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人被警告：存款利率跟不上物價上漲
2026 年 7 月 17 日
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在新州藝術館（NSW Art Gallery）最近舉辦的一場盛大展覽中，阿爾豐斯·穆夏（Alphonse Mucha）這位新藝術運動的巨匠重新煥發光彩，吸引了無數藝術愛好者前來朝聖。穆夏，這位生於19世紀末的捷克藝術家，以其獨特的風格、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創意，深深影響了藝術界。他的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視覺享受，更是一種文化象徵，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審美追求與精神內涵。 穆夏於1860年7月24日出生在奧地利帝國（今捷克）的伊萬契采。自幼，他便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天賦。在19世紀70年代，穆夏來到布拉格，進入美術學校開始正式的藝術學習。然而，由於經濟原因，他未能完成學業，不得不暫時放棄對藝術的追求。 儘管生活艱辛，穆夏從未放棄對藝術的熱愛。為了養家糊口，他開始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等地從事裝飾繪畫和舞台設計工作。這段時間的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藝術技法，也為他日後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穆夏。（圖：提供） 1887年，穆夏來到巴黎，這個充滿藝術氛圍的城市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巴黎，穆夏先是進入朱利安學院學習，隨後進入克雷爾蒙特學院深造。他在巴黎的藝術圈內逐漸嶄露頭角，並開始為一些知名雜誌和出版社繪製插畫和廣告。 1894年，穆夏的藝術生涯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受邀為著名的法國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設計戲劇海報《吉斯蒙達》（Gismonda）。這幅作品以其獨特的風格和精美的畫面立刻引起轟動，使穆夏一舉成名。從此，他成為巴黎最受歡迎的海報畫家之一。 在穆夏的晚年，他回到了祖國捷克，並繼續創作。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斯拉夫史詩》不僅是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斯拉夫文化的致敬，更是他一生藝術追求的總結。儘管這部作品在他生前並未得到廣泛認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被認為是穆夏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 穆夏。（圖：提供） 穆夏的藝術風格獨樹一幟，以其精美細膩的線條、柔和的色彩和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而聞名。他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主題，展示了女性的優雅與美麗。這種風格在當時被稱為「新藝術」（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和裝飾性元素。 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植物圖案和裝飾性元素。穆夏作為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背景。 新藝術運動崇尚自然，強調藝術與生活的結合。穆夏的作品正是這種理念的完美體現。他不僅創造了大量精美的海報和插畫，還設計了許多實用的工藝品，如傢具、珠寶和餐具等。這些作品不僅在視覺上令人賞心悅目，更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了實用功能。 穆夏的作品常常融合了東方藝術的元素，尤其是日本浮世繪對他的影響尤為明顯。他的線條流暢，構圖精緻，色彩豐富，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此外，穆夏還善於運用花卉、植物和幾何圖案來裝飾畫面，使作品更加華麗和富有詩意。 《四季》是穆夏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之一，在此次展覽中也有展出。該系列由四幅畫作組成，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每幅畫中都描繪了一位美麗的女性，她們身處自然環境中，與周圍的景物融為一體。通過不同的色彩和背景，穆夏巧妙地表現了四季的變化和特有的美感。 穆夏。（圖：提供） 在新南威爾士藝術館舉辦的這次展覽中，觀眾可以欣賞到穆夏最著名的作品和一些鮮為人知的珍品。通過這些作品，我們不僅能領略到穆夏的藝術風采，還能感受到他對自然、美和人類情感的深刻理解。 儘管穆夏的創作生涯主要集中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但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他的作品不僅在歐洲廣泛傳播，還影響了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穆夏的藝術風格和創作理念至今仍在影響著現代藝術和設計。 1939年，穆夏在布拉格去世，享年78歲。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但他的藝術作品和對新藝術運動的貢獻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他的藝術風格、創作理念和對美的追求將繼續影響著後世的藝術家和設計師。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五） 網上有許多關於羅文父親遇崇基先生和母親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羅文告訴我的有意思。 我從網上的材料算出來，遇伯父生於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時76歲。 羅文的母親王秋琳女士於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歲，應該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參加了。遇伯父的我沒能參加，我87年7月10日離開中國去澳洲自費留學了。 羅文告訴我，遇伯母有個閨蜜楊姨，嫁的是大官兒，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閨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說：「我別白去一趟，乾脆留個學吧！」就這樣，去日本留學學的是商業管理。 1949年，遇伯母、楊姨和另一個女性朋友三人合夥開了「理研鐵工廠」，遇伯母任廠長，56年公私合營，工廠改名為「機床附件廠」遇伯母任副廠長，並成為北京東城區政協委員和東城區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鬥爭，遇伯母替一個被定為右派的人說話：「我們是不是應該再考慮考慮。」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為檢查的好，沒被送去勞改，削去公職，只保留了一份工資。 遇伯父在同時自己開的是「大業營造廠」。56年公私合營，遇伯父分配到華北電力工業部北京基建局技術處 職稱 工程師。57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60年代初期回家賦閑。 關於遇伯父的右派言論，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撈針一句句找出，並對遇伯父有高度評價，這是我今天早上從Google里看到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則是遇伯父告訴我一句鈧鏘有力的話語：「洛誦，我的楞角到現在都沒有磨沒！」 以下的故事是羅文這次講給我聽的： 先從曾祖父那代說起吧，本來我們家是山東人。是從曾祖父那代到的東北。（我插了一句「遼寧營口？」羅文說：「對！」） 羅文接著說：我以為是窮闖關東呢！還真不是，是覺得那兒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帶著全部財產拖家帶口去了。一開始也很順利，發了財，後來因為一場官司家敗了。（他一說官司，我想起來他給我講過，並很詳細地說過官司的經過） 到了爺爺這輩就沒什麼錢了。爺爺去世後，奶奶還帶著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親戚，最後還是回到營口。爸爸這時候就發憤讀書，走靠讀書改變命運這條路。 爸爸上的是鐵路學校，以第一名成績畢業，被分配當站長。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績考上去日本官費留學。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們的親戚朋友都來了，還張羅著要給爸爸找對象。最多的時候，來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沒看上，只見遠遠的有個女孩，非常文靜可愛，大概是來看熱鬧的，就說，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麼不知道，名字里有個茜字。就和這女孩結婚了！這就是爸爸的第一個老婆。 （羅文還說：羅錦在書里也寫過這個女孩，有姓，估計是她編的。） 爸爸去日本留學，上的是早稻田大學土木建築系。有獎學金，可是他還要養家，家裡還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養呢！他看留學生看報紙困難，就寫了本書「日文報紙譯讀法」，用「羅茜」的筆名發表。靠這本書養了家。現在這本書還有，在潘家園二手貨書店炒到3000元人民幣。這個茜命不好，還沒等爸爸回國就病死了。 爸爸特別懷念茜，說她特別溫柔。 羅文評價說：「因為他們沒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會遇到很多問題，誰知道還溫柔不溫柔？」 （十六） 我對羅文說：「有人認為羅錦的價值不亞於羅克。羅錦辦了兩件大事，一是寫了’冬天的童話’這本書，造成很大影響，二是公開討論與蔡忠培的離婚案，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羅文說：「還有第三件，出國後向德國政府要求政治避難。」 我在潛意識裡忽略了這件事情，因為羅錦後來說我：「沒想到你第一個站出來在香港雜誌上指責我！」並反唇相譏說：「你那麼熱愛這個國家，你出來幹什麼？」 我向她道歉說：「對不起，我當時的思想覺悟太低……」 祖國，從小根植在我們心中是至高無上的概念，我五歲上北京大方家衚衕幼兒園，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國像個大花園，田野森林望不到邊，綠水青山真美麗，我愛我們的大花園。 共產黨在洗腦教育中，偷換概念，把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與祖國混為一談，甚至凌駕於祖國之上。還是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首先澄清的這個概念，「愛國不是愛共產黨！」 共產黨竊國，只為特權階級謀利益，把人民當芻狗、奴隸，整個中國是座大監獄，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往國外逃跑的人烏泱烏泱的，有門路的走大路，沒門路的走線路。號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怎麼大家都削尖腦袋想盡辦法鑽到鐵絲網的外面啊！ 遇羅錦成了這股大逃亡的先驅！ 我們在國外不是僅僅為自己的幸福著想，我們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擺脫奴隸的命運做國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認識羅文的時候，羅錦已經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眾強迫警察收下她，說她在日記里寫著要投敵叛國，把她從竄逃到廣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開始不收，革命群眾就呼口號，警察被鬧得沒有辦法，硬著頭皮收下了，馬馬虎虎判了個最輕的罪：三年勞動教養。 我何以知道羅錦被扭送公安局的壯觀場面，是聽扭送她的革命群眾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說的。 「端村王」一開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經無法考證了。是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文革中的畢業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當老師，他是資本家出身，找了個幹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帶女友到邸庄玩，認識了我和戎雪蘭。 回北京又認識王妹妹，那時候是74年，被槍決的遇羅克事迹在民間流傳，王妹妹對我講遇羅錦時語氣充滿了讚歎，說她像劉胡蘭，毫無懼色，對趕到公安局焦灼的母親說：「媽，沒事兒，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樣子，我早在67年就見過她那樣子，在她家，羅文給我看的她的自畫像，一個美麗的少女微側看著前方，圓圓的臉，尖下巴，長發披肩，倔強堅毅的表情，當時我就感到像劉胡蘭。 我和羅文坐在她的單人床上，我靠在羅文的胸前，拿著她的水彩自畫像，端詳著她， 羅文說：「她會喜歡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羅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陽區三里屯一個居民樓里，我沒想到後來她鬧出那麼多的大動靜！ （十七） 羅文對我說：「羅錦和馬沛文是真正的愛情！」我驚訝地說：「你覺得是這樣？我覺得她和吳范軍是真愛。」 羅錦的三個丈夫（不算現在的德國第四個丈夫海曼），我認識兩個，蔡忠培和吳范軍，都是很好的人。 羅文說：「不是，她和馬沛文是真愛，結果弄成這樣，……」 這讓我想起羅錦曾深情地說：「愛情就是要有犧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輪椅推著他，給他擦哈啦子。」想來這指的是馬沛文了，她說這話的時間是決定和忠培離婚的時候。 我Google了一下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羅錦相識時任職「光明日報」副總編輯。 羅錦給我講過北京中級法院開庭討論她和忠培離婚案的時況，我轉述給羅文： 羅錦提出離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愛人，忠培走上台，激動地舉著羅錦給他繡花的飯盒袋，說這不是愛情是什麼？ 還誇讚羅錦會過日子，一毛錢一斤的小魚做成噴香的干爆魚，「我沒有本事，不能給愛人過好日子！」忠培難過地自責。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舉手發言：「我說兩句」羅錦想：「這聲音怎麼這麼熟悉啊？」回頭一看，先看到穿著42號鞋的一雙腳，原來是插隊東北時的前夫。 羅錦說：「這兩個不得意的丈夫！」 羅文對我說：「世俊其實特別顧家，他們粘糖葫蘆，世俊賣，賣不完捨不得吃都帶回家。羅錦也是一個好母親，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鋤地。」 故事中的故事—-羅文給我講了羅錦他們買的房子曾發生過案件，村裡人都不敢買，因為便宜，羅錦他們就買下了，為了美好的生活打拚。 三年後，夫妻離婚，羅錦和忠培結婚，戶口回到北京。 前幾年，有人把我寫羅錦的文章放在國內「頭條」上刊登，我聽陶江說下面有幾條留言，其中一條是：「遇羅錦與蔡忠培離婚是很不仗義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剛才我Google遇羅錦離婚案，看到「文學城」轉載我在「新三屆」上的文章，原名為「遇羅錦給我的信（上）」，被改名為「我知道的遇羅錦離婚風波」。 最新評論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愛情動物，遇羅錦也並不例外。牟志京告訴我，美國女人說遇羅錦是「中國婦女解放第一人。」我把這話轉告給她聽，她說：「我對這些頭銜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就是想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過日子。」 縱觀她的波瀾壯闊的婚姻與愛情史，她實際上是個很傳統的中國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時，中國最大的黨媒「人民日報」內參竟在頭版頭條標題稱她為「一個墮落的女人」。 女作家喬雪竹很為羅錦不平，對我說：「真不像話！那麼大的報紙跟一個女人過不去！」 喬雪竹還說過，「男人憑藉武力可以打開一個地盤，女人只有撕毀自己給別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對「女性學」研究的一個高潮，中國出了個遇羅錦，一個為沒有愛情為由的離婚案把全社會鬧得沸沸揚揚，「新觀察」雜誌和「民主與法治」持對立的觀點大辯論，地方法院批了，中級法院給駁回了。最後雖然判離了，遇羅錦在道德上卻被判了死刑。為她辯護的地方法官黨春元被消職為民，在法院當雜工。 不管怎樣，遇羅錦付出巨大犧牲，撕毀自己給全世界看，讓中國在「女性學」這一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國社會可沒有這麼自由熱烈的討論空間了！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文/清簫 上期講到詩之本在於言志，詩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詩要有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同時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可以透過詩諷諫時政。此外還談到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性靈即真性情，詩應是詩人真性情的表現，言志的同時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既在字句之內，也在字句之外，來自詩人的氣質，譬如李白，他的詩詞妙在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舉例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絕妙詩詞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簡單回顧。下面講的內容以上期為基礎，繼續探討詩的審美，以及我們怎樣作出好詩。 諸位或許已見到本期標題：「水中月，鏡中象」，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難道詩的最高水準是這樣的嗎？非也。在講什麼是「水中月，鏡中象」前，我們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圖：Adobe Stock） 諸位不妨回顧一下，當感到一首詩很好時，究竟詩的哪一部分令我們覺得好？文采或許是其一，但如果細想，會發現真正使你難忘的不在言內，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帶給你的聯想，這是中國古詩的一大魅力。詩是精華語言，註定不能將全部想表達的意思寫出，古體詩尚能寫很長，而絕句和律詩長度固定，終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繞樑三日，使讀者回味無窮。 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講的隱和秀，即文外與文內之美兼得，隱意為「重旨」，即能以簡約的辭表達豐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談到文外之意，其《詩式》講道：「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總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講詩貴在象外。《二十四詩品》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談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餘味繞樑。梅堯臣論詩也頗重視言外無窮之意，他認為：「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為神，和水中月、鏡中象異曲同工，寫詩只寫形是不夠的，有了神，詩才真正活起來。 （圖：Adobe Stock） 為何說詩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鏡中象呢？我們抬頭看月亮，天上的那個月是實體，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憑藉科技登陸月球，但水中月影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觀存在，當人帶有主觀情感看它時，景物便被賦予新的意義，詩人筆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間所感所見，將其以詩再現，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詩人能將其寫得含蓄深遠，餘味無窮，介於可言與不可言之間。讀者讀後，雖心領神會，卻發現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如果想複述給別人，非用此詩句不可。水中月、鏡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實際上永遠都無法觸碰到，這種感覺與可言和不可言之間相似。不需要精確，應留給讀者餘味及聯想。 （圖：Adobe Stock） 嚴羽《滄浪詩話》對此講得很精闢：「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所說的興趣不是指愛好和趣味，而是指詩人內心情感的興發，有時是看到某景物後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非尋章摘句得來，所以無跡可求。因為抒發真情，獨一無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達到言盡意永。 舉例詳說，譬如杜甫寫過一首〈冬日謁玄元皇帝廟〉，描繪老子廟的壯麗，其中一句寫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謂神來之筆。細想，為何碧瓦會在寒氣之外呢？冬季寒氣充滿天地間，任何一物都逃脫不了低溫，而且寒無象無形，怎能分內外？但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杜甫見到如此壯美的建築，心中覺得溫暖，碧瓦也顯得溫暖了。 （圖：Adobe Stock） 葉燮《原詩》有評：「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辯，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屬於他的想像。不需多言，讀者就可以領會到他當時的心境，若讀者轉述給別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達他的意。葉燮還有一段觀點，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杜甫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詩家語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圖：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詩〈春望〉，家喻戶曉，我們來看前兩聯，也是言外意味深長——「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遭受蹂躪，杜甫眼見昔日繁華的國都破敗，觸景生情，寫下該詩。說「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餘都蕩然無存。說「草木深」，雜草叢生，雖不直接寫人，但讀者可感受到人煙因戰亂而稀少。至於花鳥，本是樂景，卻令詩人傷感，以樂景更襯哀情。寥寥四句，寫得含蓄深沉，令人難忘，最觸動讀者的部分在言外。 （圖：Adobe Stock） 我們再看溫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最經典。這兩句沒有一個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看似平淡，卻讓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雞表現聲，月表現色，茅店反映遠離故鄉的山區，霜反映冷，人跡說明有比詩人更早出行的人，僅十個字就能使讀者腦海產生許多畫面，感受到早行辛苦與羈旅愁思。這是梅堯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典範。 另有兩首詩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典範，即李白〈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評道：「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為何評價如此高？以下分別賞析。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李白此詩抒發知音難逢、懷才不遇的傷感，自然而無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無片雲」寫開闊景色，這類環境容易激發懷古之情，詩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後借謝尚與袁宏的典故表達懷才不遇之感。結尾想像次日之景，掛帆離去，楓葉飄落，更襯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圖：Adobe Stock） 〈晚泊潯陽望廬山〉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孟浩然這首也寫得自然無痕。「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寫具體景，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都未逢」用語平淡，委婉表露不滿之意。之後「始見香爐峰」，「始見」二字含蓄地表現驚喜之意。望見香爐峰，孟浩然不禁懷念起曾在廬山建造東林寺的高僧慧遠，他仰慕慧遠，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餘夕陽之下，寺廟鐘聲。「日暮空聞鍾」憂鬱而深遠，一個「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悵之情寓於景中，下筆素淡，卻情思悠遠，餘味無盡。孟浩然透過懷念慧遠，表達對隱居生活的嚮往，詩中未直說理想，而蘊含於字裡行間。 （圖：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懷古〉和〈晚泊潯陽望廬山〉都在寓情於景方面寫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點引導讀者聯想和感悟，這一點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兩首詩都沒有驚奇文字，簡單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語平淡也無妨，詩重在直奔上乘，形為輕。作詩不宜太實太滿，而要留白，講究虛活。字句就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真正溝通的是心靈，不同讀者的領會各不盡同，無關乎第三者，貴在心有靈犀，相視會意。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葉燮所謂「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可謂上乘。這不等同於晦澀模糊，用語依然應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二） 一見鍾情這種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出現，我和遇羅文的第一次見面猶如昨天。但絕對不是一見鍾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圖索驥，圖是楊鷗提供的，中學界造反派組織的名單。我會按照這些名單給他們派送「中學生動態報」。 要說我們處在一個魔幻的環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給我們一個到全國大串聯的契機，開始的時候，只許紅衛兵去，後來控制不住，明文規定只有「黑五類」出身的不許去，一般出身沒問題都可以去，這是我去學校開串聯證明時知道的。 我揣著師大女附中掌權的紅衛兵給我開的證明，游遍祖國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來的時候，中學造反派組織像雨後春筍林立，與紅衛兵抗衡。 造反派組織都是在學校佔個教室，每個班為單位，批判班裡的紅衛兵同學。我找了幾個女孩，辦個油印小報，覺得可以隨意走動空間廣闊，附合我愛動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完全把「出身論」一事忘在腦後，以為會像給每個學校戰鬥組發傳單一樣，發完就走。 我左手拿著幾頁動態報，右手敲敲緊閉的門，「進來！」裡面幾個聲音不約而同。我推門而入，沒容我開口，一個坐在地上的娃娃臉男孩沖裡面門喊了一聲：「遇羅文！找你的！」 一個瘦瘦的略高個子的男孩應聲出來。穿著藍色短棉大衣，戴著栽絨帽子。我們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從未聽過「遇羅文」這個名字，遇羅文也看出我不是沖他來的。 我禮貌地說明來意，順手把「中學生動態報」遞給遇羅文。當我即將轉身的一剎那，遇羅文及時叫住我：「你看過 ‘出身論’ 嗎？」我想起楊鷗的那段評說，眼前這位就是和那篇有爭議文章相關的人了。我說：「沒有」，接著想轉身，遇羅文迅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疊紙，油印的黑體字透到背面，他遞過來，我接住。 「你看完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他說，看我有些猶豫，他說：「你要在這兒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這點倒挺像我的，我辦的「中學生動態報」也是以我家為基地，我給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寫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寶臣、王祖鄂、蔣孝愚都是這麼找到我家，跟我聯繫的。李寶臣成為我全家朋友後還說：「當時發現這個地址是個住家挺尷尬的！」 蔣孝愚則在認識我沒幾天，就帶著我們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聯動」。我們67年2月7號春節是在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度過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羅文給我的地址找到他家，還給他「出身論」一文，並向他告別，「我們受中學生代表委員會委託，調查一月二十四號新疆石河子槍殺事件，並追蹤逃往新疆的聯動分子。」 羅文興奮地告訴我：「我們出鉛印報紙了，我給你十份，你帶到新疆散發吧！」 （十三) 我所知道東城區中學被稱為「流氓學校」有兩個，一個是128中，一個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錄取分數線最低。 羅克、羅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個新建學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聲不錯。地址在沙灘。羅克初中上的是25中，羅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與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牆。地址是燈市口。25中前身名為育英中學。羅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沒考高中，上了做兒童玩具的技術學校。 前天和羅文通電話，他告訴我，初中上「流氓學校」61中，因禍得福。 羅文小學上的是五條小學，這也是前天和他通電話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條有學校。我對他說：「我差點上了六條小學。」羅文說：「你上是史家衚衕小學的吧！」我說：「是！我們從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條，我媽媽帶我和湘誦去六條小學辦轉學手續，因為我對媽媽說這個學校怎麼這幺小啊！他們聽見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羅文說：「史小比六條好吧！」我說：「那當然！要上六條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會失去了許多出風頭的機會，上雜誌封面、給外賓獻花什麼的。） 羅文說：「那不一定！」在電話里，他給我詳細地講了上「流氓學校」的好處。 他好像開竅較晚，小學時並不懂要好好學習。父母對他們是任其自由發展。他考上末等學校61中，母親還安慰他說：「沒關係，更好。咱們寧當雞頭，不當鳳尾。」 羅克是個帶好頭的哥哥，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讓羅文對知識產生興趣，帶羅文去天文館觀望星空，定閱「天文愛好者」雜誌。羅文初中開始開竅，知道努力學習了。 他是老師喜歡和倚重的學生，老師有事情請學生幫忙，羅文和一些同學甚至去過老師岳母家。有位老師和羅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師生情誼。 但是羅克、羅錦、羅勉在學校里均因為出身問題不受待見。羅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羅錦在初中操行評定是「中」，學校評學生品行分為「優、良、中、差、劣」。一般都是優或良，最壞的學生是中。有羅克成績優秀但屢考不上大學的前車之鑒，羅錦連高中都沒報，直接上中專了。 羅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東城一流學校，羅勉在學校里更是受氣，除了出身不好，老師還當著全班說他哥哥遇羅克是反動學生。羅文講到這裡，強調說：「羅克那時候還沒出事兒。」也就是說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羅文所在的「流氓學校」沒有這一套，只看能力和學習成績，羅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自尊、自強、樂觀、熱情、開朗。他立志考大學當科學家。 父母認為羅克的教訓在那兒擺著，想讓他走羅錦的路，母親還對他說：「上中專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說羅文功課好，應該繼續學業，勸父母讓他上高中，這樣，羅文才得以參加高中考試，羅文考上65中後，學習能力更是突飛猛進，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我對羅文說：「我以為是64年才開始講階級路線。」 羅文說：「早就開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從YouTube 上看到美國馬里蘭州6月5日遭遇龍捲風，趕快給羅文撥了電話，他那頭安然無恙。說：「風不大，院子里樹都沒倒。」視頻拍得挺邪乎。 我其實心裡有兩個問題想問他。一個是上次他說煮了碗餛飩，事後我非常想知道皮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訴我，他是美國朋友圈裡有名氣的美食家，他也教過我許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氣炸鍋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里不失時機地問了最焦慮的餛飩皮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餛飩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讓他教我怎樣做餛飩皮的。他說今天吃的是蝦肉韭菜餡的餃子，他的餃子餡和的特別香，別人都向他請教。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父親家族的故事，當我提出，他給我詳細敘述過程中，我發現他曾給我講過.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動提出教我和羅文學日文，並說六個月就可以把我們培養成日文翻譯。羅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著背出第二句。他說：「你知道用的是什麼教材嗎？」「當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貓’。」 我說：「老人就是看得遠，當時他看咱們倆只是高中生，沒有一技之長，想讓咱們學個本事，以後有飯吃。」 我也想起羅文在幾年前談話里告訴我，他是有能力養活我的，他認識蘭州的一個人，說蘭州需要木匠，不問出身，能幹活就行，給城市戶口。 當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農村生活，他說：「不。」他在「我家」里寫道：「我不能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過那種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僅到過農村，還蹲過大獄。 我們殊途同歸，且是「只要還能夠呼吸，只要還能夠張望，只要還能夠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沒問過羅文的木匠活兒是跟誰學的，因為我知道他姥爺是木匠，我見過羅文的姥姥幾面，一個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說話聲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說過話，無關緊要的，我沒記住。 羅文在陝北和東北插隊，都靠木匠活兒擺脫了農業勞動，並有不錯的收入。我想他無師自通吧。 羅文這次告訴我他的姥爺不是一個普通的木匠，是一個建築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 北京的長安大劇院是他姥爺設計的第一個沒有立柱的二層樓劇場。演出開幕式那天，他姥爺不敢去看，怕二樓看台塌了！ 我說：「我最近看見網上說你媽媽15歲去日本留學，碰見你爸爸……」羅文說：「這個不對，時間沒那麼早。而且他們學的不是同一個科，不可能碰見，他們可能是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建設總曙認識的，後來建設總曙遷到北京。他們倆離開總曙後到處跑，自營企業，不然羅克怎麼會生在南京，羅錦生在徐州，我生在濟南，羅勉生在北京，四個人生在四個地方。」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十） 北京中學界在64年九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上面也沒讓北京的大學生們閑著，有些學生被派到農村去搞正兒八經的「四清」運動。 我是由同班同學汪靜珊的姐姐汪靜愉之死知道的。 汪靜愉本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與一部分北京大學師生被派到四川農村搞四清時自殺了！ 她應該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為她爸爸是政法學院有名的國際法教授，但有歷史問題，參加過軍統。 64年，我們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具體到大中學校招生上，就是不許出身太壞的人升學。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個女孩不予錄取。分別是李心培（父親被鎮壓），佟德印（父親被鎮壓），殷梅黛（父親是右派、現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燒了圖書館，殺了妻兒後自殺）。其它的三個畢業班也有同樣情況不讓上高中的，具體人數不詳。 我還親眼看見幾個因出身問題沒考上大學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衚衕106無軌電車站，有人摘下眼鏡在哭。有位姓張的教授女兒，特別美麗又有氣質，她沒和我說過話，我們倆每天車站一起等車，都要互相看幾眼。聽我們班同學何友平說，星探發現她，招她去當演員，她不屑去。後來當了學校輔導員。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達官貴人們小姐雲集的學校。大陸易幟後改名為「女十二中」，成為一所平民女孩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學。 以我們班為例，只有一個陳蓉蓉的爸爸是解放軍中將陳先瑞，她還是初二轉學過來的，與她同時轉過來的趙連雲，爸爸是個營長。對，還有一個叫鄒安安的，小三角臉，短頭髮，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媽媽在中國婦聯工作，是個幹部子弟。（據我近期認識的哥兒們說，鄒安安爸爸八級，算正經高幹子弟） 我們那時候並不關心誰是什麼出身，比的是誰長得好看，誰的功課好。 文革開始後，才知道班裡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同學皆有不同的悲慘遭遇。 那麼，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鑽進大學的漏網之魚們，在大學裡日子並不好過。我知道一個是遇羅克同班同學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輕工業學院，受盡屈辱，文革中，被紅衛兵稱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學文革報」上，還有就是汪靜珊的姐姐，沒熬到文革開始就自殺了！ 汪靜愉同學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自殺的，如果不去四川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她有可能不死。 關於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知之甚少，只耳聞是劉少奇領導，夫人王光美有個「桃園經驗」。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桃園經驗」也被批，具體情況怎樣？甚少有人關心。 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沒看見一本小說是描寫「四清運動」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產黨自己的黨史寫些語焉不詳的解說，那也夠觸目驚心的。 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中國，活的最慘的應該是農民，1959年～1961年毛澤東、共產黨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近五千萬人的死亡，有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是有予謀的謀殺。」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人口」如出一轍。 農民還沒從大饑荒中緩過來，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說為什麼會有大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層政權。要把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過來。其中包括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都是階級鬥爭對象。65年底基本結束農村四清運動，66年五月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靜愉同學眼看著農村慘無人道的階級鬥爭，精神瀕於崩潰，她在日記里寫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場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這位貞潔的少女，把大石頭放在鐵鍋里，背在背後，將自己雙手反綁在背後，像屈原自沉汨羅江一樣，自沉在四川農村冰冷的河中。 一開始，以為是地主富農階級敵人作的案，先把汪靜愉同學埋在烈士陵園裡，後來確認是自殺，又起出來埋到他處。 我們班李小琦同學當著汪靜珊和我們的面說：「自殺還想裝烈士！」 汪靜珊哭著對我說：「不是！她會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談話，談到一位以前很有文採的女孩朋友現在寫的文章乾巴巴的毫無生氣，以至認識她的人驚呼：「她以前也這樣嗎？」 我說：「因為她總給自己劃線，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點，明天限制一點，就成了這樣。」 青萍說：「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我72年7月從西城分局拘留所出來，她第一句話是 ‘我們跟你不一樣!’ 」青萍說：「其實她的思想跟咱們完全一樣。」 我說：「她跟我說過，你們班徐某某在部隊里裝孫子，裝著裝著就成真孫子了！她也一樣！」 我鄭重的對青萍說：「人時時刻刻都面臨選擇，你選擇裝，實際是一種死，是窒息生命的鮮活，任何時候都要選擇真正的生，就是讓生命鮮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時每刻在做這樣的選擇。」 青萍，這位憑「抒情年代」一書曾獲長篇小說一等獎的低我一級的女附中校友訝異地說：「可是從你的作品沒看出來呀！」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一次思想鬥爭。參加不參加遇羅文的「中學文革報」的活動？ 在我們學校，沒有一個人敢說同意「出身論」的，連楊鷗這樣的「黑五類」子弟們都唯恐被人說和「出身論」沾邊，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聽到楊鷗介紹65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楊鷗附帶著說他們那兒有一篇文章「出身論」，「它那裡面有一種情緒，很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楊鷗壓低聲音對我說，還把右手伸過頭頂，在空中飛快抓了幾把。」又補充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專門替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說話，有人說這篇文章左，出現的太早了。現在出現，給造反派搗亂。老紅衛兵就使勁把這篇文章往造反派腦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論」是揭桿而起的檄文，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被踩在腳下的賤民再也無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殺踐踏的現實，「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勇敢的站起來鬥爭吧！」 我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選擇。 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了！許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殘暴的社會！遇羅文他們在為我報仇！憑我自己的力量，很難成事。「出身論」的作者已經有很豐富的閱歷，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穎的卓爾不群的獨到的理論，很清晰的文筆，號召我們和他一起戰鬥。 我不跟他們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嗎？ 其二，遇羅文確實很吸引我。 我並沒感到遇羅文好看，因為我的弟弟們各個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們都是。 遇羅文具備一般知識分子孩子沒有的氣質。他非常實際，勇敢，敢幹！ 一般知識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規蹈矩，忠厚老實，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學校。 遇羅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學校。遇羅文自己說，他沒當流氓人家都覺得奇怪。他的社會關係也多是底層，像王世偉、王世俊（羅錦後來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層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講究哥兒們義氣，互相幫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點在羅文身上很顯著。 羅克哥哥曾問我：「你說我聰明嗎？」我不加思索地說：「聰明！」羅克說：「我其實並不聰明，羅文聰明。」 我記得給羅文看的第一張照片是文革開始後，在錢糧衚衕旁邊北方照相館照的。當時，寒冬，我們倆穿著棉大衣，我們倆互相送來送去，都捨不得回家，我們停在東四二條口，在昏暗的路燈下，羅文翻來覆去看我遞給他的一張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沒有我期待的誇獎，竟是一句：「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啊？」 我的心一驚，我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無憂無慮活潑開朗歡快的女孩子在他眼裡…… 這是他對我生命變化的提醒，讓我更加警覺地思考，靈魂怎樣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墜！ 作者陶洛誦 (未完待續)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圖：Adobe Stock）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圖：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圖：Adobe Stock）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鑒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圖：Adobe Stock）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圖：Adobe Stock）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圖：Adobe Stock）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圖：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論作詞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視風格，重要之處太多，總得抓一處最要點。有人說，動字最重要，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僅此一字，便使該句成為千古名句。不過，這是單論具體寫作，好比樹的枝葉，若僅僅枝繁葉美是不夠的，必然要有牢碩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軀幹、枝葉。 那麼詞的根是什麼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許應是「真」字。況周頤《蕙風詞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且易脫稿。」作詞人可以藉助各種手法表達一種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寫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為賦新詞強說愁」，即使寫得再美，也難免流入虛美。情真與否，讀者無需學問淵博也能體會出。 如果在「真」字基礎上再添一字，或許「真純」最能概括。這種真純反映在李後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孩，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刻意矯飾。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從小在深宮中長大的李煜不擅長政治，在南唐諸皇子中排第六，本來皇冠不可能落在他頭上，命運卻給他開了個大玩笑。在繼統前，為遠離紛爭與猜忌，李煜無心參與政事，成日研究書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國維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寫詞不像寫《水滸傳》、《紅樓夢》需要閱世很深，李煜不擅長做皇帝且閱世不深是他的短處，卻是作詞方面的長處。 （圖：Adobe Stock） 各位請看他亡國前作的一闋〈木蘭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寫得直快奔放。「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毫不掩飾自己對歌舞欲罷不能以及手拍欄杆的狂歡。宴會結束後，由繁華熱鬧轉為浪漫淡雅，「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間睡覺，感覺仍未盡興，還想騎在馬上，踏在滿地月色上散步。這哪像個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長不大的「夜貓子」，行為任性，下筆也任性，看不出什麼需要讀者細品的深意，卻不失美感，寫得俊逸神飛。 經歷亡國後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時「真」在詞作中更多地體現在深摯上，他仍是個稚嫩的孩子，曾經歡樂寫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寫得任真，無論悲歡，他落筆都沒有節制。 其〈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句句寫實，對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飾，離別故國時的心情也寫得極真。後來蘇東坡讀到該詞時極不滿，指責道：後主應該在九廟之外慟哭請罪，向舉國百姓道歉後再走，卻對宮娥揮淚，聽著教坊曲離開故國。確實，李煜作為國君在道德上有諸多可詬病之處，但作為詞人，他深摯地寫下自己最真實的心理，這種真實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圖：Adobe Stock） 被大宋軟禁期間，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經的歡樂而今只能夢裡去尋，正因親嘗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將回憶寫得凄涼至極。「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宮殿的豪華，故國山河的豪壯，一切都那麼真實而遙遠。「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筆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實寫照，多少次從美夢中醒來，又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循環往複，似無休止。 這種痛苦的循環最終由一闋〈虞美人〉了結，使他解脫。該詞是這位千古詞帝的絕命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七月七日過生日時寫下該詞，命令歌女作樂唱出，聲響之大，以至於宋太宗也聽到歌聲。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來李煜的詞，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後更堅定了殺害李煜的決心，遂賜毒酒將他毒死。 以階下囚身份毫無遮掩地書寫亡國之恨，無疑是大膽之舉，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還是無所顧忌，但正是這種大膽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詞作。陳廷焯評道：「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王國維道：「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有延綿千年的感染力，和滿紙血淚有密切的關係，彷彿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鳴和同情，彷彿寫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種真情，唯有親身經歷過奢華與囚禁的反差才能寫得動人至極。 （圖：Adobe Stock） 李後主能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當然也離不開博學與天賦，然而他主要憑藉的是真率，沒有溫庭筠的艷麗，也沒有南宋詞的曲晦寄託，也無需大量用典，只是純任性靈，就能打入讀者心靈深處。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對後主詞有一段比喻非常貼切：「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像西施那樣的美女，她們的美無關乎妝容與衣服，天然國色，即使粗服亂頭也美，李煜的詞就是粗服亂頭的絕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馬駒，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嚴妝的溫庭筠、淡妝的韋莊形成鮮明對比，雖不宜論孰高孰下，但詞確實從李煜起開啟新風。 （圖：Adobe Stock） 作詞之真體現在李煜作品上可謂真純、深摯、赤子之心、滿紙血淚；在另一位大詞人的作品上，則表現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飽含深情與血淚，令人不忍卒讀。該詞人便是清初才子納蘭性德。 王國維對此二人評價均極高，他在《人間詞話》中如此評納蘭詞：「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況周頤《蕙風詞話》稱讚納蘭性德為「國初第一詞手」，「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 詞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風格變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寫作風氣。不宜說南宋以降詞風不好，具體地說，是偏離了以真性情為最要的習氣，如況周頤所言「雕蟲篆刻」，過於追求詞藻麗句，縱然費盡心思，卻只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王國維稱納蘭性德「未染漢人風氣」，指未沾染元明以來刻意求深、雕蟲篆刻的風氣，並非指漢人全部文化。王國維給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高度評價，看似誇大，卻實至名歸，主要針對納蘭詞重視性靈、落筆自然而言。 納蘭性德（圖：公有領域） 納蘭詞和後主詞有一相似之處——縱然在抒發悲情時均使用文學手法，卻彷彿沒有用過般，化於無痕，這是他們共同的高明之處。作詞無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選字造句後呈現出來的應是自然語句，純樸而動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尋常場景和語句抒發直擊讀者心靈的情感。納蘭性德甚擅長以尋常寫不尋常。 請欣賞他的一闋〈蝶戀花〉：「蕭瑟蘭成看老去。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無主。」詞中出現多個「花」字，卻不因重複用字而影響美感。「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這是只有經歷過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會有的敏感。因愛生怖，怕作憐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讀「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他走到和妻子盧氏曾行過的小路上，當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殘香隨之消逝，怎不悲苦？尋常的景物，尋常的回憶，最讓人心碎。 （圖：Adobe Stock） 再請欣賞一首〈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假若沒有對妻子細緻入微的深愛，便不會有「莫驚」二字。試想，她酒後睡得正香，納蘭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絲打擾到她。「賭書」引用李清照和趙明誠的典故，可想納蘭和盧氏也共度過無數快樂時光，誰能料到尋常往事竟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詞只有一處用典，卻用得貼切自然，我們彷彿看到納蘭和盧氏夫妻，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處在同一時空，有一樣的歡聲笑語，甚至就像同一對人。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戀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該詞寫道：「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該詞與納蘭的一個夢有關，夢見亡妻淡妝素服，向他哽咽訴說，臨別時道：「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詞中「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便來自此夢。該詞典故化得好，「不辭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嚴寒而為病重妻子降溫的典故。納蘭化用前人詩句也很自然，李賀有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隱詩云：「春叢定是雙棲夜，飲罷莫持紅燭行。」納蘭「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將兩者融為一體，抒發新意：縱然面對妻墳，唱過鮑詩，愁情卻絲毫不減，多麼希望能和亡妻像雙飛的蝴蝶在草叢裡相守。 （圖：Adobe Stock） 以上寥舉幾例，後主與納蘭還有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詞真、情真的優點，毫無虛偽和刻意。此外，史上還有許多詞人的抒情都是獨一無二的，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不勝枚舉。感受唯有親身經歷才能嘗到，真正感受過血淚的人才會寫出血淚文字。 技法和學識仍是必要的，大量讀書，文學功力深厚，方可下筆流暢，從而擁有自然之舌。佳作絕不是憑臨時學習、矯揉勉強而成，《蕙風詞話》在此方面多有強調，譬如「凡人學詞，功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恤顰眉、齲齒，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褦襶。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詞史上有許多精雕細琢的佳作，是我們應學習的內容之一，然學的越多，下筆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讀者譏笑，這些心思都屬於偏離「真」。若尚未達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詞需在過直和過曲間找到一個合適點。《蕙風詞話》說：「詞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為曲折。以曲折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真率為直率，則尤大不可耳。」詞忌太露，但不妨礙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學養。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六）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七）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八） 聽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稱羅文為「羅文哥哥」。我聽了很高興，據說這位女士是位離異人士，是位工程師。 羅文單身一人，與一隻貓一條狗住在諾大的莊園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愛情，陪伴他度過往後的悠悠歲月，再好不過。 年輕的時候看過鄭念女士寫的「上海灘生死記」，聽我的老師劉渭平先生告訴我，劉先生認識鄭女士，本來都是中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大陸易職後，劉先生時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悉尼的領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來。 鄭女士則在大陸歷經中國共產黨各項運動的磨難，文化大革命中，女兒不幸被紅衛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則九死一生逃離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實遭遇寫成一部書，轟動一時。 晚年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她書中有一句話說：「愛情比孩子更重要。」我當時很不理解，活到現在，在心靈深處，發現想情人遠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個對我無話不談的哥們兒，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依然在執著地追求愛情，像年輕人一樣徒步遠行，風塵僕僕，口甘舌燥，百死而無一悔，我聽他描述朝聖過程，實在理解並感動。 老年人對愛情的渴望遠勝於年輕人，因為歲月的沉積告訴老年人真愛是什麼樣的，真愛的稀有與可貴。得到就得到了，沒得到也許就永遠得不到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想我是真愛過羅文的，他愛我則是在他第二次離婚後，他在微信里稱我：「我的摯愛…」 當年我一廂情願愛他的時候，他一心撲在反「血統論」上，上上次打電話，他還說：「我那時候不需要。」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需要，只是單純的愛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終在我眼裡，是個最勇敢的人，是個英雄，一個自始至終與專制暴政做鬥爭的人，一個為中國草根人民說話的人。 我那時才18歲，我沒看錯他。他永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對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因為校園裡出現了我們班政治老師楊振率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大字報，指責校領導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從那天開始，再也沒恢復正常的上課，社會正常秩序大崩盤，愈演愈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時候發現，我們被從小灌輸的理論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麼活下去呢？靠什麼往下走呢？ 周圍的同學都在爭著當左派，認為左派是革命的，寧左勿右，即使犯了錯誤，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等等，扯不清，理還亂，怎麼著都不對，怎麼著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以前我就是隨大流，社會學校讓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從小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好學生。 那時候是6月，我強烈地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裝丫挺，演戲，裝給別人看，證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種勢力要求你做的那樣的人。 我懶得裝，那樣太累了不說，對我而言是一種雖生猶死的事情。 （九） 我從徐家禎先生那兒聽到過一個詞，說：「共產黨每次運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他們自己說的。」 「關起門來打狗」夠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沒地方躲，藏沒地方藏，該打死的打死，該打傷的打傷，該勞改的勞改，該收監的收監，只有坐以待斃的份！ 記得在北京1978年認識民間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創始人之一劉青時，和他曾討論過遇羅克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劉青自信地說：「那時候不行，天羅地網，現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問：「能跑到哪兒？」「哪兒都可以，外地、農村、大山深處……」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沒跑，還為了使被捕的朋友脫險，主動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關押就是十年之久。 「運動」是共產主義「大洋國」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態。對比在國外幾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國的窒息與恐懼。對特權階層是天堂，對平民是地獄。 初來澳洲，徐家禎先生對我說，他是「苦海餘生」，三十多年後，我問他記不記得，他說：「不是苦海餘生，是虎口餘生！」誰又不是！！！ 其實還有一條路—自殺。文化大革命6月份開始，我覺得生活變得特別無聊，不好玩，呼吸困難，我想過自殺。一閃而過，並不深刻，更談不上付之行動。而且覺得這種念頭可恥。 這個念頭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羅文的前妻張富英。她和張君若、王玲是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後，有一次，我和她一邊走一邊談，她突然問我：「你想過自殺嗎？」「想過，你呢？」「我也想過。」她回答。 那次她還對我說：「你要想找比羅文更高的，我認識，可以給你介紹。」 我心想：「我看上羅文可不是為這個！」 對男孩，我從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過自殺並想付諸行動的還有中學文革報創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親口講給許多人聽過。我是其中之一。他們男四中和我們師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負盛名的兩個中學。據說我們學校的大部分人馬是共產黨老區帶過來的，所以高幹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奮飽學之士，高幹子弟多是被塞進去的。 兩個學校的政治空氣一個比一個濃。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進去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先搞暴露思想，後搞學習雷鋒。但沒聽說哪個學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學生分成幾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聽一個媽媽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衚衕小學同學、高我一級的張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當然是右派學生了！」 牟志京也當仁不讓地被劃在「右派學生」里，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偷看了他的日記，說他「愛情至上」，他決定自殺，掏出兜里僅有的二元錢，準備大吃一頓，自裁了事。 羅文對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對我說：「兩塊錢叫什麼大吃一頓！」 這些運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學都在開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階級鬥爭，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雜誌上的風景看成「蔣介石萬歲」，凡此種種，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勢不可擋。 現在的台海風雲讓我感到大有當年的勁頭。 我總想：「文革為什麼沒人出來制止呢？非要’八億人不鬥行嗎？'(毛澤東語）」 八億人互掐一場，死傷無數，國家差點崩潰。有誰落著好了。 「還有誰比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一級哲學教授張祥龍1976年12月在我家對我和趙京興說。 慘痛的前車之鑒，不可閉目塞聽，重蹈覆轍！！！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