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錯一著滿盤皆輸
2026 年 7 月 22 日
「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海寧查氏是中國歷史上江南的名門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筆親書楹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匾額「敬業堂」、「嘉瑞堂」以褒獎海寧查氏的厚德門風。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查良釗、金庸、穆旦等。 跋涉：從清華到西南聯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穆旦」為名是將其姓氏「查」字拆為「木旦」，後用「慕旦」，再固定為「穆旦」。金庸（查良鏞）也採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鏞」作其筆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37年抗戰爆發，他隨清華師生一起遷到長沙繼續學業。不久，再次啟程，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隨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長途跋涉抵達雲南昆明西南聯大。 遠征：歷史走過留下英靈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聯大的助教。這年，日軍在緬甸戰場投入重兵，勢如破竹，中國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脈面臨被切斷危險。應盟軍要求，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2月，穆旦報名參加遠征軍，在第五軍司令部任中校翻譯官。在軍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禮遇，在作戰間隙，他會作詩活躍氣氛、鼓舞士氣。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零3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近20萬人。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與盟軍一同立下戰功，中國遠征軍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抗戰史上極為悲壯的一筆。 1942年4月，盟國英軍作戰失利，遠征軍的戰略防衛目標消失，被迫後撤。穆旦隨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 「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有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飢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24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 對於這段歷史，詩人穆旦寫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祭歌：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 旅美：快樂卻短暫的時光 1946年，穆旦結識了燕京大學才女周與良。周與良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當時良錚給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有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寫詩很有見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與良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穆旦隨後也旅美進入芝大就讀。1949年底，穆旦和周與良在美國佛州結婚，婚後住在芝大校園附近的公寓。當時和他們夫婦來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會、打橋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樂的歲月，周與良懷念道：「我們的家總是那麼熱鬧。」巫寧坤回憶說：「1948年3月，我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鈺良（周與良的哥哥）、查良錚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菁英。」 回國：費盡周折當頭一棒 1950年，穆旦開始辦理回國手續，但辦理過程十分曲折。「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許讀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回國，文科不限制。良錚為了讓我和他一同回國，找了律師，還請我的指導教師寫證明信，證明我所學與國防無關。」（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婦收到台灣大學和印度德里大學的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就職任教。但是，夫婦二人終於選擇了回國。後來發生的一切，是當年急於回國的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國移民局終於批准他們回香港的申請。1953年1月，他們未抵香港，幾經輾轉，由深圳到廣州，再到上海，最後抵達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質高效翻譯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時聲名鵲起。但穆旦譯詩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開「外文系事件」爆發。隨後，穆旦因「中國遠征軍」和芝大留學經歷，被歸為需要「專政」的對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劃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降職降薪，被逐出課堂，並被判處3年勞教，強迫在南開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勞動，自此失去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計劃，翻譯英國浪漫詩人拜倫的長篇敘事詩《唐璜》。歷經三載，穆旦白天體力勞動和思想彙報，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終於，16,000多行的嘔心譯著完成初稿。還未經喘歇，運動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歲月 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再因「遠征軍」和「旅美」歷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陰陽頭」。所幸的是，支撐穆旦精神的《唐璜》譯稿未遭到紅衛兵焚毀。令人難過的是，這位曾經以錚錚鐵骨遠征抗戰，從野人山走出的英烈，與大批當年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他們或是職業軍人，或是青年師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後，幾乎全部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鬱而終，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掃地」出門，夫妻天各一方，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穆旦進「牛棚」，周與良成了「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69年，一個漫天飄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幾十里路去看久無音訊的妻子周與良。 「他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幾個月沒見面，他又黃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總會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淚水，臉色非常難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說了幾句話，他準備走了，要走幾十里才能回到住處。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幾塊糖留下，我堅持不要。互道保重後，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時。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遠了，才回村。從後面看，良錚已經是個老人了……」（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掃廁：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1972年，穆旦結束勞改，回到南開，主要工作仍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的掃廁所和打掃澡堂。其餘的時間，穆旦終於得以埋頭於新的翻譯和修改從前的譯著。在凄苦歲月的夜深人靜時，是穆旦伏於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還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艾略特等詩人的譯著作品二十餘部。 1973年4月，在南開打掃廁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關人員「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飯店去見了美籍數學家、西南聯大同學王憲鍾。這是20年來第一位從美國來訪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騎車為孩子們打聽招工信息、尋找生路時，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進醫院準備接受傷腿治療的穆旦，突發心臟病去世。 在最後的日子裡，穆旦或許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詩中，他寫道：「為甚麼萬物之靈的我們，遭遇還比不上一棵小樹？……為甚麼由手寫出的這些字，竟比這隻手更長久，健壯？……我傲然生活了幾十年，彷彿曾做著萬物的導演，實則在它們長久的秩序下，我只當一會小小的演員。」 中國遠征軍人、詩人穆旦在自己的詩句中被「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 野獸(早期作品） 黑夜裡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誰，誰噬咬它受了創傷？ 在堅實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溝渠，血的溝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銅樣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蹟，從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躍起， 風在鞭撻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團猛烈的火焰， 是對死亡蘊積的野性的兇殘， 在狂暴的原野和荊棘的山谷里， 像一陣怒濤絞著無邊的海浪， 它擰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隨著一聲凄厲的號叫， 它是以如星的銳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復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詩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 但世界還是只有一雙遺傳的手， 智慧來得很慢：我們還是用謊言、詛咒、術語， 翻譯你不能獲得的流動的文字，一如歷史 在人類兩手合抱的圖案里 那永不移動的反覆殘殺，理想的 誕生的死亡，和雙重人性：時間從兩端流下來 帶著今天的你：同樣雙絕，受傷，扭曲！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但不要 懶惰而放心，給它穿人名、運動或主義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繼續思索的主體，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痛苦 而危險地，必須一再地選擇死亡和蛻變， 一條條求生的源流，尋覓著自己向大海歡聚！ ２ 他們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們的意志鎖緊， 從一本畫像從夜晚的星空 他們摘下一個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學生作算術 飢餓把人們交給他們做練習，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滿」給批了好分數， 用麵包和抗議製造一致的歡呼 他們於是走進和恐懼並肩的權力， 推翻現狀，成為現實，更要抹去未來的「不」， 愛情是太貴了：他們給出來 索去我們所有的知識和決定， 再向新全能看齊，劃一人類像墳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紀，未痊癒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長期抵賴的債， 冰里凍結的熱情現在要擊開： 來吧，後台的一切出現在前台； 幻想，燈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經登場，讓我們聽它的劇情— 呵人性不變的表格，雖然填上新名字， 行動的還佔有行動，權力駐進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舊善良，正義也仍舊流血而死， 誰是最後的勝利者？是那集體殺人的人？ 這是歷史令人心碎的導演？ 因為一次又一次，美麗的話叫人相信， 我們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為了壞的，向更壞爭鬥， 暴力，它正在兌現小小的成功， 政治說，美好的全在它臟污的手裡， 跟它去吧，同志。陰謀，說謊，或者殺人。 做過了工具再來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類都分別簽字 製造更多的血淚，為了到達迂迴的未來 對壘起「現在」：槍口，歡呼，和駕駛工具的 英雄：相信終點有愛在等待， 為愛所寬恕，於是錯誤又錯誤， […]
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里，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簾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里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四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盡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著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裡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部堅守現代大學精神的歷史 聯大奇蹟的出現固然植根於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 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誕生後，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聯大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 聯大不但彙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原則，這就是：「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 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論：「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 ……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86歲的張瑞蕃老人1939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難忘聯大民主的學風：「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甚麼」。教師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 在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對立的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哲學系的賀麟教授欣賞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先生的在這方面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受到了學生的尊重。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之事，也經常有之。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還有，就是聯大師生雖然身處邊陲之地，但他們的學術視角卻始終瞄準世界學術的制高點。楊振寧先生離開聯大後到美國留學，他說，我們一到美國甚麼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到我們有甚麼落後，我們在美國都是最傑出的學生。 趙忠堯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國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後，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自己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1949年的政權更迭，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想法集資去買，最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期帶著器材回國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視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學術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而同樣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楊振寧在兩位導師的輔導下，完成了對他一生科研事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學士論文；李政道讀完了他的物理學業，為日後的成就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三、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另一筆寶貴財富 當面對強敵入侵或國家陷於災難時，自然需要整個民族步調一致，這時往往會產生國家主義，強制主義或者專制，會以國家和愛國的名義來抹殺個性，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而西南聯大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當國難當頭的時候，整個知識份子群體既保持了一致性—堅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敵愾；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他們彰顯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它留給我們的這一寶貴財富，給我們現在的大學該怎麼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鑒。它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同時他們也懂得在甚麼時候甚麼問題上需要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懂得愛國不等於國家主義，統一不等於專制和獨裁。他們決不能容忍打著國家的旗號搞甚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在西南聯大，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一樣濃重。聯大的師生大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和書獃子，而是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們又從來不忘記自己作為學人的職分。在這裡，德先生與賽先生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 學者的個性是自身學術個性和個人生活細節的慣性，在西南聯大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原來的三所大學的個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比如原來北大的「兼容並包」，清華的「厚德以載物」和南開的務實精神，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反而更加和諧的融在一起，創造了新的學風，新的人際關係和更加開放的氛圍。 在聯大，吳宓先生的個性很有代表性。吳先生講「英詩」，多離不開一，一也離不開多。他認為，美就是講的多樣性的統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諧。吳先生為人耿直，放蕩不羈。教學卻嚴謹認真。他講西洋文學史，卻重中國經典；愛《紅樓》，卻崇奉孔子。吳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在西南聯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聯大很讚賞這樣的人，因為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標誌。畢業於聯大的張世英教授認為，西南聯大這個學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政治思想方面：進步的，保守的，中間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學校里，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愛國、民主、科學，教育獨立、教育救國、知識報國，反對專制和獨裁是聯大師生共同的價值追求。 當然，聯大的學者教授們也並非聖人、道德君子，不同類型的學者在觀念上的衝突也十分常見。 前面提及，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所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聯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編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線，刪去了細節描述）
為被帶走做準備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點左右，當我正準備出門去和朋友吃飯時，突然間，一群人闖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過甚麼手段，他們似乎有我大門和我房門的鑰匙。進入房間的只有三四個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潛伏在走廊和樓道里，總共可能有十幾個。看他們有備而來的樣子，他們肯定監視了我的電腦和手機一陣子了，我甚至懷疑我的房間里還被裝了竊聽器？ 我很快發現，他們已經知道並進入過我的普通電子郵件。不過他們沒有進入我的加密電子郵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電子郵件的存在。他們可能在我家也安裝了監控設備，甚至能夠看到我的電腦屏幕。這似乎說明了政府可以監控任何人，即使是在臨時出租屋的人也一樣。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離開國內去出差之前，警察騷擾過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內的鄰居，在我離開期間，警察也騷擾過他們。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間把我的鄰居騙到了派出所，並複製了我家的鑰匙。他們肯定是趁我不在時安裝了監控設備，但我沒想到他們的技術是如此的先進。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朋友們之間的電子郵件和討論內容，很可能都被他們掌握了。我試圖猜測他們可能知道的信息，不過是件很難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擔心他們會強行進入我的電腦，以獲取他們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經安全地從硬碟中刪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帶走後，他們能夠獲得的信息已經很有限。不過，我仍然瘋狂地去回想我刪除了哪些內容，哪些沒有刪除。這樣我才能更好地準備應付接下來的一系列審訊，以便我能夠儘可能的保護其他相關人員。 我知道他們最終會來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們在去年的十二月和這一年的元月份已經多次邀請我喝茶，詢問幾名已被秘密關押的朋友的情況。幾周前，他們甚至讓我在警察局過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師見面，但見面前，成都的一位國保意外地約我在安定門和他見面。他實際上和另一位北京國保守候在那裡，隨後他們關了我一夜。而在他們釋放了我之後，我才發現，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個維權人士已經不知去向。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那個晚上之後，成都和北京國保又多次來找我，他們主要詢問我與維權界幾個關鍵人物的關係。我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維權機構僱用的律師，負責赤腳律師（無證，通常是自學的維權律師）的培訓。此前，警方已經突擊檢查了幾次這樣的培訓，所以我沒有任何必要隱瞞我曾參與過。 在幾個我聯繫緊密的人失蹤後，我開始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蹤做準備。我已經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師作為我的緊急聯繫人。在兩位律師朋友的辦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權書，並寫信給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聯繫了我認識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國人權律師關注組，確保他們了解，如果我被帶走，我曾指定了誰做我的律師。與此同時，我一直在刪除敏感的文件，與尚未被帶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討一些問題，制定我們該如何應對警察的訊問計劃。之後，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們的到來了。 當然，我的幾個事先策劃好的安全措施並沒有完全奏效，因為我的電腦和電子郵件一直處於被監視中。 不知何故，當他們來了時，我反而感到輕鬆，站在我的小出租屋裡，周圍是威脅我的警察，我反倒很開心。在此前的日子裡，我一直很緊張，除了回想一些事情，無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個朋友試圖說服我逃亡出國，但我不知道去哪裡，只有等待。至少，當他們闖進我的公寓時，我不用再緊張了。 他們一闖進來，動作就移動得非常快。立即沒收了我的手機，好讓我無法聯繫外界，來不及最後一次向朋友們發出提醒，也沒有機會刪除任何應用程序或聊天紀錄。幸運的是，我已經從我的手機上刪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沒甚麼可被找到的，但我沒有在他們下手之前刪除我的聊天軟體。他們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組紀錄。我這時才意識到，我應該設置自動銷毀的，或是定期刪除聊天紀錄，以免把別人卷進麻煩中。 他們搜查得事無鉅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張紙。他們拿走了我的身份證、銀行卡，電子設備，甚至包括我的電子書和各種無用的充電器。他們列出單子，告訴我拿走了哪些東西，並讓我簽字。大概到了中午，他們就完成了這一切。 取下頭套時距離闖入公寓已經12小時 他們把頭套罩在我的頭上，讓我跟他們走。我的身體兩邊都有兩個人，和我一起走出門，進了一輛在外等候的車。因為看不到腳下的路，我差點摔跤。我聽到他們用對講機聯絡。車開始動了，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我的鄰居是否已經看到我被帶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訴他們有可能發生甚麼，以免他們擔心。如果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曾讓鄰居中一位我關係比較好的女士與我前女友聯繫，以便提醒我的律師。我還告訴她，如果有任何朋友來找我，請告訴他們這裡發生過甚麼。這樣一來，外界一定會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車停下來後，他們取下了我的黑頭套，讓我確認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這裡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個民間組織的辦公室。他們把我帶到樓上，我的幾位前同事正在那裡，我試圖給他們發出警告，讓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我想保護他們免遭這次打擊，然而，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們問我在這裡是否還有任何電子設備，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釋說，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這裡工作了，這裡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之後，他們再次罩住了我的頭，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這些人不僅來自國家安全局，也有幾名公安。當開車離開時，我不禁想，當局為甚麼要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來扣押我？ 用了很長時間，我們才到達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帶著黑頭罩，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只知道我們到達了一個停車場，然後我被帶進電梯，出了電梯，沿著走廊進入一個房間，然後，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沒人取下我的頭套，但我聽到他們的對講機對話，我的另一個同事已經抵達。沒有任何人倖免嗎？至少，我已經準備和計划了被抓和被抓後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們之前計劃的那樣應對接下來的訊問。 他們把審訊椅前面的板子鎖住，剛好壓住我的腿。我已經失去了時間的感覺，但我知道過去了很久。頭上一直戴著黑頭罩，我的精力專註在從我下巴的方向照上來的一小束光。 當他們終於摘下黑頭罩時，忽然間許多強烈的燈光同時射向了我，眼睛因為長時間處於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這個地方裝修的很好。牆壁專門設計，填充隔音設備，還有防止自殺的軟墊。我的前方是一個審訊桌，牆上是大屏幕電視和揚聲器，房間里還有一些電腦和相機，以及一個數字鐘，顯示出當前的日期和時間。我可以看到，現在是晚上9點左右，距他們闖入我的公寓已經差不多12個小時了。 赤身唱國歌 他們派人來給我做體檢，我跟他們說我的心臟和頸椎不是很好。他們又測試了我的血壓，本來打算做一個心電圖，不過因為沒有電源就作罷。 他們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隨身物品，包括我的鑰匙和零錢；他們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帶，鞋子和襪子。我才知道，我將光著腳被審訊。進來之前我就聽說，這幾天是三十年來最冷的幾天，我可以從地板上感覺到那種刺骨的冷。而這還只是開始，在之後幾天，我都是光著腳和地上的冰冷親密接觸，我被關押在一樓，難怪會這麼冷。 我被帶走後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脫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讓我赤身裸體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國歌。我問他們，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時才唱國歌，他們沒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詞里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所以我大聲歌唱，毫無保留，一邊唱，一邊用憤怒的眼睛緊緊盯著他們，「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最終，他們阻止了我，讓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許休息。即使在短暫審訊間隙，也總是有兩個人在看著我。當他們終於讓我休息一下時，我卻不能入睡了。他們也不允許我睡覺時穿任何衣服。房間里很冷，儘管給了我一條毯子，我仍然不能抵禦那種寒冷。在毯子里，我光著身子，一個守衛會走進我的房間，掀起毯子，檢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會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臉，卻說這是為了確信我還活著，都是為了我好。我真的想罵人，所以即使他們真的讓我休息時，我也睡不好。這種情況持續了十幾天。 房間的窗帘總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陽光。在關我的期間，他們只拉開過一次窗帘透氣。 編者按： 陳志修，男，1979年出生，來自四川的人權律師。多年來，他曾為中國一些最邊緣化的人群代理。調查侵權行為和擔任處於風險的維權人士的法律顧問，他還尋求更有效地運用法律的方法，並向維權界傳播這些方法。 陳於2016年初被拘留，並被處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個月後，他被取保候審，然而，未經警方許可，他不能擅自離開家鄉。隨後，當局百般阻攔他更新他的律師執照，並對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施加壓力，要求將他開除，警方還強化對他的監視，以阻攔他繼續進行維權工作。 陳志修為化名。出於安全考慮，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細節根據個人要求有所改變，不過他在遭遇綁架期間所遭受的待遇情況保持不變。
在當代西方領袖中，撒切爾夫人是少見的對中共公開批評的人。這跟撒切爾的性格和認知有關，她不僅對共產主義有深刻認知，更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今天來看，撒切爾夫人對中國的很多預測，都是真知灼見。 撒切爾對香港的預言 對香港問題，撒切爾早就預言：「如果中國收回香港，會對香港帶來災難性影響，破壞香港的繁榮。」 在回歸中國後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持續下降，新聞自由度縮小，治安惡化，港人不滿升高。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時，有50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北京當局扼殺香港自由。 香港《南華早報》曾有網路民調：「如果有權選擇的話，香港人是否會投票贊成香港重新成為英國海外屬地」。結果有高達92％的人投了贊成票。 面對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認為英國當初不該交出香港，甚至認為撒切爾「出賣了香港」。 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實上，當時不交還香港幾乎無法做到。因為香港（和九龍）是中英鴉片戰爭後被割讓給英國的，後來又簽約99年租借「新界」。撒切爾剛開始跟中國談判時，強調「尊重國際條約」並謀求「續租」。但被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完全拒絕。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 在這種情況下，撒切爾如果堅持英國對香港的「主權」是困難的，因為在中方不同意續租的情況下，英國無法強行續約。另外那兩個條約，是清朝當年戰敗簽訂的，被中國人普遍認為是「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北京條約》割讓九龍）。 如果英方堅持不交回香港，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會造成香港動蕩。香港的水電食物等，主要來自中國內陸，如中國切斷供應，香港難以維持。雖然英國剛打贏馬島之戰，但撒切爾政府無法對香港用兵，因為無論是「距離」（距倫敦近一萬公里），國際輿論（連英國對馬島用兵美國當時都不贊成），戰爭後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難操作的（更會有英國內部的反對等）。 英國對馬島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國管轄之下，還在於島上二千多居民絕大多數是英國後裔，他們認同英國（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國的佔99.9%）。而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不僅居民幾乎都是中國人，而且歷史上也是屬於中國。鄧小平當時說，「中國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這種看法和情緒，在中國是真實的，而且也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如果當時「投票」，恐怕多數香港人都會選擇「回歸祖國」。 所以，在當時情況下，撒切爾可選擇的餘地不大。連英國歷史學家也認為，「英國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沒有任何選擇。」但這位鐵娘子還是據理力爭，為港人爭取權益。正是在撒切爾的力爭下（包括一開始強調香港割讓給英國的兩個條約的有效性，後又提出交回主權，但保持英國治權等），鄧小平才提出「一國兩制」，也就是雖然收回主權，但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最不講理的女人」 在共產黨統治下，從來就沒有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的。中共退到這一步，主要是因應撒切爾保持香港繁榮的「強烈要求」，「減少英國政府對香港回歸的阻力，安撫港人的考慮」。包括鄧小平具體承諾：「委任香港華人做最高職位」、「法律制度不變」、「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繼續」等，都屬於「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撒切爾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能夠為港人爭得的最大權益。是在英國「完全放棄香港」，以及「堅不交出香港」（不現實）之間的一條出路。否則中英圍繞香港爭執不休，甚至動干戈，都將造成香港的動蕩，最後可能還是會被中國收回，結果連一國兩制都難以保障了。 撒切爾夫人跟中國領導人的據理力爭，從當時參加談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憶也能看出，中共港澳辦主任魯平說，「英國剛在阿根廷群島打了一個勝仗，所以她（撒切爾）氣壯如牛地跑來……氣勢洶洶」。中共香港新華社主任周南則回憶：「她（撒切爾）講了一句分量比較重的、帶有威脅性的話，說如果我們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報導說，鄧小平事後評價撒切爾是他見過的「最不講理的女人」。而所謂「不講理」，就是撒切爾據理力爭。 中共在不斷「強化它的專制」 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時，媒體報導說，撒切爾夫人還追悔「很遺憾沒能延續租約。」但同時也坦承，「這在當時根本沒有談判的餘地」。撒切爾還透露，香港回歸當天，她很傷心。這是「鐵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預感，中國收回香港，會對香港帶來災難性影響，破壞香港的繁榮。這個預見，越來越被時間和事實證明。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認為中產階級的出現，會導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爾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國胡佛研究所演講）就預測，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會自動放棄權力。 撒切爾當時就指出，「很多人習慣說，冷戰結束了，共產主義在全球崩潰了。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不是很準確，因為還有一個共產中國存在，而且由於蘇聯解體了，中共政權從這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得到了好處，那就是要作為替補，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要取代原來蘇聯的那個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羅斯更敵視西方。」 從撒切爾那次演講至今已13年了，中國毫無政治改革的跡象。反而正像撒切爾預言的，只是「強化它的專制」。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可怕！」 對於中國官媒上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大國崛起等民族主義宣傳，撒切爾夫人在上述演講時也預測：在沒有結束共產黨統治，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沉重負擔之前，中國根本沒有可能變成可以跟美國匹敵的超級大國。 撒切爾夫人還斬釘截鐵地對西方盟國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國沒有甚麼可怕的，他們可以出口電視機，但他們出口不了電視節目。 英國美國之所以成為國際社會受尊敬的大國，主要是這兩個國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護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和尊嚴至上的原則理念，它體現在充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力量下產生的制度，導致了這兩個國家不僅在經濟、軍事上等全方位的強大，更保護了個人自由。 而中國無論再怎樣經濟發展，如果沒有民主制度，沒有個人自由，沒有個體權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為影響和主導世界大國的力量。 撒切爾拒絕向統治者獻花 撒切爾夫人對中共政權是厭惡的，雖然她曾四次訪問中國，但從沒有像其他到訪的國家元首那樣去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獻花。撒切爾夫人堅持不去獻花，在她看來，那個所謂的英雄紀念碑，是維持共產黨統治的象徵。 在批評中共的同時，撒切爾夫人對中國的人權卻相當關注。曾和撒切爾夫人一起參加過會議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回憶說，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撒切爾夫人當著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國「必須重視人權問題」，氣得中方代表退場。 撒切爾夫人不僅關心中國的人權，並對中國人的經濟能力高度評價。她有一句名言：中國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細胞。意思是，如果沒有共產黨統治，中國人會爆發出更多的經濟潛能，創造更大的經濟奇蹟。因為連共產黨也承認，他們的經濟改革，只是給中國人「鬆綁」。把原來捆綁中國人的繩子鬆開了幾扣，中國人就爆發出這麼的經濟活力，如果全部鬆開，或者壓根就不捆綁呢？ 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英國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為英國首相，1975年至1990年為保守黨領袖，是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亦是20世紀英國連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撒切爾就讀於倫敦大學城市學院屬下的城市法學院並成為一位大律師。撒切爾在1975年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中擊敗希思，成為反對黨領袖，亦為英國歷史上首位領銜主要政黨的女性。在1979年英國大選中，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 由於撒切爾強硬推行的一連串的政策，使英國成功擺脫了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困境。 撒切爾任首相期間被媒體稱之為「鐵娘子」， 但也樹立起了一些勁敵，尤其是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把撒切爾夫人看作是一個不願妥協的人，他們認為撒切爾的強硬導致英國政府拒絕與愛爾蘭共和軍展開對話。 1984年10月12日的清早，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保守黨大會會所發動了爆炸襲擊，撒切爾夫人幸免於難，但爆炸中有5人喪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人的見證下與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承諾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承諾收回香港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制度」。 在冷戰上，撒切爾夫人以支持美國總統里根對抗蘇聯而聞名。但是，撒切爾夫人也是第一位對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擺出友善姿態的西方領袖。 198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見證了冷戰的終結，1991年蘇聯解體。回看歷史，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的里根總統一樣，對抑制共產主義陣營起到重要的作用。 1990年11月，撒切爾宣布同時辭去首相和保守黨領袖職位。後被授予終身貴族爵位，稱撒切爾女男爵（封邑於林肯郡凱斯蒂文）。 2002年，在一連串輕度中風之後，撒切爾被勸告不要再參加公開演說，但仍在2004年羅納德‧里根的葬禮上致了悼詞。2013年撒切爾於倫敦再次中風並逝世，終年87歲。 英國人到今天仍沒有忘記撒切爾夫人，原因是她的政策對英國仍然影響深遠。總體上，她的評價在英國社會中十分之兩極化，其對於英國的貢獻也存在高度的爭議。 撒切爾夫人1951年與丈夫丹尼士‧撒切爾爵士結婚，兩夫婦的婚姻長達52年，並在1953年8月15日誕下一對孿生兒女。丹尼士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他在2003年6月逝世。 撒切爾夫人的兒子，馬克‧撒切爾爵士是一位商人，在2005年1月，他則因為資助購買飛機，以策劃在赤道幾內亞發動政變而被捕，在南非被判緩刑4年。撒切爾夫人的女兒，卡洛兒‧撒切爾是一位記者和時事評論員。
又是一個辛丑年，還趕上了咱們和西方的頭子美帝硬鋼的時候，這就難免會讓人對兩個辛丑年產生一些聯想了。 咱們都知道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但很少有人看過那個條約的具體內容，在那個辛丑年裡，咱們到底賠了多少錢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辛丑條約的簽訂是在辛丑年，但是引發辛丑條約的事，可是發生在辛丑條約前一年，也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事大家都知道啦，那一年，義和團興起，殺洋人、殺傳教士引起了西方列強的抗議，覺得民心可用的老佛爺也趁機向全世界宣戰，最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老佛爺和皇帝倉皇出逃，留下年邁體弱的李中堂一個人和洋人議和。 李中堂和洋人簽訂的協議，就叫《辛丑條約》，這個條約，要求大清朝劃定大使館的界限，不允許中國人隨便進入，同時要求大清要把原來處理外國事務的臨時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常設機構「外務部」，還有就是要求清政府履行之前說好的通商事項。 在這個條約里，最重要的條款，就是那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償。當時中國人口就是4.5億人，人均一兩，可以說是侮辱性極強的。 這就是喪權辱國，沒啥說的。 但這4.5億的賠款，後來咱們是咋賠的呢？ 首先，條約規定，大清每人出一兩銀子，共計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算下來，大清在三十九年總共需要支付本息九億八千萬兩以上。 根據條約的規定，這些賠償主要用於支付教會損失、教民撫恤、戰爭軍費。 這些賠款，大概是各國在華實際損失的十倍以上。各國分配這些錢的比例，是俄國最多，佔28.97%；其次為德意志帝國，佔總數的20.02%；其他各國的分配比例為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義大利5.91%，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國各佔0.025%。 這筆錢，歷史上叫做庚子賠款，中國前後實際支付了六億五千萬兩。 庚子賠款不是一個小數字，列強在被義和團殺掉的傳教士、教民撫恤上其實只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裡還被義和團殺掉的中國人，也是用這筆錢撫恤的。 剩下的賠款，美國國會通過了退款法案。把這筆錢用作中國赴美留學生的費用和幫助中國改善教育的資金上，比如清華大學，就是美國用庚款創建的。 到了民國時期，美國政府甚至把錢退還給了民國政府，並叮囑民國政府要把錢用在教育上。胡適、竺可楨、趙元任、孫立人、楊振寧、錢學森都用過庚款留學。 後來，美國還用庚款資助過台灣的新竹清華大學。 法國當時拿了賠款的一大部分，他們在天津修好了被義和團燒掉的望海樓教堂。 在那之後，法國也把這筆賠款用在資助中國赴法留學生身上。民國時期，法國還用這筆錢創辦了很多高等漢學院。 英國從這筆賠款中拿出一部分，投資到了當時清朝創辦的山西大學堂，增設西齋，也就是西方大學學科，由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管理。 後來，山西停止了科舉，李提摩太管理了山西大學堂西齋十年後，把西齋無償移交給了山西巡撫衙門，後來演變成今天的山西大學。 1912年，溥儀宣布退位，晚清滅亡。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中國（北洋政府）加入這次世界大戰。 1918年，民國政府停止了對戰敗的德國、奧匈帝國的賠款支付，這是停付的第一筆賠款； 1920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的蘇俄政府正式宣布放棄庚子賠款，不過這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中國的北洋政府承認俄國的蘇維埃政權； 1925年，比利時與中國達成協定退還賠款； 1926年，荷蘭退還全部賠款並將百分之六十五用於水利事業，其餘用於文化事業； 民國時期，英國開始把庚子賠款用於中國赴英留學生的資助，並開始籌備把錢退還給中國的事宜。 1931年，中英成立庚款董事會，資助中國的高等教育。包括南開大學在內的多所中國大學，都拿到過董事會的資助。 1933年，義大利與民國政府協定退還賠款； 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年後中國停止向日本支付賠款，英美等國宣布徹底放棄賠款。 直到1946年，簽訂《辛丑條約》的十一個國家都廢止了不平等條約關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魚吹牛皮1）
美國數位藝術家Beeple在去年10月之前，作品很少賣超過100美元。他的作品11日以6900萬美元拍賣成功，更引爆加密收藏品的科技話題。 簡稱NFT的「不可替代代幣」（non-fungible token）是一種加密收藏品，擁有權會在區塊鏈技術上取得認證，像是網路上的免費影片，NFT可保證影片的真實性與可追溯性，證明它的價值。每個NFT獨一無二，許多人開始購入。 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11日報導，佳士得拍賣以NFT新型態數位資產，把網路化名Beeple的集錦作品「每天：最初的5000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6900萬美元價格售出。這筆交易讓Beeple「躋身當今在世最有價值的前三大畫家」。 NFT爆紅，Beeple本名溫克曼（Mike Winkelmann）是這股新興科技浪潮中跑在最前面的少數幾位藝術家，作品拍賣價屢創新高。 收藏家羅德里格斯·福瑞爾（Pablo Rodriguez-Fraile）把去年10月以6萬6666元6角6分美元買到的溫克曼10秒影音作品，於2月底以660萬美元轉售，短短數月價值翻了100倍。 羅德里格斯·福瑞爾於一年前開始收藏數位藝術，是加密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rypto Art）的共同創辦人，他認為溫克曼作品水漲船高，向世人證明科技的重要性，「藝術家和收藏家將把NFT視為買賣藝術品的簡易方式」。 Verge的報導分析，溫克曼跨幾個社群平台擁有約250萬粉絲，而且他作品豐富，名為「每天」（Everydays）的專欄，每天都推出新作，持續至今已14年。 「每天：最初的5000天」，一開始是些速寫畫作，多年來演變成數位藝術作品，近來溫克曼登出許多極為辛辣的政治漫畫。畫作結合名人、以諷刺手法反映時事，已逝美國流行音樂天王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前美國總統川普、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等人都曾入畫。 根據「君子雜誌」（Esquire）2月報導，39歲的溫克曼出生於威斯康辛州（Wisconsin），2017年為躲避中西部酷寒的冬天，搬到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是老師。 畢業於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電腦系，溫克曼沒有接受過藝術訓練，職涯曾短暫幫企業設計網頁，聽聞一位英國藝術家每天畫素描而成名，他自2007 年5月開始以電腦動畫進行「每天」的作品集，2018年開始受到網路關注。 佳士得拍賣成為驅動溫克曼藝術作品和NFT技術的力量。拍賣的得主花大筆錢，通常只得到一個數位檔案與展出的模糊權利，藝術界另外有不同聲音與擔憂。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母校早稻田大學，2019年6月決定設立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俗稱村上春樹圖書館），委請知名建築師隈研吾操刀設計，預計今年秋天正式開館。 位於東京都的2020年東京奧運與帕運主場館「國立競技場」，具和風設計元素並使用大量木材，就是由隈研吾團隊負責設計。 早稻田大學官網表示，校方在2019年6月決定設立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以村上文學為基準點，開始致力全球文學研究的宣傳及國際交流等工作。 村上春樹也將自己的小說作品原稿、執筆相關資料、專訪文章、作品書評，以及在海外被翻譯的大量書籍和搜集到的數萬張唱片等，全部捐給母校。 早稻田大學指出，國際文學館位於校內坪內博士紀念演劇博物館旁邊的4號館，委請隈研吾進行建物整修，預計今年秋天以「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村上圖書館）」的名義開館。 校方表示，屆時館內除了設有供研究者使用的資料室、閱覽席及研討會空間外，也計畫設置讓村上迷可以感受到「村上世界」的咖啡廳及音樂空間等。 日本藝術媒體「美術手帖」報導，這間獨一無二的文學館，2021年秋天將在早稻田大學早稻田校區（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誕生。 【初公開】村上春樹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のイメージ図が屆きましたので、お屆けします！木の溫もり溢れるこの空間では、カフェへと繋がる大階段の本棚から、お好きな本を手に取って読んで頂ける予定です。様々な物語と觸れ合う時間を皆様へお屆け出來るよう、開店へ向けて準備して參ります☺️ pic.twitter.com/wTIE4NecSO — 村上春樹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2021年秋オープン！ (@wihl_cafe) December 24, 2020 村上春樹圖書館對全球喜愛「村上文學」的書迷及國際文學研究者來說，不僅是一處可以研究「村上春樹文學」、「國際文學」及「翻譯文學」的地方，也可以是多元藝術領域與文學交流的場所。 負責村上春樹圖書館設計工作的是隈研吾，而整修經費所需約12億日圓（約新台幣3億1600萬元），全數由經營UNIQLO等服裝品牌的日本迅銷公司（Fast Retailing）創辦人柳井正捐贈。
小周即周懷求，就是小周同學的「曾用名」，只不過這個「曾用名」知道的人不多，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後用名」，周小舟。 1936年，24歲的周懷求，更名為周小舟，準確地說，也算不上改名，此前，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讀書時，他已經把「筱舟」或「周筱舟」作為自己的筆名，用這個筆名，他發表了許多的詩，其中，有一些還是譯作。 遺憾的是，他的詩作多數沒有保留下來，哪去了？當然是被他自己燒了。 24歲時，正是小周最春風得意的時候，此時的他被延安派往南京作為談判代表，他因為發揮出自己在後來的「國際大專辯論會」上主辯手才有的才能而聲名鵲起，為大他19歲的老毛（澤東）所欣賞，於是很快成了老毛的政治秘書，也就是專寫議論文的秘書。 老毛與小周，兩個人是親老鄉，雖然不是一個鄉，但是一個縣的，相隔不到百里，說一個腔調的家鄉話，因此相見甚歡。 秘書是中國官場中升遷最快的人群。老毛的一生一共用了三十多個秘書，其中今天還有名可查的有26個，官升的最高的是當上正國級的陳伯達，排名一度在林彪之後，周恩來之前。 官升的越快，風險當然也就越大。老毛的秘書除了幾個生活秘書如小張（玉鳳）之外，其餘的，沒幾個善終，活到百歲還不閉嘴的李銳是個例外，但也是從鬼門關上九死一生逃出來的。 當了一年秘書以後，老毛對25歲的小周委以重任，派他赴山西閻錫山處，擔任老毛的特使。 老毛和小周再次親密接觸，已經是16年後的1953年了，這時41歲的小周已經是老毛原籍的父母官—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從1953年起，老毛每年都要回湖南住上幾日，小周書記自然鞍前馬後地伺候著，讓老人家很開心。 1959年6月，老毛終於想到要回出生地看看，於是我們看到了那首《回韶山》：「別夢依稀悼逝川，故園三十二前年」。走前，老毛對小周說：「小舟，那個地方倒是很安靜啊。我退休以後，在那兒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其他領導人來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澤東指了指韶河上游的滴水洞方向，他的祖輩曾居住在韶山沖西南約10里的那個幽靜的峽谷里。 小周書記回去向省委作了彙報，當然是「一致同意」。但這件事並未由周小舟領導完成。 一個月後，他因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而被撤職。造房子的事由他的繼任者張平化落實，從1959到1962，從設計、施工到落成，用了三年，這三年，中國人至少餓死3000萬。建成的「茅棚」由三個小樓和山水園林組成的，老毛只在1966年6月17日秘密來過一次，住了12天。 本來這幾間「茅棚」是小周想親自獻給老毛的，但天有不測風雲，他萬萬沒想到，幾天後，老毛讓他到廬山開會。小周是7月1日到的廬山，這時老毛拿出了自己剛剛出爐的一首詩《登廬山》給小周看，小周也不客氣，指出了其中至少六處的不妥，毛在這方面還保持著一慣的謙遜，一一照改，並把寫作日期由6月29日改為了7月1日。如果你是80後以前的甚麼後，你至少應該記得其中的一句「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這句的原句是「陶潛不受元嘉祿，只為當年不向前」。 能看老毛沒發表的詩，還能上手去改，這說明二人的關係還是很鐵，但20多天以後，小周下山時，已經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小周排在曾經是毛的上司老張（聞天）的後面，是第四號反黨份子。 難怪後人有詩嘆曰：「廬山真面實難容，左右高低望未窮。一夜小舟從此逝，蕭條江上起秋風。」讓老毛忽然翻臉的原因有四： （1）7月11日，在老毛講去年「估產過高」時，小周插話說：「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雖然很刺耳，但當時老毛心情好，並不介意。可是後來彭德懷的「意見書」出現後，毛就認為周的這句話表明他是與彭一起「反上」的。半個月後，老毛還把這句話寫進了一個批示中。 （2）7月12日，小周把老與老毛談話的情形向老彭講了。老彭說，他正要給主席寫一封信，小周表示支持。這件事被視為串通支持彭上書，是一個「集團」的。甚至作為彭「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攻擊黨」的證據。 （3）7月16日，老毛把彭的「意見書」批給大會討論。小周說他基本同意彭信中的意見。 （4）7月23日晚，小周等到老黃住處聊天。不久，老彭也不期而至。 有人打了小報告。中央認為這是「地下串聯」，還追查出他們在聊天中講了些對毛不滿的話，如小周說老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 有了這四條罪狀，小周就在劫難逃了。 1959年8月17日，小周受到了「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以觀後效」的處分，下放到瀏陽縣大瑤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 小老鄉成了「反黨集團的骨幹」，老毛自然有些痛心，1961年老毛再上廬山，寫了一首《為李進同志題照》，就是那首甚麼松甚麼洞，李進，其實是李進孩的「縮寫」，李進孩是江青的本名。可能是寫詩時想到了自己的詩友小周，老毛特地召見了雖還是正省級卻已經是副科職的小周上山，並給他看南朝梁文學家丘遲的《與陳伯之書》。老毛還像當年當鄉村小學的老師一樣，在這篇文章上划了重點段落讓小周重點閱讀：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談也。 譯成白話文就是：我琢磨你離開舊主去投靠新主的時候，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自己內心考慮不周，在外受到謠言的挑唆，一時執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動失去理智，才有了今天的結局。聖明的的老主子是可以寬赦你過去的罪過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計較過失而廣為任用人才，以赤誠之心對待天下之人，讓所有心懷動搖的人能消除疑慮安定下來，這你是都清楚的，不須我再一一細說了。 如何才能「迷途知返」呢？老毛動之以情，曉之以利，談了一個通宵，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批判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當一把手。 小周流著淚對老毛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信，我怎麼能批彭總呢？」 毛長嘆一口氣，沉默了良久，揮了揮手說，「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被調往廣州，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不參加黨組，排最後一名。這讓一個文科出身的前封疆大吏成了眾人的笑柄。 文革開始後，周小舟首當其衝，備受凌辱，挨打受罵已經是家常便飯，但最讓他痛心的是他不得不將他珍藏多年的文物手稿付之一炬，他一邊燒，一邊放聲痛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夜裡，他坐在孤燈下痛哭了一夜，天快亮時，他吞下了一大把的安眠藥。 51年前的今天早上，闖到他家裡要揪斗他的紅衛兵發現，他們這一天斗不成了，因為被斗的對象在他廣州梅花村逼仄的寓所里自殺身亡了。 那一天，是老毛73歲的生日，54歲的小周（按說54歲已經不能叫小周了，可今天同樣54歲的小崔還叫小崔，我們就這樣再叫他最後一回小周吧）以自己作為祭壇上的犧牲，向「舊主」的壽宴，獻上了一份大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