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错一着满盘皆输
2026 年 7 月 22 日
“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海宁查氏是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名门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笔亲书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匾额“敬业堂”、“嘉瑞堂”以褒奖海宁查氏的厚德门风。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查良钊、金庸、穆旦等。 跋涉：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穆旦”为名是将其姓氏“查”字拆为“木旦”，后用“慕旦”，再固定为“穆旦”。金庸（查良镛）也采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镛”作其笔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师生一起迁到长沙继续学业。不久，再次启程，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随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长途跋涉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 远征：历史走过留下英灵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这年，日军在缅甸战场投入重兵，势如破竹，中国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危险。应盟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2月，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在军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礼遇，在作战间隙，他会作诗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与盟军一同立下战功，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1942年4月，盟国英军作战失利，远征军的战略防卫目标消失，被迫后撤。穆旦随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著。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著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穆旦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祭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著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旅美：快乐却短暂的时光 1946年，穆旦结识了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随后也旅美进入芝大就读。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和他们夫妇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会、打桥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乐的岁月，周与良怀念道：“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钰良（周与良的哥哥）、查良铮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菁英。” 回国：费尽周折当头一棒 1950年，穆旦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办理过程十分曲折。“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就职任教。但是，夫妇二人终于选择了回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急于回国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国移民局终于批准他们回香港的申请。1953年1月，他们未抵香港，几经辗转，由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最后抵达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质高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时声名鹊起。但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开“外文系事件”爆发。随后，穆旦因“中国远征军”和芝大留学经历，被归为需要“专政”的对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划为“历史反革命份子”，降职降薪，被逐出课堂，并被判处3年劳教，强迫在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劳动，自此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计划，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历经三载，穆旦白天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终于，16,000多行的呕心译著完成初稿。还未经喘歇，运动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再因“远征军”和“旅美”历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阴阳头”。所幸的是，支撑穆旦精神的《唐璜》译稿未遭到红卫兵焚毁。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曾经以铮铮铁骨远征抗战，从野人山走出的英烈，与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他们或是职业军人，或是青年师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后，几乎全部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郁而终，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扫地”出门，夫妻天各一方，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穆旦进“牛棚”，周与良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一个漫天飘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几十里路去看久无音讯的妻子周与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扫厕：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1972年，穆旦结束劳改，回到南开，主要工作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扫厕所和打扫澡堂。其馀的时间，穆旦终于得以埋头于新的翻译和修改从前的译著。在凄苦岁月的夜深人静时，是穆旦伏于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还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作品二十馀部。 1973年4月，在南开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西南联大同学王宪钟。这是20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骑车为孩子们打听招工信息、寻找生路时，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进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治疗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穆旦或许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诗中，他写道：“为甚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为甚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著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中国远征军人、诗人穆旦在自己的诗句中被“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 野兽(早期作品）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著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著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诗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 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 智慧来得很慢：我们还是用谎言、诅咒、术语， 翻译你不能获得的流动的文字，一如历史 在人类两手合抱的图案里 那永不移动的反复残杀，理想的 诞生的死亡，和双重人性：时间从两端流下来 带著今天的你：同样双绝，受伤，扭曲！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但不要 懒惰而放心，给它穿人名、运动或主义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继续思索的主体，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痛苦 而危险地，必须一再地选择死亡和蜕变， 一条条求生的源流，寻觅著自己向大海欢聚！ ２ 他们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们的意志锁紧， 从一本画像从夜晚的星空 他们摘下一个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学生作算术 饥饿把人们交给他们做练习，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满”给批了好分数， 用面包和抗议制造一致的欢呼 他们于是走进和恐惧并肩的权力， 推翻现状，成为现实，更要抹去未来的“不”， 爱情是太贵了：他们给出来 索去我们所有的知识和决定， 再向新全能看齐，划一人类像坟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纪，未痊愈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长期抵赖的债， 冰里冻结的热情现在要击开： 来吧，后台的一切出现在前台； 幻想，灯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 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 行动的还占有行动，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旧善良，正义也仍旧流血而死，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集体杀人的人？ 这是历史令人心碎的导演？ 因为一次又一次，美丽的话叫人相信， 我们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著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四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著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 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 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 ……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甚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著自由选择，意味著开阔视野，意味著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著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甚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甚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 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著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份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甚么时候甚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著国家的旗号搞甚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编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线，删去了细节描述）
为被带走做准备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点左右，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和朋友吃饭时，突然间，一群人闯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过甚么手段，他们似乎有我大门和我房门的钥匙。进入房间的只有三四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潜伏在走廊和楼道里，总共可能有十几个。看他们有备而来的样子，他们肯定监视了我的电脑和手机一阵子了，我甚至怀疑我的房间里还被装了窃听器？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并进入过我的普通电子邮件。不过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加密电子邮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电子邮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我家也安装了监控设备，甚至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这似乎说明了政府可以监控任何人，即使是在临时出租屋的人也一样。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离开国内去出差之前，警察骚扰过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内的邻居，在我离开期间，警察也骚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间把我的邻居骗到了派出所，并复制了我家的钥匙。他们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安装了监控设备，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朋友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讨论内容，很可能都被他们掌握了。我试图猜测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不过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担心他们会强行进入我的电脑，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经安全地从硬盘中删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带走后，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有限。不过，我仍然疯狂地去回想我删除了哪些内容，哪些没有删除。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准备应付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以便我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其他相关人员。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来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和这一年的元月份已经多次邀请我喝茶，询问几名已被秘密关押的朋友的情况。几周前，他们甚至让我在警察局过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师见面，但见面前，成都的一位国保意外地约我在安定门和他见面。他实际上和另一位北京国保守候在那里，随后他们关了我一夜。而在他们释放了我之后，我才发现，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个维权人士已经不知去向。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晚上之后，成都和北京国保又多次来找我，他们主要询问我与维权界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权机构雇用的律师，负责赤脚律师（无证，通常是自学的维权律师）的培训。此前，警方已经突击检查了几次这样的培训，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我曾参与过。 在几个我联系紧密的人失踪后，我开始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踪做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师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在两位律师朋友的办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权书，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确保他们了解，如果我被带走，我曾指定了谁做我的律师。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删除敏感的文件，与尚未被带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讨一些问题，制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警察的讯问计划。之后，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当然，我的几个事先策划好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我的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不知何故，当他们来了时，我反而感到轻松，站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周围是威胁我的警察，我反倒很开心。在此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很紧张，除了回想一些事情，无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个朋友试图说服我逃亡出国，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只有等待。至少，当他们闯进我的公寓时，我不用再紧张了。 他们一闯进来，动作就移动得非常快。立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让我无法联系外界，来不及最后一次向朋友们发出提醒，也没有机会删除任何应用程序或聊天纪录。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没甚么可被找到的，但我没有在他们下手之前删除我的聊天软件。他们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组纪录。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是定期删除聊天纪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 他们搜查得事无钜细，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他们拿走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子设备，甚至包括我的电子书和各种无用的充电器。他们列出单子，告诉我拿走了哪些东西，并让我签字。大概到了中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一切。 取下头套时距离闯入公寓已经12小时 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我的身体两边都有两个人，和我一起走出门，进了一辆在外等候的车。因为看不到脚下的路，我差点摔跤。我听到他们用对讲机联络。车开始动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否已经看到我被带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诉他们有可能发生甚么，以免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甚么事情，我曾让邻居中一位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士与我前女友联系，以便提醒我的律师。我还告诉她，如果有任何朋友来找我，请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甚么。这样一来，外界一定会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 车停下来后，他们取下了我的黑头套，让我确认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楼上，我的几位前同事正在那里，我试图给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假装不认识我。我想保护他们免遭这次打击，然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们问我在这里是否还有任何电子设备，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释说，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这里工作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之后，他们再次罩住了我的头，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这些人不仅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有几名公安。当开车离开时，我不禁想，当局为甚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扣押我？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带著黑头罩，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只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被带进电梯，出了电梯，沿著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没人取下我的头套，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对话，我的另一个同事已经抵达。没有任何人幸免吗？至少，我已经准备和计划了被抓和被抓后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应对接下来的讯问。 他们把审讯椅前面的板子锁住，刚好压住我的腿。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但我知道过去了很久。头上一直戴著黑头罩，我的精力专注在从我下巴的方向照上来的一小束光。 当他们终于摘下黑头罩时，忽然间许多强烈的灯光同时射向了我，眼睛因为长时间处于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装修的很好。墙壁专门设计，填充隔音设备，还有防止自杀的软垫。我的前方是一个审讯桌，墙上是大屏幕电视和扬声器，房间里还有一些电脑和相机，以及一个数字钟，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我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距他们闯入我的公寓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 赤身唱国歌 他们派人来给我做体检，我跟他们说我的心脏和颈椎不是很好。他们又测试了我的血压，本来打算做一个心电图，不过因为没有电源就作罢。 他们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我的钥匙和零钱；他们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子和袜子。我才知道，我将光著脚被审讯。进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几天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几天，我可以从地板上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冷。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之后几天，我都是光著脚和地上的冰冷亲密接触，我被关押在一楼，难怪会这么冷。 我被带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我问他们，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时才唱国歌，他们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词里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我大声歌唱，毫无保留，一边唱，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紧紧盯著他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终，他们阻止了我，让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许休息。即使在短暂审讯间隙，也总是有两个人在看著我。当他们终于让我休息一下时，我却不能入睡了。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时穿任何衣服。房间里很冷，尽管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御那种寒冷。在毯子里，我光著身子，一个守卫会走进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会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脸，却说这是为了确信我还活著，都是为了我好。我真的想骂人，所以即使他们真的让我休息时，我也睡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天。 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阳光。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过一次窗帘透气。 编者按： 陈志修，男，1979年出生，来自四川的人权律师。多年来，他曾为中国一些最边缘化的人群代理。调查侵权行为和担任处于风险的维权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寻求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方法，并向维权界传播这些方法。 陈于2016年初被拘留，并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然而，未经警方许可，他不能擅自离开家乡。随后，当局百般阻拦他更新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将他开除，警方还强化对他的监视，以阻拦他继续进行维权工作。 陈志修为化名。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根据个人要求有所改变，不过他在遭遇绑架期间所遭受的待遇情况保持不变。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撒切尔对香港的预言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香港《南华早报》曾有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刚打赢马岛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馀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最不讲理的女人”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导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中共在不断“强化它的专制”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导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馀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著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已13年了，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可怕！”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甚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拒绝向统治者献花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象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著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英国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为英国首相，1975年至1990年为保守党领袖，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亦是20世纪英国连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撒切尔就读于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属下的城市法学院并成为一位大律师。撒切尔在1975年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中击败希思，成为反对党领袖，亦为英国历史上首位领衔主要政党的女性。在1979年英国大选中，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 由于撒切尔强硬推行的一连串的政策，使英国成功摆脱了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困境。 撒切尔任首相期间被媒体称之为“铁娘子”， 但也树立起了一些劲敌，尤其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撒切尔夫人看作是一个不愿妥协的人，他们认为撒切尔的强硬导致英国政府拒绝与爱尔兰共和军展开对话。 1984年10月12日的清早，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保守党大会会所发动了爆炸袭击，撒切尔夫人幸免于难，但爆炸中有5人丧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邓小平、李先念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人的见证下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英方承诺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承诺收回香港后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制度”。 在冷战上，撒切尔夫人以支持美国总统里根对抗苏联而闻名。但是，撒切尔夫人也是第一位对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摆出友善姿态的西方领袖。 198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见证了冷战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回看历史，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一样，对抑制共产主义阵营起到重要的作用。 1990年11月，撒切尔宣布同时辞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职位。后被授予终身贵族爵位，称撒切尔女男爵（封邑于林肯郡凯斯蒂文）。 2002年，在一连串轻度中风之后，撒切尔被劝告不要再参加公开演说，但仍在2004年罗纳德‧里根的葬礼上致了悼词。2013年撒切尔于伦敦再次中风并逝世，终年87岁。 英国人到今天仍没有忘记撒切尔夫人，原因是她的政策对英国仍然影响深远。总体上，她的评价在英国社会中十分之两极化，其对于英国的贡献也存在高度的争议。 撒切尔夫人1951年与丈夫丹尼士‧撒切尔爵士结婚，两夫妇的婚姻长达52年，并在1953年8月15日诞下一对孪生儿女。丹尼士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他在2003年6月逝世。 撒切尔夫人的儿子，马克‧撒切尔爵士是一位商人，在2005年1月，他则因为资助购买飞机，以策划在赤道几内亚发动政变而被捕，在南非被判缓刑4年。撒切尔夫人的女儿，卡洛儿‧撒切尔是一位记者和时事评论员。
又是一个辛丑年，还赶上了咱们和西方的头子美帝硬钢的时候，这就难免会让人对两个辛丑年产生一些联想了。 咱们都知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很少有人看过那个条约的具体内容，在那个辛丑年里，咱们到底赔了多少钱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在辛丑年，但是引发辛丑条约的事，可是发生在辛丑条约前一年，也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事大家都知道啦，那一年，义和团兴起，杀洋人、杀传教士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抗议，觉得民心可用的老佛爷也趁机向全世界宣战，最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老佛爷和皇帝仓皇出逃，留下年迈体弱的李中堂一个人和洋人议和。 李中堂和洋人签订的协议，就叫《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要求大清朝划定大使馆的界限，不允许中国人随便进入，同时要求大清要把原来处理外国事务的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常设机构“外务部”，还有就是要求清政府履行之前说好的通商事项。 在这个条约里，最重要的条款，就是那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当时中国人口就是4.5亿人，人均一两，可以说是侮辱性极强的。 这就是丧权辱国，没啥说的。 但这4.5亿的赔款，后来咱们是咋赔的呢？ 首先，条约规定，大清每人出一两银子，共计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算下来，大清在三十九年总共需要支付本息九亿八千万两以上。 根据条约的规定，这些赔偿主要用于支付教会损失、教民抚恤、战争军费。 这些赔款，大概是各国在华实际损失的十倍以上。各国分配这些钱的比例，是俄国最多，占28.97%；其次为德意志帝国，占总数的20.02%；其他各国的分配比例为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5.91%，比利时1.89%，奥匈帝国0.89%，荷兰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国各占0.025%。 这笔钱，历史上叫做庚子赔款，中国前后实际支付了六亿五千万两。 庚子赔款不是一个小数字，列强在被义和团杀掉的传教士、教民抚恤上其实只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里还被义和团杀掉的中国人，也是用这笔钱抚恤的。 剩下的赔款，美国国会通过了退款法案。把这笔钱用作中国赴美留学生的费用和帮助中国改善教育的资金上，比如清华大学，就是美国用庚款创建的。 到了民国时期，美国政府甚至把钱退还给了民国政府，并叮嘱民国政府要把钱用在教育上。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孙立人、杨振宁、钱学森都用过庚款留学。 后来，美国还用庚款资助过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 法国当时拿了赔款的一大部分，他们在天津修好了被义和团烧掉的望海楼教堂。 在那之后，法国也把这笔赔款用在资助中国赴法留学生身上。民国时期，法国还用这笔钱创办了很多高等汉学院。 英国从这笔赔款中拿出一部分，投资到了当时清朝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增设西斋，也就是西方大学学科，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管理。 后来，山西停止了科举，李提摩太管理了山西大学堂西斋十年后，把西斋无偿移交给了山西巡抚衙门，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山西大学。 1912年，溥仪宣布退位，晚清灭亡。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加入这次世界大战。 1918年，民国政府停止了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赔款支付，这是停付的第一笔赔款； 1920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苏俄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不过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中国的北洋政府承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1925年，比利时与中国达成协定退还赔款； 1926年，荷兰退还全部赔款并将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水利事业，其余用于文化事业； 民国时期，英国开始把庚子赔款用于中国赴英留学生的资助，并开始筹备把钱退还给中国的事宜。 1931年，中英成立庚款董事会，资助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多所中国大学，都拿到过董事会的资助。 1933年，意大利与民国政府协定退还赔款；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后中国停止向日本支付赔款，英美等国宣布彻底放弃赔款。 直到1946年，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个国家都废止了不平等条约关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吹牛皮1）
美国数位艺术家Beeple在去年10月之前，作品很少卖超过100美元。他的作品11日以6900万美元拍卖成功，更引爆加密收藏品的科技话题。 简称NFT的“不可替代代币”（non-fungible token）是一种加密收藏品，拥有权会在区块链技术上取得认证，像是网路上的免费影片，NFT可保证影片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证明它的价值。每个NFT独一无二，许多人开始购入。 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11日报导，佳士得拍卖以NFT新型态数位资产，把网路化名Beeple的集锦作品“每天：最初的5000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6900万美元价格售出。这笔交易让Beeple“跻身当今在世最有价值的前三大画家”。 NFT爆红，Beeple本名温克曼（Mike Winkelmann）是这股新兴科技浪潮中跑在最前面的少数几位艺术家，作品拍卖价屡创新高。 收藏家罗德里格斯·福瑞尔（Pablo Rodriguez-Fraile）把去年10月以6万6666元6角6分美元买到的温克曼10秒影音作品，于2月底以660万美元转售，短短数月价值翻了100倍。 罗德里格斯·福瑞尔于一年前开始收藏数位艺术，是加密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rypto Art）的共同创办人，他认为温克曼作品水涨船高，向世人证明科技的重要性，“艺术家和收藏家将把NFT视为买卖艺术品的简易方式”。 Verge的报导分析，温克曼跨几个社群平台拥有约250万粉丝，而且他作品丰富，名为“每天”（Everydays）的专栏，每天都推出新作，持续至今已14年。 “每天：最初的5000天”，一开始是些速写画作，多年来演变成数位艺术作品，近来温克曼登出许多极为辛辣的政治漫画。画作结合名人、以讽刺手法反映时事，已逝美国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社群媒体脸书（Facebook）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前美国总统川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人都曾入画。 根据“君子杂志”（Esquire）2月报导，39岁的温克曼出生于威斯康辛州（Wisconsin），2017年为躲避中西部酷寒的冬天，搬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老师。 毕业于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电脑系，温克曼没有接受过艺术训练，职涯曾短暂帮企业设计网页，听闻一位英国艺术家每天画素描而成名，他自2007 年5月开始以电脑动画进行“每天”的作品集，2018年开始受到网路关注。 佳士得拍卖成为驱动温克曼艺术作品和NFT技术的力量。拍卖的得主花大笔钱，通常只得到一个数位档案与展出的模糊权利，艺术界另外有不同声音与担忧。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2019年6月决定设立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俗称村上春树图书馆），委请知名建筑师隈研吾操刀设计，预计今年秋天正式开馆。 位于东京都的2020年东京奥运与帕运主场馆“国立竞技场”，具和风设计元素并使用大量木材，就是由隈研吾团队负责设计。 早稻田大学官网表示，校方在2019年6月决定设立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以村上文学为基准点，开始致力全球文学研究的宣传及国际交流等工作。 村上春树也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原稿、执笔相关资料、专访文章、作品书评，以及在海外被翻译的大量书籍和搜集到的数万张唱片等，全部捐给母校。 早稻田大学指出，国际文学馆位于校内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旁边的4号馆，委请隈研吾进行建物整修，预计今年秋天以“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村上图书馆）”的名义开馆。 校方表示，届时馆内除了设有供研究者使用的资料室、阅览席及研讨会空间外，也计画设置让村上迷可以感受到“村上世界”的咖啡厅及音乐空间等。 日本艺术媒体“美术手帖”报导，这间独一无二的文学馆，2021年秋天将在早稻田大学早稻田校区（位于东京都新宿区）诞生。 【初公开】村上春树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のイメージ図が届きましたので、お届けします！木の温もり溢れるこの空间では、カフェへと繋がる大阶段の本棚から、お好きな本を手に取って読んで顶ける予定です。様々な物语と触れ合う时间を皆様へお届け出来るよう、开店へ向けて准备して参ります☺️ pic.twitter.com/wTIE4NecSO — 村上春树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2021年秋オープン！ (@wihl_cafe) December 24, 2020 村上春树图书馆对全球喜爱“村上文学”的书迷及国际文学研究者来说，不仅是一处可以研究“村上春树文学”、“国际文学”及“翻译文学”的地方，也可以是多元艺术领域与文学交流的场所。 负责村上春树图书馆设计工作的是隈研吾，而整修经费所需约12亿日圆（约新台币3亿1600万元），全数由经营UNIQLO等服装品牌的日本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创办人柳井正捐赠。
小周即周怀求，就是小周同学的“曾用名”，只不过这个“曾用名”知道的人不多，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后用名”，周小舟。 1936年，24岁的周怀求，更名为周小舟，准确地说，也算不上改名，此前，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时，他已经把“筱舟”或“周筱舟”作为自己的笔名，用这个笔名，他发表了许多的诗，其中，有一些还是译作。 遗憾的是，他的诗作多数没有保留下来，哪去了？当然是被他自己烧了。 24岁时，正是小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此时的他被延安派往南京作为谈判代表，他因为发挥出自己在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主辩手才有的才能而声名鹊起，为大他19岁的老毛（泽东）所欣赏，于是很快成了老毛的政治秘书，也就是专写议论文的秘书。 老毛与小周，两个人是亲老乡，虽然不是一个乡，但是一个县的，相隔不到百里，说一个腔调的家乡话，因此相见甚欢。 秘书是中国官场中升迁最快的人群。老毛的一生一共用了三十多个秘书，其中今天还有名可查的有26个，官升的最高的是当上正国级的陈伯达，排名一度在林彪之后，周恩来之前。 官升的越快，风险当然也就越大。老毛的秘书除了几个生活秘书如小张（玉凤）之外，其馀的，没几个善终，活到百岁还不闭嘴的李锐是个例外，但也是从鬼门关上九死一生逃出来的。 当了一年秘书以后，老毛对25岁的小周委以重任，派他赴山西阎锡山处，担任老毛的特使。 老毛和小周再次亲密接触，已经是16年后的1953年了，这时41岁的小周已经是老毛原籍的父母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从1953年起，老毛每年都要回湖南住上几日，小周书记自然鞍前马后地伺候著，让老人家很开心。 1959年6月，老毛终于想到要回出生地看看，于是我们看到了那首《回韶山》：“别梦依稀悼逝川，故园三十二前年”。走前，老毛对小周说：“小舟，那个地方倒是很安静啊。我退休以后，在那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他领导人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泽东指了指韶河上游的滴水洞方向，他的祖辈曾居住在韶山冲西南约10里的那个幽静的峡谷里。 小周书记回去向省委作了汇报，当然是“一致同意”。但这件事并未由周小舟领导完成。 一个月后，他因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职。造房子的事由他的继任者张平化落实，从1959到1962，从设计、施工到落成，用了三年，这三年，中国人至少饿死3000万。建成的“茅棚”由三个小楼和山水园林组成的，老毛只在1966年6月17日秘密来过一次，住了12天。 本来这几间“茅棚”是小周想亲自献给老毛的，但天有不测风云，他万万没想到，几天后，老毛让他到庐山开会。小周是7月1日到的庐山，这时老毛拿出了自己刚刚出炉的一首诗《登庐山》给小周看，小周也不客气，指出了其中至少六处的不妥，毛在这方面还保持著一惯的谦逊，一一照改，并把写作日期由6月29日改为了7月1日。如果你是80后以前的甚么后，你至少应该记得其中的一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句的原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能看老毛没发表的诗，还能上手去改，这说明二人的关系还是很铁，但20多天以后，小周下山时，已经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小周排在曾经是毛的上司老张（闻天）的后面，是第四号反党份子。 难怪后人有诗叹曰：“庐山真面实难容，左右高低望未穷。一夜小舟从此逝，萧条江上起秋风。”让老毛忽然翻脸的原因有四： （1）7月11日，在老毛讲去年“估产过高”时，小周插话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虽然很刺耳，但当时老毛心情好，并不介意。可是后来彭德怀的“意见书”出现后，毛就认为周的这句话表明他是与彭一起“反上”的。半个月后，老毛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一个批示中。 （2）7月12日，小周把老与老毛谈话的情形向老彭讲了。老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小周表示支持。这件事被视为串通支持彭上书，是一个“集团”的。甚至作为彭“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攻击党”的证据。 （3）7月16日，老毛把彭的“意见书”批给大会讨论。小周说他基本同意彭信中的意见。 （4）7月23日晚，小周等到老黄住处聊天。不久，老彭也不期而至。 有人打了小报告。中央认为这是“地下串联”，还追查出他们在聊天中讲了些对毛不满的话，如小周说老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 有了这四条罪状，小周就在劫难逃了。 1959年8月17日，小周受到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 小老乡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老毛自然有些痛心，1961年老毛再上庐山，写了一首《为李进同志题照》，就是那首甚么松甚么洞，李进，其实是李进孩的“缩写”，李进孩是江青的本名。可能是写诗时想到了自己的诗友小周，老毛特地召见了虽还是正省级却已经是副科职的小周上山，并给他看南朝梁文学家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老毛还像当年当乡村小学的老师一样，在这篇文章上划了重点段落让小周重点阅读：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 译成白话文就是：我琢磨你离开旧主去投靠新主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内心考虑不周，在外受到谣言的挑唆，一时执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动失去理智，才有了今天的结局。圣明的的老主子是可以宽赦你过去的罪过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计较过失而广为任用人才，以赤诚之心对待天下之人，让所有心怀动摇的人能消除疑虑安定下来，这你是都清楚的，不须我再一一细说了。 如何才能“迷途知返”呢？老毛动之以情，晓之以利，谈了一个通宵，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当一把手。 小周流著泪对老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长叹一口气，沉默了良久，挥了挥手说，“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被调往广州，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这让一个文科出身的前封疆大吏成了众人的笑柄。 文革开始后，周小舟首当其冲，备受凌辱，挨打受骂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不得不将他珍藏多年的文物手稿付之一炬，他一边烧，一边放声痛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夜里，他坐在孤灯下痛哭了一夜，天快亮时，他吞下了一大把的安眠药。 51年前的今天早上，闯到他家里要揪斗他的红卫兵发现，他们这一天斗不成了，因为被斗的对象在他广州梅花村逼仄的寓所里自杀身亡了。 那一天，是老毛73岁的生日，54岁的小周（按说54岁已经不能叫小周了，可今天同样54岁的小崔还叫小崔，我们就这样再叫他最后一回小周吧）以自己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向“旧主”的寿宴，献上了一份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