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很多反人类者的心理轨迹,可追溯到童年时期。 暴君也不例外。 比如最近又成网红的始皇帝嬴政。 童年时期的嬴政,套用现在的一个身份标签,就是一个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 嬴政一出生就是个“质二代”。他官宣的爹——嬴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姬妾多,异人的生母夏姬失宠,异人从小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后来昭襄王在渑池会上跟赵结盟,互换人质,就把这个最没有存在感的孙子甩到邯郸去。 这一甩就是十几年。秦赵之间战事不断,嬴异人在邯郸就很尴尬了。昭襄王有的是孙子,无所谓;赵王不把他当赵国人民的老朋友看待,不但没特供,连粮食都不给。战事吃紧,嬴异人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不知什么时候就斩下来。 这时候,改变命运的关键人物上场了,他就是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眼里,嬴异人奇货可居,所以砸重金对他进行风投,活生生把嬴异人炒成了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然后又追加投资——把自己宠爱的女人赵姬,转送给异人。 司马迁说,赵姬嫁给异人时已怀孕,而且吕不韦是知道的,只有异人蒙在鼓里喜当爹。但这说法遭到不少史家质疑,从时间上、动机上,都证明商人吕不韦的赌注只押在公子异人身上。 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就在这场战争结束没多久,前259年正月,嬴政出生了。 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白起又率秦军直扑邯郸。这一次,赵军顽强守住。两年后,秦昭襄王再增派大将王?攻邯郸。重兵压境,赵孝成王对秦国人质嬴异人便起了杀心。 事态紧急,吕不韦赶紧砸钱买通监视异人的官员和守城将士,让他和异人逃出邯郸,再由秦军护送回咸阳。至于赵姬母子,就让他们在赵国听天由命吧。 果然,嬴异人这一走,赵王暴怒,就想把赵姬母子给杀了。最后没杀,可能还是因为赵楚魏联军击退秦军,邯郸解围。赵政毕竟是秦王孙,他爹回国被太子立为继承人,现在杀了赵政,除了泄愤外没丝毫好处,将来异人上位后实施复仇之战,赵国又将大祸临头。 活是活下来了,但对于赵政这样一个留守儿童来说,苦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赵人对秦人有血海深仇,这对母子的身份又不是秘密,所以,在邯郸那几年备受霸凌,肯定是免不了的。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秦颂》,1998年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对此都有不错的戏剧化呈现。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即位,嬴异人成为太子。这时候,识时务的赵国,赶紧把嬴政和他妈送回秦国。然后,秦国权力交替进入快进模式,安国君一年后去世,嬴异人上位,第三年又去世,于是,十三岁的嬴政,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九岁回咸阳,这四年,嬴政的后宫生活是怎么样的,史料奇缺,按常理揣测,不可能岁月静好。 首先,他父亲的众多兄弟肯定对王位虎视眈眈;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长安君成?,也不是等闲之辈。《史记》里说,嬴政上位第八年,派成?率军攻赵,不料,成?竟然在屯留叛秦降赵。这一次叛乱肯定不是事发突然,也许祸根就得追溯到嬴政上位前的权斗。 继承人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管怎么说,嬴政都是来自赵国的野种,一不小心就会死得很惨。 综上所述,嬴政人生的前十三年,都活在恐惧里。前九年在邯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活过今天没明天的恐惧;后四年在咸阳宫,是刀光剑影、骨肉相残的恐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十三年正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不用儿童心理学家都知道,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温暖和疏通,是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 来自母亲的温暖,应该有。但有多少,实在不好说。因为,他的母亲也许是出身歌姬的缘故,身体比一般人更诚实,在丈夫嬴异人——即秦庄襄王死后,又跟他吕叔叔旧情复燃。 司马迁很坏,在《吕不韦列传》里面毫不留情地说,“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殚精竭虑都顶唔顺,又怕嬴政发现,于是,再次创业搞共享太后,海选了一个有绝活的“大阴人”嫪毐,把他拉进来趟这浑水。 赵姬如鱼得水,乐不思子,为了不被发现,甚至搬到雍城去,跟嫪毐共建和谐。 这样的母亲,能给少年嬴政多少母爱? 母爱缺失也就算了,母亲和嫪毐的共建竟然结出硕果,悍然生了两个儿子。嫪毐还“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就是说,嬴政就快死了,咱从这俩儿子中选一个上位。而且不是说说而已,后来嫪毐还真发动武装政变,想杀了嬴政。 可见,嬴政虽然上位,贵为秦王,可死亡的恐惧,依然如影附形。 灭了嫪毐,逼死了吕不韦之后,来自六国的暗杀,又让嬴政时刻没有安全感。 最有名的是荆轲。 图穷匕见时,没人上来救嬴政,因为秦法规定,群臣上殿不得佩剑,而侍卫都在大殿之下,没有诏命不许上殿。 这也是因为怕来自内部的暗杀。 荆轲失手被击杀后,“秦王不怡者良久”。不怡,是不高兴,愤怒、恐惧也不可或缺。 荆轲之后,另一个更没想到的刺客,是之前曾在易水河边击筑唱歌送荆轲的高渐离。 燕被灭后,高渐离隐姓埋名,躲在乡下给大户人家当酒保。某次主人宴客,客在席上击筑,他实在听不下去,露了一手,于是行踪暴露,被抓去见嬴政。 也许是因为天下一统,嬴政这次倒发了善心,知道高渐离是太子丹、荆轲一党,但看他民谣搞得好,杀了可惜,只把他眼睛熏瞎,留在宫中击筑。 换别的音乐家,肯定对始皇帝感恩戴德,继而用音乐歌功颂德。可高渐离不,一直寻找接近嬴政的机会,把铅块填充在筑里,趁嬴政不备,举起筑砸向他——可惜,毕竟是个瞎了眼的民谣音乐家,看不见,砸不中。 高渐离刺秦,要比荆轲更决绝、更壮烈,也更有意义。因为荆轲主要是为了报答太子丹,有多少公义成分,实在不好说。但高渐离刺秦,是在嬴政一统天下之后,真杀了他也于势无补,但这样的暴君,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才带给嬴政更深的恐惧。所以,杀了高渐离之后,嬴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但你不近“诸侯之人”,“诸侯之人”会来近你。第三次暗杀,是博浪沙的“无人机”。 这一次,组织者是著名的张良,其祖其父都是韩国相国,秦灭韩,张良耗尽家财,求死士刺秦,为韩国报仇。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大力士,能使一把重达120斤的大铁锤,于是,在得知始皇帝东巡路线时,张良跟大力士埋伏在必经之路博浪沙—— 可惜,大杀器甩出,因为没有GPS导航,竟“误中副车”,嬴政又躲过一劫。 再过两年,公元前216年的某一个夜晚,嬴政一时兴起,想微服夜游咸阳城,只带着几个侍卫出了宫。没想到,走到兰池突然遇袭,猝不及防,幸得武士奋勇,杀了刺客。 这一次肯定又吓得不轻,因为刺杀居然发生在守卫森严的咸阳城里。 此次之后虽然没再看到关于刺秦的记载,但仅仅过了六年,人类历史上无人逃得过的刺客——死神就来找嬴政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这六年,他也都充分活在死亡的恐惧里。因为司马迁在说他病了时,有这么一句话:“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这种恐惧,直接影响就是,让原来就是暴君的他更加残暴。 所以,秦军攻下赵国后,他亲临邯郸,把那些之前曾欺负过他母子的人“皆坑之”,即全部活埋(《史记·秦始皇本纪》)。 嫪毐政变失败后,嬴政不但夷了他三族,还把嫪毐跟他母亲生的那两个小孩——也是他的同母弟弟,残忍地杀死。 荆轲失败之后,嬴政“大怒”,提前发兵攻燕,逼得燕王喜杀了太子丹,将头献给嬴政,但五年后,秦还是灭了燕,嬴政下令大肆搜捕之前跟太子丹、荆轲一起参与刺秦的所有人,被株连者纷纷逃亡。 博浪沙事件之后,“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史记·留侯世家》)。大索即大搜捕,《秦始皇本纪》里面补充说,时间长达十日。不难想象,皇帝令一下,郡县官员怕被牵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大索天下”四个字简单,背后却是头颅滚滚。 同样,兰池遇袭之后,嬴政又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虽然只在关中地区,但时间增加到二十日,难以估算,又有多少头颅落地。 童年备受霸凌,成长缺乏温暖,形成暴力型人格,拥有权力自然成为暴君;残暴招来暗杀,暗杀导致恐惧,恐惧又让他更残暴……一代暴君的养成,真的可以追溯到童年。 三 除了恐惧,脑残也会引发性格中的残暴。 有些人的脑残跟有没有文化无关,但嬴政的脑残,正是源于没文化。 《战国策·秦策》记载,当年嬴异人被吕不韦冒死带回咸阳后,被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就让嬴异人穿着楚服去拜见。果然,华阳夫人表示有被暖到,同时也觉得,嬴异人智商真高。 不料,安国君让嬴异人背一点他念过的书,嬴异人又尴尬了,说我从小被扔在外国,没有老师教,没念过书。也难怪,当一个被抛弃的质子,性命都难保,还读书?你以为去上劳动大学吗? 爹都如此,在邯郸街头流浪长大的嬴政又能如何? 看他当上始皇帝后的所作所为就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被方士忽悠,想求仙药的糗事,比现在那些被保健品骗光养老金的老人更让人无语。 《史记》中记载,从他当上始皇帝第三年开始,十年之间,大型的忽悠就有四次。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一次,方士徐福说海里有三座仙山,上有仙人,找到了他们,求到不死药,就能长生不老。于是嬴政手一挥,除了巨额科研经费,还给了几千童男童女跟着他下海。 第二次是四年后,他到了东海边,一次性派了卢生等四位方士去求药。后来卢生从海上回来,带回仙人短信:“亡秦者胡也。”于是派蒙恬率军三十万北伐匈奴——最后没想到亡秦之人,竟是他儿子胡亥。 再过三年,还是卢生,找不到仙人仙药,却对嬴政说,我们尽力了还是找不到仙人仙药,好像有恶鬼伤害了他们,陛下以后都得秘密出行,以便避开并驱除恶鬼,神仙才会出现,我们才有可能拿到不死之药。 卢生敢说,嬴政敢信,就把咸阳宫两百多座宫观用天桥、甬道连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女都安置在里边,登记好人和物的固定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之处,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这应该是卢生的最后一次忽悠,招数用尽,剩最后一计,走为上。 卢生为了逃跑,还拉上另一位方士侯生。两人这一跑,嬴政恼羞成怒,又干了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坑儒。 但嬴政坑儒,并不是因为觉得求仙药这事是被忽悠了,而是卢生和侯生逃跑前还“诽谤”了他,说他是个暴君。 两年后他又被徐福给忽悠了最后一次,对,那个领着巨额科研基金和几千个童男童女下海的徐福,其实早就悄咪咪回来了,躲在东海边享福。他没想到始皇帝还会再来,怕被嬴政“坑”了,又开始编剧,说蓬莱仙药本来早就可以拿到,只是海上常有大鲛鱼出没,阻拦我们登上仙山,请陛下派神射手跟我们一起去,大鲛鱼再敢来,我们就用连弩射杀它。 这样的理由都出来了,嬴政信了吗? 信,徐福说的话,他再次照办。 你以为这样就够脑残了吗? 别急,以下这些行为才是: 收天下兵器,以为这样就能万世太平,结果陈涉斩竹而起,一呼百应; 焚百家之书,以为能统一思想,江山永固,不料灭秦的刘邦项羽,却是“从来不读书”之辈; 以为靠暴政就能让大秦天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没想到二世而亡。 四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的一个脑残+残暴之人,为什么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贾谊《过秦论》中的六个字可供参考:“奋六世之余烈。” 六世,指嬴政之前的六代秦国领导人,从秦孝公算起,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嬴政他爹嬴异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强秦,秦惠文王用名将司马错开疆拓土,名臣张仪用连横破合纵;秦武王在位时间短,秦昭襄王文有范雎,“远交近攻”奠定大局,武有战神白起,六国闻风丧胆;秦孝文王在位才一年,然后就是嬴政他爹庄襄王,虽然在位时间也才三年,但他一上位就广施仁政,对内怀柔,对外继续开疆拓土,灭东周君,命蒙骜率军东进,打韩攻赵,让秦国地界延伸到大梁,后虽被信陵君率领的五国联军击败,但联军过不了函谷关,秦又施反间计除掉了信陵君这个克星。 其实,“六世之余烈”还是谦虚了,秦国崛起之原力,还要往前推四百年,直到春秋霸主秦穆公时期,从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开始,秦国的变法、富强、拓展之路从来就没停止过,虽然这四百年间跟东方诸侯的战争各有输赢,但国力上,秦国的K线图,总体走势都是向上的,而其他各大国,则起伏不定像玩过山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地利上,秦得天独厚。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秦已无西顾之忧,加之又是“被山带河”,“四塞之国也”,“自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所以当嬴政上位时,天下大势已定,扫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哪怕他跟他爷爷和父亲一样,在位两三年就死,换他弟成?或他叔伯随便哪一位上来,局势都不可能有太大变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而六国被灭的真正原因,杜牧《阿房宫赋》这一句可作为参考:“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苏东坡他爹苏洵《六国论》开篇也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里的“赂秦”,指的是各国为了自保,纷纷割地给秦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六国不争气,又各怀鬼胎,以为割肉饲虎便能换来苟安。最典型的是跟秦隔得最远的齐国,以为跟秦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就能换来太平,自相国以下,又纷纷拿秦币,为秦说话,眼睁睁看着其他五国被渐次蚕食,最后秦兵临城下,不战而降。 民心思安,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篇说,自周末纷争以来,五百多年过去,“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天下苦战久矣。 祖宗积聚,人才辈出,大势所趋,六国自杀……不是嬴政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他一上位,便手握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红利,外加一手好牌。灭六国过程虽令人发指,但百姓最易唬弄,统一既成事实,“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换句话来说,就是为当太平犬,盼望大救星。当此之时,“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苍生的哀求、渴盼,正是新政权得已坚固的资本,只要嬴政能跟他爹一样,用怀柔政策,让天下休养生息,虽然还是不能求得万世,也绝不至于二世而亡。 可是,他偏偏逆天而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甚至“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以上皆出自《过秦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嬴政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根源就在于童年生活造成的教育缺失,恐惧跟残暴的恶性循环。而且,他还把这种特质传给下一代,导致二世胡亥在残暴跟脑残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 最后,只需一群走投无路的蝼蚁,合力用一根竹竿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便二世而亡。 还是杜牧狠,《阿房宫赋》一句话让人后背发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
台湾大型连锁书店诚品书店9日公布年度阅读报告,指出今年新书出版量创下新低。在最畅销书类别方面,由于受COVID-19疫情影响,多本心灵鸡汤类的书籍登上排行榜;香港最畅销的书籍则都与反送中有关。 诚品书店当天公布的报告包括台湾、香港、苏州、东京四地的诚品书店销售状况的阅读观察,总经理李介修说,今年是很挑战的一年,以前业界要5至10年才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今年一次就全来。 报告称,今年诚品引进的新书种类达8.7万种,其中中文书种有7.5万种。今年的新书出版量创下新低,较2019年衰退8%。 李介修表示,诚品接下来会将没有效益的店铺、事业关闭;同时在不同地区开新店及整合线上、线下的资源。 在年度畅销新书的排行中,因为疫情的影响,心灵鸡汤类书籍十分抢手。万特特的新书“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在台湾及香港都挤进前十大,在台湾更是位居榜首。 其它书籍如“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作家不朽的“所有温柔都是你的隐喻”、Peter Su的“后来的你,好吗”、张西的“我还是会继续酿梅子酒”等都登上台湾新书十大排行榜。 香港则是因反送中运动,新书排行榜的前2名分别由柳俊江所著的“元朗黑夜—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以及谭蕙芸所著的“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运动的人和事”夺下。 而十大华文文学作家榜中,今年适逢百岁诞辰的作家张爱玲,是今年唯一同获台港中青睐的“年度十大作家”;新世代作家“不朽”则同时夺下台港年度作家第一名;诚品苏州店则是由曾以“三体”获得雨果奖的作家刘慈欣连续3年夺冠,为读者最喜爱作家。 诚品书店也观察到,今年因外在挑战不断,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提高,带动台湾书店忧郁症相关主题出版量成长70%、培养理财脑的财务相关主题销售跃升140%,还有锻炼体能、增肌减脂相关主题则成长达110%,且深获老中青喜爱,显现人们对于维持体态的关注。
有人说,党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是不对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因此应该肯定文革的合理性。 这真是放屁!请问:纳粹德国,不该彻底否定吗?日本侵华,不该彻底否定吗?汪精卫当汉奸,不该彻底否定吗?你给我说说,这些事情都有什么合理性?文革也一样。请问,文革于国于民,有什么好处呢?能加强党的领导吗?不能。 当时的口号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委全部瘫痪。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吗?不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能改善人民生活吗?不能。有的地方酱油都没有,更有吃不饱饭的。能加强社会治安吗?不能。 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谁来管你?就算贼娃子少一点,也是因为没东西可偷。万一有了刑事案件,就交给“革命群众”处理。我们那里有个单位就曾经“民主选举”小偷。谁得票最高,谁就是贼。能防治腐败吗?不能。 实际上,腐败正是从文革开始的。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更不能。 经济崩溃,社会动乱,道德滑坡,复什么兴?那些鼓吹回到文革的,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人说,文革期间,倒霉的只是当权派。这又是胡说。 文革初期是这样,挨批斗的是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但到中期,就有了“斗私批修”运动。所有人都要当众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们单位有个小伙子,就被逼着交代跟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结果,那男孩差点崩溃,女孩死的心都有。哼!挨整的事,人人有份。想想看吧!开国元勋都在劫难逃,你还想躲?做梦去吧! 我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回到文革,哪些事不能做。 流行歌曲不能听。那是靡靡之音。 漂亮衣服不能穿。那是奇装异服。 中华经典和古代文学不能读。那是封建主义。 欧美日韩电影不能看。那是资本主义。 能看的只有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人民群众总结为: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幸亏还有罗马尼亚,否则搂搂抱抱也是不行的。 但,只能看,不能学。如果胆敢婚前同居,拉出去游街示众!这就是真实的文革。而且,是一个整体,所有环节都不可或缺。 现在,你还想回到文革吗?如果还想,那就犯贱去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鉴古斋JGZ)
公元399年。长安城五重寺里的法显已经是一个65岁老和尚了。从3岁就开始出家,他已经念了62年的经。 适逢五胡乱华期间,北方战乱频繁,异族你方唱罢我登台,兵祸连年,和尚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由于佛教初盛,典籍都是西域流传过来的二手货,有典籍而无戒律,佛门内部差别很大。依附权势者锦衣玉食,吃斋苦行者艰难求生,甚至还有和尚带头造反,乱世称王。佛门怎一个乱字了得。一句话,就是当和尚应该遵守哪些规矩,连和尚自己都不清楚。 根据敦煌出土的户籍资料,即便是在盛唐,中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40岁,一般年份35岁左右。法显在乱世里活到65岁,已经是难得的高寿。这个年纪,一般中国人都给自己准备好棺材了。 但也许正是因为目睹了太多佛门乱象,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法显才有种时不我待的急迫——他想了几十年“取经”的事,想去佛教的发源地看看真正的和尚应该怎么当。再不出发,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后世的一部大红大紫的《西游记》,很多人以为玄奘是西行求法第一人。其实,玄奘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法显之后的两百多年了。 当年没有世界地图,也没有道路可以翻越吐蕃所在的荒凉的青藏高原,所以去天竺都是绕大圈。先一路沿着河西走廊到达西域,转向西南穿过今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新疆和田),再南越葱岭,取道巴基斯坦东入恒河流域,才能达天竺。这个上万公里的大圈子,就算是今天装备高科技的旅行者可能也很难完成。 而法显的时代地理知识匮乏,没有任何地图、定位、攻略可以依靠,一路上大江大河,沙漠雪山,完全要靠双脚来度量。在法显之前,有中原僧人不满典籍匮乏,开始陆续西行取经,但多半只到了西域,没有一个人真的达到天竺。最著名的是中原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受戒比丘,也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朱士行。他是三国时期魏国人,47岁才在洛阳出家,法号“八戒”——没错,他就是《西游记》里面猪八戒的原型。但《西游记》完全歪曲了他的形象,从历史事实而言,唐僧只能算是他的徒子徒孙。而且朱士行某些方面比唐僧牛逼多了——他西行求法的时候已经58岁,只比法显年轻一点。 朱士行最远到达了西域于阗,后来在此去世。他翻译的经书是弟子后来带回中原的。 比朱士行出发的时候还要老7岁的法显,想要走得更远,完成这趟水深火热的旅程,恐怕自己也抱着必死的决心。 整整3年的漫长旅程,从出发时候的5个人,到最多的时候11个人,等到最后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进入天竺境内的时候,只剩下3个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翻越最后的雪山(如今阿富汗境内的苏纳曼山)时候,又冻死一个。68岁的法显抱着同伴尸体老泪纵横:命也奈何!然而一转身,他还是咬牙继续前行。 法显在天竺取经8年,又渡海去狮子国(斯里兰卡)2年,最终于公元412年搭乘商船从海路归国。一路遭遇狂风巨浪,大难不死,最终有如神助般在78岁高龄,抱着他十几年收集来的真经,孤身一人成功返回故土。 直到86岁高龄去世,法显一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记录自己行程和沿途风土人情的不朽名篇《佛国记》,至今都是研究印度和斯里兰卡历史地理的权威标本。 玄奘把法显当做偶像,他的西游,很大程度上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但论艰苦程度和路途长短,恐怕不及法显。玄奘26岁壮年西行,有官方资助,归国后倍享尊荣。而法显,古稀出发,耄耋而归,一直都是个人行为。除了默默译经,在历史上并无显名。 我2015年游斯里兰卡,专门去拜谒过法显在阿努拉德普勒的遗迹。在我看来,在较为封闭、缺乏冒险精神的中国历史中,法显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可以拿出来和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们相提并论的伟大行者。古代走得远的人有很多,但是在年纪比法显大、困难比法显多、决心比法显大的,恐怕没有。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是因为经常听见某种叹息:没钱、没学历,语言也不行,没法出去了……但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无以应答。因为我知道,这背后缺的东西,其实和财富与学识无关。 还有什么,比58岁的朱士行、65岁的法显,不远万里,九死一生深入异邦,学习陌生的语言,搬回一堆晦涩的经书更难?特别是法显的故事里,我看到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决心——事在人为、向死而生的决心。 勇气和办法,其实都来自于决心。从来没有万事俱备,成事未必要等东风。畏首畏尾,永远困难无数;破釜沉舟,方得柳暗花明。 所以如果你心存一念、矢志出发,不论是何时何地,去向何方,我觉得都不晚。65岁从乱世出发都不晚,你怎么可能会晚? 万里独行又何如,明朝仗剑歌都护。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① 曾经和克格勃齐名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它的正式雇员有9.1万人,非正式雇员17.4万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过4.8万人。东德1800万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将近30万名眼线,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其触角甚至达到了东德每栋公寓楼中都确保有一个斯塔西的线人。而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互相监视。 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Wolf)曾经在1990年出版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讲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监控长达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线人爆料称,沃尔夫本人也曾经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 连环相套的告密体系,构成了东德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② 苏联时期有个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个苏联到处都有他的青铜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义灭亲”——举报自己老爸。 他向组织揭发当村长的父亲没有阶级立场,经常为了同情阶级敌人“富农”,私开证明信,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结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个劳改营。而他也被愤怒的村民杀死。他的爷爷、奶奶、堂兄、教父还因此被当做嫌犯枪毙,唯有他,由此成为英雄。 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本来是一名基层军官。1942年参战,1944年还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给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发牢骚,批评了斯大林,结果被好朋友举报。从前线押回后方,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被判处8年劳改,正是依据这段不堪的经历,他写出了《古格拉群岛》。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16岁的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对母亲方忠谋展开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方忠谋质疑当时的领导人搞个人崇拜,还替所谓的“工贼”鸣不平。其实方忠谋本人也曾经是忠诚的战士,甚至为了争先进,检举揭发过自己当地下党的父亲。只是随着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儿也丧命文革,这个母亲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最终在那一个夜晚爆发。一向深信“爹亲娘亲都不如毛主席亲”的张红兵不能忍受母亲对伟大领袖提出质疑,和母亲激烈争吵。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行、批斗,还连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妻子对苦难提出反思和质疑的时候,居然第一时间威胁妻子: 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父子两人,唯恐口说无凭,甚至还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写下来,连夜举报。作为儿子的张红兵在信中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两个月后,方忠谋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枪决。 ④ 文坛名宿舒芜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被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七月诗派”领袖胡风发现,不遗余力的提携,使得舒芜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之后,胡风的文艺观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立场”,作为高层指定的标靶,在劫难逃。 舒芜作为胡风的门徒,在组织的授意下,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磅的认罪文章,以曾经的交情,现身说法,矛头直指“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为了配合《人民日报》对胡风的批判,舒芜甚至从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从中断章取义,编造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开发表。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随即被捕入狱。 胡风为此两度入狱,前后坐牢超过20年。所谓的“胡风案”前后共计2100余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⑤ “胡风案”被隔离审查的人中,也包括诗人聂绀弩。时势所迫,他也成为揭发胡风的文艺大军中的一员。但没想到自己也最终被揭发。 1957年,因为老婆被划为右派,聂绀弩遭株连,也划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回来之后聂绀弩牢骚满腹,经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画家黄苗子倾诉。他私底下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诗作,往往也会第一时间给黄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这些话语都写进了黄苗子的《揭发材料》,这个漫画家的的举报材料极为详细,居然在一些重点字段上备注聂绀弩当时的语调、动作,以显示其反动之心,可谓用心良苦。他甚至担心某些诗作专政机关的人可能看不懂,还特意加以翻译和注释。 聂绀弩给黄苗子赠送的诗作,最后大多数都成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证供。坐牢11年,最后依托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身份才和战犯们一起被特赦。 ⑥ 冯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坛很知名。他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政权成立后还官至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冯亦代诚惶诚恐,决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多次向组织交心悔罪,遂被招募为眼线。 冯亦代由于民盟背景,和当时诸多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让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怜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家里跑,名为探望,视为窥探。事后写成报告,反映这些大右派的思想动态。他还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刺探这些人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 章伯钧等人把他视为挚友,毫不设防、无话不谈,皆事无巨细被记录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钧聊完后,回来在日记中写道:“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 冯亦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他从1960年开始申请入党,认为自己 “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但始终未获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却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⑦ 束星北先生号称“中国雷达之父”,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是理论物理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断,李政道还不是门下最好的学生。他最欣赏的学生,叫做王镇皋。 束星北虽然名震天下,但是对知识分子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1957年反右开始因为提意见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 在此期间,为了监视束星北的动向,组织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赏,也是最信任的学生,王镇皋。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就是担任恩师的助教。 这个原本在学术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为了组织上允诺的职称、待遇,还有神秘的荣誉感,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始了对自己的恩师、包括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监视任务。在此期间,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把线人生涯过的严肃认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定时报告。即便因为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导致自己两次的婚姻失败,他都无怨无悔。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公开了自己的潜伏生涯,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向学校“评功摆好”。结果从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于怀: 为什么不给我评教授?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只要翻阅滇西抗战,张问德这个名字在腾冲县几乎如雷贯耳,无人不知。他曾以一封《答田岛书》而名扬天下。 中国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用到张老先生身上犹如量身订制。留给后人的是一张张问德照片,一袭细布长衫,一大把银丝一样的胡子,慈眉善目,磊落而自信。作者相信古时候的君子都长那个样子。 张问德,云南腾冲城人。1881年出生,清末乡试就考中了秀才。 民国初年历任腾冲府司法科长、干崖行政委员、腾冲道署实业科长。1934年被选为腾冲参议会议长。 1936年应鲁道源邀赴云南省任滇军五旅秘书,后五旅改编出省抗日,继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私人秘书。1939年委任昌宁县长,1940年因病辞职回家休养。 1942年年初,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失利,被骄横的日军尾追著向国内溃败,国门洞开,日军直逼滇西要道上的名城腾冲。此时,驻守腾冲一带的中国地方武装由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龙绳武负责。龙绳武得到日军进逼的消息后,竟秘而不宣,加紧抢运亲眷和财产,向昆明逃之夭夭。 第二天夜晚,县长邱天培也带上自卫队和警察潜逃。群龙无首,兵丁四散,只剩下手无寸铁的百姓,腾冲人纷纷舍家逃难,留下了一座空城。三天后,区区292名日本兵没费一枪一弹就长驱直入占领了腾冲,占领了这座屹立了500年的“极边第一城”。! 此时,一位赋闲在家的名士张问德已年过花甲,临危受命出任“县已不县”的腾冲县长,当著一百多名围观的老百姓,张问德宣誓就职,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授张问德少将执法官军职以服众,协调当地军政。 于是张问德不顾一切地投入保家卫国的艰苦征程,在界头、曲石一带组建起了战时县政府和腾西北抗日前方根据地,“抗日县长”之名不胫而走。 沦陷期间,张问德随身携带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他发动群众,经历了四次反扫荡。他手拄一根藤条拐杖,六渡怒江,八越高黎贡山,把抗日的县政府一直牢牢钉在敌后。 当时驻守腾冲的日本行政班本部长官田岛寿嗣发现张问德率抗日军民转战于荒郊野外,自然饥寒冻馁,奄奄一息。而逃跑的县长和扶持的伪县长都没有在城外抗日的张问德影响大。觉得时机已到。 于是,田岛寿嗣给张问德写了一封劝降书,借口要就腾冲人民的生活进行“坦诚的商谈”,实质是想收买张县长。 张问德看信后怒火中烧,三天后,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当世名檄──《答田岛书》。 《答田岛书》全文870字,严词驳斥田岛寿嗣的一派胡言。信中历数了日寇侵入腾冲以来犯下的罪行,并表达中华民族和腾冲人民的抗战决心。 可以想像,当这篇凛然正气的《答田岛书》出现在田岛寿嗣手里时的那番景象。此时,日酋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人,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国通”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 这封义正词严的回信,经过当时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转呈国民党中央,并先后登载于《腾越日报》、重庆《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还被中国各省报纸转载。 顿时,昆明沸腾了,重庆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一时无人不知张问德,无人不谈张问德。在祖国沦陷边地之一隅,竟藏著一位文武兼具的豪杰,他屹立在高黎贡之巅为自由怒吼的伟岸形象,深深烙在全国人民心底,让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鼓足了赴死的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田岛无意间为张问德发射重炮搭了架子,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连紧跟日本人的伪县长锺镜秋,也赶紧来找张问德,要求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田岛的上司驻守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团长松山佑三和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为此而气急败坏,一怒之下,撤消了田岛寿嗣的行政班本部长职务。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打响了腾冲反攻战。日军在败退前,将所有粮库的6,000多万斤粮食全部烧毁。又是张问德动员上万民夫,越过高黎贡山,跨过怒江,运粮供应部队。 古城带著殊荣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她是抗战时期中国500多座沦陷县城中,第一个光复的! 战地记者在当天报导说,“城内不仅找不到几片好瓦,连青的树叶也无一片”,“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奋斗得来的。”可以想见,对双方都豁出去的这个战略要地,如果没有张问德和腾冲人民用血汗垫底,如果没有军地双方习惯性的默契配合,腾冲光复之役不会这样完美。 腾冲光复后,张问德排除一切阻扰,不动声色地签署了一张又一张的判决书,锺镜秋等10名罪大恶极的卖国贼在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毙命。末了,张问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句穿透时空的告别辞: 谁来了都活得有滋有味,那还抗战干甚么?将来谁还愿意为国牺牲?“老夫禄位无轻重,只要国家正义伸”! 张问德的《答田岛书》,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大国风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他被蒋介石誉为“富有正气的读书人”,被陈诚誉为“全国沦陷区五百多个县县长之人杰楷模”。 读《答田岛书》热血沸腾,回肠荡气,字里行间,亦能感受到张问德震古烁今的抗日激情、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读著古朴文字,仿佛看到了一位两鬓如霜的老人,步履蹒跚,伫立高黎贡山之巅,带领腾冲民众,冒著战火,向自己的家园进发。 张问德所表现出的与侵华日军不共戴天的凛然正气,得到全国人民的敬佩。《答田岛书》也作为中国重要文史资料流传后代。 自从潇洒挂冠,直到1957年驾鹤归去,这个对腾冲有再造之功,激励过全国军民,受到上到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极大尊崇的大英雄,从未再提往事。每当有人发出慨叹,他总是微笑著,淡淡回答同一句话:“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 《答田岛书》 以下是张问德县长的覆信: 田岛阁下: 来函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犹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馀。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醇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被送往密支那行将充当炮灰。而尤使余不忍言者,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与,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诅咒,而更能对遭受痛苦之人民予以衷心同情。 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若何,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贡献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东京。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亦不带携有武器之兵卫,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以志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以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苟腾冲依然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据,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余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拒绝阁下所要求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 张问德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知名时尚品牌D&G(杜嘉班纳)捅了篓子,一则“起筷吃批萨”的广告宣传片被指“辱华”,歧视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年,“辱华”事件频发,事件各种各样,不得不查询一下究竟甚么行为是“辱华”。在百度知道有这样一则回答:“辱华是侮辱华夏民族,是针对一个民族的侮辱,那是所有炎黄子孙不能接受的,因为民族大义是最高最大的正义。” 看到这个解释,我想起了一位神父—雷震远,他曾于1930左右来到中国,在战火中帮助过很多中国人,他讲述了很多侮辱华夏民族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事件皆摘自他的书籍《内在的敌人》。 辱华事件一—侮辱圣人孔子 共产党占领安国不久,我曾参加共产党一个全面攻击孔子的大会,当地县民也有许多参加。当共产党怒吼的时候,听众们都心惊胆战地静坐不勤。主要讲演人是一个弩著眼睛的年轻人,显然他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已经受过重要阶段的共产党训练。后来我才晓得,他已经逐步完成村、区、县的训练中心阶段,并将被派到延安“大学”受训,然后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读,那里乃是若干特殊选拔的中国青年接受一连串文化奴役训练中的最后地点。 “中国要灭亡了!”他喊著:“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俎上肉,中国已经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现在日本小鬼子就在这里用枪炮飞机炸弹轰轰地杀害我们!中国何以这样衰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那全因为中国人追随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产党那样眼光远大和前进。儒学已经使中国人成为奴隶,在近代世界里把他们束缚在旧的思想上面。共产主义是今天的进步思想。它可以把你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可以使你们在近代世界里更有权势更受尊重,因为近代世界只尊重权势和力量!” 他毫无倦容地讲下去,反复连续地满天撒谎,一直在申述著一个主题:孔子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反动者,必须抛弃孔子的主张和理想。 会议结束时,他要求每个人高呼口号:“打倒孔子!打倒大汉奸孔子!” 听众们都怒不可遏,更感气愤的是他们无力可施。几千年来孔子一向被尊为智慧和道德的源泉。辱骂污蔑这位中国圣人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口号梗在喉间无法喊出。 人们在畏惧惩罚之下勉强服从─但喊出的声音并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狂呼怒吼。那位青年共产党员抑制住怒容,但也无计可施。喊声虽仅是约略可辨,但人民总算是服从命令了。 辱华事件二—侮辱家庭礼法 在无极城西郊,我还看到共产党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共产党农会的青年委员何春山,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是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位年轻的姑娘不准白天到大街闲逛,黄昏后便不准走出家门。一般中国旧式家庭的年轻妇女,大部受到这样谨慎的监护,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何春山决心要讨她做老婆。他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他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藉著共产党军队来撑腰,竟在她的父母反对之下走进家里去访问刘维琴。 有一次他严厉申斥她的父母亲不应管束太严。他们辩论争吵直弄得这两位老人手足无措。他在这女孩子面前批评他们思想陈腐,使她的父母在她的眼里失掉尊严,利用她幼稚的思想,使她相信她的青春和天才都断送在自私而贪婪的父母手里。他嘲笑他们的行为方式,咒骂他们“专制”,并且劝那个女孩子不要每天忙于家事。 她的父母深觉愤怒,特别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受到宣传的影响。他们无权无势,一筹莫展,虽然一再阻止他进门,但他竟恫吓著要用军队或秘密警察来作报复。 以前这女孩子家事做得很殷勤,现在却一天天懒惰下来,她的父母感觉有些失望了。但仍是执拗地阻止何春山和他女儿结婚。这种争执局面继续了几个月,他手段愈显毒恶。现在这女孩子已全为他所掌握,思想也完全改变,不服从父母命令,弃绝了家庭而嫁给何春山。 辱华事件三—侮辱君子道德 刘家庄的村民,像中国其他无数的乡村人民一样,相信严格规定的道德法。这种道德法是从孔子哲学中传下来的,“君子”被尊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和范式。在全中国各地,习惯上是由年长者来教训家庭里或一地方上的年轻人,君子不做这个,君子不做那个。这项道德法并且鼓励一般平常人努力作个好人。 共产党对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直加以攻击,因为他们看清,任何严格遵守这种道德法的人,都不会照共产党的要求而从事为党牺牲。他们承认传统的中国伦理力量的伟大。很少的文明国家能够像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北方人─那样达到个人道德的高度水准。在中国南部─共产党首先在这里得到党徒─这种美德倒不像北方人保持得那样坚定稳固。北方人有一种极纯粹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维持妇女贞节方面有绝对影响。 共产党利用人们的最劣天性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和城镇的墙上贴起如下的标语:“打倒孔子道德”,“打倒孔子正义”,“打倒孔子礼仪”。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城门外下了大车,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检查我的护照。他们都穿著短棉布裤和草鞋,腰际以上完全赤裸著。我常看到苦力和农夫在夏天做工时穿著不扎腿的粗布短裤。在我的经验中,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不管穷富─像那女孩子那样地半身赤裸著。 当我走进城以后,我看到很多这样打扮的女孩子,有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更显出局促脸红,只有少数女孩子老著面皮自觉得意。直到后来我才晓得这种“新装”的详细情形。共产党主张年轻人要“舒服一下”,同时并可以节省棉布。最初他们建议,为了经济起见,男人应该脱掉他们的长袍马褂。后来他们又告诉人们说,在共产主义下男女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们可以在暑热的夏天享受到较多的舒适时,何以女人们就不应该如此呢?当父母劝告他们的女孩子们不得如此粗野时,共产党便下一道命令。 辱华事件四—侮辱传统教育 当我们在高各庄的学校还未受日军的蹂躏之前,共产党曾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模范”宣传学校。校长推行起所有共产党的新理想。远处乡区来校就学的男女生,都住在学校里面。男女宿舍隔离起来,宿舍学生都并排睡在坑上。但是这位共产党校长竟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迫令男女生睡在一个坑上,男女相同地睡下去。 但是这次共产党又遭到坚强的反抗。每个村子的老百姓,对共产党这种新花样都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村庄上,若干共产党领袖跑来向我抱怨,他们说那些女孩子们拒绝“慰劳”他们。一个共产党说:“这些农人受的教育太不够,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新理想。” 雷震远 雷震远(1905—1980),比利时人。幼年时期就读于耶酥教会学校,后入卢芳神学院修读神学硕士。 1920年,当他才15岁的时候,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在雷鸣远神父的介绍下,雷震远来到中国,在河北安国县传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代理安国县县长。1943年被日军逮捕,关在山东潍县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仍在华北传教。1949年赴美国,1955年后任南越政府顾问,1963年经台湾回美国,1980年2月6日在纽约病逝。 在抗日战争中,安国成为中共解放区,雷震远神父与中共领导有过多次实际接触对谈,尤其是中共在当地解放区的领袖吕正操,他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行为。1949年离开中国。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暴力革命的强烈不满。同时在书中揭露八路军在1940年皖南事变前突袭国军三个军共六万多人,却没有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日军。 (来自百度百科)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3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目睹人间种种惨况。年仅8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9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才入学。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宁坤平反那年,同学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衣锦还乡,被奉为上宾。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以“极右分子”的沧桑倦容前往相见,感慨万千: “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951年的那次别离,让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1991年,兜兜转转40年后,巫宁坤还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并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等语言相继出版。 对于巫宁坤“自曝家丑”的举动,他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极度恼怒,当年没收了其住房,停发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没有退路的巫宁坤无路可退,从此定居美国,直至2019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亲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学,从此定居。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揭开了自己童年不为人知的伤疤。父女俩的著作,虽然写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却是不同的视角和磨难。如果说巫宁坤的回忆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那么巫一毛的回忆就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宁坤为女儿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夸诸葛亮的。回头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读的眼泪,一片被风撕裂的羽毛,勾画出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凉史诗。 这滴泪、这片羽,幸而最终都落在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No.1名为“浮尸案” 伍子胥—(前6世纪-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椒邑人,后来吴国封他于申,因此又叫申胥。伍子胥先祖伍举,以正直进谏楚庄王而得名声,因此其后代于楚国亦有名声。 浮尸案讲的是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曾请子胥父亲伍奢为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建,却不料太子被奸人诬陷,伍奢也受到了牵连。楚平王设计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与其兄长伍尚,伍子胥逃过一劫。之后,伍子胥帮吴王灭了楚国后,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正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但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合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钱塘江上。 卧薪尝胆的勾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刭,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由于伍子胥尸沉于钱塘江之事比屈原投江为早,有些文献则认为,中国端午节的习俗纪念的是伍子胥,而非屈原。伍子胥在浙江一带地区被称为潮神。 伍子胥(维基图片) No.2名为“兔死狗烹案” 文种—(生辰不详-前472年),字子禽,楚国郢人,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后辅佐越国打败吴王夫差,由于功高震主,遭越王勾践赐死。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勾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 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成功,他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后人以成语鸟尽弓藏概括其下场。现时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府山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 No.3名为“无兵造反案” 韩信—(前230年-前196年),淮阴人,是西汉开国三杰之一,又与彭越、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萧何誉为“国士无双”、蒯彻誉为“功高无二,略不世出”。韩信是谋略家、战术家、统帅和“谋战”派的军事理论家,在中国历史上以卓绝用兵才能著称,留下许多著名战例和策略。后世何去非评价为“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韩信为西汉立下汗马功劳,官拜汉左丞相、赵国丞相、齐王、楚王,曾“王侯将相”一人全任。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 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 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因其“功高震主”引起猜忌。最后韩信被吕后及萧何骗入宫内,诬以谋反之名处死于长乐宫钟室。后人称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这只是一个阴谋而已罢! No.4名为“忧愤悲歌”案 李纲—(1083年7月27日-1140年2月5日),字伯纪,祖籍福建,生于无锡东乡胶山,故自号梁溪居士(梁溪为无锡古称)。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与赵鼎、李光和胡铨合称“南宋四名臣”。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令他一生屡遭贬谪。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之后隐居泰宁丹霞岩。 No.5名为“莫须有”案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相州汤阴人,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官至少保、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忠义却使后人在评判他的精忠报国时,只能遗憾地一声叹息!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诬告他“谋反”,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莫须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黄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之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追谥武穆、后追赠太师、追封鄂王,改谥忠武。明朝加封三界靖魔大帝,配奉于各地武庙。中兴四将诸多说法中唯一一位出现在所有名单中的名将。 岳飞(维基图片) No.6名为“谋逆”案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于谦官至兵部尚书。曾指挥明军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代宗朝,于谦官至少保、太子太傅,世称于少保。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结果于谦被判犯谋逆罪,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锦衣卫登记没收他的财产时,家里没有多馀财物。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鸣冤,宪宗亲自审理,并下诏予以平反。现北京市、杭州西湖旁均有纪念于谦的祠堂、故居。 No.7名为“反间计”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明朝广东东莞县人,明朝末年政治人物,负责对后金作战。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庸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崇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于锦衣卫狱,被明廷判以凌迟。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因袁崇焕有大功于明遂为其平反。现存袁崇焕纪念馆等纪念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