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ste of Harmony 匯聚世界多元文化，共慶和諧共融
2026 年 7 月 22 日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戰時就定了下來。 五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六七十年代的反戰運動……街頭騷亂……火燒底特律……嬉皮士運動……「要做愛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樂節……赴河內為北越勞軍唾罵美軍戰俘的珍．芳達……以反美為時尚的文化界影視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洶湧澎湃才總算消停了下來：那時終於出了個真正的右翼總統羅納德．里根。 二戰的勝利，本身就是左翼的勝利 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等軸心國簽署了一個政治條約《反共產國際協定》，曾經結成了右翼同盟。後來許多學者老在法西斯、納粹究竟是左是右的問題上纏夾不清，尤其是自以為右翼的自由派如劉軍寧，提出了「納粹與希特勒不是極右是極左」，企圖為右翼辯護，實則突顯了中國式書本知識份子對歷史政治的無知。事實上，不能拿著「集體主義」、「個人自由」這些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判別上世紀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體綱領（共產黨宣言）、統一的組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國際），右派從來沒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組織，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因為右翼─保守主義是在各國政治傳統中自然生髮出來的，就像酒糟必然會釀成酒。正所謂「天然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傾向」，人類天然就對激進的改變抱有懷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環境中獲得安全感。保守主義是既成事實，代表著人民對土地、家庭、團體、傳統、國家的愛，彷彿自然法一樣天經地義，本身並不需要理論的定義。 然而，美國左派人士從本質上是反美的，這就使得它們的勝利事實上是違背美國利益的。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甚麼是左派的自反？種族上他們是白人，但他們從心底里期盼著黑人等少數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腳底下。社會階層上他們屬於精英和富人，卻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濟貧」，結果富人反而更富，窮人更窮，還犧牲了整個勤奮工作的中產階級。信仰上他們的父輩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們卻歡迎對基督教懷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帶著極端教義鯨吞歐洲、蠶食美國。 越戰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 在蘇聯支持下北越進攻南越，美軍既然為了保護盟友參戰，本應竭盡全力打贏這場戰爭，阻止極左武裝集團對東南亞的侵略，但美國左翼卻反過來以美國的軍事失敗為目的。左派媒體天天報導美軍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權」、造成「人道災難」，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變殺害南越吳廷琰總統，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戰，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爾．沃倫）不顧軍事失敗和己方人員大批死亡，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左派國會和左派政府都在輿論支持下要求撤離越南。於是，美軍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爛攤子沒兩年就被北越「統一」了。百萬南越人民不願在北越政權下生活，變賣家產換黃金給蛇頭，乘坐漁船「投奔怒海」，為香港和美國製造了綿延多年的難民危機。 太陽底下無新事。2010年左傾總統奧巴馬下令從伊拉克撤軍，直接造成了一大幫伊斯蘭恐怖組織群魔亂舞，最極端的IS從中崛起，佔領了大片伊拉克領土並蔓延到敘利亞。正是IS的荼毒使中東幾乎淪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難民以土耳其為跳板逃亡歐洲。敘利亞難民危機比越南難民強烈千萬倍，乃因穆斯林難民從意識形態上仇視西方。與親美的南越難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歡迎南越難民，卻對穆斯林難民張開懷抱，請它們來對西方社會基礎進行最徹底的破壞。 越戰中，左派最高法院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最終致使美軍撤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左派沒有祖國 左派與「國有難、回必亂」的伊斯蘭教徒們一樣，也是教在國先，有教無國。《共產黨宣言》里開宗明義說：工人沒有祖國（恩格斯的繼承者倍倍爾、伯恩斯坦、考茨基從1900年就反對八國聯軍進攻清國，一戰也強烈反戰）。左派的宗教就是共產主義及其革命理論。經過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飾，這套理論成功地由民權、女權、同性戀者權利、氣候變暖、普世價值、全球化進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裝，讓左翼看起來彷彿改換了門庭。其實它們的終極目標絲毫沒變，依舊是「砸碎枷鎖」，「解放全人類」。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現在用全球化來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鎖」，現在用逆向種族歧視、逆向宗教歧視來合法地將整個西方價值觀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紀發動了三次大進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為歐美政經、文化、學術等精英領域奠定了左傾格調；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戰嬉皮士；第三次是柯林頓和奧巴馬。奧巴馬將穆斯林極端主義和伊斯蘭教法引入美國，而歐洲諸國也幾成歐羅巴斯坦。IS的出現，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兩派都抓住了這個偶然─必然之機，展開大搏鬥。 對於左翼而言，這只不過是它們一兩百年來連綿不絕攻勢中的一環。對於右翼而言，這卻有可能是最後一搏。因為五十年代民權運動增加黑人選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納拉美人口，雖然衝擊了共和黨，但畢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敵人。但信奉伊斯蘭教法的穆斯林們大批湧入，卻是真正致命的。伊斯蘭教根本不允許改信，千年以來也沒有向文明演進，二十世紀奧斯曼帝國滅亡以後，反而在沙特酋長們的影響下變得越來越原教旨─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對抗性、排他性及戰鬥性。 右翼沒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總攻中失敗 也許算是一個神跡 越戰的失敗，令美國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人心惶惶，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種族暴力衝突無日無之，另一方面則是蘇聯國力與日俱增，其世界性擴張無法遏止，駸駸然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勢。眼看美國從肉體到精神將走向全面敗落，保守派終於在絕地中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會、對蘇聯的屈膝獻媚、道德瓦解和過度平權方面太過激進，尤其是阿以戰爭後左翼學生堅決反對以色列，引起了許多原先屬於泛左翼的自由派猶太知識分子不滿。這些知識份子基本都是猶太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弟子，將「猶太－基督教傳統」奉為圭臬，他們孜孜不倦地展開了與左翼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纏鬥，在最高學府的前線守住了保守派的陣地。後來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就是論戰中產生的名著。他們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主要信奉兩條政治哲學： 一，自由民主與專制水火不容，民主陣營應堅決反對暴政；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他們強調美國的新羅馬屬性，指出必須用戰爭等激烈手段對抗邪惡暴政。在里根和小布希任內，新保守主義者紛紛進入內閣，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主導者，從格瑞那達戰爭、星球大戰計划到911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無不出自他們的手筆。 比新保守主義 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誠者」更猛烈的反攻來自於基督徒 美國基督教真正的「覺醒」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為議員麥卡錫的「反共十字軍」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共組織「基督教聖戰」的創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師、「美國基督教會協會」的創始人卡爾．麥金太爾成為了麥卡錫的智囊，有些演講稿都是他倆起草的。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不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思潮，更像是與一個基督教對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傳播的障礙，是魔鬼的陰謀，必須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佈道家傑瑞．法威爾發起一系列「我愛美國」集會，拒絕「政教分離」原則，熱切地將傳教活動與右翼政治價值觀結合起來。以道德高潔的基督徒形象爭取宗教右翼選票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當上總統後，卻不推行右翼價值觀，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爾失望之餘，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數派」組織，力圖通過挫敗民主黨的激進社會議程，將處在「道德崩潰邊緣」的美國挽救回來，以聖經重塑美國的道德體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內，「道德多數」就擁有40萬成員，預算資金高達150萬美元。與此同時，帕特．羅伯森創建的「耶穌的華盛頓」組織周日祈禱，吸引了20萬福音派人士參加。除了發動追隨者投票給推薦的候選人以外，右翼組織還派人出席共和黨大會，甚至親自出面參加競選。1979年，羅伯森和法威爾等人經過與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舉行了多番會談，確定里根為他們的最佳人選。 謀求連任的卡特卻被法威爾當頭一擊，直接打敗。卡特說，「那個秋天（1980），由傑瑞．法威爾領導的一個小組在南方的廣播和電視上購買了1,000萬美元商業廣告，讓我成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基督教之聲」的策略專家科內爾．多那揚言：「1976年，基督徒幫助傑米．卡特以微弱優勢獲勝。在1980年，我們將使形勢逆轉。」 「基督教之聲」和「道德多數」發動了二百萬名福音信徒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在新教徒當中，里根獲得56%的支持，而競選連任的卡特獲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獲的10%選票中，三分之二來自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組織還在加利福利亞和阿拉巴馬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幫助共和黨人成功競選國會議員。 從此，以基要派、福音派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與共和黨結成聯盟，參與共和黨大會，選擇共和黨候選人，並深度影響共和黨的政治議程。共和黨在里根時代堅定的反共、反墮胎、反女權、反同性戀等立場，均源於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對左翼的反攻來自於文藝界中的保守主義者 文藝領域中對公眾具有最廣泛而直接影響的非影視莫屬，所以共產國際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全世界電影行業進行滲透，包括歐陸諸國，靠著所謂的「先鋒藝術」、「蒙太奇電影」（《戰艦波將金號》）的鼓吹，實現意識形態（「革命」）的植入。 針對美國好萊塢，共產國際的滲透更是無孔不入。列寧的好朋友威利．閔岑伯格受託進入美國，專事締造紅色好萊塢。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當時美國影壇，還將大批電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學英美學院學習，赤化好萊塢的第二代第三代。麥卡錫議員曾經將清算的矛頭指向好萊塢，時任演員工會主席的羅納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國會聽證會，揭發美共成員。作家兼編劇海明威、演員兼導演卓別林都被打為蘇聯間諜，人盡皆知。被譯介過來，所謂「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多半是左翼電影，如《正午》、《北非諜影》、《十二怒漢》之類。
二戰時期，日本多次妄圖置蔣公和麥帥於死地，沒想到，兩位英雄在戰後都成了日本永世難忘的恩人。「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造福謀利的成就堪稱名垂青史的奇蹟。」 精神人格 感人落淚 歷史上讓無數人追隨的豪傑英主，除了過人的膽識勇略，其精神人格往往感人落淚。蔣公與麥帥的這種精神特質，是他們長存於歷史，為人所銘記的一個原因。 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追隨領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陳誠說：「委員長每次受挫復而再起，以一身擊天下之重，宵旰憂勤，日理萬機，竟能抽出時間來以手翰相誡勉，……當時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將領，奉到委員長的手翰，當然認為是一種殊榮，而有知遇之感。『士為知己者死』，是中國士人的一種傳統觀念。我既蒙此殊榮，能不感激圖報，繼之以死嗎？」 1958年，張學良在台灣大溪見蔣公。張淚涌，蔣濕眶。張回憶說，當時對蔣公講：「我先前一直存著一個幻想，誤認共產黨也是愛國份子，希望國共合作來救中國。數年來共匪的作風，使我覺醒，我是幼稚愚魯，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無識。……總統未作答，只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除了軍界，在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對蔣公由衷的感佩。林語堂寫下：「他（蔣公）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 秦孝儀在懷念蔣公時寫道：「民國五十五年，孝儀曾輯印『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祝公八十純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牆如見，謦欬莫聞，每展遺編，愴然涕下！」 同樣，麥克阿瑟將軍也給很多人留下難忘的回憶。他的一位士兵多年後回憶說：「他是士兵之魂，儘管他要求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拿出士兵的樣子來，但他不做作，很友善。他總是首先考慮士兵，收集給養，檢查腳凍傷和戰壕足，把熱飯給他們送到前線，妥善安排一切事情。我在他身邊待了一年半，作為軍人他從未出過錯。」 在一戰中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傳令兵埃廷格受命給麥克阿瑟送去一些文件。在黑暗泥濘的道路上，他十幾次跳下駕駛的車，以避免和載重卡車、行軍士兵相撞。當他來到麥克阿瑟面前時，除了一身爛泥，軍服也被撕破了十幾處，身體到處是流血的傷口，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麥克阿瑟謝謝埃廷格送來文件，一隻手握住他的手，另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說：「埃廷格，你是個好兵。」全身濕漉的士兵差點哭出聲來。 麥克阿瑟轉身對一名軍士說：「去把我的廚師找來，讓埃廷格沖個澡，吃頓熱飯。要豐盛些。然後叫負責給養的軍士給他一套新軍服，為他找張床歇一晚上，天亮後再讓他返回團部，而且要天氣好轉以後。」 厚德遠略 防日赤化 對於普通民眾不理解的戰後對日戰略，1952年，蔣公說：「當時我已料到大戰後的俄帝東侵的危機，要保持戰後日本免除赤化的憂慮，所以在開羅會議中，力主日本人民有選擇他自己國體的權利；……不僅提早了日本的投降，並且保持了戰後日本國家的完整。直到今天，東西德的分立，使中歐成為今日歐洲的火藥庫，而完整的民主日本卻成為太平洋對俄防線的中心基地之一。這是我們稍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防日赤化這一點上，蔣公與麥帥有著高度的共識。蔣緯國在自傳中談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獲得了艱苦的勝利，他（父親）為了彌補西方人在雅爾達會議中所顯現的自私，提出了以德報怨的方法。本來父親的觀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國對日本以德報怨，同時也要求歐美同盟國對德國、義大利以德報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將共產勢力阻絕在亞洲北大陸間，不讓共產勢力蔓延至太平洋。他也呼籲亞洲大陸與歐洲大陸注意共產主義的發展。歐陸各國曾經做了一些措施，而亞洲則在歐洲人的自私下形成了大亂。麥帥接到了父親的通知之後，相當注意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產主義不至於在戰後立即瀰漫於日本；另一方面，由美國獨家派遣佔領軍，其他的參與國派遣象徵性的行政部隊，使蘇俄的軍隊無法進入日本本土。」 麥克阿瑟曾在東京對一位從美國來的客人說：「美國的前線在亞洲。我們不能像把歐洲扔給共產主義那樣，再把亞洲拋棄給共產主義。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一樣，我們也應在兩個前線同時作戰。不管在中國發生了甚麼，我們在亞洲還有機會，我們擁有惟一的機會是使日本人民進入到一個好的社會。亞洲有個俗話—日本是亞洲的未來。亞洲接下來的百年歷史，乃至接下來的千年歷史，可能要在日本這裡得到確定……」 日本恩人 永世不忘 二戰時期，日本多次妄圖置蔣公和麥帥於死地，戰後，他們成了日本民族的保護神。蔣公逝世後，日本愛知縣設立「中正神社」表達感恩之情。碑文寫道：「本社是為了紀念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當日，蔣公曰：『與人為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興旺。想來對於戰敗國，這種寬容是各國領導人所未見的。大恩無以為報，特立斯社於此，以表誠摯感謝，永世不忘。」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在台北逝世，日本政府發唁電稱：「蔣總統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蔣中正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戰後重建與復興。蔣總統的逝世對日本國民有如晴天霹靂，有良知的日本國民莫不悲痛萬分。」 蔣公逝世的消息一經傳出，日本媒體紛紛報導：「蔣先生有恩於日本，舉國哀悼之。」《朝日新聞》社論說：「蔣中正的光榮在領導八年對日戰爭取得勝利時達到高峰，使鴉片戰爭以來遭列強欺凌陷入半殖民的中國，一躍與美、英、法、俄並列五強之一。反對廢止日本天皇制度、反對分割佔領日本，並以德報怨，其寬大胸懷，使我們銘感五內。」 再說麥克阿瑟。二戰進行到1942年，日軍向巴丹大規模增兵，同時宣布，若能生擒麥克阿瑟，將在東京帝國廣場絞死他。 1945年8月起，作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統籌對日本的軍事佔領。到1951年4月，麥克阿瑟收到解除其聯軍指揮權的命令時，日本已對麥克阿瑟感念至深。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說：「正是他（麥克阿瑟）的軍事天才贏得了對日戰爭。正是他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固有的敵意。」 1951年，在即將回國的路上，約25萬日本人站列在使館通往機場的道路兩側，很多人低頭流淚，這是在表達日本人對麥克阿瑟，在戰後擔任駐日盟軍總司令期間，對保存日本傳統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感恩。 日本首相吉田茂：「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造福謀利的成就堪稱名垂青史的奇蹟。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的混亂和衰敗之中挽救過來，引上恢復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將民主深深植根於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是他為和平解決方案鋪平了進路。他自然受到了我國全體民眾最深切的尊敬和愛戴。我國對他的難捨之情我已無法言表。」 戰後建設台灣日本 戰後，蔣公在台灣、麥帥在日本，確立了兩地的政治制度，他們傾力所做的改革和建設，開創了兩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蔣公在台灣從經濟、政治、物質、心理、社會、民生等多方面進行建設。蔣公推行孫中山先生禮運的經濟理想，「西洋的經濟學說，以慾望尤其是個人小己的慾望—私慾為出發點，充其所至，生產技術與國防技術，不獨不能為民生服務，反而役使民生，甚至於毀滅人性。中國的經濟學說與此不同，我們的經濟學說以人性為出發點，以民生為目地，一切經濟制度與政策，都要順應人性，服務民生。」 在土地政策方面，蔣公講道：「民生主義的另一要義是平均地權。這就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凡以暴力或強制方法來解決者，必立即歸於失敗。……但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縱令可以平均分配，很短時間以後，便會再起不均的現象。今天貧農殺富農，明天貧農有了一點積蓄，豈不又成了富農？」 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蔣公把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教育的重點，堅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文化復興運動草創之初，蔣公事必躬親，在他的督導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向年輕一代普及中華文化傳統精華。 同時，蔣公在台灣保障信仰自由。台灣最大的宗教是佛教與道教，其他門類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無事。 在戰後的日本，麥克阿瑟擁有絕對的權威，他所想所做的一切，在歷史上留下了垂範後世的功績。麥克阿瑟寫道：「佔領政府的運作模式在現代史上是僅有的。作為職業軍人，我卻承擔民事職責，對將近8,000萬人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我將一直保有這一大權，直到日本能夠向世界證明這個國家已經準備好、有意願並且有能力成為所有自由國家大家庭中負責任的一員。」 「我深諳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優劣所在，因此認為自己計劃中的改革應該同時帶給日本現代的進步思想與實踐。去軍事化是第一要務，接下來的任務包括懲治戰犯、建立議會制政府雛形、對憲法進行現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選、賦予女性選舉權、釋放政治犯、解放農民、建立自由勞工運動、鼓勵自由經濟、廢除軍警鎮壓的做法、營造自由而負責的媒體氛圍、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權、實行政教分離等等。」 「這些任務佔據了我接下來五年以上的時間。儘管其中有些做起來相對容易，有些遭遇困難，但所有任務最終均告完成。隨著改革的推進，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時，日本民眾與我這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之間還建立起了一種獨有的互信關係。我一直致力於為日本民族爭取公正的對待，甚至不惜違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國的意志，當日本人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後，他們就不再視我為一個征服者，而是開始將我當作日本的保護者看待了。」 「由於被賦予如此巨大的權力，我面臨著一生中最艱難的處境。權力是一回事，如何運用則另當別論。軍事知識幫不上忙，我必須成為經濟學家、政治家、工程師、生產主管和教師，某種程度上我還得成為神學家。我必須重建這個幾乎被戰爭徹底摧毀的國家。無論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樣的倫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靈魂深處對人類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須用榮譽、公正和同情來填補日本在政治、經濟、精神層面的空虛。將日本民族從軍事極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從政府內部推進自由化。在這一過程當中，日本儼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實驗場。盟國的初衷是摧毀日本的戰爭潛力並懲罰戰犯。然而日本的實驗必須走得比這更遠，對此我心知肚明。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在現代企圖通過軍事佔領來征服一個國家是註定要失敗的。」 在蔣公與麥帥的主導下，台灣和日本在戰後出現了經濟奇蹟。日本從廢墟中建立了經濟強國。到1975年蔣公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達697美元，僅次於日本，為亞洲第二。
2017年，日本一所大學從一家日本舊書店買進《論語》紙抄本進行研究。最近，經過研究團隊持續調查，發現這本《論語》紙抄本可能是中國南北朝時代南梁學者皇侃所執筆的「論語義疏」，如果扣除先前出土的竹簡，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紙抄本。 據中央社援引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最近，日本發現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論語紙抄本，專家認為，這份紙抄本是一窺論語原來樣貌的重要資料。 《論語》是記錄距今約2500年前中國思想家及教育家孔子言行而進行彙編，裡面記載了許多儒家思想、做人道理和一些春秋時期古人的生活方式與說話方式。著名詞句「溫故知新」、「四十不惑」、「不二過」等皆來源於此處。 這個抄本在日本被發現，是註疏論語「論語義疏」一部分，由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3年前在舊書店購入，並於近日開始正式對外展示。 經過研究團隊的調查，從文字字形及紙的材質研判，這份紙抄本應是6世紀左右在中國所書寫，它是通過派往中國隋朝和唐朝（618-907）的日本使團帶到日本的，並被日本平安時代的藤原氏所收藏。 負責調查工作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佐藤道生說，這種一代傳一代的東西非常古老，能奇蹟似地保存至今令人吃驚。 他還說，「這次的發現，可以一窺《論語》較原始的樣貌的貴重資料，可以拿來跟現存其他的抄本進行對比，讓我們更接近《論語》本來的樣貌。」 據日本朝日新聞中文網報導，這份抄本應屬中國南北朝時代由南朝梁學者皇侃所執筆的「論語義疏」中「卷5」的對應部分。 抄本由20張紙黏貼而成，並製作成長27.3公分的捲軸。慶應義塾大學2017年從1家舊書店中購入，並組成研究團隊持續進行調查。
9月30日是已故中國著名作家張愛玲誕辰100周年。在這一天，谷歌搜索引擎首頁特意放上一張穿著紅色旗袍、梳著波浪瀏海的民國女子圖片，配以張愛玲知名作品《紅玫瑰與白玫瑰》，以示對張愛玲的追思。張愛玲出生地上海，近日也有民眾發起多場紀念活動。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出身名門的她，曾就讀香港大學、聖約翰大學，受過良好的中西教育。當年她以小說「傾城之戀」、「心經」、「金鎖記」等震撼文壇，在她百歲誕辰之際，Google首頁也特別放上她的插畫肖像作為紀念。 據中央社報導，上海民間團體或書店也發起10場左右的活動紀念張愛玲。張愛玲的研究者陳子善說，「這樣已經很不錯了，超乎我想像。」 張愛玲在台港享有盛名，但在大陸文壇受重視的情況反而經歷波折。 1940年代她在上海就已經成名，1952年離滬赴港，1955年到美國定居；張愛玲的創作不符合中共政權下的主旋律，就此在大陸消聲匿跡。 直到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文學領域也得到鬆綁。 71歲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陳子善研究張愛玲30餘年，他表示，要說張愛玲的研究或話題在大陸還有什麼禁忌的話，一個是大陸至今沒有出版她被視為反共小說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另一個則是她的前夫，曾在汪精衛政府擔任宣傳部次長等職的胡蘭成，胡蘭成被認為是漢奸，「如果張愛玲和胡蘭成沒什麼瓜葛，那情況可能不一樣」。 陳子善認為，一個作家的百年能有這樣的紀念，在當下的中國已經很了不起，尤其官方的文匯報和澎湃新聞都報導了有關張愛玲的研究文章和紀念活動。 除大陸外，台灣皇冠文化集團也為紀念張愛玲百歲誕辰在9月特別規劃「張愛玲月」等一系列紀念活動。推出從未發表過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首度曝光張愛玲與友人書信往來的私密信件。書信往來始於1955年，止於1995年，超過700封書信，字數高達近70萬字堪稱是研究張愛玲最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皇冠」雜誌9月號也特別製作「張愛玲傳奇100年紀念特輯」，並完整收錄百張照片、插畫、手稿，等，幫助讀者深入了解張愛玲的創作軌跡。
得神護佑 勇敢達觀 中國有句古話「王者不死」，擔負著巨大責任與使命的英雄人物自有神的護佑，這一點，都多次在蔣公與麥帥身上體現出來。 抗戰期間，日本對中國抗戰指揮中心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針對全國最高抗戰統帥蔣中正進行了多次轟炸「斬首行動」。 1939年5月，日軍近百架轟炸機對重慶中心區進行大規模轟炸，重慶的防空警報響個不停。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廳、蔣中正官邸沒有停一輛車，連美國贈送給宋美齡的別克座駕都參加救援工作。蔣中正和宋美齡也多次出現在最危險的街道指揮救援。1941年是日機空襲重慶最兇惡的一年。當年8月，日軍情報獲知蔣中正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立刻制訂轟炸計劃。8月30日，27架零式轟炸機，低空飛行轟炸重慶黃山蔣公官邸「雲岫樓」，並轟炸市區內曾家岩國民政府。 炸彈下落時，蔣中正正在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重傷。蔣公在日記里記載了險情：「余與軍事會報各同志在黃山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一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岩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 蔣中正座駕飛行員衣復恩回憶，蔣公深具軍人本色。多次共軍炮彈已打到機場旁，他仍臨危不亂。1949年11月29日午夜，重慶淪陷前夕，蔣公一語不發登上飛機。由於沒有任何交代，大家只好在飛機旁等待。眼看共軍逼近，在場大員面面相覷，衣復恩硬著頭皮登上飛機，稟明情況緊急，建議儘速起飛。蔣公回答：「好吧！」頓時全場沸騰，飛機離地升空不久，共軍就攻陷了重慶機場。 一戰期間，麥克阿瑟率領彩虹師赴法參戰，他作戰勇敢，常常第一個衝出戰壕奔向敵軍，也因屢立戰功不斷升遷。他在戰場上活捉過德軍上校，他的勇敢和所向披靡使他成為一戰中獲勛最多的美國人。 與德軍大舉作戰前，他習慣夜晚偵察，尋找敵方防線的弱點。一次，麥克阿瑟率領巡邏隊找到德軍防禦鐵絲網稀疏的地方，他們在黑夜的地上爬行，偵察著德軍側翼。突然一陣猛烈的炮火襲來，大家滾進散發著濃煙的淺彈坑。麥克阿瑟從一個彈坑躍進另一個彈坑，低聲呼喚隊伍跟上他，他呼喚每個士兵時都使勁搖動他們，以為他們也像他一樣已經完全精疲力竭。然而，接下來他意識到一個事實：所有的人全都死了。他獨自一人逃生，在狂風暴雨般的炮火下倖免，而且毫髮無損，這隻能是命運，他之所以倖免是因為受到全能的神的保護，其他的解釋都不通。 有「血膽」之稱的巴頓親眼見識過麥克阿瑟的勇敢，他告訴家人，麥克阿瑟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他曾給妻子寫信描述：「我正好行進在一個旅的陣地上。他們都卧倒在彈坑裡，但麥克阿瑟將軍沒有，他站在一個小高地上……我走過去，一陣炮火向我們襲來……我想兩個人都想離開但又不肯開口，於是我們就等著炮火向我們撲來。」當一發炮彈在他們身邊爆炸時，巴頓向後退了一步。麥克阿瑟幽默的說：「別害怕，上校，你是聽不到打中你的那發炮彈的。」這一天麥克阿瑟在戰場上的表現使他贏得了巴頓將軍永久的尊敬。 麥克阿瑟的達觀將由美軍另一位五星名將李奇微講述。1951年4月11日，在韓戰中，當麥克阿瑟被突然解職，他的繼任李奇微同樣感到驚訝、難以置信，他認為杜魯門總統是以「粗暴的罷免方式來公然傷害將軍的自尊心」。第二天，李奇微飛往東京會晤麥克阿瑟，他寫道：「我從羽田機場直接前往他的官邱，他以非常恭敬的態度接待了我。當時，我懷著一種人類好奇的天性想看看他被解除了高級職務之後情緒上有甚麼變化。然而，他依然如故—沉著、冷靜、穩健、樂於幫助他的繼任者。他含蓄地提到自己被突然解職一事，但他的語氣中絲毫未流露出苦惱或怨恨的情緒，他是那樣鎮定地、毫不震驚的承受了這種打擊，而這種打擊對於一位處於事業頂峰的職業軍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我當時就想，這件事很能體現這位偉大人物的達觀性格。」 五星上將 厥功至偉 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列世界五強之林，國際地位提升。蔣中正因二戰期間擔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領導戰爭取得最後勝利，厥功至偉。同盟國為彰其功績，將蔣公位列五星上將，蔣中正也是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將領。 但事實上，蔣公五星上將軍銜的取得時間要更早一些。蔣公因領導北伐統一中國，1935年，政府主席林森，依國民黨通過的「特級上將授任條例」，予以頒授為五星特級上將。中國在北伐統一全局後，軍銜就有特級上將，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採用德制軍銜章，不是用美式的。蔣公的特級上將，是國家元首級的軍銜，級別不低於美國的五星上將，德、蘇的元帥。 二戰期間，麥克阿瑟歷任美國遠東軍司令、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司令，1944年，被授銜陸軍五星上將。他在一戰、二戰、韓戰中的卓越貢獻，厥功至偉。 1945年9月2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在密蘇里號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並以盟軍最高統帥之身份於降伏文書籤字，其功績閃耀史冊。 在用一生譜寫了這樣的輝煌後，麥克阿瑟晚年在西點軍校的告別演說上講道：「這樣的榮譽是沒有人不深受感動的。長期以來，我從事這個職業，又如此熱愛這個民族，能獲得這樣的榮譽簡直使我無法表達我的感情。然而，這種獎賞主要並不意味著對個人的尊崇，而是象徵一個偉大的道德準則—捍衛這塊可愛土地上的文化與古老傳統的那些人的行為與品質的準則。這就是這個大獎章的意義。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它都是美國軍人道德標準的一種體現。我一定要遵循這個標準，結合崇高的理想，喚起自豪感，同時始終保持謙虛……」 戰友會面 互相仰慕 1950年，杜魯門在支援蔣介石的問題上讓步，他建議先派出一個調查團去評估是否有必要協防台灣。參聯會把這項任務委派給麥克阿瑟，委任他任調查團團長。 接到委任，麥克阿瑟立刻飛往台灣，與他同行的還有許多高級軍事將領，為此美軍動用了兩架C—54運輸機。途中，麥克阿瑟電告五角大樓說，如果中共入侵台灣，他將用三個F—80噴射戰鬥機中隊將之擊退。 7月31日，麥克阿瑟從東京飛到台北，蔣中正親往機場迎接。當年8月7日的《時代》報導，記錄了這次轟動全球的歷史性會晤：他們兩位已在歷史所提供的不同戰場上，作戰將近40年，但從未謀面。上周，在長期的戰鬥之後，兩位戰士終於在同一場戰鬥中肩並肩站到了一起。在冷淡國民黨台灣一段時間後，華盛頓開始認識到應該評估蔣。台灣省長吳國楨尖銳地指出這一事實：「在世界的這一地區，只有國民黨政府才擁有一支規模可觀、具有廣泛號召力和戰鬥信念的軍隊。」美國用了很長時間才得出相同的結論。 蔣公、麥帥兩度會談，並分別發表聲明。蔣公謂，與麥帥會談已奠定中美共同保衛台灣與軍事合作之基礎。麥帥在台北上機前，宣布他已同蔣公商定阻止共黨攻擊台灣之辦法。 他說：「我此次訪問台灣的首要目的，是對台灣（包括澎湖列島在內）防禦可能攻勢之潛力，作短促的考察。在目前情況下，不容對台灣有軍事侵略的行為，這個政策是早就聲明了的，我的責任和目的是執行這一決定。我在此間與各級人員的會商，在各方面說來，都非常友好融洽。所討論的問題中，其一是中共政府迅速而慷慨地建議派軍參加朝陽的聯合國軍隊。可是，各有關方面均深信，這樣的行動在目前會嚴重地損及台灣的防禦，是不適宜的。現已完成我所指揮的美軍與中共政府的軍隊有效合作的辦法，以對付敵軍愚蠢到竟然企圖發動的任何攻擊。照我看來，這樣的企圖很少有成功的機會。我有機會會見了我在上次大戰的多年戰友蔣介石委員長，心裡非常愉快。他抗拒共產主義統治的不屈不撓的決心，讓我真誠仰慕。他的決心，與美國人與太平洋區一切人民獲得自由，不為奴隸這一共同目地，是一致的。」 1964年4月5日，麥克阿瑟將軍逝世，壽享84歲。4月6日，蔣中正電麥克阿瑟夫人致唁：「驚悉麥克阿瑟將軍逝世，美國及全世界蒙受巨大損失，本人同聲哀悼。將軍為智仁勇兼備之模範軍人與政治家，其在戰時之卓越領導，對真理正義之珍視，對為壓迫人民重獲人類尊嚴所作之無我貢獻，以及其為和平奮鬥不屈不撓之精神，均為一光芒萬丈之象徵及全世界自由人民鼓舞精神之泉源。其豐功偉業，將為目前仍在繼續反抗暴力，反抗侵略及反抗奴役之愛好自由人民，永誌不忘。夫人為將軍摯愛之同道與忠實之伴侶，本人等茲謹致誠摯唁慰之忱。願上蒼祝福並賜助夫人及閣府，願夫人與將軍過去共同生活之美滿歲月，永為將來慰藉之泉源。」 麥帥在回憶錄中，稱蔣公是他的「老戰友」；台灣的第一條高速公路，被命名為麥帥公路（麥克阿瑟公路）。由此可見兩位英雄在彼此心中的地位。
熟讀兵書 涉獵廣泛 蔣中正：「講到我國古代的軍事哲學，要推孫子兵法為最精微。」「我們中國很多寶貴的古書，都是治兵的重要書籍……尤其以孫子十三篇為中國治軍最要緊的法則。」 他在1929年的《精神講話》中說：「關於教兵練兵，大家有幾部書必定要看，除了總理的書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第二是曾國藩胡林翼的書要看的多，這三種書湊合研究起來，便曉得我們中國人的心理。便曉得要怎樣的訓練，才能訓練出中國的精兵。」 受父親小亞瑟．麥克阿瑟將軍的影響，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也非常喜愛中華歷史文化，他兒時最愛的書籍之一就是《孫子兵法》，他曾說：「中國人是戰爭的奇才。」 麥克阿瑟讀書涉獵廣泛，包括歷史、人物傳記、哲學、法律和自然科學，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懂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國語言。他在非正式場合的談話以繪聲繪色聞名，扼要而中肯，從不停頓以選擇詞句或組織思路。 明察時世 大志雄韜 蔣公對於20世紀的世界變局、戰略格局看的可謂深遠，現僅舉兩例說明，一個是有關世界大局，一個是國際間所謂的「集體安全」。 蔣公：「現在國際的關係非常複雜，一個國家在這種複雜關係的國際環境中，要想求生存發展，尤其是要想從危亡中求復興，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直截輕便的事情，必須就各方面認清時代環境的諸般關係，從而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才能看清自立自強之道，而妥籌適合時代應付環境的辦法，達到禦侮復興的目的。中國自海通以來，因為國際交通和科學文明發達的原故，早已成為國際社會中主要的一分子，而且是整個國際關係中最複雜的一環，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思想各方面的演變，無不受國際環境的重大影響。現在中國問題完全是一個世界問題，而且是一個世界的中心問題。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的出路，一定要先認識世界大局。」 「國際間還有一件事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所謂『集體安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各國都飽受大戰的痛苦和教訓。凡是比較滿意於現狀的國家，都想維持現狀以保持本身的安全。譬如英法兩國的一切外交活動，便是以此為中心目標。……本來所謂「集體安全制」並不是現在新出的和平理論，所有歐戰以後的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以及蘇俄與各國所締的互不侵犯條約，都不失為維持世界和平的工具，都是根據『集體安全制』的理想。但是在事實上因為各國始終只是為自身利害打算，一到和他的利害發生衝突時，便不惜破壞集體安全制度，推翻一切國際條約，以遂其企圖，而擾亂世界的和平。」 蔣公不僅明察時世，更有大志雄韜，留學日本期間，一首《述志》豪氣堪比岳飛：「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剛從西點軍校畢業沒多久的麥克阿瑟隨父親進行了8個月的對亞洲局勢的深入考察，他當時就提出日軍可能會侵略中國的看法。 在實戰中，麥克阿瑟多次運用「上兵伐謀」的戰略思想，以出奇制勝。太平洋戰爭中，他採用「跳島戰術」（越島戰術），充分發揮海空機動優勢，以低代價獲得高成果，成為軍事史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典範。麥克阿瑟說：「這種戰爭方式的實際應用，就是避免以大量的傷亡進行正面的攻擊，就是避開日軍據點；切斷補給線，使它們無所作為；就是孤立他們的軍隊，使他們在戰場上餓死……這就是我調動部隊與擬定作戰計劃的指導思想。」韓戰中著名的仁川登陸，是麥克阿瑟戰術指揮的又一顛峰之作。 麥克阿瑟更為深遠的戰略思想，要提到美國的太平洋戰略。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亞太戰略的演變，幾乎沒有超越麥克阿瑟構思的太平洋戰略框架。 麥克阿瑟指出，亞洲擁有世界一半的人口和60%的自然資源，亞洲各國獨立後，世界事務中心將轉回亞洲。他將夏威夷島、中途島、關島到菲律賓分散的島嶼稱為「島鏈」，「我們守在那裡就是對各種進攻的銅牆鐵壁般的防衛。守衛西太平洋上這條無形的防線，完全依賴於控制島鏈的任何一個環節，任何敵對力量突破了島鏈的一個環節，該島鏈的其它環節也很容易被突破。」 他還預言：「不管軍情多麼緊急，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能讓台灣落入中共手中。如果台灣失陷，將立即威脅到菲律賓的自由，日本也會失去，甚至逼迫我們把西部防線收縮到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海岸一帶。」 蔣公講：「國際間還有一件事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所謂『集體安全』。」（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培養精神 打造部隊 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德關係開始復興。蔣中正聘用了大批德國軍事顧問，以德國先進的軍事技術方法訓練軍隊，同時以德國的新型武器裝備各部隊。 1927年，德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Hermann Bauer）來華，出任第一任駐華德軍總顧問。他對國軍進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調研後，以全德式裝備，幫助蔣中正組建了一支教導隊，這是國軍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雛形。後來，第二任駐華德軍總顧問喬治．魏澤爾（Georg Wetzell），將原教導隊擴編為三個師，這便是最早的三個德械師。 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不斷加緊對華軍事侵略的嚴重形勢下，南京國民政府把全面軍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國。德國希特勒政府也迫切希望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從鎢礦資源豐富的中國進口一批鎢礦作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中德關係進入和諧與活躍的時期。 與此同時，蔣中正開始推行新生活運動，對軍民進行精神上的培養。1934年3月，他講道：「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軍事化運動就是要從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的確實做到『全國總動員程度』。……但是軍事化最基本最要緊的條件，還不在乎技藝之末，仍在乎精神之本。所以第一要使全國國民實踐禮義廉恥。」 1934年5月，前德國陸軍總司令，「德意志國防軍之父」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出任第三任德國駐華總顧問。他來華任職，足見當時德國政府對華關係高度重視。塞克特在華期間，提倡「堅強的、一心一德的領導」，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對涉及經濟、財政，首先是民眾教育與宣傳等每一項國家措施加以通盤考慮。」 根據塞克特遞交的《陸軍改革建議書》，蔣中正決定從1935年起施行「60個整編師計劃」，打算用6年時間，以德式裝備和編製組建60個現代化的陸軍師，「德械師」一詞便由此而來。 直至全面抗戰爆發時，德國幫助完成了20個「德械師」的編製。隨著日軍侵華，中日矛盾加劇，1938年2月，歐洲局勢發生變化，不久，中德合作被迫終止。 中德密切合作期內，有四位德軍將軍、135名德國顧問先後來華任職。約有30萬國軍裝備了德式武器並接受了德式訓練，國民政府還在德國人的幫助下開辦兵工廠和軍事學校，大大增強了國軍的紀律和戰鬥力，尤其增強了戰鬥信心。 雖然在已完成整編的二十個「德械師」中，每個師所配的德式裝備都參差不齊，接受德式培訓的程度也不盡相同。但是，這十年的軍事活動大大增強了中國的國防實力，為日後在正面戰場上牽制、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做出了積極準備。 其中，裝備訓練最完全的第36、87、88師，在兩次淞滬會戰中，表現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而且，德械師在當時並不打算做為作戰部隊使用，其中教導總隊是樣本師，基本都是由精心選拔的高素質士官組成，是為了以後要安插到各個部隊當種子用的。 可惜抗戰中，蔣公在選擇全面抗戰的時間上被迫提前了。如果再有一兩年的準備時間，國軍就能接受更多的德式裝備和德式訓練，中華民國就不會陷入血戰八年，付出極大犧牲的地步。 再來說麥克阿瑟。20世紀30年代初，人們對和平的本能渴望變成了強烈反感一切與軍事有關的事物，好像是軍隊引起了戰爭，而不是戰爭產生了軍隊。在經濟崩潰之前，胡佛就一直在壓縮政府開支，尋求削減陸軍部的軍費。 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暴跌，不可避免的引發了經濟衰退。 1930年秋天，美國瀕於崩潰邊緣。同一年，麥克阿瑟晉陞四星上將，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當時正值全球經濟大蕭條，國會意圖裁軍。 麥克阿瑟敏銳的看到在人們厭戰情緒下，政府削減軍費以及裁軍，將給未來帶來嚴重後果。他用豐富的歷史知識告訴人們：「在過去的3,400年里，只有268年，也就是說只有不到8%的時間內沒有戰爭。」他發出警告稱，在一個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世界上，不備戰是多麼危險。 麥克阿瑟多次向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致公開信，強調總參謀部認為的人比物資更重要的觀點。麥克阿瑟指出：「一支軍隊可以缺乏物資，它可能服裝不足，住房緊張，甚至裝備落後，但在作戰時，沒有有經驗的軍官指揮，它必敗無疑。足夠的、訓練有素的軍官隊伍是成敗的關鍵。」 他每一年都成功的阻止了的削減陸軍的議案。不可思議的是，他竟使美軍飛機數量增加到2,300架。 麥克阿瑟的堅持，證明了他的遠見和日後影響到全球格局的戰略勝利。很多人認為，如果沒有麥克阿瑟，美軍在二戰中將是一支二流軍隊。 在對美軍作戰精神的培養上，他多次強調：失去了戰鬥精神的富裕民族註定要被貧窮但好戰的民族征服。 在二戰爆發前的備戰中，麥克阿瑟注重讓空中力量成為諸兵種合成部隊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在這方面的先見之明，使得在即將到來世界大戰中，美軍在進攻或防禦中，成為一支由飛機、坦克、卡車、炮兵和步兵組成的聯合部隊，讓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都不能望其項背，只能自嘆弗如。
1945年的1月27日，是納粹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解放的日子。從1940年起，這個位於波蘭南部的死亡集中營，屠殺了約110萬人，其中9成受害者是猶太人。 然而在這段人類黑暗的歷史中，卻有一段戀情，在這片死亡的焦土上發芽…… 集中營首席刺青師 1942年4月，26歲的拉萊．索科洛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押上納粹德國的貨車車廂，運到了有「死亡工廠」之稱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隨後，他被納粹分子在左臂上用藍色墨水刺下一個冷冰冰的編碼——「32407」。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每個被囚禁的人都擁有一個這樣的編號。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只有兩種囚徒——有勞動價值的和沒有勞動價值的。有勞動價值者，或體質具備「活體實驗」條件者會被留下來；而沒有價值的，大多為老人、婦女和小孩，在抵達後未滿24小時之內，就會直接被送往刑場或是毒氣室殺害。 年輕力壯的拉萊被分配到工地擴建牢房，每天被迫進行大量的勞作，不久後，拉萊染上了傷寒症。由於拉萊幹活的手藝不錯，警衛把他交給為他刺上編號的一個法國人照顧。這位法國刺青師對拉萊頗有好感，拉萊病好之後，法國人便把他帶在身邊，教他刺青，給他庇護。 由於從小家境不錯，拉萊會說多種語言，他擅長斯洛伐克語，德語、俄語、法語、匈牙利語也說得不錯，甚至波蘭語也會一點。慢慢地，拉萊憑藉自己的「用處」成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首席刺青師。 拉萊每天都要為大批新運進來的同胞刺上羞辱的編號，他的內心十分難受。他後來這樣描述這種感覺：「首先是身心上的痛苦，其次開始明白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變成了一個個冷冰冰的號碼。在納粹眼裡，我們就是待宰的『牲畜』。」實際上，當時的集中營里有不少被挑選出來為納粹效力的囚徒，為了保命極力討好納粹軍官，有時候對待自己同胞比納粹還殘忍。 但拉萊不是那種人，雖然他被允許在行政大樓吃飯，能得到額外的配給，有休息的時間，可以單獨睡在一個房間里，甚至還有保護他「安全」的警衛，但他從來沒把自己當作納粹合作者，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離死亡更遠一些，但從來都算不上逃離了死亡的威脅。 有一名納粹軍官時常在拉萊工作的地方用詭異的眼神觀察他，有時他會恐嚇拉萊：「總有一天，我會帶你去接受『治療』。」在集中營里，「治療」是人體毒氣實驗的代名詞。 就這樣，拉萊每晚流著冷汗入睡，戰戰兢兢度過了3個月。 在地獄裡埋下愛情的種子 1942年7月，拉萊像平日一樣接過即將要刺在囚徒身上的編號數字——「34902」，接著一隻白皙纖弱的手臂伸了過來。拉萊抬頭一看，是個眼睛明亮的女孩，在這樣一雙眼睛的注視下，拉萊頓時不知所措。這是拉萊第一次為女性囚徒刺青。 那一刻的拉萊，心跳漸漸加速，同時又感到恐懼。他在心裡一次次地詛咒命運的殘酷：「難道這樣的女孩也要被送進這個殘忍的地獄嗎？」 沒過多久，拉萊，打探到編號為「34902」的女孩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塔。接著他想盡辦法關照吉塔，將多餘的口糧塞給她，千方百計為她安排較輕鬆的工作，並讓人偷偷帶信給吉塔，傾訴他的愛慕之情。 然而，吉塔的回信讓拉萊感到絕望，她說，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活著見到明天的太陽，還奢談什麼愛情呢？吉塔的絕望讓拉萊徹夜難眠，他知道，要想讓吉塔相信他，就必須先讓她相信這個世界仍有希望，於是他做了一個決定——他要幫助其他囚徒努力活下去，能救一個是一個。 此後，拉萊不僅將自己的食物分給有需要的人，還替囚徒將偷偷帶入集中營的珠寶通過相熟的警衛運出去，換進更多能夠保命的食物和布料。雖然拉萊明知自己的行動要是被納粹發現會惹來殺身之禍，但他從未卻步。 拉萊勇敢的舉動吉塔都看在眼裡。然而，即使愛情的種子已悄悄埋下，在地獄的土壤里卻不易開花。 1945年，當時的蘇聯紅軍抵達奧斯維辛之前，部分囚徒已被納粹轉移，其中就包括吉塔。蘇聯紅軍不久後攻破德軍的防線，拉萊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其他囚徒獲得解放，大夥帶著從納粹軍官那裡偷來的珠寶回到家鄉（這些珠寶本來就是納粹分子從猶太囚徒身上搜刮的）。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回到家的拉萊對吉塔仍然念念不忘，沒過多久，他把所有的珠寶變賣，再次背起行囊。他流浪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發，在火車站裡待了好幾個星期，逢人就問認不認識一位名叫吉塔的女孩。 最後火車站的工作人員都看不下去了，建議拉萊可以到附近紅十字會看看，他這才拖著沉重的步伐離開火車站。第二天，在離開旅館準備前往紅十字會的路上，拉萊看見街口走來一位女士，有著一雙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此時的吉塔還是跟三年前第一次見面時一樣，讓他怦然心動。 兩人下一秒就在街頭相擁而泣，久久不願鬆開，怕一放手就再次失去對方。 1945年10月，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編號「32407」的刺青師和編號「34902」的女囚徒結婚了。兩人婚後的生活並不平靜，拉萊和吉塔開了一個紡織店，本來生意經營得紅紅火火。他們把賺來的大部分錢都捐給了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獨立戰爭。 拉萊的行為不久後被斯洛伐克當局發現，夫妻倆都被軟禁在家，店鋪也被政府沒收。萬般無奈之下，拉萊和吉塔找機會逃出斯洛伐克，離開歐洲，最後定居澳大利亞墨爾本。兩人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他們始終低調過活，只有極少數的朋友知道他們這段秘密愛情的零星信息，就連他們的兒子最初也不太清楚父母相遇、相愛的細節。 一直到吉塔去世，他們的故事才被一位作家偶然得知。當時已90歲高齡的拉萊在作家的採訪鏡頭前提起初見吉塔時的情景，淚水仍然難以抑制地流了下來： 「我曾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刺青師，就是把囚徒的編號刺在他們身上的那種……有一天，我遇見了一個名叫吉塔的女囚徒……我把她的編號刺在了她的左臂上，她卻把這個編號刻在了我的心裡，直到現在。」 （全文轉自看中國）
現代史上，中西方有兩位傳奇的五星上將，蔣中正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他們的傳奇，既是個人的傳奇，也是歷史的傳奇。本文將從不同角度對比兩人的相似之處，開篇先從這句話談起。秦孝儀先生讚歎蔣公：「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備矣，又未必有其位與有其壽。」德、言、功、位、壽五者齊備，蔣公與麥帥都是這樣的歷史英雄。 天降大任 英偉奇才 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壽享88。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壽享84。 出生於19世紀末的兩位英雄，相差七歲，有著英朗軍人儀錶的他們，都在20世紀世界巨變的歷史舞台上力挽狂瀾。他們逝去的時間，相隔11年，逝去的日子，竟同是4月5日。 蔣中正的一生充滿了「最高」和第一。他是第一任黃埔軍校校長，歷任國軍總司令、國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華民國總統。他是中國建立共和政體後，是第一個成功統一全國的最高領導，是領導中國軍民團結抗日的最高領袖，二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公的經歷正是源於他的奇才和天降大任，他創造了現代歷史上英雄救世的奇蹟。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一生同時充滿了第一和唯一。1903年，他以98.14分第一名的成績自西點軍校畢業，創造了西點歷史上的最好成績。麥克阿瑟還有三個「最年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美軍中最年輕的准將。1919年被任命為西點軍校第31任校長，是西點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於1930年宣誓就任美國陸軍參謀長，成為美國陸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陸軍參謀長。 他是被其他國家授予陸軍元帥的唯一美國將軍，是美國歷史上參加過三次重要戰爭（一戰、二戰、韓戰）的唯一將軍。二戰時期歷任美國遠東軍司令、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司令。戰後任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和「聯合國軍」總司令等職，是對日本命運和太平洋地區影響最深遠的美國人，還是美國陸海空三軍中獲勛最多的將軍。他卓越軍事天才、戰略能力和時代賦予的獨特經歷，使他獨特於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將領。 1908年，蔣中正加入同盟會，次年首次見到孫中山。當時還是年輕軍校士官生的蔣中正給孫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孫中山對陳其美說：「此人將成為革命的中堅，我們的革命運動正需要這樣的人。」 軍事家、美國陸軍特級上將約翰．潘興是眾多著名美國陸軍將軍的導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潘興曾率領美國遠征軍取得勝利。年輕時的麥克阿瑟令潘興印象深刻：「麥克阿瑟少尉的男子漢氣質和精幹的形象，給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兩位慈母 教子不怠 蔣中正九歲喪父，蔣母含辛茹苦，教子不怠。蔣中正回憶母親時說：「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洒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佣保猥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古有岳母刺字，現有蔣母言傳身教，為中華民族培養了又一位千古英雄。 麥克阿瑟將軍的母親瑪麗哈迪也稱「粉姬」，她鼓勵麥克阿瑟學習研究歷史，瀏覽世界名人傳略，教導麥克阿瑟「永不說謊」。兒童時代起，麥克阿瑟取勝的決心就堅不可摧，粉姬小心的呵護著這種激情。麥克阿瑟一直受到母親的激勵，有人說她塑造了麥克阿瑟的性格。 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麥克阿瑟13歲那年，粉姬把他帶到了外公家諾福克，他決定賣報紙來掙些零花錢，然而街角很多賣報的小孩不喜歡再有競爭。他晚上回家時局促不安，一捆報紙原封未動。「道格拉斯，你為甚麼一份報都沒賣？」「晤……那些男孩不讓我賣。」粉姬嚴厲地對他說：「明天你還出去，把報紙賣完，否則別回來。」麥克阿瑟第二天晚上回來時，一隻眼睛發青，衣服撕破了，鼻子和嘴巴有乾涸的血跡，指關節紅腫，但這次報紙賣完了。 國父創校 名將搖籃 黃埔軍校，全稱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由國父孫中山先生指示籌辦，1924年建校，原校址位於廣州黃埔長洲島。 孫中山宣布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此訓詞成為中華民國國歌，從黃埔第五期開始傳唱至今。 1924年11月，孫中山視察軍校，對蔣中正說：「今觀黃埔軍校學生，……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以死矣。」 黃埔培養出的名將，多在抗戰和國共戰爭中擔任軍師級甚至兵團司令級要職。如關麟征、胡宗南、徐庭瑤、李默庵、王叔銘、杜聿明、俞濟時、王耀武、黃維、方天、宋希濂、甘麗初、方先覺、桂永清、戴安瀾、張靈甫、余程萬、胡璉、邱清泉、廖耀湘、羅奇、鄭洞國、李本一、楊幹才、張耀明、劉玉章、莫敵、高魁元、戴笠、鄭介民、唐縱、鄧文儀等。 再說西點軍校，全稱美國陸軍軍官學院。紐約曼哈頓島以北四十英里的熊山，氣勢磅礡的哈德孫河被一塊伸向河中的岩石坡阻擋，國父喬治．華盛頓當年踩在這三角形懸崖巨石之處一看，說，好啊，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華盛頓曾主張在此建立軍校，遭到反對。1802年，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改變了在任華盛頓國務卿時的反對立場，西點軍校正式創建。西點軍校是聯邦政府歷史上最為悠久的軍事性質四年制本科大學，1898年把「責任、榮譽、國家」正式定為校訓。 西點軍校是培養美國陸軍名將的搖籃。最著名的美軍將領，約翰．約瑟夫．潘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羅伯特．李、小喬治．史密斯．巴頓、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等都畢業於西點軍校。 孫中山先生（圖片來源：國史館，公有領域） 黃埔西點 兩位校長 蔣公是黃埔第一任校長，任期從1924年至1947年。黃埔創建之初，物資匱乏，條件極為艱苦，蔣公效法岳飛、戚繼光治軍，勵精圖治。從軍服軍帽設計、聘用教官、編寫教程、訓練射擊、校舍衛生、學員風紀等，蔣公都詳細規定。黃埔一期約五百學員，大都由蔣公親自招收。他還為黃埔學員選定了《選讀各書目錄》，涵蓋廣博。 黃埔軍校的課程主要是軍事課和政治課。軍事課首先選定最為急需的基礎科目：學科和術科。學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擊教範和野外勤務令等基本軍事常識，繼則教授戰術、兵器、交通、築城四大教程。還有教授如何制定戰略戰術、作戰計劃、動員計劃的課程。術科方面，有制式教練、實彈射擊、馬術、劈刺以及行軍、宿營、戰鬥聯絡等。 1925年元旦，蔣公對黃埔學員訓話講道，黃埔軍校的校訓是「親愛精誠」四字。當時軍校優秀學生，除了畢業證書等還將接受由校長頒發的儀裝飾佩劍—中正劍。 蔣公自黃埔建軍，創立了真正的國民軍，邁出了實現「軍政」的關鍵一步。在即將展開的戰爭中，黃埔軍將作為是國軍中的王牌、國軍的軍魂，隨公東征、北伐、剿匪、抗日，一匡天下，捍衛國家尊嚴、保護民族血脈。 日軍統帥岡村寧次在1939年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他承認日本在戰前，低估了以蔣公為領袖的黃埔抗戰精神。 各期黃埔軍校生一畢業，都直接開赴抗日前線參戰。抗戰八年，22次大會戰，200多名黃埔教官和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指揮全國2/3的抗日之師，抗戰勝利後，黃埔軍校畢業生倖存者僅1,100多人，相比抗戰期間入校受訓的20萬學生，在抗戰中的犧牲率高達95%，有40名黃埔將軍壯烈殉國，「故土新墳抗日冢，何處白骨無黃埔？」 每年在西點軍校莊嚴而隆重的畢業典禮上，總統或者副總統都會親自參加，在禮炮聲中，校長會親自把一校徽佩戴在學員的胸前，校徽上鐫刻著一隻目光炯炯的山鷹，一頂發亮的鋼盔，一把鋒利的短劍，還有一行醒目的大字，那就是聞名於世的西點校訓—責任，榮譽，國家。 西點軍校特別重視對學員品德的培養。他們反覆強調，西點培養的領導人才必須是「品德高尚」的。在西點軍校，麥克阿瑟曾對學員講道：「『責任、榮譽、國家』，這三個神聖的名詞莊嚴地提醒你應該成為怎樣的人，可能成為怎樣的人，一定要成為怎樣的人。它們將使你精神振奮，在你似乎喪失勇氣時鼓起勇氣，似乎沒有理由相信時重建信念，幾乎絕望時產生希望……懷疑者一定要說它們只不過是幾個名詞，一句口號，一個浮誇的短詞。每一個迂腐的學究，每一個蠱惑人心的政客，每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每一個偽君子，每一個惹是生非之徒，很遺憾，還有其他個性不甚正常的人，一定企圖貶低它們，甚至對它們進行愚弄和嘲笑。」 1919年6月，麥克阿瑟被任命為西點軍校校長，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校長。他在任內對這所享譽世界的軍事院校進行了開拓性的改革，包括整頓紀律，增設課程，主張訓練要著眼於未來戰爭，推行現代化軍事教育，他也因此享有「西點之父」的美譽。 而進入西點軍校的年輕人也已經準備好，或者是經過訓練後準備好為他們的國家奉獻生命。在美國的歷次戰爭中，西點學員的死亡率之高是數一數二的。
慘遭陰毒的陽謀迫害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來自貧寒之家的新鳳霞終日苦練於紅氈之上時，出生於書香門第的吳祖光已經是名聲大振的「戲劇才子」。 二十多歲就成為香港知名電影編導的吳祖光，1949年受中共「統戰」返回北京。而後，經老舍介紹，遇到了年輕貌美、在評劇舞台上正當紅的新鳳霞。兩人互相傾慕，相濡以沫，廝守終身。 她演過他寫的《風雪夜歸人》，十分仰慕他的才華；他知道她特別渴望有文化，於是送給她的新婚禮物是一間大大的書房。婚後，他教她認字、讀書；她則幫他洗衣、連早晨的牙膏都替他擠好。 可是，恩愛幸福的日子沒過多久，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兩會」上，身為政協委員的吳祖光率先發言：「法規一定要建立。否則，中央領導犯錯誤誰監督。」直率的一句話致災難從天而降。 多年後，作家馮驥才憶起吳祖光敢言的這一幕都不寒而慄，連稱吳祖光膽大；摯友黃苗子曾以一種別樣的口氣乞求吳祖光：「鳳霞賢淑，唯你是憂，免開尊口，別無他求。」 1957年，是一個風雲突變的年份。這年5月，中共號召大家幫它「整風」。人緣頗好的吳祖光家裡一時聚集了眾多訪客，被煽動的朋友來勸說，官方派人指示他提意見。本來就好打抱不平的他，這次準備「響應號召」，對文藝界的高官提意見。 5月31日，官方邀請吳祖光出席全國文聯的一個會議，派人派車來接。妻子彷彿預感到不祥之兆，一向溫順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門口，堅決不許丈夫跨出一步。但轎車在按喇叭，接的人在旁催促，從來都被稱為「愛妻號」的吳祖光焦急地推開妻子，大步走出了家門。 在人數寥寥的會議上，吳祖光再次率先發言，「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事後，他的發言被加上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見諸報端後，毛澤東竟親自參戰，拋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論」。結果，秀才書生的理性敗於流民兵家的暴力，吳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成為專門與「黨」作對的戲劇界、甚至整個文藝界的第一個「大右派」。 1957年，北京的首都劇場曾上演過很荒誕的一幕：白天，整個劇院對吳祖光展開連篇累牘的批鬥；晚上，則由新鳳霞主演丈夫吳祖光的劇作《風雪夜歸人》。 在經受了五六十次的大批判之後，吳祖光的第一次人生大變故定格在1958年。 那年的初春，天氣陡變嚴寒，他被發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去勞改。一個大雪紛飛的深夜，他身負行囊去向病卧在床的父親和年邁的母親告別，然後看看自己三個年幼的孩子。 那時大的還沒有上學，最小的女兒不滿周歲。吳祖光親吻著他們，百感交集，如亂箭穿心。 他不知這一走，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自己的親骨肉。最後，他與妻子新鳳霞淚眼相對，戀戀不捨地走出了家門。 之後的三年，是一段極為漫長的時間：父親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負重，孩子飽受欺凌，妻子被百般虐待…… 他與五百多個「右派」一起前腳出門，還沒被押送到遙遠的北大荒，官方馬上派人召見新鳳霞：「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一向很怵高官的新鳳霞此時義正詞嚴：「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對方指著報紙上的離婚案例，先是命令她必須與丈夫劃清界限，然後威逼利誘：「如果同意離婚便可入黨；否則，後果自負。」 「你不能再繼續唱戲！」高官威脅她。「評劇是我的生命，吳祖光是支撐我生命的靈魂；如果不能兩全，我寧願要祖光」，不到30歲、正值演藝事業高峰的她一字一頓地說，「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吳祖光28年！」 「那你就去等吧！」新鳳霞話音未落，對方拍著桌子將她趕出了辦公室。 她一路哭著跑出了文化部樓上的長甬道。第二天，她去劇院上班，迎頭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儘管被定性為「反革命右派份子」對她進行批鬥，但劇院仍指靠她的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劇目登出海報，立即滿座；而她不參加的演出，則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劇院就在演出的後台貼上大標語：「右派份子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以此警示觀眾與記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鬥，晚上唱戲從舞台上下來之後，就要去刷馬桶。她心裡委屈，老舍就勸她多給吳祖光寫信。她寄東西，寫了很多信，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訴他，不會寫的字就用畫畫代替；他也寫厚厚的信給她，書信成了他們唯一的安慰。 1960年底，闖關萬里的吳祖光幸獲生還—因為不只一個同時被遣送北大荒的同難者就此埋骨荒原、魂歸絕域。 相比之下，他說自己竟成了「幸運者」，因為中共要利用他寫歌功頌德的劇本，沒將他折磨致死，他終於與妻小團聚。 他回到北京當天，妻子把家收拾得乾乾淨淨，將四合院裝扮一新，讓三個孩子寫下好多「熱烈歡迎爸爸回家」的大小字幅，和各式剪紙剪花一起貼在家的各處。她對孩子們說：「你爸從冰天雪地回來，我們要讓他感到溫暖。」 想起自己之前被定罪為「右派」，他百思不得其解：當初自己對中共滿腔赤誠，但為甚麼它對知識份子無法容忍，針對知識份子的批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武訓傳》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事件」批判…… 他敢言，也敢問。問不了別人，他問自己：為甚麼「反右運動」中批判知識份子的也全是知識份子？不是「偉大領袖」發出「莊嚴號召」、要求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嗎？不是要求大家對黨提意見、指缺點、出建議嗎？不是再三指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當他知道，毛澤東與中共種種「誠摯」和「謙虛」的動員，是一種策略，是一條「妙計」，是將陰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時，他才明白，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乖乖就範的原因了。 歷經磨難 自嘲「生正逢時」 三年北大荒的勞改，沒有改變吳祖光嫉惡如仇的性格。沒過幾年平靜的日子，轉眼間，「文革」洶湧而來，他又因敢言的「右派文人」成為戴罪之身，失去自由，又被關押了八年。 1966年的中國已成一片打、砸、搶的人間血海，38歲的新鳳霞再次受到牽連，除了挨打挨罵，還被發配到幾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 一次，吳祖光被「造反派」臨時押送回家—他用在香港掙的錢買的一所四合院，全被抄了個底朝天。地下的瓷磚被撬開，地板被挖成坑，天花板也被打穿洞，「造反派」要他承認家裡藏有軍火。 一天上午，「紅衛兵」在劇院中間燒了一大堆戲衣和劇照，火苗高得過了房。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人都被逼著圍著火跪了一大圈。 這時就聽見有人高喊：「打！」「紅衛兵」手裡的皮帶瞬時上下起落。皮帶一下去，一條血印就從白襯衣里滲出來。打得這些人滿地打滾，全身是血。老舍就是在被打得遍體鱗傷之後，回家翌日早晨離家出走，在什剎海投水自盡。新鳳霞被打得左膝蓋遭受重傷，導致永久的左膝傷殘。 1975年，「文革」結束前夕，新鳳霞發高燒還被迫去勞改。在跨出家門的一刻，她突發腦溢血昏倒。因單位不給開介紹信耽誤醫院治療，導致左半身偏癱，永遠地告別了鍾愛的舞台。 算是不幸之中有大幸，早已拜師於齊白石、充其量只有小學文化的新鳳霞，用她那唯一能動的右手，將她那坎坷的一生及豐富的閱歷一點一滴地記錄，還畫國畫，畫梅花、藤蘿、南瓜和桃子…… 儘管每篇文章中都有大量的錯別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隨手創造的只有吳祖光才能認識的字、也有重複繁瑣和需要猜測才能辨識的字和句子，甚至還有用畫來代替的字，但其深摯樸實的感情、傳奇式的生活經歷、獨具風格的語言，誰也無法代替。 從她殘疾到她去世的二十三個年頭裡，她留下了《評劇皇后與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儀》等達四百萬字的回憶文叢，畫了幾千幅齊白石風格的水墨畫。由於她的毛筆字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畫上吳祖光都為愛妻題上字，是謂「夫妻畫」。 在中共的殘酷迫害中，夫妻倆也互相欣賞、互相造就。因為新鳳霞的殘疾，吳祖光到晚年都保持著與中共抗爭的鬥志；因為有吳祖光，被迫害致殘的新鳳霞才能從文盲成為28本書的作者，並畫出數千幅畫作。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吳祖光以三個月的高速度，創作了一出五幕話劇《闖江湖》。這是一部反映中國民間藝人的苦難生活、飽含辛酸的喜劇，妻子新鳳霞就是女主角的原型。 一生創作過四十多部劇本的吳祖光曾說：「我寫了大半輩子劇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動、甚至產生一種特殊偏愛的，就是這個《闖江湖》！」箇中原因自然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夫妻倆都是深受中共迫害的藝術家。 關於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難，吳祖光晚年曾這樣概括：「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閑談盡上綱。」 後半輩子都生活在「生不逢時」悲慘境遇里的吳祖光，1993年76歲時在一篇千字文中嘆道：「我的冬天太長了！」而經歷了無數狂風暴雨的他，從來都笑對磨難，仗義執言，最喜歡說自己「生正逢時」。 1992年6月的一天，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曹禺，兩位老友坐在一起談心。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講出一句心裡話：「你太聽話了！」令曹禺叫喊起來：「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裡去了！」 在中共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太不聽話」的吳祖光又被批判。之後，他與新鳳霞的書畫聯展三次布展就緒，臨開展時卻生生被官方出動警車強制停展，參觀展覽的數百名來賓、無數的花籃一律被警方攔截在外。 吳祖光曾笑言，「文革」後他獲得的一門知識是，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有它不能公開說明的政治目的」。曾有港媒報導，因敢言而被勸退出中共的吳祖光，晚年的最大願望是盼望中共早日解體，他曾指著江澤民巨幅畫像輕蔑地說，「虛張聲勢，心中其實戰戰兢兢，不知共產黨何時就垮台！」 吳祖光於2003年4月9日因心臟病突發病逝，終年86歲，日子竟然和新鳳霞過世是同一天，新鳳霞在1998年的4月9日離世。為此，他們的兒子吳歡說，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他「突然有所悟，媽媽和爸爸是一個靈魂，屬天作之合」。 新鳳霞去世之後，吳祖光花了半個月才寫就一篇《懷鳳》短文，這位天才作家竟第一次感覺到寫作上的吃力。寫寫，哭哭，停停……在妻子天天坐的座位上、書桌旁；在清晨、黃昏、燈下，總恍惚她仍舊坐在這裡……最後五年，他對妻子的懷念，痛苦程度遠超他一生所經歷的全部磨難。 吳祖光以戲為生：少年逃學看戲，青年寫戲，中老年編導戲劇，晚年評論戲劇、講演戲劇。他自稱最喜愛喜劇，希望給觀眾帶來歡樂。然而在觀眾笑逐顏開之際，往往是他體驗無數的辛酸之時。 「不屈為至貴」，這句典出隋朝王通的「不辱於人謂之貴」、也是吳祖光經常送給友人的報恩詩，成為這對慘遭中共迫害的文藝伉儷一生的寫照。 有人說，中國缺少像吳祖光這樣的丈夫，也缺少像新鳳霞這樣的妻子。這不僅是從才華和成就上看，也是從他們在反抗中共的殘暴與邪惡中所彰顯的性格上去看。
我讀高中的時候，受我酷愛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成為一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像絕大多數舊社會的青年學生一樣，反對黑暗嚮往光明。1950年6月，參軍半年後我在軍政大學參加了青年團，並一直擔任了好幾年的團支部副書記。 土改時我在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我們這支小分隊由戰旗文工團、西南軍區警衛團等幾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的隊長叫武覺（音）。我們最初在重慶嘉陵新村——那是西南軍區招待所——在那兒集中起來學習土改政策，由西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來給我們作報告。當時的口號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這就是說，土改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我共參加了兩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區，村子我記不起來了，是在一個山裡面，第二期在四川省敘永縣。這兩個地方都緊靠貴州的赤水縣，當地老百姓趕場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幾個村都是最窮的地方，窮到甚麼地步？村子裡，要找一個富農都難，有個中農就了不起了。但還是要劃地主。我們到地主家收浮財，看到那些所謂的「地主」可憐得很，衣服破破爛爛，家徒四壁，根本說不上是有錢人。現在想起來，那時划出的一些地主實在可憐得很。 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發動窮人訴苦——也就是挑撥離間。第二階段清理、劃分成分。第三階段分浮財、分土地。第四階段成立基層組織。 其實農民對地主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仇恨萬分，有很多農民當面鬥了地主，私下又去給他們道歉。我們工作組就要去煽動農民，先集中起來訴苦。有個歌叫「幹人歌」，據說是個民間的歌，主要是述說生活苦難，以前我還把歌詞抄下來，現在忘了，記得有甚麼：「正月是新年哪，幹人要過年哪……沒得錢買鹽哪……」我們就用這個歌來讓農民想到在過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里受的苦難，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歌唱起來很悲慘，唱得那些貧下中農都哭。 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斗。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 為了發動群眾，還要殺人。 當地有個地主叫賈欲雄（音），那個地方姓賈的比較多。區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大概是個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後為了打地主的威風就要殺人，那天要槍斃哪幾個我記不清了，但是其中沒有賈欲雄。在會上，區委書記說了一句：「賈欲雄，到了這個地方你還要強辯？！」「強辯」就是辯解，不聽話的意思。民兵聽錯了，把那個江浙話「強辯」聽成「槍斃」。書記話音一落，民兵把賈欲雄拖起就往那個預定的場所（即刑場）跑，那只有50到100米遠。後面的人覺得不對勁，喊：「轉（回）來，轉（回）來！」那些民兵哪裡想到甚麼轉來不轉來，一槍就把賈欲雄打死了。 那時連判決書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假如有個法律程序，就是走走過場，賈欲雄也不會被冤殺。當時我就想，殺個人怎麼這麼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殺一個土匪，他叫張國華，同西藏軍區司令員一模一樣的名字。我為甚麼印象這麼深，因為那次是我當的審判長，我去宣判的。當時我才十多歲，看起來都不像。我看我兒子十五、六歲那個樣子，好笑。我去當審判長是上級指定我去，我不認識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上級給我送個判決書來，讓我在這兒把他槍斃了就完了。 我們那是山區，要找一個像樣的壩子都難，記得我們是在一個窪地里開的會。張國華被押來，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但是，也得找幾個「苦主」來訴說他搶劫的事。其實一看他那個樣子，十分普通，個子也不高，簡直不像土匪。我一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馬上給我跪倒，說：「放我一條生路，我還有一個老母親。」 我們當時沒得一點惻隱之心，而且，有惻隱之心也不行。我們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里有一個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兩、三歲，她家裡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個樣子，悄悄地哭。我們內部過不了多久就要整頓一次，整風呀，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總結。那次總結時，就把那個女娃當場開除軍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說，對我們內部，也要殺雞嚇猴，起警示作用。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啥不對，是嘛，對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這麼壞。 我喊：「拖下去！」剛喊完，他態度立馬就變了，沒得希望之後，他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我們原先準備把他押到一個預定的地點槍斃，路上，有一個兩米寬的空地，在兩個田埂的中間。他看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好，就要求就在這兒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開槍。那個執行的人是個「二杆子」（即不務正業、有些痞氣）的農民，這些人在土改鬥地主時都是最積極的人。他把子彈在鞋底下磨，彈頭有了毛剌，打進腦殼就要炸，他要以此來表現他的鬥爭性。我們同意了張國華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個地方。 在兩期土改中，我只有這次參與殺人，而且是當審判長，好笑。 土改期間，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殺的不少，但我們那個村好像沒得地主自殺，那些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們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時看到，全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一件破蚊帳到處都是補丁。浮財，根本找不到。 還有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也遭殺。有一次，上面說，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那個村的一個積極份子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上面布置下來，我去找他談話，要他坦白交待。這個老幾（人）回去就上吊自殺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他的老母親衝進我們工作組住的那個院壩里來，一衝進來就呼天搶地地大哭，像發瘋一樣。那次對我的震驚很大。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現在想起來他是絕對的老實農民，老實得難以想像，這種農民也說他參加了反革命。 我還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鬥地主，開大會，把那一帶的地主富農都押來，捆起來跪一壩，要他們接受農民的教育，農會的主席要講話。我們工作組的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槍，我有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有一個地主，不，是個富農，姓賴，留個山羊鬍子，他動了幾下，我用駁殼槍在他額頭上戳，說：「你不規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幾下血就從他頭上流下來。我想，馬上要進會場了，血流起不大好。他頭上圍得有帕子，四川農民以前都是圍帕子。我把他的帕子蓋住他的傷口，然後一推他的頭，說：「你老實一點。」 我後來挨冤枉，被共產黨整得很慘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人家是個老人，又沒有傷害我，又沒有觸犯甚麼，只不過動了幾下，或者那個姿勢我看不順眼，真的沒有甚麼。我一個十幾歲的娃兒，拿槍在他頭上敲打，他怕不怕？萬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覺得自己很惡劣，像個……像個……簡直沒得人性，只因看不順眼，就下手。那個時候自己認為自己有無上的權威——我就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你們這些壞人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不過，我們當時搞土改還算比較文明的——比在解放戰爭時期文明。我在部隊里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對我說，在解放區鬥地主時，設一個「望蔣台」。把地主吊起來升到旗杆上，然後問地主：「看到蔣介石沒有？」地主說「看到」或「沒看到」結果都一樣，一刀把繩子砍斷，地主從旗杆上栽下來摔死。他還說，奶娃娃——沒滿周歲的奶娃娃——就提著腳在石頭上摔死。解放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整的。我們搞土改時全國已經解放——所謂「解放」，上面控制得很嚴，但是仍然發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殺。 很多地主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勤勞一生積累的財產一夜間全部被奪光，絕望了，因這種情況自殺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還血腥，抓到土匪就把頭割下來，高高吊起，讓趕場的農民看。 你問現在怎麼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就算地主對農民有剝削、有壓榨，這也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產黨掌權之後，讓一代地主來償還他們祖輩的債，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主在沒有發展到相當規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勞，生活非常節儉的。坐享其成就當地主，中國的傳統道德都不允許。因此，這些地主，勤勞苦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慢慢掙一點田土。土改時我去那些地主家，發現他們生活寒酸得很，可憐得很，啥子地主嘛。 還有，在舊社會，一個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一定是有限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的權力一樣無止境。為甚麼？因為當時的輿論，還有傳統道德對這些地主是有約束的。另外還有一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制約地主，平衡一些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一個地主的僱工是哥老會成員，地主對僱工刻薄了，哥老會的大爺、二爺會出面來譴責他。如果一個地主做得過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責他。遇到災荒年，地主都要減租，這已經成為不成法的規則。真正吃不起飯的時候，地主都要施捨糧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殘酷無情，不是那種情況呀。如果真是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社會早就無法維持了。退一萬步說，農民真正沒法生活了，他還可以離鄉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處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會不公，還有發泄的渠道，也還有人敢於出來主持正義，新聞界呀、知識界呀也還有良心，現在同「舊社會」根本無法相比。這幾十年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礎，一切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根本沒有老百姓申辯的途徑。 共產黨利用土改，就是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把其他個別地主的罪惡，說成所有地主都是這樣。共產黨說：「地主本質都是一樣的。」我看本質並不一樣。土改實際上是對地主非常殘酷的掠奪，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慘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東西都被掃光，你說這些地主難過不難過。如果這些地主真正是剝削，是偷來的搶來的，他都要好過一點。人家是勤勞儉省一輩子積下來的呀。電影里像黃世仁那種地主，我一個都沒有見到，那種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極其個別。那種典型，絕不是中國，特別是四川農村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土改作為一個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和手段，是相當卑劣的。 我對自己那段時期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懺悔之情。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的知識分子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我。正因為我們的愚昧，所以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人人平等，我們出於年輕人的一種正義感，也希望人類走向這種美好的狀況，共產黨就利用這些來欺騙我們。實際上他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這個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最反動、最殘忍、最不講信義的一個騙子集團。這個定義是一點不過分的。 說到不講信義，就以土改為例。我們走時，農民捨不得，拉著我們的手，哭。很感激呀，因為我們把土地給他們了。後來我們工作團團長，他是西南軍區政治部的一個官，叫張宜（音），給我們作報告時說，美國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國會說過，共產黨現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但他們很快就會把土地收回去。當領導給我們作這個報告時，我覺得美國人太卑鄙了！我親自參加的土改，土地證是我親手交給農民的，怎麼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國人造謠生事，真是壞得很！ 嘿，過了不幾年，互助組、合作化，共產黨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就我個人而言，共產黨把我利用完了，然後一腳把我踢到勞改隊去受折磨。我應當說是罪有應得。 不過，我當右派被發配勞教時，我還認為是下面的人壞，毛主席是好的。我對一個同勞教的原地下黨的右派說：「老肖，我不相信這一切是毛澤東乾的，把我們整來勞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亂搞，毛主席咋個會幹這種事嘛。」他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個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開始想，是呀，不是他，哪個有這個能耐做這種事呢？就這樣，又隨著大饑荒的到來，我慢慢對這個「主義」有了認識。現在當然徹底認清了，回頭看自己的當年，真的是傻得可憐。 如果有人再來審訊我，我一定這樣回答：「我想問問你，一個要死的老人，他有沒有權力知道他這一輩子究竟是咋個活過來的？！一個臨死的人都沒得這點權力，你這個叫做甚麼政府？！叫甚麼政權？！叫甚麼政體？！」 我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傻子是被共產黨騙，瘋子是被騙之後像瘋狗一樣到處去咬人、整人。最後我醒悟了，是回頭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