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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話談

人大王貴元事件有感——我也曾遇到問題「導師」

人大王貴元被火速處理後,事件就被壓了下去,這種處理方式與其說是對性騷擾零容忍,不如說是輿情維穩。然而,校園性騷擾的存在與權力不對等、缺乏長效機制是直接相關的,快速處理作為一種維穩模式(也可說是公關手段),對性騷擾的長期治理可能反而不利。  這裡不多討論制度問題,只談一點個人經歷。筆者也曾遇到過有問題的「導師」,是在我進入復旦數學所讀研後(前情參看:從姜萍的走紅說起——女生能不能學好數學),我發現其他同學好像都有了導師,有的是在報考階段就有意向,只有我沒著落,不免有點著急,就去找了一位領導,請他給建議。領導說,年輕老師更好溝通,有個(從國內某名校)博士剛畢業的老師,還沒資格帶研究生,但你可以掛靠在他方向大老闆名下…….。 我自己沒有主意,領導如此建議,也就聽從。這個老師剛進入復旦執教,算是躊躇滿志的新人,現在看到有女學生慕名(實則是被領導忽悠來的)主動跑來要跟他學習,非常高興,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當即表示歡迎,並邀請我去聽他的課。 聽了幾次課,我發現自己對他的研究方向沒啥興趣,那研究好像也挺難的,萌生了退意。那時每次課後他都會找我交流,一開始是談所謂的數學問題,後來他發現我不感興趣,就變成閑聊,地點也從教室逐漸轉移到了他的宿舍。我對學業表示出畏難情緒後,他讓我不必擔心,論文他可以幫我搞定,畢業沒問題。當時我還覺得這個老師不錯,對學生很熱心,那就繼續跟他學吧。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合格老師的表現,他安撫我也不是真的在為我考慮,而是他自己想要這樣一個女學生。那時我們閑聊的內容有點變了,一開始他是吐槽學校行政如何糟糕,吹噓他的研究能力怎樣出色,後來漸漸涉及到他的夫妻關係、批評起他老婆來了(當時他妻子在外地,他住單身宿舍),也會問我一些私人問題。 這樣過了一個學期,他對我的學習沒有任何要求,我自然什麼也沒學到。這時出現了一個轉折,新生們領到一個表,讓你選的導師在表上簽字,就算確定導師了。我去問這個老師怎麼填,他當時沒怎麼當回事,說會給某老師(就是那個大老闆)講下,讓我自己去找某老師簽字。而這一找,就出問題了。 我按照大老闆的要求去他家面談,進去就被訓誡一番,告知其對學生的要求,如每天至少學習8個小時(最好十幾個小時),早請示晚彙報………。我聽完有點懵,期期艾艾地說我只是掛靠,平時還是跟那個年輕老師學習。他聽了冷笑一聲,說他這沒有什麼掛名弟子之說,都是一視同仁的要求。我正不知怎麼答覆,他忽然善解人意起來,讓我不必著急,今天這個字先不簽,讓我去找師兄師姐問問清楚,不要進來了才後悔。     我找前幾屆的師兄師姐打聽,人家聽說我要跟他,都大吃一驚,說你怎麼想的,這是數學系第一變態導師(以要求嚴格著稱),好幾個學生都被搞的不能畢業了。除非你對他那研究方向特別有興趣,你就想一心跟他搞學術研究,那沒問題。——可是,我對他們的研究方向毫無興趣,當他講那一堆要求的時候,我已經被嚇住了。 我趕緊去找那個年輕老師,他聽完後也感覺意外。他在這裡是個新人,不太了解情況。據他猜測,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大老闆給得罪了。一開始他就應該帶著我去親自拜見,得到對方許可再收弟子。現在遲了,聽大老闆的口氣,沒有掛名弟子之說,那就是要親自帶,他這可沒辦法護我周全了。為了我好,他也勸我換導師。他沒有說的部分,應該是他也不想為此得罪大老闆。 又打聽一番之後,我換了一個導師。這位導師也很好說話,第一次見面也立即表示歡迎,但他跟之前的導師截然不同,他只關心我的學業,只督促我的學習,從不向我透露他的任何個人事務,也沒有過問過我的私事。我們是非常純粹的師生關係,後來我能順利畢業,也得益於這位導師的幫助。非常感謝我的碩士導師:吳宗敏老師。 網路圖片 註:找到一張舊照片,碩士畢業的時候 至於前一位「導師」,後來還有些聯繫,但最後斷交了。事情是這樣,當我回到復旦讀博士後,跟他又聯繫上了,聊過幾次天。我感覺到他的態度越來越輕浮,比如有一次他告訴我,一位女學生問他,老師你最喜歡的學生是誰?他就說是我。——這個故事我懷疑是他編的,聽了有些彆扭,因為我跟他並無實質上的師生關係。 造成關係破裂的那次,是我當時有電腦可以看片了,無意中說起,他說他也喜歡看片,買了很多好片子,我隨口說要借幾部看看,他就挑選了一些給我。我拿回來一看,都不是那種有性愛鏡頭的文藝片,全是赤裸裸的黃片。過了幾天,他給我打電話,問我看了沒有。我說最近太忙,一直沒看。過幾天,他又打電話問,我還是如此答覆。他問了幾次,終於感覺不對了,有點慌,讓我把片子還給他,我就把電話掛了。又過了幾天,我把片子拿去還他了,在門口遞給他的,從那以後就斷了聯繫。  後記:感覺現在有一種二元分化的趨勢,比如老師被分為兩種,一種是恩師,還有一種是禽獸,但在現實中,中間地帶可能是多數。當權力在手上、慾望不被控制時,就容易出錯,這是所有老師(領導)需要警醒的。當然依靠上位者的自省是不夠的,更好的解決辦法應該是改變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yaya的房間

金牌還是金錢?答案顯而易見

很多人應該都有所察覺,與往屆奧運會提前一個月就熱火朝天的氛圍相比,本屆奧運會在國內反響平平,眼看就要開幕了,關注度卻不溫不火。 有人在頭條上提出了同樣的疑問,得到的回答幾乎是一致的:金牌與民生相比,毫無意義。 網路圖片 頭條作為中國最大的幾家媒體平台之一,其下沉度數一數二,目標群體的民族意識普遍偏高,連他們都對本屆奧運持負面態度,可見這種心態不只是特定群體的悲觀,而是有向整個社會蔓延的趨勢。 再對比一下08年奧運會的全民狂歡,很難想像在短短4屆奧運會之後,金牌就從民族興奮劑變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 不過,從奧運以及金牌對於中國人的意義來看,這樣的轉變是很好解釋的。 通常而言,奧運獎牌榜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整體體育水平,包括體育市場以及民眾基礎,處在前列的往往都是體育強國。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例外,我們的金牌幾乎都是在冷門項目中獲得,像足球、籃球、田徑等這些熱門項目卻難有突破。熱門項目往往意味著更好的體育市場與更大的民眾基礎,而冷門項目則意味著無人問津。 也就是說,中國雖然獲得了更多的金牌、更好的成績,但卻反映不出國內實際的體育發展水平,體育的土壤並未因此變得肥沃,人們與體育的距離也未因此拉得更近。 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是金牌大國而非體育強國。 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功利的心態更是讓體育逐漸偏離本質,使奧運異化成了一門奪金工具。因此,熱門項目反而沒有容易得牌的冷門項目那樣受到重視,這進而影響到了體育市場:層出不窮的腐敗與逐年退步的成績讓人們對熱門項目失望,冷門項目又因自上而下的體育發展模式、天生與市場絕緣的體質成了無本之木。 這導致體育始終沒有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哪一項體育運動能紮根於中國的社會發展之中,哪怕被稱為「國球」的乒乓,也只是因為壟斷性的實力而非龐大的民眾基礎。 奧運對於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場臨時體測,金牌則是合格的證明,這一切只關乎成績,跟體育沒有半毛錢關係。 當然,這在過往還是飽受好評的,畢竟作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歷過貧弱的中國,亟需通過這個平台提升國際形象、影響力以及增加民族自信,特別是後者,中國人都深有體會。 但民族自豪感說到底只是一種精神愉悅,是需要物質基礎作為前提的。當你為了節約些許房租或電費而忍受酷熱、當你冒著中暑風險在室外工作,看著運動員們面對24度的室內「高溫」就要考慮租賃空調時,我想一般人被激發出的肯定不是諸如「自豪」這類的情緒,更別說還有很多家庭可能連空調都裝不起。 畢竟不是所有民族都像阿根廷與巴西一樣,視某項運動為信仰,一個世界盃冠軍就能讓他們短暫忘記窮苦。 中國也有過窮苦時代,但那時候整個社會都是一樣,人們反而需要一些好消息來振奮精神,窮開心也是開心。 但今時不同往日,在經歷過一個「厲害了」的社會階段之後,奧運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是在快速遞減的,與此同時,經濟狀況又急轉直下,物質基礎遭到動搖。 當體育對於人們來說可有可無,而奧運與金牌又失去了激發民族自信的作用時,面對生活的巨大壓力,以往全民關注的奧運在多數人心裡變得無足輕重,不惜代價對運動員的培養則成了拋金撒銀。 此時,再讓大家一邊勒緊褲腰帶,一邊看別人歌舞昇平,換誰都接受不了。 說到底,本屆奧運會在國內的遇冷只不過是社會心態轉變的一個小小前兆。在金牌與金錢的問題上,人們選擇後者是必然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老牌惡棍 

當下的經濟問題,是過去二十年竭澤而漁的代價

中國經濟2023年以來遇到的問題,很多人理解為是疫情應對方式的影響,其實那只是一個小小的直接因素,遠不是問題根本。 事實上,2018年到2019年中國經濟就已經初顯疲態。那一年,獨角獸企業數量驟減、房價有見頂跡象、社融增速下滑。就連新興的互聯網產業也有問題:巨頭們的內卷和壓榨到了極限,引發很多抱怨。 當然,也可以說是傳統的粗放式、野蠻擴張式經濟增長見頂了,到了必須要進行結構變革的時刻,否則,將難以繼續「吃老本」。 但接下來的故事跟很多人的認知相反:2020年到2021年,中國經濟竟然出現了一波「小陽春」。但那其實是有直接原因的——2020年到2021年,中國幾乎沒有大流行,導致出口暴增、國內投資一片樂觀。 不過,小陽春只是假象,並且成功欺騙了所有人。 短時間內賺了錢,不代表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也消失了。 反而還有壞處:本來存在的問題,被一時的集體樂觀掩蓋了,導致誤以為到了重大改革的時機。 所以重鎚互聯網企業,就是在2020年到2021年。 想法是對的。因為重大的改革會損害經濟,所以需要在經濟景氣的時候進行改革。這樣,社會承受力會更強,容錯率更高,改革阻力最小。 但當時那只是虛假的景氣,所以互聯網反壟斷效果並不好,也為後來投資者信心的下降埋下了心理根源。 後來就是我們都知道的故事:2023年一切正常化之後,經濟非但沒有強勁反彈,反而突然走向低迷——因為2019年之前的結構性矛盾,在2020到2022年之間被小陽春掩蓋了。 所以我說,當下的經濟問題根源,在於過去二十年的竭澤而漁。為何說竭澤而漁?因為遲遲沒有對結構性矛盾進行「開刀手術」,只是進行保守治療——海里的魚總感覺撈不完,為什麼要主動休漁呢? 但其實魚已經越來越小,只不過大家都在掩耳盜鈴。 所謂結構性問題,到底是指什麼問題?除了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債務率過高這些表象,我認為主要有兩點根本性的政策缺失: 1、遲遲沒有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法律和制度,導致市場機制始終在被行政命令所扭曲; 2、始終沒有真正的根本性的戰略,以應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世界難題。 第一個問題體現的是凱恩斯主義被濫用。 凱恩斯主義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真正的主要經濟思想,強調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的重要地位,同時兼顧市場機制的靈活性。 但中國的凱恩斯主義使用,存在一個根本性問題:凱恩斯主義儘管注重宏觀調控,但最終還是要遵從市場制度和法律。真正的凱恩斯主義,除了在嚴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絕對不會讓行政干預成為主體。 比如說,遲遲無法解決的產能過剩問題,看錶象是產業慣性所致,但其背後,卻是「行政指揮棒」導致的一窩蜂跟風現象。 行政命令始終對市場的自我調控機制保持著擾動。對「指揮才能搞好經濟」的迷信,扭曲了市場的自然規律。 這也是供給側改革已經七八年,而產能過剩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究竟應當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在這一點上,並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全世界已經有很多成功和失敗的例子,證明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 就是:由出口導向為核心,轉變為國內消費為核心。 作為一個大國,這一點尤其重要。小國可以更多依賴出口,但是作為一個大國,只依靠出口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能出口多少?你能佔有全世界多少的製造業份額和出口份額? 就連經濟水平還差得很遠的印度,國內消費佔GDP的比例,都比中國要強勁很多。 企業大規模出海看似美麗,但能給國內貢獻多少稅收和就業? 第二個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誰的陷阱? 答案很簡單——是老百姓的陷阱,但絕對不是富人的陷阱。 所以那些沒有跨過去的國家最後都怎樣了?是貧富差距的嚴重擴大。我們可能覺得過去二十年,雖然貧富差距大但也還能接受,這是因為GDP暴增的發展模式下,老百姓怎麼都能喝上口湯。 GDP一旦降下來,資產泡沫一旦原形畢露,這湯還能不能繼續喝,就要打個問號了。 狂歡的時候不進行徹底的收入分配改革,到了退潮的時候,必然是一地雞毛。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早就進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也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那些都是在GDP狂飆的時候搞的,好搞。 咱們,GDP狂飆的時候只顧著瘋狂撈魚,而現在狂飆的卻只有債務,還指望現在亡羊補牢,搞好社會保障?錢從哪來? 竭澤而漁的二十年,還有一層意味是中產階級的脆弱。 任何國家想要更進一步,都必須有一個龐大的、至少佔總人口50%的中產階級群體。 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一次又一次的暴雷與收割、證券市場的反覆吸血,早就將初代中產的資產抽走。從去年到今年,房地產成了中產返貧的最大推力,這也是為何從2023年開始,社會消費力急劇下降。 是真割不動了。 現在趁著企業出海、出口也還沒受到明顯的壓制,可以說是最後的改革契機:徹底尊重市場機制、徹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 一旦經濟的最後馬車——出口受到嚴格打壓,到時候該怎麼辦?大家請自行想像。 川普們,正在摩拳擦掌。 而關於中國足球的那句名言響起: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黑噪音

從娃哈哈風波看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

7月22日,娃哈哈發布公告稱,為確保公司的平穩健康發展,宗馥莉女士決定繼續履行娃哈哈集團的相關管理職責。至此,近期沸沸揚揚的娃哈哈風波告一段落。 之前,宗馥莉在7月15日發布了一封致全體員工的公開信,宣布由於部分股東對她管理娃哈哈集團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導致她無法繼續履行職責,因此決定辭職,不再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宗馥莉是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後的獨女,宗慶後於2024年2月去世後,宗馥莉一直被視為娃哈哈的接班人。此外,網傳有前員工舉報宗馥莉侵佔娃哈哈的巨額國有資產,杭州市上城區國資委表示正在調查核實。 在這場風波之前,包括我在內,很多人並不知道娃哈哈集團與國資的關係。但實際上,杭州市上城區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持有娃哈哈集團46%的股權,是最大股東。創始人宗慶後僅持有29.4%的股權,是第二大股東。另外,娃哈哈集團工會持有24.6%的股權。 而宗馥莉辭職事件,正是突顯了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宗馥莉的叔父宗澤後說道,宗馥莉在接班娃哈哈時不應該僅僅考慮如何擴大規模、如何賺錢和大刀闊斧地改變現狀,而應該首先考慮如何做好事、做慈善,以贏得大家的認可。因為從本質上講,娃哈哈的大股東是國家,如果股份全是宗馥莉自己的,她當然可以隨意決定如何操作,但作為國有企業的一部分,她只是一個職業經理人,需要遵循國有企業的管理規定和標準。 那國有企業又是什麼規定和標準呢?米塞斯在1927年的《自由主義》一書中講得很清楚: 著眼於最大化利潤的公共企業當然可以利用貨幣計算,只要大部分企業歸私人所有,就仍然存在市場並形成市場價格。其運作和發展的唯一障礙是管理者作為國家官員,不像私人企業管理者那樣對企業成敗有個人利益。因此,在作出關鍵決策時,不能賦予其獨立行事的自由。因為他不會承擔其商業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導致的損失,他處理事務就容易傾向於去冒那些真正的負責人(因為必須分擔損失)不願冒的風險。因此,必須以某種方式限制其權力。無論是受一套嚴格規定的約束,還是受制於某個控制委員會的決定或上級權威的同意,在任何情況下,官僚管理都一直會受到其不靈活和無法與時俱進隨機應變的困擾,這導致公共企業在各處都是從一次失敗走向另一次失敗。  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管理的主要原則就是限制其管理者獨斷專行,冒險行事。目前,宗馥莉在娃哈哈沒有股份,就算她繼承了宗慶後29.4%的股份,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因為國家是大股東,要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就不能像私人企業那樣享有決策自由。 有人可能會說,一般的股份公司不是可以由沒有股份的職業經理人管理嗎?那為什麼不會有這種問題? 這是因為,一般的股份公司,私人投資者在投入其所有的資本時,已明確表明了可承擔投資帶來的風險和損失(只要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因股東的投資獲得法人財產權。職業經理人獲得公司授權後,就可以公司財產來做商業決策,包括進行有風險的商業活動。 而國有資產並沒有真正的所有者,就不能做出承擔風險和虧損的授權(除了政策性虧損之外),對國有資產的要求只能是保值增值。因為沒有所有者,也就沒人有權利說可以冒險和虧損,可以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 因此,作為國有企業的管理人,除了想鑽空子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外,正常的風格就是循規蹈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果想大刀闊斧,大幹一番,必然會受到種種制約,正如宗馥莉所說,她管理娃哈哈集團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這種質疑即使不是國資那方直接提出的,也應是打著國資的旗號,她的叔父宗澤後言中就有此意。 然而,國有企業的矛盾就在此處。市場商機轉瞬即逝,如果不能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警覺地把握機會,往往就會處於劣勢,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就無從談起了。如米塞斯所說:「官僚管理都一直會受到其不靈活和無法與時俱進隨機應變的困擾,這導致公共企業在各處都是從一次失敗走向另一次失敗。」 事實上,因為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發揮企業家精神存在內在衝突,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是靠各種特權才能保持盈利,讓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金融、能源、通訊等領域的壟斷性國企不說,即使是在競爭性行業中,如蒙牛、伊利等有國資背景的企業,也享有許多有形無形的特權。「特權是一種制度安排,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有利於某些個體或特定群體。」犧牲他人,也就是犧牲了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娃哈哈所在的飲料行業競爭十分激烈,娃哈哈集團也沒什麼特權,那為啥沒有失敗呢?有人深挖了所謂的幕後消息,原來宗慶後和宗馥莉父女另外直接100%控股了多家關聯企業,如宗馥莉的宏勝集團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些娃哈哈的關聯企業包攬了娃哈哈的代工、原料供應和銷售等方方面面,所謂的娃哈哈集團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娃哈哈」這一商標。爆料人也同樣質疑,這是不是架空了國資,侵佔了國有資產? 這實際上是宗慶後父女發揮企業家精神所必須,通過設立大量的外部關聯企業,使得國資雖然持股,但並不真正參與經營管理。而近年來,娃哈哈集團整體上也維持了相對穩定的收入,從而保障了國資的利益。至於宗氏父女從中賺到了錢,那是市場是消費者給予的回報,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沒啥好嚼舌根的。 娃哈哈一場風波,算是有驚無險,宗馥莉繼續履行管理職責,是個不錯的結局。各方應該是有了共識,在市場競爭上,還是要把企業家而不是國有資產放在首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靈

人大男教授性騷擾事件,為何令人憤怒?

7月21日晚,中國人民大學在讀博士生王同學實名舉報導師王某某性騷擾。在王同學表達拒絕後,王某某還對其進行打擊報復並威脅她不能畢業。 22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通報,給予王某某開除黨籍處分,撤銷教授職稱及人大教師崗位任職資格,取消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解除聘用關係。截至發稿前,海淀公安分局已依法介入調查。 (圖源@中國人民大學官微) 性騷擾不僅僅關乎性別,它還是階層、年齡、社會分工等因素交叉作用後的產物。 「性騷擾」最早是怎麼被定義的?後來又有哪些變化?什麼是導致性騷擾廣泛同時又隱蔽的原因?對此我們可以有哪些行動?今天的文章里,記者林秋銘對談性別與性騷擾議題的資深觀察者端木異,聊聊性騷擾的定義、邊界與深層原因。 01. 「性騷擾」的誕生 林秋銘:你是從2014年開始撰寫女性主義相關文章的,當時撰寫的起點是什麼呢? 端木異:撰寫性騷擾系列的文章,是源於我在讀書期間遭遇的不公。我作為當事人,對於怎麼走這些申訴流程都比較了解,所以寫了一篇影響力比較大的文章,就是2016年的《高校暗黑生存小指南:碩博士生遭遇不公應該怎麼辦》,簡單地給大家講了講遇到這類事件要怎麼做、有什麼樣的準備。 在「米兔」這個詞被發明之前,這種現象就一直存在,我接觸過很多有類似遭遇的人。但中國高校其實一直都沒有非常成熟地建立起反性騷擾機制,大部分時候,還是會把性騷擾事件納入到師風師德建設這種自我約束的框架下去討論。 林秋銘:「性騷擾」這個詞語,最初是怎麼誕生的呢? 端木異:我們普遍認為「性騷擾」正式產生於1975年。當時在康奈爾大學,有幾位女性法學老師開了一門女性和職場的課,她們使用了當時很流行的教學方法——「意識覺醒」,大家聚在一起討論,然後發現幾乎所有求職女性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騷擾。 但她們沒有一個明確的詞語來描述這種事件,因此她們試圖創造新的辭彙,例如「性勒索」、「性要挾」、「性敲詐」,最後敲定了「性騷擾」一詞。 「性騷擾」這個詞進入中國比較晚,之前大家會叫它「流氓罪」,或者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提到不能調戲婦女,都是基於男性視角的討論。所以「性騷擾」立法就是把視角拉回到女性本位,性騷擾這個詞,由女性來發明、女性來創造、女性來推動。 《日本之恥》 林秋銘:對當時的女性而言,找到「性騷擾」這種準確的詞語來描述相關行為,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端木異:在70年代,美國法院都不太想受理性騷擾投訴,他們覺得這只是個人感情糾紛。1974年的寶利特·巴恩斯案,是美國第一次打官司的性騷擾案件。受害女性因為拒絕老闆索要性好處而遭到報復,最後辭職上訴。但法官卻告訴她,這涉及的不是法律,這是不和諧的私人關係中一些微妙的地方。 我們今天也常聽到一種言論:你長得這麼難看誰要騷擾你?這種邏輯還是基於「性騷擾是男女情感問題」的認知,認為是你沒有處理好情感或魅力,並不是一種社會原因。 在性騷擾立法方面,影響力最著名的作品是凱瑟琳·麥金農的《對職場女性的性騷擾》。麥金農等人指出,性騷擾有非常長的歷史和社會淵源,由於女性長期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低下,很多女性被迫要以性作為條件來換取自己的生存。因此性騷擾不是個人原因而是社會性原因,並且這個事情是由於性別造成的。 此外,麥金農還做了兩種性騷擾的劃分,一種是交換條件型性騷擾,即必須要答應老闆提出的性要求,才能獲得進一步的工作。第二種叫做惡意工作環境型性騷擾,例如女性員工會被調戲、評價或編成黃段子。 麥金農認為,女性是因為性別而陷入弱勢地位的,這不等同於兩個自然人之間的互相吸引。她指出性騷擾行為是對女性地位的一種貶低和打壓,它是一種系統性的、專門針對性別的手段。性騷擾使女性不單屈從於她的老闆,同時還要接受其他男性的歧視,這是一種雙重傷害。 《她和她的她》 02. 性騷擾,從職場到高校 林秋銘:性騷擾概念最早在職場環境中確立,後來又進入了高校,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端木異:這整個鏈條實際上是多條線索發生的。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法案叫《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它是美國學校性騷擾防治義務最早的法律淵源。它產生於1972年,規定聯邦財政政府要援助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時,任何人不能因為性別被排除在任何教育和活動外、被剝奪福利或受到歧視。 60年代美國沒有男女同校,只對男性開放的學校如此之多,甚至「美國名校」就等於「男子學校」。後來耶魯大學開放男女同校,但也並非出自性別平等,僅僅是因為男生們抗議在「純男子俱樂部」無法和女性約會。可想而知,這些女性進來之後,百之分百是會受到性騷擾的。 但當時也有一部分男同學認為,成績優秀的女性就應當進入校園。在這樣的合力之下,最早的一批女性在1969年進入耶魯大學。但她們發現了一件事:男生們會瓜分最好看的那個女生,甚至發明了一種手冊記錄每個年級女生的長相,而女生們必須要習慣在這樣的注視下去學習。  當時耶魯大學還設置了招生配額,五個男生配一個女生。因此一個女生所面臨的招生條件更為嚴苛,她們的素質比男性更高。所以她們會非常聰明地聯合起來,不斷發起衝擊,例如她們提出只對男性開放的獎學金也應對女性開放,抗議體育館為何不完全對女性開放。 歷史上第一個將高校性騷擾納入到性別歧視的案件,就是1977年亞歷山大訴耶魯大學案。這五名女生閱讀了麥金農的《對職場女性的性騷擾》論文,她們發現雖然麥金農寫的是職場女性,但這和高校中的情況是很相似的。 《律政俏佳人》 林秋銘:性騷擾的概念發展至今已有諸多變化,在當下,典型的性騷擾行為都有哪些呢? 端木異:其實目前法律層面認定的性騷擾和性侵,和社會公眾層面認為的,以及我們自己判定的程度上的性騷擾性侵,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們的維度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時候討論或者使用這些詞時,有一些語義上的表達可能會相對模糊。美國當時的女性主義法學家們使用了「Harassment」這個單詞描述性騷擾,在英文中,這個詞意是比較嚴重的。 但在中文語境下,「騷擾」這個詞會給人程度沒有那麼嚴重的感覺,沒有那麼強的冒犯性。而我們在使用「性侵」或者「性侵害」的時候,有時候也會有這種雞同鴨講的感覺。 2016年,我當時寫作一篇介紹性侵的文章《不改變「強姦文化」,只針對女性的性侵預防就永遠令人絕望》時,引用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一位實習生被性侵,但她在接受採訪時說,她並沒有意識到上級喝了酒把她帶過去就是強姦。但是她身邊的女性朋友一聽就說這是強姦,立刻陪同她去報警。 所以在性侵和性騷擾上會存在一種認知偏差,受害者經常會被指責「比較笨」,因為她們常常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就是性騷擾或性侵。這種認知鴻溝是由於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過女生什麼是性騷擾、性侵害,她們沒有概念。甚至父母們還會說,只要注意安全就不會遭遇到性騷擾。 包括很多女性遭遇性騷擾後的第一反應是去洗澡,把這些證據全部銷毀掉,也是因為我們沒有教育過女生應該如何做,她們實際上是非常無措的,甚至過了很久才反應過來:原來這個是性騷擾,但那時候可能已經錯過報案的機會了。 有一個概念叫做認知不公正(也稱「詮釋不正義」),性騷擾就是非常典型的認知不公正。這實際上也是不正義的一種形式,我們討論各種性別正義的時候,認知正義也是討論的一環。 林秋銘:這種「認知不公正」具體是指什麼? 端木異:在性騷擾這個詞誕生之前,女性其實無法準確地理解這種遭遇。在有了準確的定義和內涵之後,她們才能意識到是哪裡不對。 以美馳銀行訴文森案為例,這是美國性騷擾歷史中影響力非常大的一個案件。案件受害者文森從19歲就被主管要挾發生性關係來換取工作,在兩到三年內,她被性侵了四五十次,且程度都非常惡劣。 但當時這個案件是作為性騷擾案件來處理的,因為它不完全符合麥金農當時兩種性騷擾的劃分。另一方面,受害者沒有反抗,她說了同意但實際上並不能視為同意,這在當時造成了很大的分歧。 而當時文森僱用的女性律師也沒有聽說過「性騷擾」這一詞,她作為律師也清楚這違反了《民權法案》第七章,但她找遍了所有的文書都沒有類似的案例。這也是當時女性普遍會面臨的情況,即認知不公義。 這個案子最後是由一位打贏過種族歧視的女性律師接手的,她剛好讀了麥金農的書。她請文森去找了另外兩位受害人出來作證,但全部被駁回,法官認為她的證人是無關人員。但老闆請來的證人,證明文森是衣著暴露的不正經女人,法官全部採納。所以這個案子陷入到了非常大的不公正之中。 最後她們碰到了麥金農,這個案子成為了第一個打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性騷擾案,最後獲得了大法官們歷史性的判定,認為這是一起性騷擾案件。 這個案件也影響了高校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的判定思路,即學生可能說了同意,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別無選擇的同意,因為如果不這樣就會影響後續的深造。所以關於「同意在什麼程度上才是真正的同意」,這個案件做出了非常典型性的示範。 《日本之恥》 03. 性侵犯中的權力關係 林秋銘:作為性騷擾議題長期的觀察者,在你心中會有一些你覺得遺憾的,或者很有觸動的國內案例嗎? 端木異:2018年的中山大學張鵬案件。當時大家有一種集體性疑惑,張鵬是一位看起來近乎完美的明星學者,他為什麼要去性侵自己的女學生呢?但這其實是不自覺地進入了男性的角度去思考,和這個情況非常類似的,就是《知曉我姓名》所記錄的2015年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案件。 犯罪嫌疑人布羅克·特納是曾經參加過奧運會預選賽的游泳新星,他性侵了香奈兒·米勒,但甚至會有其他女性為他的人品作證。香奈兒·米勒當時氣笑了,他對你好是因為他把你當成一個和他平等的人,但不意味著他就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特納的父母還給媒體寫信,證明自己的的孩子是陽光大男孩,遭遇了這種事情後連食物都吃不下了,這在當時被社交媒體集體嘲諷。這也展示出了在性侵事件當中,大家不同的視角可能會產生一種敘事,即「我們這樣一個好男孩,不能被這麼幾分鐘就給毀掉了」。 他父母在說這樣的話時,其實沒意識到這是一種傲慢,一種屬於精英和特權家庭的、父母角度的視角。但我們在討論類似事件時,要更多地站在受害人的角度來看。 林秋銘:我之前看伊藤詩織的紀錄片《日本之恥》,她有提到自己身上有東亞文化和歐美文化的拉鋸。東亞文化默認女性是不會真正拒絕的,抗拒是撒嬌或欲拒還迎,也就是「No means yes」,這種文化背後折射的是女性怎樣的處境?  《日本之恥》 端木異:這種想法本質上還是對女性的貶低,認為女性沒有發言權。伊藤詩織那本書中有個細節,她遭遇性侵醒來後發現,自己身上壓著個男人,她當時用日語要這個男人停下,但是她發現用日語是講不清這個話的,她要用英語才講得清楚。 這是因為在日本的話語和文化中,語言是天然的雙嵌的一種格式,女性是更弱一等的。說日語的伊藤詩織要怯弱很多,但說英語的她就會果敢很多。性騷擾實際上是以另一種方式在傷害女性,它實際上是告訴女性,你是一個從屬者。 今年有本新書叫做《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作者講述了自己走在路上被男性路人摸屁股,從此她的世界就改變了。因為她可能會被當作一個性的獵物,她要隨時隨地做好準備來應付可能出現的「手」,所以從此之後,她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在1994年有過一個類似的案例,一位名叫瑪麗卡爾的女性告她所在通用汽車公司艾莉森燃氣輪機部門。部門中的男性非常排斥她,認為需要男性來當經理而不是瑪麗卡爾,因此他們會對她開黃色笑話,甚至尿在她的機子上面,還會問她要不要去旁邊汽車旅館開個房。 這個案子在最後訴訟的時候也存在爭議,因為這些男性並非真的想要性侵她,或者是真的對她有性方面的欲求。他們只是把性作為一種工具,作為一種武器。他們把性騷擾作為一種表達敵意的手段,目的是把這個女性從屬於他們男性的領地里驅逐出去。 這個時候,性騷擾的定義已經開始變化,性的色彩變淡了,而權力方面的要求和彰顯變得更加強烈。 1998年有另外一個影響力很大的案子,原告是第一個告性騷擾的男性。他在石油鑽井平台工作,這種地方非常強調男子氣概。其他工人認為他女性化,會給他開黃段子,甚至用一塊肥皂模擬性器官性侵他。 他雖然是一名男性,但他實際上是被當成女性來對待了。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夠用女權主義者發明的辭彙「性騷擾」來定義呢?麥金農認為完全可以。最後這個案子也存在爭議,根據媒體報道,發起性騷擾的男性沒有一個是同性戀,他們是將性作為一種手段,把另外一位男性女性化,以這種方式完成對他的羞辱和騷擾。 林秋銘:不管是女性、男性,還是多元性別群體,Ta們遭受的性騷擾其實都是基於權力關係。那在生活場景里,比如我跟健身教練、我跟快遞員、我跟保安之間這種弱關係,它是如何體現權力的上位者和下位者呢? 端木異:它不一定是以一種權力關係來解釋,或者說權力在其中沒那麼明顯。包括露陰癖這種事,它實際上只將性別作為唯一特徵來篩選受害者。一定要歸類到權力關係的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男性,他要尋找女性受害者,他以女性作為符號,無差別篩選。 《圍欄》 04. 我們可以打破沉默 林秋銘:聊完這些權力關係、社會結構的原因之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嗎?我很好奇個體有沒有一些可以行動的事,或者說一個集體、一個企業可以做些什麼? 端木異:需要慢慢來。如果觀察美國的高校會發現,他們可能在整個90年代,很多年裡都沒有反性騷擾的政策,怎麼突然一個學校就開始有師生戀等一系列立法了。 比如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有這種反性騷擾機制,其實始於2002年。當時是一個女學生,畢業拿到了學位後又回到母校,正式指控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德威爾(Dwyer),講述他兩年前在一次聚會後,借著喝酒實施了猥褻行為。這件事當時在行業內很轟動,因為他的地位很高。 學校最後接受了德威爾的辭職。對這個案件來說,學校能做的最嚴厲的處罰也就是開除。包括對北航的陳小武,中國這些學校最後的處理的方式,和2002年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案件出來後,變成一個很大的轉折,人們立刻開始著手完善校園反性騷擾的一系列制度。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已經是全美反性騷擾制度建設最完整的學校之一。其他學校也跟著它,把這一套機制引入學校。有時候,有這麼一個事件,有這麼一個人站出來,可能就會有引爆的效應。 個人能做的事情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你可以看《知曉我姓名》的張小夏,我看有個豆瓣評論說這個姐們洋洋洒洒寫了一本書,搞得「米兔」像她發起的一樣。實際上她站出來了,她來引爆了這件事。而且她的影響力一旦擴大,有很多婦女團體都站出來支持她,事情就能發酵起來。 我之前寫文章的時候講過一件事,好像我們很少會有一個文化把性侵受害者當成英雄,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我一個朋友講過一個故事,Ta說這位女性,是Ta見過最了不起的一位女性,她全世界到處去旅遊,不幸遇到性侵,但她對待性侵就像是被狗咬了一樣,該報警報警,該取證取證,之後她該上路上路。 很多年後讀書會上有人提到這個故事,Ta們跟我說,這個故事給Ta們的感召很大,通過這個故事獲得了很大的勇氣。但是認真想想,這件事之所以觸動人,是因為我們缺少這樣的榜樣。 這個女性為什麼能做到?她其實有一系列政策和幫助給予她勇氣——她可以去報案,報案會受理,她不會被警察嘲笑;有醫院給她存留證據,願意幫她完成一系列流程。但實際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這一步,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須做到這一步。 《圍欄》 林秋銘:我剛想到個體能做的事,就是看到別人的性騷擾事件時,多思考權力結構,而不是等事情反轉,甚至去苛責受害者。 端木異:對,你可以打破一點沉默。我有一次坐地鐵,碰到一個咸豬手,受害女生一直到車門打開她下車走到站台時,才轉頭對著性騷擾的人罵。 當時我也做不了什麼事,但是我就多幹了一件事,我就繞著那個男性走了一圈,然後發出了很鄙視的聲音,「就這?不行,差勁。」然後我就走掉了,我什麼都沒幹,但是那個女孩膽子就大了很多,她一直跟在我後面走。 我們當時都很怕和那個男性發生肢體衝撞什麼的,但那個人慫了,他縮著脖子走掉了,往車廂里越走越深,最後消失。 發生這種事時,哪怕只有一個人站出來,發出「嘖」的一聲,說「差勁」,這麼一聲可能對別人是很大的鼓勵。你其實沒有證據,你也不知道什麼,你只是覺得這樣不行,你就只把態度表現出來,也是鼓勵。 林秋銘:剛提到企業、高校,當年的「米兔」是否會留下一些制度上的遺產?是否有高校或企業開始設置反性騷擾的職務或制度? 端木異:我們在這一方面要做的還有很多。我知道有一些對女性相對友好的企業,它們會有法務工作者在收到性騷擾指控時開展內部調查。內部調查和外部不一樣,不像報警那麼嚴格,因為公司里都是認識的人。收到性騷擾指控之後,把證據一對比,有些情況很容易就能確認是這個人乾的,馬上知道事情該怎麼處理了。 這個認證的難度會比走司法程序相對低一些。但不是所有企業都這麼好,只是說在處理這種事情上,這些年還是有一些推動。我覺得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大家現在更願意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說話了。 林秋銘:你會認同我們不要放棄溝通嗎? 端木異:這是一定的事情,因為兩性之間的邊界,是在大家不停的討論交流中一點點協商出來的。 麥金農她們這些人發明了一整套女性主義的話語,比如說把這些行為全部定義為「性騷擾」,以這樣的方式來完成了一種溝通,讓這些女性遭遇被更多人看到,也讓男性理解到這種性騷擾為什麼是一種很可惡的、不應該被容忍的事情。 所以女性主義話語就是一種試圖在溝通和翻譯的話語,她們在不停地重新解釋和創造女性經驗。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女性主義前輩們乾的是翻譯工作。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看理想

前外交部長秦剛二三事

7月18日下午,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披露: 全會決定,接受秦剛同志辭職申請,免去秦剛同志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 至此,秦剛擔任的外交部部長、國務委員、中央委員三個重要職務均已先後卸下。 秦剛是在二十大期間當選中央委員的,彼時他還是駐美大使,也是外交系統唯一躋身中央委員的副部級官員、首名在任期內躋身中央委員的駐美大使。 幾個月後,2022年12月30日,擔任駐美大使不到兩年的秦剛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打破了慣例,因而備受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01  什麼樣的人可以當駐美大使? 中國的駐外大使現在全部是副司級以上,正司級的占多數,副部級是中國駐外官員的最高級別。 副部級的駐外官員主要包括: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中國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使,中國駐日本、德國、朝鮮、印度、巴西、南非的大使,中國駐歐盟代表,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辦事處大使。上述這些駐外官員都是副部級。 而美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以中國駐美大使是副部級,這一點是明確的。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美關係在1972年實現緩和,雙方互設聯絡處,派遣的官員叫聯絡處主任,相當於後來的大使,但當時還不是大使級的關係,直到1978年中美兩國才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從1972年設立聯絡處到2022年年底,50年的時間裡,中國一共任命了兩位駐美國的聯絡處主任和11位駐美大使。 其中這兩位聯絡處主任中的第二任也是中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 通過梳理,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中國駐美大使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有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經歷,有豐富的外交經驗。 第二,中國有8位駐美大使,在出任駐美大使之前就已經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是有實職的副部級官員,這也是比較一致的特點。 也就是說中國任命的駐美大使不是由正司級提拔為副部級,而是從在職在崗的外交部副部長的職位上調動到駐美大使的崗位上。這與駐其他國家的大使非常不同。 並不是說,中國任命駐美大使一定要有這樣的規定,但是這反映出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對中美關係的重視。 中美關係日益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也是中國最為重視和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作為代表中國處理這種重要雙邊關係的首要外交官,中國駐美大使責任重大,任務繁重,不僅要履行所有的駐外大使職責,還要通過外交手段巧妙化解兩國間的矛盾和分歧,調和中美關係。 中國歷任駐美大使(1979—2022) 小編注意到,秦剛任駐美大使時,時年55歲,是中國駐美大使中第二年輕的大使,第一年輕是楊潔篪。崔天凱是任期最長的中國駐美大使,任職長達8年。 02  繼周恩來後最年輕的外交部長? 新中國建立以來,一共產生了12位外交部長。 第一任外交部長由周恩來總理擔任。建國初期,他面對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的「死亡局面」,本著獨立自主的原則,開始了艱難的破局之戰,被譽為「新中國外交之魂」。 在他之後,外交部長一職分別由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黃華、吳學謙、錢其琛、唐家璇、李肇星、楊潔篪、王毅擔任。 他們各有特點。例如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新中國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尊重;陳毅是唯一一位有軍銜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是第一個登上聯合國代表大會講台的外交家;楊潔篪柔中帶剛的風格讓美國總統老布希稱其「老虎楊」;王毅在網路時代被網友奉為「男神」。 2022年12月30日,根據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會議決定,秦剛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十二位外交部部長,也是繼周總理以後最年輕的外交部長。 56歲的秦剛,年富力強,外交履歷完整,經驗豐富,熟悉歐美。他生於1966年3月,大學學歷,1988年起進入中國外交部工作,歷任外交部西歐司秘書、副司長、司長,駐英國公使,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兼發言人,禮賓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2021年調任中國駐美國大使。 網路圖片 有一種可能,長期和歐洲打交道的他,早就被納入新一屆政府外交部長視野,外派駐美大使,就是要補上美國這一課。 為了完成熟悉美國的作業,秦剛在524天任內,走了美國22州,與包括政界、商界、體育界、民間人士廣泛交流,交了不少朋友。 網路圖片 被任命為外長前夕的去年12月27日,他以駐美大使的名義出現在NBA賽場,做了一次投籃表演——站在罰球線上一投即中。 實際上,美方對秦剛的任命也感到突然。布林肯搶在新年第一天(元月1日)與剛上任的秦剛通電話,他在推特上表示,他在電話中和秦剛討論美中關係,以及致力保持溝通管道暢通。這表明,美方也十分重視中美關係。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秦剛向布林肯道別,憶及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布進行了數次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會見。期待與布繼續保持密切工作關係,推動中美關係改善發展。雙方並在通話中互致新年問候。」 03  是秦邦憲的兒子? 網上曾經流傳說秦剛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秦邦憲(博古)的兒子。傳言是真是假呢?我們了解一下秦邦憲六個兒女的情況就明白了。以下內容來源於人民網。 抗戰時期,博古與家人在延安合影   博古,原名秦邦憲 博古,原名秦邦憲,是中共早期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與開拓者。 博古的第一任夫人劉群先,參與領導過無錫工人罷工運動,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她是「中國傑出的女工領袖」,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勞工大會時與博古相識,1928年與博古結婚,長征時任婦女隊隊長,1939年赴莫斯科治病與博古失去聯繫,犧牲於蘇聯衛國戰爭中。 博古的第二任夫人張越霞,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時與博古相識,在重慶中共南方局工作時與博古結婚。 1946年,博古與王若飛、鄧發、葉挺、黃齊生等13人自重慶乘飛機回延安,因天氣惡劣,飛機迷失方向,在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撞山焚毀全體遇難。 那時,張越霞才30多歲,有人勸她再組織家庭,她反問:「博古的孩子怎麼辦?」此後,她盡心撫育博古與劉群先和她自己的孩子,直到孩子們長大。1979年,張越霞在北京病逝。 博古共有6個子女,3男3女,他們大多經歷坎坷: 長子秦剛,不幸早逝:長子秦剛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兒子。出生後,被奶奶帶至無錫,後跟著叔叔秦邦禮輾轉廣州、香港。1949年後,張越霞將他接到自己家,在北京上大學,不幸染上肺病,於1954年早逝。 長女秦摩亞,終身執教:1933年,博古從上海去中央蘇區以後,劉群先5月生下大女兒,取名摩亞,俄語是五月的意思。高小畢業失學後,為了補貼家用,秦摩亞去日本人的工廠做童工,幫別人洗衣服,後被一個重慶人以幫她找媽媽為由騙去他家當丫頭。秦摩亞在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先在北京一中任教並主管全校學生教育工作,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任中文系黨支部書記。退休後,先後在中國科技經營管理大學語言學院、京師科技學院任副院長兼教大學語文,直至2001年。 次子秦剛,學習成績最好:次子秦剛,家人叫他小秦剛,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兒子。1937年夏,黨中央從保安縣(今志丹縣)往延安搬遷。搬遷途中,秦剛出生在離延安7里的崔村。秦剛小名叫阿福,上學前請爸爸給他取個學名,博古正在工作,想也沒想,拿起筆寫了個「秦剛」,他忘了他給大兒子取的名字就是「秦剛」。後來,秦剛腹內長了個動脈瘤,開刀順利切除。不久,又長一個,他說:「我明天不去切,後天要去游泳。」想不到在游泳時動脈瘤破了,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人世。 次女秦新華:為紀念《新華日報》出版而得名。秦新華是博古與劉群先的女兒。她是1938年《新華日報》在武漢出版時出生的,博古給她取名新華。她說:「爸爸給我取了個好名字。」秦新華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李鐵映的夫人,曾任衛生部科技司副司長、中國優生優育協會會長。 三女秦吉瑪,博古生前不知道的女兒:1939年,中共中央決定送部分身體不好的同志到蘇聯療養,包括賀子珍、劉群先、金維映等。劉群先已經懷孕。1940年6月30日,劉群先在莫斯科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吉瑪(俄語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縮寫)。後來,劉群先與金維映等人在德國飛機轟炸中犧牲。博古自1930年回國後,再沒去過蘇聯,所以博古生前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個女兒。後來秦吉瑪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畢業後分配到海軍裝備部駐大連紅旗造船廠當軍代表。 三子秦鐵,小時候不肯在墳前給父親磕頭的兒子:1940年出生博古的小兒子秦鐵,是博古與張越霞的兒子。他在1946博古犧牲時還不大懂事,想著爸爸答應去重慶回來給他買的禮品拿不到了,媽媽張越霞讓他在墳前給爸爸磕頭,就是不幹,最後不得不勉強跪了一下。 從上面秦邦憲子女情況來看,秦邦憲確有兒子叫秦剛,而且不是一個,兩個兒子都叫秦剛,但都出生在解放前。 曾任外交部長的秦剛,則生於1966年,時間相差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可能是秦邦憲的兒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川江物語

人們期待的是1978的大刀闊斧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將其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理論思想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發展路線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戰略決策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重新評價,讓整個社會得以放下沉重包袱,堅定信心,輕裝向前。 社會人心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打破計劃經濟的全面包攬,提出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並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開創性地指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管理思路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由此,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帶來長達40年的繁榮增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一名公認的好醫生,在午休時間加班時被殺

李晟幾乎是個好醫生的範本:醫術高明,從不拒絕病人加號,對待病人極為耐心,利用休息時間加班是常態,「他是醫院裡公認的很好的人。」 「昨天夢到我在現場,看到砍人的老頭,我就撲上去要把他壓住。結果我三四點鐘醒來,發現是一場夢。」溫州醫科大學大四的學生汪超講到這裡泣不成聲。2024年7月21日中午,他剛剛參加完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溫醫一院」)心血管內科醫生李晟的追悼會。 溫州市公安局甌海分局在7月19日發布的警情通報中稱,一名男子在溫醫一院傷害一名醫生後跳樓。次日凌晨,溫醫一院發文《沉痛悼念李晟醫生》,文中提到,19日13時許,李晟醫生在門診診治中,突遭一男子持刀傷害,致多處嚴重損傷,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於當日21時去世。 李晟的親友們在21日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地點選在了溫州市殯儀館五號廳。追悼會開始後,人們湧入現場,大多身著素服,手捧鮮花,共同弔唁一位傑出的心血管內科專家,一位溫柔的逝者。 「他是醫院裡公認的很好的人。」在追悼會現場,李晟生前的一名同事說道。 ▲李晟醫生 圖/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官網 01 李晟的最後一程 李晟是溫醫一院心血管內科的一名主治醫師,醫院的挂號頁面顯示,他擅長治療的癥狀包括胸悶、心慌、紫紺、前胸痛、高血壓、低血壓、脈搏異常等等。 他的門診安排在每周二和周五,事發當天正好是周五,李晟在門診遭遇了陌生男子的襲擊。現場視頻顯示,男子持利器進入診室內,連續擊打李晟,追著他從室內跑到室外,李晟身上淌滿鮮血,多次呼叫「救命」。 此前《南方周末》的報道稱,李晟身上有多處捅傷,集中在頭部、頸部、腹部,失血過多。 醫院的醫生和學生立刻自發為李晟獻血,在溫醫一院實習的汪超得知,當天人們捐獻了幾萬毫升適配李晟的AB型血。 奇蹟未能發生,人們再一次見到李晟時,便是他的追悼會。 追悼會11點開始,不到半個小時,人們帶來的鮮花便已沿著房間的兩側擺了三四層,許多後來送到的花不得不放到了紀念堂外。其中一束由溫醫一院同事帶來的菊花上夾了一張卡片,上面寫著「芳菲凋零早,思念長存心」。 紀念堂內除了摩挲的腳步和細碎的交談,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人們多是面色凝重地走入,從右側走到中央,站在李晟的遺像前,有的人會鞠躬,也有人選擇肅穆地哀悼,而後再從左側繞回入口。哭聲往往響起於踏出大門的一刻,伴隨著兩行清淚。 接近12點的時候,一位外賣騎手用一臂長的收納箱搬來菊花,買家拜託他將花送到後,替自己拍一張照。隨後他說,悼念的花在車上還有兩箱,拍完照後,他又吭哧吭哧地跑下台階搬花去了。像這樣替人送花的騎手從中午到傍晚絡繹不絕地趕來,少則一束,多則幾捧,卡片上的落款來自五湖四海,留言中最常見的話是「一路走好」。 來弔唁李晟的人很多,有操著鄉音的樂清老鄉、溫醫一院的同事、聞訊而來的網友,還有溫州醫科大學、溫州大學等高校的學生……汪超趁著醫院的午休時間,也趕到殯儀館送李晟最後一程。他和幾位同學一同買了一束純白的菊花,但在來醫院的路上他覺得這樣太嚴肅了,於是將溫醫一院花園裡的花都摘了一些,纏在上面一起送來。一點點紅色、紫色、黃色、粉色,點綴著一大叢白色。 「在心裡種花,人生才不會荒蕪」,這是溫醫一院花園裡的一句話。摘花時初見,汪超的眼淚就難以自禁,當他複述這句話時,更是哽咽良久,而後說道,「我覺得李晟老師就是在心裡種花的人。」汪超的室友實習時,曾在心血管內科的門診待過三個星期,他告訴汪超,不論是對實習生還是病人,李晟都是他見過最有耐心的老師。 02 「太累了」 幹練,這是李晟留給張寅國的第一印象。 2023年5月27日夜裡11點,張寅國因為心肌梗死被送到了溫醫一院的急診。李晟診斷過後告訴他,必須立刻手術,張寅國提出術前要去廁所,但被李晟拒絕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去廁所,可能在中途就一命嗚呼了。」張寅國回憶道。 在張寅國的認知中,心肌梗死的搶救成功率不高。在手術的過程中,李晟不時地安慰張寅國,告訴他沒關係,這是經常做的小手術。最終手術很成功,李晟為張寅國疏通了血管,並在其中植入了支架。 在趕往手術室的過程中,醫生和護士們都感嘆張寅國運氣好,他們說:「這個醫生你是約不到的,今晚剛好他值班給你碰到了。」 ▲李晟同事為他寫的卡片:芳菲凋零早,思念長存心 圖/郭宇翔 在199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李晟的科研單位已是溫醫一院。在這裡25年有餘,李晟依然是一名主治醫師,門診挂號費僅為12元。對於資歷深厚的醫生來說,這樣的職稱不算高,但這不影響他在病人中的人氣和口碑。 術後張寅國找李晟複診過11次,在他的印象中,每周二李晟要看一百多位病人,周五也有六七十人。在心內科的眾多診室中,李晟的診室是唯一一個門口會排長隊的,醫院為此還安排了專人維持秩序。 儘管患者眾多,病情複雜,但李晟對每個患者的情況都瞭然於胸。第一次複診時,李晟一看到張寅國的名字就認出了他。而在此後的複診中,李晟不看病歷就能說出他的狀況,這讓張寅國至今都覺得不可思議。 李晟幾乎不會拒絕加號,這是他的門診人數異於常人的原因之一。有一次張寅國掛到了四十多號,看完病已是11點半,這本該是醫生休息的時間,但診室外還有二十多人候診。還有一次張寅國掛了下午1點多的門診號,當他到達時,李晟還在檢查上午的病人。 因此,不吃飯或者晚吃飯便成了李晟的常態。曾有同事拍到李晟下午兩點獨自坐在走廊吃午飯,張寅國也目睹過一次李晟吃飯的場景,從離開診室到回來只用了15分鐘左右,「他就是呼呼呼,應付一下就好了。」而19日13時遇害時,李晟照例是在午休時間為患者看病。 在張寅國的印象中,李晟說話溫和耐心,總是為病人著想。急診做手術那天,李晟先問了他是否有保險,為他解釋了進口支架和國產支架在價錢和療效上的不同,然後才敲定了治療方案。他也聽到過李晟在診室中勸患者保守治療,理由是「沒必要浪費錢」。 除了175左右的身高,寸頭,張寅國還記住了李晟的另一個特徵——他估摸著李晟跟他差不多大,有五十多歲,理由是他看到了李晟的白頭髮。說完後他又喃喃了幾句,「嗯,太累了,太累……」 ▲李晟生前出診的A17診室 圖/郭宇翔 03 送別李晟的人們 19日下午,姚先生接到女兒流著淚打來的電話,當女兒告訴他李晟遇襲後,姚先生的淚水也流了下來。女兒是溫州醫科大學的學生,在替父親求醫時,她的導師和學姐不約而同地推薦了李晟。2022年12月,李晟成為了姚先生手術的主刀醫生。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圍觀的人)隨便拿個東西砸他(兇手)一下,肯定給他打蒙了,一個老頭能有多大的勁啊!」姚先生氣憤地說道。 汪超也曾試圖謹慎地分析悲劇的原因。他解釋道,下午1點左右,醫護人員不是在午休就是在病區照看病人,此時是門診人流最少的時間,「換作其他時間肯定會有人幫忙。」 他也透露,針對醫生的暴力行為在院中時有發生。這周有一位病人因紅斑狼瘡引發的心臟驟停去世,患者家屬便對醫生拳腳相加,他下夜班時正巧目睹了這一幕。 2021年,國家衛健委等八部門發布了《關於推進醫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到,「日均門診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張以上的大型醫院應當在主要出入口實施安檢,防止人員攜帶刀具、爆炸物品、危險物品進入醫院。」 在19日事發後,溫醫一院加強了安保措施。20日晚《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進入醫院時,一名安保人員手持金屬探測儀對記者進行了檢查,並要求記者開包視檢。在急診樓的走廊內,也能見到多名保安在夜間巡邏。 ▲在院內巡視的保安 圖/郭宇翔 《梅斯醫學MedSci》2023年9月曾發文,不完全統計了2000至2021年間國內發生的四百餘起傷醫事件。而近年來最為人熟知的傷醫案件,包括2019年12月24日民航總醫院急診科醫生楊文遇刺身亡案,和2020年1月20日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傷案。 事發後,國家衛健委在20日發文表示,傷醫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正常的醫療服務秩序,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國家衛健委對任何形式的傷醫事件都零容忍。 21日,李晟曾經出診的A17診室門口的電子屏幕已經熄滅,這是同側診室中唯一一塊黯淡的屏幕。同院的醫生告訴記者,院方禁止醫生私下接受採訪。事發後,院方也第一時間撤下了醫院官網上李晟的簡介。 在他逝世後,除了他的親屬,影響最大的便是曾經的患者。張寅國19日夜裡看到李晟去世的消息後,「整個人都有點麻木了」。那晚他輾轉反側,直至兩三點才勉強入睡,又在五六點醒來。夜裡他不斷想起跟李晟來往的細節,「這個人脾氣很好的,無論說什麼,他都是慢慢吞吞跟你說,跟你解釋,完了給你鼓勵。」 提到李晟,姚先生反覆表示「他真的很好」,「手術做得仔細」。他曾與李晟約定明年複診,而如今他還想回溫醫一院複診,希望「能找一個他(李晟)的高徒」。 而對於仍在求學的醫學生來說,目睹傷醫案成為了職業生命中一道無法消除的傷疤。汪超既希望成為李晟一樣的醫生,又害怕落得跟他一樣的結局。他說:「我又堅定又迷茫,想不明白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人物周刊

巴黎的豬豬躲過一劫

巴黎奧運會馬上就要開幕了,最近乃悟一直在關注本屆奧運會的各種消息。什麼保安大罷工,奧運村沒空調之類的也就罷了,巴黎市民還相約在塞納河拉屎…… 很多巴黎朋友說辦奧運會肯定賺不到錢,甚至面對鏡頭說出了除了奧運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這種話。 不知道法國朋友有什麼不滿意的,本屆奧運會預算在80億美元左右,被稱為12年以來最節約的奧運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預算400多億美元,是巴黎奧運會的5倍。 賺不到錢那是你們沒本事,看看我們2022年北京冬奧會,在不銷售門票的情況下,經審計署審計,北京冬奧會決算收入153.9億元,決算支出150.4億元,結餘: 3.5億元。 最可氣的是,巴黎奧組委花了7年時間,22億歐元打造的運動員村,裡面的床都是紙板拼接的不說,床墊還是漁網做的。這兩樣都是素以精緻著稱的日本朋友製作的,每張床要價: 16000人民幣。 乃悟看了新聞,運動員村寒酸的條件讓各個參賽國家震驚不已,紛紛自備空調。但其實巴黎這段時間的氣溫大概就是十幾二十幾度,空調就算裝上可能也沒啥機會開。 但是在中國代表團面前,他們都是弟弟。 由716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陸續抵達巴黎。這716人中,有405名運動員和311名工作人員。這還沒算上我們央視2000多人的報道團隊。 龐大的中國代表團自帶了空調,自帶了床墊,自帶了飲水,看到奧運村的食堂菜單里60%都是素菜,中國代表團還自帶了廚師團隊。 奧運會中國之家的供應商眉州東坡提前派出了10名大廚趕赴巴黎,其中每個人都至少工作15年以上。7月16日,他們已經完成了「試火」,就連餐具都是自己帶: 青花瓷造型還鑲金邊。 這些細節通過媒體傳遞給了網友,和以往熱血沸騰的網友們不一樣,今年的網友們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以至於一向以理性著稱的胡錫進也下場評論說,少數人用貶損奧運來發泄生活中的某些不滿是在煽情,也是一種矯情。 誰在煽情和矯情乃悟不知道,但這裡面可能有一些誤解。 前幾天網上傳出一份統計,說中國游泳隊的運動員10天接受了200多次尿檢,算下來幾乎每名隊員每一天半就要檢查一次,遠高於其他國家。 上屆東京奧運會前,中國游泳隊有23名隊員在一次比賽中尿檢呈陽性,包括奧組委、WADA在內的各方也進行了調查後給出的結論是運動員們的餐食受到了污染,並非故意,因此23名運動員都沒有被禁賽,獲得的獎牌都獲得了保留。 由於中國游泳隊歷史上確實發生過一些問題,所以海外黑子媒體和相關組織盯得很緊。這種情況下,運動員們吃得謹慎一些,沒太大問題。 前幾天乒乓球隊為了備戰奧運,專門趕到成都參加集訓。主管運動員餐食的張師傅說,豬肉都是空運過去的: 因為當地(成都)的豬肉不能吃。 至於誕生了回鍋肉、東坡肉、成華豬的成都,本地豬肉為啥不能吃,張師傅沒細說,反倒是他說成都豬肉不能吃的相關新聞在不斷減少。 大家都知道,有關部門是嚴令禁止養殖戶在養豬過程中添加瘦肉精的,瘦肉精又是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檢查的重點違禁藥物。所以有新聞說十幾年前國家體育總局就搞了幾個肉類供應基地,那裡的特供豬肉,每斤要比市面上的豬肉貴20塊。 網路圖片 別的啥也不說了,我也想吃這個豬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星球商業評論

人大女博士公開舉報導師性騷擾,維權本不該這麼難

公開舉報雖然能幫助實現正義的結果,但終究不是一種正常處理爭議的方式。 暢通反饋渠道、完善反性騷擾機制,對越界的老師及時予以懲罰,讓學生免於「畢不了業」的恐懼,才是正常狀態。 又有學生舉報導師性騷擾事件。 據界面新聞報道,7月21日晚,中國人民大學在讀女博士王某在網上實名舉報其導師——人大文學院原黨委書記王某某性騷擾且強制猥褻自己,並要求與其發生性關係。遭拒絕後,王某某兩年多時間裡對其進行打擊報復,並以不能畢業相威脅。 7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聲明稱,已關注到王某某涉嫌師德失范行為的舉報信息,並第一時間成立工作組,連夜開展調查核實,將於近日公布調查處理結果。 人大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嚴格堅持師德師風第一標準」、「對師德失范行為『零容忍』」等措辭,也不可謂不嚴厲。但看到一個在讀女博士,通過在網上公開揭露傷疤的形式舉報導師性騷擾、打擊報復,網友心情還是比較沉重。 網路圖片 女博士王某公布在網上的舉報視頻將近一個小時,列舉了其在與王某某打交道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明目張胆的騷擾和打擊報復,並提供了錄音證據。年屆六旬的王某某,利用自身權力地位欺壓學生的醜惡嘴臉,在這些音頻中展露無遺。 比如,女博士提到,在明知她患有剝脫性唇炎、不能接受外源性刺激的情況下,王某某仍要求「親一下試試」。在遭到明確拒絕後,王某某不顧反抗強行親吻了王某。此外,王某某還強行觸摸王某胸部,提出與王某做「夫妻」等荒唐要求。在試圖與王某發生性關係遭拒後,王某某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打壓報復,給王某安排了很多無報酬的雜活,還威脅王某畢業是「開玩笑」。 雖然事情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王某揭露的種種不堪入目細節,足以讓人驚掉下巴,不敢相信身為知名高校教授的王某某,私下竟然是這樣一幅模樣;也難以想像,在導師的威逼利誘下,這位女博士是如何度過這兩年的。而王某某性騷擾、強制猥褻的行為若證明屬實,那這不僅僅是失德失范的事,也需要警方介入了。 另外,人們也很好奇,在這兩年間,王某有沒有向學院和學校反映過。如果有,導師王某某仍我行我素,那說明人大堅稱的「對師德失范行為『零容忍』」就是一句空話;如果沒有,是人大缺少正常的校內反饋渠道,還是王某認為就算反饋了也沒啥用? 公開資料顯示,涉事導師王某某,不僅是人大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而且還是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主編、《簡帛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編委。有網友說,以王某某手握的權力、資源和在學界的地位,不僅有可能讓學生無法畢業,而且能讓她在學術圈難以立足。所以他們認為,女博士公開舉報導師,是賭上了自己的學業和職業前途,需要極大的勇氣。 而類似的一幕,在人大也上演過。2018年,也有人大學生舉報老師對其實施性騷擾。彼時人大也是很快響應,並發布了師德師風制度建設相關文件。但這次聽了王某自述的經歷,人們不僅懷疑,相關文件對某些導師的約束力非常有限,擔心所謂的嚴懲規定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很難給學生提供舉報的勇氣和有力的保障。 事實上,在此前多次曝出老師性騷擾學生醜聞後,倡議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呼聲就一直很高。但出於種種原因,相關機制並沒有發揮明顯作用。目前類似事件仍多以「學生網路曝光引發輿論關注,學校迅速介入處理」的方式解決。這就很容易讓人遐想,在露出的冰山之下,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醜惡。 而跟其他所有學生舉報老師事件一樣,輿論中總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質疑學生為何不第一時間報警,為何不先向校方求助,說公開舉報會玷污大學風氣。可這些人想過沒有,但凡有個高效且暢通的內部維權機制,這些學生也不至於抱著魚死網破的悲壯心態,將自己置身於輿論風暴中心。 現在校方表態會調查,希望儘快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調查結果,給女博士和公眾一個交代。更重要的是,學校要反思,為何公開舉報會成為學生最後、也是唯一的武器。 公開舉報雖然能幫助實現正義的結果,但終究不是一種正常處理爭議的方式。暢通反饋渠道、完善反性騷擾機制,對越界的老師及時予以懲罰,讓學生免於「畢不了業」的恐懼,才是正常狀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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