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几位台湾和美国的学者认为目前不存在爆发台海战争的征兆。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发动台海军事行动，对中共来说本来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战事拖延或者让对方有充分准备，都可能导致西方联军及时驰援，对中共来说极为不利。因此，逻辑上分析，中共也会尽量避免在发动军事行动前，作出太明显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不会给外界太多的预警，因此主观上也就不会想释放出太多的具备强烈预警性质的征兆。 其次，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例如各地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国的军费增加或是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是为了因应军事转型的需求以及事权统一，虽然国防动员乍听之下跟战争有关，但并不全然是为了战争，因为一但国家发生台风、地震、疫情等重大灾情，也会有动员的需求。”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过于一厢情愿。中国有重大灾情，并不是最近或者未来才有的，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严重灾情，但从来没有为此成立过国防动员办公室。Covid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提升到国防的层次去处理。“国防”一词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也从来都没有与防灾等内容连接在一起。 第三，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现在都存在一个增加和增速的现象。举例而言，习近平6月7日在考察中环产业区的时候明确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这样的表述，以前是很少出现的，而这里的“极端情况”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战争”或者“发生颜色革命而被迫军管”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天灾的可能性，因为从习近平过去的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于严重的天灾有多么的重视。因此，习近平的最新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 还有一个征兆：根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的报告，中国已经在6艘核潜艇上部署射程长达1万公里的“巨浪-3”洲际弹道导弹，让中国可以从南中国海基地袭击整个美国本土。中国做作这样的军事部署，说明他们已经有与美国军事冲突的思想准备，目的当然还是武力攻台的军事行动可以更加顺利。如此征兆，难道是为了防备天灾或者炫耀武力吗？我认为，中共动武的征兆不仅存在，而且在不断增加。前不久中国军机和军舰近距离挑衅美国军机和军舰，导致白宫发布罕见的警告，说“接下来会有人员伤亡”，这样的征兆难道还不够明确吗？ 我们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中共会很快展开对台湾的武力攻击，但一厢情愿地忽视或者淡化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不仅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于发生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会涣散台湾国民抵抗入侵的集体意志。而后者，在我看来，才是战争一旦爆发，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最后我还要指出，让全世界放松警惕，在我看来，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就是一种认知作战，是一种心理战，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关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这是至少被推迟了四个月的访问。本应在今年二月份发生，但中共的间谍气球扰乱了一切。美国公开中共间谍气球飞行路线并宣布推迟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尽管中方私下劝说美方不要推迟）、稍后将它击落，轰动世界。 尘埃落定之后，美方重提布林肯访中，但中方却拿起了“架子”，一再回拒。为间谍气球遭击落而恼怒，更为拜登组建国际联盟收紧对中共的包围圈而恼怒。层层叠叠的联盟，包括国际地缘政治联盟、地区军事联盟、以及全球芯片、技术和供应链联盟。 中国沦陷于习近平时代。如何打理美中关系？美中双方各有期待和算盘。中方的幻想是美中关系回到从前，既有高层互访，还有全面融合，便于中共对美国上下其手、持续大规模渗透。美方的期待是，尽管处于敌对状态，但美中双方应保持沟通，以避免战争，包括避免台海开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是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责任所在。 如此，有必要简要回顾美中关系的当代史。自中共建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美中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双方敌对，在朝鲜半岛交战。这一阶段，主要由中共起因和主导。 第二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美国联中抗苏，两国关系缓和。在对抗苏联方面，美中关系甚至有如准盟友关系。这一阶段，主要由美国起因和主导。 第三阶段，1989年中共制造六四大屠杀之后，至2016年美国奥巴马时代，美国不再视中共为准盟友，但却继续接触和融合政策，期望中共通过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化。和平演变？其实可以被定义为绥靖政策。这一阶段，美中双方都有起因并各自主导。 第四阶段，中国习近平上台（2012年）、数年后美国川普上台（2017年），美中尖锐斗争开始。觉醒的美国开始反击、反制中共。拜登接任（2021年）后，继续奉行反击、反制中共的政策，并联合、整合国际盟友，对共产中国形成彻底包围。美中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这一阶段，美中双方都有起因并各自主导。 中方希望美中关系回到从前，就是回到第三阶段，在民主与专制的不同价值体系下，美方抱持绥靖政策、包容共产中国，继续保持全面接触和融合。美方希望避免战争，乃是避免回到第一阶段，双方兵戎相见，令全球生灵涂炭。换言之，美方维持第四阶段，面对现实。 美国谨慎处理美中关系、希望保持高层沟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是进行式。美国 、北约和文明世界坚定支持乌克兰，决心让普京彻底失败。此时，中国因素至为关键。若中俄捆绑，则战争迁延时日、后果难料；若北京听招呼，不完全与俄国捆绑，则乌克兰取胜在望。 如何界定美中关系？美方的定调是三分法：对抗、竞争、合作。按拜登政府的说法：“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中方不想被牵着鼻子走，声言，美中之间要么合作，要么对抗，不可能既这样、又那样。但几番斗法之后，美国的定调和策略明显占了上风。北京在无计可施之后，被迫重启高层对话。这是重提布林肯访问中国的由来。 美方须知，美中关系可能缓和或暂时缓和，但不可能回到从前，更切不可舍本趋末 — 舍民主之本而趋利益之末。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斗争或竞争，始终是美中关系的主轴。《红楼梦》有箴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尽管，民主是人类的方向、潮流，不可阻遏；但是，中共不甘心、不死心，要用“中国模式”即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一套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活在旧时代的习近平，竟要为新时代的人类发展“指明方向”。美国和文明世界不可不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前两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讲述了他在上海换房子的经历，勾起了我写篇同题作文的念头。 凑巧，我前段时间也想换房，经历和作者有些类似，入坑后才发现，眼下的楼市，真的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1 我这套房子位于杭州大运河边，入手的时候，就因为位置紧靠运河，比小区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换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赶上国内房地产最后一波高潮，买的时候比两年前总成本多了不少。不过，一手出一手进，所以当时也没觉得亏。 这套房子的好处，地处运河边只是其一。其实，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运河，平时都被长得枝繁叶茂的河边绿植给遮挡住了。比较重要的是，这里紧邻几所学校，小学、中学都有，有公办名校，也有民办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区里不少人，都是冲着这点买的房子。置换率也比较高。总有小孩毕业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读书了搬进来。 这次想置换，也是因为小孩马上毕业了，想换稍微大点的房子。虽然这套房子周边配套、环境都不错，但房子本身小了一点，加上好几个书架的书，就显得比较局促。 一开始没想到置换到哪个区，纠结了一阵子。先是想就地置换，从这个小区置换到附近一个高档一点的小区，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无必要，不增加总开支”的家庭指导理念，遂罢。 为什么“不增加总开支”呢？因为，按照我们的年龄和收入水平，人过中年后，本不应再期待年收入还能长期保持不变，或者说，要随时做好收入下降的准备。 现在的大环境变化，也不宜采取激进的财务计划。收入不见得上涨，家庭债务却在增长，这当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地置换不成后，我们又看了几个离市区远一些的楼盘，想打一个价格差。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够买到面积比现在大、价格又合适的房子，说不定还能套点现金出来。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价格便宜，还要满足七七八八各种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了好几套房，始终都下不了决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几套房子，作为买的人，我们抱的是看看的态度，而卖的人似乎也是抱着卖看看的态度，双方都不是很积极。一般还没进入谈价格的环节，双方就都不表态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卖房的可能和我一样，都不是一定要买或者一定想卖，而更多是出于改善的需求，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急迫。 02 既然卖房、买房都不是一时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里人商量，要么先把房子挂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顺利卖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紧完成置换。 这次把房子挂牌上网，找的还是几年前买这套房的中介。家里几次交易，其实都是找的他，前段时间到处看房子，也是他先帮忙打的前阵。 没想到的是，国内房地产经纪行业经过几年发展，也都“互联网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个交易平台，由该平台来登记和推荐。这有点像出行领域的滴滴，外卖领域的美团，这个平台成了绕不过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员，还是要跟这个平台的人员打交道，由平台分管这个辖区的门店来拍照和录入。而中介人员每年要交给这个平台相应的管理费用。 倒不是说这么做有什么坏处，但平台因为要面对的买卖当事人多了，服务未必就能够周全。 就比如说给房子拍照上网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预约后，就直接上门来拍了。当时我也不以为意，毕竟不是第一次卖房子，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时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没有赶回家。 后来房子挂出来，我才发现真是惨不忍睹。那个拍摄角度，可以说怎么糟蹋怎么来，床是乱七八糟的“原生态”，客厅几乎是“暗无天日”，而最大的亮点，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这哪是在卖房啊，简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房子挂了近三个月，竟然连一个打电话询问的人都没有。是的，真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 这一反常情况，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说，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尽人意，看中这个地段和小区的人，也不至于连咨询的欲望都没有吧。 或者是价格挂得太高了？我让中介查了一下小区最近的成交价，确实比我的挂牌价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也正常。何况，价格也不是不能谈的，何至于连一个“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呢？ 中介给了一个说法，说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处在高位，而且新房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挂出房源期间，杭州二手房挂牌量达到21万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万套。这个数据未必准确（有重复的房源和长期挂牌的“僵尸房源”），但是打个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数，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 这个因素应该是客观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网签量是1万余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这就是典型的供大于求，买房的人胃口难免“刁”了起来。 但这就是全部真相了吗？应该不是。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03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国内楼市上一个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热景象。 那一年，我同时卖房又买房，从询价、看房到交定金，比“闪婚”还要快。卖出去的那套房子，卖便宜了，对方说“夜里做梦都在笑”，作为卖方的我，却也是落子无悔，因为比起我的入手价格，我只是少赚了而已。 而我本来想买的一套投资房，当时那个火爆场景，如今想来都感觉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楼处突然通知可以交钱了，于是和家人驱车前往这个楼盘。到了才发现，售楼处已经挤满了赶来问询和交钱的人。 期间，只听有一个女的怒声质问：我带着全款现金来的，为什么房子就不能卖给我？ 这位捧着全款买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应该感到庆幸。这个楼盘很快就烂尾了，时隔5年多，所有业主都还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有更夸张的事例。那年参加过一场由开发商组织的楼盘摇号活动（不是后来的公证摇号），到现场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坐满了购房者。摇到号的人，从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张平面图，显示楼盘在售状态。中签者只能在少数尚未售出的房号中挑选，决定要不要。 这个选房过程，只给5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决定要买，则进入下一个流程：锁定房号、签约、交钱、走人。 摇到房子，还要买车位，一个车位29.8万元。最近，我问了一下那个楼盘的车位卖多少钱，有人出价是19万。 现实就是这么骨感。 把房子从平台撤下来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挂牌价600万的房子，价格直降到400万，比当时买的价格还便宜不少。也就说，即使不算房贷利息，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负资产”。 醒来后，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时间，我竟分辨不出，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此事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试图为党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习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像习这么忙的人，专门抽出两天考察北京的两个文化单位，已说明他本人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会的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这对一个座谈会来说，规格相当高。 这种高规格更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日开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党报，都发表或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和相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日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天，每天在头版都配有1-2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1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6月7日，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懂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像这种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即使是二十大，也没有如此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让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这样隆重宣传。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1）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来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特性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的话说，前者是从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 “两个结合”则被习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认为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以及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 中共过去的论述只有“第一个结合”，现在习指出“第二个结合”，目的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梗，将两者嫁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根植于中国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将党的统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并在新时代将它发扬光大。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一种声音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习现在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质相通，他将两者“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让党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进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为“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思想就是该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在座谈会上还有其他论断，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传机器，党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大肆售卖他的这两个“新”论断，赋予其重大意义。确实，习正在为党改造意识形态，把中共塑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党的统治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在全球治理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文化解释。可以说，习的这些论述用大白话讲，实际最后都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出的统治者，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是“天意”，任何反对势力动摇不了的。 毛反传统，文革倡导破四旧，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足够的合法性。习在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越来越受质疑的情况下，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提出“文化自信”，把原来的“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他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要更进一步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将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党。但这不表明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仍会高举马克思的旗号，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现在在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中共引入另一个合法性，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他的习思想作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20年前，学者甘阳提出“通三统”，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中共寻找合法性。习此次比较完整地回归传统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这位曾经的“北大神童”的杰作，事后看来，这是习为什么要任命他做党国宣传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习高捧传统文化，把党说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政党后，会受到信奉传统文化和主张儒教治国的群体欢迎，减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其政治含义是为中共开拓了一个支持力量，有利党的统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来中共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会作出修正，传统文化会得到官方进一步的弘扬。西方舆论忽视这次座谈会，没有看到它对中共统治的未来意义，不应该。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适时刊登了《“天安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报道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的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笔者也是八九学潮和六四镇压的亲历者之一。历劫之后的第三天即从当时的一位现役军人，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领导人的一位秘书口中证实了6月4日凌晨沿长安街由西向东，凭借坦克碾压和和自动步枪实弹射击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正是事先被广场上风传已经因为坚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而“倒戈”的中共“万岁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而当时之所以有三十八军“倒戈”的风传，则是因此前确曾发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抗命不从”所引发。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笔者今年4月2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武大郞开店”的习近平岂容刘亚洲如此“张狂”》一文中介绍了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郎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该文中着重介绍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与道德》一文在网上“散布”的刘亚洲2002年11或12月在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时一份内部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尚未得来及介绍如下一段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 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句，刘亚洲在他这篇21年前的讲话里，是完全站在坚决支持武装镇压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立场上的。 请看他当时讲的如下这段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而当时的三十八军为什么没有因为军长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当年一本内部出版物《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这样记录：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说的集团军党委，随着军长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掌握之中。这个王姓政委比出生于1935年的徐勤先年长三岁，从1988年4月开始担任军政委。 正是因为有这个王福义当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对立面，坚决拥护军委下达的提拔时任副军长张美远代理徐勤先军长职务的命令，才令后来的三十八军抢下了进京镇压的头功。 因为配合张美远指挥三十八军坚决执行进京镇压命令有功，这个王福义半年多后即被官升一级，被安排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被江泽民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当时的张美远，本来就是已经在三十八军副军长位置上获授与徐勤先同样的少将军衔，并被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因为徐勤先抗拒执行带部队进北京参与镇压的命令,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亲自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张任命张美远为代军长的命令交到张美远手中,令他紧急赶回保定军部主持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 此后,张美远忠实执行邓小平的命令,及时将三十八军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北京西山,与北京军区作战部联合作业,并将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时调进北京,为从六月三日晚上开始的镇压行动立下了头功。 6月4日凌晨1时，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乘坐“003号”轻型装甲车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东侧，但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突然熄火，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福义和副军长（代理军长）张美远乘坐的指挥车到达天安门金水桥，跟进的“332号”装甲车首先驶入天安门广场，接着，45辆装甲车陆续开进到天安门广场。 如上这一自然段的内容是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在镇压之后为自己请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桥》中亲自描述，该文收录进当时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 而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对这一段的相关记载是：“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支执行镇压任务最坚决的部队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赞扬,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亲自签发过给他们的嘉奖令。张美远在“圆满完成平暴任务”后立刻被正式任命为军长。不过日后有外界报道说他因此而被晋升中将衔的说法是错误的。 接下来，当时的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杨尚昆和杨白冰在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筹集军内代表时，将暂时还留在三十八军军长职务上的张美远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来,杨白冰已经计划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张美远进入中央委员之后即提拔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准备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员职务。当时的王成斌已经六十四岁。 令张美远没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第二个月,不但未能如愿晋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在被解除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的同时,接到调到兰州军区所辖的青海省军区任司令员的调令。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邹玉琪的杨白冰亲信，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被江泽民下令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当时向此二人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时,均要求他们只带一名警卫员,三日内赴兰州军区报道。 有当时的军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杨家兄弟没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泽民和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杨之后把杨白冰在北京军区培植的政治亲信打发到兰州军区最为放心。说好听了是“平级调动”,说难听了是“控制使用”。 对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召开的十四大上先后产生的两届中委名单,就不难发现了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一批本来不够退役年龄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军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上已不见踪影。特别是像张美远这样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军事将领,十四大上曾经被论功行赏,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虽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杨家兄弟一举成功,但因为时间关系,此前已经制定出来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来不及更换,以至军队有一批效忠杨家兄弟的高级将领还是在十四大进了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张美远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时正好六十岁,说起来也不算年轻。按照中共军队干部严格的年龄标准,正军职干部六十岁再升不上去的话,就只能退役了。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于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签署命令,安排张美远出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仍然享受正军级待遇,军衔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军长职务得到的少将军衔。这样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级别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继任中央委员。 张美远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当时的徐勤先已经刑满出狱，被内部宣布降为副军级待遇安排在石家庄“休养”。据说张美远曾请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长”徐勤先，得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恩准，但却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狱后，徐勤先曾去拜访李锐，谈了有关“六四”的情况。他70岁生日，也曾请李锐到石家庄家中相聚。李锐手书一幅对联送给他：“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李锐先生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六四’镇压，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庄离世，享年86岁。自由亚洲电台当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时给以较详细的报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还较少为人知道的当年三十八军的前任军长，时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也是因对“六四”镇压的命令执行不力而丢官。事情的详细经过，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