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內西區發現致命危險紅火蟻
2026 年 10 月 15 日
基辛格逝世後毀譽參半，褒揚的多指他作為外交戰略家的才能，比如1973年1月達成的越戰停火協議，比如推行尼克松的聯中抗蘇戰略。但批評者則列舉出他外交戰略的黑暗一面，抨擊其政策導致了對柬埔寨和寮國的大規模轟炸、東帝汶和孟加拉的種族滅絕以及南非的內戰等等，令大量平民死於非命。 在新華社發布的這張照片中，2023年7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習近平對基辛格說，兩國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雙方需要 “做出新的決定”，以實現兩國關係的穩定和 “共同成功與繁榮”。 一些批評者認為，基辛格作為美國一代顯赫的外交家，若撇開人道純粹從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的角度去論，基辛格的確是一個戰略大玩家，如果涉及到人權層面，基辛格則更接近於一個只顧眼前利益只顧個人聲望的小人，加之其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背景「並未能讓他對弱者產生多少同情」，更令人乍舌。 洛杉磯時報有文稱其為罪犯：「不能讓基辛格安息，要讓那些被他害死的人的鬼魂一直糾纏對他的記憶。」『滾石』雜誌甚至稱：「深受美國統治階級喜愛的戰犯，亨利基辛格終於去世了。這個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設計者，永遠與歷史上最嚴重的大屠殺兇手齊名。」 涉及基辛格「利益先行」以及「人道缺失」的一面，可能最有說服力的是這位本來出自於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外交家即使對自己出身的遭遇大屠殺的族裔並無多少同情。尼克松在白宮的秘密監聽記錄披露了其中陰暗的一面：基辛格和尼克松都不打算向蘇聯施壓，幫助在蘇聯的猶太人尋求遷居以色列過上新生活。基辛格冷血地表示：「讓猶太人從蘇聯移民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而如果他們在蘇聯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也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它或許是個人道主義問題。」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茲（Ben Rhodes）周五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偽君子基辛格」一文批評說：「他幫助擴大了越南戰爭，讓戰火燒到了柬埔寨和寮國，美國在那裡投下的炸彈比『二戰』中投向德國和日本的還要多。那些轟炸——通常是對平民的無差別屠殺——對於結束越戰的談判沒有任何幫助，如果一定要說影響，那就是它表明了美國為了表達對戰敗的不滿可以不擇手段到何種地步。」 基辛格的「現實主義「現實到了為「六四」鎮壓辯護的地步，這讓一些中國的流亡者深感痛心。八九學運領袖和中國人權的執行總監周鋒鎖30日在X平台上表示：「八九六四屠殺當天，接受ABC採訪，基辛格反對一切對中共制裁，但是沒有披露那時候他已經和國企中信公司合夥成立公司『中國創業』，按照現在的標準，是不是基辛格應該註冊為中共代理呢？」 奧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茨對基辛格的評價可謂很低：機會主義，冷血思維，為美國一幫人開闢了利用全球人脈賺錢的機會……，基辛格「在全球事務上的冷血思維讓基辛格在對與美國實力接近的專制國家打交道時取得了重大突破——對蘇聯的『緩和政策』給軍備競賽升級降溫；對中國的開放則加劇了中蘇矛盾，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全球秩序，並開啟讓數億人民擺脫貧困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的發起人正是下令鎮壓天安門抗議者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這一事實本身也體現了基辛格遺產模糊黑白的本質。一方面，中美恢復邦交是『冷戰』的決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了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權主義領頭羊，將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並威脅入侵台灣，而台灣的地位之所以懸而未決，正是因為基辛格的政策」。 基辛格在中國廣為人知，一則有其所謂破冰之旅，把毛澤東的中國從孤立中解救出來，在國際上看，這凸顯了基辛格作為策士或者尼克松對華戰略執行者的一面，聯中抗蘇。北京之春胡平認為，美國打開中國的大門，第一人應是尼克松。在如何看待中共政權的問題上，尼克松也遠比基辛格清醒。後者一直到死都不肯面對紅色中國對美國以及對世界的嚴重威脅。 美國聯中抗蘇，給中國人透開了一扇西方的窗戶，一縷外部世界的光線，時也勢也，基辛格無意推動中國現代化，背景卻是昏聵的毛澤東已在苟延殘喘，中國的受難到了盡頭，毛死了，毛的忠臣被抓了，實用主義者鄧小平抓住中美和好的機會，在國內啟動經改，在國際上拉攏美國，中國自此開始全面開啟現代化進程。到了二零年代初，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這是基辛格甚或美國有意為之嗎？華盛頓至少以為如此能將中國與西方接軌，但是習近平上台後誤以為東升西降，美國終於發現試圖把中國拖入西方文明之路只是一廂情願。 中國的統治者則對基辛格眾口一聲贊聲不絕。基辛格是極少數美國政治家，會見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乃至於習近平的美國政治家，前後奔赴中國百餘次。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死後，習近平罕見的親自發唁電悼念，這也就是基辛格為什麼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樣一個奇詭的名號，吹鼓手『環球時報』更給予了基辛格與逝去的毛澤東同樣的稱頌：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北京對基辛格更加依賴，據紐約時報報道，今年「夏天，當中國領導人想向拜登政府傳遞信息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做了一件事——打電話給亨利·基辛格」。北京對基辛格重視到了如此程度，一些分析者指習近平政權還沉湎在毛澤東時代，孰知美國兩黨及其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已發生巨大變化。指望一個早已被白宮邊緣化的一二說客修補自己親自破壞的中美關係是很錯位的事。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如果說，基辛格早年解救中共政權，尚有美國圖謀滅蘇的權謀，基辛格作為一介出色的策士，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美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到進程，其晚年以年邁之軀，每每中共危難之際，前往解圍，就多少有點自取其辱，雖然在國際輿論強大指責下，偶有自省言論，更多扮演了幫凶的角色。 香港作家顏純構認為，「一個政治人物，若沒有恢宏的歷史眼光，沒有崇高的道德抱負，汲汲於個人名利，有時甚至會綁架自己。當年美中建交改變了世界歷史，基辛格有所貢獻，他一生矢志不移，力圖證明當初的努力沒有白費。基辛格把自己的一生綁在中共身上，可惜中共成了當代世界的邪惡中心，基辛格也陷自己於邪惡幫凶的悲慘地位。」 不過，基辛格親中的同時，也發出一些可能讓北京政權不快的預言。比如他在2011年1月20日就曾預言，中國將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在2030年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因此，中國的經濟不可能趕上美國。 文章來源：法廣
香港 —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周訪問上海，這是他自2020年以來他第一次前往上海，引起了人們對他的政策議程的關注，尤其是金融、科技和福利方面。 近年來，中國經濟形勢顯著惡化，主要表現為增長放緩、人口減少、房地產行業掙扎、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外國投資下降。雖然這些挑戰的根源和潛在解決方案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人們看到的一幅黯淡的經濟圖景，讓人擔心中國將陷入一場長期停滯的困境。 上個星期，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中央金融委員會會議上強調了金融業在支持實體經濟和降低金融風險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 然而，觀察人士認為，中國領導人最近的一系列動作看，隨著中國經濟困境加劇惡化，北京當局現在已經到了飢不擇食、慌不擇路的地步。問題是他們目前所採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劇經濟衰退，而不是緩解危機。 習近平當局有病亂投醫 最近幾年來中國面臨愈來愈多的困難，除了GDP增長率不及預期，大型企業紛紛爆出嚴重財政問題，外國投資者減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國的投資外，青年失業率屢破新高更是為社會動蕩滿下了伏筆，儘管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業數據。 正是在這種局面下，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高層智囊的中國社科院學者余永定，最近發出警告，稱北京的財政政策存在導致滯脹的風險。他強調，持續的通貨緊縮壓力和疲軟的國內需求是中國經濟放緩的兩個主要因素。他的講話凸顯了決策者在試圖改變中國目前經濟軌跡時面臨的巨大挑戰。他11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主辦的論壇上說，中國政府需儘快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中國內需，從而令經濟回復增長。 余永定表示，中國GDP在大部分時間呈下降趨勢，通貨膨漲率極低，反映內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儘快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增長停滯但物價上升，即所謂「滯脹」的情況出現。余永定甚至揚言中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空間非常大，所以政府必須儘快透過投資刺激內需，甚至樂於見到中國政府為此打破財政赤字對GDP的比率不超過3%，國債對GDP的比率不超過60%的紅線。他強調，若不把握機會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 余永定的言論一向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政府政策的風向標。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早於今年七月已發出《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列出六大方向及二十條政策舉措，包括穩定大宗消費、擴大服務消費、促進農村消費、拓展新型消費、完善消費設施及優化消費環境，希望通過優化政策及制度設計，進一步滿足居民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當中列出的明確措施包括優化汽車限購措施、延長餐飲場所營業時間和完善農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等政策，這一切都跟余永定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如出一轍。 但是其他經濟學者們認為，余永定的提議和中國政府的做法，不但沒能對症下藥，反而只會把中國經濟的無底洞愈挖愈深。 缺乏社會保障令人不敢消費 前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蔣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問題抓錯了重點。 他說：「由政府推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可以在消費環境不佳的時候，帶動一下民眾的消費信心，不過作用還是很有限，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蔣豪認為，減稅或許比大型投資，更能有效刺激民眾的消費意欲。 旅居澳洲的獨立金融學者司令認為中國內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沒錢可花，而是中國的醫療和社會服務保障頭重腳輕，除了那些有權有錢的政商階層高枕無憂外，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費。 「中國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花很多錢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傾向把錢放在為下一代籌備資源這方面身上。不過人民根本無法認定到底籌備多少才夠，於是這就變成經濟的無底洞，只能不斷為下一代和自己籌備。這個情況一天沒改變的話，老百姓的經濟能力都不能釋放，」 司令告訴美國之音。 中國政府以「三級六等」的制度劃分全國醫療資源，當中最高級別的三級甲等醫院（簡稱「三甲醫院」），截至2021年末有1651間，當中北京市、廣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個大城市已有123間，光是北京市便有三十八間，比其他省份整個一個省的三甲醫院數量還多。於是一旦出現近日廣泛爆發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診的情況，便立即導致區內所有醫院人滿為患，病人就診須等候多個小時後，卻只能與醫生會診數分鐘的情況。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國家醫保局最新數據，於2022年底縱然中國參與基本醫保人口高達13.45億人，佔總人數的95.34%，但比起2021年卻少了2517萬人。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王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費持續上漲和醫保受益面窄且不解決大病負擔等原因，導致中國很多民眾決定退保。 王超群舉例說，2003年新農合建立時，個人繳費是每年10元人民幣，到了二十年後的今天卻已漲到380元人民幣，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是不少的負擔。於是對中國人來說，社會無法保障他們的醫療需要，故此更需要「積穀防饑」。 而且人們對於中國的經濟前景也越來越不樂觀。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十月三十一日公布當月的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從九月的52.0跌至50.7，而且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更跌至49.5，是今年第六個月跌破50大關。雖然上月的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升至50.4，不過普遍分析指僅是受益於「十一黃金周」。由於近期沒有出現足以刺激經濟上揚的因素，因此預計十一月的採購經理指數進一步下跌的機會很高。果不其然，中國國際統計局11月30日報告說，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11月從10月的49.5下降至49.4，低於市場預期的49.7。 中國非製造業PMI在11月從10月的50.6下降至50.2。 資深獨立中國經濟分析專家蔡慎坤表示，必須向中國人民發一萬億元人民幣消費劵，而且必須要求人民在半年內花掉，才是有效刺激內需的方法。「因為老百姓沒錢可花，日常生活開支和房貸壓力之下，根本沒有閑錢去消費，」他說。 低效巨額投資需立即停止 對於中國政府是否還有足夠財政能力派發消費劵，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國財政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把錢花在完全沒有回報的項目上，比如高鐵就是個無底洞。 「高鐵發展愈大虧損愈大，這些都是令庫房透支的起前投資。而且中國人口不斷減少，他們不會恆常的大規模流動，東部地區的高鐵發展一直是虧本的，中部地區的更是完全賠錢，而且這些項目的造價愈來愈昂貴，這些項目都是完全可以停下來的。」 蔡慎坤告訴美國之音。 今年8月31日，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國鐵集團」）發布的今年上半年財務報告顯示，自爆發新冠疫情至今，已累計虧損超過1,800億元人民幣，總負債達6.1萬億元。 除了高鐵項目，蔡慎坤指出中國政府還在高速鐵路、維穩工程和舉辦國際性的大型盛會等多方面為自己不斷挖洞。 「中國政府的維穩開支甚至已經超過軍費開支，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很積極舉辦國際性的大盛會，比如杭州亞運。這些項目是地方政府根本沒能力去辦，最終還是由中央財政賣單。他們今天挖一個坑，明天把它埋掉，然後又不斷挖坑，這情況是非常嚴重和普遍的，」他說。 路透社早前引述杭州市政府的消息指，杭州市為了舉辦賽事，光是2016至2020年已在各項設施上花費約300億美元，還不包括2020年之後的「基礎設施投資」。蔡慎坤不諱言地方政府官員競相舉辦這些花錢卻沒能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項目，除了要爭取權力，還可以在不用承擔任何後果的情況下，為自己從中謀求利益。 習近平意圖藉到訪期貨市場穩定軍心 除了地方政府，在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上的手法也帶來不少令人質疑的地方。習近平在11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沒提及本來預計在十二月舉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而這次三中全會預計是議定未來幾年的經濟政策方針。這兩天習近平前往上海，視察上海期貨交易所及當地的科技公司。前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蔣豪認為，習近平此行是希望穩定投資者，尤其是外國投資者的信心。 他告訴美國之音：「期貨在經濟上發揮著很重要的標準作用，讓各方能有效配置將來的資源，當中發揮很大作用。習近平是希望藉此讓大家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予大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不過蔣豪認為無論是內需市場還是期貨市場都是自由經濟的產物，自由經濟是必須建立在公平和法治的基礎上的，所以如果中國當局繼續以人治代替法治，無法解決投資者動輒被控違規的問題，也很難讓外國投資者會重拾在中國投資的信心。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華盛頓 — 中國多地近期爆發兒童未確診肺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 不少醫院人山人海；荷蘭和法國等一些國家也陸續開始發現兒童肺炎激增；中國當局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一致表示沒有異常或新型病原體……。這一切令人很難不想起四年前COVID-19大流行爆發的初期。 不少醫學專家認為中國正在償還封控三年的「免疫債」，不過也有人質疑中國政府沒有完全公開真相，可能在掩蓋支原體耐葯菌株的變異，或者多種病毒包括新冠疊加感染後更為嚴重的問題。 據中國《北京青年報》28日報道，各地呼吸道疾病已經進入高發期，不少兒童患者高燒超過38攝氏度，浙江、江蘇多地出現班級停課現象。除了孩子，不少成人也開始出現發熱等癥狀。 中國衛健委發言人米鋒2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近期爆發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為主，此外還有鼻病毒、肺炎支原體、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世界衛生組織22日要求中國提供更多的流行病學和臨床信息後援引中國當局的表示，「未檢測到任何異常或新型病原體，或者異常臨床現象」，「呼吸系統疾病的增加並未導致患者數量超出醫院的承受能力」。 世衛組織說，中國的數據顯示，支原體肺炎自5月以來，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自10月以來的兒童門診和住院人數有所增加。「其中一些增長在本季節出現的時間比歷史上的要早，但考慮到 COVID-19 限制措施的取消，這並不意外，其他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的情況。」聲明寫道。 「免疫債」？ 世衛組織流行病預防部門負責人瑪麗亞·范克爾霍夫（Maria Van Kerkhove）11月24日接受醫療專業媒體STAT採訪時表示，世衛組織利用不同的方式交叉驗證了中國的數據。 「我們還利用全球流感監測和應對系統（GISRS）。當然，我們正在檢查提交給全球流感共享資料庫（GISAID）的基因序列並查看變異循環。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交叉引用其中一些信息。」 范克爾霍夫認為，免疫鴻溝（ immunity gap ）的擴大和新的檢測方法能夠捕獲中國各地此類病原體的發病率，這並不表明存在新的病原體。中方表示，當前一波學齡兒童呼吸道疾病的峰值低於疫情前的2018-2019年。 目前，不少醫學界人士認同免疫鴻溝和免疫債（immunity debt）的說法，認為中國當前的傳染病暴發可能是三年疫情導致人群免疫力下降之後的「報復性」流行。2022年冬季，比中國早開放一年以上的國家，就已出現密集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感染，尤其是兒童成為易感人群。 蘭德公司中國政策研究主任黃志環（Jennifer Bouey）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在一年前才解除了嚴厲的「清零」政策，漫長的封鎖、旅行限制和持續使用口罩自然導致了中國群體免疫力的下降，造成了通常所說的「免疫債」現象。 她說，北京由於其作為中央政府樞紐和主持重要政治會議的角色，遭受了不成比例的「免疫債」影響。 「在2021年和2022年，中國政府建議許多2000萬北京居民不要離開城市，以減輕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之前可能爆發的風險。由於免疫力的耗盡，北京的社區對傳染病的脆弱性預計將加劇。」 不過，黃志環表示願意相信中國提供的統計數據，「這與社交媒體和醫生的反饋很好地協調一致。」她還指出，為了減少對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批評，中國政府可能不想強調「免疫債」。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高級學者艾米什·阿戴爾賈（Amesh Adalja）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新的病原體，「中國似乎正在經歷一次普通的病原體爆發，由於此前 COVID-19 限制而導致易感人群增加，從而加劇了現在的爆發。」 他說，中國兒童對於在封鎖期間未接觸過的病原體幾乎沒有免疫力，一旦防疫限制解除，呼吸道病原體就能夠以接近正常的方式傳播，感染很多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出生的易感兒童。 「關鍵是要確保中國的醫院有能力渡過難關。 中國要公開有關感染以及重症的數據，越多越好。」他說。 香港大學微生物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Siddharth Sridhar)認為，中國正在遭遇一次多種已知冬季病原體的匯合爆發，可能會持續幾周或者幾個月並逐漸消失。「我不擔心新的病原體或者變種。我不認為這具有更廣泛的全球影響。但我們將繼續保持警惕。」 中國官方數據未必可信? 雖然中國政府力推的「常見病原體」理論得到了世衛組織和部分國際學者的認同的接受，但是也有一些公共衛生學家考慮到其過往隱瞞疫情和延誤應對的慣常手法，表示很難再次信任來自中國官方的任何信息。四年前，北京在新冠流行之初隱瞞了有關疫情的嚴重程度、擴散範圍和死亡人數，鉗制吹哨人和醫生、媒體向外公布信息，其後的全球大流行至今造成近七百萬人死亡。 美國著名華裔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丁亮（Eric Feigl-Ding）在X平台上表示，「我聽到很多內部人士告訴我，政府當局告訴中國醫生不要報告任何數字，不要對患者進行測試，也不要報告任何測試。這聽起來異常熟悉。」 美國布羅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分子生物學家、《病毒：新冠肺炎溯源》（Viral: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Covid-19 ）一書作者曾昱嘉(Alina Chan)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缺乏廣泛測試或數據沒有完全公開的情況下，專家們很難對於中國這一波的感染情況給出答案。 「自 Covid-19 大流行以來，當我們再次聽到世界任何地方爆發不明原因疫情的消息時，許多人都經歷了高度的謹慎、壓力和懷疑。這表明人們對於政府共享重要信息的信任度較低，對於衛生組織及時獲取數據的信任度也同樣較低。 」她說。 世衛組織目前並未建議中國停止境外旅行和貿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言人戴維‧戴格爾（David Daigle）28日告訴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美國將「繼續監測局勢，與全球衛生合作夥伴合作」應對疾病的增加，同時也「與當地衛生當局及美駐中國辦事處保持聯繫」。但CDC沒有回應關於疫情是否蔓延到美國，美國是否發現任何肺炎聚集性病例，或者是否考慮對從中國來美旅行的人士進行呼吸道疾病篩查等問題。 荷蘭健康服務研究所（NIVEL）報告稱，11月13日-19日，在5至14歲的兒童中，每10萬名就有103名感染肺炎，激增原因不明。法廣29日報導稱，法國衛生部門今日在一封發給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緊急信中警告，法國目前觀察到肺炎支原體細菌「呼吸道感染病例異常激增」，儘管絕大多數感染都顯示是輕微的。據美國福克斯新聞報道，華盛頓醫院、急診室和診所的就診人數近期有所增加。 曾昱嘉建議，美國政府的重點應該在於儘可能多的收集和分析樣本，例如從受疫情影響的地區返回的旅行者或飛機上採集樣本。「如果此類努力尚未開始，那麼令人遺憾，我們從 Covid-19 大流行中沒吸取到什麼教訓。」 美國田納西州范德堡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威廉·沙夫納(William Schaffner) 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們擔心以前看過這部電影，我們擔心可能有一種新的傳染性因子，一種新的病毒或者可能是新的COVID變種。」 沙夫納建議，中國可以邀請世衛組織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專家去中國，與中國同行共同研究最近實驗室中的診斷數據以及相關流行病學的問題來打消國際社會的擔憂。他說，這樣的做法對中國也有利。 「我們可以審視診斷材料，看看中國非常有能力的科學家們正在進行哪些診斷測試，嘗試為中國兒童做出診斷，所有這些兒童是否都被確診了？是否有一些特別嚴重的感染兒童？中國醫生對這些診斷感到滿意嗎，還是至少對一些兒童的案例仍然存在疑問？ 然後美國疾控中心可以派遣流行病學家，也就是所謂的疾病偵探，與中國衛生部門合作，也許有助於確定哪些人群處於風險之中，以及究竟是什麼情況可能使一些兒童和成年人容易獲得這些略顯異常的感染。」 鑒於中國可能因為政治因素弱化新冠病毒的作用，沙夫納表示，中國需要公開目前呼吸道疾病的基本感染、重症和死亡率數據，以及不同種病毒所佔的具體比例。 「支原體可以和其他病毒同時引起多重感染嗎？事實上，我們越了解兒童對病毒的反應，就越了解到兒童經常會同時感染一個以上的病毒。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我們仍在進一步了解中。那些同時感染多種病毒的兒童更容易生重病嗎？還是有一個病毒使孩子生病，另一個病毒只是附帶性的？（同時感染新冠和支原體）這是有可能的，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答，但我們還不知道在中國的這個層面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他說。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副教授陳希認為，在有多種病毒同時流傳的情況下， 中國還需要及時進行和公開病毒測序，以檢測變種病毒的出現。 「因為這個病毒的變異，它的基因變異都是在人群中傳播的。如果有足夠多的人群，尤其是有免疫缺陷的人群比較多的話，它可能在體內的這種變異就會增加。當時南非的那變種病毒，印度的（病毒），它在大量的人群中，特別是免疫缺陷的比如在中老年人群體、兒童中，傳播多了以後，它可能就會有新的病原體產生，肯定要值得關注。」他告訴美國之音。 另一個潛在的威脅 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副教授安妮·斯派洛(Annie Sparrow) 28日在《外交政策》撰文表示，新冠和肺炎支原體的結合可能會特別危險。根據2020年的一項研究，因 COVID-19住院的成年人如果同時感染支原體肺炎，死亡率顯著較高。 斯派洛認為，北京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也相信中國這次沒有掩蓋一種新型病原體，但她擔心中國可能在培育一種常見且可能致命的細菌的耐葯菌株。 「最令人擔憂的是，北京正在淡化的一個事實是，在中國，肺炎支原體已經變異為對大環內酯類抗生素耐葯的菌株，後者是對8歲以下兒童唯一安全的抗生素類別。」 支原體肺炎的一線治療藥物是大環內酯類抗菌藥物，包括阿奇黴素、紅霉素、克拉黴素等。但是在中國，肺炎支原體對阿奇黴素的耐葯率為90%左右。據中國官媒《重慶日報》旗下的上游新聞20日報道，黑龍江一名僅32個月大的女童因細菌感染入院，在注射阿奇黴素後次日死亡。 斯派洛認為，目前沒有任何針對支原體肺炎的疫苗，沒有兒童或成年人死於支原體肺炎似乎是不合理的，然而中國沒有發布任何有關死亡率的數據，也沒有關於腦膜炎等肺外併發症的數據。 目前中國官方沒有確認死亡病例，但有微博網友表示，身邊有七歲的小孩因為支原體導致白肺後去世，也有四歲兒童因病毒入腦後患腦膜炎去世。 類似於四年前新冠爆發時的一系列操作，她寫道，「現在中國的醫生再次被壓制，與國外的同行沒有溝通，這表明中國可能正在進行另一次潛在的危險掩蓋。」 彭博社29日發文建議，考慮到中國政府掩蓋新冠以及銷毀病毒傳播證據所導致的不信任，全世界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來收集和報告數據，建立一個系統性、科學性、全球共識的疾病監測程序。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加薩（Gaza）最大醫院「西法醫院」（Al-Shifa hospital）大門口，看得到多輛戰車集結，儼然成為以色列與哈瑪斯基戰的最前線。以色列指控哈瑪斯武裝分子藏身於醫院下方的地道，但哈瑪斯否認指控。歐盟譴責哈馬斯在加沙醫院把平民當作人體盾牌。 加薩最大醫院燃料耗盡 停止運作 據法新社報導，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哈瑪斯（Hamas）掌控的加薩走廊（Gaza Strip）衛生部13日表示，由於燃料耗盡，西法醫院（Al-Shifa Hospital）已停止韻做的死亡人數從上周末以來已增加到34人，包含27位成年重症病患及7名嬰兒。 除了西法醫院停止運作，巴勒斯坦紅新月會表示，該地區第二大醫院聖城醫院也停止服務，工作人員在藥品、食物和水很少的情況下，艱難地照顧在那裡的人。每天都有更多的傷亡患者，但加沙地區一半的醫院現已停止運轉，可容納傷員之處越來越少。 加薩走廊的哈瑪斯政府聲稱，以色列與哈瑪斯武裝分子持續超過5周的戰鬥後，加薩走廊的死亡人數在今天達到1萬1240人。 他們還提到，死者當中有4630位孩童和3130名婦女，另外約有2萬9000人受傷。 以色列：哈瑪斯在醫院藏匿武器地道 以色列軍方在13日釋出影片和照片，內容顯示據稱是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哈瑪斯（Hamas）存放在加薩一間兒童醫院地下室的武器，並表示現場似乎有人質遭到扣押。 據中央社報導，以色列國防軍（IDF）發言人哈加里（Daniel Hagari）表示，軍方在蘭蒂西醫院（Rantissi Hospital）的地下室發現一個指揮中心，內有哈瑪斯戰士存放的武器，當中包括手榴彈、自殺炸彈背心及其他爆裂物。蘭蒂西醫院是一間專門治療癌症患者的兒科醫院。 他在透過電視轉播的簡報中說：「我們還發現哈瑪斯在當地扣押人質的跡象，目前正對此進行調查，但有情報可以驗證此事。」 哈瑪斯沒有立即針對以色列的最新聲明發表評論。 以色列防長：哈瑪斯失去對加薩掌控 路透社報道稱，以色列國防部長葛朗特（Yoav Gallant）13日表示，統治加薩走廊（Gaza Strip）長達16年的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哈瑪斯（Hamas），已經失去對於當地的掌控。 葛朗特指出：「恐怖分子正往南方逃去，平民正在劫掠哈瑪斯的基地。」但他沒有提供證據佐證此番說法。 以色列各大電視台播放的畫面中，葛朗特還說：「他們不再對（哈瑪斯）政府有信心了。」 歐盟譴責哈馬斯 據美國之音報導，歐盟聯合譴責哈馬斯在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中利用醫院和平民作為「人體盾牌」，歐盟外交事務主管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同時敦促以色列「在指定攻擊目標時保持最大克制，以避免人員傷亡」。 歐盟所有27個成員國發表聲明，稱「歐盟譴責哈馬斯利用醫院和平民作為人體盾牌」。這顯示了歐盟的團結。 歐盟各國外長在會議上再次「呼籲哈馬斯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准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接觸人質至關重要」。
上海陸家嘴集團索賠江蘇蘇鋼100億，中山大學附屬二院研究生集體患癌，這兩件事聯繫緊密，是共產黨治理的系統性問題，在共產黨眼中，民眾就是韭菜人礦合體的有機礦物。 陸家嘴集團提出了高達100億的索賠，這兩個有頭有臉的大集團，心照不宣，理所當然地，將普通民眾的生命健康拋諸腦後，沒有任何一方對建築工人和業主承擔應有的責任。 中山二院只考慮能不能科研出成果，導師和領導們把博士或者博士後都看作人礦，研究生不過是完成實驗和獲取數據的工具。 紅頂對杠入住要人命 上市公司國企陸家嘴，蘇州毒地索賠百億，成為了11月初金融圈最大的瓜。 2016年10月，陸家嘴公司在222倫出價中勝出，以85億元的高價從蘇鋼集團手中，購得蘇州京杭運河邊的17宗地塊。蘇鋼集團還特意邀請蘇州環境監測所出具環境評估報告，聲稱土壤和地下水均符合標準。 從2017年開始，陸家嘴集團在這些地塊上建設了住宅、幼兒園、商業綜合體和健身公園。然而2021年，2號地塊的英國雷丁小學交付時，第三方檢測機構發現土壤中的致癌物苯並芘含量，超出安全標準50多倍。 今年11月8日，陸家嘴集團發布了起訴蘇鋼的公告，指控蘇鋼及相關環境評估機構和地方規劃部門，弄虛作假，導致陸家嘴購買了存在嚴重問題的土地。陸家嘴因此提出了高達100億人民幣的賠償，該案件已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然而11月10日，蘇鋼集團反駁稱，在土地交易時，已經披露了相關風險，並指陸家嘴明知土地存在問題，仍強行啟動建設。 蘇鋼和陸家嘴沒有誰是無辜的。17塊地中的大部分，是蘇鋼過去的焦化區。焦化，是重工業生產的一個步驟，會產生大量的空氣以及水土污染。可是就這十幾塊高度污染的土地，在掛牌出讓前，就已經變更了土地用途。當時這些地塊是如何通過環評的？由此，蘇鋼集團和當地管理部門有所勾結，應該是真的。見慣風浪的陸家嘴，也肯定是對土地的污染情況有所了解的，只是知情程度不同。 某家嘴：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這地有污染，但只要你給我合格的環評，我就敢買下來，然後蓋好房子賣出去。 某鋼：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這地有污染，但是我能按照你的要求，準備好合格的環評，方便你以後賣房子。 某規劃局：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雙方都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雙方都知道對方知道些什麼。你們只要給我送合格的環境樣本，我就能開具合格的環評，我只對樣本負責。畢竟，這塊地，用作居住開發，比用作鋼廠能為地方政府產生更多的稅收和利潤。 陸家嘴和蘇鋼，分別是上海市和蘇州市的重要國企，在提起如此重大的法律訴訟之前，雙方肯定已經進行了長時間、多輪次的協商，背後的地方政府也肯定知道具體情況，最終能走到上法庭的地步，應該是兩家公司，包括背後的地方政府在內，都談崩了。而且，這種談不攏，往往和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有所聯繫。 看看蘇鋼集團背後的大股東是誰，應該就能知道個八九不離十。蘇鋼集團的直接控制人「方正集團」，在2022年底被溫家寶派系的中國平安接管。有觀點認為，考慮到近期被習近平迫使中國平安接管碧桂園，溫家寶派系中的省級領導，接連被習近平拿下，此次蘇鋼集團被起訴，有可能是習近平搞掉溫家寶派系的一步棋。而陸家嘴集團提起訴訟，可能不僅僅是為了追回損失，更可能是為了撇清自身的責任嫌疑。 腫瘤研究集體患癌 牽出醫閥 比陸家嘴毒地事件，稍早披露的是，中山大學附屬二院乳腺外科研究生集體患癌。據官方報導，該研究組共培養了200名研究人員，其中三人罹患癌症，包括兩種罕見癌症——胰腺癌和滑膜肉瘤，以及一例較為常見的乳腺癌。 這些人所在的實驗室專攻「促癌機制」，公眾普遍傾向於相信，患癌與實驗室工作環境或研究內容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醫學界專家羅淼醫生在網路上發表了他的觀點。這三種癌症在同一個研究小組中同時出現，在統計學上是不尋常的，這個組裡頭有不正常的事兒。他的觀點暗示，實驗室環境或其他相關因素是否可能導致癌症。 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誘發癌症的試劑，毒性足夠，原來應該是多大的顆粒，放到水裡溶解，但是封裝的不好，或者形態不對，有可能直接一撕開，馬上就在空中擴散，口罩又帶的不合格，直接吸入肺部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中山二院的實驗室，是老建築改造的，設計之初就沒有考慮分子過濾吸附和新風系統，要是不小心把誘發癌症的試劑吸入肺部，體質弱的，就被誘發癌症了。 這個事情在鬧到社會上之前，10月份已經在校內發酵了一段時間，校方已經把一些試劑悄悄地給運走了，當時隱藏非常的詭秘，黑色塑料袋包裝得非常嚴，可是運輸的過程當中，還是不小心試劑盒掉了一地散落一地。 後來到了11月1日，該實驗室的女博士後29歲的黃敏，在微信群中，向同事們透露了確診胰腺癌轉移肝臟後，次日就被導師傑出青年蘇士成，移出了群聊。這一嚴重違背師德的行為和黃敏的病情，很快在網路上傳開，11月7日瀏覽量接近5億，後來該帖子被官方撤下。 11月8日中午，中山二院以消防檢查不合格為由，迅速拆除了涉事實驗室中的櫥櫃，連胡錫進都在批評二院，「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動實驗室呢？在公眾眼裡，那不等於是破壞現場嗎？」 網友們認為，黃敏所在實驗室被拆除，不僅銷毀了患癌因果關係的證據，根本還在於，醫院似乎更傾向於保護蘇士成教授，忽視了患癌學生的遭遇。 中大二院的立場非常明確：堅決維護蘇士成，這並不難理解，因為蘇士成是院長宋爾衛院士的學生和助理。在蘇士成的指導下，宋爾衛院長的兒子宋世健，在廣東實驗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發表了3篇SCI文章。在乳腺外科的碩士入學考試中，宋世鍵的初試成績得分最低，但複試得分最高，總分排在第三。宋世鍵在該校被人稱呼為太子爺，學習很爛，就在大家同情二院意外患癌的幾名博士的時刻，他公開稱此事是謠言，並且說現在各種癌症年輕化，不如怪吃的太奇怪了、怪中國醫生太窮、又苦又累還沒錢。 蘇士成也不白給，他的叔叔是二院名醫兼二院名譽院長蘇逢錫，是功成身退的殿堂級大牛，也是宋爾衛院長的導師。根據面相人士觀察，蘇逢錫確實有些真才實學，宋爾衛院長精於權術，蘇士成活脫脫的醫二代。 在這個學術網路關係中，蘇逢錫提攜學生宋爾衛，宋爾衛反哺蘇逢錫的侄子蘇士成，蘇士成也照顧宋爾衛的兒子宋世鍵。這種學術裙帶關係，被一些網友解讀為醫閥家族現象。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蘇士成留學深造時的日本導師石井春海，據稱是日本731部隊最高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兒子。這種聯繫可能在道德和歷史層面上引發一系列複雜的情感和聯想，特別是當涉及到醫學研究的道德和歷史責任時，731部隊的歷史可能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和歷史參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實驗室工作和研究的看法。 關於癌症事件，暫時無法提供證據，但學術不端行為已經實錘。在醫學領域，證明因果關係非常困難，但院士家族的學術腐敗成為了這次事件的突破口。即使這次癌症事件是純粹的偶然現象，他們也應該被追究責任，必須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