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中共是蘇俄共產國際製造的匪患 歷代都有匪患，其為禍之烈，雖在婦孺亦耳熟能詳的，在唐為黃巢，都曾創造過空前未有的紀錄。然以與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下「中共」或「共黨」）相較，可就都望塵莫及了。共黨已經和仍在製造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他們為害中國乃至為害人類的程度，將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還是絕後的。 共黨就是由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一手製造的一種匪患，因其曾自稱為「中國工農紅軍」，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黨為患，始於十六年他們在南昌發動的「八一暴動」。而中國之有共產黨，則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從一開頭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揮的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父倡議容共，何嘗不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不能相容，不過容共並不是容納共產主義的意思，更不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思。當時李大釗提出共產黨徒加入本黨的申明書中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見容共是容納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亦「歸斯受之而已矣」之義，以國父之寬容大度，對於「人」是不曾有所歧視的。至於一經作了共產黨，便不復再有人性，這豈是國父當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則國民革命發韌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義者的重重壓迫，爭取國際上的援助與同情，乃當時革命形勢之絕對需要，剛好俄國此時再三表示他們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誠意，則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確立，正是客觀形勢必然的歸趨。後來俄帝猙獰面目之逐漸暴露，還是共產政權罔顧信義缺乏人性的一種表現，但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據軍後的成敗，來評論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 共產黨徒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之後，立即展開挑撥離間的分化作用，於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稱出現。在「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之下，共產黨在本黨陣營中已隱然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過共產黨的招牌還沒有公開掛出來罷了。「八一」南昌暴動是羅明納茲（斯大林派來中國傳達他的命令的人）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燒殺劫掠之後，南竄廣東，於潮汕一帶遭國軍痛擊，被各個擊破，殘部由朱德率領，流竄湘南。 中共的殺人紀錄駭人聽聞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為」，已可見其為禍之烈於一斑。 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為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為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為「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為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紀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Simon 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為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佔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份子屠殺凈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為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為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為的現象。因為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脅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炮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斯大林：「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真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斯大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託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雖兇殘而尚能表裡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為」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註： 陳誠（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是中國國民黨黨、政、軍首要人物之一。其軍事集團是蔣中正嫡系部隊中堅力量。他自黃埔軍校起就一直追隨蔣中正，成為心腹幹將，曾任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軍政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國防部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兼任海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等要職。到台灣後，歷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副總統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 作為國共內戰起，中國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陳誠，對於國共戰史有著不同常人的解讀，在其《陳誠回憶錄—國共戰爭》（2005年出版）一書中對這段國共戰史進行全面解讀。本文為其中部分節選。
1979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楊兆龍的老人在浙江海寧縣的一間4平方米的小屋裡悄然離世。臨終前，他喃喃地吟出了屈原《離騷》中的一句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是甚麼讓他九死仍舊未悔？是對自己曾經的遭遇嗎？ 輝煌的年代 1904年出生於江蘇金壇縣的楊兆龍，自小就十分聰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後轉入上海東吳大學改學法科。1926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畢業後，受聘上海政法大學教授，並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法官）。史載，在法院任職期間，他不畏強權，秉公執法，常常與陪審團針鋒相對，將有罪的洋人繩之以法。因他常在華洋訴訟之爭中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兩年之後便被解了職。不過，他在任職期間所寫的不少判詞，都被收入了當時在國內頗具影響的《東吳法學季刊》。 1931年，楊兆龍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擔任秘書處科長。1934年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專攻英美法學。其題為《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參考外國主要國家之制度》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專家的一致好評。此後，他到德國柏林大學隨著名的庫洛甚教授研究「大陸法」。 剛剛30出頭的楊兆龍在結束了柏林的學業後回國，被聘任為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他奉命起草國家《總動員法》、《軍事徵用法》等草案。此後，他先後擔任了西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併兼任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朝陽法學院教授。 1944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楊兆龍在重慶受聘為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為懲治日本戰犯和漢奸，起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漢奸懲治條例》。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成立戰犯罪證調查室，楊兆龍任主任，組織700餘人搜集日寇侵華罪行材料30餘萬件，由楊最後審定後，部分重要戰犯的罪證送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其餘部分送交中國戰犯審判委員會。這些罪證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重要作用。 抗戰結束後，楊兆龍完成了《聯合國憲章》的中文本翻譯，並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主持起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 1946年，楊兆龍任中國司法考察團團長，考察歐美七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 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比較法學」專家。當時全球獲此殊榮的共50人，中國有兩人，另一人是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遭中共特務誘導 因不堪國民黨官場內部的矛盾，1948年底，楊兆龍決定脫離官場，去大學任教或專事法學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辭職之際，卻忽然接到了代總統李宗仁的一項任命，任命他為國民政府最高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他將此事告訴了妻子沙溯因，沙溯因無意中透露給了自己的妹妹沙軼因。沙軼因是中共地下黨員，遂將此消息報告給了中共組織。中共於是派人去說服楊兆龍接受任命，並藉此營救被關的中共黨員。起初，楊兆龍並不願意，但礙於親情，最終還是應允。 楊兆龍任職後，以「釋放政治犯」可表明國共和談誠意為由，多次去說服李宗仁。最終李宗仁同意釋放了全國約萬餘人被關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黨員或親共人士。 從以上紀錄來看，楊兆龍不僅對民國時期的法制建設、對懲辦日本戰犯、懲治漢奸等許多方面，立下了豐功偉績，也在營救在押的共產黨員和政治犯等方面為中共立過「大功」。 1949年，中共佔領南京前夕，楊兆龍接到加拿大某大學終身教授的聘書、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當選傑出的比較法學家專家的證書和會議的邀請書，兩國駐華使館送來赴任的簽證，此時陳立夫的妻子也給楊兆龍夫婦送來了兩張去台灣的機票，但並未成行，因為營救政治犯，在妻子及南京中共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的勸說下，楊兆龍決定留在大陸。這一決定註定了他此後的人生悲劇。 人生走向悲劇 留下來的楊兆龍將國民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檔案全部保存了下來，並移交給了中共解放軍南京軍管會。1950年，在南京大學任職的楊兆龍被選為南京市人民會議「特邀代表」，並以法學家的身份寫了建議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議案，以規範行將展開的土改工作。然而，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柯慶施對此提出了批評，因為在其看來，一個做過國民黨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對共產黨「奢談」甚麼「立法」。 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楊兆龍被分配到復旦大學外文系擔任俄語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學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法律，「不利於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他雖然很不高興，但還是服從了安排。 在復旦大學肅反時，校方以楊兆龍的思想改造時的交代材料為依據，給他扣上3項罪名，一是殺害革命烈士，二是蓄意破壞土改，三是特務嫌疑。 楊兆龍受到大會小會批鬥多次，苦不堪言。直到肅反後期，負責核查楊兆龍的專案組組長房群，經過調查研究，認為以上三項罪名均不能成立，主張對這樣一個為共產黨立過功的大學教授應當團結，不應立案。專案組的意見得到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許建國的同意，並報請中央批准，楊兆龍才逃過一劫。 落入中共的圈套 但到了1957年的反右，楊兆龍不再有逃脫劫難的幸運。 這年春天，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份子響應黨的號召，紛紛在各種場合大鳴大放。柯慶施等領導人鼓動楊向黨建言，一些報刊也邀他發表文章。楊兆龍按捺不住，先後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在法學界很有影響的文章，成為重點批判的法學界「右派」言論。他在5月8日《文匯報》上發表的《法律界黨與非黨之間》一文，批評了1952年司法改革工作的缺點。 楊兆龍寫道，「有些領導他們的黨員審判員或審判長既不懂法律，中文水平又很低，甚至連獨立寫審判書的能力都沒有。」楊兆龍的這些觀點，後來被法學家郭道暉的文章所舉證。據統計，在司法改革中總共清洗掉6000多名「舊法人員」，把大批從農村和部隊進城的文化低、毫無法律知識的「法盲」調入法律部門，充當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審判員。楊兆龍的文章還對與司法改革同時進行的大學院系調整提出批評。 緊接著，5月9日《新聞日報》又發表了楊兆龍呼籲實行法治的文章，標題是《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他說：「甚麼是合法的，甚麼是違法的，甚麼不是犯罪，甚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統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這不能不是一種嚴重的事態。」 他說，那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靈活性，足以破壞民主與法治。（毛澤東曾說「法律是捆住我們手腳的」，毛所要求的正是這種無拘無束的「靈活性」） 1957年6月，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談會上，楊兆龍呼籲實行民主和法治，說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不是空談，應當有一套辦法；沒有一套行政訴訟制度，是無法制止官僚主義的；現在的人事工作只講歷史和階級出身，是不好的…… 楊兆龍這些觀點，在朝野同聲呼籲以法治代替人治的今天，仍有積極的意義。但在當時反右鬥爭中，成為法學界巔峰的事件。楊兆龍被劃為「極右」，遭到重炮轟擊，中央和地方報刊合力圍剿。行政上給予停職降薪處分，月薪從300元降到35元，楊本人被逐出原居所，強制勞動一年有餘，直至累得吐血，送往醫院。他的三位親人（女兒、長子、次子）因不同意父親被錯劃右派或莫須有的罪名而被劃為右派。 最終家破人亡 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七八個便衣特務闖入楊家中，給其戴上手銬，連同他兒子兩人，以「現行反革命」、投敵的罪名，同時被捕入獄。他的兒子在交通大學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因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送進醫院搶救，接著又令他和一批右派學生去新疆勞動。楊母擔心兒子赴疆小命難保，試圖通過關係讓兒子去香港轉美國繼續上學。 結果被所謂的關係人出賣，父子雙雙被捕。兒子被判處10年徒刑，楊兆龍卻一直沒有宣判，獄中8年吃盡苦頭，長期背銬，忍受各種酷刑。 直到1971年才做判決處理。據楊的女兒楊黎明事後所知，其父原被判處死刑，後來上報到中央，考慮到楊兆龍在國際上是個知名的法學家，才改判為無期徒刑。 1975年，中央決定對「國民黨縣團級人員」實行特赦，楊兆龍被特赦釋放。他這個73歲的老人，拖著傷痕纍纍的身心，回到家中。他回家後不見妻子沙溯因，女兒瞞他不過，只好告訴他，母親於1965年受到降職降薪處分，於1966年「患腦溢血死亡」（實際上，沙溯因不能理解文革之所為，對現實和未來都已絕望，自縊身亡）。 聞訊之下，父女抱頭痛哭。沙溯因曾對女兒說，如果我見不到你父親，你要告訴他，「是我害了他」。楊黎明知道，母親是在悔恨。當年為了營救萬餘名獄中的政治犯，是沙溯因姐妹聽從地下黨南京市委的要求，把楊兆龍留在大陸的。他和他的家人絕對想不到，解放後共產黨卻始終把楊兆龍和他的全家當作階級敵人、反革命，處心積慮地置他們於死地。他的女婿（楊黎明的丈夫）陸錦碧也被當作反革命加以監控、跟蹤，1964年10月，不容分說地予以逮捕，給予嚴重的處分：開除公職，重戴右派帽子，押送到祁連山八寶農場勞改。楊兆龍以特赦人員的身份被釋放，卻已無家可歸，只得到浙江海寧的女兒家暫住。1977年10月，突發腦血栓，癱瘓失語。1979年4月1日，因腦溢血逝世，終年75歲。但至死他的冤案都未得到平反。中共南京市委原書記陳修良在上海高等法院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慷慨陳詞地說：「把楊兆龍留在大陸，是我動員的結果。楊對我黨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楊兆龍和他全家……我欠了他們的債，現在我要還債！」 楊兆龍的冤案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1月，政府才做出決定，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恢複名譽，發還家產。但這時他已經魂歸黃泉。
很難用簡短的語言說明，上電視接受採訪，這期間我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至今難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麼去講述。我其實想嘗試將詳細的過程說出來，但總是覺得很難過，仍然難以克服心理陰影。但我知道我應該說出來，哪怕僅僅以這種簡單的形式。 事實上，2015年7月末，我剛剛被抓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當時還在北京的指監（編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每天審訊我的警察就開始遊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採訪，而且有一天還強行把我帶到中央電視台，那時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2015年9月8日轉到天津指監後，天津的預審也多次遊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採訪。我仍然拒絕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剛剛睡著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訴我說，一會兒預審來。我問她們現在是幾點了？她們告訴我半夜十二點，我在心裡畫了個大大的問號。 看見兒子名列嫌犯，當場昏厥 我剛剛穿好衣服，兩個預審就進來了，他們滿臉的凝重，我們都坐好後，他拿出兩頁紙遞給我。我打開一看，第一頁上是雲南省公安廳發給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的一份電報，上面寫的內容大概是：在雲南抓到幾名偷渡邊境人員，其中一人是內蒙古的，姓名包卓軒，年齡16歲，是烏蘭浩特一中學生；第二頁上赫然是我兒子的一張大照片，明顯是像我們被抓後送到看守所時辦理入所手續時，背靠印有標尺的牆壁拍攝的，照片下面寫著：犯罪嫌疑人，包卓軒。我看完之後當場就昏厥過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後我才醒過來，我當時躺在床上，身邊有幾個平時為我們體檢的醫務人員。我這時仍感覺天旋地轉，無法呼吸，那幾個醫務人員看我醒來了，說我血壓太高，給了我吃了一片降壓藥就離開了。 這時，預審進來了，告訴我說，你兒子被反華勢力給帶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員把你兒子帶回來了，現在在雲南，你要不要救你兒子，就看你的態度了。我當時真的都懵了，問他們，怎樣救呢？他們說要錄個視頻給公安部領導看，表明你的態度，我說錄甚麼視頻？表明甚麼態度？他們把要我說的內容寫到一張紙上，讓我背下來，大概內容是譴責某某反華勢力甚麼的吧？記不清了，內容不多。然後，他們打開平時審訊時用的電腦攝像頭，並且對我說，你看，這就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要是給你放到電視上，那就要用正規攝像機了。過了兩天，他們來告訴我說，領導看了很滿意，你兒子已經被放回烏蘭浩特了。 這是第一次所謂「上電視」的經過，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要上電視，直到我被送回烏蘭浩特後，我才逐漸在我父母和朋友處得知，那時他們毀掉了對我不上電視的承諾！ 認罪，就能得到「寬大處理」 2016年，大約是在4月份，我當時已經被轉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時我剛做完了乳腺手術，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預審在生活上對我都很照顧，特別是管理我那個監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時常會帶我到監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給我帶一些監室里沒有的吃的東西。 人吶，真的是很奇怪的動物，其實，我們現在想來，這些都是我們應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但由於我已經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每天都被關在屋子裡，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給了你一些基本的權利，給了你一點溫暖，比之前有了一點點改善，你就會感激不盡。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吧？ 預審說如果我能夠配合他們的工作，我當然可以得到「寬大的處理」，也就是說，我很快就會被釋放。那段時間他們也不再像以前一樣，會用「我們明天就把包龍軍和包卓軒給抓起來！」這樣的話來恐嚇我。那時我已經知道了我丈夫包龍軍也被抓了。他們不斷提醒我：只有我先離開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龍軍才能出去，我兒子出國留學的願望才能實現。 那麼是甚麼樣的配合呢？他們說，你們這批人都需要有一個好的態度表達出來，才能得到寬大處理。過幾天會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他們要我向領導表態：「我現在已經認識到了我自己的錯誤，我是被矇騙、被利用的，要譴責那些境外反動勢力，要感謝公安機關對我的教育和幫助。」從那時起，每次預審提審的時候都沒有再去提審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辦公室里了，並且看守所還特意布置了一個房間給我，用來吃飯和背誦準備資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錄 大約是四月末的一天，預審把我帶進辦公室，告訴我說：今天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了，要讓我做個視頻，他對我承諾，這僅僅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體上的，所以讓我放心，就按照他們平時給我寫的稿子來背一下，而且背不下來也沒有關係，可以重新錄製。並且他們還說，你們這批人都是要錄像的，要等一個個安排時間。我向他們確認了多次，他非常確定的說絕對不是給媒體報導的。但我那時對於錄像還是非常抵觸的。 大約過了將近一個下午的時間，下午四點左右的時候，我又被帶進管教的辦公室里。等了幾分鐘，進來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人，穿著便裝，他身後跟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帶著一架攝影機。他們進來之後，和我說了一些類似於會給我們出路之類的話。這兩年我的記憶力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尋之前的每一個細節，可是具體內容我一點都不記得了。我也詢問他，這個視頻究竟是給誰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諾，確實是給他們的領導看的，絕不會放在公共媒體上。 年輕人準備好攝像機，年紀大些的人開始向我提問題。具體是甚麼內容我忘記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時預審教我說的內容。我說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記憶力真的特別糟糕，另一方面我對此也還是有所抵觸。有些問題因為我的回答很差，他們會反覆問，讓我反覆回答。大概過了三四個小時他們才走。 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謂的公安部領導又來了，說上次錄的效果不行，要重新錄。 但重新錄製之後，過了兩天預審說，效果還是不行。這次他們拿來了攝像機和電腦，他們把要求我說的內容都放在電腦上，並且放很大的字，就讓我直接對著攝像機讀電腦上錄製好的文字。通過多次錄製後，他們終於認為合格了就離開了。但過了兩天他們又來了，說還是不合格。要我重新錄製。但這次錄製後過了幾天他們說還是不行。 期待「領導」信守承諾 大約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節的前一天，預審特別把我從監室裡帶出來，告訴我說，他們的一個領導來了，要和我談談，我是否能離開那裡，就全憑我的表現了。 我們在那個房間里等著，不久，進來兩個著便裝的年齡大約五、六十歲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兩個進來後居然和我握了握手，這讓我很奇怪。後來得知他們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長和處長。他們簡單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體狀況，然後就讓我對自己做個簡單的評價。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是我認為我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律師，為人處事是以善為標準，工作中我非常敬業，一直都被當事人所認可。那之後，他們經常到看守所把我帶到管教辦公室里聊天，同時進一步遊說我，要我接受電視採訪，我都拒絕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經忘記他們來了多少次之後了，我們在管教的辦公室聊完，預審又單獨找我說，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電視，你能出來嗎！你丈夫包龍軍能出來嗎！你兒子能出國留學嗎！ 我陷入了幾晝夜的苦思冥想。我當時考慮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這種方式關押著，和外界沒有一點聯繫，這種情況不知道要到甚麼時候，我們那可憐的小兒子一個人在家裡不知道是甚麼情況，雖然預審告訴我說他已經被釋放回到了烏蘭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嚴厲的管控，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他今後怎樣生活呢？另一方面，來和我聯繫的兩位所謂的「領導」看上去還不錯，應該是會遵守承諾的，經過這麼多天的溝通，我認為他們還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從最近一段時間來看，他們並不像我剛被採取強制措施關押在北京時那樣兇惡，而是對我逐漸有了比較好的態度。 最後我決定冒險答應他們這個條件。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見到我的兒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兒子就不能出國留學，他在這裡會受到怎樣的傷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極大的傷害！即使多年以後我會出去，但那時的孩子也不知道會是甚麼樣的情況了？他的這個年齡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傷害就會終身有陰影。我要盡一切努力，爭取讓兒子擺脫當前這種困境，讓他能到自由的國度去學習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傷害……那樣，就只有我出去才辦得到！我深怕我的兒子的一生都被毀了，他必須走，他必須離開這國，這就是我當時最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樣的委屈，我也要拚命去試一下。 為了見兒子，只能認罪 之後，我答應了他們這個上電視的要求，但要求在離開看守所之後才接受電視採訪。就開始按照他們準備好的稿子背，同時他們還安排了多次的排練，差不多在離開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進行排練。最後，2016年7月22日他們為我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帶我離開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於天津市薊縣盤山腳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訓基地，在那裡，我待了大約十天左右，然後搬到了天津市和平賓館。大概是8月3、4日那兩天，我在天津市和平賓館附近的一個小洋樓里接受了採訪。 我那時都是完全受他們的控制和安排，雖然我百般的不願意，但一想到我沒有其它辦法，只能通過這個方式見到我的可憐的小兒子，才有機會為他籌劃相關事項，我也就只好這樣繼續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們的安排下接受完採訪後，下午四五點鐘見到了我的小兒子，他摟著我大聲的哭了很久，我也摟著孩子默默的流淚。回來之後，我逐漸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受到了怎樣的傷害，而且，殘酷的現實還讓孩子患上了較嚴重的抑鬱症。 8月5日，我和兒子見到了剛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龍軍。 那之後，我一直都非常壓抑，我們一家隨後被軟禁在烏蘭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兒子和他父親經常就我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說的話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壓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問我兒子：兒子，你說你是要媽媽忍著委屈上電視，然後就和你在一起了；還是要媽媽不上電視，現在還在監獄裡呢？兒子果斷的說，我要媽媽和我在一起！ 有了兒子這個想法，我想我無論受了多少委屈和傷害都是值得的。因為當時我能和兒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徑就是這樣做，那我就只能這樣選擇。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這樣，我已一一做了說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諒解，我僅僅想說，孩子是我的一切，當時那種情況，也許我只能選擇那樣做！ 編者按： 王宇，中國女性維權律師，曾代理多起著名維權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順利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並曾為大量法輪功學員的信仰進行無罪辯護。2015年6月公開聲援中國法輪功學員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控告發動鎮壓的江澤民群體滅絕罪。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在中共當局的「709大抓捕」中被帶走，引發世界各國政府的關注。2016年1月8日，王宇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被關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同年，路德維希-特拉里奧國際人權獎評委頒獎給王宇，但王宇在中共政權的壓力下拒絕接受該獎。
關於日本侵略我們中國的情形以及我們國家最近的情勢，已扼要的說明了。現在再要回頭補述甲午年中日之戰，我們中國失敗的原因，以為今後禦侮圖存的前車之鑒。 大家知道：甲午之役，我們中國以堂堂大國之優越的實力，慘敗於蕞爾島國之劣勢的實力之下，這次失敗的教訓，凡是要想雪恥圖強復興國家的人，都不可不明白，尤其在現在外侮日亟國難嚴重的時候，大家格外要警心惕勵，反省過去的錯誤，共同作最善的努力，我們國家才有新的轉機！ 甲午之役中國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 第一就是由於內部不能團結一致。當時無論軍事政治都不統一，既無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又無共同信仰的統帥。就軍事而言，則軍心不統一，軍令不統一，軍制不統一。在陸軍方面，就有所謂湘軍，淮軍，和巡防營之別；在海軍方面，就有所謂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之別。各自為政，各不相謀，軍制、軍令既完全不統一，軍心自然分歧，力量自然分散。 例如李鴻章統率淮軍對日作戰非常吃緊的時候，張之洞這些人卻在東南方面宣言保障東南和平，好像是另外一個國家。再看政府方面，在甲午以前，光緒已經臨政，並且能夠覺悟圖強，勵志維新；但是在慈禧太后控制之下，一無所施，宮中府中，分成帝後兩黨，總理大臣又貪污昏庸；再則戶部尚書禮部尚書這些人都反對李鴻章。帝後兩黨暗鬥於內，翁李兩派傾軋於外，政治如此紛亂，要想決定一個國策，非常困難。總之，當時國內無論軍事政治各方面，都是派別分歧，意見不一，權力不能集中，國力因之渙散，結果便只有被日本人各個擊破，陷於慘敗。這完全由於當時一般負責的人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只知爭權奪利，為個人而不為國家民族。直到現在，我們全國上下，還不能真正精誠團結共同一致，擁護中央政府，來統一軍事政治，集中整個國家的力量。日本人就是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毫無顧忌的侵略我們，壓迫我們！這是我們大家應該注意的第一點。 其次，甲午失敗是由於滿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和人民之愚昧無知。當時滿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至一般朝臣和各地方官吏，大都是昏瞶糊塗，驕奢淫佚，對於國際大勢，冥然罔覺，而且妄自尊大，毫無振作圖強的氣象。一旦有變，又不能信任大臣，使能自由運用才智，行使權力。 在甲午前後負外交和軍事重要責任的是李鴻章，大家都知道：李鴻章是當時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和北洋大臣，他曾經到過外國，對於國際大勢，當然只有他比較明了。在甲午戰爭將要爆發以前，他從各方面情形觀察的結果，就知道：中國如果和日本開戰，一定要失敗，所以他不主張對日作戰。 但是滿清政府一般人昏庸腐敗，不明白敵我兩方的情形，也不知道戰爭的利害，又不注意加緊準備，祗是虛驕自大，盲目主戰，不願和日本和平解決，結果一敗塗地，失土喪師，種下現在國家危亡的惡因，使我們受到如此的恥辱和苦痛。這就是由於滿清政府不能信任李鴻章，以為他是漢人，不放心給他軍政大權，所以隨時隨事都牽制他，不許他自由行使權力，以致不能盡量發展他的才智，自由運用他的政略和戰略。如果當時慈禧太后真能將全權付託於他，使他能自由行使一切策略，我相信甲午之役，決不致弄到這樣失敗的地步！ 這一段是講當時滿清政府應付外患的情形。再看當時一般國民對於國難的態度又是怎樣呢？從剛才所說，當時政府一般人之昏庸腐敗，軍事上一般人之無國家民族的思想，就可以推知當時一般人民之愚昧無知，麻木不仁，尤其那個時期已經在滿清入主二百五十年之後，一般人民所受的奴化教育之影響很深，更不知道國家民族為何物，和他們對於國家民族應該負一種甚麼責任，格外不知道如何自救救國的道理。毫無組織，無能力，無精神，無勇氣來共赴國難。這種國民對於國家當然沒有作用，儘管有四萬萬之眾，也不能敵人家四五千萬人，甚至在人家眼光里如同沒有一個人一樣。這樣的國家，當然被人家侵略壓迫；和人家鬥爭，當然要失敗！ 由此可見：我們要禦侮救國，一方面固然要政府一般人精明能幹，負起責任；一方面更須全國國民都知道愛國家愛民族，都有組織，有紀律，有精神，更有民族的自信，然後可以發揮整個偉大的力量，突破國難，完成復興的事業。再其次，甲午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政府對敵情認識不清，缺乏適當的整個政略和戰略。 要曉得：凡是決定一個政略或戰略，第一必先將敵我兩方一切的情形及其所有種種的關係認識清楚，從而推知其將來可能的變化，如此所決定的一切政略和戰略，才能適合應用。第二必須隨時立於主動地位，不可陷於被動地位。所謂立於主動地位者，就是能進能退，能攻能守，可伸可屈，可剛可柔，一切可以由我們自己的意思來決定，能制人而不受制於人，才有運用之妙，能收克敵致勝之功。第三必須先發制人，攻破敵人的弱點，同時，注意補救自己的弱點。第四必須根據國家內部各種人事物力的現況以及外國環境的種種條件，就於全盤的利害得失詳密打算，來決定整個的政略和戰略。不可枝枝節節，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來應付。根據這四大原則來決定政略和戰略，一定可以發生最大的效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們研究甲午之役的情形，便不曾如此決定整個適當的政略和戰略，從開始衝突到戰敗為止，滿清政府對日本的一切情形以及國際間的整個關係，始終沒有認識明白。起首不知道日本早有與中國開戰的決心，以為中日問題總可以依賴外交的方法來解決，因此軍事上的準備落後，使日本處處立於主動，得制機先。 至於外交方面，當初中國在朝鮮亂事平安後，即約日本同時撤兵，日本堅持不肯，各國都不以為然，中國在外交上獲得各國一致的同情，可說已佔佔到主動的地位；但是後來只注重結好俄國一國而漠視其他各國的利害關係，因此惹起各國的妒忌，日本就乘機活動，使各國對中國的同情，漸漸減少，日本便由被動而轉為主動的地位。一方面中國雖結好俄國，但俄國也很少幫助，中國因而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可見當時對於外交運用，完全失當。 在外交上還有一件事情，事雖小而關係非常重大，就是在反對日本出兵到朝鮮的時候，便抗議說朝鮮是中國的藩屬，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後來在反對日本干預朝鮮內政的時候，便抗議說朝鮮是自主。中國既以「自主」字樣形諸公牘，日本自然更可借口侵略朝鮮。後來為這一點小錯引起外交上的大紛爭，這種失敗，完全自取。 至於軍事方面，因為事先毫無準備，及至戰端一開，便手忙腳亂，以致失敗。當時日本的海軍實力，遠不及中國，如果中國海軍能夠先發制人，先以全力對付他的海軍，一定可以消滅他們，奪得制海權。但是當時中國方面沒有這種自信和識力，一切軍事行動，事前既毫無準備，又因道路較遠，交通不便，行動非常遲滯，非兩三月不達。日本到朝鮮則非常便利敏捷，就此一點，凡是懂軍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中國不宜和日本在朝鮮作陸地戰，否則日本即可操必勝之權。但是當時中國當局不明白朝鮮實地交通的情形，要趕到朝鮮去作戰。果然中國軍隊剛才出發，日本軍隊已經在漢江口遍布水雷，斷絕海道，並且佔據很多要隘，以逸待勞，中國軍隊不得不由陸路繞道前進。當時牙山的中國軍隊孤立無援，非常危急，中國便用艦隊護運軍隊輜重赴牙山應援，竟為日本艦隊所截擊，全軍覆沒。同時陸路援軍已不能趕到，牙山軍隊便一直退到遼河以西，不僅朝鮮完全喪失，旅順大連威海衛以及遼河以東的地方，都被日本佔領。陸軍經平壤一戰，一敗塗地，海軍經黃海一戰，全軍覆沒。 這完全是戰略的錯誤，如果當初根據先發制人攻擊敵人弱點的原則，先以海軍的全力消滅日本海軍，奪取制海權以後，再來運輸陸軍入朝鮮，在海上就毫無阻礙，更不怕被人家襲擊，而安然登陸和日本陸軍對抗，我們海陸並進，日本非敗不可的。乃計不出此，而用兵艦護運軍隊，以致陷於被動地位，受制於人，而歸於失敗。 由此可知甲午之役之所以失敗，並非中國武力不及日本，而是失敗於武力以外的種種原因，這種種失敗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禦侮救國最寶貴最切實的教訓。語云：「失敗為成功之母」，只要我們全國上下切實反省，根據過去一切失敗的教訓，奮發自強，共同奮鬥，國家一定可以挽救，民族一定可以復興！ 甲午戰爭是一個歷史轉折點 甲午戰爭，國際通稱First Sino-Japanese War，是大清和日本在朝鮮半島、遼東、山東半島及黃海等地進行的一場戰爭。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豐島海戰是戰爭爆發的標誌。 最終大清戰敗，只得向日本求和，簽下《馬關條約》。1895年間，清廷派李鴻章前往日本簽約。條約指明，清朝須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撤出朝鮮半島。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條約又要求清朝向日本開放多個中國內陸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慶、蘇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賠款，日本便獲得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其中三千萬兩為中國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還規定日本輪船可沿內河駛入上述個通商口。日本貨物在中國內地必須免去內地稅。這使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改變東亞地區由英國和俄國對立和爭霸的原有格局，導致1902年的英日聯盟及1904年的日俄戰爭。 甲午戰爭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來對中國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台灣和澎湖淪為日本殖民地。1896年，俄國以迫日還遼有功，與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列強爭相划出勢力範圍、租界與租借地。俄國在1898年租下旅順與大連兩港口；德國則強佔膠州灣。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誌著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同時，甲午戰爭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此役後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為列強之一。《馬關條約》之條款剝削中國，激起中國知識份子對國情的反思，清政府內部的改革派對自身弱點有更深認識，促使後來政治制度的改革，於是就出現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以及百日維新運動。 （來自維基）
中國「戰狼外交」在過去一兩年舉世矚目。最近中國對澳洲又是羞辱，又是制裁，更把中國的戰狼外交推上國際輿論的峰尖。 戰狼外交這個詞，雖然是晚近中國才出現，但中國在外交上的「戰狼」卻是「自古以來」的。這裡介紹一下晚清最早的外交戰狼——何如璋。 何如璋是清朝首任駐日公使，在1877年派駐日本，直到188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接受西方世界的平等外交概念，承認西方列強是和中國「平等」的國家。1875年，郭嵩燾被派到英國（1876年出發），成為首位駐外使節。何如璋派駐到日本只比郭嵩燾稍晚，同屬第一批駐外使節。 中國人一向畏懼「洋大人」，對其他國家還是高高在上。與郭嵩燾出使西洋多少有點戰戰兢兢不同，出使「東方島夷」的「小國」日本，來自「天朝大國」何如璋自信心爆滿，自動「戰狼」上身。 把琉球王封為「琉球藩王」 何如璋到日本的第一件要務，就是解決琉球問題。背景是這樣的。 現在為日本沖繩縣的琉球群島，在1880年代以前是個有至少五百年歷史的獨立國家，當時由尚氏王朝統治。琉球國國小力弱，在東方式的國際關係中，只能向大國稱臣。但琉球特別之處在於，它既是中國的藩屬國，從朱元璋時代開始就向中國稱臣進貢接收冊封；也是日本的一個藩國——薩摩藩的屬國：在1609年被薩摩藩征服後，也向薩摩藩進貢。於是，琉球就在東方的國際關係體系中，成為唯一的「兩屬之國」。 中國（清朝）、日本和琉球在1850年代後相繼步入現代國際體系。在西方國際法體系中，琉球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在東方體系下還是藩屬國。日本在國際關係轉型中，要脫亞入歐，推倒東方藩屬體系，就希望把琉球這個藩屬國變為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72年6月日本宣布「第一次琉球處分」，把琉球王封為「琉球藩王」，等於把琉球降了一級。日本還在國際舞台竭力證明琉球屬於日本。在作為台灣現代史開端之一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侵略台灣」，而是要通過為漂流到台灣被原住民殺害的琉球人（八瑤灣事件）「討回公道」，以證明「琉球屬於日本」。牡丹社事件後，日本繼續推進兼并琉球。第一次琉球處分後，琉球的地位還是「琉球藩」，還帶有東方朝貢體系的色彩，在國際法上領土歸屬尚未最後確定，廢藩設縣是最後一步。在國際關係上，牡丹社事件後，中國已承認琉球「兩屬」，但琉球對中國朝貢尚未斷。日本希望徹底廢除這種朝貢關係。 1875年5月，日本任命內政大臣松田道之為「琉球處分官」，處理琉球廢藩設縣事務。松田在7月到那霸直接向尚泰王遞交命令書，提出九條要求。歸納起來最重要的是：停止給清朝的進貢和冊封；改奉明治年號；要尚泰王上京謝恩；撤銷在福州的琉球館，原先事項由日本領事館管轄；在琉球駐軍；廢除「藩」制定的刑法，遵行日本刑法；藩政改革等。尚泰王依然拒絕。此後，琉球在東京展開請願運動，向日本陳情希望阻止被滅國，被日本拒絕。但日本陷於內政紛爭，也沒有一下子完成「處分」。 琉球於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上。1876年是琉球每兩年一次對清朝朝貢期，但日本封鎖朝貢交通，不讓琉球進貢（「阻貢事件」）。尚泰便派尚德宏等秘密到清朝陳情。尚德宏等1877年4月到達福州，但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丁日昌兩人非常消極，直到6月才把此事上奏到北京。奏章認為「今琉球地瘠民貪，孤懸一島，本非邊塞扼要之地；無悍御邊陲之益，有鄰邦釀釁之憂」，只是「不忍棄諸化外」，而且他們忠心誠懇，如果不答應，「轉恐泰西各國謂我不能庇護屬邦」，他們建議，由即將赴日本上任的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和日本交涉即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觀點也類似。 當時的形勢是，日本雖已準備廢藩設縣，但尚未正式實行。琉球人的強烈反對和國際上的反應都令日本顧慮。尤其是中國這時還是龐然大物，日本還頗為顧忌。從後來的發展看，如果當時何如璋能用有效的外交，未必不能挽回琉球的命運。 可惜，琉球所託非人，「外交戰狼」何如璋，不但沒法威懾日本，反而導致了琉球國的加速滅亡。 還在中國國內，何如璋就對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丁日昌等持重之見不以為然。即便李鴻章耳提面命，也阻止不了何如璋的戰狼心。 「癲狗」、「無賴」 何如璋在1877年11月從中國出發到日本，12月到達神戶當天，即與琉球密使馬兼才秘密會面。事後他立即給李鴻章發囘報告，當中寫道「日人無情無義，如癲狗之狂，如無賴之橫」，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建議派兵船到琉球，「先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中策「明約琉球令其夾攻」，下策是「反覆辯論」。 從報告可見，何如璋嚴重錯估了局面。 首先，他自恃中國乃天朝大國，誤判了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中國當時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均沒建成，而在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有能力遠征台灣。中國當時根本不存在派兵遠征日本的可能。 其次，他也不懂外交禮儀和外交禁忌。與敏感人物馬兼才會面是應該的，但到神戶當天就會面，這很不得體。放在現在，相當於美國領事第一天到香港上任，還未拜會香港官員，就先和黎智英黃之鋒會面。這對出使國是一種挑釁，為外交斡旋蒙上濃重的陰影。 再次，更要命的，何如璋一開始就抱著敵我立場，對日本的強烈偏見溢於言表，「癲狗」、「無賴」之話，即便在內部交流的文件中也不應該出現。何如璋如此仇恨日本，說白了不但不適宜擔任駐日公使，甚至根本不適宜擔任外交官。 不出所料，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對這份報告哭笑不得，只同意用「下策」，即通過辯論交涉琉球問題。何如璋既這樣急著見琉球密使和打報告，但當得知中央不支持「上策」和「中策」，何如璋就意興闌珊，把琉球放在一邊，遲遲不向日本提出琉球交涉。這樣，又錯過大半年的外交交涉挽救琉球的時間。 就這樣到了1878年下半年，即兩年一度的琉球對清朝的朝貢期。1876年的朝貢被日本阻撓，如果這次朝貢也不能成行，那麼「不朝貢」就成為慣例，對琉球更不利。何如璋這才在9月3日在會見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時，第一次就「阻貢事件」提出口頭抗議；9月18日又何宮本大書記官提及琉球，開始中日琉球外交爭議。這距離何如璋到日本已有九個月之久了。 何如璋終於行動了，然而一行動，何如璋的戰狼本色就暴露無遺。中國的抗議之類，日本早有心理準備，抗議也是外交手段。壞事的是10月7日，何如璋向日本外務部發出的正式外交照會，令日本大怒。 這份照會措辭強硬，言辭激烈：「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清朝， 我政府聞之， 以為日本堂堂大國， 諒不肯背鄰交， 欺弱國， 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指責日本違反《中日修好條規》，「欺凌琉球， 擅改舊章」，「無端廢棄條約,壓制小邦」。 何如璋的「下策」是反覆辯論，結果變成激烈指責日本，先給日本蓋上一個「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的大帽子。照會引起日本政壇震怒，認為即便西方國家也不會對日本如此無禮，引發「照會事件」或「暴言事件」。 兩國關係惡化亦無不可 日本外務省把照會退回中國總理衙門，予以強烈譴責。11月21日復函質問，此照會「豈是鄰國相交之道」？又說，如果這出自中國政府之令，則表明中國應不願維持兩國友好關係了。 何如璋在29日強硬回復，再次指責日本「發令琉球，卻不以一言相告」，又說只要琉球繼續朝貢中國，中日兩國關係惡化亦無不可。30日，日本回信，稱稱關於琉球藩之事，已給予答覆，無需多言。12月21日，外務卿寺島宗則通過日本駐清公使向中國表示，在牡丹社事件中，中國已默認琉球是日本所屬，琉球問題已是日本內政，又指責何如璋的照會無禮，要求撤回和道歉。 「暴言事件」並非日方無理取鬧。「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的大帽子，除了語言粗暴之外，還令日本認為中國背約。在牡丹社事件中，中日簽訂了《北京專約》，其中中國承認： 茲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今與中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 在日本看來，這份條約中，中國已承認日本保護琉球人（保民義舉），也就是日本對琉球人有裁判權，變相承認琉球屬於日本。雖然琉球尚未正式成為日本一部分，但指責「不信不義」、「無情無理」，「廢棄條約,，壓制小邦」，根本難以成立。 而偏偏，就是何如璋在此後的辯論中爭辯說，在《北京專條》中的「保民義舉」中的「民」，不是指遇難的琉球人，而是在當時談判中日本為列舉「生番惡行」而附帶提及的在台灣番地被搶掠衣物的四名日本人，所以條約並沒有承認日本對琉球人有裁判權（筆者曾論證，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於是，在日本看來，何如璋更「搬龍門」，歪曲國際條約，中國才是背信棄義的一方。 何如璋的強硬姿態不但令日本強硬回敬，停止和何如璋打交道，關上了中日談判的大門，還加快了兼并琉球的進度，開始了「第二次琉球處分」。 1879年1月松田第二次到琉球敦促琉球國王中止與清朝關係被拒。3月11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以琉球王尚泰違命不恭為由，宣布第二次琉球處分，琉球廢藩置縣。3月27日，日本派松田帶上軍隊和員警第三次到琉球，接管琉球首都首里，廢除琉球國。4月4日，設置沖繩縣，鍋島直彬為首任沖繩知事，琉球正式滅亡。在這個過程中，何如璋不斷抗議，甚至威脅整個中國駐日外交使團要回國，差不多等同斷交。日本不為所動，更把何如璋視為「麻煩製造者」，不欲與其打交道。作為逐日公使，弄得這樣灰頭土臉，可謂羞恥之極。 琉球為日本正式吞併 何如璋把事情弄砸了，李鴻章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提出由第三國調停。適逢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Grant）環遊世界到達東亞。李鴻章便邀請特蘭特為調停人。 在聽過雙方意見後，格蘭特贊同日本所言，何如璋照會中的語言粗暴確實是談判障礙，給李鴻章發函：「何如璋前有一文書，措語太重，使其不能轉彎，日人心頗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銷，以後恐難商議。」建議中國不妨將文書撤回，另派大員與日本議辯，當可設法了結。他又暗示，應把何如璋撤換，以免影響談判。為此，李鴻章給總理衙門寫信《密論何子峨》說：「子峨雖甚英敏，於交涉事件歷練未深，鋒芒稍重。其第一次照會外務省之文，措詞本有過當，轉致激生變端。語云：出好興戎，可為殷鑒。」但出於面子，中國也不好一下子撤回照會。最後，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把格蘭特信件中的這段文字照抄錄在給日本外務省的照會上，以示洞悉此事，以表誠意。同時也同意日本提出的，不在日本談判（以免受何如璋影響），何如璋申請回國參與談判，也被李鴻章拒絕。 正是中國同意（羞羞答答地）為照會道歉以及把何如璋踢出談判隊伍後，日本才肯坐下來和中國正式談判琉球問題。到最後，雙方草簽協議，同意「二分方案」，即「除沖繩島以北屬大日本國管理外，其宮古、八重山二島屬大清國管轄，以清兩國疆界」。當然，中國最後沒有簽署協議，琉球為日本正式吞併。 從在第二次琉球處分後，中日談判所表現出來，日本的底線並非把整個琉球吞併不可。這樣推論，在尚未兼并前，日本底線當然會更低一些。如果在那時認真談判。理性辯論，或可為琉球亦為中國爭取更好的條件也並非不可能。 由此可見，何如璋的「戰狼外交」，不但沒有幫琉球復國，反而讓日本加快兼并琉球。歷史的教訓，不可不鑒。 （※作者為旅美學者，全文轉自上報）
一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很多反人類者的心理軌跡，可追溯到童年時期。 暴君也不例外。 比如最近又成網紅的始皇帝嬴政。 童年時期的嬴政，套用現在的一個身份標籤，就是一個備受霸凌的留守兒童。 嬴政一出生就是個「質二代」。他官宣的爹——嬴異人，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安國君姬妾多，異人的生母夏姬失寵，異人從小就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後來昭襄王在澠池會上跟趙結盟，互換人質，就把這個最沒有存在感的孫子甩到邯鄲去。 這一甩就是十幾年。秦趙之間戰事不斷，嬴異人在邯鄲就很尷尬了。昭襄王有的是孫子，無所謂；趙王不把他當趙國人民的老朋友看待，不但沒特供，連糧食都不給。戰事吃緊，嬴異人頭上就像懸著一把劍，不知什麼時候就斬下來。 這時候，改變命運的關鍵人物上場了，他就是商人呂不韋。 呂不韋眼裡，嬴異人奇貨可居，所以砸重金對他進行風投，活生生把嬴異人炒成了太子安國君的繼承人，然後又追加投資——把自己寵愛的女人趙姬，轉送給異人。 司馬遷說，趙姬嫁給異人時已懷孕，而且呂不韋是知道的，只有異人蒙在鼓裡喜當爹。但這說法遭到不少史家質疑，從時間上、動機上，都證明商人呂不韋的賭注只押在公子異人身上。 公元前260年，秦趙之間爆發了著名的長平之戰，趙國大敗，秦將白起坑殺四十萬趙軍。就在這場戰爭結束沒多久，前259年正月，嬴政出生了。 他還在襁褓之中時，白起又率秦軍直撲邯鄲。這一次，趙軍頑強守住。兩年後，秦昭襄王再增派大將王?攻邯鄲。重兵壓境，趙孝成王對秦國人質嬴異人便起了殺心。 事態緊急，呂不韋趕緊砸錢買通監視異人的官員和守城將士，讓他和異人逃出邯鄲，再由秦軍護送回咸陽。至於趙姬母子，就讓他們在趙國聽天由命吧。 果然，嬴異人這一走，趙王暴怒，就想把趙姬母子給殺了。最後沒殺，可能還是因為趙楚魏聯軍擊退秦軍，邯鄲解圍。趙政畢竟是秦王孫，他爹回國被太子立為繼承人，現在殺了趙政，除了泄憤外沒絲毫好處，將來異人上位後實施復仇之戰，趙國又將大禍臨頭。 活是活下來了，但對於趙政這樣一個留守兒童來說，苦難的日子才剛剛開始。 趙人對秦人有血海深仇，這對母子的身份又不是秘密，所以，在邯鄲那幾年備受霸凌，肯定是免不了的。1996年周曉文導演的《秦頌》，1998年陳凱歌導演的《荊軻刺秦王》，對此都有不錯的戲劇化呈現。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國君即位，嬴異人成為太子。這時候，識時務的趙國，趕緊把嬴政和他媽送回秦國。然後，秦國權力交替進入快進模式，安國君一年後去世，嬴異人上位，第三年又去世，於是，十三歲的嬴政，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台。 二 九歲回咸陽，這四年，嬴政的後宮生活是怎麼樣的，史料奇缺，按常理揣測，不可能歲月靜好。 首先，他父親的眾多兄弟肯定對王位虎視眈眈；再說他還有一個弟弟，長安君成?，也不是等閑之輩。《史記》里說，嬴政上位第八年，派成?率軍攻趙，不料，成?竟然在屯留叛秦降趙。這一次叛亂肯定不是事發突然，也許禍根就得追溯到嬴政上位前的權斗。 繼承人之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不管怎麼說，嬴政都是來自趙國的野種，一不小心就會死得很慘。 綜上所述，嬴政人生的前十三年，都活在恐懼里。前九年在邯鄲，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活過今天沒明天的恐懼；後四年在咸陽宮，是刀光劍影、骨肉相殘的恐懼。對一個普通人來說，這十三年正是性格養成的關鍵時期，不用兒童心理學家都知道，備受霸凌的留守兒童，成長過程中如果得不到溫暖和疏通，是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 來自母親的溫暖，應該有。但有多少，實在不好說。因為，他的母親也許是出身歌姬的緣故，身體比一般人更誠實，在丈夫嬴異人——即秦莊襄王死後，又跟他呂叔叔舊情復燃。 司馬遷很壞，在《呂不韋列傳》裡面毫不留情地說，「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殫精竭慮都頂唔順，又怕嬴政發現，於是，再次創業搞共享太后，海選了一個有絕活的「大陰人」嫪毐，把他拉進來趟這渾水。 趙姬如魚得水，樂不思子，為了不被發現，甚至搬到雍城去，跟嫪毐共建和諧。 這樣的母親，能給少年嬴政多少母愛？ 母愛缺失也就算了，母親和嫪毐的共建竟然結出碩果，悍然生了兩個兒子。嫪毐還「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就是說，嬴政就快死了，咱從這倆兒子中選一個上位。而且不是說說而已，後來嫪毐還真發動武裝政變，想殺了嬴政。 可見，嬴政雖然上位，貴為秦王，可死亡的恐懼，依然如影附形。 滅了嫪毐，逼死了呂不韋之後，來自六國的暗殺，又讓嬴政時刻沒有安全感。 最有名的是荊軻。 圖窮匕見時，沒人上來救嬴政，因為秦法規定，群臣上殿不得佩劍，而侍衛都在大殿之下，沒有詔命不許上殿。 這也是因為怕來自內部的暗殺。 荊軻失手被擊殺後，「秦王不怡者良久」。不怡，是不高興，憤怒、恐懼也不可或缺。 荊軻之後，另一個更沒想到的刺客，是之前曾在易水河邊擊築唱歌送荊軻的高漸離。 燕被滅後，高漸離隱姓埋名，躲在鄉下給大戶人家當酒保。某次主人宴客，客在席上擊築，他實在聽不下去，露了一手，於是行蹤暴露，被抓去見嬴政。 也許是因為天下一統，嬴政這次倒發了善心，知道高漸離是太子丹、荊軻一黨，但看他民謠搞得好，殺了可惜，只把他眼睛熏瞎，留在宮中擊築。 換別的音樂家，肯定對始皇帝感恩戴德，繼而用音樂歌功頌德。可高漸離不，一直尋找接近嬴政的機會，把鉛塊填充在築里，趁嬴政不備，舉起築砸向他——可惜，畢竟是個瞎了眼的民謠音樂家，看不見，砸不中。 高漸離刺秦，要比荊軻更決絕、更壯烈，也更有意義。因為荊軻主要是為了報答太子丹，有多少公義成分，實在不好說。但高漸離刺秦，是在嬴政一統天下之後，真殺了他也於勢無補，但這樣的暴君，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這才帶給嬴政更深的恐懼。所以，殺了高漸離之後，嬴政「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但你不近「諸侯之人」，「諸侯之人」會來近你。第三次暗殺，是博浪沙的「無人機」。 這一次，組織者是著名的張良，其祖其父都是韓國相國，秦滅韓，張良耗盡家財，求死士刺秦，為韓國報仇。後來終於找到一個大力士，能使一把重達120斤的大鐵鎚，於是，在得知始皇帝東巡路線時，張良跟大力士埋伏在必經之路博浪沙—— 可惜，大殺器甩出，因為沒有GPS導航，竟「誤中副車」，嬴政又躲過一劫。 再過兩年，公元前216年的某一個夜晚，嬴政一時興起，想微服夜遊咸陽城，只帶著幾個侍衛出了宮。沒想到，走到蘭池突然遇襲，猝不及防，幸得武士奮勇，殺了刺客。 這一次肯定又嚇得不輕，因為刺殺居然發生在守衛森嚴的咸陽城裡。 此次之後雖然沒再看到關於刺秦的記載，但僅僅過了六年，人類歷史上無人逃得過的刺客——死神就來找嬴政了。我們有理由相信，最後這六年，他也都充分活在死亡的恐懼里。因為司馬遷在說他病了時，有這麼一句話：「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這種恐懼，直接影響就是，讓原來就是暴君的他更加殘暴。 所以，秦軍攻下趙國後，他親臨邯鄲，把那些之前曾欺負過他母子的人「皆坑之」，即全部活埋(《史記·秦始皇本紀》)。 嫪毐政變失敗後，嬴政不但夷了他三族，還把嫪毐跟他母親生的那兩個小孩——也是他的同母弟弟，殘忍地殺死。 荊軻失敗之後，嬴政「大怒」，提前發兵攻燕，逼得燕王喜殺了太子丹，將頭獻給嬴政，但五年後，秦還是滅了燕，嬴政下令大肆搜捕之前跟太子丹、荊軻一起參與刺秦的所有人，被株連者紛紛逃亡。 博浪沙事件之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史記·留侯世家》)。大索即大搜捕，《秦始皇本紀》裡面補充說，時間長達十日。不難想像，皇帝令一下，郡縣官員怕被牽連，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大索天下」四個字簡單，背後卻是頭顱滾滾。 同樣，蘭池遇襲之後，嬴政又下令「關中大索二十日」，雖然只在關中地區，但時間增加到二十日，難以估算，又有多少頭顱落地。 童年備受霸凌，成長缺乏溫暖，形成暴力型人格，擁有權力自然成為暴君；殘暴招來暗殺，暗殺導致恐懼，恐懼又讓他更殘暴……一代暴君的養成，真的可以追溯到童年。 三 除了恐懼，腦殘也會引發性格中的殘暴。 有些人的腦殘跟有沒有文化無關，但嬴政的腦殘，正是源於沒文化。 《戰國策·秦策》記載，當年嬴異人被呂不韋冒死帶回咸陽後，被太子安國君和華陽夫人召見。呂不韋知道華陽夫人是楚國人，就讓嬴異人穿著楚服去拜見。果然，華陽夫人表示有被暖到，同時也覺得，嬴異人智商真高。 不料，安國君讓嬴異人背一點他念過的書，嬴異人又尷尬了，說我從小被扔在外國，沒有老師教，沒念過書。也難怪，當一個被拋棄的質子，性命都難保，還讀書？你以為去上勞動大學嗎？ 爹都如此，在邯鄲街頭流浪長大的嬴政又能如何？ 看他當上始皇帝後的所作所為就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被方士忽悠，想求仙藥的糗事，比現在那些被保健品騙光養老金的老人更讓人無語。 《史記》中記載，從他當上始皇帝第三年開始，十年之間，大型的忽悠就有四次。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一次，方士徐福說海里有三座仙山，上有仙人，找到了他們，求到不死葯，就能長生不老。於是嬴政手一揮，除了巨額科研經費，還給了幾千童男童女跟著他下海。 第二次是四年後，他到了東海邊，一次性派了盧生等四位方士去求葯。後來盧生從海上回來，帶回仙人簡訊：「亡秦者胡也。」於是派蒙恬率軍三十萬北伐匈奴——最後沒想到亡秦之人，竟是他兒子胡亥。 再過三年，還是盧生，找不到仙人仙藥，卻對嬴政說，我們儘力了還是找不到仙人仙藥，好像有惡鬼傷害了他們，陛下以後都得秘密出行，以便避開並驅除惡鬼，神仙才會出現，我們才有可能拿到不死之葯。 盧生敢說，嬴政敢信，就把咸陽宮兩百多座宮觀用天橋、甬道連起來，把帷帳、鐘鼓和美女都安置在裡邊，登記好人和物的固定位置，不得移動；皇帝所到之處，誰說出去就是死罪。 這應該是盧生的最後一次忽悠，招數用盡，剩最後一計，走為上。 盧生為了逃跑，還拉上另一位方士侯生。兩人這一跑，嬴政惱羞成怒，又幹了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坑儒。 但嬴政坑儒，並不是因為覺得求仙藥這事是被忽悠了，而是盧生和侯生逃跑前還「誹謗」了他，說他是個暴君。 兩年後他又被徐福給忽悠了最後一次，對，那個領著巨額科研基金和幾千個童男童女下海的徐福，其實早就悄咪咪回來了，躲在東海邊享福。他沒想到始皇帝還會再來，怕被嬴政「坑」了，又開始編劇，說蓬萊仙藥本來早就可以拿到，只是海上常有大鮫魚出沒，阻攔我們登上仙山，請陛下派神射手跟我們一起去，大鮫魚再敢來，我們就用連弩射殺它。 這樣的理由都出來了，嬴政信了嗎？ 信，徐福說的話，他再次照辦。 你以為這樣就夠腦殘了嗎？ 別急，以下這些行為才是： 收天下兵器，以為這樣就能萬世太平，結果陳涉斬竹而起，一呼百應； 焚百家之書，以為能統一思想，江山永固，不料滅秦的劉邦項羽，卻是「從來不讀書」之輩； 以為靠暴政就能讓大秦天下二世三世以至萬世，沒想到二世而亡。 四 現在問題來了：這樣的一個腦殘+殘暴之人，為什麼能吞併六國、一統天下？ 賈誼《過秦論》中的六個字可供參考：「奮六世之餘烈。」 六世，指嬴政之前的六代秦國領導人，從秦孝公算起，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嬴政他爹嬴異人)。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強秦，秦惠文王用名將司馬錯開疆拓土，名臣張儀用連橫破合縱；秦武王在位時間短，秦昭襄王文有范雎，「遠交近攻」奠定大局，武有戰神白起，六國聞風喪膽；秦孝文王在位才一年，然後就是嬴政他爹庄襄王，雖然在位時間也才三年，但他一上位就廣施仁政，對內懷柔，對外繼續開疆拓土，滅東周君，命蒙驁率軍東進，打韓攻趙，讓秦國地界延伸到大梁，後雖被信陵君率領的五國聯軍擊敗，但聯軍過不了函谷關，秦又施反間計除掉了信陵君這個剋星。 其實，「六世之餘烈」還是謙虛了，秦國崛起之原力，還要往前推四百年，直到春秋霸主秦穆公時期，從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開始，秦國的變法、富強、拓展之路從來就沒停止過，雖然這四百年間跟東方諸侯的戰爭各有輸贏，但國力上，秦國的K線圖，總體走勢都是向上的，而其他各大國，則起伏不定像玩過山車。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地利上，秦得天獨厚。秦穆公稱霸西戎之後，秦已無西顧之憂，加之又是「被山帶河」，「四塞之國也」，「自繆(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所以當嬴政上位時，天下大勢已定，掃滅六國只是時間問題。哪怕他跟他爺爺和父親一樣，在位兩三年就死，換他弟成?或他叔伯隨便哪一位上來，局勢都不可能有太大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而六國被滅的真正原因，杜牧《阿房宮賦》這一句可作為參考：「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蘇東坡他爹蘇洵《六國論》開篇也說：「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這裡的「賂秦」，指的是各國為了自保，紛紛割地給秦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六國不爭氣，又各懷鬼胎，以為割肉飼虎便能換來苟安。最典型的是跟秦隔得最遠的齊國，以為跟秦簽了互不侵犯條約就能換來太平，自相國以下，又紛紛拿秦幣，為秦說話，眼睜睜看著其他五國被漸次蠶食，最後秦兵臨城下，不戰而降。 民心思安，確實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賈誼在《過秦論》中篇說，自周末紛爭以來，五百多年過去，「兵革不休，士民罷弊」，天下苦戰久矣。 祖宗積聚，人才輩出，大勢所趨，六國自殺……不是嬴政有什麼雄才大略，而是他一上位，便手握春秋戰國五百多年來最大的歷史紅利，外加一手好牌。滅六國過程雖令人髮指，但百姓最易唬弄，統一既成事實，「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換句話來說，就是為當太平犬，盼望大救星。當此之時，「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蒼生的哀求、渴盼，正是新政權得已堅固的資本，只要嬴政能跟他爹一樣，用懷柔政策，讓天下休養生息，雖然還是不能求得萬世，也絕不至於二世而亡。 可是，他偏偏逆天而行，「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甚至「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以上皆出自《過秦論》)。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嬴政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根源就在於童年生活造成的教育缺失，恐懼跟殘暴的惡性循環。而且，他還把這種特質傳給下一代，導致二世胡亥在殘暴跟腦殘方面，青出於藍勝於藍。 最後，只需一群走投無路的螻蟻，合力用一根竹竿推倒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國，便二世而亡。 還是杜牧狠，《阿房宮賦》一句話讓人後背發涼：「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默存格物）
台灣大型連鎖書店誠品書店9日公布年度閱讀報告，指出今年新書出版量創下新低。在最暢銷書類別方面，由於受COVID-19疫情影響，多本心靈雞湯類的書籍登上排行榜；香港最暢銷的書籍則都與反送中有關。 誠品書店當天公布的報告包括台灣、香港、蘇州、東京四地的誠品書店銷售狀況的閱讀觀察，總經理李介修說，今年是很挑戰的一年，以前業界要5至10年才會發生的劇烈變化，今年一次就全來。 報告稱，今年誠品引進的新書種類達8.7萬種，其中中文書種有7.5萬種。今年的新書出版量創下新低，較2019年衰退8%。 李介修表示，誠品接下來會將沒有效益的店鋪、事業關閉；同時在不同地區開新店及整合線上、線下的資源。 在年度暢銷新書的排行中，因為疫情的影響，心靈雞湯類書籍十分搶手。萬特特的新書「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在台灣及香港都擠進前十大，在台灣更是位居榜首。 其它書籍如「每天演好一個情緒穩定的大人」，作家不朽的「所有溫柔都是你的隱喻」、Peter Su的「後來的你，好嗎」、張西的「我還是會繼續釀梅子酒」等都登上台灣新書十大排行榜。 香港則是因反送中運動，新書排行榜的前2名分別由柳俊江所著的「元朗黑夜—我的記憶和眾人的記憶」以及譚蕙芸所著的「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奪下。 而十大華文文學作家榜中，今年適逢百歲誕辰的作家張愛玲，是今年唯一同獲台港中青睞的「年度十大作家」；新世代作家「不朽」則同時奪下台港年度作家第一名；誠品蘇州店則是由曾以「三體」獲得雨果獎的作家劉慈欣連續3年奪冠，為讀者最喜愛作家。 誠品書店也觀察到，今年因外在挑戰不斷，面對外在環境的壓力提高，帶動台灣書店憂鬱症相關主題出版量成長70%、培養理財腦的財務相關主題銷售躍升140%，還有鍛煉體能、增肌減脂相關主題則成長達110%，且深獲老中青喜愛，顯現人們對於維持體態的關注。
有人說，黨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是不對的，因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因此應該肯定文革的合理性。 這真是放屁！請問：納粹德國，不該徹底否定嗎？日本侵華，不該徹底否定嗎？汪精衛當漢奸，不該徹底否定嗎？你給我說說，這些事情都有什麼合理性？文革也一樣。請問，文革於國於民，有什麼好處呢？能加強黨的領導嗎？不能。 當時的口號是「踢開黨委鬧革命」，各級黨委全部癱瘓。能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嗎？不能。十年動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能改善人民生活嗎？不能。有的地方醬油都沒有，更有吃不飽飯的。能加強社會治安嗎？不能。 公檢法都被砸爛了，誰來管你？就算賊娃子少一點，也是因為沒東西可偷。萬一有了刑事案件，就交給「革命群眾」處理。我們那裡有個單位就曾經「民主選舉」小偷。誰得票最高，誰就是賊。能防治腐敗嗎？不能。 實際上，腐敗正是從文革開始的。那時，城裡人買根排骨都得先遞一支煙，鄉下人想進城得送雞蛋。知識青年更慘，男的要行賄，女的要陪睡。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嗎？更不能。 經濟崩潰，社會動亂，道德滑坡，復什麼興？那些鼓吹回到文革的，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人說，文革期間，倒霉的只是當權派。這又是胡說。 文革初期是這樣，挨批鬥的是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但到中期，就有了「鬥私批修」運動。所有人都要當眾暴露自己的隱私。我們單位有個小夥子，就被逼著交代跟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結果，那男孩差點崩潰，女孩死的心都有。哼！挨整的事，人人有份。想想看吧！開國元勛都在劫難逃，你還想躲？做夢去吧！ 我還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回到文革，哪些事不能做。 流行歌曲不能聽。那是靡靡之音。 漂亮衣服不能穿。那是奇裝異服。 中華經典和古代文學不能讀。那是封建主義。 歐美日韓電影不能看。那是資本主義。 能看的只有中國和社會主義國家電影，人民群眾總結為：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幸虧還有羅馬尼亞，否則摟摟抱抱也是不行的。 但，只能看，不能學。如果膽敢婚前同居，拉出去遊街示眾！這就是真實的文革。而且，是一個整體，所有環節都不可或缺。 現在，你還想回到文革嗎？如果還想，那就犯賤去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鑒古齋JGZ）
公元399年。長安城五重寺里的法顯已經是一個65歲老和尚了。從3歲就開始出家，他已經念了62年的經。 適逢五胡亂華期間，北方戰亂頻繁，異族你方唱罷我登台，兵禍連年，和尚的日子也不怎麼好過。由於佛教初盛，典籍都是西域流傳過來的二手貨，有典籍而無戒律，佛門內部差別很大。依附權勢者錦衣玉食，吃齋苦行者艱難求生，甚至還有和尚帶頭造反，亂世稱王。佛門怎一個亂字了得。一句話，就是當和尚應該遵守哪些規矩，連和尚自己都不清楚。 根據敦煌出土的戶籍資料，即便是在盛唐，中國普通民眾的平均壽命也不超過40歲，一般年份35歲左右。法顯在亂世里活到65歲，已經是難得的高壽。這個年紀，一般中國人都給自己準備好棺材了。 但也許正是因為目睹了太多佛門亂象，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法顯才有種時不我待的急迫——他想了幾十年「取經」的事，想去佛教的發源地看看真正的和尚應該怎麼當。再不出發，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因為後世的一部大紅大紫的《西遊記》，很多人以為玄奘是西行求法第一人。其實，玄奘出發的時候，已經是法顯之後的兩百多年了。 當年沒有世界地圖，也沒有道路可以翻越吐蕃所在的荒涼的青藏高原，所以去天竺都是繞大圈。先一路沿著河西走廊到達西域，轉向西南穿過今天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抵于闐（新疆和田），再南越蔥嶺，取道巴基斯坦東入恆河流域，才能達天竺。這個上萬公里的大圈子，就算是今天裝備高科技的旅行者可能也很難完成。 而法顯的時代地理知識匱乏，沒有任何地圖、定位、攻略可以依靠，一路上大江大河，沙漠雪山，完全要靠雙腳來度量。在法顯之前，有中原僧人不滿典籍匱乏，開始陸續西行取經，但多半只到了西域，沒有一個人真的達到天竺。最著名的是中原有據可查的第一位受戒比丘，也是第一個西行求法的人——朱士行。他是三國時期魏國人，47歲才在洛陽出家，法號「八戒」——沒錯，他就是《西遊記》裡面豬八戒的原型。但《西遊記》完全歪曲了他的形象，從歷史事實而言，唐僧只能算是他的徒子徒孫。而且朱士行某些方面比唐僧牛逼多了——他西行求法的時候已經58歲，只比法顯年輕一點。 朱士行最遠到達了西域于闐，後來在此去世。他翻譯的經書是弟子後來帶回中原的。 比朱士行出發的時候還要老7歲的法顯，想要走得更遠，完成這趟水深火熱的旅程，恐怕自己也抱著必死的決心。 整整3年的漫長旅程，從出發時候的5個人，到最多的時候11個人，等到最後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帕米爾高原進入天竺境內的時候，只剩下3個人。「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翻越最後的雪山（如今阿富汗境內的蘇納曼山）時候，又凍死一個。68歲的法顯抱著同伴屍體老淚縱橫：命也奈何！然而一轉身，他還是咬牙繼續前行。 法顯在天竺取經8年，又渡海去獅子國（斯里蘭卡）2年，最終於公元412年搭乘商船從海路歸國。一路遭遇狂風巨浪，大難不死，最終有如神助般在78歲高齡，抱著他十幾年收集來的真經，孤身一人成功返回故土。 直到86歲高齡去世，法顯一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記錄自己行程和沿途風土人情的不朽名篇《佛國記》，至今都是研究印度和斯里蘭卡歷史地理的權威標本。 玄奘把法顯當做偶像，他的西遊，很大程度上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但論艱苦程度和路途長短，恐怕不及法顯。玄奘26歲壯年西行，有官方資助，歸國後倍享尊榮。而法顯，古稀出發，耄耋而歸，一直都是個人行為。除了默默譯經，在歷史上並無顯名。 我2015年游斯里蘭卡，專門去拜謁過法顯在阿努拉德普勒的遺迹。在我看來，在較為封閉、缺乏冒險精神的中國歷史中，法顯是屈指可數的幾個可以拿出來和西方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們相提並論的偉大行者。古代走得遠的人有很多，但是在年紀比法顯大、困難比法顯多、決心比法顯大的，恐怕沒有。 我今天講這個故事，是因為經常聽見某種嘆息：沒錢、沒學歷，語言也不行，沒法出去了……但凡聽到這種話，我都覺得無以應答。因為我知道，這背後缺的東西，其實和財富與學識無關。 還有什麼，比58歲的朱士行、65歲的法顯，不遠萬里，九死一生深入異邦，學習陌生的語言，搬回一堆晦澀的經書更難？特別是法顯的故事裡，我看到的其實不是信仰，而是決心——事在人為、向死而生的決心。 勇氣和辦法，其實都來自於決心。從來沒有萬事俱備，成事未必要等東風。畏首畏尾，永遠困難無數；破釜沉舟，方得柳暗花明。 所以如果你心存一念、矢志出發，不論是何時何地，去向何方，我覺得都不晚。65歲從亂世出發都不晚，你怎麼可能會晚？ 萬里獨行又何如，明朝仗劍歌都護。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① 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它的正式僱員有9.1萬人，非正式僱員17.4萬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過4.8萬人。東德1800萬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將近30萬名眼線，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其觸角甚至達到了東德每棟公寓樓中都確保有一個斯塔西的線人。而納粹時期，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ChristaWolf)曾經在1990年出版半自傳體小說《余留之物》，講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監控長達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線人爆料稱，沃爾夫本人也曾經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 連環相套的告密體系，構成了東德人無法磨滅的記憶。 ② 蘇聯時期有個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老爸。 他向組織揭發當村長的父親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是一名基層軍官。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勳章並晉陞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舉報。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古格拉群島》。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實很簡單。方忠謀質疑當時的領導人搞個人崇拜，還替所謂的「工賊」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 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作為兒子的張紅兵在信中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兩個月後，方忠謀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④ 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的文藝觀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立場」，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 舒蕪作為胡風的門徒，在組織的授意下，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⑤ 「胡風案」被隔離審查的人中，也包括詩人聶紺弩。時勢所迫，他也成為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但沒想到自己也最終被揭發。 1957年，因為老婆被劃為右派，聶紺弩遭株連，也劃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聶紺弩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的舉報材料極為詳細，居然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當時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用心良苦。他甚至擔心某些詩作專政機關的人可能看不懂，還特意加以翻譯和注釋。 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坐牢11年，最後依託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⑥ 馮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壇很知名。他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新政權成立後還官至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 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馮亦代誠惶誠恐，決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隨後多次向組織交心悔罪，遂被招募為眼線。 馮亦代由於民盟背景，和當時諸多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頂「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讓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憐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家裡跑，名為探望，視為窺探。事後寫成報告，反映這些大右派的思想動態。他還按照組織要求，主動刺探這些人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看法。 章伯鈞等人把他視為摯友，毫不設防、無話不談，皆事無巨細被記錄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鈞聊完後，回來在日記中寫道：「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馮亦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他從1960年開始申請入黨，認為自己 「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但始終未獲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開了自己的日記，卻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⑦ 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斷，李政道還不是門下最好的學生。他最欣賞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分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 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線人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公開了自己的潛伏生涯，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向學校「評功擺好」。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於懷： 為什麼不給我評教授？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