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華雪梨分會舉辦週年慶暨第二、三屆會長交接典禮
2026 年 11 月 11 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将届五周年，港府官员不断强调要警愓社会上有人对香港或中国抱持「软对抗」的心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日前还称「软对抗」可能以歌词、故事情节等形式出现，警告将更严格审批资助、表演场地与展览内容。对此，著名剧作家庄梅岩公开批评「软对抗论」定义模糊，担忧这将「冤枉多少无辜的人和作品、造成多少伤害和怨恨？」 多位剧团负责人向「光传媒」透露，近年不少艺术团体不仅难获艺术发展局资助，甚至屡遭「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场地。一位化名 John、拥有逾20年剧场经验的负责人指出，许多团体因害怕「被贴标签」影响未来合作，即使演出场地被取消也选择「隐忍不言」。他更直言，部分场地和资助审批程序犹如「黑箱作业」，让业界无从得知真正的「红线」在哪里。 「公众举报」成取消场地主因 审批机制不明惹「黑箱」质疑 John 指出，即使演出已获政府或相关场地批准，仍可能在后期突遭取消，这很可能是源于公众举报或投诉压力。 他提到，康文署辖下的「场地伙伴计划」以及其主办的艺术节等，能享受「一条龙」的审批与监督服务，获批团体通常与政府关系良好，即使偶有「踩界」也会得到「温馨提示」。然而，未入选这些计划的艺术团体，只能透过康文署租务部租场。John 直指，租务部的审批机制标准「没有人知道」，因此被业界形容为「黑箱」。他解释，许多问题往往发生在剧团已经公开宣传内容或演员名单后，被公众投诉或署方施压所致。 John 坦言，过去他经常收到康文署的电邮「提醒」，观众投诉的原因「千奇百怪」，从票务、座位不满到表演互动方式等，甚至有些投诉「通常是要把你整垮」。他续指，基层职员在持续收到举报后，只能不断上报，最终由高层做出取消租场的决定。 毕业演出遭临时叫停 当局建议「换人」潜规则浮现 John 进一步透露，去年香港演艺学院在演出前一周叫停了改编自意大利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应届毕业生舞台剧。他解释，该毕业演出已通过校内多个部门审批，却「到了向公众演出的那一关才要取消，就是有人持续投诉」。当时演艺学院发稿称，是考虑专业意见后认为公演可能使「参与师生将会面对法律风险」，故以师生福祉为首要考虑。 面对这种不明确的状况，John 强调当局应「直接说『红线』在哪里」，他认为「有时候未必是踩到红线，或许只是有人不想你好，想把你整垮」。 更令人担忧的是，John 揭露署方人员在审批过程中曾建议「换人」，暗示团队中有成员「好像发表过一些不太恰当的言论」，甚至直接提供「名单」，建议「不如你换成这个人，会比较安全」。他指出，若团队不配合，署方就可能拒绝提供场地。 翻查资料，2024年曾有前区议员陈剑琴因国安法被捕保释后，其参与的舞台剧在公演前被康文署要求「换走」，否则拒绝租场。John 也提到，剧场界有部分人士遭「重点打压」，例如有著名剧作家两年前参与编剧的剧目，在重演时其名字竟被「文本整理」取代。 尽管有团体因场地被取消而选择「忍着不说」，John 表示无法统计实际被拒绝租场的剧团数量。他认为，在政府严谨审批资助和场地的大环境下，艺术工作者近年已各自摸索出生存之道，甚至有人因此放弃在香港发展剧场。 庄梅岩忧对香港的艺术家和作品带来多少杀戮 剧作家庄梅岩6月22日再次于社交平台响应罗淑佩局长的「软对抗」言论。她质疑这种模糊定义对香港艺术家和作品带来「多少杀戮」，并可能引发「扰民的整治行动」。 庄梅岩担忧，局方各层人员为讨好上级或害怕犯错，恐将任何蛛丝马迹、任何投诉都纳入「软对抗」范畴，这将「冤枉多少无辜的人和作品、造成多少伤害和怨恨？」她也指出，近年已目睹太多制作和艺术家遭遇「看得见的取消和看不见的封杀」，期盼当局能有「更英明的指引」。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回复港媒《明报》查询时表示，局方鼓励艺术创作和创新，尊重艺术和表达自由，但也强调「软对抗」一直存在，因此必须杜绝任何不利国家安全的元素。
随着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日圆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全球资本正从中国大陆加速转向日本房地产市场，其中尤以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者的投入最为显著。日本在今年第一季度已跃升为全球重要的房地产投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 《南华早报》6月22日报导，国际房地产管理公司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投资者对日本住宅市场投入高达112亿美元，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高出6%，使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房地产投资目的地。 报告指出，来自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的投资者是流入日本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前三大来源地。加拿大基金在过去12个月对日本的投资也大幅增长28%，达到9.16亿美元。 高力日本投资服务主管谷川正博（Masahiro Tanikawa）分析指出，香港投资者传统上更关注中国大陆市场。但中国房地产2020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新房价格已连续24个月下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导致香港投资者将资金转向日本和澳洲等更稳定且流动性较佳的市场。他强调，日本和澳洲是亚太区规模最大、最具深度的多户型（multifamily）投资市场之一。 总部位于香港的共享居住地产营运商Weave Living和美国私募股权公司KKR已于上月在东京高端小区如六本木、南麻布和白金收购了六处房产，使其在日本的投资组合增至17处。此外，香港创投公司MindWorks Capital旗下的MindWorks Properties也收购了位于东京港区的多户型公寓大楼Haven Shibaura，正式进军日本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东方。仲量联行（JLL）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资金对日本住宅市场的投资暴增至10亿美元，是过去五年平均4.28亿美元的两倍多。 除了经济因素，部分分析认为，中国大陆投资者对北京专制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在COVID-19疫情清零期间突然爆发，因此在北京当局放松疫情管控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加速移民日本。截至2023年底，日本约有82.2万中国居民，比上年增加6万，创近年来最大增幅。 东京的房地产经纪人Osamu Orihara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他的收入增长了两到四倍，这主要归因于中国买家。他透露，现在有更多中国人想要获得日本的长期签证。在东京湾附近的一些高层公寓中，甚至有高达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住户来自中国。
曾是亚洲美妆龙头的香港「莎莎国际」（Sasa International）近日宣布，将于2025年6月30日前关闭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18家实体门店，正式结束长达20年的大陆线下零售业务。此举不仅标志着莎莎在大陆市场战略的重大转变，也反映出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低迷，以及本土品牌崛起对国际美妆零售商带来的巨大冲击。 陆媒《南方都市报》报导，莎莎国际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财年报告显示，集团全年营业额较去年同期衰退9.7%至港币39.42亿元，净利润更锐减64.8%至港币7,697万元。其中，作为核心市场的港澳地区营业额下滑12.3%，尽管跌幅在下半年有所收窄，但香港民众北上消费以及访港澳旅客消费趋于审慎，仍是拖累业绩的主因。 在中国大陆市场，莎莎国际的表现尤为疲软，营业额下跌10.5%至港币5.21亿元。集团表示，退出大陆实体店面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在线业务已占总营业额的80%，且越来越多中国顾客倾向于网购，导致线下店铺难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 自中国爆发疫情以来，莎莎已将大陆门店从高峰期的77家逐步缩减至目前的18家，此次全面关闭被视为「断臂求生」的战略调整，重心将转向在线销售和业务发展亮眼的东南亚市场。 日韩欧美皆陷困境 莎莎国际的退出并非孤例，而是国际美妆品牌在中国市场面临普遍困境的缩影。在消费市场整体低迷、中国国货美妆品牌加速崛起、以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多重压力下，包括日韩及欧美品牌在内的多家国际美妆企业，正加速收缩或完全撤离中国市场。 日韩品牌方面： 韩国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旗下兰芝已于2024年底关闭大陆所有线下门店，其重心转向美国市场，2024年美国销售额增长65%，首次超越中国。 韩国雪花秀、悦诗风吟等品牌在大中华区销售额持续下滑，第二季度同比暴跌44%。 韩国LG生活健康受中国市场低迷影响，2023年总利润下降31.5%，并将资源转向北美和日本。 日本花王集团化妆品业务亏损扩大。 日本高丝集团已全面退出中国市场，2023年在华销售额下跌34.7%。 资生堂旗下的安肌心语、芳珂集团的Boscia等品牌也已退出天猫平台或停止大陆销售。 欧美品牌方面： 雅诗兰黛、贝玲妃、美宝莲纽约、NYX等品牌近年来也相继关闭门店或退出中国市场。
【看中国讯】 维州自由党于6月18日晚在州议会大厦与多元文化媒体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距离明年维州大选仅剩16个月，新上任的党魁布拉德·巴特 (Brad Battin MP) 向在座媒体人详细阐述了自由党在社区安全、住房可负担性、能源政策和教育等核心民生领域的愿景，并强调了加强与维州多元文化社区联系的重要性。 巴特在会议上表示，维州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政治时刻”，并指出维州持续的变化正在给社区带来积极影响。 核心团队亮相：多元文化事务为重 会议伊始，巴特隆重介绍了自由党的核心团队成员。副党魁萨姆·格罗斯 (Sam Groth MP) 负责旅游、体育、活动和招待事务，并兼任特别国务厅长，他同时是维州海滨社区 Neapean 的议员。巴特赞扬了格罗斯在全州范围内推广体育、酒店和活动方面的出色工作。 接着，巴特介绍了维多利亚州东部地区上议院议员雷内·希思博士 (Dr Renee Heath)，其选区范围从帕肯纳姆（Pakenham）一直延伸到维州与新州边境，覆盖了美丽的海岸线和森林地区。希思博士同时担任巴特的国会秘书，并作为多元文化事务助理厅长，经常代表巴特出席各类活动。 埃文·穆荷兰 (Evan Mulholland MP) 作为反对党上议院立法会副领袖，负责多元文化事务和重大项目。巴特特别强调了穆荷兰在与北区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互动方面的热情和能力，称其为“北区最勤奋的议员之一”。穆荷兰补充说，他希望多元文化事务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部门，而是能与其他内阁部门紧密合作，例如与萨姆·格罗斯合作促进国际旅游，与警务厅长合作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互动，以及与能源厅长合作解决社区对燃气政策的担忧。 聚焦四大关键民生议题 巴特随后阐述了自由党将在未来选举中重点关注的四大核心议题，这些都与维州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负担息息相关： 社区安全： 巴特对维州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表达了担忧，并举例指出Northland 购物中心近期因有人驾驶偷来的汽车冲入商场而导致商场被迫封锁，以及东南区的Fountain Gate购物中心频繁发生持刀犯罪事件。他指出，目前保释制度存在重大漏洞，罪犯可以在90分钟内获得保释并继续作案。为此，维州自由党提出了一项明确政策：“如果在保释期间犯规，就要面对牢狱之灾”（if you break bail, you face jail），强调社区安全是首要任务。 住房可负担性： 巴特认为，住房拥有权不应成为年轻一代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当前工党政府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缺乏有效计划，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自由党承诺，对于购买首套房且价值在100万澳元以下的维州居民，将免除土地印花税（stamp duty）。此举最高可为购房者节省5万澳元，相当于一笔可观的购房首付款，能显著降低首次置业的经济门槛。 能源政策： 巴特强调了天然气在维持能源价格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并批评当前政府设置障碍阻碍天然气勘探。他表示，维州必须继续进行天然气勘探，以确保家庭和企业能够负担得起能源，并支持本地制造业。他警告说，如果政府继续干预市场，将导致能源价格上涨，最弱势的社区将首当其冲。巴特直言，在澳大利亚，居民不应被迫在“开暖气”和“吃晚饭”之间做出选择，确保能源可负担是基本民生保障。 教育选择： 巴特重申了教育选择的重要性，并承诺如果执政，将废除政府对学校征收的新工资税(Payroll Tax)。他认为，这项税收增加了学校的运营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家长身上，每个家庭可能需要额外支付1000到2000澳元。巴特指出，这项政策对许多为了孩子教育选择私立学校的家庭来说“极不公平”，自由党旨在减轻家长负担，确保他们有选择学校的自由。 SBS本地化与支持多元文化媒体 穆荷兰在发言中提到了维州自由党在议会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通过了一项关于SBS（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的动议。他指出，联邦工党政府去年宣布在西悉尼投资建设SBS制作中心，却忽略了维州。自由党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决定并非SBS董事会的主动提议，而是联邦政府为了在摇摆选区争取更多选票，将资助机会仅限于西悉尼地区。 鉴于此，维州自由党推动的动议呼吁SBS在如Broadmeadows或Dandenong等多元文化区域设立实体存在。穆荷兰认为，这将对维州多元文化社区至关重要，不仅能更好地获取信息，还能为本地多元文化媒体从业者提供就业和培训机会，从而促进维州多元文化媒体行业的繁荣。 巴特也承诺，如果执政，将参照对乡村媒体的支持模式，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多元文化媒体，确保政府信息能够直接有效地传达给多元文化社区。 青年犯罪：昂贵的社会代价 在问答环节，有记者提到了维州日益增长的青年持刀犯罪问题。巴特作为一名前警官，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指出，维州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成本极高，每天每名青少年高达5900澳元（可以供40名学生上Scotch College），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青少年出狱后状况反而更糟。 巴特强调，如果不能有效干预和改造这些青少年，不仅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持续消耗巨额公共资金。他主张引入多管齐下的改造方案，包括文化和宗教领袖的参与、教育机会，并根据个体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同时，他呼吁在青少年犯罪初期就进行干预，即在动拳头的时候就干预，而不要等到他们动刀子，可以有效将青少年从犯罪道路上拉回来。从长远来看，这将大大节约司法和惩戒系统的社会成本。 关于移民政策，巴特明确表示，虽然移民问题主要属于联邦管辖范畴，但维州政府将致力于与大学合作，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前来维州，因为这能为大学和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对经济至关重要。同时，自由党呼吁联邦政府确保技术移民与维州的实际技能需求相匹配，避免出现“有技能但找不到工作”的负面经济影响，从而优化经济效益。 改善多元文化社区关系 当被问及如何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关系时，巴特表示，除了支持多元文化活动和节日，政府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社区安全： 确保所有社区的安全是首要任务。 住房可负担性： 帮助更多人实现住房拥有权。 语言支持： 探讨如何在主流学校中改善语言教育。 多元文化中心： 提供安全的多元文化活动场所。 巴特还指出，印度是维州未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在技术、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 在会议的最后，穆荷兰反思了自由党在5月联邦大选的失利，认为工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但自由党未能有效地将这些选票吸引过来，部分原因在于竞选策略过于侧重批评对手，而忽略了阐述自身愿景。他强调了亲身与社区互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真诚地倾听和解决社区关切，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这次媒体会议是维州自由党在备战下届选举中的一次重要亮相，展现了其在关键政策领域的立场，提出的核心经济主张都围绕着降低生活成本、减轻家庭负担、改善营商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些与“钱”紧密相关的话题。
在中国青年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北京、重庆、深圳、哈尔滨等大城市出现了「假装上班公司」，为待业和失业者提供一个付费的「办公空间」，让他们可以「假装上班」，以缓解社会压力和寻求精神慰藉。 中共官媒《工人日报》报导，这些「假装上班公司」提供类似共享办公室的环境，配备工位、会议室、休息区，甚至有零食供应、Wi-Fi和充电设施，日收费从人民币30元到100元不等。深圳一家「假装上班公司」的创办人刘冠杰表示，他开设的公司有近20个工位，自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客满。 「假装上班」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庞大的失业和待业群体。美国《华尔街日报》2023年曾报导，许多中国失业者选择图书馆作为「避难所」。而今，「假装上班公司」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具「仪式感」和「体面」的选择。 一名待业者表示，尽管在家待业家人不会责怪，但他仍会不自觉地产生愧疚感。而在「假装上班公司」，他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可以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与他人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他透露，经过半年的「假装上班」经历，他即将入职一家金融公司。 创办人刘冠杰说，「假装上班」的消费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尚未进入职场的大学生，他们希望提前体验上班氛围，做好心理准备；二是求职者，在此投递履历、结交朋友、交流学习，缓解压力并培养自信；三是自由职业者或自媒体工作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但需要一个环境来塑造工作的「仪式感」，或是寻求低成本的办公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友浪认为，这个概念触及了社会关注的就业环境、职场压力、身分认同等热门话题，容易形成扩散效应。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则表示，这些公司不仅满足了求职者在职业过渡阶段对「体面」的需求，更应让聚集的同类人群在心理上得到相互支持，并透过创业分享、技能交流等，为职业瓶颈期人群提供更多脱离当前生活状态的机会。 对于「假装上班公司」，网民的看法是，「如果提供能坐下，能趴桌子睡，能吹空调，有wifi，能充电，能喝水上厕所，待一个白天，30块钱挺划算的」、「我去网吧（网咖）不行吗」、「空窗期，钱我都省着花」。也有消费者认为，在失业期间，几十元一天的「假装上班」费用并不算便宜，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免费的图书馆。
在中国严峻的青年就业形势下，继「全职儿女」之后，近期悄然兴起「全职乖孙」的新兴职业。这些年轻人选择回家照顾年迈的祖父母，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提供了养老照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指出，许多大学毕业生面临考研、考公务员失利，又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困境，转而投身「全职乖孙」。有年轻人分享，在就业无门之际，爷爷主动提出「你给我伺候好了多活两年，比你出去干点啥都强」，并以退休金补贴孙辈生活。报导中提到，一位「全职乖孙」透过照顾爷爷，每月获得人民币7000元的收入，而爷爷也摆脱了空巢老人的状态。 这些「全职乖孙」在社群媒体分享他们照顾老人的日常，从买菜做饭、打扫房间，到陪同逛街喝奶茶、一起练瑜伽，服务内容「主打服务周到，提供情绪价值，让老人幸福感满满」。 相较于过去「全职儿女」因陪伴父母而常被讥讽为「精致啃老族」，「全职乖孙」由于照护的对象通常是年迈体弱甚至失能的祖父母，这种行为反而被社会夸赞为懂事孝顺。报导分析，连父母也难以理直气壮地催促他们找工作，因为这被视为一种替父母尽孝的行为。甚至有「全职儿女」转型为「全职乖孙」，因为他们发现照顾「不需要被照顾」的父母会感到虚度光阴，而祖父母「实实在在被需要的感觉」更能带来满足感。 「全职乖孙」现象的兴起，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据统计，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高达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今年4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中国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5.8%，相当于每6个青年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种残酷的现实，使部分年轻人选择「躲进家的避风港」。 尽管「全职乖孙」看似一步到位地解决了养老和就业两大问题，但其高门坎也引来网民热议。许多网民表示，「乖孙」的饭碗并非人人可得，因为前提是祖父母必须拥有足够高额的退休金来养活孙辈，例如「我的农民爷爷，养老金才100多元」，点出了许多农村家庭难以复制这种模式的现实。
维州反对党领袖布拉德·巴特（Brad Battin）于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在维州议会大厦主持了一场多元文化媒体发布会，介绍自由党支持维州不同文化和多语种社区的政策计划。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维州各地的40多位多元文化媒体代表，共同参与了一场开放、坦诚的交流之夜。 副党魁萨姆·格罗斯（Sam Groth）、影子多元文化事务厅长埃文·穆赫兰德（Evan Mullholland）、多元文化事务助理影子厅长蕾妮·希斯（Renee Heath），以及上议院自由党领袖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巴 特 指出，政府目前在与社区互动方面仅限于“出席活动”，并未进行真正的接触和倾听。 “我们不能只是对社区讲话，我们必须开始倾听他们的声音，”巴特表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与那些真正每天传播社区故事的人——也就是你们——合作。” 这一讯息引起了在场多位记者的共鸣。他们提出了多项关切，包括母语课程的缺乏、犯罪率上升以及公共安全问题。 “犯罪率上升几乎是我在维州各地都听到的问题——从帕肯纳姆（Pakenham）到韦勒比（Werribee），再到谢珀顿（Shepparton）。人们感到不安全，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反对党领袖说。
昔日零售巨头苏宁易购（ST易购）近日宣布，以总计4元（人民币，下同）的象征性价格，转让旗下4家资不抵债且已停止运营的家乐福子公司全部股权。这宗「白菜价」交易，折射出中国零售行业转型浪潮中，老牌巨头艰难求生的现实。 综合媒体报导，苏宁易购6月19日晚发布公告指，其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控股旗下的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已与上海有安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代上海家福启纾企业服务合伙企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此次交易以每家1元的价格，出售宁波、杭州、株洲、沈阳4家家乐福子公司的100%股权，合计交易金额仅4元。 公告披露，这四家公司均已停止经营，净资产分别为-1.46亿元、-4.32亿元、-9,220万元和-6.93亿元，合计负债约17.6亿元，且均为失信被执行人。 接手方上海家福启纾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是由上海有安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两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注于企业债务重组。苏宁易购方面表示，此次交易引入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旨在通过资产和债务重组有效减轻公司负担，并预计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5.72亿元的归母净利润，同时实现债务风险隔离。 家乐福中国从48亿到4元 苏宁易购2019年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斥资48亿元收购了家乐福中国80%的股权，意图借助家乐福在快消品类和线下门店的丰富资源，完善其全场景零售布局。 不过，苏宁易购没料到家乐福中国受消费市场环境变化、「消费降级」趋势、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电商和新兴会员超市业态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业绩持续下滑，门店从2019年底的233家锐减至2023年底仅余上海古北、万里、川沙及北京四元桥四家在营。甚至有几座城市的家乐福，如广州家广、东莞家乐福、成都家乐福，已于2024年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相关决策权已移交破产管理人。 与此同时，苏宁易购还因未能支付家乐福中国剩余20%的股权款项，与家乐福母公司对簿公堂，最终于2023年被香港仲裁庭裁决须支付约11.34亿元。苏宁易购自身也因2020年至2022年连续亏损被实施「ST」警示，至今未能「摘帽」。 为应对流动性危机，苏宁易购近年来频频处置资产，2024年实现营收567.91亿元，归母净利润6.11亿元，首次扭亏为盈，但扣非净利仍为负值。2025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5%，归母净利润1,796万元，显示经营有所改善。 此次出售家乐福子公司是苏宁易购「精简减肥」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集中资源深耕家电3C业务。然而，零售行业整体面临消费习惯改变和在线线下融合的挑战。业内人士指出，苏宁易购在快消等陌生领域扩张受挫，凸显其运营模式与行业需求的错位。
陕西著名企业家、天朗控股集团董事长孙茵6月19日离世，天朗控股随后发布讣告称其「因疾病医治无效」去世，但网传她是跳楼自杀，引发业界强烈震动。 讣告称病逝 网传跳楼自杀 综合媒体报导，孙茵去世的消息最早在陕西媒体人及企业家圈子中流传。自媒体「贞观」创始人在朋友圈发布了带有黑框的孙茵黑白照，随后《三秦都市报》记者也转发孙茵简历并配文「上午听闻，难以置信，家家都有难言之隐」。 当晚，天朗控股正式发布讣告，证实了孙茵离世的消息。但网络上有不少传闻说，孙茵系跳楼自杀。一位坐标陕西的网民说：「西安的传闻是跳楼！」对此，海外社群平台X用户「亚洲金融」发文说，许多地产商在长时间绝望后可能选择自杀，「恒大倒下了，万科、融创、碧桂园、万达，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掉，大戏才刚刚开始。大多数地产商，早都被限制出境，处于多部门监控之中，长时间绝望后，选择自杀解脱……」 家庭背景显赫 争议不断 孙茵出生于1961年，其父孙达人曾任陕西省副省长，家庭背景显赫。她从事进出口贸易起家，后转战房地产。2001年，她创立天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短短两三年内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城市运营商，鼎盛时期在西安同时运作多达10个销售项目。 然而，孙茵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她的丈夫贺久长曾担任陕西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及延长石油集团董事长，但在2021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对孙茵造成不小的打击。 此外，孙茵本人也曾面临严重的实名举报。2022年8月4日，陕西感恩物业有限公司法人姬爱莲在网上举报孙茵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包括：私刻印章、冒名签署合同、寻衅滋事、强抢物业收费权，甚至强占价值数亿元的房产物业，同时涉嫌敲诈勒索。 举报信中更直指，曾任陕西副省长的孙达人、延长石油总经理贺久长，以及落马高官赵正永和魏民洲等，都是天朗集团的「保护伞」，孙茵正是藉助这些复杂的人脉关系，得以在陕西地产行业称霸一方，恃强凌弱。 天朗控股集团官网显示，孙茵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4年8月出席了尼克圣斗士2024中国「挑战不可能」巡回演讲唐镇站活动，并上台致辞。
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去年坠亡，被当局定性为自杀，引家属及社会大众的广泛质疑，事件持续引发海内外舆论关注。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日前呼吁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强调透明化与吸纳民间力量的重要性。 综合媒体报导，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旭于6月17日发布文章《建议吸纳律师记者医学专家参与「罗帅宇事件」调查》，指出「罗帅宇坠亡事件」的官方通报引发普遍的质疑，许多网民表示「不相信」，家属更是无法接受「自杀」的结论，这就像几年前江西的「胡鑫宇事件」，不少人对于官方给出「胡鑫宇是自缢身亡」的结论有不少质疑。 法学教授提两大建议 针对社会大众对于罗帅宇坠亡事件的争议，韩旭提出了两项主要建议： 一、及时公布调查情况并增加透明度：文章呼吁必须对罗帅宇收到的四十余万元转账的资金流向、是否存在达16公斤的举报材料、是否删除了计算机和手机中的相关信息、以及是否存在医院让家属签署保密协议等关键问题，作出坦诚而客观的响应。 二、吸收民间力量加入调查主体：基于「自然正义」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要求，中南大学作为湘雅二医院的主管单位，与该院存在共同利益，不宜单独或主导联合调查。 韩旭建议，如果此次联合调查能吸纳罗帅宇家属聘请的律师、新闻媒体记者，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相关医学专家参与，将能大大增强「情况通报」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他警告，若调查过程「封闭运行」且为公权力所「垄断」，调查结论难免会受到质疑。 他还建议设立类似国外的死因法庭，并开辟公诉转自诉渠道等。 这篇文章目前已经在中国的多个法律界自媒体转发。 罗父微博贴文被禁止转发及评论 罗帅宇的父亲罗甫祥2024年10月与妻子一同实名举报，表示儿子因举报湖南湘雅二医院涉嫌非法获取和倒卖人体器官而坠楼身亡。对于湖南省官方6月13日晚发布的长达4500字的「认定自杀」通报，罗甫祥与其他亲属在6月14日的抖音直播中予以反驳，并表示会坚持寻找真相。 罗甫祥6月20日在微博账号「罗帅宇爸爸」发布了「关于请求重新调查『罗帅宇坠楼事件』的公开声明」，再次质疑湖南当局的「认定自杀」通报，并呼吁重启调查。 同一天，该账号还发文表示他被迫要追查真相，「在封口费和『保密协议』的压迫下我本不敢发声，但计算机手机里发现有我保不了的秘密后，才被迫要追查直相。那些记录音的内容大家想必都清楚了」。 目前，微博平台对「罗帅宇爸爸」的账号发帖采取了禁止转发和屏蔽评论的措施。罗甫祥此前披露，湘雅二医院负责人等人曾提出支付1500万元作为「封口费」，但被他们拒绝。 评论指「封口费」旨在欲掩盖湘雅医院涉活摘器官罪行 针对这起事件，前中纪委撰稿人王友群在海外中文媒体撰文表示，中共官方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之所以受到广泛质疑，是因为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透过先前罗帅宇父母披露的事实，以及媒体经常报导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被失踪」、「被活摘器官」的案例，普遍认为官方结论不可信。 王友群认为，有人要以1500万元让罗帅宇父母噤声，最核心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掩盖湘雅医院可能涉嫌参与大规模活摘器官这一令人神共愤的严重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