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梁：“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甚么是我？” 林：“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一问一答间，梁思成、林徽因，不仅书写了一段人间四月天般的情话，更用他们的一生，为这动人的前奏谱序了一曲明漫、绚丽而又凄怆的协奏曲。 第一乐章：璧人初相识 林徽因，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传奇。她是名门闺秀、才女、诗人、画家、建筑学家，其音容笑貌在当时被惊为天人。 梁思成，不仅以其父梁启超，妻子林徽因而闻名，更被英国学者称为“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为这位建筑宗师开启通往建筑学界大门的，正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甚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4年，梁思成、林徽因同到美国宾大学习，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青葱岁月，他们的美好年华。 第二乐章：屋顶的吟唱 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欧式建筑。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 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1937年，他们踏上漫漫长路，翻山越岭，寻找失落在历史记忆和人类视野中的中国古建筑。火车、汽车、自行车、骡车、徒步，拍摄、测量、记录、绘制，从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华严寺，到河北赵州隋朝安济桥……1941年时，他们的足迹已遍布15个省的200多个县，发现勘测了2,000馀座珍贵的古建筑遗存。 实际的探寻和测绘过程是艰辛和疲惫的，但这发现之旅在他们克服重重魔难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在向山西五台县佛光寺进发前，中国还未发现保存完好的早于日本法隆寺的木结构建筑。 1937年的一天，当一行人拖著疲惫的身躯走在落日的馀晖中时，“快看那！”随著林徽因兴奋叫声看去，苍山林海间，雄伟的斗拱现出真颜。 “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梁思成） 不仅如此，在这座大殿里，他们还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唐代壁画和墨书题记，每一项，都可谓稀世珍宝。他们爬上屋顶亲自测绘，留下了幸福的影像，那是他们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屋顶的吟唱。 在学界精英迁居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 梁思成绘制的建筑图纸，精美、详尽、清晰，并配以优美的中英文双语标识，每一幅图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品。它们一张一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要。林徽因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第七章五代、宋、辽、金的部分。 这些图稿、文字是珍贵的历史见证，它们诉说的，是那些雄伟壮观的古建筑，是先人的审美智慧，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辉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人生的意义。 他们的友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这样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第三乐章：感时花溅泪 历史和文明，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而古建筑就是承载千年历史文明的最好例证。“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梁思成） 1945年，盟军轰炸日本前，梁思成通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提出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虽然不能确定梁思成的建议对京都、奈良免于轰炸起了多大作用，但在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30周年纪念日，日本《朝日新闻》曾刊发《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来表达纪念。 遗憾的是，这位京都、奈良的恩人，却救不了故国古都。1949年后，对北京的规划，梁思成有这样的设想：宏大的城墙，十几座城楼全部保留，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等灌木，或铺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的多。 梁思成将这个设想画下来，并规划了一份草图。如果被采纳，今天的北京城将成为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都，也将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建筑史闪闪发光的骄傲。 然而，翻开历史的那一页，是林徽因抚砖痛哭，梁思成痛苦的诉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曾让这对夫妇魂萦梦绕、历尽千辛找寻测绘的古建筑，绝大多数被拆毁、破坏。这些中国的古老建筑，它们的身体，连同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精魂，一同消散飘零。 第四乐章：恨别鸟惊心 1955年，在批判“大屋顶”的运动中，梁思成被点名批判，两人双双病倒。林徽因说，梁思成是搞学问的，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学问中，现在批判他的学问，那他还剩甚么呢？ 伴随著对他们建筑思想的批判，林徽因的精神率先垮掉，1955年4月1日，民国史上的传奇才女溘然长逝。或许这是上天对她的再一次眷顾，因为更猛烈的凄风暴雨还在后面。 1966年，文革到来。梁思成在打砸烧抢、杀人越货“破四旧”运动中，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批斗，身心饱受摧残。林洙回忆说：“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著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著‘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著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 1968年11月，梁思成心力衰竭，生命垂危，送进医院抢救。然而病情刚刚稳定，就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批斗。每次的斗鬼会，梁思成都会被从家里抬出，放在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耍猴般的推到会场，再被耍猴般的送回家。每次被批斗完，梁思成都像死人一般，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1972年1月9日，在无尽难言的侮辱中，这位“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凄然离世，为这怆然涕下的协奏曲的末章画下休止符，爱妻林徽因的墓碑也在文革期间被毁。故乡故土故人已逝，荒年荒冢荒诞不经。 注：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原名林徽音，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广场纪念碑和中共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她是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同时她也是民国初年女子地位提升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段时间，几位中国媒体人和作家，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拿到了一些基本生活费后，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事情 ，似乎成为了大丑闻。 如果“日本政府下属的交流基金会花钱收买文化人”是丑闻，是应该逼这些人道歉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可是做了太多这种丑行，花了太多钱收买人心了。 今天，我们就把日本政府历年来给中国花的钱，原原本本列出来。你不可能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比这更详细的列表了。 首先，说一下来龙去脉。1979年，随着中日关系逐渐回暖，中国也表达了需要发展的意愿之后，日本时任总理发表了“期待着更加丰饶的中国，我国之所以提出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方针，也是不希望与这样的世界性期待背道而驰。” 2006年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逐渐放慢了对中国的援助。2018年10月，前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时，认为“再援助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合适的，中日已经成为了对等的伙伴”，就此，持续近40年的日本对中国援助，划上了休止符。 这40年间，日本共借款给中国33165亿日元，提供无偿资金1576亿日元，提供技术协助折合1849亿日元。合计3兆6590亿日元，即2140亿人民币。（数据截止2017年） 日本花这3.6兆日元给中国，都干什么丑行了？来看一看吧，可能有很多你平时经常使用的，经常去的，经常看的事物。 以下按时间顺序介绍，单位为日元，资料均引自日本外务省。部分1亿以下的项目略过。 1979年： 山东兖州石臼港建设 70.8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01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25亿 秦皇岛港扩充 49亿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33亿 五强溪水力发电所建设 1.4亿 1980年：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4.3亿 灾害紧急援助 2亿 石臼港建设 98.6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31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112亿 秦皇岛港扩充 137.7亿 1981年： 购买商品借款 600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23亿 石臼港建设 185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32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92亿 秦皇岛港扩充 91亿 1982年： 购买商品借款 200亿 国家图书馆计算机援助 0.5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64.8亿 石臼港建设 23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18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309亿 1983年： 中央音乐团的乐器援助 0.34亿 教育部使用的图书 0.5亿 粮食增产援助 5亿 购买商品借款 191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72亿 石臼港建设 52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15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332亿 1984年：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101.9亿 郑州—宝鸡铁道电气化 75.75亿 秦皇岛港扩充 46亿 连云港扩充 24.4亿 青岛港扩充 22亿 天津、上海、广州通信网扩充 11.5亿 天生桥水力发电站 124亿 商品借款 309亿 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建设 27亿 北京邮电训练中心 22亿 粮食增产援助 5亿 1985年：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286亿 郑州—宝鸡铁道电气化 132.5亿 秦皇岛港扩充 37亿 连云港扩充 57.7亿 青岛港扩充 39亿 天津、上海、广州通信网扩充 92亿 天生桥水力发电站 123.5亿 矿物检查研究中心 11亿 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12亿 粮食增产援助 […]
黄万里与张光斗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1949年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专案的技术领导和谘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援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资料，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共产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甚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援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谘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 三门峡工程失败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著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品质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品质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品质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品质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品质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品质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品质问题，我们的品质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品质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
什么样的社会成就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塑造什么样的社会。 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 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有骨气。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师们，已然远去。 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驰骋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 他们的风骨遗世长存，令今人汗颜无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蔡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胡适：“总统，你错了！”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傅斯年：翘起二郎腿，拒绝从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又一个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深夜写稿，他对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说，他赶写文章是为了早点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身上的单裤，已不足御寒了。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了，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在“农复会”会议上，傅斯年为台大教育问题答辩，在讲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塔山视界，文章有适量删减）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却善于表情，体态均称，气宇轩昂，戏衣一尘不染。这位在戏台上非常严谨，总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的潇洒男子，在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京剧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就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民国著名的“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 马连良，中国京剧的须生泰斗，京剧界里的代表人物，其雍容华贵的扮相和嘹亮优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广大民众热烈的回响，在街头巷尾争相传唱，但最终他却成为艺术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第一人，郁郁而终。 家庭环境熏陶造就出一代京剧大师 虽然马连良并不为时下的年轻人所熟知，但他却是老一辈京剧爱好者心中的经典回 忆，中国京剧史上极为厚重的一页。 马连良世居北京 ，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茶馆的院落很大，经常有刘鸿升、金秀山等名票来此唱戏，是戏迷们聚会的场所，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六叔马沛林都是京剧艺人，堂兄弟中也有不少在戏班里演戏、做事的，而幼年时期的马连良更是常常跟著父亲、叔父到戏院里看戏。在如此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使得马连良从小就对京剧有著特别的爱好。 因此，马连良从八岁就开始学戏，九岁便加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喜连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京剧科班，23岁时，他更自行组班，与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因他们精湛的技艺，各具风采，还被赞誉为“南麒北马”。 风格独特 红遍大江南北 马连良在拿手戏目《借东风》中扮演诸葛孔明。在京剧界，“须生”是指表演老生的演员。马连良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而被推崇为“四大须生”。 马连良从小就扎下了深厚的京剧基础，再加上他在唱功及做工上吸收了许多名家的精华 ，并将之融会贯通，形成独树一帜的“马派”唱腔，演唱流利舒畅，雄浑中带著俏丽，深沉中有著潇洒，为京剧开创出崭新的风貌，也丰富了京剧老生的唱腔艺术。 经过长期大江南北的闯荡，“马派”唱腔在京剧界中渐渐闯出了名号，其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全国，掳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 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马连良的京剧艺术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其勤奋好学、做事一丝不茍的高尚品格是关键原因。 他勤奋好学，对艺事渴求不已，两度进入科班学习，还曾私塾前辈贾洪林，求教于钱金福、王长林、王瑶卿，专程赴天津拜名家孙菊仙为师，39岁时，还向山西梆子老艺人张宝玺、高文翰学到《春秋笔》剧中的《灯棚换子》和《换官杀驿》。这些都显示出马连良的虚怀若谷，学而不倦。 做事一丝不茍则是马连良的另一项坚持，他要求舞台要“三白”：护领白、水袖白、 靴底白；他到好友章伯钧家做客，还预先派遣厨师等员至章府洗刷干净，这些描述在章伯钧女儿章诒和的文章中有详尽的说明。“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著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盐。然后，盐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 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了解一位艺术家，除了观赏他的演出之外，还得通过其奋斗的足迹和周遭亲朋好友的观察，章诒和的这几段话，不禁令人联想：如此严格自我要求的艺术家，能受到众人如此的爱戴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诬为“汉奸”郁郁而终 都说人生如戏，但任谁也无法预料，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竟使得马连良的人生也像一场大戏，情节急转直下…… 《海瑞罢官》是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巅峰之作，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海瑞不畏权贵，退还民田而被罢官下狱的正直形象，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罢官》竟被当成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1965年，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到牵连，被江青赶出北京京剧团。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家，家中有价值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在被关押半年多的这段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他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以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置之不顾，强行将他火化了。 曾经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就这样，在尝尽乱世的人情冷暖中，和他最爱的京剧艺术一起随风消逝…… 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人性本不完美，善与恶的距离，也只隔一步。一个小提琴家曾说：“每人的心里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人们平素隐藏著的残忍本能，在至高权威的怂恿下得以释放。况且群体性行为，又总是能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啼鴂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 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著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著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找寻，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尖风急雨，残杯冷炙。甚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定自在样子的马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一块的他，永远不能把自己揉进眼下的这个时代。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唱腔是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翁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在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盛夏的北京，赤日当顶，流火满天。望著双飞的燕，纷落的花，马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著。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 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话语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伤。 十月一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著。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脓（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把全副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种“托”是托以终身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 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像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 冬天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甚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 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精萃，断绝了艺术流延的一脉香烟。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属于个人化、个性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高。 如不是在红色政权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他本当福寿双全。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 （选自“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文：章诒和）
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值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阐史官和大家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虽然抗战的胜利是国党和国际力量等因素共同换来的，但是对于国人来说，谁是抗战中最大的功臣呢？这时，你或许想到的就是各位叱咤风云的将领了。固然，疆场厮杀，离不开名将，在八年抗战中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名将，他们的功劳无疑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如果把范围再扩大到抗战的所有领域呢？恐怕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方面，蒋介石无疑最有发言权。那么，在他的眼里，谁才是抗战的最大功臣呢？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提了一个人，就是孔祥熙。 他的地位相当于“萧何” 先不要急着惊讶，如果你感到这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明你对真实的民国史了解太少，而且你的眼光只局限于战场，没有扩大到更广的领域。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先例。刘邦打下天下后，分封众臣，那么谁是大功臣呢？韩信、曹参、张良，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把范围局限于战场。但是，最后刘邦说了一个人——萧何。因为如果没有萧何在后方给大家提供粮草，你们就是再能打，又能支撑几天？ 这个故事同样适用于八年抗战，孔祥熙的角色，就是当年萧何的角色。 孔祥熙于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1938年又兼任行政院长，一直到1944年下台，长达11年的时间，在几乎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国人用以抗战的所有物资，几乎都是孔祥熙一力提供的。 孔祥熙去世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概括了孔祥熙的四大功勋：“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并盛赞他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 他缔造了一组惊人的数据 大家看看下面这些数据—— 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每年的国库支出是11亿元，而收入仅仅8亿余元，每年短缺2亿多元； 抗战爆发后，仅1937年，国库支出就飙升到了将近21亿，而收入却并没有增加多少； 1939年，国库支出达28亿元，而因战乱，收入降到了不足3亿元。其中，军务、战务、购买枪械等费用，占到了67%。 这就是当时中国政府的窘态，如果不是孔祥熙长袖善舞，东挪西补，中国的军队根本支撑不了八年，别说买先进武器了，恐怕连吃的军粮都没了。 除了最直接的军费，战争所必须的交通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将全国各个地方都连通了起来，以保障部队的顺利调遣。自古以来，修路都是极其耗费钱财的工程，这些钱，自然又得跟财政部长孔祥熙伸手。 因此，蒋介石曾深情地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也因此，当有人弹劾孔祥熙，逼他下野的时候，蒋介石主动站出来，力挺孔祥熙。 他走之后 国民政府财政瘫痪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学界大老傅斯年曾炮轰孔祥熙，三次逼他下台，一直被人称颂不已，认为傅斯年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的骨气。但实际上，这件事上却也表现了他的短视。 当时连傅斯年的老师胡适都站出来劝他，不要逼孔祥熙下野，因为还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坐这个位子。 这就是知识份子和实干家的区别。 历史也证明，当1944年孔祥熙被迫辞职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与金融事业一落千丈，上海、北京等地物价飞涨，经济完全陷入了瘫痪。蒋介石之所以败退，除了政治腐败、军队涣散之外，财政上的瘫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孔祥熙的追悼会上，蒋介石说：“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
朝鲜、苏联、中国……许多红色国家的“二号人物”风光一时，下场如何？集体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许最为不堪，一方面听老大的，年龄甚至就差一两岁，还要照顾小的。反映在专制社会政坛上，一方面积极效忠领袖，一方面安抚众生，一旦稍有差错，从王侯哪怕是国家主席，也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2013年12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平壤举行，会议宣布张成泽一伙有反党反革命行为，解除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朝中社的报道说，最近党内的“异色分子”在继承主体革命事业的重大历史时期企图废除党的唯一领导体制，通过派别阴谋扩大自己势力，对党提出挑战。笔者发现，除掉他的理由让全体朝鲜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张成泽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在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松，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国治病机会用外汇进行赌博”。 张成泽为朝鲜“二号人物”，今年67岁，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人民军大将军衔。张成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二号人物的命运十分相似，曾经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后锒铛入狱，甚至更为凄惨。 那么苏联呢？好多政军要员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苏联前二号人物被执行枪决。斯大林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一号自不必说，在二战时期担任国家元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是加里宁，担任政府首脑的是莫洛托夫（苏德战争爆发前，卫国战争开始后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首脑），而且莫洛托夫长期担任苏联的外交部长，所以加里宁和莫洛托夫是当时苏联的二、三号人物。这两人也算善终，也归于他俩听话。 贝利亚曾是斯大林身边最亲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贝利亚1938～1945年一直担任苏联政府重要职位，几乎控制了国防工业的重要部门，特别是核武器制造部门。1953年，贝利亚被指控为英国担任间谍，企图颠覆苏联。同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笔者发现，据悉，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贝利亚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党羽的震怒，铲除了贝利亚。 中国也曾有“二号人物”。井冈山时期“朱毛二人转”，朱德老二，为人实在，辅佐毛泽东一心一意，也算善终。此后二号人物命运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批判斯大林的教训，刘少奇被看作是潜在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并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名，发动文革。刘少奇于是成为文革的第一号对象——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开封一座监狱“监护”，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11月12日凌晨四时，刘少奇因病不准医治去世，终年71岁，头发一尺多长。 刘死后，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国出逃，坠机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全文转自网络）
紫阳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实际上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紫阳他本身怎么走过来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紫阳有两件事情大彻大悟。 一件事情，他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紫阳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呢？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当广东省委书记，人家斗我斗得很凶，而且斗得不讲道理，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们斗别人也斗得很凶，也斗得不讲道理。 我觉得在很多领导干部当中是没有这个想法的。紫阳讲，人家为什么斗得那么凶，斗得那么不讲道理，斗得我很委屈？他说，我们自己斗人家那么凶，那么不讲道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想法，但是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嘴巴里说出来，我听了以后非常惊讶。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鲍彤曾说：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凡冤假错案，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阳的反思是彻底的。赵紫阳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有问题，我们党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他从根上看到了党的路线、党的工作方法一贯是左的错误，这就是他大彻大悟的基础。 鲍彤还说，很多文革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干部认为造反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是造反派的罪恶。 赵紫阳说：“不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变成兽性了，这还不是受害者？最后毛泽东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后，他自己（毛泽东）也是受害者。他怎么是受害者？因为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全中国人，当时10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的理论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据党的理论造反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党的基本理论上解决起。”这是紫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赵紫阳的老部下、《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也曾撰文说：“紫阳说过，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赵紫阳并不消极”，但是文革十年让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 再一次大彻大悟，我想是他下台以后，关在屋子里面，看这个世界，读一点书，想一点问题。他想了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改造一下自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呢，在很多领导人里面，大概活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紫阳考虑这两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考虑，这是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紫阳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怎么说呢，农业要弄上去，怎样做？农民自主权。经济要弄上去，紫阳说企业自主权。电影要谁来审查？由观众去审查，由观众去评论。案件应该怎么办？紫阳说，由检察官去侦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了社会矛盾怎么办？应该由社会群体来协商对话。我看紫阳碰到问题就是这样的解决——公民的权利，人民的主动。从毛泽东以来一贯的一个想法就是任何问题由党领导，由党决定，听党命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紫阳说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主体是人，是这个社会的公民。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认为这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言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是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如果敲锣打鼓，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我想一想如果习仲勋老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说，要忏悔，要改正，要从此不再杀人。 赵紫阳，1919年生人，中国前总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改革派领导人，1989年北京发生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示威，他因反对镇压、反对出动军队戒严而被撤职并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中国官方至今禁止民众公开纪念他。 鲍彤，1932年生，浙江海宁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抗议示威期间，鲍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在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调遣军队镇压和平息抗议之际，鲍彤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采取实际行动指令中国媒体宣示这一主张。在中共最高当局6月3日开始实施镇压一个星期前，鲍彤被秘密逮捕。当年7月，他被判刑七年，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和反革命宣传煽动。刑满释放后，他长期被软禁。 鲍彤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尽管赵并非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仍竭尽所能全力推进中国走向法治和政治自由。因此，那段时间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政治上最自由的时期，那时没有一个人因言获罪受到刑事处罚。 在鲍彤看来，赵紫阳思想开明是因为他是中共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罕见的思想认真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人。那些少见的对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有反思能力并有认真反思的人也包括习仲勋，即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的父亲。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干部子弟。文革的时候大家不都把家里的照片烧掉嘛。这些干部都怕万一自己倒霉了去连累其他的朋友。我帮我妈妈烧照片时，发现一张照片，咦，我说，这不是江青嘛，那抱着的小孩是谁？我妈说，那不就是你嘛。我说，你怎么认识江青的？我妈说，那时候两家是邻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岛老乡。她们俩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但是后来关系也不好了，还特别跟我说：“咱们家遇到任何灾难，你不要去找她。” 我妈在这方面的看法其实要比我父亲更早。她很早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还没公开翻脸，但是在党内已经传达了。我妈妈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党委书记。她就在公开大会上提前讲了这件事儿了。因为还没有公开这件事，只是在党内传达，所以她就等于是犯了错误。一下子把她贬为普通工人，就是党委书记一撸到底。从那个时候她可能就开始怀疑这个共产党。她应该比我父亲更早的觉悟到共产党就是一个大骗局。 因为是干部子弟，生活条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学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从小在学校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怎么怎么好；老百姓怎么怎么拥护；老百姓生活的多么幸福；台湾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等等。当时确实满脑子都是这些教育观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很多人都参加了红卫兵，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热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样子。 我第一次产生怀疑呢，是那时候大串连。我们是最早串连的嘛，那时候还没大规模串连，就坐普通的列车，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肃定远那一带，过了天水以后那里，在一个临时停车的站，我就把头伸出来，因为当时在天水买的烧饼没法吃，杂和面儿的，特别难吃，我就想把那个烧饼给要饭的。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面前一个要饭的，17、18岁一个女孩儿，根本就没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脏的东西，拉着可能是她弟弟，披着个麻袋。我当时就非常震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对面坐了一个可能是外出办事人员。他说，哎呀，这种情况很普遍啦，在这种穷地方，你花十块钱就能买这么一个姑娘。我当时对这些情况就不能理解，非常震惊。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当时在学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产党真的这么好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编注：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级官员受到文革冲击之时，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 文革中后期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踪，我逃到乡下我们老家去了。我们老家其实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围，自古以来兵和粮食都特别多的地方。后来我居然发现，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一半的人口。我们那个村子旁边就饿死了一半人。我们那个村子呢，我们的亲戚壮着胆儿把公家的粮食给分了，他差点被判刑。因为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就没给他判刑，只给他开除党籍。 我在当地做了一些调查，我说那个时候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人们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窝全都被挖了，然后就开始吃人。我说还有这种事儿啊，吃人啊？人说你看旁边有个村子，离我们可能有两三里的路程，全是土墙。都八年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68年，大饥荒过去八年了，还没有人活着回来，等于说那个村子全部都饿死掉了。从此我就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对共产党产生彻底了解可能是在我当兵以后，那时候接触全国各地的人，我发现我们老家饿死人的状况啊，不仅仅是那一块地方，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不过一些穷困地区的人，历史上就知道怎么度荒年。他们知道挖野菜、挖树根，死的人可能还没那么多。而我老家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没有说吃不饱的问题。一遇到大饥荒，人都饿死掉了，非常凄惨。我看到那个情况以后，对共产党的印象就逐渐地走向负面。 在部队的时候，星期天我们经常到镇子上买东西。镇子上有一个书店，书店里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卖不出去，农村谁看那书啊？我全给整套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时候都是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这时候我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马克思以外的书。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内部刊物嘛，很多共产党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书。高级干部每天有两份《内参》，或者叫《大参考》。《大参考》里主要讲的是外国的事儿，《内参》主要讲中国内部的事儿。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对中国现实有了客观了解。从客观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你怎么能用一个专政，一个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么能用暴政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 从我下乡以后到当兵这段时间，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完全转变过来了。通过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一段时间。 【编注：70年代末，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单民主墙运动，张贴了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4天后，他被逮捕，先后两次坐牢，共计18年。】 民主墙的时候我不是出去干这些事儿嘛，父亲没有反对。他的思想实际上也有转变。民主墙到了快要受到镇压的时候，他有很多内部消息，他跟我说，你干的这个事情是掉脑袋的事情，你赶快停止吧。我当然说，我已经不能停了。 有时候一个人该干什么有点命中注定的。（重新来过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会这么做。因为在民主墙之后，在中国逐步掀起了这种要民主要自由的机会非常多。民主墙是第一次机会。所以呢，即使我没在民主墙出现，我想我后来也逃不过去。 现在的小青年日子过得好了，离文革，离大饥荒，离六四屠杀都已经很远了。小青年们现在不一定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国家的历史。再看一看别的国家的历史，引以为戒。不要别人喊什么就热情一高，跟着干什么。比如说看看德国的历史吧。德国希特勒经济也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就煽动起来以种族主义面目出现的爱国主义，跟中国现在煽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内容差不多。在这种热潮的煽动下，第一，专制暴政巩固了；第二，由于他的稳固，他就开始野心膨胀了，这和今天习近平搞的战狼越来越凶猛是一模一样的。下一步就要开始对外扩张，不但给德国人民，也给周边人民带来很多灾难。 我老想对现在年轻人说不要去崇拜什么东西，不要去崇拜什么人。别人说的话你要想一想，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看看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持续了70年的这场灾难，就是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开始的，灾难的苗子，是被欺骗的苗子。能维持到现在100年了，那它也应该寿终正寝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从小一边在北京最好的学校接受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教育，一边耳闻目睹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6岁的魏京生参加了红卫兵。他说，那时候热情很高，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闯北的“大串联”中，这个高干子弟头一次见识了底层民众疾苦，偏远地区的贫困令他震惊。 为了躲避当局迫害，父母将他送到安徽老家务农。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满目疮痍，这是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经济上瞎指挥一意孤行，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恶果。魏京生说，在农村的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怀疑。 1970年，和很多干部子女一样，魏京生凭借父母的关系得以参军，1973年复员后回到北京，成为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他说，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阶段。他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读了很多书，对中国和历史和社会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78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爆发。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自发在北京西单以大字报的形式宣扬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地批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几天后，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1997年魏京生获准赴美就医，从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 民主墙是红色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被镇压的公开的异见运动。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他知道这是个“会掉脑袋的事”，但他从不后悔投入那场运动。民主墙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即使当年他没有跳出来，以后恐怕也逃不过去。 流亡海外后，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这位当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产党员告诉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产党内部对高级女干部的称呼）想要去美国看他。她们说：“京生是个好孩子。他做了我们当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抗战的时候，17岁就开始逃亡，到西南联大当了流亡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自愿退学，去替飞虎队做翻译。 来美国以后跟着飞虎队又是几年，之后去念书，加在一起在美国八年。中共建政后，燕京大学一再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去任教。当时他就是很爱国，觉得在这个战乱之后的国家，他想回去帮着建设。 当时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说，他不愿意回去被洗脑，我爸觉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会有1984这种事情，最后我爸去意已决，李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写上 “北京燕大 巫宁坤”。 回去以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肃反运动开始后，我爸在学校里被批斗。他有一个姓阎的同事，参加批斗会看到他被批斗的样子，吓得回家，当天夜里就自杀了。 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 “极右分子” 。他在自传《一滴泪》里讲了很多，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 老百姓什么事也没有的都是饿死，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所谓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经饿得浮肿，随时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给我妈发了一个电报，说“速来见最后一面”。我妈形容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这个人一点点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号给抓起来的。我爸被抓起来以后，学校就跟我妈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必须离婚，如果不离婚，你就必须辞职，准备去要饭去吧。当时我哥哥两岁，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我妈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妈就说：你们迫害巫宁坤，就像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们！我辞职。 我是6月3号出生的。直到三岁生日那天，我才在劳改营里第一次见到父亲。他那时候的样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褴褛、饿得要死的样子，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闹。当时觉得很恐惧，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开始有意识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二三年级的时候，上学的话就打你啊，你就是一个小右派，那个学校里面你走在路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 “打倒巫宁坤”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巫宁坤就是一个纸老虎”。上学都不敢走正门，砖墙上挖一个洞，就这样爬进爬出。我从小就有这种乐观的精神，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说这是我的“月亮门”。 那时候批斗，在大礼堂，他在台上站着，挂个牌子，“牛鬼蛇神巫宁坤”，喊口号。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唱），这一天就开始了。“勒令极右分子巫宁坤到大礼堂，受革命群众批判”，你就得去啊，还要自己准备袖章啊，牌子啊。 那种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划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国特务，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躲还来不及呢。我那时候就说要跟这个爸爸躲远一点，我还改了名字。我这个 “一毛”惹麻烦呐。人家说，你居然用伟大领袖的姓给你女儿起名字，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时候讲 “三忠于四无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编注：巫一毛所说的“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三忠于”指的是 “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都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当时中国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对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文革结束后，这种说法受到中国官方的批判。】 上学的路上有学生拦着我，跟我说：“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给你爸写大字报。”我说：“我不会写啊。”他们说：“不会写没关系，我们教你写。”他们就这样把着我的手，毛笔就写：打倒巫宁坤，反革命这一类的。我说：“我还是不想写，我写了回家爸爸会打我的。”他们说：“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们打你爸爸。” 觉醒的瞬间来得也很快。文革开始后不久，也就8、9岁吧，有一天我去买菜。两毛钱买了一个西瓜，四分钱买了一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还是发烧，头疼得不得了。我就路边上坐下来。 那时候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浑身有力量”。我想，我来看一眼我们伟大领袖的像吧，马上我的头就可以不疼了。 打开来一看，头还疼，再打开一看，头还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小孩子的直觉，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整天武斗、死人、开枪已经是家常便饭。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这种直觉。就觉得还是爸爸对，毛主席不对。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传，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卖得最好的是德国，他们管我叫”中国的安妮·弗兰克”。在德国演讲时，有一次一个老先生颤巍巍地向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真是欲语泪先流啊，不是一两滴眼泪，哗哗哗地眼泪就下来，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大堆我也听不懂的德文。翻译告诉我，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个时候，语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灵魂已经碰撞。我给他一个拥抱，陪着他一起哭。共产党和纳粹的这种迫害是一样的。 延伸阅读：万古云霄一羽毛 巫宁坤，1920年生人，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代表译作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 1951年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重执教鞭。晚年赴美定居，发表以英文写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亿万中国人受难的回忆录《一滴泪》，该回忆录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在中国国内至今仍是禁书。2019年在美国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出生前七个星期，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据历史研究者丁抒统计，当年约有150万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后，中共承认当年错划55万右派，并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当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邓小平后来坚称，“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 “扩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学，2006年出版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 》，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被残暴、荒诞的政治碾压的家庭的女儿在动乱年代挣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传的前言中写道：“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采访中，巫一毛笑中带泪地回忆往事。她说，现在好多了，早年间谈起这些，常常泣不成声。她告诉美国之音，长大后的她也曾埋怨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回中国，害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受罪？”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来，也就不会有你们啦。”巫一毛说，正是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离不弃，让父亲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还能以99岁的高龄走完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