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圖片 文丨王思思 編輯丨杜雯雯 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清明節談論的死亡與悼念相連,關乎親密的家人、尊敬的長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這個故事,則與1500餘位陌生人無人善後的離世有關。過去近10年,台灣首位特殊清潔員盧致宏,親眼目睹並處理了這些死亡現場。 許多逝者是被社會所遺忘的人,生前深居簡出,活得猶如空氣,死後只以散發出的氣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跡、滅蟲卵,盧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噴霧,將污濁的「死亡之屋」恢復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樣」,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後的體面與尊嚴。 當獨居與老齡化浪潮襲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安放那些在社會角落被遺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會走向的終點做好預備? 從盧致宏寶貴的一手經驗里,我們或許能窺見「孤獨死」的現實樣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著的一些證明。 1500種死亡 推開房門,盧致宏儘可能地憋氣。儘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濃重而腥甜的屍臭還是順著鼻腔湧入了喉嚨,他不得不噴洒藥劑來遮蓋味道。 身上的防護服,讓盧致宏走起路來稍顯笨拙,當他緩緩靠近卧室,屋內的小飛蟲受到驚擾,直接撞向他的臉部和身體。 這幾乎是在每一個死亡現場,盧致宏循環往複經歷的畫面,他已經見怪不怪。早前,他帶過一個實習生,剛到現場就逃跑了,盧致宏追到樓下才發現,實習生止不住地在乾嘔。 工作時,盧致宏的大腦總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儘快把活兒幹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願想,因為「臭永遠都是臭,臟永遠都是臟,噁心永遠都是噁心,不會因為你工作久了就改變了」。 網路圖片 去年底,三室一廳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獨居老人在家中過世多日後,血水滲透到樓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積症,廁所用過的紙巾和撿來的雜物堆滿了屋子,「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量」。 清理乾淨需要一周的時間。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見殘留的身體組織,盧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鏟掉,通過大致輪廓,他能推斷出老人去世時的躺卧姿勢。接下來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著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蟲。 沉迷累積舊物的逝者,盧致宏在台灣「一年大概能見到一二十例」。他們多以撿垃圾為主,「什麼籃球框、網球拍,在他們看來都是寶貝。」最讓他觸目驚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裡疊放了數百個沒有清洗過的便當盒,爬滿了蟑螂和螞蟻。 在老齡化問題凸顯的台灣,「孤獨死」這個源自日本的名詞並不陌生,指的是獨居者鮮少與家人和外界互動,最終因病、意外或自殺身亡多日後,才被發現的事件。 在盧致宏經手的死亡清潔現場中,「孤獨死」佔據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齡分布上,「孤獨死」的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比例,幾乎是對半分。 比如30歲出頭的陳秋艷。她是一位單親媽媽,跟前夫離婚後,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騙光積蓄,還欠下債務。絕望之下,陳秋艷在台北的出租屋裡服毒自殺身亡。 那套兩室一廳的屋內,簡單陳列著日用家電,桌上散落著藥物,客廳一角則放有大量的兒童玩具。盧致宏的清理工作進行到一半,他留意到牆壁上的小卡片,是一個小朋友的字跡,上面歪歪扭扭地寫道:可以陪我一起長大嗎?媽媽我愛你。 同樣身為單親爸爸的盧致宏,看到文字時心臟猶如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卡片最終被歸為「珍貴物品」,轉交給了陳秋艷親屬。至今,盧致宏依然為之唏噓,「她到底面臨著多大的絕望,才會願意拋下孩子走上這條路?」 網路圖片 中壯年「孤獨死」逝者在台灣並不少見。幾年前,5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張德明,帶著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燒炭自殺。 盧致宏趕到時,門已被撬開,窗戶依舊是被膠帶封死的狀態。不到十坪米(約30平方米)的套房,門邊散落著遺體接運人員丟棄的手套、鞋套及裹屍袋。再往裡看,地板的角落處赫然放著一個裝有炭灰的鐵鍋。 做出這個決定的數月前,張德明曾向房東提出「拖欠一陣子租金」,等車賣掉後再補上。聽到這句話時,房東隱隱覺得不對勁,但還是應允下來,囑咐他不要輕易賣掉生財工具。張德明很快賣掉車,繳清了房租,之後,他帶著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個現場,盧致宏翻出了數張欠條、賬單與法律文書,這或許便是讓張德明一家走上絕路的原因。 和盧致宏一起共事過的志願者林正尉,總結了死亡現場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紀的老人,多數會在洗澡或起床時,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層男性家裡較為常見的是空酒瓶,白酒、藥酒、米酒……種類多樣,有時,他們還會往裡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別的。林正尉還記得一個混合了屍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種奇怪氣味的現場,逝者是一位60歲左右的女人,興許是愛吃腌菜,家裡堆滿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約有三五十瓮」。 年復一年的清潔工作越發讓盧致宏感覺到,死亡對於某些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結果。而在走向毀滅之前,他們已經歷經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掙扎,「到最後,他們的心已經死了,只是在等待這一天(死亡)的來臨。」 「比電視劇還扯」 對那些與外界聯絡甚少的獨居者來說,房東或許是每個月最關心自己的那個人——因為要定時催收房租。 這些年,找到盧致宏的委託人,最多的就是房東。最忙的時候,一天能接三四個。 尤其在台北,聚集著各行業的打工者,許多人沒有能力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價出租屋。頂樓的房東為了多賺出租費,會在屋頂加蓋一層鐵皮房,一個月大概收取6600台幣(約1500元人民幣)。夏天熱的時候,氣溫達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裡面,一兩天味道就全部出來了。」 盧致宏去過一個蝸居亡者的現場。那棟樓的一層,被當作辦公室對外出租,走上沒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樓,是四個用夾板隔開的房間,牆上還張貼著租房廣告:每月3500台幣(700多人民幣)。「真便宜。」盧致宏嘀咕,這是他十多年前讀書時的房租價格。 儘管早有預期,他還是被接下來眼前那個狹小的空間所震撼。推開房門後,約1坪米(約3平方米)的隔間被單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滿。死者29歲。盧致宏想像著那個「如同待在蝸牛殼」里的租戶,不知道對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間內,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 網路圖片 那些不被珍視的人生,在死亡來臨時,只是再一次被印證。比如孫哲的消失。這位40歲的單身未婚男性去世兩個月後,房東成為第一個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個與世隔絕的隱者,沒有朋友,只定期把賺來的錢寄回家中。在台灣鄉下,父母靠社會救助生活,他們的另一項經濟來源,是兒子的收入。 患上抑鬱症後,孫哲辭了職。但父母開口要錢,孫哲只能重尋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來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發嚴重。盧致宏在現場挖掘到的信息是,孫哲很長一段時間內,處在工作、失業、就業反覆折騰的循環里,「能變賣的全變賣了」。終於熬不住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殺。 清理現場那天,孫哲的父母也在。盧致宏找到一個被揉皺了的紙團,是手寫的遺書。他把紙團鋪平遞給孫哲父母。對方看過之後丟到了一邊,「這個東西一點用都沒有,要找錢,找房契、地契、房產證。」 盧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對方的父母為什麼那麼冷血,「他兒子失業很久了,因為錢被逼上了絕路。他的父母卻一開始就要我們把錢給找出來。」可一切都實實在在發生了,盧致宏覺得,「現實比電視劇還扯。」 網路圖片 每次的入戶清潔中,盧致宏會伴隨著做遺物整理的工作,他會特意搜集逝者遺留下來的文件資料,以及留給家人的物品或遺言。 不同於影視劇中的橋段,盧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遺言,通常不會是在桌面或其他顯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書架時,從一個筆記本中翻到了留給家屬的遺書。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逝者不會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屬會當著盧致宏的面,談論財產要如何分割。他不會做任何干涉,只是靜靜做著手頭的事,但聽著那些吵鬧的的爭執,盧致宏內心會升騰出很深的絕望。在見過的冷漠與狗血現實足夠多後,盧致宏認為,所謂血緣,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一個關係證明」,再沒有更多的意義。 志願者林正尉受到衝擊最大的一次,是入戶台北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眷村區,給一位老兵家裡做清潔。 整理遺物時,林正尉發現了許多1960年代的軍方證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國民黨老兵,1949年之後「退來了台灣」。 「太珍貴了,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榮耀,也是能證明他身份的一些東西。」林正尉把所有證件收拾好,拿給老人家屬。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丟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像著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輩子就是個軍人,從大陸撤退到這裡,養育一大家子。」僅僅是兒子的一句話,一個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願者的一年裡,林正尉共參與了67場清潔,見識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親屬間,大多都會因財產問題產生口角和糾葛。相對和諧的畫面,不是沒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過「不到3場」。 林正尉最大的哀傷正在於此。「有時清理到一半,他們的故事就會不見。」他談起人一生會有的兩次死亡,一次是肉體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記憶淘汰的死亡。 「原來大家只看重錢,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經歷。這個人的生命曾經是什麼樣子,他們是你的爸爸或媽媽,都不重要。」 不被歡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灣,死亡還是一個敏感話題。人們通常因「晦氣」,對此避而不談。也是最近十多年,盧致宏這樣的特殊清潔員及遺體整容師等職業,頻繁出現在台灣公眾視野,「死亡,開始變得可以被談論。」 盧致宏創辦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灣第一家清理孤獨死現場的公司,服務項目包含生前整理、遺物整理、特殊清掃和垃圾屋清理,範圍囊括全台灣的所有城市與鄉鎮。 採訪時,他不願直接聊具體報價範疇,某種程度上這算是「行業機密」,只表示,報價多與少,通常要考慮委託人的距離遠近、房屋面積大小、污染源的擴散程度、異味嚴重程度等,就連委託人家住幾層,有沒有電梯也要評估在內。 比如運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車,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幣。上個月,盧致宏處理過一個清潔現場,用了10輛車運垃圾——這意味著即便不計算其他費用,光是垃圾清運,委託人就花了5萬人民幣。 團隊里現在一共14人,大多來自底層,有的還是聾啞人和抑鬱症患者。這些年,成員們進進出出,他也早已習慣這份工作的較大流動性。 網路圖片 與人談錢,在每個環節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東的溝通。直到現在,接到的每一通電話里,對方都要不斷殺價。有些人甚至在聽到清潔費用後,大罵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讓盧致宏感到為難的,是有時不知道該如何收費。他有遇到一種情況,委託人是一個8歲孩子的鄰居。父親在家中過世後,讀國小的兒子整天在家裡哭。一開始沒人在意,以為是調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費用,盧致宏不知該向誰開口,「這不是鄰居的問題,我們不能跟鄰居收費,可是孩子還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費。」最後,他只象徵性地向鄰居收取了一點錢。 面對孤苦的老人同樣如此,「我們可能整場做完只收個1000塊台幣,大概200塊人民幣這樣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潔的處境,「這種委託都是賠錢的」。 某種程度上,特殊清潔員還承載著紓解逝者家屬悲慟的任務。通過清理現場的遺留物,判斷逝者死亡前的狀況,他們能更好地幫助家屬探尋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絲慰藉。 盧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親家中。老人六七十歲,住在台北的鄉村,兒女均在城市打拚。父親離世倉促,三個孩子沒能守在跟前,為這一點,他們心存愧疚,各自抱怨著「後悔」。 不願看他們沉湎在自責中,盧致宏突然打了個岔。「你們來看,這是你們幾歲時畫的?爸爸有幫你們收好。」一些彩色的風景畫里,有黃色的太陽,灰色的木屋……翻閱著兒時的畫作,大女兒和二女兒從當前的情緒中抽離了出來,她們感慨「爸爸有心」,並一起討論著,哪張畫出自自己之手,當時自己幾歲。 同在現場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實做我們這一行,有一個哲學觀或價值觀,就是要讓活著的人繼續好好活著。」 林正尉原本從事藝術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經歷了全球新冠肺炎時期的無常後,他於2023年加入了盧致宏的團隊。 林正尉還記得第一次去現場前的慌張。逝者是一位50多歲的美國人,在出租屋辦公突發疾病,被發現時已亡故多日。幸運的是,在他入戶前,盧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當時味道已經很少,但還是會有一些蛆蟲從水泥地的縫隙跑出來。」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後的收尾工作,來練習上手。 儘管如此,初期的他還是有些難以適應。工作時,林正尉總是想像著這些「孤獨死」的逝者,而自己被關在密閉的小空間里,一待就是一兩個小時,等同於陷入另外一種孤獨。「我們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個小時是很考驗耐力的。」 有時候,即使到了清潔現場,若發覺委託人高高在上的姿態,盧致宏也會帶著團隊離開,甚至會和客戶爆發爭吵,「不尊重我們,就沒有必要忍著,我們是付出身體健康去做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潔員最辛苦的日子。擔心屍臭味會隨著空調水管排到室外,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從來不敢開冷氣。窗戶也要緊閉。有一次,林正尉剛進入現場幾分鐘,就熱到痙攣,「簡直比蒸籠還熱」。 他記得盧致宏有一回連續工作了兩三個小時,離開現場後,一脫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樣從鞋口流出來。 但從業以來,特殊清潔員一直伴隨著被輕視或污名化的過程。有些人會把他們等同於「死亡天使」。偶爾,盧致宏工作的過程中,還會被逝者的同樓層鄰居跑來罵。 但盧致宏視自己為拼圖者的角色,清潔的過程,如同置身考古現場,通過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讓對方的面貌輪廓變得醒目,以此拼湊出逝者過往的人生。有時細緻到對方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樣的飲食習慣,愛穿什麼風格的衣服,好似一個鮮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對盧致宏而言,與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淵源。大學時,他就填報了生死系。父母聽說後,「氣得要死」。在父輩的價值觀里,那屬於鄙視鏈最下層。盧致宏卻一再讓他們失望。畢業前夕,他去殯儀館實習,做一些接運遺體的工作,之後轉正,成為一名正式員工。 等過了30歲,盧致宏看著很多殯儀相關科系的人出來做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後來台灣地區推出了所謂的證照制度,「幾乎都能拿到執業證」。這讓盧致宏產生一些危機感,認為它是個替代性很高的職業。 而特殊清潔,至少在當時的台灣,算是一個空白,「沒有人願意從事那樣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盧致宏一腳踏進了新的領域,開了公司。 即便台灣如今的特殊清潔領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總體而言,人們會把它歸結為「家政服務」,「認為我們是很低廉很低級的工作」,且短期內,無法得到改善。 台灣一個殯儀從業者曾評價,特殊清潔,僅僅是把東西丟光而已。這句話讓盧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丟光東西,那找一些工人來做就好了,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創業早期,盧致宏甚至幻想過,這份工作他要干一輩子,直到做不動為止。現在,他已經開始痛恨起自己的職業,「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託。如果因為案件委託量少到已經讓公司撐不下去,就代表是哪裡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馳在《武狀元蘇乞兒》中的一句台詞: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 2000年,中國已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有研究預測,2030年獨居人口數量或將達到1.5億-2億人,獨居率或將超過30%。台灣地區的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一人戶家庭數量達到332萬戶,佔總家庭戶數的36%。 曾做過相關議題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歸納出「孤獨死」的七個可能成因:獨居比例攀升;終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經濟來源;中年離婚率增加;個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長;老老照護。 在台灣,當一位逝者被發現,且無人料理後事時,房東或社區會先打電話報警。之後,片區殯儀館把遺體接去,由法醫鑒定死因,開具死亡證明。後續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殯儀館承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有在做一些預防和延緩「孤獨死」的舉措。如一些流浪街頭的個案,會由非營利組織牽線搭橋,解決租房難的問題。林正尉解釋,「這些組織會幫忙做他們的擔保人,以組織的名義跟房東簽約,房東就不會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麼的。」 除此之外,當地類似於大陸的社區、街道辦事處等政府部門,也會和做特殊清潔的團隊保持合作,爭取延緩部分人的死亡時間,降低「孤獨死」的可能性。 如發現某戶家庭有獨居者,且被定性為囤積房,里長(社區負責人)會邀請盧致宏幫忙做好住戶的清潔和整理工作。 「沒有人願意這樣子死。我們也沒有多麼偉大,也需要賺錢吃喝。」盧致宏說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個善後者與過渡者的角色,「說難聽點,是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節前幾天,盧致宏還接到西安某民間單位的講座邀請,分享他在台灣的經驗,「因為大陸現在空巢老人的問題很嚴重,他們單位想要了解台灣情況,做一個教育培訓。」 林正尉參與過一次這樣的救助。那是一位90歲左右的貧困老人,家裡沒水沒電,垃圾堆滿房屋。社工每天送便當過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對大家提出的清潔建議,她一概拒絕。 「但她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記得,持續溝通了三個月後,社工把老人哄騙出去,這才給大家騰出了改造房間的空隙。 那次的現場,他們給老人換了新傢具、家電,浴室里安裝上了無障礙扶手。等到傍晚老人進門時,看到用遙控器操控的日光燈和冰箱里新鮮的食物,對著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還告訴我們,已經好幾年沒吹過冷氣了。」 作為死亡的間接見證者,盧致宏對於「孤獨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在他看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孤獨死」,一個重要的依據是:TA在生前是否孤獨。而兩者間的區別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單狀態的,它跟『孤獨』不是一回事兒。」 「假如一個人自願選擇了享受獨居的生活,有天卻意外離世,這樣的死,不應該被叫作『孤獨死』。反而是那些被社會所遺棄和遺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獨死』。」盧致宏說。 但面對真相是更難的。盧致宏的觀察是,可以預見未來會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沒有人願意去提這個問題」。一個細微的體現是,有人在死去後,鄰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誰,「他們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經死掉了。是男是女,他們那時候才知道。」 (陳秋艷、張德明、孫哲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網路圖片 1983年,蘇布的第五任頭目安德羅波夫在全會上問道:你們誰還相信共產主義?現場無聲的回答,其實比任何批評都更具有毀滅性。”意識形態的崩潰往往先於政權的瓦解。”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論斷。 蘇聯的民眾,白天在單位縱論宏大敘事,晚上回到家在廚房做飯時,便換了一副面孔,開始抨擊社會的各種不公現象,交流聽到的各種政治笑話,這便是著名的廚房談話。 蘇俄的六朝元老阿爾巴托夫,評價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全民參演的一出荒誕戲,人們其實並不相信。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說:蘇聯的失敗,不是軍事的失敗,而是意識形態的破產。 蘇聯的意識形態,曾經非常自豪的以歷史必然性自詡,但在20世紀末卻遭遇了全面崩塌。但這場崩塌並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經濟失效與精英失節三重維度交織的必然結果。 網路圖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魯曉夫掀開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神聖面紗,露出了恐怖真實的面容。當秘密報告傳遍東歐時,有個記者感嘆道:我們彷彿才突然發現,自己虔誠信仰的聖像,背後竟然是個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開自稱: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蘇聯成立65周年紅場閱兵時,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講話稿卻渾然不知,這個畫面傳遍了全國。當領導層成為行走的諷刺漫畫時,意識形態的神聖性自然就蕩然無存。 阿富汗戰爭成為了壓垮蘇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參戰的士兵紛紛在家書里寫道:我們在這裡保衛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還是官僚集團的野心?我們為之戰鬥的神聖義務,不過是老頭子們的權力遊戲而已。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青年們高喊: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句口號暴露了民眾對蘇聯意識形態的根本質疑。波羅的海三國、捷克等國家的勝利更是證明:工人階級可以不需要所謂的先鋒隊領導,就能實現自我的解放。所以當意識形態成為統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時,自然就喪失了生命力。 網路圖片 第二、經濟失效。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宣稱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但現實卻是排隊成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隊時間長達1500小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商店貨架空空如也時,任何意識形態的說教都是那麼的荒誕可笑。 農業集體化的歷史創傷更是難以治癒。強制農業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奪走了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生命。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憤怒的寫道:當權者用意識形態的鐮刀收割的,不僅是莊稼,更是人性。 1989年,聖彼得堡工學院舉行了關於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辯論會。當專家高舉《資本論》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時,一個學生現場展示了一個走私得來的日本隨身聽,並說道:這個微型的精密設備,我們的計劃經濟現在能生產嗎?頓時,會場鴉雀無聲,意識形態的漂亮話,在技術代差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隨後,這個學生給出了致命一擊的疑問:如果解放人類,就是為了讓日本人過上我們這樣的日子,那解放人類還有什麼意義?我每次見到日本和西歐的商品時,都覺得他們不需要我們去解放,而是我們需要他們來解放。 網路圖片 第三、精英失節。 蘇聯培育了以意識形態為特權的官僚集團。這個集團自蘇聯的建政之日起誕生,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腐化的巔峰,這批精英約300萬人,他們端坐於蘇聯金字塔社會的頂端。 特權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毀了平等的承諾。他們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務,子女也擁有紅色降落傘體系。比如特權階層人均消費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樺商店的數據顯示,特權家庭消費了全國95%的進口奢侈品。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徹底消解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倫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蘇布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蘇布代表工人的佔比4%,代表人民的佔比7%,代表官員的佔比高達85%。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蘇聯時期的高官。俄羅斯97.2%的富豪是原來蘇聯的幹部,剩下2.8%則是幹部的親屬。 在總結蘇布垮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蘇布的精英們,張口就是大義所在,閉口就是歷史必然,理論冠冕堂皇,極盡人類美麗言辭之能事,但卻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樂節上,時間機器樂隊演唱的《轉變》引發了全場的共鳴,”我們厭倦了等待承諾的明天”,這句歌詞道出了蘇聯青年人的迷茫。”我們要真相、不要口號”,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 當莫斯科市民在寒風中排隊購買麵包時,當小白樺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門外時,蘇聯意識形態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爾夫人在1984年的論斷:蘇聯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只是在等現實的追認而已。 所以當1991年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時,2.8億蘇聯人無人走上街頭抵抗。這個用70年構建的意識形態帝國,最終在真理與謊言、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證偽的歷史循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捉刀漫談max
與權捆綁 與虎謀皮 小米汽車著火燒死三名從武漢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學生,其中一位的父親發帖稱「還是雷軍的粉絲」,這事簡直就是個隱喻: 愛國企業家雷軍-父親是雷軍的粉絲-女兒是體制的追求者-體制保護愛國企業家,於是閉環了。 但現在死了人,閉環出現了裂縫,要不要罵雷軍辜負了黨和粉絲的期望?估計不少粉絲像這位女大學生的父親一樣,陷入了進退兩難。 小米SU7車在高速上發生事故後起火,車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經回應了: 這 大家發現沒有,前兩年雖然時有將馬雲等資本家掛路燈的呼聲,但同時也製造了幾尊神一般的企業家,這裡面除了雷軍,至少還有遙遙領先。 稍一總結,就會明白前一批被罵的是做服務的,直接與C端用戶打交道;後一批被誇的是做硬體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遠香近臭,無不如此。 同時,這與我們國家重農抑商的傳統完全重合。在他們眼裡,只有可見的工農財富是正當的、高尚的,而通過文化、商業等服務賺錢,要麼是低賤的保姆,要麼是無恥的中間商。 甚至契合了這些年一個不見諸明文的追求:向德國而非英美學習。「大國重器」這個詞,將背後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問題是,只要是人間,凡是被尊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則就是不愛國;二是神一定會辜負粉絲的期待,從無例外。 原因倒也簡單無比:失去監督的權力一定導致腐敗,神的權力也一樣。 當雷布斯們無人敢質疑、更無人敢批評時,他們的行為和產品,就會失去正常的市場淘汰過程,從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給小孩買電話手錶。考慮到遙遙領先的脾氣太大,惹不起,便買了雷布斯的。 豈料家長根本無法控制APP的使用時長,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載。 小米官方客服態度很好,但永遠對不起,這是技術設計問題,無法解決,只能諒解。換句話說,用戶只能接受。 是的,他們只對自己的技術負責,並不對用戶的服務負責。惡猜一下,我甚至覺得他們就是想讓小孩上癮,成為奶頭樂,從而離不開。 沒有底線的商業,一定會作惡,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麼會買他們的汽車。 李書福曾經說過,汽車無非是四個輪子加兩排沙發。草莽期的製造業,話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認了。 但現在,車速如此之快,小時候連手電筒里的電池都怕爆炸,卻在車裡裝了那麼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幹快上,搶佔市場。油車花了上百年時間才磨出來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車面前,幾乎是不值一提的過時貨。 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是因為這是產業政策的產物。光伏、新能源汽車現在的利潤和國際形象,與這個背景密切相關。 既然是政策的產物,那便是權力的產物。事實上,很多國資投資了新能源車,從而獲得了批評的豁免權。 前天晚上與一位汽車自媒體大V吃飯,席間說起合肥被投資的那款明星汽車綁死,每年虧多少億,至今無法解套。 遙遙領先的車出了問題,誰敢公開? 雷布斯的車燒死了三個女大學生,也是過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還沒有遙遙領先的影響力,最終不得不出來認領。 但他一認領,原來以給雷布斯供貨為榮的那些廠家,紛紛推說與自己無關。 其實,最該出來認領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國資投資者。 權貴資本之惡,莫此為甚! 我寫了300多部家傳,發現讀書人、紳士、企業家、地主出身居多;個別平民家庭出身的,則通過讀書、從軍等方式逆天改命。 家史即國史,現代國家鼓勵學生先講家史、次學國史,汲取智慧、經驗、教訓的力量,節節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遺忘才是。每個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積累的二傳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 講述關於我們的故事、寫作家傳,是人類延續文明和創造意義的基本方式。長按下面微信二維碼,識別加我好友,一起搶救和傳承家庭記憶: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乾體V
早上國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給驚呆了,不誇張的說,確實是「改變世界的一天」。財新網報道說:「這項近百年來對全球經貿格局衝擊最強烈、覆蓋面最廣泛的關稅舉措,料將重塑美國和全球經濟,推高通脹並拖累經濟增長。” 其他國家就不說了,擬對中國關稅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這生意還怎麼做?茲事體大,不宜開玩笑,需要大家嚴肅對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計,如題:大幅度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是應對美國貿易戰的最佳手段,沒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國經濟的關鍵在於促進內需,問題就在於如何促進?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種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條,促進工資增長、促進生活消費、強化信貸支持等等,其中第7條也提到「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 這句特別重要,但如果我沒猜錯,這就是順帶提一句,因為已經結束了,如我們所知,今年只漲了20元/月。要靠這個提振消費實在力不從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鹽的消費量,如很多網友說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來,該方案全文4304字,沒有比「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這11個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簡單,所謂內需不足就是個人消費佔比太低,目前只佔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國超過了70%(所以人家敢打貿易戰)。正如我之前在《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到800元的8個理由》中說的: 「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沒錢,民眾沒錢的原因是在財富分配中的佔比太低,而要提高促進消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發錢——在今日中國,最應該發錢的群體當然是農村老人。」 中國不是沒錢,不要動不動就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沒錢搞福利。中國人生產的東西能滿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後中國人自己沒錢消費,這不是笑話嗎?所以根本問題在於分配的不合理,這裡不合理並不在於傳統說的資本家佔有太多,而是政府佔有太多,然後胡花亂花給浪費了,比如各種無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億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難嗎?》一文中說的,2023年財政對2200萬退休收入最高的體制內退休人員額外補貼了超過8000億元,對收入最低的1.73億城鄉居民(主要是農民)才補貼了3681億元。 所以,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把「提振內需」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少部分人,或者說一部分人,而無視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個人一天也就吃三頓飯,他不能吃十頓飯吧。 上面《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第15條,專門拿了整整一條來談「加大消費品以舊換新支持力度」,3月7日,國務院還專門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腳趾頭都摳出來三室一廳——中國那部分有消費能力的人責任實在太大了。這事兒既不符合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也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環保觀念,幹嘛不先去幫那些連「舊」都沒有的人買起來呢? 換句話說:如果不讓中國數以億計的底層人群(主要是農民)有消費能力,消費佔比是不可能提升起來的。個人消費佔GDP40%,中國有消費能力的人已經儘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潛」了,消費這麼艱巨的任務,還是要找人幫忙的——他沒錢,你給他發一點就好了嘛。 那找誰幫忙,給誰發錢呢?我認為農村老人是一個最佳選擇,作為福利開支,關鍵是甄別成本,最好是找一個群體,一視同仁無需甄別的發錢,那麼中國沒有比農村老人更合適的群體了:他們的貧窮是普遍的,一個月兩百元的養老金連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夠,應該給他們發;發給他們的錢會被花掉,因為貧窮會逼得他們不得不消費,想存起來也不行。很多覺得農民不消費,這是錯的,如果每個月有穩定的大幾百上千元養老金,他們自然會敢於消費——消費這事兒誰不會呢? 這不僅僅是濟貧,它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會超乎我們想像,簡單的說,它能真正盤活農村經濟。發錢看似簡單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麼新農村建設,什麼農業補貼等等)都有效,因為它在發揮自由市場的作用,它的乘數效應比計劃手段要高很多。舉個例子,家電下鄉就不如直接發錢,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對家電有什麼執念?憑什麼認為農民應該去添置一個家電而不該去買塊肥肉呢?如果還不明白,去看看這些年拼多多的發展,就知道市場的力量才是盤活農村經濟最有效的方式。農村老人手上有錢了,會有無數人去給他們提供服務的,以中國人的勤勞和創新能力,會有無窮的想像空間。 不僅如此,不要忘了,這些農村老人,他們也是有孩子的,他們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贍養父母一直是這些外出工作的農民的孩子的沉重負擔,如果農村老人每個月有幾百上千的養老金收入,農民的孩子們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費了?不止於此,這裡面可能還有不少人還會回到農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維持基本生活的養老金可以領取,不用為自己的暮年憂心忡忡,他們的消費是不是也就更大膽一些了?想想看,這又將釋放出多大的消費空間? 由此牽一髮而動全身,最終盤活了中國最沒有消費能力、最不敢消費的那個數以億計的群體,多年來求之不得的「提振內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全面徵收關稅一樣,我們也應之以「國家緊急狀態」,先拿出7000億來,把農民基礎養老金漲到500元/月,不要等來年,現在就行動。然後,再用一兩年的時間漲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來,我將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中國十四億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盤活,中國經濟一點問題都不會有。不要到今天還抱著封建思想不放,想著盤剝別人才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場經濟的要義是「雙贏」,讓別人獲益也就是讓自己獲益,如此也才能長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國個人消費佔到GDP的60%-70%,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這個時候怕什麼貿易戰,如果川普還能連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豈不美哉?!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往事和隨想
網路圖片 一輛小米SU7爆燃,導致三人以慘烈方式罹難。 事故調查結果未出,輿論戰火已經燒至雷軍身上。 事故過程中的諸多問號尚待拉直。這兩天網上的質疑和詰問鋪天蓋地,本文不再贅述。 筆者對這種調查未賦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戶維權難」,依稀成為這起標誌性車禍的隱喻和註腳。 也許事故車駕駛者並非完美受害者。但無論事故調查結論如何定性,小米汽車和雷軍都需要一場審判。 這場審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層面。 此時此刻,如果雷軍站出來坦誠地亮明兩點,這場審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軍可以說,包括小米在內的NOP功能,都只是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有獨立行走能力,但缺乏處理意外情況的經驗。 其二,雷軍可以說,隨時準備接管駕駛,才是目前打開自動駕駛的正確方式。 即便此次面臨重大輿論危機,上述兩點也決計不會經由雷軍之口說出的。 儘管此前馬斯克已經承認: 「廣義的自動駕駛是一個難題, 因為它需要解決非常多的現實世界的人工智慧問題。此前沒想到這麼難, 但回想起來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眼下對於小米雷軍而言,靜待輿論潮水消退,爾後繼續比賽狂堆各種技術參數,營造「低價買豪車」幻覺,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實上,前述兩句話也適用於其他造車新勢力品牌企業。因為近期以來,他們都有過相關技術信仰的極致化演繹。 比亞迪高調發布「天神之眼」高階智駕系統,提出要開創「全民智駕」; 吉利推出五套階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駕系統」; 奇瑞推出四套智駕系統,命名「獵鷹智駕系統」; 蔚來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顆車規級的5納米高階智駕晶元,經過三年多時間打造」、研發金額「相當於1000座換電站」…… 「巨資研發」、「智駕普惠」噱頭下,視覺大模型、端對端系統等概念被極力渲染。 嚴格說來,他們都應該接受一場審判。 原因在於,他們將智駕技術理性的發展,演變成為一種技術拜物教。 不僅將智駕技術當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這一技術實踐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從而對社會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控制和影響。 為何單單要審判雷軍? 其將黑格爾「絕對精神」與矽谷「技術奇點」理論,進行本土化重構後,將產品包裝為「技術聖物」,將普通消費轉化為信徒的「皈依體驗」,完成從產品消費到精神皈依的轉化。 其秉持技術原教旨主義,以個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將企業家身份轉化為智能時代的「佈道者」。 雷軍及米粉群體對智駕產品頂禮膜拜,對其技術發展無限樂觀,對技術統治思維日益驕矜,創造了一種建基於科學基礎上的技術宗教信仰。 他們通過智駕產品的文化工業,不斷輸出「智駕萬能」「智駕無限」「智駕偉大」等社會價值與社會理念,不斷形成對智駕技術的社會化崇拜,並完成自我附魅的過程。 筆者並非技術恐懼者,樂意接受並支持發展智能等新興技術,肯定包括小米在內發展智能技術的積極社會意義,但主張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建構發達的、人機協同的智能社會。 發展人工智慧技術,必須將人放在主體地位,以人的邏輯而非物的邏輯去發展,畢竟人始終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駕技術和產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種「可知」、「可信」。 所謂「可知」,是指確保智駕技術系統的透明度,使其行動邏輯和決策過程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透明的,易於被消費群體理解和掌握。 所謂「可信」,則意味著智駕技術系統能夠得到不同群體或個體的共同認可,具備高度的可驗證性。 如果小米智駕技術兼具可知、可信特徵,更多體現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車協同的不和諧聲音。 技術上最偉大的勝利與最大的災難幾乎並列,每一種技術都既是恩賜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這對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術拜物教,是試圖通過技術控制,構建極端秩序化和高效社會生活的映射。 技術拜物教的實質是一種異化行為,人類加諸之上的宏願永遠無法達成,卻會帶來自身的風險,對技術的極端崇拜無論多麼虔誠都不會帶來利好改變。 以小米為代表的智駕技術,將有限的技術手段無限抬高和過分美化,儼然一種新式的意識形態,包含著一種技術資本權利的「暴力美學」,以嶄新物神的姿態,成為凌駕於現實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鮮外衣。 這場審判的意義,目的在於實現對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體現智駕是技術服務論,而非技術統治論,在人類與人工智慧之間賦予人絕對的優先權。 這其實也可以是一場雷軍的自我審判。立足點是跳出經濟中心主義的發展陷阱,如何將智能技術置於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減少智能技術公開或隱蔽的宰制,避免諸多未知的、不確定的風險。 「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 這個論斷無比正確,懇望雷軍們能夠讀進去。 而他們正在努力做的,或許是如何逃避這場審判,甚或樂見信徒們手持小米「技術聖經」,對遇難者家屬和質疑的公眾,發起一場反向審判。 為防失聯,請長按以下二維碼關注《老蕭雜說》小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最近我看到有大學生在網上抱怨,現在大學的形式主義已經到了癲狂的狀態。 我找了兩個帖子,作為例子。 學生一的自白: 「我上大學後怨氣異常重,你敢信大學生要每天早上七點要上早自習???晚上宿舍裡面十一點半才安靜得下來,每天睡眠時間也就七個多小時,特離譜的是還有自律姐六點起床晨跑,我每天都睡不醒,專業課老師不講重點,水課學習委員和班長還幫老師抓逃課的。」 學生二的自白: 「現在大學的風氣好壓抑,快救救我們吧,我和我身邊上大學的朋友沒一個精神狀態好的。 寫不完的作業、上不完的課、攢不玩的學分、除了一課還有二課堂學分,德智體美勞每個都要修夠,不是在上課就是在趕去上課的路上,放了學還有作業,每門課都有大作業或小組作業,每節課都有點名簽到,曠課達到一定次數這門課就只能重修了,學校的課80%都是水課,水課居然還留作業還賊多。雜事巨多上學上的頭大,想自己學點有用的吧都被水課和作業和一堆形式主義毫無用處的東西擠佔了。 上個大學感覺被榨乾了。每天都在發瘋的邊緣。」 看完這些大學生的自述,我真挺慶幸自己讀大學的時候,那麼輕鬆自由——儘管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了一些形式主義的初步跡象,但相比現在還是要好很多。 網路圖片 這兩年,關於校園形式主義的愈演愈烈,在網上已經形成一種廣泛的抱怨和吐槽。 一開始,很多人抱怨高中生的生活太痛苦壓抑了。 而後,這種抱怨蔓延到了初中和小學。 然後是大學。 再往後,蔓延到了教職工、圍繞學校工作的所有人…… 但凡與教育有關的人,沒一個人不痛苦、不壓抑,甚至都有種趨向於變態的感覺。去年我也寫了文章,關於學生和老師尋短見的事件頻發——當時大約連續發生了四五起,這還是我們在媒體中所能看到的。 當我們對這些現象已經感到麻木,我想問的是:形式主義的根源,究竟在哪裡?為何這一切無法被阻止? 我的答案,是過多的「社會管理控制欲」。也就是說,「要管一管」這個思維成了社會的主流,每一個人都覺得只有依靠管著,才能達到發展的目的,以及才能獲得安全感。 好像只要一不管,這社會就徹底亂了,發展也無從談起。 在這背後,其實就是上層管理者對於控制欲的無盡渴望與追求。 當我們談論制度、管理這些話題的時候,我們往往認為那是一個機械化的東西,但事實上,制度和管理的背後還是人,是人性決定了管理方式。 所以,問題的根源也出在人性之中。 網路圖片 在一切都相對鬆弛的年代,人性總體來說也是有所不同的。管理者作為人性的一部分,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更傾向於「放手自由去干」而不是「跟著我指定的方式去干」。 比如說對待學生,那時候寒窗苦讀更多是學生自己的事情,比較私人化。努力不努力全憑自己,老師也不會苛求學習之外的其他細節。 所以那時候價值觀也更多元化,課後老師還經常跟學生混在一起打籃球什麼的,大家都活得比較有「人味兒」。 在經濟領域就更是如此了,在「放手去干」的年代,除了法律有限制,基本上再看不到什麼其他規矩。做生意的人大展神通,將自己的各種奇思妙想融入商道,各種創新發明也層出不窮。 文化領域更不用說,沒什麼固定的價值觀需要宣揚,各種各樣百花齊放,只要創作本身是優秀的即可。 但後來,就逐漸變成了「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干」。 「管一管」逐漸取代了「自己干」的思維,成為社會主流。背後則是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要試圖抓住一切、控制一切,才覺得安心。 網路圖片 從經濟上來說,是從自由經濟發展到了產業經濟,產業經濟則是跟著「統一指揮棒」來的。指揮棒要搞新能源車,就全國各地上馬項目,大家一起蜂擁而上,最後騙補貼、內卷都來了。 各地方的招商不再是因地制宜和花樣創新,而是跟著產業指揮棒走。比如這幾年在很多地方,沒有掛上「高新製造業」這個邊,你就別想被招商引資。 到了教育領域,就更是如此,「管一管」早就超越了分數這件事,而是拓展到了學生的一切領域、一切生活、所有時間。 如果沒有每分每秒都盯著學生,似乎這些學生就要「瞎搞」似的。 所以發明出來各種各樣的方式,嚴格監控學生,拴住他們的時間精力,讓他們無處遁形、無處隱藏。讓他們沒有社交、玩耍、發獃、瘋瘋癲癲的機會和空間。 學生不需要人味兒,他們在管理者眼中只是機器。 網路圖片 教職工也一樣,他們是完成這個「無死角監控」的執行者,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成了被監控者,要接受全方位無死角的控制。 於是,無窮無盡的報表、彙報、考核、檢查就來了。檢查者自己也疲於奔命,但又不能放鬆,於是形成了「每一層都累得半死怨聲載道」這種狀況。 「管一管」,成了一種深刻的恐懼感、強迫症,像烙印一樣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 那麼再往深了說,根源又在哪? 其實還是在於「層層檢查」的這種對上負責制。往上追根溯源,你總能找到一個負責檢查下一級的「領導」和「上級」,於是,從上往下就開始層層加碼,每一級都不敢怠慢。 從社會人性上來說,也正是因為發展到了瓶頸期,所以管理者才試圖抓得更緊、管控更多。但這其實是一個悖論——越抓緊,其實發展越受到阻滯。 當一個社會以「不控制就沒有安全感」為基調時,發展進步就一定會停滯下來,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這一點。 如果想要依靠「多管管」就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那麼結果註定只能是恰恰相反。 (全文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網路圖片 電動車時代,車禍似乎具備不同尋常的意義。 成都有一位媒體老師去年夏天目睹一輛車燃燒,後面的幾天他一直在關注新聞報道,然而什麼都沒有。 他自己也是開電動車的,這讓他很焦慮:燃燒的是什麼品牌的車? 新能源新銳們在輿論市場非常活躍,當然是指在刪帖方面。另外,國產新能源還有一層意義,它是愛國的象徵。 「國產」和「特斯拉」構成一對相對應的「概念」,背後甚至各有一套觀念的體系。 這次小米SU7電動車燃燒事故,3名從武漢去安徽考公的女生死亡。有一點倒值得肯定,小米公司很快證實是自家的車,並且表示配合調查。 當事人家屬也在網上發帖: 我覺得最悲哀的是這樣一句,「雷軍,我還是你的粉絲,你必須給說法」。 這位悲傷的家屬道出了這個時代的困境:粉絲與偶像這樣一種新關係,不僅正在影響、重塑很多人的生活,也在產生新的悲劇。 如果他購買汽車,是出於品牌或者價格,都更好理解。如果他僅僅因為喜歡雷軍就選擇小米汽車,這種「多餘的情感」所造成的傷害,又該如何撫慰呢。 過去一段時間,雷軍是網上最火的人,他幾乎每天都能上熱搜。看上去他能應對自如,甚至體會到這是一種新的生產力。 前一陣子有一個段子:雷總以前的友商是華為、OPPO,現在的友商是賓士寶馬,以後的友商是王一博、肖戰…… 各路大V都紛紛轉發。這也許不是小米公關的主動作為,而是一種自發的合唱——因為這種合唱,雷軍才偶像化,甚至開始意識形態化。 但是恰恰這種「合唱」才是危險的。 它造成某種新型的消費者,人們產生購買,不再是主要基於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一個人、一種意識形態乃至情緒買單。 「我還是你的粉絲,你必須給說法」,這句話真正的重點是「還是」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強調的是一種特別關係,一種「粉絲特權」。 這是真正的「無權者的權利」,粉絲為偶像而狂熱,也就天然認為偶像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這是整個事件中特別讓人悲哀的一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前段時間司馬南偷稅漏稅被查的時候,很多人狂歡,我在稿子里說這不值得雀躍,司馬南這樣的人,能混到一年光流量收入就幾千萬這種程度,說明「傻逼共振」非常給力。而在這種共振之下,一鯨落,萬物生。一個司馬南倒下了,自然會有千千萬萬個司馬南站起來。 問題不僅在於司馬南,更在於無腦的支持者。因為正是有了巨量的後者,才能讓前者得到市場。換句話說,後者是前者的「土壤」。 我想說的非常簡單:人們必須理性,才能製造出理性的土壤。人和土壤,兩者不是誰成就了誰,而是相輔相成,是互相成就。有多少人願意買單,就會有多少人前赴後繼地製造他們想要的內容。市場從不缺逐利者,缺的是思考者。 小米su7這次的車禍事件,在網路上呈現了一種相反的狀態,真正理性的探討非常少,要麼爭吵,要麼謾罵,互相攻擊。 你能看到的是,兩個陣營在開戰,而不是兩種態度在理論。兩派人馬殺紅了眼,根本不是在分析事件,而是在捍衛各自的陣營,儼然一場網路聖戰。 可關鍵是,什麼人最愛這種混亂? 我覺得應該是「能掌控這種混亂的人」,因為對於他們來講,參與者都是「棋子」,你方人多又如何?他可以花錢買水軍翻盤,也可以通過平台方翻盤,甚至合理合規的花錢買熱度(微博上直接有這樣的按鈕,花錢買曝光量)。一百萬,一千萬,甚至好幾千萬,棋子是不可能拿出來的。可對於身價多少多少億的人來說呢?那都不叫事兒。 因此,「棋子」是否不應該喜愛、推崇,甚至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去支持這種混亂? 這其實是很難的,大家誰都不服誰。憑什麼我可以說你的話不理性,又憑什麼你可以說他的話不理性?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己是理性的,他人是個白痴。 所以,巨難、無解。純粹的理性,和理想國無異,是純粹的天方夜譚。 也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力,以及做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你屬於哪個階層,就是哪個階層,先接受這是現實,再來看待問題。而不是看小說,去幻想自己是小說主角,然後說自己認知範圍之外的話,因為你沒有在其他階層的圈子裡生活過,他們的輸出,能更容易的混淆你。 要知道,沒什麼不能偽裝。 我昨天的稿子談論小米su7事故,其實相對而言已經很中立的就事論事了。但有的評論依舊認為我「污衊了雷軍」,罵得污穢不堪,連繫統都看不下去,直接給他屏蔽了。 可事實上,有嗎?我污衊雷軍什麼了,我只是我沒有舔他,只是就事論事,這就受不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把自己代換成了雷軍,覺得我關注了你,我看了你的文章,你竟然不站在我這邊? 這不就和看小說一樣么,然而,大家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啊! 倘若你以「做自己」的態度看的昨天那篇稿子,那麼絕不會認為我在污衊雷軍,認為我在說小米如何如何。相反,你可能覺得我還誇了小米兩句,誇他們這起事故後,熱搜上掛了一大堆的詞條,讓人們議論,質疑。 什麼意思呢。 你不理性,那麼不理性的內容就會輸出給你。你幻想自己是小米的老闆,那麼適配你的內容就會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如此,類似的輸出便鋪天蓋地。土壤自然而然的變了。 相反的、對小米憎惡的內容和擁躉也是這般。 那麼此時,在一個不理性的環境中,在一個不能好好說話,好好討論的地方,當事方也會自然而然的開始,慢慢變化。 我剛看了一下熱搜上「雷軍回應」的評論區,清一色「雷總」,全都是好話,彷彿這兩個字就是標配,所有人都認可小米,以及在這起事故里完全站在小米一方。 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呀,小米方就算腦子被門夾了,也不至於如此離譜吧。 但小米卻這樣幹了。因為這樣無腦可笑的手段,正好適配那樣瘋狂偏執的市場。 既然市場需要無腦,那對小米而言,理性可以去死了。 最後還是我昨天稿子結尾類似的意思,拒絕理性,為瘋狂和無腦添磚加瓦,就是在倒逼著土壤,越來越貧瘠。 而這個現實,正在雷軍的評論區,開始上映!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來源:第十六屆新東方家庭教育論壇 主題:《家訪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體的人》 演講嘉賓:黃燈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學生》作者 我對教育理解的起點 我是一個語文老師,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2005年博士畢業以後我分到了廣東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當一個老師,也不知道我那麼喜歡教書,大概教到第10年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實在有太多話要說,所以就寫了《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 儘管我對教育學的原理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別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在這裡跟大家彙報一下,我將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職業院校的一些觀察。 一、我對教育的理解,來自對學生的觀察,以及和學生共處對自己的喚醒 作為一個老師,說句實話,我對社會安全感的邊界就是來自於對學生命運的感知,也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社會好不好,就看我的學生去向好不好,簡單來說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現在學生的狀態是什麼樣的呢? 說真話,我作為大學老師教學時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學生不動,上課看手機,你問他問題,他不回應,似乎對什麼東西都沒感覺。或許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學生對所有東西都沒有興趣,也不談戀愛,你問他以後幹嘛,他就是無所謂的樣子。 當然現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觀條件,但另外一方面,我們明顯感覺現在年輕人的元氣喪失得很厲害。我一直覺得,應試教育的後果就寫在大學生的眼神裡面。我們只知道把孩子送進大學,但是孩子在大學裡面是什麼樣的表現呢?看一個孩子有沒有培養好,並不是看他有沒有進大學的門,而是看他以後能不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能不能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人。 作為大學老師,我有時候感覺很難熬,發現怎麼教都教不動那些孩子。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也特別理解,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17歲孩子的媽媽,他不算被雞得特別狠,學校對他們也很寬容。但是有一次我問他:「你們學校的同學是不是真的熱愛讀書?」他說:「媽媽,你要我說真話,我們班上可能真正喜歡讀書的不會超過兩三個。」我覺得現在的孩子不愛學習不怪他們,但問題出在哪裡,我不知道,也解決不了。 我上課的時候,最害怕的就是學生眼神冷漠,你問什麼,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課要做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來,盡最大可能點亮點燃他們。但一個老師不可能永遠保持那種狀態,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樣的老師,會覺得教書教得特別累,這很容易導致職業倦怠的時間提前。 在《我的二本學生》裡面有一段話,到現在為止我還堅持這個判斷: 「在具體的課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葯、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 這是我觀察到的真實,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觀察。 網路圖片 課堂即田野: 《我的二本學生》中的教育觀察 一、同樣的起點,讓我感受到一種現實:文憑快速貶值 俞老師和梁建章老師,他們都是名校畢業的,我的第一學歷其實是專科,岳陽大學的,現在學校已經沒有了。我從小到大身邊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個基本事實是,能考上北大清華的人非常少。中國現在有1000多萬大學生畢業,但是大家可能沒有注意過,985、211的大學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學生。如果按這個邏輯來看,不上重點大學,難道我的孩子就沒有出路了嗎?事實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會上生活,還是要給這個國家做貢獻的,是這個國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也是第一學歷不好的,我的學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職業院校讀書的,過去這麼多年,他們有沒有像我這樣,能夠依賴教育紅利去克服各種困難呢?我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難的。我有一個學生親口說,「黃老師,我再也不可能像你這樣了。」他是我在廣東金融學院教的一個學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優秀。 還有一個問題,高校擴招以後,念大學和年輕人的命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前20多年,因為我們剛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勞動力,所以就通過擴招來彌補;但近幾年經濟放緩後,大學生不好就業了,這個矛盾就暴露出來了。現在事實是這樣,我們該怎麼面對? 二、兩個班級:班級的氛圍差異、學生精神狀態的改變、就業去向的改變 我在《我的二本學生》裡面寫了兩個班,一個是06級的,一個是15級的,中間隔了9年,在回憶里這兩個班級給我的印象不一樣。 06年的那個班是2010年畢業,那個時候,孩子還有一些很俏皮的行為,我們班還有一些學生不上課。我甚至覺得學生逃課是一個很好的行為,我一點都不反對,因為學生逃課表明他對課堂是有反應的,逃課是因為他覺得這個老師講得太水了,他不想聽,覺得浪費時間。我覺得學生有這種反抗性,表明他還有生命力。 但現在很多學生聽課,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機,不思考問題,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鏈接別的東西,這種麻木比反抗帶來的後果要嚴重很多,更不要說學生的精神狀態了。 還有,我的第二屆學生和第一屆學生比較起來,他們的就業去向明顯差了很多。 三、基本趨勢及反思 我們的學校教育不僅僅是教育,更是社會末端的一環,它背後是千絲萬縷的東西。 學生就業能怪學校沒教好嗎?無論學校教得如何,學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學校教育已經越來越顯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們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階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幾年,我印象中當地那個村子裡的年輕人沒有一個上大學的,也沒有上高中的,偶爾有幾個初中畢業生,但他們現在也是生龍活虎的。幾十年後回過頭看,其實那些沒有讀大學的人在社會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個感覺是,現在過於強調上大學的作用了,以至於家長有一種執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須上大學、必須考好大學,如果成績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實這是有問題的,年輕人的出路和上大學不能完全畫等號,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年輕人的成長,他怎麼樣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這是跟教育有關係的。 具體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體而豐富的人」? 我去家訪,可能會有人覺得太多事了。事實上我從2017年開始去學生家,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教育,也是豐富我教育維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我為什麼要去學生家?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呈現了學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別想知道,在一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到底給他們留了什麼樣的空間? 我跟大家講一些直觀的觀察,我們現在要想的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幫助年輕人安身立命,讓他們內心很安定,覺得活著有意思,也願意結婚、願意生孩子。 一、三個男孩的創業故事 講講我教過的三個學生,他們在社會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個學生黎章韜,他是雲南騰衝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學生,當年他可以上雲南師範大學,但想到沿海地區讀書,所以去了我們學校。 2014年我得到一個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來在廣州找了一家特別好的銀行,他媽媽很開心,覺得很有面子,我的兒子在一線城市讀書了留下來了!我一直不解他為什麼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聯繫我,說讓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觀察他的生活狀況。 在我去的時候,他媽媽內心還不服氣,覺得自己兒子的大學白讀了。但是他爸爸很開心,他說:「我跟我兒子像兄弟一樣。」他們家在雲南騰衝,跟緬甸很近,家裡有個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緬甸伐木的時候伐了一個金絲楠木,老闆沒有錢就給了他很多木頭,就這樣陸陸續續20多年積累了一些木頭,慢慢地把木工坊開起來了。 我問章韜,「你們街上有那麼多人開木工房,他們沒有讀大學,你在廣東待了4年,結果你回來跟他們干一樣的活,你後悔嗎?」 他說:「黃老師,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講了疫情期間,因為他懂微商,全國各地很多客戶在沒有跟他見面的情況下借錢給他,買他的東西,甚至教他投資,這個現象徹底改變了他媽媽的看法,他媽媽以前一直覺得無商不奸,「不認識你,憑什麼借錢給你?」 我說:「章韜,你真正的成長是從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的。」 黎章韜的成長,社會教育給了他很多滋養。他在跟客戶交流的過程中間,成長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結婚了,現在有了兩個孩子,經濟條件也不錯。 我們聊起他在廣州同班同學的近況,他說:「我回來對了。」 網路圖片 我覺得特別安慰,他過著一種特別有機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學的觀念來評判。 還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績很好,屬於真正熱愛的。 當年他考廣東一所非常好大學的研究生,雖然考了400多分,但因為一個名次的差異沒被錄取。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助調劑一下,他有名校情結,不去。然後到東莞開了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他沒有開學科類的,而是專門教孩子讀古文,恰巧避開了「雙減」的衝擊。還因為他是做國學教育的,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 經過幾年,他朋友圈裡一會兒是給爸媽買房了,一會兒是自己在東莞買房了,一會兒買車了。 我想為什麼何健能做成這個事情?我去到他們家,跟他爸爸媽媽聊,他在12歲的時候就是留守兒童。在農村,如果家裡沒錢,就算再會讀書也沒用,所以他一個12歲的男孩子,在村裡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個大家庭給了他很多支撐,儘管他父母不在身邊,還有別的親戚幫襯,他的家族特別團結。他媽媽曾給我講,她在貴州打工的時候生了病,整個家族湊錢把她救了回來。我去他家的一個強烈感覺是,何健這個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個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東莞做得還不錯的時候,對他整個家族都有特別感恩的心。 網路圖片 再講一下於魏華,魏華的父母身體不太好,眼睛有殘疾,所以沒有辦法在東莞進廠打工,只能擺攤,魏華在幾歲的時候就跟爸爸媽媽一起擺攤。 因為擺攤,他很早就很有經濟意識了。小學就已經會賺錢,當然那個賺錢的渠道不太好說——就是幫別人做作業。因為他的學校有很多東莞小老闆的孩子,他們不願意讀書,他就幫人做作業,然後把錢存起來。他爸媽都不知道他有這麼多錢。 他會觀察父母是怎麼賺錢的,他說:「黃老師,你都不知道擺地攤的利潤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潤是超過100%的,一個指甲剪進的時候只有5毛錢,但是我爸爸有可能賣2塊錢。」而且東莞的工廠特別多,他爸媽又很靈活,有一段時間販賣服裝,那時候沒有網購,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裝都是通過地攤購買,所以他的商業頭腦就特別敏銳。上大學以後,他說:「我以後不要單位的,我一定會創業。」 他的家庭是特別普通的家庭,跟我們班上另外一些學生比較起來,我會覺得他的成長要素裡面最不同的地方,無非就是,他從小會觀察他爸爸媽媽的日常生活,會自己去思考,會去想真正的生存該怎麼辦。 他大學畢業以後,在深圳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我的書有很多盜版,他就自告奮勇地要幫我維權。 黎章韜、何健、於魏華,都是來自特別普通的家庭,跟媒體上見到的很多年輕人比較起來,我覺得他們身上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看,他們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從現在大學生去向的整個結構裡面來看,他們還是過得可以的,不管是從經濟條件上,還是從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會的順利程度,他們遠超同齡人。 二、來自家庭滋養的共同特點 我去過20多個學生家,我觀察這些孩子到底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呢?跟上午很多老師講到的一樣,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師說的大國有大家,剛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撫養被控訴,但我在學生這裡看到的真相是,這些東西非常具有力量。 (1)豐富的人際網路 例如,何健家雖然只有一個孩子(後來他媽媽在他十四五歲時又生了一個男孩),但整個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時候的成長經歷,我發現我們村裡沒有抑鬱的孩子。看起來傻傻的孩子,我們也帶著他一起玩。我覺得,特別多人的群體,很自然的人際網路,本身對小孩來說就是最好的滋養,打架也能自己處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對規則的維護,都是通過遊戲達成的。 但現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沒有這些保障的。我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廣東,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沒有獨生子女,所以廣東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讓自己怎麼活下來,不讀大學也會活下來,那種意識更強一些。 (2)勞動教育的力量 我的書里也寫過另外一個男孩子,來自台山的羅早亮。 我去他們家的時候,他媽媽反覆跟我強調一句話,孩子必須學會做飯。他兒子在高三的時候依然會被他的媽媽叫回去參加農業勞動。 他也跟很多學生一樣,在2019年畢業後,找工作折騰了很多時間,最後在當地小學找到了一個有編製的學校。他很開心,儘管是學中文的,校長讓他教數學,他就去教數學。他還很有公益心,因為學校前面的立交橋沒有紅綠燈,他會擔心孩子上學路上的安全問題。學校很偏僻,平時只有他一個人,但他內心特別的篤定,沒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媽媽的話,想起了他整個家庭教育所給予他的最後的依託,來自日常生活的,我們看不見的很細膩的、很細節的,但是滲透式的,而非灌輸式的因素。支撐一個孩子在社會上立足最根本的東西,有可能不是數據特別漂亮的、名號特別光鮮的東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際交往能力特彆強,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討人喜歡,別人願意跟他來往。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無形滋養的素質在滋養他們。 網路圖片 (3)親子陪伴,尤其是祖輩的情感滋養 我在廣東生活了20多年,觀察到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祖輩的情感滋養,幫他們跨過很多人生的難關。我以前沒那麼深的感覺,但是我去學生家以後,親眼目睹他們跟爺爺奶奶的相處後,我就說不用擔心,你們在社會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種強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輩無條件的情感滋養,對一個孩子來講簡直太重要了。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我快8歲才上學,我爸爸都忘記送我上學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後送我跟兩個表妹一起上學。我外公外婆對我很好,儘管我七八歲一個字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加減乘除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華德福的教育,現在看起來教育理念非常先進的環境。可是那些東西在整個教育表達裡面,它的價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傳遞給孩子的良好習慣及正確價值觀,在關鍵時刻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學生的家長都會說,我一定要讓孩子做個善良的人,不要怕吃虧。在關鍵時刻的那麼一點點利他心、妥協和讓步,可能就給了孩子新的機會。 我在《去家訪》裡面寫到了一個女生,她是家裡的老大。 她當年去中建五局實習的時候,來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學生,她是一個專科生,但二三十人裡面就留下了她一個。她問老總:「為什麼最後是我留下來了?」老總說:「你是所有大學生裡面唯一一個可以幫前台水桶換水的人,特別勤快,我就想招一個這樣的人。」他們單位想招一個特別可靠的人做財務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職了,年薪還蠻高的。 她家裡比較窮,上學的時候我們給了她勤工儉學的機會。暑假時她會把老師辦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乾淨。沒有人要求她這樣做,但她覺得應該這樣做。她特別可靠,人品特別好。這些不能進入到特別光鮮評價指標的品質,可能就是決定一個孩子最後能不能在社會上紮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 我剛剛所講的那些學生,在別人眼中,他們統稱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們是一群內心柔軟、情感豐沛、充盈責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這麼多年,我有一個特彆強烈的感覺:一個孩子,即使他沒有熱愛的東西也沒有天賦,但他如果有很強的責任感,一樣有往前走的動力。怎麼培養這個責任感?我很多學生是來自於家庭的支撐。比如說我的學生何境軍,他說他是個「爛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過來,就是因為他的爺爺被欺負了,為了爺爺他要好好讀書。第一年考大學他沒考上本科,他就復讀了一年,因為他奶奶說他們家沒有一個大學生。 網路圖片 如何助力年輕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質 我特別贊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們要先考慮成人的問題,再考慮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會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謂的成才也是空中樓閣。我覺得一個孩子的創造力離不開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靈,如果孩子沒有情感、也沒有自由的心靈,他是不可能有創造力的,這是我感觸特別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給孩子們一張厚厚的精神墊子 家長要給孩子搭建精神的墊子,讓他們的生命充滿彈性和伸縮性,給予他們愛的支撐,而不是抽空他們精神的墊子,讓其處於「孤立無援」的心靈境地。 三、警惕雞娃對於孩子覺醒能力的破壞,呵護孩子的元氣 作為一個家長,我覺得不要太去雞娃,根據我的觀察,其實雞娃沒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樣,當時有一點點用,只要把時間拉長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學校:儘可能在夾縫中給孩子更多透氣空間 我建議,咱們的學校儘可能讓學生多一點自由,讓他們多玩一下,下課的時候不要管那麼緊。他們可能到大學裡面就會更活潑一些,更有創造力一些,更覺得活著有意思一點。 五、社會篩選的網眼要大,給年輕人更多容錯空間 我們社會要給年輕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納,不要用太細的標準去篩選一個人,沒必要的。應該小心翼翼地維護他們的心靈生態。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別實在的事情,要靠我們具體的人去做具體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動。希望我們能夠共同努力,儘可能給我們孩子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前途。 謝謝大家! 網路圖片 作者:新東方家庭教育主創團,新東方家庭教育(ID:xdfjtjy),傳遞專業家庭教育理念,提供海內外家庭教育資訊,分享可吸收、可操作的方法和建議。讓持續地學習成為家庭的習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C計劃
網路圖片 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說該是萬物復甦。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卻帶著點倒春寒的凜冽。告別這個魔幻的三月,盤點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會發現一條簡單粗暴的邏輯正在上演:我審故我在,你辯故你滾。 這不是演習,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劇,主角們身份各異,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還有一群即將拿著二維碼的律師。 劇本第一幕,發生在河南南陽。 主角叫畢祺祺,是個90後法官。他媽冀廷梅,一個曾經帶著鄉親們搞玉器市場發家致富、拿過各種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連帶著十幾個親戚,咔嚓一下,全進去了。 畢法官覺得這事兒不對勁。母親冀廷梅搞的市場,商戶們交管理費,按材料里的說法,七百多個商戶都站出來說「我們自願的」,沒覺得被強迫。可警方不信,非說這就是強迫交易,是涉黑,還放話威脅證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為請律師有用?」 甚至連律師都被圍堵,被稱為「假律師」。 畢法官尋思,別人不頂用,親兒子總得上吧。刑訴法和司法解釋寫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員可以給近親屬當辯護人。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題。他把申請遞到南陽淅川法院。結果,法院拿著這道送分題,愣是做成了一道: 奧數壓軸題。 苦思冥想了一個多月,法院就是不給答覆。上一級法院也打太極,「等回復。」 一個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內救自己的媽,發現自己被自己服務的系統給「等回復」了。這扇門,對他這個「內部人」都關得嚴絲合縫。 畢法官心裡苦,但估計說不出。他爹媽被抓三年,他一直試圖在體制內溝通,結果發現,越溫和,越容易被當空氣。 這扇門背後,可能藏著法院的難處。最大的難處,也許是怎麼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麼回事。 畢竟,南陽這案子,怪事不止一樁:七百證人不如幾句恐嚇,律師閱卷難,看守所玩失聯,案子還能拆開審: 程序正義?那是什麼,好吃嗎? 所以,畢法官能不能給他媽辯護,這真不是法律問題,南陽法院在等什麼?等風頭過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屬自己放棄? 畢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塊石頭,激起的漣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轉到浙江溫州蒼南。 這裡有個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東。他身兼被告人何華芳的丈夫和「被害人」雙重身份。你說這劇本寫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東作為「被害人」,想在庭前會議說句良心話:「我沒被騙,沒損失。」 法院直接給他來了個指令,不準說你沒被騙,也就相當於說: 你只能支持、贊成、同意檢察機關的意見。 任何不同意見,免談。 這操作,讓人夢回古代公堂——「大膽刁民,還不從實招來?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聽則明」的老話,看來沒傳到蒼南。他們可能覺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麼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別廢話,跟著檢察院的調子走就對了。 王建東的律師想較真,提了管轄權、證據、公開審理這些基礎問題。法院更乾脆,直接把這些定義為「辯護意見」,然後以此為由: 剝奪了律師的出庭權。 這邏輯閉環了:被害人必須同意檢方,律師質疑就是搗亂,搗亂就別來了。齊活。 所以你看,有時候,「被害人」這頂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沒覺得疼,有人非按著你說: 你疼,你必須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著拐杖,顫巍巍地要給兒子林軍丞辯護。兒子被控敲詐勒索,說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討債討成了敲詐。老太太不信。 法院規格挺高,常務副院長親自坐鎮。一開始也挺客氣,法官同意老太太當辯護人,口頭也答應了可以複製案卷。 老太太心裡剛熱乎一下,沒想到院長王良軍發話了: 「不允許複製,只能在閱卷室查看。」 法條上白紙黑字寫著,親友辯護人「經法院許可」,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案卷。關鍵就在這「經法院許可」五個字。 解釋權,看來牢牢掌握在院長手裡。 於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來天)的庭前準備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個字一個字地手抄堆積如山的案卷: 這哪是辯護?這是對老太太進行體能極限測試。 法律給了權利,現實砌了堵牆。這牆不高,但對一個90歲的老人來說,就是天塹。最終辯護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讓你辯,也可以讓你辯不成: 手段多得是,總有一款適合你。 第四幕,視角拉到更宏觀的律師群體。 安徽蚌埠司法局靈機一動,給律師們發了個專屬「健康碼」。以後,律師事務所出函,必須帶二維碼。法院、檢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師,請出示您的二維碼。沒有碼,對不起,您的業務我們不受理。 美其名曰,「壓實律所管理責任,減少私自收案收費」。 這碼,彷彿成了律師執業的緊箍咒。以前是認章不認人,現在是認碼不認人。萬一系統抽風,或者信息錄入稍有差池,律師們就得在辦事窗口前,體驗一把「碼到成功」或「碼上失敗」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師執業行程碼、大數據軌跡追蹤?想想都帶感。 最後一幕,必須得提提「刑辯不過山海關」的新註腳。 遼寧阜新,退休法官劉學慧被控「濫用職權」。二十年前,他遞交審委會後,按院領導指示給一個重病犯人辦了取保候審。如今,領導隱身了,他成了背鍋俠。 辯護律師李進、杜明懷想調取當年的關鍵卷宗,法院說: 「沒有必要。」 開庭時,律師想發言,剛說幾句,法官就開始警告。李進律師講了十分鐘,一次訓誡,直接被請出法庭。下午,杜明懷律師更慘,五分鐘內,八次警告,一次訓誡,也被請出去了。 辯護席空了。法官問被告人劉學慧:「你是自己再請律師,還是我們給你指派法援?」 這效率,嘖嘖。 律師的作用,在這裡被壓縮到了極致——大概就是來證明一下「我們開庭了,有律師在場(過)」。 劉學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師!」 但聲音,可能飄不出那個「沒有必要」調取證據的法庭。 把這些碎片拼起來看,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法律條文寫得越來越細,程序規定越來越全,但實踐中,那句「我審故我在」的潛台詞,似乎總能壓倒一切。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有時像個巨大的黑洞,把本該屬於公民的權利悄無聲息地吸進去。 南陽的畢法官還在等回復;溫州的王建東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親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師預備掃碼;阜新的劉學慧面對空席…他們都在各自的劇本里掙扎。 這齣戲演到最後,主角光環似乎只打在那個高高在上的「我審」之上。至於其他人?無論是想說話的律師,喊冤的家屬,還是試圖自證清白的被告,劇本給他們的最終指令往往異常清晰: 你辯故你滾。 法槌落下,有時宣告正義,有時,也像重重關上的門。門外的人,看著門裡模糊的光影,心裡五味雜陳。至於那桿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鎖進某個保險柜了,畢竟,當存在感依賴於審判的絕對權威時,異議的聲音,自然就成了必須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鐵門變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牆,看似透明,卻更難逾越。開鎖和關門的手法確實越來越藝術化了,但最終指向的目的地,好像從未改變。然而,鐵屋子縱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風,那偶然從門縫裡泄露出來的光,或是幾個清醒者絕望的吶喊,也足以讓外面的人窺見幾分內里的景象。畢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寫,被逐律師的背影,還有那七百位證人的發聲…… 這些並非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它們是刻痕,是印記。 當「我審故我在」成為一種傲慢的宣告,「你辯故你滾」成為一種粗暴的驅逐時,總有人會記得,總有眼睛在看著。或許今日的力量對比懸殊,公道看似遙遙無期,但正如黑夜裡無法完全禁絕星光,至少,三月的這些喧囂與被壓制的喧囂,讓我們聽到了沉默被打破的聲音,哪怕微弱,哪怕艱澀。至於那桿叫「公平」的秤,它或許蒙塵,或許被藏匿,但總有人記得它應有的模樣,並在尋找讓它重見天日的機會。 寫於2025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