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梁：「有一句話，我只問這一次，以後都不會再問，為甚麼是我？」 林：「答案很長，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準備好聽我了嗎？」 一問一答間，梁思成、林徽因，不僅書寫了一段人間四月天般的情話，更用他們的一生，為這動人的前奏譜序了一曲明漫、絢麗而又凄愴的協奏曲。 第一樂章：璧人初相識 林徽因，是民國史上的一個傳奇。她是名門閨秀、才女、詩人、畫家、建築學家，其音容笑貌在當時被驚為天人。 梁思成，不僅以其父梁啟超，妻子林徽因而聞名，更被英國學者稱為「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 為這位建築宗師開啟通往建築學界大門的，正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甚麼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 1924年，梁思成、林徽因同到美國賓大學習，在那裡留下了他們的青蔥歲月，他們的美好年華。 第二樂章：屋頂的吟唱 1928年，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歐式建築。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 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 1937年，他們踏上漫漫長路，翻山越嶺，尋找失落在歷史記憶和人類視野中的中國古建築。火車、汽車、自行車、騾車、徒步，拍攝、測量、記錄、繪製，從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華嚴寺，到河北趙州隋朝安濟橋……1941年時，他們的足跡已遍布15個省的200多個縣，發現勘測了2,000餘座珍貴的古建築遺存。 實際的探尋和測繪過程是艱辛和疲憊的，但這發現之旅在他們克服重重魔難的過程中，也給予了他們一個又一個驚喜。 在向山西五台縣佛光寺進發前，中國還未發現保存完好的早於日本法隆寺的木結構建築。 1937年的一天，當一行人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在落日的餘暉中時，「快看那！」隨著林徽因興奮叫聲看去，蒼山林海間，雄偉的斗拱現出真顏。 「那高大的殿門，頓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在一個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薩的坐像，他的侍者們環他而立，猶如一座仙林。」（梁思成） 不僅如此，在這座大殿里，他們還找到了唐代的繪畫、唐代的書法、唐代的雕塑、唐代壁畫和墨書題記，每一項，都可謂稀世珍寶。他們爬上屋頂親自測繪，留下了幸福的影像，那是他們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屋頂的吟唱。 在學界精英遷居李庄的日子裡，梁思成和林徽因開始了《中國建築史》的編寫工作。 梁思成繪製的建築圖紙，精美、詳盡、清晰，並配以優美的中英文雙語標識，每一幅圖都是值得細細品味的藝術品。它們一張一張，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建築史的概要。林徽因承擔了全部書稿的校閱和補充工作，並執筆第七章五代、宋、遼、金的部分。 這些圖稿、文字是珍貴的歷史見證，它們訴說的，是那些雄偉壯觀的古建築，是先人的審美智慧，是那個時代的偉大輝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人生的意義。 他們的友人，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這樣評價：「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他們卻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當時林徽因身患肺結核，梁思成則因為青年時代一次車禍的後遺症而導致脊椎受傷。然而，無論疾病還是艱難的生活都無損於他們對自己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的熱情。就是在戰時的這一時期，梁思成用英文寫成了《圖像中國建築史》。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 第三樂章：感時花濺淚 歷史和文明，總要有物化的東西來承載，而古建築就是承載千年歷史文明的最好例證。「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奠基的靈魂，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漫不可信的變遷。」（梁思成） 1945年，盟軍轟炸日本前，梁思成通過美駐重慶辦事處聯絡官布朗森上校，提出了保護京都、奈良古建築的重要性：「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 雖然不能確定梁思成的建議對京都、奈良免於轟炸起了多大作用，但在奈良被宣布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30周年紀念日，日本《朝日新聞》曾刊發《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來表達紀念。 遺憾的是，這位京都、奈良的恩人，卻救不了故國古都。1949年後，對北京的規劃，梁思成有這樣的設想：宏大的城牆，十幾座城樓全部保留，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等灌木，或鋪草地，種植花草，再安放些園椅，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樓宇，夾道的樹蔭，衙署的前庭，或優美的牌坊，實在合乎中國的身份，壯美的多。 梁思成將這個設想畫下來，並規划了一份草圖。如果被採納，今天的北京城將成為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都，也將成為中國人，乃至世界建築史閃閃發光的驕傲。 然而，翻開歷史的那一頁，是林徽因撫磚痛哭，梁思成痛苦的訴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曾讓這對夫婦魂縈夢繞、歷盡千辛找尋測繪的古建築，絕大多數被拆毀、破壞。這些中國的古老建築，它們的身體，連同承載的歷史記憶、文化精魂，一同消散飄零。 第四樂章：恨別鳥驚心 1955年，在批判「大屋頂」的運動中，梁思成被點名批判，兩人雙雙病倒。林徽因說，梁思成是搞學問的，他所有的東西都在學問中，現在批判他的學問，那他還剩甚麼呢？ 伴隨著對他們建築思想的批判，林徽因的精神率先垮掉，1955年4月1日，民國史上的傳奇才女溘然長逝。或許這是上天對她的再一次眷顧，因為更猛烈的凄風暴雨還在後面。 1966年，文革到來。梁思成在打砸燒搶、殺人越貨「破四舊」運動中，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批鬥，身心飽受摧殘。林洙回憶說：「那天我正在系館門口看大字報，突然一個人從系館裡被人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還在『梁思成』三個字上打了一個『×』。系館門口的人群『轟』的一聲笑開了。他彎著腰踉蹌了幾步，幾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 1968年11月，梁思成心力衰竭，生命垂危，送進醫院搶救。然而病情剛剛穩定，就被接回清華園繼續接受批鬥。每次的斗鬼會，梁思成都會被從家裡抬出，放在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耍猴般的推到會場，再被耍猴般的送回家。每次被批鬥完，梁思成都像死人一般，長時間緩不過氣來。 1972年1月9日，在無盡難言的侮辱中，這位「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凄然離世，為這愴然涕下的協奏曲的末章畫下休止符，愛妻林徽因的墓碑也在文革期間被毀。故鄉故土故人已逝，荒年荒冢荒誕不經。 註：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貫廣東新會，生於日本東京，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建築五宗師》書中與呂彥直、劉敦楨、童寯、楊廷寶合稱「建築五宗師」。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原名林徽音，中國著名建築師、詩人。廣場紀念碑和中共國徽深化方案的設計者。她是建築師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同時她也是民國初年女子地位提升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段時間，幾位中國媒體人和作家，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拿到了一些基本生活費後，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事情 ，似乎成為了大丑聞。 如果「日本政府下屬的交流基金會花錢收買文化人」是醜聞，是應該逼這些人道歉的話。那麼，日本政府可是做了太多這種醜行，花了太多錢收買人心了。 今天，我們就把日本政府歷年來給中國花的錢，原原本本列出來。你不可能在中文互聯網上看到比這更詳細的列表了。 首先，說一下來龍去脈。1979年，隨著中日關係逐漸回暖，中國也表達了需要發展的意願之後，日本時任總理髮表了「期待著更加豐饒的中國，我國之所以提出協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方針，也是不希望與這樣的世界性期待背道而馳。」 2006年後，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日本逐漸放慢了對中國的援助。2018年10月，前日本首相安倍訪華時，認為「再援助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不合適的，中日已經成為了對等的夥伴」，就此，持續近40年的日本對中國援助，划上了休止符。 這40年間，日本共借款給中國33165億日元，提供無償資金1576億日元，提供技術協助摺合1849億日元。合計3兆6590億日元，即2140億人民幣。（數據截止2017年） 日本花這3.6兆日元給中國，都幹什麼醜行了？來看一看吧，可能有很多你平時經常使用的，經常去的，經常看的事物。 以下按時間順序介紹，單位為日元，資料均引自日本外務省。部分1億以下的項目略過。 1979年： 山東兗州石臼港建設 70.8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01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25億 秦皇島港擴充 49億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33億 五強溪水力發電所建設 1.4億 1980年：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4.3億 災害緊急援助 2億 石臼港建設 98.6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31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112億 秦皇島港擴充 137.7億 1981年： 購買商品借款 600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23億 石臼港建設 185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32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92億 秦皇島港擴充 91億 1982年： 購買商品借款 200億 國家圖書館計算機援助 0.5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64.8億 石臼港建設 23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18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309億 1983年： 中央音樂團的樂器援助 0.34億 教育部使用的圖書 0.5億 糧食增產援助 5億 購買商品借款 191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72億 石臼港建設 52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15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332億 1984年：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101.9億 鄭州—寶雞鐵道電氣化 75.75億 秦皇島港擴充 46億 連雲港擴充 24.4億 青島港擴充 22億 天津、上海、廣州通信網擴充 11.5億 天生橋水力發電站 124億 商品借款 309億 肉類食品綜合研究中心建設 27億 北京郵電訓練中心 22億 糧食增產援助 5億 1985年：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286億 鄭州—寶雞鐵道電氣化 132.5億 秦皇島港擴充 37億 連雲港擴充 57.7億 青島港擴充 39億 天津、上海、廣州通信網擴充 92億 天生橋水力發電站 123.5億 礦物檢查研究中心 11億 國家標準物質研究中心 12億 糧食增產援助 […]
黃萬里與張光斗兩個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都在上世紀30年代到美國留學，學成之後都回國報效，在國民政府部門任職。1949年之後，兩人又都在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當教授，同時也都參與國家重點專案的技術領導和諮詢等，繼續實現他們年輕時代的愛國夢…… 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夢。這兩人就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黃萬里教授和張光斗教授。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東壩頭，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道：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埽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一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1954年，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布了中國政府的宏偉計劃：「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建設三門峽的工程目標，首先是一個政治目標，要用大壩工程來實現黃河清，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和正確；經濟技術目標其次，其中又以發電為主，三門峽一個大壩的裝機容量相當於1949年全中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毛澤東認為蘇維埃加電氣化就等於共產主義，有了電，中國離共產主義自然就不遠了。 歷史上有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訓、經驗。黃河是條多泥沙河流，人稱「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庫大壩來攔水蓄沙，實現黃河清的目標，是個錯誤的工程措施。簡單地說，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則背道而馳，不是疏、導，而堵、攔，就又回到鯀的老路上去。 為了建設三門峽水庫大壩，中國政府邀請了蘇聯專家，同時也邀請了上述兩位到西方留學過的水利專家黃萬里、張光斗，參與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參加工程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沒有人敢對毛澤東欽定的三門峽工程說個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黃萬里和一個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黃萬里舌戰群儒，和蘇聯專家、中國專家展開激烈的爭論。 黃萬里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指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用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黃萬里之黃河不可能變清，是一句真話，是一句實話，但自以為是聖人的毛澤東就不愛聽這真話。 張光斗則積極支援毛澤東的建設三門峽大壩的主張，並出任工程的技術負責人。黃河的年平均泥沙量為16億噸，而中國方面向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中，卻將泥沙量降低到13億噸，並且提出，由於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將減少3％，20年一共減少60％，到那時黃河的泥沙淤積問題就可以解決。由於中方向蘇聯提供了假資料，使蘇聯在工程失敗後無須承擔任何技術責任。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正式開工。 政治生涯上的榮辱之別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親自關懷下，1956年張光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被選為全國先進生產工作者。1959年9月，毛澤東視察北京密雲水庫，聽取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張光斗的彙報。張光斗盛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並把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的設計，稱為貫徹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具體行動。張光斗的彙報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張光斗也就成為共產黨所需要的又紅又專的科學家。 黃萬里因為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而被歸入另類。1957年5月，黃萬里在《新清華》發表了《花叢小語》的散文，批評北京市在馬路建設上違反施工常識，造成新建馬路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總是人民！同時，他還對毛澤東的有關人民內部矛盾及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說世界上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黃萬里的講話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看了《花叢小語》一文後，批評黃萬里這是甚麼話，把美國的月亮說得比中國的圓。黃萬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華大學最後摘帽的右派。 黃萬里到三門峽大壩工程去接受勞動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黃萬里還是念念不忘對黃河泥沙規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燈下，他完成了《論治理黃河方略》等許多重要科學論文，為後人留下寶貴的資料和經驗。黃萬里說：有史以來，幾乎每個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過治河觀點。清朝時候還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狀元，但那些觀點都是僅憑直覺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在大饑荒年代，中國人也勒緊褲帶，支援建設三門峽工程巨額資金的需求。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是水庫蓄水後一年半中，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現鹽鹼化和沼澤化。好大喜功的毛澤東聽到此消息，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證明了黃萬里的反對意見是正確的，也證明了毛澤東的決策和以張光斗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和蘇聯專家的論證是錯誤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應該向黃萬里道歉，張光斗等專家應該為三門峽工程的論證錯誤承擔技術責任。 三門峽工程失敗的直接結果，是對黃河河流生態環境、特別是中下游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黃河三門峽至潼關的淤積泥沙至今沒有解決；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的鹽鹼化；水庫淹沒了大量的農田；水庫毀掉了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迹；黃河航運的中斷；30多萬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許多移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三門峽工程直接經濟的損失為：高壩當低壩用，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發電機裝機能力只有原來的1/5，發電目標沒有達到；高壩低用，防洪目標無法實現；兩次改建增加的費用，以及增加的常年運行費用等等。據最保守的估計，這些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三門峽工程的總造價，當時又是所謂三年大饑荒期間，如果把三門峽工程的投資用於救災，中國至少可以減少上千萬非正常死亡人數。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毛澤東的威望卻通過造神運動達到了頂峰，張光斗的學術地位也達到了頂峰，他不但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水利水電科研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技術顧問。1994又成為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們所說的雙院士。 三門峽工程失敗後，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黃萬里仍然頂著右派的帽子，後來摘帽之後仍然沒有授課權。經過黃萬里本人和清華大學師生的抗爭，直到1998年長江洪水後，他才重新獲得授課權。此時他已87歲高齡，並患有癌症，但他還是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授課權。他批評黃河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顏地說黃水真的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正因為如此，黃萬里的頭銜只有兩個，教授和右派。 三峽工程上再次針鋒相對 1982年鄧小平為長江三峽工程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里，對中國決策者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決策的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行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由水利部負責組織。兩院院士張光斗被邀請為特別顧問，而黃萬里則被拒絕門外。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長江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張光斗擔任審查委員會技術總負責人。之後國務院又邀請張光斗擔任三峽工程品質檢查主要負責人。由於張光斗在審查長江三峽工程初步設計中的貢獻，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專門從總理基金中拿出錢，獎勵張光斗等人在三峽工程論證決策中的特殊貢獻。 到2002年底，三峽大壩就要建成，現在回過頭來看，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和初步設計有許多嚴重錯誤，僅舉其中三峽水庫的庫容量計算錯誤一例，來看張光斗的科學態度：一個水庫工程的庫容量計算錯誤，是水庫工程設計中最嚴重的技術錯誤，根據加拿大國際勘測組織發表的張光斗給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的信和談話，張光斗進言道：「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麼大。這個研究是清華大學作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也承認這是真的。」張光斗建議以犧牲長江航運的利益，來彌補計算中誇大的庫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這樣做的結果將造成長江航運周期性中斷。張光斗向郭樹言獻策：「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 張光斗還是三峽工程品質檢查的主要負責人，其職責是向國家領導人撰寫工程品質報告、如實報導三峽工程品質情況。新聞界以張光斗等人的報告為基礎，在電視、報紙上吹噓三峽工程品質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個體工程品質為優秀。但張光斗對郭樹言說：「關於三峽工程的品質問題，我們的品質檢查報告寫得比較客氣，主要是怕人家攻我們。品質一般，這要說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關鍵是進度趕得太快。」 張光斗在信中特彆強調：我給你們寫了封信，全是真話，沒有假話。如果此話為真，那麼張光斗參與的三峽工程論證和他主持審查通過的工程設計中的論據和結論都為假話。他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是所謂泰鬥了，可是他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知識分子。 黃萬里的子女們對父親一生的評價是：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1989年6月之後，對三峽工程提出反對意見，已經被定義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在中國沒有雜誌報刊敢刊登黃萬里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但是黃萬里尋找一切可能，要讓世人知道三峽工程的危害。美國出版的現代中國研究雜誌就多次發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寫信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收到過回信。 黃萬里於2001年8月26日在清華大學的學校醫院病逝，享年90歲。黃萬里留給子女的遺囑，是關於長江堤防如何修築的措施。人們都說，他真是一個書生。 1935年，黃萬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要早10年。26歲學成回國後，他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3至今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國上下，從科學/工程兩院院士、水利系統、黃河長江三門峽三峽建設委員會大小幹員，有哪一個能在學歷資歷上與黃萬里一較高低，還不要說他作為科學家的良心、作為公民的責任感。 他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觀察，只想提醒別再犯愚蠢的錯誤：國家浪擲幾百幾千億、百萬生靈塗炭、大好山河糟蹋。 這不是危言聳聽。他要說的，是萬萬不可在中國的命脈大河築高壩。這話他在1957年說，對於造床質為泥沙的黃河，是萬不可在三門峽築壩的──沒有人聽。不到兩年，所有他預警的災難（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一一兌現。
什麼樣的社會成就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塑造什麼樣的社會。 文人的骨氣，是靈魂的骨頭。 一個人必先有靈魂，然後才可有骨氣。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師們，已然遠去。 那時的他們，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不獨守三尺講台，更馳騁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 他們的風骨遺世長存，令今人汗顏無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勳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蔡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胡適：「總統，你錯了！」 安坐是屁股的儀式，由於腿的功能退居幕後，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隱蔽。客觀來說，人的屁股在嚴密的紡織品包裹之中，不露聲色，所以，屁股的真實嘴臉，有時便曲折婉轉地藉助語言和手、腳來表現。 其實，有史以來，屁股始終是不平等的。龍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別人是不能染指的。當皇帝安坐在威嚴的龍椅上的時候，所有的文臣武將，都只能肅立或者下跪在一張1958年的舊照片上，我看到了兩張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兩個民國歷史上聲名顯赫的人物。蔣介石和胡適，以並肩而坐的姿勢，穿越遼闊的海峽和五十七年的漫長時光，出現在一個寫作者的眼前。 蔣介石的神情氣度保持了他一貫的嚴肅和威儀，符合一個領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飾嚴整，身姿端正。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胡適卻二郎腿高蹺，神情輕鬆，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照片是真實的，但僅僅是瞬間的記錄。胡適的二郎腿和領袖的正襟危坐構成了巨大的疑問，它讓我一直思考，在威嚴如日中天，人人見而敬畏的蔣介石面前，胡適用高傲的二郎腿，難道是為了展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處，終於尋覓到了胡適和他那條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蔣介石合影之前，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暨第三屆院士會議上，同蔣介石發生了激烈的交鋒。胡適對會上蔣介石以領袖身份發表的講話極其不滿，他認為蔣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責無旁貸地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終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以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論述違反了學術研究的獨立原則，干涉了學術研究的自由。 胡適的答謝詞以石破天驚的憤怒開頭。「總統，你錯了！」胡適的當頭棒喝讓毫無防備的領袖眼冒金花。在蔣介石的極度錯愕中，胡適又毫不客氣地說：「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蔣介石憤怒的引信瞬間點燃了，他勃然變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張群、陳誠等人拉住，他肯定會踢翻座椅，揚長而去。 照片上的蔣介石，不露聲色。照片背後的蔣介石卻一腔怒火，屈辱讓他長夜難眠。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我相信，蔣介石在同胡適的會後合影中，他憤怒的潮汐依然沒有消退，驚濤裂岸的聲音依然讓隨從們膽顫心驚。 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重慶辦起複性書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親去世，喪事辦得極為鋪張，一些附庸風雅的權貴還想要馬一浮寫一篇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們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馬一浮，毫不客氣地說：”孔部長的太夫人去世，請你寫一篇墓志銘，要趕快寫成。”馬一浮客氣地回絕：”老朽已經年邁，久不執筆寫文章了，請回復孔部長，恕難從命。”來人怏怏而歸。過了幾天，一位秘書又被派來。他說話客氣多了，先是頌揚馬老的道德文章，然後說明來意，說孔部長對母親如何孝順，懇請您老寫一篇墓志銘。馬一浮久不吭聲，來人又說：”孔部長絕不會讓您老白寫的，準備送您黃金若干兩。” 馬一浮聽說金錢交易，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冷冷地說：”我雖一介寒儒，但從不為五斗米折腰，你請回去復命吧！”秘書也是無功而返。 劉文典面斥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當時蔣介石剛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 “。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所希望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因為，劉文典認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 後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劉文典當面向他彙報。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里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時，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衝口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名單，要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麼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 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 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以”治學不嚴”的罪名，把劉校長關進大牢。此事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後來，經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等說情、力保，陳立夫又從中斡旋，蔣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 熊十力：想讓我歌功頌德可不行 蔣介石過50歲生日時，特地讓邵力子出面請熊十力到總統府祝壽。壽宴開始時，熊十力旁若無人，毫不謙讓地坐了正席，狂飲飽食一陣後，故作瘋言醉語。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爭相寫賀詞為蔣歌功頌德。輪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後，揮毫疾書了一首《倒寶塔詩》：脖上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篾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凈肉！ 熊十力寫罷，又是一陣狂笑，提著褲子裝著急著解手的樣子奪門而出，揚長而去。蔣介石，面紅耳赤，哭笑不得，但對這位名重一時的”熊聖人”也無可奈何。 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裡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後，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麼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有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 “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傅斯年：翹起二郎腿，拒絕從政 傅斯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蔣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又一個敢於同領袖平起平坐，並且在領袖面前高蹺二郎腿的又一個讀書人。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這個「五·四」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一直衝進趙家樓。徐百柯先生說：「這樣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好漢，在台灣，人們稱他是惟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面前蹺起二郎腿放膽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絕從政，一生精力投入學術和教育。這個讀書人對貪污腐敗恨入骨髓。抗戰時期，他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長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證據材料。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勸其不要惹火燒身。 為了保護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專門置設筵席，宴請傅斯年。 賓主落座之後，傅斯年雖然蹺起了二郎腿，但卻沒有半點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來的對話，卻讓蔣介石顏面難堪，一眾陪客大驚失色。 蔣介石問：「孟真先生信任我嗎？」 「絕對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猶豫。 此刻的蔣介石，滿臉輕鬆，笑容親切：「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間就明白了蔣委員長設宴的目的，也明確無誤地斷定，領袖話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斬釘截鐵地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新聞照片，不僅是現場的真實記錄，也是人物心靈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僅在領袖面前驕傲地展示，在作為國賓的洋人面前，他也沒有刻意地掩飾和收斂。 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那一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訪問台灣。蔣介石率領「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這位美國的五星上將。在第二天報紙刊登的新聞照片中，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貴賓室就座，「五院院長」等政要們垂手恭候，「三軍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鬆軟的沙發上，口銜煙斗，蹺著二郎腿，吞雲吐霧，瀟洒自若。新聞報道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這個讓人驚嘆的場景，引出了別人的評價，那是《後漢書》中范曄評價郭林宗的語言的借用：「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說：在大陸，傅斯年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進而幾乎被遺忘。近年來，「回到傅斯年」漸漸成為學界的一種聲音，關於他的一些介紹文字也開始見諸媒體。有人發出這樣的感嘆：「傅斯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學問、最有志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偉大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典範，在這個偉大知識分子幾近絕跡的世界上，也許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多麼深沉而熱烈地懷念著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而有關蔣、傅之間的談話，人們評價：「這樣的君臣對話，如此之豪傑氣，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傅斯年猝死在台灣大學校長的位子上。臨死前的那個晚上，他深夜寫稿，他對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說，他趕寫文章是為了早點拿到稿費，好做一條棉褲，身上的單褲，已不足禦寒了。他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多年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第二天，在「農復會」會議上，傅斯年為台大教育問題答辯，在講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時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種姿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塔山視界，文章有適量刪減）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卻善於表情，體態均稱，氣宇軒昂，戲衣一塵不染。這位在戲台上非常嚴謹，總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現給觀眾的瀟洒男子，在上個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京劇界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他，就是與梅蘭芳齊名的京劇大師，民國著名的「四大鬚生」之一——馬連良。 馬連良，中國京劇的鬚生泰斗，京劇界里的代表人物，其雍容華貴的扮相和嘹亮優美的唱腔風靡大江南北，受到廣大民眾熱烈的迴響，在街頭巷尾爭相傳唱，但最終他卻成為藝術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第一人，鬱鬱而終。 家庭環境熏陶造就出一代京劇大師 雖然馬連良並不為時下的年輕人所熟知，但他卻是老一輩京劇愛好者心中的經典回 憶，中國京劇史上極為厚重的一頁。 馬連良世居北京 ，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門外開茶館，茶館的院落很大，經常有劉鴻升、金秀山等名票來此唱戲，是戲迷們聚會的場所，馬連良的三叔馬崑山、六叔馬沛林都是京劇藝人，堂兄弟中也有不少在戲班裡演戲、做事的，而幼年時期的馬連良更是常常跟著父親、叔父到戲院里看戲。在如此的家庭環境熏陶下，使得馬連良從小就對京劇有著特別的愛好。 因此，馬連良從八歲就開始學戲，九歲便加入「喜連成」科班學藝，「喜連成」是北京城內最大的京劇科班，23歲時，他更自行組班，與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因他們精湛的技藝，各具風采，還被讚譽為「南麒北馬」。 風格獨特 紅遍大江南北 馬連良在拿手戲目《借東風》中扮演諸葛孔明。在京劇界，「鬚生」是指表演老生的演員。馬連良與余叔岩、高慶奎、言菊朋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因各自創立了獨具風格的藝術流派而被推崇為「四大鬚生」。 馬連良從小就紮下了深厚的京劇基礎，再加上他在唱功及做工上吸收了許多名家的精華 ，並將之融會貫通，形成獨樹一幟的「馬派」唱腔，演唱流利舒暢，雄渾中帶著俏麗，深沉中有著瀟洒，為京劇開創出嶄新的風貌，也豐富了京劇老生的唱腔藝術。 經過長期大江南北的闖蕩，「馬派」唱腔在京劇界中漸漸闖出了名號，其獨特的表演風格，贏得了無數的讚譽，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全國，擄獲了成千上萬觀眾的心。 德藝雙馨老藝術家 馬連良的京劇藝術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其勤奮好學、做事一絲不茍的高尚品格是關鍵原因。 他勤奮好學，對藝事渴求不已，兩度進入科班學習，還曾私塾前輩賈洪林，求教於錢金福、王長林、王瑤卿，專程赴天津拜名家孫菊仙為師，39歲時，還向山西梆子老藝人張寶璽、高文翰學到《春秋筆》劇中的《燈棚換子》和《換官殺驛》。這些都顯示出馬連良的虛懷若谷，學而不倦。 做事一絲不茍則是馬連良的另一項堅持，他要求舞台要「三白」：護領白、水袖白、 靴底白；他到好友章伯鈞家做客，還預先派遣廚師等員至章府洗刷乾淨，這些描述在章伯鈞女兒章詒和的文章中有詳盡的說明。「他演戲，一切唯美是尚。動作規範，無處不美。拍他的劇照，沒有廢片，張張漂亮。他的戲班扶風社，講究「三白」（即「護領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戲前一定理髮刮臉。在後台，他還準備兩個人，一個專管刮臉，一個專管刷靴底。馬連良本人的行頭，極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戲房（即今天的個人化裝間），有專人管熨行頭、熨水袖，掛起來，穿在身上就沒有皺摺的痕迹了。」（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父親是請吃晚飯。可剛過了午眠，幾個身著白色衣褲的人就來了。進了我家的廚房，就用自備的大鍋燒開水。開鍋後，放鹽。然後，鹽水洗廚房。案板洗到發白、 出了毛茬兒為止。方磚地洗到見了本色，才肯罷手。說句實在話，自從住進這大宅院，我家的廚房從來沒有這麼乾淨過。」（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了解一位藝術家，除了觀賞他的演出之外，還得通過其奮鬥的足跡和周遭親朋好友的觀察，章詒和的這幾段話，不禁令人聯想：如此嚴格自我要求的藝術家，能受到眾人如此的愛戴也就不足為怪了！ 被誣為「漢奸」鬱鬱而終 都說人生如戲，但任誰也無法預料，一場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竟使得馬連良的人生也像一場大戲，情節急轉直下…… 《海瑞罷官》是馬連良在晚年推出的巔峰之作，除了精湛的表演藝術外，海瑞不畏權貴，退還民田而被罷官下獄的正直形象，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然而，政治鬥爭風雲變幻，誰能料到，《海瑞罷官》竟被當成是借古諷今，影射現實的「大毒草」。 1965年，文藝界、史學界掀起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曾主演京劇《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到牽連，被江青趕出北京京劇團。文革爆發後不久，馬連良被打成「漢奸」、「戲霸」，還被抄家，家中有價值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後，他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內，並時常被揪出批鬥。 在被關押半年多的這段時間裡，馬連良在精神上、肉體上受盡侮辱與折磨，他憂憤成疾，於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終年只有66歲。馬連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蘭教風習應予以土葬，但當時造反派卻置之不顧，強行將他火化了。 曾經在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一代京劇大師—馬連良，就這樣，在嘗盡亂世的人情冷暖中，和他最愛的京劇藝術一起隨風消逝…… 馬連良最後的歲月 一九六六年春，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紅衛兵運動驟然興起。北京開始「破四舊」，抄家，打砸搶。人性本不完美，善與惡的距離，也只隔一步。一個小提琴家曾說：「每人的心裡都有兩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人們平素隱藏著的殘忍本能，在至高權威的慫恿下得以釋放。況且群體性行為，又總是能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啼鴂聲干，天地無春。馬連良的家被紅衛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畫、以及所有的擺設、玩意兒都砸碎在地。剎那之間，以傳統文化材料構築的、既過於精神性也過於物質性的安樂世界，灰飛煙滅，不復存在。當管轄該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長聞訊趕到馬家的時候，只見大門敞開，一撥一撥的紅衛兵都趕來抄東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殘物碎片，惟獨不見了人。 所長急了，東找西尋。終於，從他家廁所里找到了人。馬連良癱坐於地，麵灰如土，穿的白襯衫全被撕破，臉上、身上都是傷。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馬連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這個愛好戲曲的所長，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當著滿院子的紅衛兵，攙扶著馬連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找尋，可連被子也找不到一條。所長順手扯下一副墨綠色絲絨窗帘，給馬連良蓋上。尖風急雨，殘杯冷炙。甚麼時候都能有一副閑定自在樣子的馬連良，再也沒有了自在閑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時代糅到一塊的他，永遠不能把自己揉進眼下的這個時代。 「離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喪家犬好不悲哀。」這是馬連良在京劇《春秋筆》里的兩句唱，唱腔是二黃悶簾導板接回龍。在疾風驟雨的氣氛中，惶急的主人翁化裝更名，由差官陪同，向遠道逃亡。在這裡，馬連良的演唱、做派、臉上、身上、台步、手裡頭、腳底下，全是戲。不拘一格，縱橫如意。每演至此，掌聲四起。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卻成了喪家之犬，且無路可逃。 盛夏的北京，赤日當頂，流火滿天。望著雙飛的燕，紛落的花，馬連良已一無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著。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劇場，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馬連良，從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艱難緩慢地走到鍋爐房接了小半盆熱水。對別人解釋說：「我擦擦汗。」 貫大元背後心疼地說：「馬先生多愛乾淨的一個人，兩月沒換汗衫了。」話語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傷。 十月一日，馬連良被釋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單民族飯店對面，已成為北京紅衛兵「西糾」（西城糾察隊）總部。 一個秋夜，在劇場值班的聽見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馬連良。孤零零地站著。 「都過了十二點了，您怎麼來啦？」 數度驚魂，早已心力交瘁。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家的紅衛兵跟紅衛兵打起來了。等會兒他們講和了，想起馬連良來，就打我。我受不了，還是到這兒來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棲。 在劇團，馬連良不敢跟人交談。能悄悄說上兩句的，只有義女梅葆膿（梅蘭芳之女）和義子王吟秋。可謂天覆地載，孑然一身。一天，馬連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倆人跟前，提起褲腿。說：「你瞧，我的腳面那麼腫。」俗話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腳腫和女人的頭腫，都是在暗示人的「氣數」將盡。 把全副心力毫無顧忌地托在一樣東西上。這東西可以是物質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藝術的。那種「托」是托以終身之託。而藝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戲」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戲裡了—這無異於宣布你不再屬於你自己了。 舞台上揮灑自如的馬連良立刻變得六神無主。那種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覺，是致命的。不難想像他那一代藝人，要從以藝術為人生追求轉變到以革命為人生目的，是多麼艱難…… 冬天來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劇團食堂開飯了，大家排隊。馬連良問站在他前面的張君秋：「今兒吃甚麼呀？」 張君秋答：「吃麵條，挺好的，您來三兩吧。」 馬連良說：「今兒家裡會給我送來點兒蝦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飯。」但此時只能吃麵條，他買了一碗。之後，便摔倒在地。拐棍，麵條，飯碗都扔了出去。據說馬連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戲一樣，極像《清風亭》里的張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麵條的碗，一個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黃葉，飄飄然、悠悠然墜落。人送到了阜外醫院，他的一個女兒在那裡當護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馬連良遽然長逝。 去世後，梅蘭芳夫人福芝芳讓自己的兒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個單元房探視陳慧璉。當聽說馬夫人吃住條件都很差的時候，便立即請她搬到新帘子衚衕的梅宅，與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載。陳慧璉來的時候衣服單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開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為她做了一身新棉褲、新棉襖。後馬夫人病逝。馬連良生前沒有預購墓地，福芝芳毅然將馬連良和原配夫人及陳慧璉三人，合葬於梅家墓地—萬華山青松林下。 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絢爛光澤與激情的生命，歸於寂滅。在掩埋骨灰的同時，也掩埋了中國文化的一份精萃，斷絕了藝術流延的一脈香煙。中國傳統表演藝術的傳承，不是靠現代化、規範化、標準化的批量生產。它是古老作坊里師徒之間手把手、心對口、口對心的教習、傳授、幫帶和指點，屬於個人化、個性化、個別化的教學方式。量小卻質高。 如不是在紅色政權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運動，他本當福壽雙全。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召開落實政策大會，為受迫害致死的馬連良先生平反昭雪。 （選自「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父親與馬連良」文：章詒和）
說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值得討論的話題實在是太多了，闡史官和大家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雖然抗戰的勝利是國黨和國際力量等因素共同換來的，但是對於國人來說，誰是抗戰中最大的功臣呢？這時，你或許想到的就是各位叱吒風雲的將領了。固然，疆場廝殺，離不開名將，在八年抗戰中也湧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名將，他們的功勞無疑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如果把範圍再擴大到抗戰的所有領域呢？恐怕我們會有不一樣的選擇。在這方面，蔣介石無疑最有發言權。那麼，在他的眼裡，誰才是抗戰的最大功臣呢？對於這個問題，蔣介石提了一個人，就是孔祥熙。 他的地位相當於「蕭何」 先不要急著驚訝，如果你感到這完全不可思議，只能說明你對真實的民國史了解太少，而且你的眼光只局限於戰場，沒有擴大到更廣的領域。 我們可以先看一個先例。劉邦打下天下後，分封眾臣，那麼誰是大功臣呢？韓信、曹參、張良，跟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把範圍局限於戰場。但是，最後劉邦說了一個人——蕭何。因為如果沒有蕭何在後方給大家提供糧草，你們就是再能打，又能支撐幾天？ 這個故事同樣適用於八年抗戰，孔祥熙的角色，就是當年蕭何的角色。 孔祥熙於1933年擔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1938年又兼任行政院長，一直到1944年下台，長達11年的時間，在幾乎整個八年抗戰中，中國人用以抗戰的所有物資，幾乎都是孔祥熙一力提供的。 孔祥熙去世後，蔣介石曾親自寫了一篇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概括了孔祥熙的四大功勛：「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糧。」並盛讚他在抗戰準備方面「貢獻為最大」。 他締造了一組驚人的數據 大家看看下面這些數據—— 在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每年的國庫支出是11億元，而收入僅僅8億餘元，每年短缺2億多元； 抗戰爆發後，僅1937年，國庫支出就飆升到了將近21億，而收入卻並沒有增加多少； 1939年，國庫支出達28億元，而因戰亂，收入降到了不足3億元。其中，軍務、戰務、購買槍械等費用，佔到了67%。 這就是當時中國政府的窘態，如果不是孔祥熙長袖善舞，東挪西補，中國的軍隊根本支撐不了八年，別說買先進武器了，恐怕連吃的軍糧都沒了。 除了最直接的軍費，戰爭所必須的交通也要耗費大量的金錢。在整個八年抗戰中，國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鐵路，將全國各個地方都連通了起來，以保障部隊的順利調遣。自古以來，修路都是極其耗費錢財的工程，這些錢，自然又得跟財政部長孔祥熙伸手。 因此，蔣介石曾深情地說：「（抗戰）獲得最後勝利者，實當時主持行政與財經責任之庸之先生之貢獻為最大！」 也因此，當有人彈劾孔祥熙，逼他下野的時候，蔣介石主動站出來，力挺孔祥熙。 他走之後 國民政府財政癱瘓 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學界大老傅斯年曾炮轟孔祥熙，三次逼他下台，一直被人稱頌不已，認為傅斯年體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骨氣。但實際上，這件事上卻也表現了他的短視。 當時連傅斯年的老師胡適都站出來勸他，不要逼孔祥熙下野，因為還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坐這個位子。 這就是知識份子和實幹家的區別。 歷史也證明，當1944年孔祥熙被迫辭職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與金融事業一落千丈，上海、北京等地物價飛漲，經濟完全陷入了癱瘓。蔣介石之所以敗退，除了政治腐敗、軍隊渙散之外，財政上的癱瘓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孔祥熙的追悼會上，蔣介石說：「先生一身之進退，對國家之安危，其關係之重大如此！當此蓋棺論定之際，世人與歷史，自有其公正之論斷。」
朝鮮、蘇聯、中國……許多紅色國家的「二號人物」風光一時，下場如何？集體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許最為不堪，一方面聽老大的，年齡甚至就差一兩歲，還要照顧小的。反映在專制社會政壇上，一方面積極效忠領袖，一方面安撫眾生，一旦稍有差錯，從王侯哪怕是國家主席，也落得個慘死的下場。 2013年12月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平壤舉行，會議宣布張成澤一夥有反黨反革命行為，解除其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朝中社的報道說，最近黨內的「異色分子」在繼承主體革命事業的重大歷史時期企圖廢除黨的唯一領導體制，通過派別陰謀擴大自己勢力，對黨提出挑戰。筆者發現，除掉他的理由讓全體朝鮮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張成澤濫用職權，生活腐化墮落，與多名女性有不正當關係，在高級餐廳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鬆，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國治病機會用外匯進行賭博」。 張成澤為朝鮮「二號人物」，今年67歲，是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勞動黨中央行政部部長，人民軍大將軍銜。張成澤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二號人物的命運十分相似，曾經一人之下億人之上，最後鋃鐺入獄，甚至更為凄慘。 那麼蘇聯呢？好多政軍要員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蘇聯前二號人物被執行槍決。斯大林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是蘇聯最高領導人，是一號自不必說，在二戰時期擔任國家元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是加里寧，擔任政府首腦的是莫洛托夫（蘇德戰爭爆發前，衛國戰爭開始後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首腦），而且莫洛托夫長期擔任蘇聯的外交部長，所以加里寧和莫洛托夫是當時蘇聯的二、三號人物。這兩人也算善終，也歸於他倆聽話。 貝利亞曾是斯大林身邊最親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後貝利亞被逮捕並被判處死刑。貝利亞1938～1945年一直擔任蘇聯政府重要職位，幾乎控制了國防工業的重要部門，特別是核武器製造部門。1953年，貝利亞被指控為英國擔任間諜，企圖顛覆蘇聯。同年12月23日，貝利亞被判處死刑。 筆者發現，據悉，斯大林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貝利亞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個人崇拜問題，停止了對斯大林的歌頌，不再用領袖畫像來裝飾遊行者的縱隊和各種建築物，共有1,201,738人獲得大赦，另有40萬人的案子停止了偵查。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黨羽的震怒，剷除了貝利亞。 中國也曾有「二號人物」。井岡山時期「朱毛二人轉」，朱德老二，為人實在，輔佐毛澤東一心一意，也算善終。此後二號人物命運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從此，劉少奇躋身中央核心領導層，並奠定了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此之謂劉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鑒於蘇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批判斯大林的教訓，劉少奇被看作是潛在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並以防止修正主義為名，發動文革。劉少奇於是成為文革的第一號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開封一座監獄「監護」，拒絕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醫療條件。11月12日凌晨四時，劉少奇因病不準醫治去世，終年71歲，頭髮一尺多長。 劉死後，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國防部長，隨即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常務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國出逃，墜機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通知》指出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 （全文轉自網路）
紫陽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實際上也沒有經歷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紫陽他本身怎麼走過來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紫陽有兩件事情大徹大悟。 一件事情，他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很多人都講同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大徹大悟。紫陽怎麼說文化大革命大徹大悟呢？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當廣東省委書記，人家斗我斗得很兇，而且斗得不講道理，為什麼呢？我想了一下，我們斗別人也斗得很兇，也斗得不講道理。 我覺得在很多領導幹部當中是沒有這個想法的。紫陽講，人家為什麼斗得那麼凶，斗得那麼不講道理，斗得我很委屈？他說，我們自己斗人家那麼凶，那麼不講道理。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個想法，但是在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嘴巴里說出來，我聽了以後非常驚訝。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在一次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鮑彤曾說：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凡冤假錯案，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陽的反思是徹底的。趙紫陽說：「我們黨的基本理論有問題，我們黨的鬥爭哲學是錯誤的。」他從根上看到了黨的路線、黨的工作方法一貫是左的錯誤，這就是他大徹大悟的基礎。 鮑彤還說，很多文革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幹部認為造反派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他們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這樣一來，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是造反派的罪惡。 趙紫陽說：「不對，斗老幹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國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都變成獸性了，這還不是受害者？最後毛澤東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變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後，他自己（毛澤東）也是受害者。他怎麼是受害者？因為他變成了反革命家屬。全中國人，當時10億人，包括毛澤東，都是受害者，都是黨的理論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據黨的理論造反的。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從黨的基本理論上解決起。」這是紫陽文革後的大徹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趙紫陽的老部下、《炎黃春秋》雜誌前社長杜導正也曾撰文說：「紫陽說過，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趙紫陽並不消極」，但是文革十年讓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升華。」】 再一次大徹大悟，我想是他下台以後，關在屋子裡面，看這個世界，讀一點書，想一點問題。他想了一個事情，我們不是共產黨嗎？我們共產黨不是要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嗎？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改造一下自己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呢，在很多領導人裡面，大概活一輩子也沒有想過這兩個問題。紫陽考慮這兩個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來考慮，這是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紫陽考慮很多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有一種，怎麼說呢，農業要弄上去，怎樣做？農民自主權。經濟要弄上去，紫陽說企業自主權。電影要誰來審查？由觀眾去審查，由觀眾去評論。案件應該怎麼辦？紫陽說，由檢察官去偵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了社會矛盾怎麼辦？應該由社會群體來協商對話。我看紫陽碰到問題就是這樣的解決——公民的權利，人民的主動。從毛澤東以來一貫的一個想法就是任何問題由黨領導，由黨決定，聽黨命令，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紫陽說了，我們這個社會，這個社會的主體是人，是這個社會的公民。 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見。習仲勛說中國就是要立一個法來保護不同意見，使我肅然起敬，我認為這抓住了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看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沒有恐懼了，政府言路也開通了，民情也能上達了，領導也不會昏頭昏腦了，我看中國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話，只要能夠保護不同意見，中國一切問題通通解決。所以我對習仲勛老人是欽佩的。我覺得他這一句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比人家千言萬語還好。 我看建黨百年的第一件事，應該說向被中國共產黨殺死、餓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這樣建黨百年就有紀念意義了。如果敲鑼打鼓，說我殺了多少人，取得了偉大勝利，那我想習仲勛同志是大概不會高興的，不會贊成的。我想一想如果習仲勛老先生現在還活著，他一定會說，要懺悔，要改正，要從此不再殺人。 趙紫陽，1919年生人，中國前總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改革派領導人，1989年北京發生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抗議示威，他因反對鎮壓、反對出動軍隊戒嚴而被撤職並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中國官方至今禁止民眾公開紀念他。 鮑彤，1932年生，浙江海寧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中國其他地方發生抗議示威期間，鮑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在中共當時實際上的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要調遣軍隊鎮壓和平息抗議之際，鮑彤支持趙紫陽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採取實際行動指令中國媒體宣示這一主張。在中共最高當局6月3日開始實施鎮壓一個星期前，鮑彤被秘密逮捕。當年7月，他被判刑七年，罪名是泄露國家秘密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刑滿釋放後，他長期被軟禁。 鮑彤認為，在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儘管趙並非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但他仍竭盡所能全力推進中國走向法治和政治自由。因此，那段時間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政治上最自由的時期，那時沒有一個人因言獲罪受到刑事處罰。 在鮑彤看來，趙紫陽思想開明是因為他是中共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中罕見的思想認真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人。那些少見的對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為有反思能力並有認真反思的人也包括習仲勛，即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的父親。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幹部子弟。文革的時候大家不都把家裡的照片燒掉嘛。這些幹部都怕萬一自己倒霉了去連累其他的朋友。我幫我媽媽燒照片時，發現一張照片，咦，我說，這不是江青嘛，那抱著的小孩是誰？我媽說，那不就是你嘛。我說，你怎麼認識江青的？我媽說，那時候兩家是鄰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島老鄉。她們倆的關係開始的時候很不錯，但是後來關係也不好了，還特別跟我說：「咱們家遇到任何災難，你不要去找她。」 我媽在這方面的看法其實要比我父親更早。她很早的時候就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國和蘇聯還沒公開翻臉，但是在黨內已經傳達了。我媽媽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企業的黨委書記。她就在公開大會上提前講了這件事兒了。因為還沒有公開這件事，只是在黨內傳達，所以她就等於是犯了錯誤。一下子把她貶為普通工人，就是黨委書記一擼到底。從那個時候她可能就開始懷疑這個共產黨。她應該比我父親更早的覺悟到共產黨就是一個大騙局。 因為是幹部子弟，生活條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學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們這些幹部子弟從小在學校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怎麼怎麼好；老百姓怎麼怎麼擁護；老百姓生活的多麼幸福；台灣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國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等等等等。當時確實滿腦子都是這些教育觀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們這批人很多人都參加了紅衛兵，保衛毛主席，保衛共產黨，熱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樣子。 我第一次產生懷疑呢，是那時候大串連。我們是最早串連的嘛，那時候還沒大規模串連，就坐普通的列車，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肅定遠那一帶，過了天水以後那裡，在一個臨時停車的站，我就把頭伸出來，因為當時在天水買的燒餅沒法吃，雜和面兒的，特別難吃，我就想把那個燒餅給要飯的。 我當時嚇了一跳，我面前一個要飯的，17、18歲一個女孩兒，根本就沒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髒的東西，拉著可能是她弟弟，披著個麻袋。我當時就非常震驚，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我對面坐了一個可能是外出辦事人員。他說，哎呀，這種情況很普遍啦，在這種窮地方，你花十塊錢就能買這麼一個姑娘。我當時對這些情況就不能理解，非常震驚。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懷疑當時在學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產黨真的這麼好嗎？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編註：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級官員受到文革衝擊之時，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成立了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想保護自己的父母。他們還揚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不出一個月，「聯動」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100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逮捕。】 文革中後期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蹤，我逃到鄉下我們老家去了。我們老家其實是全國著名的魚米之鄉，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圍，自古以來兵和糧食都特別多的地方。後來我居然發現，我們老家那個地方在大躍進的時候餓死了一半的人口。我們那個村子旁邊就餓死了一半人。我們那個村子呢，我們的親戚壯著膽兒把公家的糧食給分了，他差點被判刑。因為他是一個老共產黨，就沒給他判刑，只給他開除黨籍。 我在當地做了一些調查，我說那個時候都是怎麼活過來的。人們說，那個時候連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窩全都被挖了，然後就開始吃人。我說還有這種事兒啊，吃人啊？人說你看旁邊有個村子，離我們可能有兩三里的路程，全是土牆。都八年了，我說這話的時候是68年，大饑荒過去八年了，還沒有人活著回來，等於說那個村子全部都餓死掉了。從此我就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對共產黨產生徹底了解可能是在我當兵以後，那時候接觸全國各地的人，我發現我們老家餓死人的狀況啊，不僅僅是那一塊地方，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只不過一些窮困地區的人，歷史上就知道怎麼度荒年。他們知道挖野菜、挖樹根，死的人可能還沒那麼多。而我老家是魚米之鄉，自古以來沒有說吃不飽的問題。一遇到大饑荒，人都餓死掉了，非常凄慘。我看到那個情況以後，對共產黨的印象就逐漸地走向負面。 在部隊的時候，星期天我們經常到鎮子上買東西。鎮子上有一個書店，書店裡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賣不出去，農村誰看那書啊？我全給整套買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像過去那時候都是抱著一種崇敬的心情，這時候我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馬克思以外的書。那個時候中國有很多內部刊物嘛，很多共產黨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書。高級幹部每天有兩份《內參》，或者叫《大參考》。《大參考》里主要講的是外國的事兒，《內參》主要講中國內部的事兒。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就對中國現實有了客觀了解。從客觀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基本的邏輯錯誤。你怎麼能用一個專政，一個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麼能用暴政來保護老百姓的利益呢？ 從我下鄉以後到當兵這段時間，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基本上完全轉變過來了。通過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我對中國的歷史、中國社會的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這是我人生裡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一段時間。 【編註：70年代末，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單民主牆運動，張貼了小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4天後，他被逮捕，先後兩次坐牢，共計18年。】 民主牆的時候我不是出去干這些事兒嘛，父親沒有反對。他的思想實際上也有轉變。民主牆到了快要受到鎮壓的時候，他有很多內部消息，他跟我說，你乾的這個事情是掉腦袋的事情，你趕快停止吧。我當然說，我已經不能停了。 有時候一個人該幹什麼有點命中注定的。（重新來過的話）我覺得我應該還會這麼做。因為在民主牆之後，在中國逐步掀起了這種要民主要自由的機會非常多。民主牆是第一次機會。所以呢，即使我沒在民主牆出現，我想我後來也逃不過去。 現在的小青年日子過得好了，離文革，離大饑荒，離六四屠殺都已經很遠了。小青年們現在不一定都知道那個時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國家的歷史。再看一看別的國家的歷史，引以為戒。不要別人喊什麼就熱情一高，跟著幹什麼。比如說看看德國的歷史吧。德國希特勒經濟也是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後希特勒和納粹黨就煽動起來以種族主義面目出現的愛國主義，跟中國現在煽動的所謂的愛國主義其實內容差不多。在這種熱潮的煽動下，第一，專制暴政鞏固了；第二，由於他的穩固，他就開始野心膨脹了，這和今天習近平搞的戰狼越來越兇猛是一模一樣的。下一步就要開始對外擴張，不但給德國人民，也給周邊人民帶來很多災難。 我老想對現在年輕人說不要去崇拜什麼東西，不要去崇拜什麼人。別人說的話你要想一想，要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結論。看看從50年代開始到現在，中國持續了70年的這場災難，就是從1921年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開始的，災難的苗子，是被欺騙的苗子。能維持到現在100年了，那它也應該壽終正寢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為中共高級幹部。從小一邊在北京最好的學校接受熱愛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教育，一邊耳聞目睹著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6歲的魏京生參加了紅衛兵。他說，那時候熱情很高，保衛共產黨、保衛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闖北的「大串聯」中，這個高幹子弟頭一次見識了底層民眾疾苦，偏遠地區的貧困令他震驚。 為了躲避當局迫害，父母將他送到安徽老家務農。曾經的魚米之鄉如今滿目瘡痍，這是上世紀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在經濟上瞎指揮一意孤行，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惡果。魏京生說，在農村的這段經歷讓他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懷疑。 1970年，和很多幹部子女一樣，魏京生憑藉父母的關係得以參軍，1973年複員後回到北京，成為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他說，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最珍貴的階段。他接觸了社會各階層的人，讀了很多書，對中國和歷史和社會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對共產黨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1978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爆發。一些工人和知識分子自發在北京西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宣揚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領軍人物。他先後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地批評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在走一條獨裁道路。幾天後，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單民主牆也被取締。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1997年魏京生獲准赴美就醫，從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飛往美國的班機。 民主牆是紅色中國歷史上第一波被鎮壓的公開的異見運動。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說，儘管他知道這是個「會掉腦袋的事」，但他從不後悔投入那場運動。民主牆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爭取民主自由運動。即使當年他沒有跳出來，以後恐怕也逃不過去。 流亡海外後，有一天，他接到父親的電話。這位當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產黨員告訴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產黨內部對高級女幹部的稱呼）想要去美國看他。她們說：「京生是個好孩子。他做了我們當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我父親很小就離開家。抗戰的時候，17歲就開始逃亡，到西南聯大當了流亡學生，在大二的時候自願退學，去替飛虎隊做翻譯。 來美國以後跟著飛虎隊又是幾年，之後去念書，加在一起在美國八年。中共建政後，燕京大學一再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回去任教。當時他就是很愛國，覺得在這個戰亂之後的國家，他想回去幫著建設。 當時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說，他不願意回去被洗腦，我爸覺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會有1984這種事情，最後我爸去意已決，李政道就幫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寫上 「北京燕大 巫寧坤」。 回去以後，很快他就發現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肅反運動開始後，我爸在學校里被批鬥。他有一個姓閻的同事，參加批鬥會看到他被批鬥的樣子，嚇得回家，當天夜裡就自殺了。 反右運動時他被劃為 「極右分子」 。他在自傳《一滴淚》里講了很多，當時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人。 老百姓什麼事也沒有的都是餓死，他們在牢里更是餓得不行。他的所謂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屍。大炕上睡幾十個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邊的，明天是睡在你右邊的，早上起來就是一個死屍。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時候我爸就覺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經餓得浮腫，隨時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給我媽發了一個電報，說「速來見最後一面」。我媽形容說，見到他的時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這個人一點點油水都沒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號給抓起來的。我爸被抓起來以後，學校就跟我媽說，你要跟他劃清界限。你必須離婚，如果不離婚，你就必須辭職，準備去要飯去吧。當時我哥哥兩歲，我還在我媽媽肚子里。我媽媽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媽就說：你們迫害巫寧坤，就像當年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們！我辭職。 我是6月3號出生的。直到三歲生日那天，我才在勞改營里第一次見到父親。他那時候的樣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襤褸、餓得要死的樣子，後來我媽媽告訴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鬧。當時覺得很恐懼，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開始有意識覺得和別人不一樣是在上小學的時候。文革剛開始，二三年級的時候，上學的話就打你啊，你就是一個小右派，那個學校裡面你走在路上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很多就是 「打倒巫寧坤」啊、「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巫寧坤就是一個紙老虎」。上學都不敢走正門，磚牆上挖一個洞，就這樣爬進爬出。我從小就有這種樂觀的精神，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說這是我的「月亮門」。 那時候批鬥，在大禮堂，他在台上站著，掛個牌子，「牛鬼蛇神巫寧坤」，喊口號。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唱），這一天就開始了。「勒令極右分子巫寧坤到大禮堂，受革命群眾批判」，你就得去啊，還要自己準備袖章啊，牌子啊。 那種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劃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國特務，又是國民黨殘渣餘孽，躲還來不及呢。我那時候就說要跟這個爸爸躲遠一點，我還改了名字。我這個 「一毛」惹麻煩吶。人家說，你居然用偉大領袖的姓給你女兒起名字，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時候講 「三忠於四無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編註：巫一毛所說的「三忠於四無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術語，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三忠於」指的是 「忠於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四無限」指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都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當時中國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對毛主席 「早請示、晚彙報」。文革結束後，這種說法受到中國官方的批判。】 上學的路上有學生攔著我，跟我說：「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給你爸寫大字報。」我說：「我不會寫啊。」他們說：「不會寫沒關係，我們教你寫。」他們就這樣把著我的手，毛筆就寫：打倒巫寧坤，反革命這一類的。我說：「我還是不想寫，我寫了回家爸爸會打我的。」他們說：「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們打你爸爸。」 覺醒的瞬間來得也很快。文革開始後不久，也就8、9歲吧，有一天我去買菜。兩毛錢買了一個西瓜，四分錢買了一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彩色畫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還是發燒，頭疼得不得了。我就路邊上坐下來。 那時候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渾身有力量」。我想，我來看一眼我們偉大領袖的像吧，馬上我的頭就可以不疼了。 打開來一看，頭還疼，再打開一看，頭還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壞人，就這麼簡單。小孩子的直覺，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時候已經不上學了，整天武鬥、死人、開槍已經是家常便飯。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這種直覺。就覺得還是爸爸對，毛主席不對。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傳，被翻譯成很多文字，賣得最好的是德國，他們管我叫」中國的安妮·弗蘭克」。在德國演講時，有一次一個老先生顫巍巍地向走過來。走到我跟前的時候，真是欲語淚先流啊，不是一兩滴眼淚，嘩嘩嘩地眼淚就下來，嘴裡嘰里咕嚕說著一大堆我也聽不懂的德文。翻譯告訴我，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這個時候，語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的靈魂已經碰撞。我給他一個擁抱，陪著他一起哭。共產黨和納粹的這種迫害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萬古雲霄一羽毛 巫寧坤，1920年生人，江蘇揚州人，美籍華裔翻譯家，代表譯作包括《了不起的蓋茨比》。抗日戰爭期間就讀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期間中斷學業，為美國飛虎隊擔任翻譯，後赴美留學。 1951年受紅色中國感召，回到燕京大學任教。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勞改農場九死一生。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重執教鞭。晚年赴美定居，發表以英文寫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億萬中國人受難的回憶錄《一滴淚》，該回憶錄後被譯成多種文字，但在中國國內至今仍是禁書。2019年在美國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於北京，出生前七個星期，父親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為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據歷史研究者丁抒統計，當年約有150萬中國人在這場運動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識分子。 文革結束後，中共承認當年錯劃55萬右派，並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當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務堅決貫徹毛澤東指示的鄧小平後來堅稱，「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只是 「擴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學，2006年出版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 》，用細膩的筆觸講述了一個被殘暴、荒誕的政治碾壓的家庭的女兒在動亂年代掙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傳的前言中寫道：「經歷革命風暴，我僥倖活下來。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希望這本自傳能夠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採訪中，巫一毛笑中帶淚地回憶往事。她說，現在好多了，早年間談起這些，常常泣不成聲。她告訴美國之音，長大後的她也曾埋怨父親：「你當年為什麼要回中國，害我們幾個孩子也跟著受罪？」父親總是樂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來，也就不會有你們啦。」巫一毛說，正是這種樂觀、豁達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離不棄，讓父親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之後，還能以99歲的高齡走完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