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多数选民反对工党天然气政策
2026 年 7 月 22 日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 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突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份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著“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共产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著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然而，美国左派人士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甚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著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更穷，还牺牲了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著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 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导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黄金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越战中，左派最高法院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最终致使美军撤退。（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涌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 也许算是一个神迹 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屈膝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不满。这些知识份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政治哲学： 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 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觉醒”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共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共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布道家杰瑞．法威尔发起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馀，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 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著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二战时期，日本多次妄图置蒋公和麦帅于死地，没想到，两位英雄在战后都成了日本永世难忘的恩人。“日本将永远难忘蒋总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予日本的大恩大德。”“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造福谋利的成就堪称名垂青史的奇迹。” 精神人格 感人落泪 历史上让无数人追随的豪杰英主，除了过人的胆识勇略，其精神人格往往感人落泪。蒋公与麦帅的这种精神特质，是他们长存于历史，为人所铭记的一个原因。 为甚么有那么多人追随领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陈诚说：“委员长每次受挫复而再起，以一身击天下之重，宵旰忧勤，日理万机，竟能抽出时间来以手翰相诫勉，……当时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将领，奉到委员长的手翰，当然认为是一种殊荣，而有知遇之感。‘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士人的一种传统观念。我既蒙此殊荣，能不感激图报，继之以死吗？” 1958年，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公。张泪涌，蒋湿眶。张回忆说，当时对蒋公讲：“我先前一直存著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份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除了军界，在学界，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蒋公由衷的感佩。林语堂写下：“他（蒋公）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秦孝仪在怀念蒋公时写道：“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 同样，麦克阿瑟将军也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回忆。他的一位士兵多年后回忆说：“他是士兵之魂，尽管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拿出士兵的样子来，但他不做作，很友善。他总是首先考虑士兵，收集给养，检查脚冻伤和战壕足，把热饭给他们送到前线，妥善安排一切事情。我在他身边待了一年半，作为军人他从未出过错。” 在一战中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传令兵埃廷格受命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些文件。在黑暗泥泞的道路上，他十几次跳下驾驶的车，以避免和载重卡车、行军士兵相撞。当他来到麦克阿瑟面前时，除了一身烂泥，军服也被撕破了十几处，身体到处是流血的伤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麦克阿瑟谢谢埃廷格送来文件，一只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说：“埃廷格，你是个好兵。”全身湿漉的士兵差点哭出声来。 麦克阿瑟转身对一名军士说：“去把我的厨师找来，让埃廷格冲个澡，吃顿热饭。要丰盛些。然后叫负责给养的军士给他一套新军服，为他找张床歇一晚上，天亮后再让他返回团部，而且要天气好转以后。” 厚德远略 防日赤化 对于普通民众不理解的战后对日战略，1952年，蒋公说：“当时我已料到大战后的俄帝东侵的危机，要保持战后日本免除赤化的忧虑，所以在开罗会议中，力主日本人民有选择他自己国体的权利；……不仅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并且保持了战后日本国家的完整。直到今天，东西德的分立，使中欧成为今日欧洲的火药库，而完整的民主日本却成为太平洋对俄防线的中心基地之一。这是我们稍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防日赤化这一点上，蒋公与麦帅有著高度的共识。蒋纬国在自传中谈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获得了艰苦的胜利，他（父亲）为了弥补西方人在雅尔达会议中所显现的自私，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方法。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他也呼吁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注意共产主义的发展。欧陆各国曾经做了一些措施，而亚洲则在欧洲人的自私下形成了大乱。麦帅接到了父亲的通知之后，相当注意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产主义不至于在战后立即弥漫于日本；另一方面，由美国独家派遣占领军，其他的参与国派遣象征性的行政部队，使苏俄的军队无法进入日本本土。” 麦克阿瑟曾在东京对一位从美国来的客人说：“美国的前线在亚洲。我们不能像把欧洲扔给共产主义那样，再把亚洲抛弃给共产主义。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我们也应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不管在中国发生了甚么，我们在亚洲还有机会，我们拥有惟一的机会是使日本人民进入到一个好的社会。亚洲有个俗话—日本是亚洲的未来。亚洲接下来的百年历史，乃至接下来的千年历史，可能要在日本这里得到确定……” 日本恩人 永世不忘 二战时期，日本多次妄图置蒋公和麦帅于死地，战后，他们成了日本民族的保护神。蒋公逝世后，日本爱知县设立“中正神社”表达感恩之情。碑文写道：“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在台北逝世，日本政府发唁电称：“蒋总统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蒋中正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战后重建与复兴。蒋总统的逝世对日本国民有如晴天霹雳，有良知的日本国民莫不悲痛万分。” 蒋公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日本媒体纷纷报导：“蒋先生有恩于日本，举国哀悼之。”《朝日新闻》社论说：“蒋中正的光荣在领导八年对日战争取得胜利时达到高峰，使鸦片战争以来遭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的中国，一跃与美、英、法、俄并列五强之一。反对废止日本天皇制度、反对分割占领日本，并以德报怨，其宽大胸怀，使我们铭感五内。” 再说麦克阿瑟。二战进行到1942年，日军向巴丹大规模增兵，同时宣布，若能生擒麦克阿瑟，将在东京帝国广场绞死他。 1945年8月起，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统筹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到1951年4月，麦克阿瑟收到解除其联军指挥权的命令时，日本已对麦克阿瑟感念至深。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说：“正是他（麦克阿瑟）的军事天才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他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固有的敌意。” 1951年，在即将回国的路上，约25万日本人站列在使馆通往机场的道路两侧，很多人低头流泪，这是在表达日本人对麦克阿瑟，在战后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期间，对保存日本传统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感恩。 日本首相吉田茂：“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造福谋利的成就堪称名垂青史的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引上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将民主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进路。他自然受到了我国全体民众最深切的尊敬和爱戴。我国对他的难舍之情我已无法言表。” 战后建设台湾日本 战后，蒋公在台湾、麦帅在日本，确立了两地的政治制度，他们倾力所做的改革和建设，开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蒋公在台湾从经济、政治、物质、心理、社会、民生等多方面进行建设。蒋公推行孙中山先生礼运的经济理想，“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中国的经济学说与此不同，我们的经济学说以人性为出发点，以民生为目地，一切经济制度与政策，都要顺应人性，服务民生。” 在土地政策方面，蒋公讲道：“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是平均地权。这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但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纵令可以平均分配，很短时间以后，便会再起不均的现象。今天贫农杀富农，明天贫农有了一点积蓄，岂不又成了富农？” 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蒋公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蒋公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向年轻一代普及中华文化传统精华。 同时，蒋公在台湾保障信仰自由。台湾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其他门类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在战后的日本，麦克阿瑟拥有绝对的权威，他所想所做的一切，在历史上留下了垂范后世的功绩。麦克阿瑟写道：“占领政府的运作模式在现代史上是仅有的。作为职业军人，我却承担民事职责，对将近8,000万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我将一直保有这一大权，直到日本能够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成为所有自由国家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 “我深谙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优劣所在，因此认为自己计划中的改革应该同时带给日本现代的进步思想与实践。去军事化是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任务包括惩治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雏形、对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的做法、营造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氛围、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这些任务占据了我接下来五年以上的时间。尽管其中有些做起来相对容易，有些遭遇困难，但所有任务最终均告完成。随著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日本民众与我这个驻日盟军最高司令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独有的互信关系。我一直致力于为日本民族争取公正的对待，甚至不惜违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国的意志，当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征服者，而是开始将我当作日本的保护者看待了。” “由于被赋予如此巨大的权力，我面临著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权力是一回事，如何运用则另当别论。军事知识帮不上忙，我必须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工程师、生产主管和教师，某种程度上我还得成为神学家。我必须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无论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样的伦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灵魂深处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须用荣誉、公正和同情来填补日本在政治、经济、精神层面的空虚。将日本民族从军事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内部推进自由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场。盟国的初衷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惩罚战犯。然而日本的实验必须走得比这更远，对此我心知肚明。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企图通过军事占领来征服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蒋公与麦帅的主导下，台湾和日本在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日本从废墟中建立了经济强国。到1975年蒋公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达697美元，仅次于日本，为亚洲第二。
2017年，日本一所大学从一家日本旧书店买进《论语》纸抄本进行研究。最近，经过研究团队持续调查，发现这本《论语》纸抄本可能是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梁学者皇侃所执笔的“论语义疏”，如果扣除先前出土的竹简，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抄本。 据中央社援引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最近，日本发现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论语纸抄本，专家认为，这份纸抄本是一窥论语原来样貌的重要资料。 《论语》是记录距今约2500年前中国思想家及教育家孔子言行而进行汇编，里面记载了许多儒家思想、做人道理和一些春秋时期古人的生活方式与说话方式。著名词句“温故知新”、“四十不惑”、“不二过”等皆来源于此处。 这个抄本在日本被发现，是注疏论语“论语义疏”一部分，由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3年前在旧书店购入，并于近日开始正式对外展示。 经过研究团队的调查，从文字字形及纸的材质研判，这份纸抄本应是6世纪左右在中国所书写，它是通过派往中国隋朝和唐朝（618-907）的日本使团带到日本的，并被日本平安时代的藤原氏所收藏。 负责调查工作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佐藤道生说，这种一代传一代的东西非常古老，能奇迹似地保存至今令人吃惊。 他还说，“这次的发现，可以一窥《论语》较原始的样貌的贵重资料，可以拿来跟现存其他的抄本进行对比，让我们更接近《论语》本来的样貌。” 据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报导，这份抄本应属中国南北朝时代由南朝梁学者皇侃所执笔的“论语义疏”中“卷5”的对应部分。 抄本由20张纸黏贴而成，并制作成长27.3公分的卷轴。庆应义塾大学2017年从1家旧书店中购入，并组成研究团队持续进行调查。
9月30日是已故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诞辰100周年。在这一天，谷歌搜索引擎首页特意放上一张穿著红色旗袍、梳著波浪浏海的民国女子图片，配以张爱玲知名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以示对张爱玲的追思。张爱玲出生地上海，近日也有民众发起多场纪念活动。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出身名门的她，曾就读香港大学、圣约翰大学，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当年她以小说“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震撼文坛，在她百岁诞辰之际，Google首页也特别放上她的插画肖像作为纪念。 据中央社报导，上海民间团体或书店也发起10场左右的活动纪念张爱玲。张爱玲的研究者陈子善说，“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超乎我想像。” 张爱玲在台港享有盛名，但在大陆文坛受重视的情况反而经历波折。 1940年代她在上海就已经成名，1952年离沪赴港，1955年到美国定居；张爱玲的创作不符合中共政权下的主旋律，就此在大陆消声匿迹。 直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文学领域也得到松绑。 71岁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陈子善研究张爱玲30馀年，他表示，要说张爱玲的研究或话题在大陆还有什么禁忌的话，一个是大陆至今没有出版她被视为反共小说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另一个则是她的前夫，曾在汪精卫政府担任宣传部次长等职的胡兰成，胡兰成被认为是汉奸，“如果张爱玲和胡兰成没什么瓜葛，那情况可能不一样”。 陈子善认为，一个作家的百年能有这样的纪念，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很了不起，尤其官方的文汇报和澎湃新闻都报导了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和纪念活动。 除大陆外，台湾皇冠文化集团也为纪念张爱玲百岁诞辰在9月特别规划“张爱玲月”等一系列纪念活动。推出从未发表过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首度曝光张爱玲与友人书信往来的私密信件。书信往来始于1955年，止于1995年，超过700封书信，字数高达近70万字堪称是研究张爱玲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皇冠”杂志9月号也特别制作“张爱玲传奇100年纪念特辑”，并完整收录百张照片、插画、手稿，等，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张爱玲的创作轨迹。
得神护佑 勇敢达观 中国有句古话“王者不死”，担负著巨大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人物自有神的护佑，这一点，都多次在蒋公与麦帅身上体现出来。 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抗战指挥中心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针对全国最高抗战统帅蒋中正进行了多次轰炸“斩首行动”。 1939年5月，日军近百架轰炸机对重庆中心区进行大规模轰炸，重庆的防空警报响个不停。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厅、蒋中正官邸没有停一辆车，连美国赠送给宋美龄的别克座驾都参加救援工作。蒋中正和宋美龄也多次出现在最危险的街道指挥救援。1941年是日机空袭重庆最凶恶的一年。当年8月，日军情报获知蒋中正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立刻制订轰炸计划。8月30日，27架零式轰炸机，低空飞行轰炸重庆黄山蒋公官邸“云岫楼”，并轰炸市区内曾家岩国民政府。 炸弹下落时，蒋中正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重伤。蒋公在日记里记载了险情：“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蒋中正座驾飞行员衣复恩回忆，蒋公深具军人本色。多次共军炮弹已打到机场旁，他仍临危不乱。1949年11月29日午夜，重庆沦陷前夕，蒋公一语不发登上飞机。由于没有任何交代，大家只好在飞机旁等待。眼看共军逼近，在场大员面面相觑，衣复恩硬著头皮登上飞机，禀明情况紧急，建议尽速起飞。蒋公回答：“好吧！”顿时全场沸腾，飞机离地升空不久，共军就攻陷了重庆机场。 一战期间，麦克阿瑟率领彩虹师赴法参战，他作战勇敢，常常第一个冲出战壕奔向敌军，也因屡立战功不断升迁。他在战场上活捉过德军上校，他的勇敢和所向披靡使他成为一战中获勋最多的美国人。 与德军大举作战前，他习惯夜晚侦察，寻找敌方防线的弱点。一次，麦克阿瑟率领巡逻队找到德军防御铁丝网稀疏的地方，他们在黑夜的地上爬行，侦察著德军侧翼。突然一阵猛烈的炮火袭来，大家滚进散发著浓烟的浅弹坑。麦克阿瑟从一个弹坑跃进另一个弹坑，低声呼唤队伍跟上他，他呼唤每个士兵时都使劲摇动他们，以为他们也像他一样已经完全精疲力竭。然而，接下来他意识到一个事实：所有的人全都死了。他独自一人逃生，在狂风暴雨般的炮火下幸免，而且毫发无损，这只能是命运，他之所以幸免是因为受到全能的神的保护，其他的解释都不通。 有“血胆”之称的巴顿亲眼见识过麦克阿瑟的勇敢，他告诉家人，麦克阿瑟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曾给妻子写信描述：“我正好行进在一个旅的阵地上。他们都卧倒在弹坑里，但麦克阿瑟将军没有，他站在一个小高地上……我走过去，一阵炮火向我们袭来……我想两个人都想离开但又不肯开口，于是我们就等著炮火向我们扑来。”当一发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时，巴顿向后退了一步。麦克阿瑟幽默的说：“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这一天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使他赢得了巴顿将军永久的尊敬。 麦克阿瑟的达观将由美军另一位五星名将李奇微讲述。1951年4月11日，在韩战中，当麦克阿瑟被突然解职，他的继任李奇微同样感到惊讶、难以置信，他认为杜鲁门总统是以“粗暴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第二天，李奇微飞往东京会晤麦克阿瑟，他写道：“我从羽田机场直接前往他的官邱，他以非常恭敬的态度接待了我。当时，我怀著一种人类好奇的天性想看看他被解除了高级职务之后情绪上有甚么变化。然而，他依然如故—沉著、冷静、稳健、乐于帮助他的继任者。他含蓄地提到自己被突然解职一事，但他的语气中丝毫未流露出苦恼或怨恨的情绪，他是那样镇定地、毫不震惊的承受了这种打击，而这种打击对于一位处于事业顶峰的职业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当时就想，这件事很能体现这位伟大人物的达观性格。” 五星上将 厥功至伟 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列世界五强之林，国际地位提升。蒋中正因二战期间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领导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厥功至伟。同盟国为彰其功绩，将蒋公位列五星上将，蒋中正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将领。 但事实上，蒋公五星上将军衔的取得时间要更早一些。蒋公因领导北伐统一中国，1935年，政府主席林森，依国民党通过的“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予以颁授为五星特级上将。中国在北伐统一全局后，军衔就有特级上将，当时的中国国民党采用德制军衔章，不是用美式的。蒋公的特级上将，是国家元首级的军衔，级别不低于美国的五星上将，德、苏的元帅。 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1944年，被授衔陆军五星上将。他在一战、二战、韩战中的卓越贡献，厥功至伟。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并以盟军最高统帅之身份于降伏文书签字，其功绩闪耀史册。 在用一生谱写了这样的辉煌后，麦克阿瑟晚年在西点军校的告别演说上讲道：“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人不深受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简直使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然而，这种奖赏主要并不意味著对个人的尊崇，而是象征一个伟大的道德准则—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个大奖章的意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美国军人道德标准的一种体现。我一定要遵循这个标准，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同时始终保持谦虚……” 战友会面 互相仰慕 1950年，杜鲁门在支援蒋介石的问题上让步，他建议先派出一个调查团去评估是否有必要协防台湾。参联会把这项任务委派给麦克阿瑟，委任他任调查团团长。 接到委任，麦克阿瑟立刻飞往台湾，与他同行的还有许多高级军事将领，为此美军动用了两架C—54运输机。途中，麦克阿瑟电告五角大楼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他将用三个F—80喷射战斗机中队将之击退。 7月31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台北，蒋中正亲往机场迎接。当年8月7日的《时代》报导，记录了这次轰动全球的历史性会晤：他们两位已在历史所提供的不同战场上，作战将近40年，但从未谋面。上周，在长期的战斗之后，两位战士终于在同一场战斗中肩并肩站到了一起。在冷淡国民党台湾一段时间后，华盛顿开始认识到应该评估蒋。台湾省长吴国桢尖锐地指出这一事实：“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只有国民党政府才拥有一支规模可观、具有广泛号召力和战斗信念的军队。”美国用了很长时间才得出相同的结论。 蒋公、麦帅两度会谈，并分别发表声明。蒋公谓，与麦帅会谈已奠定中美共同保卫台湾与军事合作之基础。麦帅在台北上机前，宣布他已同蒋公商定阻止共党攻击台湾之办法。 他说：“我此次访问台湾的首要目的，是对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在内）防御可能攻势之潜力，作短促的考察。在目前情况下，不容对台湾有军事侵略的行为，这个政策是早就声明了的，我的责任和目的是执行这一决定。我在此间与各级人员的会商，在各方面说来，都非常友好融洽。所讨论的问题中，其一是中共政府迅速而慷慨地建议派军参加朝阳的联合国军队。可是，各有关方面均深信，这样的行动在目前会严重地损及台湾的防御，是不适宜的。现已完成我所指挥的美军与中共政府的军队有效合作的办法，以对付敌军愚蠢到竟然企图发动的任何攻击。照我看来，这样的企图很少有成功的机会。我有机会会见了我在上次大战的多年战友蒋介石委员长，心里非常愉快。他抗拒共产主义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让我真诚仰慕。他的决心，与美国人与太平洋区一切人民获得自由，不为奴隶这一共同目地，是一致的。” 1964年4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逝世，寿享84岁。4月6日，蒋中正电麦克阿瑟夫人致唁：“惊悉麦克阿瑟将军逝世，美国及全世界蒙受巨大损失，本人同声哀悼。将军为智仁勇兼备之模范军人与政治家，其在战时之卓越领导，对真理正义之珍视，对为压迫人民重获人类尊严所作之无我贡献，以及其为和平奋斗不屈不挠之精神，均为一光芒万丈之象征及全世界自由人民鼓舞精神之泉源。其丰功伟业，将为目前仍在继续反抗暴力，反抗侵略及反抗奴役之爱好自由人民，永志不忘。夫人为将军挚爱之同道与忠实之伴侣，本人等兹谨致诚挚唁慰之忱。愿上苍祝福并赐助夫人及阁府，愿夫人与将军过去共同生活之美满岁月，永为将来慰藉之泉源。” 麦帅在回忆录中，称蒋公是他的“老战友”；台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被命名为麦帅公路（麦克阿瑟公路）。由此可见两位英雄在彼此心中的地位。
熟读兵书 涉猎广泛 蒋中正：“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 他在1929年的《精神讲话》中说：“关于教兵练兵，大家有几部书必定要看，除了总理的书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第二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要看的多，这三种书凑合研究起来，便晓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便晓得要怎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中国的精兵。” 受父亲小亚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影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非常喜爱中华历史文化，他儿时最爱的书籍之一就是《孙子兵法》，他曾说：“中国人是战争的奇才。” 麦克阿瑟读书涉猎广泛，包括历史、人物传记、哲学、法律和自然科学，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懂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语言。他在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以绘声绘色闻名，扼要而中肯，从不停顿以选择词句或组织思路。 明察时世 大志雄韬 蒋公对于20世纪的世界变局、战略格局看的可谓深远，现仅举两例说明，一个是有关世界大局，一个是国际间所谓的“集体安全”。 蒋公：“现在国际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国际环境中，要想求生存发展，尤其是要想从危亡中求复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直截轻便的事情，必须就各方面认清时代环境的诸般关系，从而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才能看清自立自强之道，而妥筹适合时代应付环境的办法，达到御侮复兴的目的。中国自海通以来，因为国际交通和科学文明发达的原故，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主要的一分子，而且是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环，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各方面的演变，无不受国际环境的重大影响。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出路，一定要先认识世界大局。” “国际间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集体安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都饱受大战的痛苦和教训。凡是比较满意于现状的国家，都想维持现状以保持本身的安全。譬如英法两国的一切外交活动，便是以此为中心目标。……本来所谓“集体安全制”并不是现在新出的和平理论，所有欧战以后的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以及苏俄与各国所缔的互不侵犯条约，都不失为维持世界和平的工具，都是根据‘集体安全制’的理想。但是在事实上因为各国始终只是为自身利害打算，一到和他的利害发生冲突时，便不惜破坏集体安全制度，推翻一切国际条约，以遂其企图，而扰乱世界的和平。” 蒋公不仅明察时世，更有大志雄韬，留学日本期间，一首《述志》豪气堪比岳飞：“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没多久的麦克阿瑟随父亲进行了8个月的对亚洲局势的深入考察，他当时就提出日军可能会侵略中国的看法。 在实战中，麦克阿瑟多次运用“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以出奇制胜。太平洋战争中，他采用“跳岛战术”（越岛战术），充分发挥海空机动优势，以低代价获得高成果，成为军事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麦克阿瑟说：“这种战争方式的实际应用，就是避免以大量的伤亡进行正面的攻击，就是避开日军据点；切断补给线，使它们无所作为；就是孤立他们的军队，使他们在战场上饿死……这就是我调动部队与拟定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韩战中著名的仁川登陆，是麦克阿瑟战术指挥的又一颠峰之作。 麦克阿瑟更为深远的战略思想，要提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几乎没有超越麦克阿瑟构思的太平洋战略框架。 麦克阿瑟指出，亚洲拥有世界一半的人口和60%的自然资源，亚洲各国独立后，世界事务中心将转回亚洲。他将夏威夷岛、中途岛、关岛到菲律宾分散的岛屿称为“岛链”，“我们守在那里就是对各种进攻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卫。守卫西太平洋上这条无形的防线，完全依赖于控制岛链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敌对力量突破了岛链的一个环节，该岛链的其它环节也很容易被突破。” 他还预言：“不管军情多么紧急，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让台湾落入中共手中。如果台湾失陷，将立即威胁到菲律宾的自由，日本也会失去，甚至逼迫我们把西部防线收缩到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海岸一带。” 蒋公讲：“国际间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集体安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培养精神 打造部队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德关系开始复兴。蒋中正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方法训练军队，同时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 1927年，德军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Hermann Bauer）来华，出任第一任驻华德军总顾问。他对国军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调研后，以全德式装备，帮助蒋中正组建了一支教导队，这是国军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雏形。后来，第二任驻华德军总顾问乔治．魏泽尔（Georg Wetzell），将原教导队扩编为三个师，这便是最早的三个德械师。 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德国希特勒政府也迫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从钨矿资源丰富的中国进口一批钨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德关系进入和谐与活跃的时期。 与此同时，蒋中正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对军民进行精神上的培养。1934年3月，他讲道：“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军事化运动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的确实做到‘全国总动员程度’。……但是军事化最基本最要紧的条件，还不在乎技艺之末，仍在乎精神之本。所以第一要使全国国民实践礼义廉耻。” 1934年5月，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德意志国防军之父”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出任第三任德国驻华总顾问。他来华任职，足见当时德国政府对华关系高度重视。塞克特在华期间，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根据塞克特递交的《陆军改革建议书》，蒋中正决定从1935年起施行“60个整编师计划”，打算用6年时间，以德式装备和编制组建60个现代化的陆军师，“德械师”一词便由此而来。 直至全面抗战爆发时，德国帮助完成了20个“德械师”的编制。随著日军侵华，中日矛盾加剧，1938年2月，欧洲局势发生变化，不久，中德合作被迫终止。 中德密切合作期内，有四位德军将军、135名德国顾问先后来华任职。约有30万国军装备了德式武器并接受了德式训练，国民政府还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开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大大增强了国军的纪律和战斗力，尤其增强了战斗信心。 虽然在已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德械师”中，每个师所配的德式装备都参差不齐，接受德式培训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这十年的军事活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为日后在正面战场上牵制、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做出了积极准备。 其中，装备训练最完全的第36、87、88师，在两次淞沪会战中，表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德械师在当时并不打算做为作战部队使用，其中教导总队是样本师，基本都是由精心选拔的高素质士官组成，是为了以后要安插到各个部队当种子用的。 可惜抗战中，蒋公在选择全面抗战的时间上被迫提前了。如果再有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国军就能接受更多的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中华民国就不会陷入血战八年，付出极大牺牲的地步。 再来说麦克阿瑟。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和平的本能渴望变成了强烈反感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物，好像是军队引起了战争，而不是战争产生了军队。在经济崩溃之前，胡佛就一直在压缩政府开支，寻求削减陆军部的军费。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不可避免的引发了经济衰退。 1930年秋天，美国濒于崩溃边缘。同一年，麦克阿瑟晋升四星上将，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大萧条，国会意图裁军。 麦克阿瑟敏锐的看到在人们厌战情绪下，政府削减军费以及裁军，将给未来带来严重后果。他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告诉人们：“在过去的3,400年里，只有268年，也就是说只有不到8%的时间内没有战争。”他发出警告称，在一个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上，不备战是多么危险。 麦克阿瑟多次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致公开信，强调总参谋部认为的人比物资更重要的观点。麦克阿瑟指出：“一支军队可以缺乏物资，它可能服装不足，住房紧张，甚至装备落后，但在作战时，没有有经验的军官指挥，它必败无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队伍是成败的关键。” 他每一年都成功的阻止了的削减陆军的议案。不可思议的是，他竟使美军飞机数量增加到2,300架。 麦克阿瑟的坚持，证明了他的远见和日后影响到全球格局的战略胜利。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麦克阿瑟，美军在二战中将是一支二流军队。 在对美军作战精神的培养上，他多次强调：失去了战斗精神的富裕民族注定要被贫穷但好战的民族征服。 在二战爆发前的备战中，麦克阿瑟注重让空中力量成为诸兵种合成部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使得在即将到来世界大战中，美军在进攻或防御中，成为一支由飞机、坦克、卡车、炮兵和步兵组成的联合部队，让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都不能望其项背，只能自叹弗如。
1945年的1月27日，是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的日子。从1940年起，这个位于波兰南部的死亡集中营，屠杀了约110万人，其中9成受害者是犹太人。 然而在这段人类黑暗的历史中，却有一段恋情，在这片死亡的焦土上发芽…… 集中营首席刺青师 1942年4月，26岁的拉莱．索科洛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押上纳粹德国的货车车厢，运到了有“死亡工厂”之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他被纳粹分子在左臂上用蓝色墨水刺下一个冷冰冰的编码——“32407”。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每个被囚禁的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编号。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两种囚徒——有劳动价值的和没有劳动价值的。有劳动价值者，或体质具备“活体实验”条件者会被留下来；而没有价值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在抵达后未满24小时之内，就会直接被送往刑场或是毒气室杀害。 年轻力壮的拉莱被分配到工地扩建牢房，每天被迫进行大量的劳作，不久后，拉莱染上了伤寒症。由于拉莱干活的手艺不错，警卫把他交给为他刺上编号的一个法国人照顾。这位法国刺青师对拉莱颇有好感，拉莱病好之后，法国人便把他带在身边，教他刺青，给他庇护。 由于从小家境不错，拉莱会说多种语言，他擅长斯洛伐克语，德语、俄语、法语、匈牙利语也说得不错，甚至波兰语也会一点。慢慢地，拉莱凭借自己的“用处”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席刺青师。 拉莱每天都要为大批新运进来的同胞刺上羞辱的编号，他的内心十分难受。他后来这样描述这种感觉：“首先是身心上的痛苦，其次开始明白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变成了一个个冷冰冰的号码。在纳粹眼里，我们就是待宰的‘牲畜’。”实际上，当时的集中营里有不少被挑选出来为纳粹效力的囚徒，为了保命极力讨好纳粹军官，有时候对待自己同胞比纳粹还残忍。 但拉莱不是那种人，虽然他被允许在行政大楼吃饭，能得到额外的配给，有休息的时间，可以单独睡在一个房间里，甚至还有保护他“安全”的警卫，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纳粹合作者，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离死亡更远一些，但从来都算不上逃离了死亡的威胁。 有一名纳粹军官时常在拉莱工作的地方用诡异的眼神观察他，有时他会恐吓拉莱：“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去接受‘治疗’。”在集中营里，“治疗”是人体毒气实验的代名词。 就这样，拉莱每晚流着冷汗入睡，战战兢兢度过了3个月。 在地狱里埋下爱情的种子 1942年7月，拉莱像平日一样接过即将要刺在囚徒身上的编号数字——“34902”，接着一只白皙纤弱的手臂伸了过来。拉莱抬头一看，是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在这样一双眼睛的注视下，拉莱顿时不知所措。这是拉莱第一次为女性囚徒刺青。 那一刻的拉莱，心跳渐渐加速，同时又感到恐惧。他在心里一次次地诅咒命运的残酷：“难道这样的女孩也要被送进这个残忍的地狱吗？” 没过多久，拉莱，打探到编号为“34902”的女孩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塔。接着他想尽办法关照吉塔，将多余的口粮塞给她，千方百计为她安排较轻松的工作，并让人偷偷带信给吉塔，倾诉他的爱慕之情。 然而，吉塔的回信让拉莱感到绝望，她说，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还奢谈什么爱情呢？吉塔的绝望让拉莱彻夜难眠，他知道，要想让吉塔相信他，就必须先让她相信这个世界仍有希望，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帮助其他囚徒努力活下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此后，拉莱不仅将自己的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还替囚徒将偷偷带入集中营的珠宝通过相熟的警卫运出去，换进更多能够保命的食物和布料。虽然拉莱明知自己的行动要是被纳粹发现会惹来杀身之祸，但他从未却步。 拉莱勇敢的举动吉塔都看在眼里。然而，即使爱情的种子已悄悄埋下，在地狱的土壤里却不易开花。 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抵达奥斯维辛之前，部分囚徒已被纳粹转移，其中就包括吉塔。苏联红军不久后攻破德军的防线，拉莱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囚徒获得解放，大伙带着从纳粹军官那里偷来的珠宝回到家乡（这些珠宝本来就是纳粹分子从犹太囚徒身上搜刮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回到家的拉莱对吉塔仍然念念不忘，没过多久，他把所有的珠宝变卖，再次背起行囊。他流浪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在火车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逢人就问认不认识一位名叫吉塔的女孩。 最后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建议拉莱可以到附近红十字会看看，他这才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火车站。第二天，在离开旅馆准备前往红十字会的路上，拉莱看见街口走来一位女士，有着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此时的吉塔还是跟三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让他怦然心动。 两人下一秒就在街头相拥而泣，久久不愿松开，怕一放手就再次失去对方。 1945年10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编号“32407”的刺青师和编号“34902”的女囚徒结婚了。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平静，拉莱和吉塔开了一个纺织店，本来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钱都捐给了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独立战争。 拉莱的行为不久后被斯洛伐克当局发现，夫妻俩都被软禁在家，店铺也被政府没收。万般无奈之下，拉莱和吉塔找机会逃出斯洛伐克，离开欧洲，最后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两人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他们始终低调过活，只有极少数的朋友知道他们这段秘密爱情的零星信息，就连他们的儿子最初也不太清楚父母相遇、相爱的细节。 一直到吉塔去世，他们的故事才被一位作家偶然得知。当时已90岁高龄的拉莱在作家的采访镜头前提起初见吉塔时的情景，泪水仍然难以抑制地流了下来： “我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刺青师，就是把囚徒的编号刺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名叫吉塔的女囚徒……我把她的编号刺在了她的左臂上，她却把这个编号刻在了我的心里，直到现在。” （全文转自看中国）
现代史上，中西方有两位传奇的五星上将，蒋中正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的传奇，既是个人的传奇，也是历史的传奇。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比两人的相似之处，开篇先从这句话谈起。秦孝仪先生赞叹蒋公：“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德、言、功、位、寿五者齐备，蒋公与麦帅都是这样的历史英雄。 天降大任 英伟奇才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寿享88。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寿享84。 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两位英雄，相差七岁，有著英朗军人仪表的他们，都在20世纪世界巨变的历史舞台上力挽狂澜。他们逝去的时间，相隔11年，逝去的日子，竟同是4月5日。 蒋中正的一生充满了“最高”和第一。他是第一任黄埔军校校长，历任国军总司令、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华民国总统。他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后，是第一个成功统一全国的最高领导，是领导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最高领袖，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公的经历正是源于他的奇才和天降大任，他创造了现代历史上英雄救世的奇迹。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生同时充满了第一和唯一。1903年，他以98.14分第一名的成绩自西点军校毕业，创造了西点历史上的最好成绩。麦克阿瑟还有三个“最年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美军中最年轻的准将。1919年被任命为西点军校第31任校长，是西点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他于1930年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成为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他是被其他国家授予陆军元帅的唯一美国将军，是美国历史上参加过三次重要战争（一战、二战、韩战）的唯一将军。二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是对日本命运和太平洋地区影响最深远的美国人，还是美国陆海空三军中获勋最多的将军。他卓越军事天才、战略能力和时代赋予的独特经历，使他独特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将领。 1908年，蒋中正加入同盟会，次年首次见到孙中山。当时还是年轻军校士官生的蒋中正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此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军事家、美国陆军特级上将约翰．潘兴是众多著名美国陆军将军的导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潘兴曾率领美国远征军取得胜利。年轻时的麦克阿瑟令潘兴印象深刻：“麦克阿瑟少尉的男子汉气质和精干的形象，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两位慈母 教子不怠 蒋中正九岁丧父，蒋母含辛茹苦，教子不怠。蒋中正回忆母亲时说：“其于中正抚爱之深，常如婴孩，而督教之严，甚于师保。出入必检其所携，游息必询其所往，罢读归来，必考其所学；而又课以洒扫应对之仪，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亲佣保猥贱之工作，以励其身心；夜寐夙兴，无时不倾注其全力，期抚孤子于成立。”古有岳母刺字，现有蒋母言传身教，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又一位千古英雄。 麦克阿瑟将军的母亲玛丽哈迪也称“粉姬”，她鼓励麦克阿瑟学习研究历史，浏览世界名人传略，教导麦克阿瑟“永不说谎”。儿童时代起，麦克阿瑟取胜的决心就坚不可摧，粉姬小心的呵护著这种激情。麦克阿瑟一直受到母亲的激励，有人说她塑造了麦克阿瑟的性格。 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麦克阿瑟13岁那年，粉姬把他带到了外公家诺福克，他决定卖报纸来挣些零花钱，然而街角很多卖报的小孩不喜欢再有竞争。他晚上回家时局促不安，一捆报纸原封未动。“道格拉斯，你为甚么一份报都没卖？”“晤……那些男孩不让我卖。”粉姬严厉地对他说：“明天你还出去，把报纸卖完，否则别回来。”麦克阿瑟第二天晚上回来时，一只眼睛发青，衣服撕破了，鼻子和嘴巴有干涸的血迹，指关节红肿，但这次报纸卖完了。 国父创校 名将摇篮 黄埔军校，全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由国父孙中山先生指示筹办，1924年建校，原校址位于广州黄埔长洲岛。 孙中山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此训词成为中华民国国歌，从黄埔第五期开始传唱至今。 1924年11月，孙中山视察军校，对蒋中正说：“今观黄埔军校学生，……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黄埔培养出的名将，多在抗战和国共战争中担任军师级甚至兵团司令级要职。如关麟征、胡宗南、徐庭瑶、李默庵、王叔铭、杜聿明、俞济时、王耀武、黄维、方天、宋希濂、甘丽初、方先觉、桂永清、戴安澜、张灵甫、余程万、胡琏、邱清泉、廖耀湘、罗奇、郑洞国、李本一、杨干才、张耀明、刘玉章、莫敌、高魁元、戴笠、郑介民、唐纵、邓文仪等。 再说西点军校，全称美国陆军军官学院。纽约曼哈顿岛以北四十英里的熊山，气势磅礡的哈德孙河被一块伸向河中的岩石坡阻挡，国父乔治．华盛顿当年踩在这三角形悬崖巨石之处一看，说，好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华盛顿曾主张在此建立军校，遭到反对。1802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改变了在任华盛顿国务卿时的反对立场，西点军校正式创建。西点军校是联邦政府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军事性质四年制本科大学，1898年把“责任、荣誉、国家”正式定为校训。 西点军校是培养美国陆军名将的摇篮。最著名的美军将领，约翰．约瑟夫．潘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伯特．李、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都毕业于西点军校。 孙中山先生（图片来源：国史馆，公有领域） 黄埔西点 两位校长 蒋公是黄埔第一任校长，任期从1924年至1947年。黄埔创建之初，物资匮乏，条件极为艰苦，蒋公效法岳飞、戚继光治军，励精图治。从军服军帽设计、聘用教官、编写教程、训练射击、校舍卫生、学员风纪等，蒋公都详细规定。黄埔一期约五百学员，大都由蒋公亲自招收。他还为黄埔学员选定了《选读各书目录》，涵盖广博。 黄埔军校的课程主要是军事课和政治课。军事课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继则教授战术、兵器、交通、筑城四大教程。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 1925年元旦，蒋公对黄埔学员训话讲道，黄埔军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字。当时军校优秀学生，除了毕业证书等还将接受由校长颁发的仪装饰佩剑—中正剑。 蒋公自黄埔建军，创立了真正的国民军，迈出了实现“军政”的关键一步。在即将展开的战争中，黄埔军将作为是国军中的王牌、国军的军魂，随公东征、北伐、剿匪、抗日，一匡天下，捍卫国家尊严、保护民族血脉。 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1939年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他承认日本在战前，低估了以蒋公为领袖的黄埔抗战精神。 各期黄埔军校生一毕业，都直接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八年，22次大会战，200多名黄埔教官和学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指挥全国2/3的抗日之师，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毕业生幸存者仅1,100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有40名黄埔将军壮烈殉国，“故土新坟抗日冢，何处白骨无黄埔？” 每年在西点军校庄严而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总统或者副总统都会亲自参加，在礼炮声中，校长会亲自把一校徽佩戴在学员的胸前，校徽上镌刻著一只目光炯炯的山鹰，一顶发亮的钢盔，一把锋利的短剑，还有一行醒目的大字，那就是闻名于世的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 西点军校特别重视对学员品德的培养。他们反复强调，西点培养的领导人才必须是“品德高尚”的。在西点军校，麦克阿瑟曾对学员讲道：“‘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庄严地提醒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将使你精神振奋，在你似乎丧失勇气时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词。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之徒，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不甚正常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对它们进行愚弄和嘲笑。” 1919年6月，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校长。他在任内对这所享誉世界的军事院校进行了开拓性的改革，包括整顿纪律，增设课程，主张训练要著眼于未来战争，推行现代化军事教育，他也因此享有“西点之父”的美誉。 而进入西点军校的年轻人也已经准备好，或者是经过训练后准备好为他们的国家奉献生命。在美国的历次战争中，西点学员的死亡率之高是数一数二的。
惨遭阴毒的阳谋迫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来自贫寒之家的新凤霞终日苦练于红毡之上时，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吴祖光已经是名声大振的“戏剧才子”。 二十多岁就成为香港知名电影编导的吴祖光，1949年受中共“统战”返回北京。而后，经老舍介绍，遇到了年轻貌美、在评剧舞台上正当红的新凤霞。两人互相倾慕，相濡以沫，厮守终身。 她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他知道她特别渴望有文化，于是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是一间大大的书房。婚后，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替他挤好。 可是，恩爱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吴祖光率先发言：“法规一定要建立。否则，中央领导犯错误谁监督。”直率的一句话致灾难从天而降。 多年后，作家冯骥才忆起吴祖光敢言的这一幕都不寒而栗，连称吴祖光胆大；挚友黄苗子曾以一种别样的口气乞求吴祖光：“凤霞贤淑，唯你是忧，免开尊口，别无他求。” 1957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份。这年5月，中共号召大家帮它“整风”。人缘颇好的吴祖光家里一时聚集了众多访客，被煽动的朋友来劝说，官方派人指示他提意见。本来就好打抱不平的他，这次准备“响应号召”，对文艺界的高官提意见。 5月31日，官方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派人派车来接。妻子仿佛预感到不祥之兆，一向温顺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门口，坚决不许丈夫跨出一步。但轿车在按喇叭，接的人在旁催促，从来都被称为“爱妻号”的吴祖光焦急地推开妻子，大步走出了家门。 在人数寥寥的会议上，吴祖光再次率先发言，“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事后，他的发言被加上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见诸报端后，毛泽东竟亲自参战，抛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论”。结果，秀才书生的理性败于流民兵家的暴力，吴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成为专门与“党”作对的戏剧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的第一个“大右派”。 1957年，北京的首都剧场曾上演过很荒诞的一幕：白天，整个剧院对吴祖光展开连篇累牍的批斗；晚上，则由新凤霞主演丈夫吴祖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 在经受了五六十次的大批判之后，吴祖光的第一次人生大变故定格在1958年。 那年的初春，天气陡变严寒，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去劳改。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他身负行囊去向病卧在床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告别，然后看看自己三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的还没有上学，最小的女儿不满周岁。吴祖光亲吻著他们，百感交集，如乱箭穿心。 他不知这一走，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骨肉。最后，他与妻子新凤霞泪眼相对，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家门。 之后的三年，是一段极为漫长的时间：父亲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负重，孩子饱受欺凌，妻子被百般虐待…… 他与五百多个“右派”一起前脚出门，还没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官方马上派人召见新凤霞：“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一向很怵高官的新凤霞此时义正词严：“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对方指著报纸上的离婚案例，先是命令她必须与丈夫划清界限，然后威逼利诱：“如果同意离婚便可入党；否则，后果自负。” “你不能再继续唱戏！”高官威胁她。“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如果不能两全，我宁愿要祖光”，不到30岁、正值演艺事业高峰的她一字一顿地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吴祖光28年！” “那你就去等吧！”新凤霞话音未落，对方拍著桌子将她赶出了办公室。 她一路哭著跑出了文化部楼上的长甬道。第二天，她去剧院上班，迎头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份子”对她进行批斗，但剧院仍指靠她的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剧目登出海报，立即满座；而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剧院就在演出的后台贴上大标语：“右派份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以此警示观众与记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斗，晚上唱戏从舞台上下来之后，就要去刷马桶。她心里委屈，老舍就劝她多给吴祖光写信。她寄东西，写了很多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诉他，不会写的字就用画画代替；他也写厚厚的信给她，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1960年底，闯关万里的吴祖光幸获生还—因为不只一个同时被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 相比之下，他说自己竟成了“幸运者”，因为中共要利用他写歌功颂德的剧本，没将他折磨致死，他终于与妻小团聚。 他回到北京当天，妻子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四合院装扮一新，让三个孩子写下好多“热烈欢迎爸爸回家”的大小字幅，和各式剪纸剪花一起贴在家的各处。她对孩子们说：“你爸从冰天雪地回来，我们要让他感到温暖。” 想起自己之前被定罪为“右派”，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初自己对中共满腔赤诚，但为甚么它对知识份子无法容忍，针对知识份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著一个：《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事件”批判…… 他敢言，也敢问。问不了别人，他问自己：为甚么“反右运动”中批判知识份子的也全是知识份子？不是“伟大领袖”发出“庄严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不是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出建议吗？不是再三指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当他知道，毛泽东与中共种种“诚挚”和“谦虚”的动员，是一种策略，是一条“妙计”，是将阴谋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时，他才明白，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乖乖就范的原因了。 历经磨难 自嘲“生正逢时” 三年北大荒的劳改，没有改变吴祖光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过几年平静的日子，转眼间，“文革”汹涌而来，他又因敢言的“右派文人”成为戴罪之身，失去自由，又被关押了八年。 1966年的中国已成一片打、砸、抢的人间血海，38岁的新凤霞再次受到牵连，除了挨打挨骂，还被发配到几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 一次，吴祖光被“造反派”临时押送回家—他用在香港挣的钱买的一所四合院，全被抄了个底朝天。地下的瓷砖被撬开，地板被挖成坑，天花板也被打穿洞，“造反派”要他承认家里藏有军火。 一天上午，“红卫兵”在剧院中间烧了一大堆戏衣和剧照，火苗高得过了房。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人都被逼著围著火跪了一大圈。 这时就听见有人高喊：“打！”“红卫兵”手里的皮带瞬时上下起落。皮带一下去，一条血印就从白衬衣里渗出来。打得这些人满地打滚，全身是血。老舍就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回家翌日早晨离家出走，在什刹海投水自尽。新凤霞被打得左膝盖遭受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 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新凤霞发高烧还被迫去劳改。在跨出家门的一刻，她突发脑溢血昏倒。因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耽误医院治疗，导致左半身偏瘫，永远地告别了钟爱的舞台。 算是不幸之中有大幸，早已拜师于齐白石、充其量只有小学文化的新凤霞，用她那唯一能动的右手，将她那坎坷的一生及丰富的阅历一点一滴地记录，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 尽管每篇文章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的只有吴祖光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和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甚至还有用画来代替的字，但其深挚朴实的感情、传奇式的生活经历、独具风格的语言，谁也无法代替。 从她残疾到她去世的二十三个年头里，她留下了《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仪》等达四百万字的回忆文丛，画了几千幅齐白石风格的水墨画。由于她的毛笔字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上吴祖光都为爱妻题上字，是谓“夫妻画”。 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夫妻俩也互相欣赏、互相造就。因为新凤霞的残疾，吴祖光到晚年都保持著与中共抗争的斗志；因为有吴祖光，被迫害致残的新凤霞才能从文盲成为28本书的作者，并画出数千幅画作。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吴祖光以三个月的高速度，创作了一出五幕话剧《闯江湖》。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民间艺人的苦难生活、饱含辛酸的喜剧，妻子新凤霞就是女主角的原型。 一生创作过四十多部剧本的吴祖光曾说：“我写了大半辈子剧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动、甚至产生一种特殊偏爱的，就是这个《闯江湖》！”个中原因自然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夫妻俩都是深受中共迫害的艺术家。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难，吴祖光晚年曾这样概括：“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后半辈子都生活在“生不逢时”悲惨境遇里的吴祖光，1993年76岁时在一篇千字文中叹道：“我的冬天太长了！”而经历了无数狂风暴雨的他，从来都笑对磨难，仗义执言，最喜欢说自己“生正逢时”。 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心里话：“你太听话了！”令曹禺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在中共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又被批判。之后，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时却生生被官方出动警车强制停展，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被警方拦截在外。 吴祖光曾笑言，“文革”后他获得的一门知识是，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曾有港媒报导，因敢言而被劝退出中共的吴祖光，晚年的最大愿望是盼望中共早日解体，他曾指著江泽民巨幅画像轻蔑地说，“虚张声势，心中其实战战兢兢，不知共产党何时就垮台！” 吴祖光于2003年4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86岁，日子竟然和新凤霞过世是同一天，新凤霞在1998年的4月9日离世。为此，他们的儿子吴欢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他“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 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花了半个月才写就一篇《怀凤》短文，这位天才作家竟第一次感觉到写作上的吃力。写写，哭哭，停停……在妻子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旁；在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她仍旧坐在这里……最后五年，他对妻子的怀念，痛苦程度远超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磨难。 吴祖光以戏为生：少年逃学看戏，青年写戏，中老年编导戏剧，晚年评论戏剧、讲演戏剧。他自称最喜爱喜剧，希望给观众带来欢乐。然而在观众笑逐颜开之际，往往是他体验无数的辛酸之时。 “不屈为至贵”，这句典出隋朝王通的“不辱于人谓之贵”、也是吴祖光经常送给友人的报恩诗，成为这对惨遭中共迫害的文艺伉俪一生的写照。 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吴祖光这样的丈夫，也缺少像新凤霞这样的妻子。这不仅是从才华和成就上看，也是从他们在反抗中共的残暴与邪恶中所彰显的性格上去看。
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50年6月，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甚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甚么：“正月是新年哪，干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甚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为甚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像。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农民，这些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剌，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像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份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像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像，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甚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甚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不过，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著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上面控制得很严，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 很多地主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甚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法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著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著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甚么政府？！叫甚么政权？！叫甚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像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