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幾位台灣和美國的學者認為目前不存在爆發台海戰爭的徵兆。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發動台海軍事行動，對中共來說本來就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戰事拖延或者讓對方有充分準備，都可能導致西方聯軍及時馳援，對中共來說極為不利。因此，邏輯上分析，中共也會盡量避免在發動軍事行動前，作出太明顯的軍事部署和行動，不會給外界太多的預警，因此主觀上也就不會想釋放出太多的具備強烈預警性質的徵兆。 其次，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不是那麼明顯的徵兆，例如各地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對此，有專家表示，「中國的軍費增加或是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是為了因應軍事轉型的需求以及事權統一，雖然國防動員乍聽之下跟戰爭有關，但並不全然是為了戰爭，因為一但國家發生颱風、地震、疫情等重大災情，也會有動員的需求。」這樣的分析我認為過於一廂情願。中國有重大災情，並不是最近或者未來才有的，過去幾十年一直都有嚴重災情，但從來沒有為此成立過國防動員辦公室。Covid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提升到國防的層次去處理。「國防」一詞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也從來都沒有與防災等內容連接在一起。 第三，我們也要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來比較不是那麼明顯的徵兆，現在都存在一個增加和增速的現象。舉例而言，習近平6月7日在考察中環產業區的時候明確表示，構建國內大循環，是為了保證極端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正常運行，這與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不矛盾的。這樣的表述，以前是很少出現的，而這裡的「極端情況」到底是什麼，我認為「戰爭」或者「發生顏色革命而被迫軍管」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天災的可能性，因為從習近平過去的言論中，我們很少看到對於嚴重的天災有多麼的重視。因此，習近平的最新講話，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徵兆。 還有一個徵兆：根據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的報告，中國已經在6艘核潛艇上部署射程長達1萬公里的「巨浪-3」洲際彈道導彈，讓中國可以從南中國海基地襲擊整個美國本土。中國做作這樣的軍事部署，說明他們已經有與美國軍事衝突的思想準備，目的當然還是武力攻台的軍事行動可以更加順利。如此徵兆，難道是為了防備天災或者炫耀武力嗎？我認為，中共動武的徵兆不僅存在，而且在不斷增加。前不久中國軍機和軍艦近距離挑釁美國軍機和軍艦，導致白宮發布罕見的警告，說「接下來會有人員傷亡」，這樣的徵兆難道還不夠明確嗎？ 我們當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中共會很快展開對台灣的武力攻擊，但一廂情願地忽視或者淡化中共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的戰爭動員和戰爭準備，不僅不利於國際社會對於發生戰爭的各項準備工作，也會渙散台灣國民抵抗入侵的集體意志。而後者，在我看來，才是戰爭一旦爆發，決定勝負的最關鍵因素。最後我還要指出，讓全世界放鬆警惕，在我看來，本身就是戰爭的一部分，就是一種認知作戰，是一種心理戰，這種論調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相關消息顯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問中國。這是至少被推遲了四個月的訪問。本應在今年二月份發生，但中共的間諜氣球擾亂了一切。美國公開中共間諜氣球飛行路線並宣布推遲布林肯對中國的訪問（儘管中方私下勸說美方不要推遲）、稍後將它擊落，轟動世界。 塵埃落定之後，美方重提布林肯訪中，但中方卻拿起了「架子」，一再回拒。為間諜氣球遭擊落而惱怒，更為拜登組建國際聯盟收緊對中共的包圍圈而惱怒。層層疊疊的聯盟，包括國際地緣政治聯盟、地區軍事聯盟、以及全球晶元、技術和供應鏈聯盟。 中國淪陷於習近平時代。如何打理美中關係？美中雙方各有期待和算盤。中方的幻想是美中關係回到從前，既有高層互訪，還有全面融合，便於中共對美國上下其手、持續大規模滲透。美方的期待是，儘管處於敵對狀態，但美中雙方應保持溝通，以避免戰爭，包括避免台海開戰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維護世界和平，是作為世界領袖的美國責任所在。 如此，有必要簡要回顧美中關係的當代史。自中共建政、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美中關係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雙方敵對，在朝鮮半島交戰。這一階段，主要由中共起因和主導。 第二階段，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美國聯中抗蘇，兩國關係緩和。在對抗蘇聯方面，美中關係甚至有如准盟友關係。這一階段，主要由美國起因和主導。 第三階段，1989年中共製造六四大屠殺之後，至2016年美國奧巴馬時代，美國不再視中共為準盟友，但卻繼續接觸和融合政策，期望中共通過改革開放走向民主化。和平演變？其實可以被定義為綏靖政策。這一階段，美中雙方都有起因並各自主導。 第四階段，中國習近平上台（2012年）、數年後美國川普上台（2017年），美中尖銳鬥爭開始。覺醒的美國開始反擊、反制中共。拜登接任（2021年）後，繼續奉行反擊、反制中共的政策，並聯合、整合國際盟友，對共產中國形成徹底包圍。美中重新回到全面敵對狀態。這一階段，美中雙方都有起因並各自主導。 中方希望美中關係回到從前，就是回到第三階段，在民主與專制的不同價值體系下，美方抱持綏靖政策、包容共產中國，繼續保持全面接觸和融合。美方希望避免戰爭，乃是避免回到第一階段，雙方兵戎相見，令全球生靈塗炭。換言之，美方維持第四階段，面對現實。 美國謹慎處理美中關係、希望保持高層溝通，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還是進行式。美國 、北約和文明世界堅定支持烏克蘭，決心讓普京徹底失敗。此時，中國因素至為關鍵。若中俄捆綁，則戰爭遷延時日、後果難料；若北京聽招呼，不完全與俄國捆綁，則烏克蘭取勝在望。 如何界定美中關係？美方的定調是三分法：對抗、競爭、合作。按拜登政府的說法：「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要時對抗。」中方不想被牽著鼻子走，聲言，美中之間要麼合作，要麼對抗，不可能既這樣、又那樣。但幾番鬥法之後，美國的定調和策略明顯佔了上風。北京在無計可施之後，被迫重啟高層對話。這是重提布林肯訪問中國的由來。 美方須知，美中關係可能緩和或暫時緩和，但不可能回到從前，更切不可舍本趨末 — 舍民主之本而趨利益之末。民主與專制的意識形態根本對立，鬥爭或競爭，始終是美中關係的主軸。《紅樓夢》有箴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儘管，民主是人類的方向、潮流，不可阻遏；但是，中共不甘心、不死心，要用「中國模式」即中共一黨專政的那一套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活在舊時代的習近平，竟要為新時代的人類發展「指明方向」。美國和文明世界不可不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前兩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講述了他在上海換房子的經歷，勾起了我寫篇同題作文的念頭。 湊巧，我前段時間也想換房，經歷和作者有些類似，入坑後才發現，眼下的樓市，真的跟幾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01 我這套房子位於杭州大運河邊，入手的時候，就因為位置緊靠運河，比小區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換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趕上國內房地產最後一波高潮，買的時候比兩年前總成本多了不少。不過，一手出一手進，所以當時也沒覺得虧。 這套房子的好處，地處運河邊只是其一。其實，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運河，平時都被長得枝繁葉茂的河邊綠植給遮擋住了。比較重要的是，這裡緊鄰幾所學校，小學、中學都有，有公辦名校，也有民辦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區里不少人，都是沖著這點買的房子。置換率也比較高。總有小孩畢業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讀書了搬進來。 這次想置換，也是因為小孩馬上畢業了，想換稍微大點的房子。雖然這套房子周邊配套、環境都不錯，但房子本身小了一點，加上好幾個書架的書，就顯得比較局促。 一開始沒想到置換到哪個區，糾結了一陣子。先是想就地置換，從這個小區置換到附近一個高檔一點的小區，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無必要，不增加總開支」的家庭指導理念，遂罷。 為什麼「不增加總開支」呢？因為，按照我們的年齡和收入水平，人過中年後，本不應再期待年收入還能長期保持不變，或者說，要隨時做好收入下降的準備。 現在的大環境變化，也不宜採取激進的財務計劃。收入不見得上漲，家庭債務卻在增長，這當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就地置換不成後，我們又看了幾個離市區遠一些的樓盤，想打一個價格差。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能夠買到面積比現在大、價格又合適的房子，說不定還能套點現金出來。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價格便宜，還要滿足七七八八各種條件，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看了好幾套房，始終都下不了決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幾套房子，作為買的人，我們抱的是看看的態度，而賣的人似乎也是抱著賣看看的態度，雙方都不是很積極。一般還沒進入談價格的環節，雙方就都不表態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賣房的可能和我一樣，都不是一定要買或者一定想賣，而更多是出於改善的需求，所以顯得沒有那麼急迫。 02 既然賣房、買房都不是一時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裡人商量，要麼先把房子掛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順利賣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緊完成置換。 這次把房子掛牌上網，找的還是幾年前買這套房的中介。家裡幾次交易，其實都是找的他，前段時間到處看房子，也是他先幫忙打的前陣。 沒想到的是，國內房地產經紀行業經過幾年發展，也都「互聯網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個交易平台，由該平台來登記和推薦。這有點像出行領域的滴滴，外賣領域的美團，這個平台成了繞不過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員，還是要跟這個平台的人員打交道，由平台分管這個轄區的門店來拍照和錄入。而中介人員每年要交給這個平台相應的管理費用。 倒不是說這麼做有什麼壞處，但平台因為要面對的買賣當事人多了，服務未必就能夠周全。 就比如說給房子拍照上網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預約後，就直接上門來拍了。當時我也不以為意，畢竟不是第一次賣房子，感覺不會有什麼問題，當時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沒有趕回家。 後來房子掛出來，我才發現真是慘不忍睹。那個拍攝角度，可以說怎麼糟蹋怎麼來，床是亂七八糟的「原生態」，客廳幾乎是「暗無天日」，而最大的亮點，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這哪是在賣房啊，簡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房子掛了近三個月，竟然連一個打電話詢問的人都沒有。是的，真的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啊。 這一反常情況，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說，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盡人意，看中這個地段和小區的人，也不至於連諮詢的慾望都沒有吧。 或者是價格掛得太高了？我讓中介查了一下小區最近的成交價，確實比我的掛牌價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樣，價格不一樣也正常。何況，價格也不是不能談的，何至於連一個「感興趣」的人都沒有呢？ 中介給了一個說法，說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掛牌量處在高位，而且新房還在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掛出房源期間，杭州二手房掛牌量達到21萬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萬套。這個數據未必準確（有重複的房源和長期掛牌的「殭屍房源」），但是打個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數，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同類城市。 這個因素應該是客觀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網簽量是1萬餘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這就是典型的供大於求，買房的人胃口難免「刁」了起來。 但這就是全部真相了嗎？應該不是。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03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國內樓市上一個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熱景象。 那一年，我同時賣房又買房，從詢價、看房到交定金，比「閃婚」還要快。賣出去的那套房子，賣便宜了，對方說「夜裡做夢都在笑」，作為賣方的我，卻也是落子無悔，因為比起我的入手價格，我只是少賺了而已。 而我本來想買的一套投資房，當時那個火爆場景，如今想來都感覺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樓處突然通知可以交錢了，於是和家人驅車前往這個樓盤。到了才發現，售樓處已經擠滿了趕來問詢和交錢的人。 期間，只聽有一個女的怒聲質問：我帶著全款現金來的，為什麼房子就不能賣給我？ 這位捧著全款買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應該感到慶幸。這個樓盤很快就爛尾了，時隔5年多，所有業主都還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還有更誇張的事例。那年參加過一場由開發商組織的樓盤搖號活動（不是後來的公證搖號），到現場才發現，整個大廳里坐滿了購房者。搖到號的人，從一個狹窄的通道進入另一個房間，房間牆壁上掛著一張平面圖，顯示樓盤在售狀態。中籤者只能在少數尚未售出的房號中挑選，決定要不要。 這個選房過程，只給5分鐘時間考慮，如果決定要買，則進入下一個流程：鎖定房號、簽約、交錢、走人。 搖到房子，還要買車位，一個車位29.8萬元。最近，我問了一下那個樓盤的車位賣多少錢，有人出價是19萬。 現實就是這麼骨感。 把房子從平台撤下來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那掛牌價600萬的房子，價格直降到400萬，比當時買的價格還便宜不少。也就說，即使不算房貸利息，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負資產」。 醒來後，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時間，我竟分辨不出，哪個是夢境，哪個是現實。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情沒有引起西方媒體必要的重視，但此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中共意識形態的改造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習近平試圖為黨建立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和道統，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習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並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像習這麼忙的人，專門抽出兩天考察北京的兩個文化單位，已說明他本人對這次考察非常重視。陪同考察和參加座談會的要員有蔡奇、中宣部長、人大副委員長、主管文化教育的國務委員、外交部長。此外，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中央宣傳文化系統各單位負責人，有關專家學者代表等也參加了座談會，這對一個座談會來說，規格相當高。 這種高規格更體現在對座談會的後續宣傳和配套會議上。從6月3日開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黨媒，以及省級黨報，都發表或轉發對於這次座談會的評論文和相關報道。以人民日報為例，6月3日頭版整版是座談會的報道；之後幾天，每天在頭版都配有1-2篇評論員文章以及最少1篇報道，有時其他版面還有報道。6月7日，為配合這次座談會，中宣部在深圳主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習致信祝賀。出席論壇的有中央宣傳文化單位、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部分文化企事業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和有關智庫專家學者等。9日，深入學習貫徹習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專題會議召開，蔡奇出席並講話。 懂中共宣傳規則和紀律的人都知道，像這種大陣仗的高調宣傳一個座談會，罕見，即使是二十大，也沒有如此密集發表評論員文章。那麼習近平在會上講了什麼，讓黨的宣傳部門必須這樣隆重宣傳。他提出了兩個「新」的論斷：（1）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要從這五個突出特性來論證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等。可以說，每個突出特性都是服務於當下的政治現實，服務於黨的統治需要。其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突出的統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習的話說，前者是從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以及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後者是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顯然，這樣的論述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和扮演中國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準備。 「兩個結合」則被習視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他尤其看重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所謂「第二個結合」，認為這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以及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習要將馬克思主義深植中國 中共過去的論述只有「第一個結合」，現在習指出「第二個結合」，目的是要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阻梗，將兩者嫁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根植於中國內部的東西，而不是外部的東西，將黨的統治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上，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守護者，並在新時代將它發揚光大。在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有一種聲音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東西，和中國水土不服，不適合中國國情。習現在要告訴大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質相通，他將兩者「結合」，為中國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也築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讓黨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進而鞏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作為「結合」的產物，習近平思想就是該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習在座談會上還有其他論斷，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傳機器，黨國的專家學者，正在大肆售賣他的這兩個「新」論斷，賦予其重大意義。確實，習正在為黨改造意識形態，把中共塑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黨的統治是深植於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中國文化的根基，並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統一台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在全球治理中國將發揮主導作用提供文化解釋。可以說，習的這些論述用大白話講，實際最後都要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中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選出的統治者，它紮根於中國歷史，是「天意」，任何反對勢力動搖不了的。 毛反傳統，文革倡導破四舊，要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因為他自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有足夠的合法性。習在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越來越受質疑的情況下，開始了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提出「文化自信」，把原來的「三個自信」變成「四個自信」。他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他要更進一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將黨改造成一個立足和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政黨。但這不表明習要拋棄馬克思主義，他仍會高舉馬克思的旗號，加強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他現在在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為中共引入另一個合法性，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並將他的習思想作為這兩者「結合」的產物。 20年前，學者甘陽提出「通三統」，試圖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為中共尋找合法性。習此次比較完整地回歸傳統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長李書磊這位曾經的「北大神童」的傑作，事後看來，這是習為什麼要任命他做黨國宣傳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習高捧傳統文化，把黨說成是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政黨後，會受到信奉傳統文化和主張儒教治國的群體歡迎，減少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其政治含義是為中共開拓了一個支持力量，有利黨的統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來中共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會作出修正，傳統文化會得到官方進一步的弘揚。西方輿論忽視這次座談會，沒有看到它對中共統治的未來意義，不應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債台高築並非中國的新鮮事。中國經濟發展一直與「債務」二字相連。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共歷朱鎔基到李強四屆總理，朱鎔基上任以後清欠難纏之極的「三角債」一戰功成，讓其獲「中國最懂經濟的總理」之稱。溫家寶運氣極好，上承江澤民加入WTO之勢，以及朱鎔基「抓大放小」國企改革造就了幾十家國企寡頭的壟斷之利，不僅經濟上保持兩位數的連續增長，還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機之苦的2009年投放5萬億救市，這一救，結果是李克強與李強接任總理一職時，都要接過處理債務的重擔。 朱鎔基何以獲鐵血宰相之稱？ 1990年，中國經濟整頓核心問題是清理三角債。1991―1992年間，「三角債」的規模最大時曾占銀行信貸總額三分之一，全國三角債累計達3000億左右（1991年中國GDP總量1991為2萬億元），全國有90%的企業被捲入「三角債」鏈條中，所謂「三角債」已經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連環債務問題，而是捆住中國經濟的繩索。清理三角債，成為朱鎔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的第一單任務。 當時全國媒體上連篇累牘談三角債的嚴重，形成三角債的主要原因被概括為：一是由於建設項目超概算嚴重、當年投資計劃安排不足和自籌資金不落實，造成嚴重的固定資產投資缺口，形成對生產部門貸款和施工企業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業虧損嚴重，擠佔了企業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企業間相互拖欠；三是企業產品不適銷對路或根本無銷路，產成品佔用資金上升，形成投入-產出-積壓-拖欠-再投入-再產出-再積壓的惡性循環。 為了讓讀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鎔基選擇的清欠試點東北三省四市為例。根據當時的調研，朱鎔基定下的清理方針是立足於治本清源，從解決三角債源頭入手，重點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拖欠這個三角債源頭，同時狠抓限產壓庫促銷、調整產品結構和扭虧增盈。第一站選在鞍山鋼鐵廠，是因為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廠正飽受「三角債」折磨：當時鞍鋼賣給瀋陽電纜廠3000萬元的鋼材，貨款要不回來。因為沒錢，鞍鋼無法支付鍊鋼所需的煤炭錢，導致煤礦不再給鞍鋼供煤。煤礦的煤不能往外賣，就發不出工資，煤礦職工的生活就很困難。在調研組去之前，鞍鋼正面臨鍋爐停產的風險。 煤礦、鞍鋼、瀋陽電纜廠的「三角債」問題，是中國當時經濟的縮影。朱鎔基認為連環清欠招數有迭加效果：譬如對電廠投入資金，電廠還給設備製造廠，設備製造廠還給鋼廠、鋼廠再還給煤礦、鐵路，這樣迭加起來，效果就明顯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還能達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據這一指示，遼寧首批清欠的試點企業主要從機電、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產資料行業中選擇。在東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債」的企業選擇了300戶左右。清欠小組對試點企業債權債務情況，先進行紮實具體的摸底，派了14個工作小組到東北重點省市幫助清欠。朱鎔基本人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 清欠結果如下：用朱鎔基提出的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在東北取得成功後，推廣至全國。歷1991、1992兩年，3000億涉及地方政府、銀行以及眾多企業的三角債，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資金55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520億元，地方和企業自籌35億元，清理了2190億元三角債。 這是朱鎔基從上海調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的第一板斧。由於他雷厲風行的風格，這項最難纏的活居然速戰見效，得到鄧小平以及舉國上下的一片叫好。從此以後，「經濟沙皇」、「鐵血宰相」成為朱鎔基的綽號，「懂經濟」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國地方債何以債台高築？ 胡溫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黃金十年」，中國經濟以年均兩位數的增速進入增長快車道，但2009年投入5萬億救市之後，地方政府大量舉債注入配套資金，大搞「鐵公基」這類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開發，地方債務迅速積累。2012年是胡習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國家資產負債表編製與風險評估報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加總的債務接近28萬億，占當年GDP的53%。國家整體資產負債率呈上升趨勢，債務風險相應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債務19.94萬億，須引起高度關注。該評估報告還指出，地方政府債務同樣牽涉到城投公司、信託機構、銀行、房地產企業等眾多方面。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風險點也主要體現在房地產信貸、地方債務、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等項目當中，中長期風險則更多集中在對外資產、企業債務、以及社保欠賬等項目。 根據國家審計署當時公布的第24號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個地方政府（15個省及其省會城市、3個直轄市及其3個市轄區）債務餘額3.85萬億元，存在償債壓力大、借新還舊率高、變相融資突出等問題，其中有16個地區資不抵債——如果中國允許政府破產，這16個省區將成為中國的「底特律」。 也就是說，中國在2009年五萬億救市豪舉中當了一回「世界經濟的挪亞方舟」，但很快就品嘗到債務過高的風險。 胡溫至習共四次清理地方債 李克強從接任總理之時開始，就接過了地方債這個燙手山芋。2011 年以來，基於對債務規範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經歷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專門針對隱性債務的摸底，在每次審計結束之後都相應出台了政策，要求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債務機制，並提出置換債、特殊再融資債、區域試點等措施進行債務置換，但措施基本無產兒，無法扼制債務規模繼續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無法自拔。到2017 年，中國政府開始對隱性債務甄別認定，希望摸清債務底盤，想法解決，最後無奈地發現，隱性債務是筆地方政府也說不清的糊塗帳，只能估計與明面債務相當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從年份上看，一次發生在中共高層換屆之前，三次發生於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之後。今天翻查中國政府處理債務問題。發現從1990年代開始，只有溫家寶是造成債務卻不用為此發愁的總理，朱鎔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處理3000億三角債，李克強上台就處理前任的債務，李強則處理溫、李滾雪球的債務：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總債務接近28萬億（地方債務19.94萬），16個省區接近破產，李克強接盤；如今是27個省區接近破產，李強接盤。 時與勢不再：「世界再無張居正」 考慮到三次清債未見成效，目前中國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債困局，國內有經濟學家提出，破解地方債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啟動資金」。這是從朱鎔基當年清理三角債的經驗出發，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夠達到1：3的清欠目標。 但是，朱鎔基當年清理三角債的時勢不再，事與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當年朱鎔基履任副總理之時，中國還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之時，「鐵血宰相」之所以能夠令行禁止，乃因這一時代背景； 2、那時的三角債主要在實體經濟領域，抓住產供銷的源頭清理，就能盤活經濟。現在的地方債問題，乃因地方財政對土地、基建工程過份依賴，房地產市場現已嚴重飽和，無足夠的買家進場；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場效益。問題的源頭在政府，病在金融領域，中央再注資，還是用來解決地方的人頭財政，不能在生產領域產生效益。 3、朱鎔基清理的3000億三角債只佔當時GDP總量2萬億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債務過於龐大，66萬億地方債務佔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資，也只能印鈔投入人頭財政，導致通脹飆升。中國人民幣又不比美元這世界硬通貨，美元超發通脹外辦理，人民幣過多發行，通脹全由國內承受。 明萬曆前十年張居正執正，經濟繁榮軍費充足；張居正之後，明朝財政開始顯露嚴重問題，時人感嘆「世間再無張居正」。此處引用此語，一層意思是指朱鎔基的能力與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國不再具有這位「鐵血宰相」當年清理三角債的時與勢。美國州一級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產就爛這座城市。中國是中央集權下的分層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產，中央集權無根可依。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紀念日，自由亞洲電台適時刊登了《「天安門母親：「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黑暗的夜晚」》，報道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的祭文寫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當時的政府動用野戰軍使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在首都長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無視馬路上眾多的民眾，橫行霸道、真槍實彈地向人群開槍，用坦克碾壓，殘暴地鎮壓了學生和市民們。我們的親人，他們就是在那個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惡的槍彈下，為了心中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筆者也是八九學潮和六四鎮壓的親歷者之一。歷劫之後的第三天即從當時的一位現役軍人，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某領導人的一位秘書口中證實了6月4日凌晨沿長安街由西向東，憑藉坦克碾壓和和自動步槍實彈射擊一路殺進天安門廣場的，正是事先被廣場上風傳已經因為堅信「人民軍隊愛人民「而「倒戈」的中共「萬歲軍」第三十八集團軍。 而當時之所以有三十八軍「倒戈」的風傳，則是因此前確曾發生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的「抗命不從」所引發。 楊繼繩先生在他的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詳細記載了當年徐勤先拒絕率領部隊參與戒嚴、鎮壓學生的過程：「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布中央軍委命令，讓（所屬幾個軍的）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書中繼續寫道：「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筆者今年4月2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武大郞開店」的習近平豈容劉亞洲如此「張狂」》一文中介紹了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郎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該文中著重介紹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與道德》一文在網上「散布」的劉亞洲2002年11或12月在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時一份內部講話中的部分內容。不過尚未得來及介紹如下一段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 京津地區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區的老百姓都是很關心政治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關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越是京畿的部隊越不能用。六四”時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和二十八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是個將才。他在坦克一師當師長時我看過他指揮的一場演習。他懶洋洋地坐在，不，幾乎是半躺在帳蓬中的椅子上，指揮千軍萬馬，頭腦清晰如閃電，井然有序，大有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氣勢。在中國軍隊這樣的人不多。與他不相伯仲的有×××，×××。超過他的只有蘭州軍區×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間，北京告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親自開車到保定，要徐勤先帶部隊進京。徐勤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命令。周說，沒有。徐說，那這個兵我不能帶。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三十八軍就駐在京津地區。 這裡需要特彆強調一句，劉亞洲在他這篇21年前的講話里，是完全站在堅決支持武裝鎮壓六四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立場上的。 請看他當時講的如下這段內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軍隊已經在政治上發揮了兩次重要作用，還將繼續發揮作用。哪兩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風波。小平同志說過，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既然非來不可，早來比遲來強。”六四”之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最近大家在學習”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裡面有一個重要命題，就是十三年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輝煌成就。這個”十三年”從什麼時候分野？從”六四”。可以這樣說，沒有”六四”問題的解決，就沒有我們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的局面；沒有軍隊，”六四”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也就不可能有這十三年的輝煌。6月4號那天早晨，北京城經過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後突然平靜下來。許多清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不知道下一步事態會怎麼發展，神經的弦綳得緊緊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電話都不通。為什麼打不通呢？因為全體市民都躲在家裡打電話，電話一下超負荷，癱瘓了。謠言象長了腿，飛跑全國。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齊聚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楊尚昆主席講過這麼一句話：”‘六四’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而當時的三十八軍為什麼沒有因為軍長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當年一本內部出版物《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這樣記錄：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尖銳激烈。在國家重要的輿論工具發生了錯誤導向，我集團軍出現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情況下，我集團軍黨委和部隊之所以能夠排除干擾，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這是由於部隊從上到下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定的政治基礎。這種覺悟和基礎的確立，既靠平時的教育，又靠結合任務進行及時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這裡說的集團軍黨委，隨著軍長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時任三十八軍政治委員王福義的掌握之中。這個王姓政委比出生於1935年的徐勤先年長三歲，從1988年4月開始擔任軍政委。 正是因為有這個王福義當時「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對立面，堅決擁護軍委下達的提拔時任副軍長張美遠代理徐勤先軍長職務的命令，才令後來的三十八軍搶下了進京鎮壓的頭功。 因為配合張美遠指揮三十八軍堅決執行進京鎮壓命令有功，這個王福義半年多後即被官升一級，被安排為北京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紀委書記，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93年7月被江澤民授予中將軍銜。 至於當時的張美遠，本來就是已經在三十八軍副軍長位置上獲授與徐勤先同樣的少將軍銜，並被送進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系學習。因為徐勤先抗拒執行帶部隊進北京參與鎮壓的命令,時任國防大學校長張震親自將中央軍委下達的一張任命張美遠為代軍長的命令交到張美遠手中,令他緊急趕回保定軍部主持集團軍司令部的工作。 此後,張美遠忠實執行鄧小平的命令,及時將三十八軍司令部指揮所移至北京西山,與北京軍區作戰部聯合作業,並將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時調進北京,為從六月三日晚上開始的鎮壓行動立下了頭功。 6月4日凌晨1時，三十八軍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乘坐「003號」輕型裝甲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側，但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突然熄火，緊隨其後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福義和副軍長（代理軍長）張美遠乘坐的指揮車到達天安門金水橋，跟進的「332號」裝甲車首先駛入天安門廣場，接著，45輛裝甲車陸續開進到天安門廣場。 如上這一自然段的內容是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在鎮壓之後為自己請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橋》中親自描述，該文收錄進當時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 而三十八集團軍軍史對這一段的相關記載是：「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12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4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6月4日1時30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集團軍1萬零8百名官兵、45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分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為取得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支執行鎮壓任務最堅決的部隊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讚揚,鄧小平、江澤民等人都親自簽發過給他們的嘉獎令。張美遠在「圓滿完成平暴任務」後立刻被正式任命為軍長。不過日後有外界報道說他因此而被晉陞中將銜的說法是錯誤的。 接下來，當時的軍委工作實際主持人楊尚昆和楊白冰在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四大籌集軍內代表時，將暫時還留在三十八軍軍長職務上的張美遠安排進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本來,楊白冰已經計劃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張美遠進入中央委員之後即提拔他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準備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員職務。當時的王成斌已經六十四歲。 令張美遠沒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的第二個月,不但未能如願晉陞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反在被解除三十八軍軍長職務的同時,接到調到蘭州軍區所轄的青海省軍區任司令員的調令。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鄒玉琪的楊白冰親信，時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也被江澤民下令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據說當時向此二人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時,均要求他們只帶一名警衛員,三日內赴蘭州軍區報道。 有當時的軍內人士分析說,因為蘭州軍區的領導班子與楊家兄弟沒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澤民和當時的中辦副主任兼鄧小平辦公室主任及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楊之後把楊白冰在北京軍區培植的政治親信打發到蘭州軍區最為放心。說好聽了是「平級調動」,說難聽了是「控制使用」。 對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之後 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召開的十四大上先後產生的兩屆中委名單,就不難發現了個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一批本來不夠退役年齡的十四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軍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名單上已不見蹤影。特別是像張美遠這樣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軍事將領,十四大上曾經被論功行賞,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這是因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夜,江澤民雖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楊家兄弟一舉成功,但因為時間關係,此前已經制定出來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已經來不及更換,以至軍隊有一批效忠楊家兄弟的高級將領還是在十四大進了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張美遠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時正好六十歲,說起來也不算年輕。按照中共軍隊幹部嚴格的年齡標準,正軍職幹部六十歲再升不上去的話,就只能退役了。所以當時的江澤民於十五大召開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簽署命令,安排張美遠出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副書記,仍然享受正軍級待遇,軍銜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軍長職務得到的少將軍銜。這樣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級別的前提下,「名正言順」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繼任中央委員。 張美遠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當時的徐勤先已經刑滿出獄，被內部宣布降為副軍級待遇安排在石家莊「休養」。據說張美遠曾請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長」徐勤先，得到了北京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的恩准，但卻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獄後，徐勤先曾去拜訪李銳，談了有關「六四」的情況。他70歲生日，也曾請李銳到石家莊家中相聚。李銳手書一幅對聯送給他：「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李銳先生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六四』鎮壓，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莊離世，享年86歲。自由亞洲電台當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時給以較詳細的報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還較少為人知道的當年三十八軍的前任軍長，時武警部隊司令員李連秀也是因對「六四」鎮壓的命令執行不力而丟官。事情的詳細經過，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