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華雪梨分會舉辦週年慶暨第二、三屆會長交接典禮
2026 年 11 月 11 日
港區國安法實施將屆五周年，港府官員不斷強調要警愓社會上有人對香港或中國抱持「軟對抗」的心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羅淑佩日前還稱「軟對抗」可能以歌詞、故事情節等形式出現，警告將更嚴格審批資助、表演場地與展覽內容。對此，著名劇作家莊梅岩公開批評「軟對抗論」定義模糊，擔憂這將「冤枉多少無辜的人和作品、造成多少傷害和怨恨？」 多位劇團負責人向「光傳媒」透露，近年不少藝術團體不僅難獲藝術發展局資助，甚至屢遭「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場地。一位化名 John、擁有逾20年劇場經驗的負責人指出，許多團體因害怕「被貼標籤」影響未來合作，即使演出場地被取消也選擇「隱忍不言」。他更直言，部分場地和資助審批程序猶如「黑箱作業」，讓業界無從得知真正的「紅線」在哪裡。 「公眾舉報」成取消場地主因 審批機制不明惹「黑箱」質疑 John 指出，即使演出已獲政府或相關場地批准，仍可能在後期突遭取消，這很可能是源於公眾舉報或投訴壓力。 他提到，康文署轄下的「場地夥伴計劃」以及其主辦的藝術節等，能享受「一條龍」的審批與監督服務，獲批團體通常與政府關係良好，即使偶有「踩界」也會得到「溫馨提示」。然而，未入選這些計劃的藝術團體，只能透過康文署租務部租場。John 直指，租務部的審批機制標準「沒有人知道」，因此被業界形容為「黑箱」。他解釋，許多問題往往發生在劇團已經公開宣傳內容或演員名單後，被公眾投訴或署方施壓所致。 John 坦言，過去他經常收到康文署的電郵「提醒」，觀眾投訴的原因「千奇百怪」，從票務、座位不滿到表演互動方式等，甚至有些投訴「通常是要把你整垮」。他續指，基層職員在持續收到舉報後，只能不斷上報，最終由高層做出取消租場的決定。 畢業演出遭臨時叫停 當局建議「換人」潛規則浮現 John 進一步透露，去年香港演藝學院在演出前一周叫停了改編自義大利劇作《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應屆畢業生舞台劇。他解釋，該畢業演出已通過校內多個部門審批，卻「到了向公眾演出的那一關才要取消，就是有人持續投訴」。當時演藝學院發稿稱，是考慮專業意見後認為公演可能使「參與師生將會面對法律風險」，故以師生福祉為首要考慮。 面對這種不明確的狀況，John 強調當局應「直接說『紅線』在哪裡」，他認為「有時候未必是踩到紅線，或許只是有人不想你好，想把你整垮」。 更令人擔憂的是，John 揭露署方人員在審批過程中曾建議「換人」，暗示團隊中有成員「好像發表過一些不太恰當的言論」，甚至直接提供「名單」，建議「不如你換成這個人，會比較安全」。他指出，若團隊不配合，署方就可能拒絕提供場地。 翻查資料，2024年曾有前區議員陳劍琴因國安法被捕保釋後，其參與的舞台劇在公演前被康文署要求「換走」，否則拒絕租場。John 也提到，劇場界有部分人士遭「重點打壓」，例如有著名劇作家兩年前參與編劇的劇目，在重演時其名字竟被「文本整理」取代。 儘管有團體因場地被取消而選擇「忍著不說」，John 表示無法統計實際被拒絕租場的劇團數量。他認為，在政府嚴謹審批資助和場地的大環境下，藝術工作者近年已各自摸索出生存之道，甚至有人因此放棄在香港發展劇場。 庄梅岩憂對香港的藝術家和作品帶來多少殺戮 劇作家莊梅岩6月22日再次於社交平台響應羅淑佩局長的「軟對抗」言論。她質疑這種模糊定義對香港藝術家和作品帶來「多少殺戮」，並可能引發「擾民的整治行動」。 庄梅岩擔憂，局方各層人員為討好上級或害怕犯錯，恐將任何蛛絲馬跡、任何投訴都納入「軟對抗」範疇，這將「冤枉多少無辜的人和作品、造成多少傷害和怨恨？」她也指出，近年已目睹太多製作和藝術家遭遇「看得見的取消和看不見的封殺」，期盼當局能有「更英明的指引」。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回復港媒《明報》查詢時表示，局方鼓勵藝術創作和創新，尊重藝術和表達自由，但也強調「軟對抗」一直存在，因此必須杜絕任何不利國家安全的元素。
隨著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以及日圓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全球資本正從中國大陸加速轉向日本房地產市場，其中尤以香港和中國大陸投資者的投入最為顯著。日本在今年第一季度已躍升為全球重要的房地產投資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海外資金。 《南華早報》6月22日報導，國際房地產管理公司高力國際（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投資者對日本住宅市場投入高達112億美元，比過去五年平均水平高出6%，使日本成為全球第四大房地產投資目的地。 報告指出，來自美國、新加坡和香港的投資者是流入日本房地產市場資金的前三大來源地。加拿大基金在過去12個月對日本的投資也大幅增長28%，達到9.16億美元。 高力日本投資服務主管谷川正博（Masahiro Tanikawa）分析指出，香港投資者傳統上更關注中國大陸市場。但中國房地產2020年爆發債務危機以來，新房價格已連續24個月下跌，投資回報率持續下滑，導致香港投資者將資金轉向日本和澳洲等更穩定且流動性較佳的市場。他強調，日本和澳洲是亞太區規模最大、最具深度的多戶型（multifamily）投資市場之一。 總部位於香港的共享居住地產營運商Weave Living和美國私募股權公司KKR已於上月在東京高端小區如六本木、南麻布和白金收購了六處房產，使其在日本的投資組合增至17處。此外，香港創投公司MindWorks Capital旗下的MindWorks Properties也收購了位於東京港區的多戶型公寓大樓Haven Shibaura，正式進軍日本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者也將目光投向東方。仲量聯行（JLL）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資金對日本住宅市場的投資暴增至10億美元，是過去五年平均4.28億美元的兩倍多。 除了經濟因素，部分分析認為，中國大陸投資者對北京專制政治制度的不滿情緒在COVID-19疫情清零期間突然爆發，因此在北京當局放鬆疫情管控後，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豪加速移民日本。截至2023年底，日本約有82.2萬中國居民，比上年增加6萬，創近年來最大增幅。 東京的房地產經紀人Osamu Orihara對《華爾街日報》表示，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他的收入增長了兩到四倍，這主要歸因於中國買家。他透露，現在有更多中國人想要獲得日本的長期簽證。在東京灣附近的一些高層公寓中，甚至有高達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住戶來自中國。
曾是亞洲美妝龍頭的香港「莎莎國際」（Sasa International）近日宣布，將於2025年6月30日前關閉其在中國大陸的最後18家實體門店，正式結束長達20年的大陸線下零售業務。此舉不僅標誌著莎莎在大陸市場戰略的重大轉變，也反映出當前中國消費市場低迷，以及本土品牌崛起對國際美妝零售商帶來的巨大衝擊。 陸媒《南方都市報》報導，莎莎國際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財年報告顯示，集團全年營業額較去年同期衰退9.7%至港幣39.42億元，凈利潤更銳減64.8%至港幣7,697萬元。其中，作為核心市場的港澳地區營業額下滑12.3%，儘管跌幅在下半年有所收窄，但香港民眾北上消費以及訪港澳旅客消費趨於審慎，仍是拖累業績的主因。 在中國大陸市場，莎莎國際的表現尤為疲軟，營業額下跌10.5%至港幣5.21億元。集團表示，退出大陸實體店面的主要原因是，當地在線業務已佔總營業額的80%，且越來越多中國顧客傾向於網購，導致線下店鋪難以達到規模經濟效益。 自中國爆發疫情以來，莎莎已將大陸門店從高峰期的77家逐步縮減至目前的18家，此次全面關閉被視為「斷臂求生」的戰略調整，重心將轉向在線銷售和業務發展亮眼的東南亞市場。 日韓歐美皆陷困境 莎莎國際的退出並非孤例，而是國際美妝品牌在中國市場面臨普遍困境的縮影。在消費市場整體低迷、中國國貨美妝品牌加速崛起、以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多重壓力下，包括日韓及歐美品牌在內的多家國際美妝企業，正加速收縮或完全撤離中國市場。 日韓品牌方面： 韓國愛茉莉太平洋集團旗下蘭芝已於2024年底關閉大陸所有線下門店，其重心轉向美國市場，2024年美國銷售額增長65%，首次超越中國。 韓國雪花秀、悅詩風吟等品牌在大中華區銷售額持續下滑，第二季度同比暴跌44%。 韓國LG生活健康受中國市場低迷影響，2023年總利潤下降31.5%，並將資源轉向北美和日本。 日本花王集團化妝品業務虧損擴大。 日本高絲集團已全面退出中國市場，2023年在華銷售額下跌34.7%。 資生堂旗下的安肌心語、芳珂集團的Boscia等品牌也已退出天貓平台或停止大陸銷售。 歐美品牌方面： 雅詩蘭黛、貝玲妃、美寶蓮紐約、NYX等品牌近年來也相繼關閉門店或退出中國市場。
【看中國訊】 維州自由黨於6月18日晚在州議會大廈與多元文化媒體舉行了一場重要會議。距離明年維州大選僅剩16個月，新上任的黨魁布拉德·巴特 (Brad Battin MP) 向在座媒體人詳細闡述了自由黨在社區安全、住房可負擔性、能源政策和教育等核心民生領域的願景，並強調了加強與維州多元文化社區聯繫的重要性。 巴特在會議上表示，維州正處於一個「激動人心的政治時刻」，並指出維州持續的變化正在給社區帶來積極影響。 核心團隊亮相：多元文化事務為重 會議伊始，巴特隆重介紹了自由黨的核心團隊成員。副黨魁薩姆·格羅斯 (Sam Groth MP) 負責旅遊、體育、活動和招待事務，併兼任特別國務廳長，他同時是維州海濱社區 Neapean 的議員。巴特讚揚了格羅斯在全州範圍內推廣體育、酒店和活動方面的出色工作。 接著，巴特介紹了維多利亞州東部地區上議院議員雷內·希思博士 (Dr Renee Heath)，其選區範圍從帕肯納姆（Pakenham）一直延伸到維州與新州邊境，覆蓋了美麗的海岸線和森林地區。希思博士同時擔任巴特的國會秘書，並作為多元文化事務助理廳長，經常代表巴特出席各類活動。 埃文·穆荷蘭 (Evan Mulholland MP) 作為反對黨上議院立法會副領袖，負責多元文化事務和重大項目。巴特特彆強調了穆荷蘭在與北區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互動方面的熱情和能力，稱其為「北區最勤奮的議員之一」。穆荷蘭補充說，他希望多元文化事務不再是一個孤立的部門，而是能與其他內閣部門緊密合作，例如與薩姆·格羅斯合作促進國際旅遊，與警務廳長合作加強與多元文化社區的互動，以及與能源廳長合作解決社區對燃氣政策的擔憂。 聚焦四大關鍵民生議題 巴特隨後闡述了自由黨將在未來選舉中重點關注的四大核心議題，這些都與維州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負擔息息相關： 社區安全： 巴特對維州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表達了擔憂，並舉例指出Northland 購物中心近期因有人駕駛偷來的汽車沖入商場而導致商場被迫封鎖，以及東南區的Fountain Gate購物中心頻繁發生持刀犯罪事件。他指出，目前保釋制度存在重大漏洞，罪犯可以在90分鐘內獲得保釋並繼續作案。為此，維州自由黨提出了一項明確政策：「如果在保釋期間犯規，就要面對牢獄之災」（if you break bail, you face jail），強調社區安全是首要任務。 住房可負擔性： 巴特認為，住房擁有權不應成為年輕一代遙不可及的夢想，而當前工黨政府在增加住房供應方面缺乏有效計劃，導致房價居高不下，加重了家庭的經濟壓力。自由黨承諾，對於購買首套房且價值在100萬澳元以下的維州居民，將免除土地印花稅（stamp duty）。此舉最高可為購房者節省5萬澳元，相當於一筆可觀的購房首付款，能顯著降低首次置業的經濟門檻。 能源政策： 巴特強調了天然氣在維持能源價格穩定方面的重要性，並批評當前政府設置障礙阻礙天然氣勘探。他表示，維州必須繼續進行天然氣勘探，以確保家庭和企業能夠負擔得起能源，並支持本地製造業。他警告說，如果政府繼續干預市場，將導致能源價格上漲，最弱勢的社區將首當其衝。巴特直言，在澳大利亞，居民不應被迫在「開暖氣」和「吃晚飯」之間做出選擇，確保能源可負擔是基本民生保障。 教育選擇： 巴特重申了教育選擇的重要性，並承諾如果執政，將廢除政府對學校徵收的新工資稅(Payroll Tax)。他認為，這項稅收增加了學校的運營成本，最終會轉嫁到家長身上，每個家庭可能需要額外支付1000到2000澳元。巴特指出，這項政策對許多為了孩子教育選擇私立學校的家庭來說「極不公平」，自由黨旨在減輕家長負擔，確保他們有選擇學校的自由。 SBS本地化與支持多元文化媒體 穆荷蘭在發言中提到了維州自由黨在議會中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通過了一項關於SBS（澳大利亞特別廣播服務公司）的動議。他指出，聯邦工黨政府去年宣布在西悉尼投資建設SBS製作中心，卻忽略了維州。自由黨通過調查發現，這一決定並非SBS董事會的主動提議，而是聯邦政府為了在搖擺選區爭取更多選票，將資助機會僅限於西悉尼地區。 鑒於此，維州自由黨推動的動議呼籲SBS在如Broadmeadows或Dandenong等多元文化區域設立實體存在。穆荷蘭認為，這將對維州多元文化社區至關重要，不僅能更好地獲取信息，還能為本地多元文化媒體從業者提供就業和培訓機會，從而促進維州多元文化媒體行業的繁榮。 巴特也承諾，如果執政，將參照對鄉村媒體的支持模式，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多元文化媒體，確保政府信息能夠直接有效地傳達給多元文化社區。 青年犯罪：昂貴的社會代價 在問答環節，有記者提到了維州日益增長的青年持刀犯罪問題。巴特作為一名前警官，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指出，維州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成本極高，每天每名青少年高達5900澳元（可以供40名學生上Scotch College），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青少年出獄後狀況反而更糟。 巴特強調，如果不能有效干預和改造這些青少年，不僅會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也會持續消耗巨額公共資金。他主張引入多管齊下的改造方案，包括文化和宗教領袖的參與、教育機會，並根據個體的學習能力因材施教。同時，他呼籲在青少年犯罪初期就進行干預，即在動拳頭的時候就干預，而不要等到他們動刀子，可以有效將青少年從犯罪道路上拉回來。從長遠來看，這將大大節約司法和懲戒系統的社會成本。 關於移民政策，巴特明確表示，雖然移民問題主要屬於聯邦管轄範疇，但維州政府將致力於與大學合作，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前來維州，因為這能為大學和企業帶來巨大收益，對經濟至關重要。同時，自由黨呼籲聯邦政府確保技術移民與維州的實際技能需求相匹配，避免出現「有技能但找不到工作」的負面經濟影響，從而優化經濟效益。 改善多元文化社區關係 當被問及如何加強與多元文化社區的關係時，巴特表示，除了支持多元文化活動和節日，政府還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社區安全： 確保所有社區的安全是首要任務。 住房可負擔性： 幫助更多人實現住房擁有權。 語言支持： 探討如何在主流學校中改善語言教育。 多元文化中心： 提供安全的多元文化活動場所。 巴特還指出，印度是維州未來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雙方在技術、人工智慧和製造業方面都有巨大的潛力。 在會議的最後，穆荷蘭反思了自由黨在5月聯邦大選的失利，認為工黨的選票有所下降，但自由黨未能有效地將這些選票吸引過來，部分原因在於競選策略過於側重批評對手，而忽略了闡述自身願景。他強調了親身與社區互動的重要性，認為只有真誠地傾聽和解決社區關切，才能贏得他們的支持。 這次媒體會議是維州自由黨在備戰下屆選舉中的一次重要亮相，展現了其在關鍵政策領域的立場，提出的核心經濟主張都圍繞著降低生活成本、減輕家庭負擔、改善營商環境和促進經濟增長這些與「錢」緊密相關的話題。
在中國青年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背景下，北京、重慶、深圳、哈爾濱等大城市出現了「假裝上班公司」，為待業和失業者提供一個付費的「辦公空間」，讓他們可以「假裝上班」，以緩解社會壓力和尋求精神慰藉。 中共官媒《工人日報》報導，這些「假裝上班公司」提供類似共享辦公室的環境，配備工位、會議室、休息區，甚至有零食供應、Wi-Fi和充電設施，日收費從人民幣30元到100元不等。深圳一家「假裝上班公司」的創辦人劉冠傑表示，他開設的公司有近20個工位，自開業以來幾乎每天都客滿。 「假裝上班」現象的背後，是中國龐大的失業和待業群體。美國《華爾街日報》2023年曾報導，許多中國失業者選擇圖書館作為「避難所」。而今，「假裝上班公司」則提供了另一種更具「儀式感」和「體面」的選擇。 一名待業者表示，儘管在家待業家人不會責怪，但他仍會不自覺地產生愧疚感。而在「假裝上班公司」，他沒有這樣的精神壓力，可以安靜地做自己的事情，甚至與他人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他透露，經過半年的「假裝上班」經歷，他即將入職一家金融公司。 創辦人劉冠傑說，「假裝上班」的消費群體主要有三類：一是尚未進入職場的大學生，他們希望提前體驗上班氛圍，做好心理準備；二是求職者，在此投遞履歷、結交朋友、交流學習，緩解壓力並培養自信；三是自由職業者或自媒體工作者，他們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但需要一個環境來塑造工作的「儀式感」，或是尋求低成本的辦公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友浪認為，這個概念觸及了社會關注的就業環境、職場壓力、身分認同等熱門話題，容易形成擴散效應。上海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系教授崔麗麗則表示，這些公司不僅滿足了求職者在職業過渡階段對「體面」的需求，更應讓聚集的同類人群在心理上得到相互支持，並透過創業分享、技能交流等，為職業瓶頸期人群提供更多脫離當前生活狀態的機會。 對於「假裝上班公司」，網民的看法是，「如果提供能坐下，能趴桌子睡，能吹空調，有wifi，能充電，能喝水上廁所，待一個白天，30塊錢挺划算的」、「我去網吧（網咖）不行嗎」、「空窗期，錢我都省著花」。也有消費者認為，在失業期間，幾十元一天的「假裝上班」費用並不算便宜，因此更傾向於選擇免費的圖書館。
在中國嚴峻的青年就業形勢下，繼「全職兒女」之後，近期悄然興起「全職乖孫」的新興職業。這些年輕人選擇回家照顧年邁的祖父母，不僅解決了自身的就業問題，也為家庭提供了養老照護，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指出，許多大學畢業生面臨考研、考公務員失利，又找不到心儀工作的困境，轉而投身「全職乖孫」。有年輕人分享，在就業無門之際，爺爺主動提出「你給我伺候好了多活兩年，比你出去干點啥都強」，並以退休金補貼孫輩生活。報導中提到，一位「全職乖孫」透過照顧爺爺，每月獲得人民幣7000元的收入，而爺爺也擺脫了空巢老人的狀態。 這些「全職乖孫」在社群媒體分享他們照顧老人的日常，從買菜做飯、打掃房間，到陪同逛街喝奶茶、一起練瑜伽，服務內容「主打服務周到，提供情緒價值，讓老人幸福感滿滿」。 相較於過去「全職兒女」因陪伴父母而常被譏諷為「精緻啃老族」，「全職乖孫」由於照護的對象通常是年邁體弱甚至失能的祖父母，這種行為反而被社會誇讚為懂事孝順。報導分析，連父母也難以理直氣壯地催促他們找工作，因為這被視為一種替父母盡孝的行為。甚至有「全職兒女」轉型為「全職乖孫」，因為他們發現照顧「不需要被照顧」的父母會感到虛度光陰，而祖父母「實實在在被需要的感覺」更能帶來滿足感。 「全職乖孫」現象的興起，深層次地反映了中國年輕人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據統計，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高達1222萬人，再創歷史新高。而今年4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中國城鎮勞動力失業率高達15.8%，相當於每6個青年人中就有1人失業。這種殘酷的現實，使部分年輕人選擇「躲進家的避風港」。 儘管「全職乖孫」看似一步到位地解決了養老和就業兩大問題，但其高門坎也引來網民熱議。許多網民表示，「乖孫」的飯碗並非人人可得，因為前提是祖父母必須擁有足夠高額的退休金來養活孫輩，例如「我的農民爺爺，養老金才100多元」，點出了許多農村家庭難以複製這種模式的現實。
維州反對黨領袖布拉德·巴特（Brad Battin）於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在維州議會大廈主持了一場多元文化媒體發布會，介紹自由黨支持維州不同文化和多語種社區的政策計劃。 本次活動匯聚了來自維州各地的40多位多元文化媒體代表，共同參與了一場開放、坦誠的交流之夜。 副黨魁薩姆·格羅斯（Sam Groth）、影子多元文化事務廳長埃文·穆赫蘭德（Evan Mullholland）、多元文化事務助理影子廳長蕾妮·希斯（Renee Heath），以及上議院自由黨領袖戴維·戴維斯（David Davis）也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巴 特 指出，政府目前在與社區互動方面僅限於「出席活動」，並未進行真正的接觸和傾聽。 「我們不能只是對社區講話，我們必須開始傾聽他們的聲音，」巴特表示。「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與那些真正每天傳播社區故事的人——也就是你們——合作。」 這一訊息引起了在場多位記者的共鳴。他們提出了多項關切，包括母語課程的缺乏、犯罪率上升以及公共安全問題。 「犯罪率上升幾乎是我在維州各地都聽到的問題——從帕肯納姆（Pakenham）到韋勒比（Werribee），再到謝珀頓（Shepparton）。人們感到不安全，而這是不能接受的。」反對黨領袖說。
昔日零售巨頭蘇寧易購（ST易購）近日宣布，以總計4元（人民幣，下同）的象徵性價格，轉讓旗下4家資不抵債且已停止運營的家樂福子公司全部股權。這宗「白菜價」交易，折射出中國零售行業轉型浪潮中，老牌巨頭艱難求生的現實。 綜合媒體報導，蘇寧易購6月19日晚發布公告指，其全資子公司蘇寧國際控股旗下的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已與上海有安法律諮詢有限公司（代上海家福啟紓企業服務合夥企業）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此次交易以每家1元的價格，出售寧波、杭州、株洲、瀋陽4家家樂福子公司的100%股權，合計交易金額僅4元。 公告披露，這四家公司均已停止經營，凈資產分別為-1.46億元、-4.32億元、-9,220萬元和-6.93億元，合計負債約17.6億元，且均為失信被執行人。 接手方上海家福啟紓企業服務合夥企業，是由上海有安法律諮詢有限公司聯合兩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設立，專註於企業債務重組。蘇寧易購方面表示，此次交易引入專業資產管理機構，旨在通過資產和債務重組有效減輕公司負擔，並預計將為上市公司增加約5.72億元的歸母凈利潤，同時實現債務風險隔離。 家樂福中國從48億到4元 蘇寧易購2019年通過全資子公司蘇寧國際，斥資48億元收購了家樂福中國80%的股權，意圖藉助家樂福在快消品類和線下門店的豐富資源，完善其全場景零售布局。 不過，蘇寧易購沒料到家樂福中國受消費市場環境變化、「消費降級」趨勢、行業競爭加劇，以及電商和新興會員超市業態興起等多重因素影響，業績持續下滑，門店從2019年底的233家銳減至2023年底僅余上海古北、萬里、川沙及北京四元橋四家在營。甚至有幾座城市的家樂福，如廣州家廣、東莞家樂福、成都家樂福，已於2024年被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相關決策權已移交破產管理人。 與此同時，蘇寧易購還因未能支付家樂福中國剩餘20%的股權款項，與家樂福母公司對簿公堂，最終於2023年被香港仲裁庭裁決須支付約11.34億元。蘇寧易購自身也因2020年至2022年連續虧損被實施「ST」警示，至今未能「摘帽」。 為應對流動性危機，蘇寧易購近年來頻頻處置資產，2024年實現營收567.91億元，歸母凈利潤6.11億元，首次扭虧為盈，但扣非凈利仍為負值。2025年一季度，公司營收同比增長2.5%，歸母凈利潤1,796萬元，顯示經營有所改善。 此次出售家樂福子公司是蘇寧易購「精簡減肥」戰略的一部分，旨在集中資源深耕家電3C業務。然而，零售行業整體面臨消費習慣改變和在線線下融合的挑戰。業內人士指出，蘇寧易購在快消等陌生領域擴張受挫，凸顯其運營模式與行業需求的錯位。
陝西著名企業家、天朗控股集團董事長孫茵6月19日離世，天朗控股隨後發布訃告稱其「因疾病醫治無效」去世，但網傳她是跳樓自殺，引發業界強烈震動。 訃告稱病逝 網傳跳樓自殺 綜合媒體報導，孫茵去世的消息最早在陝西媒體人及企業家圈子中流傳。自媒體「貞觀」創始人在朋友圈發布了帶有黑框的孫茵黑白照，隨後《三秦都市報》記者也轉發孫茵簡歷並配文「上午聽聞，難以置信，家家都有難言之隱」。 當晚，天朗控股正式發布訃告，證實了孫茵離世的消息。但網路上有不少傳聞說，孫茵系跳樓自殺。一位坐標陝西的網民說：「西安的傳聞是跳樓！」對此，海外社群平台X用戶「亞洲金融」發文說，許多地產商在長時間絕望後可能選擇自殺，「恆大倒下了，萬科、融創、碧桂園、萬達，有一個算一個，都跑不掉，大戲才剛剛開始。大多數地產商，早都被限制出境，處於多部門監控之中，長時間絕望後，選擇自殺解脫……」 家庭背景顯赫 爭議不斷 孫茵出生於1961年，其父孫達人曾任陝西省副省長，家庭背景顯赫。她從事進出口貿易起家，後轉戰房地產。2001年，她創立天朗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在短短兩三年內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城市運營商，鼎盛時期在西安同時運作多達10個銷售項目。 然而，孫茵的人生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她的丈夫賀久長曾擔任陝西省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及延長石油集團董事長，但在2021年因嚴重違紀違法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對孫茵造成不小的打擊。 此外，孫茵本人也曾面臨嚴重的實名舉報。2022年8月4日，陝西感恩物業有限公司法人姬愛蓮在網上舉報孫茵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包括：私刻印章、冒名簽署合同、尋釁滋事、強搶物業收費權，甚至強佔價值數億元的房產物業，同時涉嫌敲詐勒索。 舉報信中更直指，曾任陝西副省長的孫達人、延長石油總經理賀久長，以及落馬高官趙正永和魏民洲等，都是天朗集團的「保護傘」，孫茵正是藉助這些複雜的人脈關係，得以在陝西地產行業稱霸一方，恃強凌弱。 天朗控股集團官網顯示，孫茵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024年8月出席了尼克聖鬥士2024中國「挑戰不可能」巡迴演講唐鎮站活動，並上台致辭。
湖南湘雅二醫院實習醫生羅帥宇去年墜亡，被當局定性為自殺，引家屬及社會大眾的廣泛質疑，事件持續引發海內外輿論關注。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日前呼籲對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並強調透明化與吸納民間力量的重要性。 綜合媒體報導，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旭於6月17日發布文章《建議吸納律師記者醫學專家參與「羅帥宇事件」調查》，指出「羅帥宇墜亡事件」的官方通報引發普遍的質疑，許多網民表示「不相信」，家屬更是無法接受「自殺」的結論，這就像幾年前江西的「胡鑫宇事件」，不少人對於官方給出「胡鑫宇是自縊身亡」的結論有不少質疑。 法學教授提兩大建議 針對社會大眾對於羅帥宇墜亡事件的爭議，韓旭提出了兩項主要建議： 一、及時公布調查情況並增加透明度：文章呼籲必須對羅帥宇收到的四十餘萬元轉賬的資金流向、是否存在達16公斤的舉報材料、是否刪除了計算機和手機中的相關信息、以及是否存在醫院讓家屬簽署保密協議等關鍵問題，作出坦誠而客觀的響應。 二、吸收民間力量加入調查主體：基於「自然正義」原則中「任何人不得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要求，中南大學作為湘雅二醫院的主管單位，與該院存在共同利益，不宜單獨或主導聯合調查。 韓旭建議，如果此次聯合調查能吸納羅帥宇家屬聘請的律師、新聞媒體記者，以及其他醫療機構的相關醫學專家參與，將能大大增強「情況通報」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他警告，若調查過程「封閉運行」且為公權力所「壟斷」，調查結論難免會受到質疑。 他還建議設立類似國外的死因法庭，並開闢公訴轉自訴渠道等。 這篇文章目前已經在中國的多個法律界自媒體轉發。 羅父微博貼文被禁止轉發及評論 羅帥宇的父親羅甫祥2024年10月與妻子一同實名舉報，表示兒子因舉報湖南湘雅二醫院涉嫌非法獲取和倒賣人體器官而墜樓身亡。對於湖南省官方6月13日晚發布的長達4500字的「認定自殺」通報，羅甫祥與其他親屬在6月14日的抖音直播中予以反駁，並表示會堅持尋找真相。 羅甫祥6月20日在微博賬號「羅帥宇爸爸」發布了「關於請求重新調查『羅帥宇墜樓事件』的公開聲明」，再次質疑湖南當局的「認定自殺」通報，並呼籲重啟調查。 同一天，該賬號還發文表示他被迫要追查真相，「在封口費和『保密協議』的壓迫下我本不敢發聲，但計算機手機里發現有我保不了的秘密後，才被迫要追查直相。那些記錄音的內容大家想必都清楚了」。 目前，微博平台對「羅帥宇爸爸」的賬號發帖採取了禁止轉發和屏蔽評論的措施。羅甫祥此前披露，湘雅二醫院負責人等人曾提出支付1500萬元作為「封口費」，但被他們拒絕。 評論指「封口費」旨在欲掩蓋湘雅醫院涉活摘器官罪行 針對這起事件，前中紀委撰稿人王友群在海外中文媒體撰文表示，中共官方發布的所謂調查結論之所以受到廣泛質疑，是因為有常識和良知的人，透過先前羅帥宇父母披露的事實，以及媒體經常報導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被失蹤」、「被活摘器官」的案例，普遍認為官方結論不可信。 王友群認為，有人要以1500萬元讓羅帥宇父母噤聲，最核心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掩蓋湘雅醫院可能涉嫌參與大規模活摘器官這一令人神共憤的嚴重犯罪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