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白菜炒五花肉——朝鲜回锅肉 好吃好做
2026 年 8 月 7 日
这次来之不易、一推再推而终于成功的布林肯访华之行，其结果让美国欲赞也难，主要是预想中的教训中国没有出现、警告也未出口。且不说美国商界公开表达有点失望，就连WSJ、WP、NYTimes等媒体的记者想赞上一两句，都比较困难。但中文媒体与社交媒体圈，楞是生生地将这次会见变成了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2023版，美国拜登颠三倒四的行为，将布林肯访华的成就化为白忙。 民间的不满化成了“马戛尔尼朝见乾隆版” 对布林肯访华成果表示不满的人有多种，有不满布林肯的，有不满中共的，最后集中在一点：中国接待布林肯的礼节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授蔡霞@realcaixia发表于6月19日的一条推文：“布林肯从下飞机起，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正气凛然，全然不把中共国那些鸡鸣狗盗、猥琐龌龊伎俩放在眼里，更不在意那条红线，踩上去压过去。 习是否见布林肯，中共一直含糊其辞。是要诱使布林肯为见到习而弯腰示软？布林肯始终不卑不亢，最后一刻，习撑不住了，自己塌了腰…… 这条推文引发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无论是Quote还是Coments，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有点代蔡霞女士不值。 网页截图 多数承认布林肯这次是弯了腰的，但评价来自两种立场，海内外粉红大赞中国长了威风，但多数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折辱，是北京器局狭小，满清王朝那种天朝上邦对下邦在礼节上折辱的恶习未改，比如没有为布林肯在飞机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接见的座位排列；习近平用“国务卿先生”称呼但新华社却改成“你”的问题；还有在钓鱼台迎候的地点不在大门而在宴会厅门前……。法广的文章标题就是《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台湾时评人汪浩则指出，习近平坐大会议桌中间，像主持会议的董事长，两边如下属部门经理，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汪浩说：“这是以前天朝皇帝召见外夷使节的形式，完全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惯例，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礼仪。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布林肯是一种羞辱，可能会对美国国会支持布林肯和拜登政府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布林肯访华取得的成果是什么，民间不再关注。会见的形式远重于内容，这有点象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礼节争议再现：英使就觐见皇帝是行半跪礼还是双膝全跪争议了几个月。 布林肯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 布林肯宣布的成果如下： 向习近平等人当面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称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也强调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但布林肯坦言，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堵住美国国内的口，他补充说，他向习近平就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性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在结束访华行程前，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说自己一直在寻求“打消东道主”对美国“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他们”的观念。据布林肯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中国再次承诺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 美中双方的自我评估 所有的报导都强调了双方会谈时间之长——长达7个半小时（包括餐饮时间在内）。事后表述如下： 中方：“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 美方：“坦诚、实质性、建设性”。区别：美方认为会谈具有“实质性”的， 中方却认为不具有“实质性”。——5月11日，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评曰：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表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管道”。 我认为美方达到了期望。在推特上写了一推总结： 布林肯访华之行，充分领会了拜登“中国有苦衷”的教诲，比较体贴习近平。 最低目标大获成功：恢复了中美接触； 达到了最高目标：获习近平主席接见，当面陈述了美国的重要主张。 领回了王毅布置的思考题：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作出选择。 终于成功达到他一生外交事业的顶峰，为拜登家族、华府友中集团与中共政府间的和睦做出了最大贡献。 我这并非讽刺，美方的期望在于“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解误判”；中方的期望是在“中美总体关系及有关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平心而论，美方这个预期是基本实现了的，会谈自然具有“实质性”。 美国政界反应不一 6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发表气候演说后告诉随团记者，期间他通过国安顾问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联系，并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有了老板肯定，6月20日，布林肯在MSNBC发布的访问中就前一向沸沸扬扬的中国气球事件做了盖棺定论：“我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说了需要说的话，并阐明了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因此，只要它不再发生，这一章就应该到此为止。” 美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6月20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发表声明，对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的声明称，除了允诺今后将有更多会晤外，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他在声明中说：“我对布林肯国务卿的北京之行刺眼的失败深感关切。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随声应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控和制裁，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同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考虑到北京的威胁行为，“遏阻中国的侵略”。 社交媒体上，最经典的总结虽然十分不雅，但比较传神：“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就算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保证不尿到对方身上”。 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再起风波 就在美国民主党欢呼美中沟通管道重新建立、布林肯飞赴伦敦向盟国传达北京之行成果之时，他们的总统拜登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筹款活动上发表针对习近平言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让美国那些试图恢复美中关系的各界人士大为不满，认为将损害已经非常脆弱的美中关系。果然，中国政府立刻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出外交照会，就拜登的谈话提出正式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不认为自己本周将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会破坏美中关系。但即将访问中国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外交政策，其实处于摇摆状态。连拜登本人也弄不明白应该如何处理。这与美国本届政府执政错误百出备受批评有关，对于一个明年大选选情被一致看衰的执政党来说，对外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不知何时才能拔腿，对内陷入通胀与巨额债务困境，还有一个年迈昏庸时常出错的总统，除了勉力对美中关系进行危机管控之外，自己也失去了方向。 我估计此时此刻的美国世界各地的盟友，欧盟的态度与新西兰接近，希望巩固布林肯访华成果；亚太国家的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庆幸自己刚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明确表态，要求美国不要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国师”不太可能成为“帮”，这里只是将之归为一类人，姑且称之为“国师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就所谓“建设教育强国”进行“集体学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进行讲解。能进入中南海讲课的专家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国的“国师”之一。 五种“国师” 外界定义的中共“国师”大抵有五种： 第一种就是曾受邀进中南海参加有高层领导在座的各种座谈会，或直接就是讲课，就像邱勇。 第二种是参与起草过中共某些重大文件，或曾受命专门就某问题进行决策研究的专家。 第三种是专职的“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里能为最高领导人编造“理论”的关键人物。 第四种是帮高层写过某本书或文章的。 第五种只是在外围帮党国领导人唱赞歌，刻意向领导人靠拢，可能只是属于自封或被网民所封的。 截止目前，被称为习近平“国师”者，有一大群人，他们都属于“御用文人”。但正宗的习的“国师”，应是前述第三种，即专职的“智囊”或“幕僚”。 “国师帮”之首王沪宁 早就有“三朝国师”之称的王沪宁，在中共二十大继续留任常委，今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负责民族、宗教和对台事务等。有日媒称，王沪宁可能正为习近平策划一个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替代品。 王沪宁长期管著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 王沪宁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期间，获得江泽民、曾庆红网罗，在1995年进入中央政研室，1998年4月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起担任主任长达18年。2020年10月，江金权接替王沪宁出任政研室主任，但王沪宁可能至今仍是这个机构事实上的大领导。 在中央政研室任内，王沪宁先为江泽民炮制“三代表”、后效忠胡锦涛，出炉“科学发展观”，之后为习近平效力，包装“中国梦”“习思想”等等，因历经前后三名党魁，由此得号“三朝国师”。 王沪宁内心和外表一样阴暗，被外媒称为习身边“最危险的人”。习自中共十九大之后内外政策急速左转，内外形势急挫，王沪宁脱不了干系。 二十大后习近平留用王沪宁，意味著习要一条路走到黑，他已离不开王。 中共官媒披露，二十大报告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王沪宁在三名副组长中排第一。按官场通例，习只是挂名者，王沪宁才是二十大报告的实际起草人。 随著王沪宁为首的文人班子在二十大为习操刀政治报告完毕，江金权未入中央委员会，象征中央政研室这个中共大脑式的机构不如过去重要。 不过，王沪宁改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最近还仍连任中央深改委副主任。同时他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兼任中央深改办主任，而这个办公室和中央政研室是合署办公的。 中央深改委负责中共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所有体制建设，这说明王沪宁仍然把持著习近平“治国”的核心部分。王沪宁堪称红朝第一大“国师”。 当红“国师”李书磊 中共当局在4月起在全国启动学“习思想”运动，又同步大搞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结合”。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子是神传文化，中国自古叫神州大地，中国人是神的子民。而饱受中共党文化侵害的中国人，现在理解上会偏离真相，事关中共一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人对神的信仰，打成“糟粕”，予以摧毁、湮灭。 中共以无神论为宗，马克思主义不止是外来宗教，而且是与神为敌的魔教。这也不再是秘密，中共当政的这帮人因为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如同被魔操控。 当局强行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嫁接，出来的一定是红色党文化怪胎，表面披著中华文化外衣。由此带给中国的是史无前例的祸害。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曾披露，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中央党校时就在研究如何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结合。所以李书磊应该是这套“理论”的主要操刀手，是当红的习近平“国师”。 中共散养的“国师帮” 这些年进入中南海“讲课”，并与习近平有接触的中共专家学者有一大批。有些已经过气，有些当红。他们都属于中南海外围、中共“散养”的“国师帮”人物。 盘点一下，近年进入中南海参加座谈或讲课的学者，包括：早年从台湾偷渡到大陆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经济学家辜胜阻等。 还有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江小涓，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人。 这当中的许多中共“国师”很左，一味为中共政权粉饰，鼓吹“大国崛起”，也爆出一些丑闻或笑话。 林毅夫历来为中共出位表忠。就在6月17日，他还公开帮中共做对台统战，喊话台湾人，“到大陆来！” 李稻葵可能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进中南海次数最多的一个。他去年公开披露了蚂蚁集团遭整肃，是因其政治影响力吓到了“最高层”领导，但现在政治影响力已经“归零”。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回国，可以佐证李的信息源直通中南海。 李稻葵去年5月曾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2年抗疫为每人增寿10天”的讲话，政治性迎合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郑永年尽管在新加坡传出“性骚扰”丑闻，但仍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最近成为香港特首的“智囊”。他过去经常就香港议题发声，曾提出所谓香港“二次回归”，应对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断水等。今年4月他又在党媒吹捧中共外交开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2017年提出“超越美国”论受到外界猛烈抨击“堪称误国误民”，超千名清华大学校友要求校方解除其职务。他曾著书捧习，2018年，更在线上平台edX开课兜售“习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在微博上揭胡鞍钢老底，指他常声称总理或者某副总理约见他，先走一步；结果有次朱镕基去清华，朱说：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胡脸上红白相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藉研究大外宣获得进中南海的门票。2021年5月31日，张维为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所谓“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习近平等人做讲解。 张维为被指是以王沪宁为首的“复旦帮”成员。他受到网民讥笑的代表言论，包括“中国全面小康了，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 主动贴靠习的“国师” 大五毛金灿荣是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常公开演讲谈论大国战略，被网民戏称为习近平的“国师”。他不断献媚地解读习的想法，被认为是靠近习的智囊之一。 金灿荣号称美国问题专家，高举反美大旗。早在2016年，金灿荣就在演讲中披露了习近平与美争霸图谋。 金灿荣前年在微博发文暗示美国使用“气象武器”引发郑州洪灾，引发舆论哗然。 习近平日前在内蒙古重申内循环，称要确保经济在“极端情况下正常运行”。金灿荣对官媒《环球时报》称，习近平提到的极端情况意味著“战争的危险”。 但金灿荣到底与习近平有多密切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确切的信息。 “出走”的“国师” 还有一些也被人们归入“国师”的学者，已远离中南海核心。 经济学家郎咸平出生在台湾，后放弃美国和中华民国国籍，投效中共政权。他曾被称中共“经济国师”、“红色经济学家”。 2022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在上海封城造成人道灾难，朗咸平的母亲4月份在上海的医院急诊室门口等待核酸研策结果4个小时不能就医后过世。7月17日就有消息传出，郎咸平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相信郎咸平是对于中共的所为，内心有所触动。 知名大V、经济学家储殷今年2月多个社交账号被禁言。储殷2021年曾批评中共“外宣内宣化”，传受到高层批评，之后辞去国际关系学院教职。 储殷曾是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一手主导要搞的，所以他也算曾是习的“国师”系列人物。 储殷2015年1月曾发文指出，“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回报率是不高的，花的钱是算政治账的。投钱不能太豪爽，升恩斗仇。但他的观点与习近平“大撒币”的做法相逆。 储殷还曾批评学界的“国师”情结：“我们的一些学者要是能够少一些泛泛而论的国师情结，多一些做小问题、做真问题的专业劲头，该有多好。” 像储殷这样屡发“忠言”的“国师”，在中共治下是吃不开的。 “国师”之祸 真正的中共“国师”表面看都是中共的铁粉，不时无底线地为党国唱赞歌，做些功利性的买卖。张维为曾在党媒的采访中泄露，其外交思想遵从中共“伟光正”的主旨，即错的不是党，而是这个世界，是西方对中共的“恶意误读”。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公开抨击金灿荣、张维为等中共吹鼓手：以政治正确的外衣包裹著自己，无恶不作，所为不堪入目，“丧尽天良”。 世道颠倒，小人得志。张维为、胡鞍钢这类人成为“国师”，是中共红朝一大怪；王沪宁、李书磊这类人作为“国师帮”的核心人物，是中国一大祸害。这些人在朝廷呼风唤雨，不由得令人想起《西游记》里面车迟国的三大“国师”：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上海某一间餐馆因为熟食凉皮里面放小黄瓜，遭市场监管局罚款5000人民币，但有小黄瓜的凉皮何错之有？经询问某位认识在经营上海点心煎包友人表示，餐点内含小黄瓜是再正常不过的，但上海市政府却以“餐饮服务经营者：热食类食品制售”没有经过许可贩售配有黄瓜丝的凉皮，动辄开罚这些餐馆，严加限制中国人民做生意的权利。 上个月，中国多位货车司机，反映近日频收到超重罚单，甚至有司机抱怨，近两年已被罚27.5万元人民币，即使出发前严守纪律检查也会收到罚单，更有司机指控中国政府修改过磅的机制与秤重机，并延迟寄送罚单时问，让民众即使接到罚单亦无法申诉；此外，近期甚至有中国不少没有交通工具的通勤族也连续收到达规停车的罚单；这样一连串中国“啼笑皆非”的“无俚头向民众抢钱”，显示中国已经不是制度或法规漏洞出问题，而是严重的财政收入不足，透由罚款名义向民众抢钱，这样什么都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严重衰退的红灯警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陷入财政吃紧的状况，就连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实际上也陷入疲软，所以才会发生有一堆建案建到一半就变成俗称的烂尾楼，原因就在这里，房地产要不是住房要不就是后续的商业利益，但在今天你的内需市场已经大量萎缩时，新房子住不起，产业也不会进驻新建案变成所谓的百货公司，下场就是连房地产都无法持续，一带一路就算把非洲盖满废铁也没办法解经济萧条所产生的劳动力过剩。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持续再往下滑，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趋势，因为中国先前的经济发展奠基在号称拥有最大的劳动市场与最便宜且不会抗议的劳工，但实际上劳工再便宜都会随著经济向上而越来越贵，同时中国之前维稳有用，是因为经济尚在成长阶段，民众在口袋赚满的同时可以漠视中国的苛政，但在中国经济出现停滞成长，民众的财富悬殊加剧，底层开始意识到国家内卷到无法往上爬之际，中国共产党高层一成不变的维稳口号已经无法吸引底层“人矿”为党卖命了。 而中国政府遇到这样的逆风的状况，不仅没有任何解决现况的方法，反而对中亚五国、一带一路国家扩大“大撒币”，将从中国百姓榨干的民脂民膏全部挥霍于外国，以维中国“天朝”形象和呼应习近平从确立无任期限制后恢复“帝制”的表面荣景，只是他带领的中国早已过了盛世，接踵而来的是发展停滞所消失的各种经济及人口红利，所以只能如同历代朝代末期，开始对民众各种管制抽税，以维持国家表面的运作，而强弩之末也如历史殷鉴，终将导向灭亡。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研究纽澳和大洋洲关系史。退役前因公务去过马绍尔群岛、帛琉、纽西兰等国，目前在印度金德尔大学念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就习近平“正国级大秘”的同时，很可能是因为受到手下二、三把手接连发生“意外”，自己大秘也被降级使用的牵连而未能“入常”的陈敏尔成为中共执政史上第一个先后换兼两个不同直辖市委书记的连任政治局委员。这也许意味着他在未来中共二十一大上，仍会有一次和二十大上的蔡奇一样的机会。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了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那一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依年龄老少排名，依次为蔡奇、黄坤明、李强、陈敏尔。前三个都是所谓50后，而身为60后的陈敏尔却又是他们四人中政治资历最深的一个。 综合中共官方公开的对他们四人的简历内容，陈敏尔早在2001年12月即先被宣布为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年6月被宣布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时年42岁。此时其他“之江新军”的核心成员中的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随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入局”，从2002年10月开始，陈敏尔在新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工作。笔者多年前撰文介绍陈敏尔时，即有一位当年在浙江省委工作人士的告诉笔者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最高职务是省行政一把手，省委二把手，虽然也在省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儿”，但自然不敢在省委机关报上开设自己的专栏。到浙江之后，省委机关报的首要功能就要围绕他这位省委一把手来进行了。在省委机关报上为自己开设专栏的念头，可能开始是出自习近平本人，但“之江新语”专栏题目的习近平笔名，都是被习近平所采纳的陈敏尔建议。 当时省委办公厅里至少有部分人知道，陈敏尔在张德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向张德江建议了在《浙江日报》上开辟“钱江浪花”专栏，日后成为《浙江日报》的一大“品牌”，习近平开始自己想出来的“钱江新语”有“东施效颦”之嫌，所以习近平特别就自己专栏的名字召陈敏尔商议。陈敏尔斗胆建议，直接用“浙江”略显直白，不妨改用“之江”，并对习近平“扫盲”说：自古以来，浙江省是因江得名；钱塘江因为呈“之”字型，古称“之江”，也称“浙江”。习近平听罢立刻面露喜悦之色，因为他感觉，用“之江”肯定比直接用“浙江”显得自己是位“有文化底蕴的省委书记”。 至于所选用的笔名“哲欣”，据传也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为习近平取的。说是“哲”，既是浙江的“浙”字的同音字，又取了“哲理”之意；“欣”，是“新语”的“新”字的同音。“哲欣”暗含了浙江新任领导人的意思，又取了“欣然”、“欣赏”和“欣欣向 荣”之意，寓意“浙江省从今日后就会在新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欣欣向荣，百姓欢欣，官员欣佩，中央欣慰……”，拍得习近平那叫一个高兴。 习近平登基之后，结集出版的《之江新语》被中共官媒介绍说，该书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写的专栏文章集，共232篇文章。外界评论中，有这232篇事实上全是陈敏尔捉刀代笔者的说法。而前述当年的浙江省委人士则认为，该“专栏”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还是习近平的“点”子在先，往往都是习近平在某个公开场合或者内部会议上说了某句较有“新意”或者被视为“重要”的话，陈敏尔即会亲自下笔或者组织手下将习书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扩展为几百字的短文。四年多时间下来，集累的这二百多篇短文日后便成了王沪宁炮制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2007年年初同，习近平调往上海，3个月后，浙江省委换届，陈敏尔连任省委常委，及后兼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的陈敏尔又在中共十八上以新任贵州省委书记身份顺利晋升任中央委员。截止到此的蔡奇依然还是所谓“双非”。 转眼到了中共十九大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奇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但陈敏尔的老资格，以及比他陈敏尔还年轻两岁的年龄优势决定了那几年里对的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分析内容中，都把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的接班人集中在陈敏尔或者丁薛祥身上，几乎没人看好蔡奇。 今年5月下旬，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分析了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唯一的一个60后，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丁薛祥。但是，丁薛祥这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唯一的60后，在大会召开时也已经年满60岁，而20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以刚满60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10年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更是分别以59岁及57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个60后，也是刚满60岁的丁薛祥，只不过是接班了一个常务副总理的职务。 这样比较下来，就可以充分说明习近平在考虑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时，在笃定自己连任第三个五年的同时，事实上也完全没有从“年龄梯队”的角度，考虑再一个五年之后，也就是依规会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问题。 当下的习近平自打设计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无疑也已经下定了之后必须还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个任期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从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更有对自己“挑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无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设计陪绑自己第三任期的“领导集体”的年龄构成时，他习近平可能是考虑到了二把手、三把手……们的年龄梯队问题，百分之百不会从“年龄梯队”角度，考虑他这个一把手的接班备胎。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会从“以防意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谓“潜在接班人”的问题。 不但事实上没有把如今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他习近平而外的其他六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当成自己一把手职务的接班培养对像，而且在给自己决心提拔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选分配具体岗位时，他习近平似乎也考虑到如何避免给外界以“接班猜想”的问题。 照理，在习近平一定要进一步重用自己担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时和自己第二个总书记任期的“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前提下，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应该接替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沪宁的工作岗位，从顺理成章和驾轻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于继续贴身侍奉习近平。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安排呢？ 试想，如果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一定要让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将丁某人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是安排成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肯定就会有习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轻九岁的丁薛祥为自己的党内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测。 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把与自己处于一个年龄段的蔡奇安排为党的二把手，不构成“年龄梯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接班人选”的猜想。 正如时政评论评论人士李燕铭对大纪元记者的分析，蔡奇现年68岁，年龄上对现年70岁习近平构不成威胁。 熟悉中国政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此前对日经新闻表示，习近平对蔡奇的任命，也有其政治上的目的性。“因为（蔡奇）已经67岁，无法成为接班人，因此习近平较为安心”。 除了如上角度的分析，习近平在通盘布局二十大中央领导层人事安排时，是否也还考虑到了对自己政治亲信们从年龄角度的“先来后到”的问题？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对1955年出生的蔡奇无疑是最后的机会。谁都知道，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最为信任的人是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陈希。所以，1953年出生的陈希没能在二十大上晋级政治局常委，当然也未像1956年出生的黄坤明及李鸿忠一样连任政治局委员，仅仅是年龄原因，。从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看，1955年出生的蔡奇刚好打了一个“擦边球”。 如果分析下来，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27年10月左右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上是否会和二十大上的蔡奇一样待遇呢？ 香港《明报》2021年12月23日刊登的一篇时政分析文章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人事的变数较多，可能会创造新纪录，重庆市委书记是其中之一。该职位首名入局者薄熙来，未到十八大就已落马，继任的孙政才也重蹈覆辙，十九大前落马，以致有人称这位置被上了魔咒。现任重庆书记陈敏尔，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明年无论是如传说般升任政治局常委，还是调任上海书记，都将成为首名打破这一魔咒的人。 港媒所指的“魔咒”，除了十八大前重庆爆发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落马，以及后任的市委书记孙政才在2017年十九大前夕又中箭落马。至少还包括：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当时的重庆三号人物、在陈敏尔手下专职党务工作的重庆副书记，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任学锋2020年11月在北京开会期间离奇死亡，享年54岁。 2021年10月，时任重庆市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被传闻是习近平亲家的唐良智突然被宣布免职，时年61岁。 另外一个曾被认为直接影响陈敏尔“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秘书颜伟的错误重用。 颜伟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陈敏尔年轻13岁。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陈敏尔主持的浙江省委宣传部任职。陈敏尔调贵州后，颜伟追随前住，先任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处长级)，继而升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官至副厅级。 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又于2017年4月将颜伟提升为贵州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官至正厅局级。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正厅局级干部。 2019年10月，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任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2017年7月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3个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随又将颜伟调到身边，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厅长。两年后又将他安排为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自此，重庆市委内盛传即将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陈敏尔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重庆市委书记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传出了唐良智揭发颜伟替陈敏尔收受巨额贿赂，颜伟被中纪委抓走的消息。虽然此消息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但此消息出来之前，颜伟已经被从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国企领导人”，被宣布担任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这个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由重庆市国资委出资设立，是所谓“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其一把手充其量是个副厅局级。所以当时的重庆市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强调了一句“正常人事变动”。更证明这个颜伟已经在仕途上栽了跟头。 如上种种，应该都是影响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晋升陈敏尔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此前提下习近平并没有让陈敏尔像胡春华一样先“出局”再改任副国级虚职，也没有让他像李鸿忠一样虽然留任政治局委员但却改任人大无实权职务，而是换一个地方，再兼任一届直辖市委 书记。这似乎说明五年后的中共二十一大上习近平再像如今重用蔡奇一样，把届时的陈敏尔调至身边专司“捧砚脱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当然，外界对陈敏尔已经“被边缘化”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离开重庆之后的陈敏尔并没有被安排为直辖市中最重要的北京市委书记，也没有被安排为次重要的上海市委书记，而是“屈居”天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比于其他政治宠臣，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程度尤甚。个中原因除他们从福建到浙江再到北京的长达20多年的所谓“私人情谊”之外，更多重要的就是蔡奇在主政北京期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了习近平的指示，在清理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中不惜为习近平顶骂名、背黑锅，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对习近平绝对的忠诚。 自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以来，外界对新任党务工作的二把手，也就是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蔡奇的关注度，远远高过对行政一把手，接替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强的好奇心—-特别是蔡奇先是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继而又被宣布为国安委副主席之后。 王友群先生为《大纪元》撰写的文章《习近平居权力之巅 能信任者有几人？》中分析说：最近，习近平亲信蔡奇超常兼职，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这一方面表明，蔡奇获习特别信任；另一方面也表明，习高踞权力之巅，能信任的人少之又少。对习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从中共政治局，到政治局常委会，到中央书记处，到中央军委，关键职位都是习派人马。但是，习真正放心的有几人？ 王友群的文章中说：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李强应该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却接连兼了一系列关键职务。除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今年3月，蔡奇出人意外地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中共建政74年来直接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办主任的第一人。今年4月，蔡奇又破例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此前两届国安委副主席都是两人，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兼任。现在增加到三人，突显习对蔡奇的倚重……。 另外，蔡奇还有一系列头衔，如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分管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如今的蔡奇，还是上届的王沪宁，再还是上上届的刘云山……,以专责党务的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宣传、党建等方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从中共十四大之后就开始形成的“惯例“，而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在中共执政史上也曾经有过。 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同时继续兼任着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务。而汪东兴日后被邓小平整肃下台的过程，也是先于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并被宣布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一年多之后，才又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香港《明报》曾有文章分析说：中共二十大人事有很多“破例”，但最大的破例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办主任，这一安排具深远影响，将来会上史书。虽然1977年汪东兴曾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中办主任，人们多以蔡奇与其相比，但两人情况仍有不同，汪是当了12年中办主任，循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路径才升至高位，与蔡奇就任政治局常委后再兼任中办主任，有著本质不同。 依笔者之见，如今的蔡奇与当年的汪东兴之间的“本质不同”，还不是职务安排的先后次序。当年的汪东兴是在中办主任和中央、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位置上因抓捕毛夫人，保驾华国锋上位党主席而被论功行赏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而如今的蔡奇对习近平而言，就只有两个字：忠诚! 去年十月下旬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次日，美国之音网站即刊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凭借对习忠诚而非才干与政绩意外入常》一文，说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中共体制内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2017年1月当他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时，他甚至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当年10月他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年中共举行20大，同样也没有人预料到他会入常，但是他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手选择的最高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许多观察家认为，蔡奇之所以能够意外入常，其实凭借的并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与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共事长达20年时间内形成的私谊。 说起来习近平与蔡奇长达20年时间的所谓“私谊”，就不能不再强调一下笔者在上个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可能有知道“福清帮”故事的，用百度百科的话说：“是活跃于海外以欺压当地华侨华人为主的华人黑帮，起初由偷渡海外的福清人组成，故称‘福清帮’。” 而在中共政坛内，也存在着一个“福青帮”，不过这里的“青“是习近平念念不过的”下乡知青“的”青“，而不是当年收取习近平为工农兵学员的清华大学的”清”。 中共官场上的“福青帮”，指的是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经历，而后发迹于福建基层或中层的一批人，帮主当然是曾经官至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成员则包括现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现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立峰，现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小洪等。 其中的蔡奇是1955年12月出生，18岁那年成为“插队知青”，20岁那年加入中共并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同一年在福建省内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还有一个叫陈希的。陈希比蔡奇的运气好，被推荐进了北京，有幸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里与中共革命元老习仲勋的儿子成为上下铺兄弟。 蔡奇是1978年6月凭借一纸大学“普通班” 结业证书而留校当了政工干部的。至于他官方简历中所说的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和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等价位！ 1978年的蔡奇留校后即担任了校党委书记的秘书，熬了5年才被推荐进入省委办公厅，1987年升任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回想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所有的副国级以上官员的人事安排内容中，最能证明习近平之强势，或者说跋扈的例证之一，就是 “之江新军”的最典型代表蔡奇的“三级跳”，从十八大的“双非”跃升十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此前的2017年5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5个月，时任北京市长蔡奇被宣布为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有外界媒体报道称，今年（2017年）62岁的蔡奇在仕途上有些“大器晚成”。2010年，蔡奇55岁时才跻身副部级，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蔡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舆论所说的“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官员……。从2013年11月到被宣布接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职务在不到4年时间里发生了5次变化。2013年11月，蔡奇出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4年3月，调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4月升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成为正部级大员；2016年10月出任北京市代市长；现在又以北京市长身份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双非”副部级向副国级的跨越，但事实上这个蔡奇被提升为副省部级的时间是2007年，具体职务是杭州市长。因为杭州市是所谓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 ”，所以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副省部级。 其实，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那一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除了蔡奇和黄坤明，还有李强和陈敏尔。 其中，陈敏尔是习近平到浙江的当年即被提升至省委常委；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即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继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的陈敏尔又在中共十八上升任中央委员。截止到此的蔡奇依然还是所谓“双非”。 转眼到了中共十九大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奇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但陈敏尔和比他陈敏尔还年轻两岁的丁薛祥的年龄优势决定了那几年里对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分析内容中，都把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的接班人集中在陈敏尔或者丁薛祥身上，几乎没人看好蔡奇。 现如今，丁薛祥虽然没有接任“副总书记”，但毕竟如愿“入常”，而且还明显成为李强国务院总理职务接班人的备胎。可谓说是换了一条跑道的倍受重用。而陈敏尔在政治局委员位阶上的原地踏步，可谓理解为他在习近平眼中的忠诚程度不如蔡奇；也可能是因为他在主政重庆的5年时间里“政绩”平平，没有像蔡奇主政北京那样，至少干过一件“被敌人反对”的大事。并从此一鸣惊人！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介绍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习近平来说早已经是“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毛式“阶级斗争”思维就是习近平“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干部评判标准。 人们都还记得蔡奇在北京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且毫无人性的“清理低端人口专项行动”。 当时网络上有一篇标题为《风向大激变！炮轰蔡奇突转为反扑习近平》的文章，说是北京当局的施政失误应该受到批评，尤其是作为市委书记的蔡奇须负上一定责任。但令各界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却持续发酵，网上出现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一些自由派领军人物也纷纷站出来炮轰蔡奇，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与这些自由派相呼应，或质疑蔡奇能力，或幸灾乐祸，亦有人提出追究任用蔡奇的责任。显然，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从原来民生问题的讨论，开始向人事路线斗争方向发展。众所周知，蔡奇是习近平力排众议重用的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五年之内从副部级上升到副国级，速度之快确实超过绝大部分同僚，正因为此，风波发生之后，蔡奇被针对、被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上纲上线的政治炮轰，虽然炮口对着蔡奇，但真正攻击的却是习近平，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笔者也在自由亚洲为文分析说：无法判断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是否真有，是否已经传递到习近平的耳目中，如果是，那结果肯定是进一步增强了习近平对蔡奇的依赖和依重而不是相反。当时的蔡奇本人也特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汇报，对首都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把习总书记重要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带着感情深入学习，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进一步推动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蔡奇的这番话更能证明蔡奇十九大之后在北京市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清理低端人口”都是奉旨行事，等于是在所谓“大事大非”问题上替习近平背锅。由此也催生了习近平把蔡奇再次提拔并安排为自己侍臣的决定。
习近平出访或接待外国首脑访中，被党媒定义为“元首外交”。其实这个定义太勉强。对比之前的领导人如胡锦涛，这样的“元首外交”已经大为褪色。不仅往来元首的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往来的国家也大不一样。与胡锦涛往来的大多是西方国家元首，而与习近平往来的，要么是俄罗斯和北朝鲜元首，要么就是非洲、中东、中亚或中南美洲元首，人数少，往来频率越来越低。说起来都寒碜。 近期，中共接连接待两位美国亿万富豪访中，都是首富级别，伊隆·马斯克，是美国现任首富，特斯拉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是美国前任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其中，比尔·盖茨与习近平会见（6月16日），习感慨这是他“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这一语，尽显中美关系的冷淡。近乎冷战。 从元首外交到首富外交，习近平能否如愿？即，能否如愿说服美国停止围堵共产中国、重启中美关系？这一关系，曾被北京定义为重中之重。如今，习当局假装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尽管，内心充满焦虑。 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是在民间的，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 习近平指的民间和美国人民是什么？在中国，没有民间可言，因为，作为一党专政国家，中国民间或中国人民，不仅完全不能左右中美关系，就连中国国内政治都无法左右，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奴役和洗脑。至于美国人民，基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怎么可能会对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国家和政权有任何好感？ 比尔·盖茨代表美国人民吗？不可能。伊隆·马斯克也不可能。他们是美国首富，至多代表美国商界，但也仅仅能代表有限范围的商界。北京的企图，是通过拉拢盖茨和马斯克，来拉拢并带动美国商界，让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这种手段，中共称之为统战，如今不过是一厢情愿。无可改变的大趋势就是：美企和美资，就像其他外企和外资一样，或慢或快，正在陆续撤离中国。转战他国，另辟蹊径，去开辟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墨西哥、印度、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是他们的热门选项。 就在比尔·盖茨访中前几天，微软公司突然做出决定，将原本在中国分部的顶尖人工智能专家转往加拿大，意在防范中国方面挖角微软人才。这被外界视为微软撤离中国的信号。 其实，会见外国或港台的商界领袖，在过去的中国领导人里面，乃是司空见惯。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也不过就是中共套路。只是，时机特别。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故意赶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似乎耍了一个花招，潜台词是：既然你们美国是民主国家，如果我不能从你们政府层面打开关系，我可以从你们民间打开关系。 但，如前所述，正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政府的对中政策，恰恰是美国民意的体现。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政府的政策可以和民意完全相左、甚至完全相反。由此可见，习近平耍花招，也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花招。 会见中，习近平还对比尔·盖茨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目的是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当局的自我定义，有他们自己的含义，诸如“东升西降”之类，已经被证明为脱离现实和自以为是。原本是对国内宣传的语言，竟然搬到了国际舞台。 所谓中国方案，指的是改革开放吗？那是习时代之前的中国模式，而已经遭习近平本人所破坏。中国方案，指的是如今习时代的样子吗？对内强化独裁和监控、对外强化威胁和扩张。那恰恰是西方最警惕和反感的。“目的”二字，更是毫不掩饰，只能让外界恐惧而惶栗。 如果还有些许理智，如果还有些许缓和中美关系的诚意，如果对中美关系现状还有些许感知，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就不该说出那些话。但是，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大剌剌地说出这番套话来。太多余、太外行。反映他的主观、僵化和固步自封。或许，习近平本身就不具备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始终处在状况之外。他全然不知，今日之世界，是何等之世界？兀自坐井观天，做井底之蛙。整日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外界议论，伊隆·马斯克和比尔·盖茨先后受邀接踵访中，习近平没有见伊隆·马斯克，却见了比尔·盖茨，有何玄机？这里有几种可能，其一，习近平可能秘密会见了马斯克而没有对外公布。毕竟，马斯克会见了包括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在内的众多高官。其二，马斯克到访时，习近平或许还没有想好是否会见。随后才决定会见后到的盖茨。其三，彭丽媛曾会见盖茨（2019年），以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的名义，盖茨则以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的名义。当时盖茨表现得似乎对彭丽媛很倾倒的样子。或许，习近平由此对盖茨另眼相看，认定可以统战他，就称作“老朋友”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后，民调分析机构FiveThirtyEight对照过去历任总统打算争取连任时的同期民调（投票前一年的4月），拜登不是最低（42.5%），但已属于“危险边缘”（克林顿是48.5%、小布什69.1%、奥巴马45.1%、川普41.3%）。和前几任相比，说拜登的连任之路是处于弱势地位，应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说总统争取连任理所当然，拜登的高龄（80岁）则再增加了其中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自拜登上任初期，就有多项民调提到，连民主党支持者也有很大比例不希望他再选总统，主因就是年纪，现在完全是因为民主党几乎没有任何可压制共和党的备选新秀，拜登才得以继续披挂上阵。因此，他不只是踩著低民调争取下一任，在这低民调中，恐怕还一并夹杂著民主党支持者的矛盾心理。 从后疫情的经济问题、通膨、政府债务上限到治丝益棼的边境新规，拜登所面临内政上一系列广泛的困境，几乎每项都可能成为他第二任期的生死考验。以过去例子看，一个总统想要大幅提高支持率，唯有当经济面出现显著跃升，偏偏经济从来不是拜登的强项，这意味他必须更专注于这些棘手的议题上。 但他毕竟是现任总统，自去年爆发乌俄战争，拜登政府自然要以相当精神占比斡旋国境之外的地缘政治。同样的，美中两大国已然全方位竞争关系，几乎也成了拜登第一任期工作的主要轴线。所幸除却阿富汗撤军造成的执政信任破坏，拜登在外交事务所获肯定，多数还是正面的。对一个同时既要执政又要选举的拜登来说，首先当然会希望控制“对外关系的变数”，以减少议题战场，外部不减分，才有馀力著手内部加分。 于是，这次国务卿布林肯访中之行所为何来，大概就找到解释了。他的访中时间背景大致是：五年来第一次有美国国务卿亲自访问中国；第二，重启了2月因“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所推迟的访问；第三，美中关系陷入谷底之际。但在他旋风式“意义重大”的访程之后，关于“收获”、“进展”，其实都被冠上了引号，列出的多是彼此重申立场，包括美方经济“去风险”不是只针对中国，以及双方都同意稳定两大国关系有其必要。中方则主要借此再次强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无可妥协的核心利益，并得到布林肯复述“不支持台湾独立”。 布林肯风尘仆仆飞到中国，作用之一就是在替拜登降缓选举外部变数。因为尽管他并没有因为这次亲访让中美恢复最关键，同时最能有效避免意外冲突的军事直接通讯（目前两国军方高层处于通信冻结状态），只要接下来到美国大选投票前，中方不会掀起任何足以影响选举的“台海风云”，便不枉布林肯的千里迢迢。一如布林肯访中后提到：“中国曾承诺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对付乌克兰的关键援助，美国‘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与这一承诺相矛盾的地方’。”都是在确保中国不会让争取连任的拜登于内政焦头烂额之际，涉外事务又同时过载。 站在中方立场又更令人玩味。打从一开始，中方舆论不少指向是布林肯自己“要求访中”，甚而“硬是要访中”。接著，就真的出现一连串中方在接待规格上的“降级”议论。从布林肯抵达，下机没有红地毯相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故意”不在钓鱼台宾馆大门迎接布林肯，而是让布林肯自己下车趋前走向秦刚，以及习近平接见布林肯，不是两人分坐两侧沙发对谈，而是习近平单独居长桌主位，让布林肯与随行美国官员和中国同级官员对望而坐，加上一张习近平直挺站立和身形弯曲的布林肯合照，所有细节都透露了中国并没有真心想要看到布林肯。而如此不情不愿，代表美中关系现在连表面友好都装不像。 但习近平终究还是见了布林肯，这或许又要回到正在争取连任的拜登身上。拜登以高龄、劣势之姿竞选连任，根据当下预测，若真的再次和川普交手，他的胜算将十分有限，习近平此刻若完全不回应布林肯来访，将凸显美中不确定性更高，这必然更不利拜登（至少无法专心内政），或等同间接助阵川普，而习近平对川普再次上台的可能性恐怕也是非常为难。以美国大选角度观看布林肯和中方这次别扭的“破冰”，其实也是可以得到许多讯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共威吓武统台湾气焰高张之氛围下，日前中国网路圈热传一篇反战短文，直指“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会去，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迅速吸引逾三百万人次浏览以及逾万留言，此类反战意见在中国风行，除了反映中国社会厌战情绪，并且显示已经激起阶级对抗之怨气。 日前网路热传“开战绝不上战场也不会让孩子去”的反战短文，言简意赅仅约百字，却吸引中国网民无数共鸣，内容为“我是生长在社会底层的人，和平时期没人记得我们，有难时候才想来。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时候，享受国家待遇时候，都没有给同等对待，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也不让我的孩子去。” 中国搜狐网4月20日曾经报导此反战短文讯息与现象，经“闪婚审核中”头条帐号网友评论转发后，吸引至少三百万人次浏览与逾万则留言讨论热潮，此文虽然在中国网路平台迅速遭到删除，然而数日之内扩及海内外的相关热议已经不计其数。此景除了反映中国民间难耐民生困境以及反战心声，凸显阶级对抗之怨气，而海外反对中共穷兵黩武之共鸣以及群起响应之趋势更是不可抑遏。 “领导干部子女先上，他们红色基因好！” 中国网民的回应留言虽然多被中共网管删除，但仍可从不少外流截图一瞥网民群起反战之锐气。例如“建议专家先上，专家办法多”、“我是不去，请领导干部子女先上，他们红色基因好！”、“谁XX发动战争鼓吹战争，谁就是民族的罪人。”、“问题是为谁而战？如果是为了富人保住他们财产，那就让他们上！”“大官的子女老婆都润去美利坚了，为啥我等韭菜要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国家不值得我去”、“我第一个给敌人带路。” 另有饱受就业压力、失业焦虑与“内卷”之苦的网友指出“说实话，如有战，我愿战，但是我也要在家给孩子辅导作业，我还要挣钱交学费、交医疗保险，我还要养医院，养学校，养保险，还要种地，真的没时间。”“我还得上班挣钱还房贷，我有自己的工作，打仗是某些人的工作吧，工资待遇比我们打工的好得多，遇到打仗正是体现他们价值的时候，要不然平时天天训练来干嘛？”在在反映对现实生活的焦虑，以及对官商贪腐的厌恶与贫富不均、阶级对抗之怨忿。 中国知乎网另有篇题为〈起风了！“不愿为国而战”引起无数人共鸣，行为很危险，该重视了〉的反省文章指出，农管、城管甚至交警等等胡作非为，特别是农管至少得罪60%以上的民众，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反战文引发省思“我们去保卫谁？保卫周公子还是保卫家里有存款九位数的北极鲶鱼呢？”“还是那些家里有几千套房的贪官呢？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对没有合同工指指点点的编制员工？” 所谓“北极鲶鱼”是某微博富裕网民帐号名称，其高调自夸是“润”到澳洲的中共退休官员孙女，炫耀家族因为“割韭菜”累积高达9位数存款，矫情地说家人“感觉贪了”，让不少中国网民（韭菜？）气得牙痒痒。 反映中国民生困境与厌恶阶级特权 “起风”该文也直指中国民间反战情绪涉及“贫富不均”之严重社会问题，表示“当初说好的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面的人，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并没有来带动，反而成了万恶的资本家。”“更有甚者，有些主流官方媒体视而不见，反而常常画大饼，放毒鸡汤，令很多人生厌。” 相似案例此前也发生多次，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今年1月30日与2月3日在微博发文鼓吹尽早攻台，导致留言大翻车。杨帆当时连发两篇文章主张“大陆民间舆论一致呼声就是要打”，遭到大量讽刺反噬“支持战争的人应该自己去”，诸如“老糊涂了吧”、“教授孩子先上，别耍嘴皮子”、“成天意淫，对面哪里不如这边？”、“先让你全家去做前线步兵”、“支持杨教授孩子参军保家卫国”、“我不希望改革开放40年成果毁于战争”、“就这认知，不要标榜自己是教授了，丢人！”“建议把你绑在第一艘登陆艇前面亲历登陆第一炮。” 根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5月21日报导，一份五月中旬发表于英文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民调显示，中国民间支持武统台湾的程度远不如中共官方所宣称的“全体中国人民意志”，受访的中国民众只有55%可接受武统，33%表明反对，其馀12%不确定；所谓立即武统的支持者只有1%，而有22%民众认同两岸“不一定要统一”，等于是“相当程度上认同台湾实质独立”。 这份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刘遥（Adam Y. Liu）以及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副教授李晓隽（Xiaojun Li）合作，于2020年底到2021年初（新冠疫情高峰期间）所进行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逾三成表明反对武统，逾两成认同台湾实质独立，而这还是由中国学者在中国境内所进行的调查，在中共专制与高度社会制约效应当中应是更为保留，其凸显的现象值得关注。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对台湾长期累积的武吓，早已反让亟需休养生息复苏经济的中国社会不堪其扰，甚至吓到自觉必须团结力量提高警惕，绝对不能让专制黩武又糊涂的习政权铤而走险。讽刺的是，许多中国民众对此看得可能比不少台湾人还更为清楚。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