，他家中并无记者来访。访客离去后，仍蹲守在他家楼下。蒋医生的“对敌”经验丰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邻居家暂避，几个小时后，他的邻居全家出门散步，他便让我混在其中，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让我将孩子抱在怀中，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这才蒙混过关。这一幕，于我而言，宛如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蒋彦永突破封锁，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说，由总后勤部掌控的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习近平的反应比胡温更加残暴：下令升级对蒋彦永的监控，蒋彦永出门看病也遭到军警拦阻。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甚至遭到军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经过交涉，他才住进自己服务一生的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蒋彦永的好友、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据蒋彦永的妻子透露，蒋彦永在医院被严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视。 二零二零年，一场规模和危害远超当年萨斯的中国武汉肺炎在中国和全球蔓延。中国民众担忧当局是否再次隐瞒疫情，网路上热传一篇当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蒋彦永的文章——当时，当局允许《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蒋彦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蒋彦永并未受到迫害的信号。虽是官媒却有一定市场化色彩、属于“南方报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敢于“打擦边球”的媒体，后来经过多次整肃，再也不能发表类似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在发表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改，但大致可以展现出蒋彦永的面貌和风骨。这篇访问，让很多民众追问：“李文亮已死，蒋彦永何在？”人们通过传播这篇文章来怀念蒋彦永这位当年在萨斯肆虐期间对外揭露真实疫情、坚持讲真话的军医，这篇文章却频频遭到网管以“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为由删除。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蒋彦永一直遭受更为严密的非法软禁，至今无法对外发声，只是偶尔流传出几张与友人章诒和、浦志强等人餐叙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时，蒋彦永医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