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 拟推动立法结束川普关税政策
2026 年 11 月 9 日
网络图片 文丨王思思 编辑丨杜雯雯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网络图片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网络图片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网络图片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网络图片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网络图片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网络图片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网络图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网络图片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网络图片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与权捆绑 与虎谋皮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逆天改命。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的力量，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干体V
早上国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给惊呆了，不夸张的说，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财新网报道说：“这项近百年来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料将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就不说了，拟对中国关税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这生意还怎么做？兹事体大，不宜开玩笑，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计，如题：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内需，问题就在于如何促进？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种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条，促进工资增长、促进生活消费、强化信贷支持等等，其中第7条也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特别重要，但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顺带提一句，因为已经结束了，如我们所知，今年只涨了20元/月。要靠这个提振消费实在力不从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盐的消费量，如很多网友说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来，该方案全文4304字，没有比“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1个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内需不足就是个人消费占比太低，目前只占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国超过了70%（所以人家敢打贸易战）。正如我之前在《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中说的：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 中国不是没钱，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钱搞福利。中国人生产的东西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后中国人自己没钱消费，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合理，这里不合理并不在于传统说的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胡花乱花给浪费了，比如各种无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一文中说的，2023年财政对2200万退休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额外补贴了超过8000亿元，对收入最低的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才补贴了3681亿元。 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提振内需”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人，而无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个人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不能吃十顿饭吧。 上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15条，专门拿了整整一条来谈“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3月7日，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来三室一厅——中国那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责任实在太大了。这事儿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观念，干嘛不先去帮那些连“旧”都没有的人买起来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底层人群（主要是农民）有消费能力，消费占比是不可能提升起来的。个人消费占GDP40%，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尽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潜”了，消费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要找人帮忙的——他没钱，你给他发一点就好了嘛。 那找谁帮忙，给谁发钱呢？我认为农村老人是一个最佳选择，作为福利开支，关键是甄别成本，最好是找一个群体，一视同仁无需甄别的发钱，那么中国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他们的贫穷是普遍的，一个月两百元的养老金连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够，应该给他们发；发给他们的钱会被花掉，因为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消费，想存起来也不行。很多觉得农民不消费，这是错的，如果每个月有稳定的大几百上千元养老金，他们自然会敢于消费——消费这事儿谁不会呢？ 这不仅仅是济贫，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超乎我们想象，简单的说，它能真正盘活农村经济。发钱看似简单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业补贴等等）都有效，因为它在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它的乘数效应比计划手段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家电下乡就不如直接发钱，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对家电有什么执念？凭什么认为农民应该去添置一个家电而不该去买块肥肉呢？如果还不明白，去看看这些年拼多多的发展，就知道市场的力量才是盘活农村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不要忘了，这些农村老人，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赡养父母一直是这些外出工作的农民的孩子的沉重负担，如果农村老人每个月有几百上千的养老金收入，农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费了？不止于此，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人还会回到农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可以领取，不用为自己的暮年忧心忡忡，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也就更大胆一些了？想想看，这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空间？ 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盘活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最不敢消费的那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提振内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收关税一样，我们也应之以“国家紧急状态”，先拿出7000亿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500元/月，不要等来年，现在就行动。然后，再用一两年的时间涨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来，我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十四亿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盘活，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不要到今天还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想着盘剥别人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双赢”，让别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如此也才能长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国个人消费占到GDP的60%-70%，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时候怕什么贸易战，如果川普还能连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岂不美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往事和随想
网络图片 一辆小米SU7爆燃，导致三人以惨烈方式罹难。 事故调查结果未出，舆论战火已经烧至雷军身上。 事故过程中的诸多问号尚待拉直。这两天网上的质疑和诘问铺天盖地，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这种调查未赋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户维权难”，依稀成为这起标志性车祸的隐喻和注脚。 也许事故车驾驶者并非完美受害者。但无论事故调查结论如何定性，小米汽车和雷军都需要一场审判。 这场审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层面。 此时此刻，如果雷军站出来坦诚地亮明两点，这场审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军可以说，包括小米在内的NOP功能，都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能力，但缺乏处理意外情况的经验。 其二，雷军可以说，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 即便此次面临重大舆论危机，上述两点也决计不会经由雷军之口说出的。 尽管此前马斯克已经承认: “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需要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此前没想到这么难, 但回想起来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眼下对于小米雷军而言，静待舆论潮水消退，尔后继续比赛狂堆各种技术参数，营造“低价买豪车”幻觉，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前述两句话也适用于其他造车新势力品牌企业。因为近期以来，他们都有过相关技术信仰的极致化演绎。 比亚迪高调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提出要开创“全民智驾”； 吉利推出五套阶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驾系统”； 奇瑞推出四套智驾系统，命名“猎鹰智驾系统”； 蔚来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颗车规级的5纳米高阶智驾芯片，经过三年多时间打造”、研发金额“相当于1000座换电站”…… “巨资研发”、“智驾普惠”噱头下，视觉大模型、端对端系统等概念被极力渲染。 严格说来，他们都应该接受一场审判。 原因在于，他们将智驾技术理性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 不仅将智驾技术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这一技术实践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社会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为何单单要审判雷军？ 其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硅谷“技术奇点”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后，将产品包装为“技术圣物”，将普通消费转化为信徒的“皈依体验”，完成从产品消费到精神皈依的转化。 其秉持技术原教旨主义，以个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将企业家身份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布道者”。 雷军及米粉群体对智驾产品顶礼膜拜，对其技术发展无限乐观，对技术统治思维日益骄矜，创造了一种建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宗教信仰。 他们通过智驾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智驾万能”“智驾无限”“智驾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不断形成对智驾技术的社会化崇拜，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 笔者并非技术恐惧者，乐意接受并支持发展智能等新兴技术，肯定包括小米在内发展智能技术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建构发达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将人放在主体地位，以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去发展，毕竟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驾技术和产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种“可知”、“可信”。 所谓“可知”，是指确保智驾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消费群体理解和掌握。 所谓“可信”，则意味着智驾技术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 如果小米智驾技术兼具可知、可信特征，更多体现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车协同的不和谐声音。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对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术拜物教，是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构建极端秩序化和高效社会生活的映射。 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一种异化行为，人类加诸之上的宏愿永远无法达成，却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对技术的极端崇拜无论多么虔诚都不会带来利好改变。 以小米为代表的智驾技术，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无限抬高和过分美化，俨然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技术资本权利的“暴力美学”，以崭新物神的姿态，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鲜外衣。 这场审判的意义，目的在于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体现智驾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绝对的优先权。 这其实也可以是一场雷军的自我审判。立足点是跳出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陷阱，如何将智能技术置于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减少智能技术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避免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恳望雷军们能够读进去。 而他们正在努力做的，或许是如何逃避这场审判，甚或乐见信徒们手持小米“技术圣经”，对遇难者家属和质疑的公众，发起一场反向审判。 为防失联，请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老萧杂说》小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最近我看到有大学生在网上抱怨，现在大学的形式主义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 我找了两个帖子，作为例子。 学生一的自白： “我上大学后怨气异常重，你敢信大学生要每天早上七点要上早自习？？？晚上宿舍里面十一点半才安静得下来，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七个多小时，特离谱的是还有自律姐六点起床晨跑，我每天都睡不醒，专业课老师不讲重点，水课学习委员和班长还帮老师抓逃课的。” 学生二的自白： “现在大学的风气好压抑，快救救我们吧，我和我身边上大学的朋友没一个精神状态好的。 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课、攒不玩的学分、除了一课还有二课堂学分，德智体美劳每个都要修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上课的路上，放了学还有作业，每门课都有大作业或小组作业，每节课都有点名签到，旷课达到一定次数这门课就只能重修了，学校的课80%都是水课，水课居然还留作业还贼多。杂事巨多上学上的头大，想自己学点有用的吧都被水课和作业和一堆形式主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挤占了。 上个大学感觉被榨干了。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 看完这些大学生的自述，我真挺庆幸自己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轻松自由——尽管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初步迹象，但相比现在还是要好很多。 网络图片 这两年，关于校园形式主义的愈演愈烈，在网上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抱怨和吐槽。 一开始，很多人抱怨高中生的生活太痛苦压抑了。 而后，这种抱怨蔓延到了初中和小学。 然后是大学。 再往后，蔓延到了教职工、围绕学校工作的所有人…… 但凡与教育有关的人，没一个人不痛苦、不压抑，甚至都有种趋向于变态的感觉。去年我也写了文章，关于学生和老师寻短见的事件频发——当时大约连续发生了四五起，这还是我们在媒体中所能看到的。 当我们对这些现象已经感到麻木，我想问的是：形式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何这一切无法被阻止？ 我的答案，是过多的“社会管理控制欲”。也就是说，“要管一管”这个思维成了社会的主流，每一个人都觉得只有依靠管着，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以及才能获得安全感。 好像只要一不管，这社会就彻底乱了，发展也无从谈起。 在这背后，其实就是上层管理者对于控制欲的无尽渴望与追求。 当我们谈论制度、管理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但事实上，制度和管理的背后还是人，是人性决定了管理方式。 所以，问题的根源也出在人性之中。 网络图片 在一切都相对松弛的年代，人性总体来说也是有所不同的。管理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放手自由去干”而不是“跟着我指定的方式去干”。 比如说对待学生，那时候寒窗苦读更多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比较私人化。努力不努力全凭自己，老师也不会苛求学习之外的其他细节。 所以那时候价值观也更多元化，课后老师还经常跟学生混在一起打篮球什么的，大家都活得比较有“人味儿”。 在经济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在“放手去干”的年代，除了法律有限制，基本上再看不到什么其他规矩。做生意的人大展神通，将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融入商道，各种创新发明也层出不穷。 文化领域更不用说，没什么固定的价值观需要宣扬，各种各样百花齐放，只要创作本身是优秀的即可。 但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干”。 “管一管”逐渐取代了“自己干”的思维，成为社会主流。背后则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要试图抓住一切、控制一切，才觉得安心。 网络图片 从经济上来说，是从自由经济发展到了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则是跟着“统一指挥棒”来的。指挥棒要搞新能源车，就全国各地上马项目，大家一起蜂拥而上，最后骗补贴、内卷都来了。 各地方的招商不再是因地制宜和花样创新，而是跟着产业指挥棒走。比如这几年在很多地方，没有挂上“高新制造业”这个边，你就别想被招商引资。 到了教育领域，就更是如此，“管一管”早就超越了分数这件事，而是拓展到了学生的一切领域、一切生活、所有时间。 如果没有每分每秒都盯着学生，似乎这些学生就要“瞎搞”似的。 所以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严格监控学生，拴住他们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处隐藏。让他们没有社交、玩耍、发呆、疯疯癫癫的机会和空间。 学生不需要人味儿，他们在管理者眼中只是机器。 网络图片 教职工也一样，他们是完成这个“无死角监控”的执行者，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被监控者，要接受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 于是，无穷无尽的报表、汇报、考核、检查就来了。检查者自己也疲于奔命，但又不能放松，于是形成了“每一层都累得半死怨声载道”这种状况。 “管一管”，成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感、强迫症，像烙印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 那么再往深了说，根源又在哪？ 其实还是在于“层层检查”的这种对上负责制。往上追根溯源，你总能找到一个负责检查下一级的“领导”和“上级”，于是，从上往下就开始层层加码，每一级都不敢怠慢。 从社会人性上来说，也正是因为发展到了瓶颈期，所以管理者才试图抓得更紧、管控更多。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越抓紧，其实发展越受到阻滞。 当一个社会以“不控制就没有安全感”为基调时，发展进步就一定会停滞下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 如果想要依靠“多管管”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么结果注定只能是恰恰相反。 （全文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电动车时代，车祸似乎具备不同寻常的意义。 成都有一位媒体老师去年夏天目睹一辆车燃烧，后面的几天他一直在关注新闻报道，然而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也是开电动车的，这让他很焦虑：燃烧的是什么品牌的车？ 新能源新锐们在舆论市场非常活跃，当然是指在删帖方面。另外，国产新能源还有一层意义，它是爱国的象征。 “国产”和“特斯拉”构成一对相对应的“概念”，背后甚至各有一套观念的体系。 这次小米SU7电动车燃烧事故，3名从武汉去安徽考公的女生死亡。有一点倒值得肯定，小米公司很快证实是自家的车，并且表示配合调查。 当事人家属也在网上发帖： 我觉得最悲哀的是这样一句，“雷军，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 这位悲伤的家属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困境：粉丝与偶像这样一种新关系，不仅正在影响、重塑很多人的生活，也在产生新的悲剧。 如果他购买汽车，是出于品牌或者价格，都更好理解。如果他仅仅因为喜欢雷军就选择小米汽车，这种“多余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又该如何抚慰呢。 过去一段时间，雷军是网上最火的人，他几乎每天都能上热搜。看上去他能应对自如，甚至体会到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段子：雷总以前的友商是华为、OPPO，现在的友商是奔驰宝马，以后的友商是王一博、肖战…… 各路大V都纷纷转发。这也许不是小米公关的主动作为，而是一种自发的合唱——因为这种合唱，雷军才偶像化，甚至开始意识形态化。 但是恰恰这种“合唱”才是危险的。 它造成某种新型的消费者，人们产生购买，不再是主要基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一个人、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情绪买单。 “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还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强调的是一种特别关系，一种“粉丝特权”。 这是真正的“无权者的权利”，粉丝为偶像而狂热，也就天然认为偶像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这是整个事件中特别让人悲哀的一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前段时间司马南偷税漏税被查的时候，很多人狂欢，我在稿子里说这不值得雀跃，司马南这样的人，能混到一年光流量收入就几千万这种程度，说明“傻逼共振”非常给力。而在这种共振之下，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司马南倒下了，自然会有千千万万个司马南站起来。 问题不仅在于司马南，更在于无脑的支持者。因为正是有了巨量的后者，才能让前者得到市场。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 我想说的非常简单：人们必须理性，才能制造出理性的土壤。人和土壤，两者不是谁成就了谁，而是相辅相成，是互相成就。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就会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制造他们想要的内容。市场从不缺逐利者，缺的是思考者。 小米su7这次的车祸事件，在网络上呈现了一种相反的状态，真正理性的探讨非常少，要么争吵，要么谩骂，互相攻击。 你能看到的是，两个阵营在开战，而不是两种态度在理论。两派人马杀红了眼，根本不是在分析事件，而是在捍卫各自的阵营，俨然一场网络圣战。 可关键是，什么人最爱这种混乱？ 我觉得应该是“能掌控这种混乱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参与者都是“棋子”，你方人多又如何？他可以花钱买水军翻盘，也可以通过平台方翻盘，甚至合理合规的花钱买热度（微博上直接有这样的按钮，花钱买曝光量）。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好几千万，棋子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可对于身价多少多少亿的人来说呢？那都不叫事儿。 因此，“棋子”是否不应该喜爱、推崇，甚至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去支持这种混乱？ 这其实是很难的，大家谁都不服谁。凭什么我可以说你的话不理性，又凭什么你可以说他的话不理性？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理性的，他人是个白痴。 所以，巨难、无解。纯粹的理性，和理想国无异，是纯粹的天方夜谭。 也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以及做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你属于哪个阶层，就是哪个阶层，先接受这是现实，再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看小说，去幻想自己是小说主角，然后说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话，因为你没有在其他阶层的圈子里生活过，他们的输出，能更容易的混淆你。 要知道，没什么不能伪装。 我昨天的稿子谈论小米su7事故，其实相对而言已经很中立的就事论事了。但有的评论依旧认为我“污蔑了雷军”，骂得污秽不堪，连系统都看不下去，直接给他屏蔽了。 可事实上，有吗？我污蔑雷军什么了，我只是我没有舔他，只是就事论事，这就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代换成了雷军，觉得我关注了你，我看了你的文章，你竟然不站在我这边？ 这不就和看小说一样么，然而，大家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啊！ 倘若你以“做自己”的态度看的昨天那篇稿子，那么绝不会认为我在污蔑雷军，认为我在说小米如何如何。相反，你可能觉得我还夸了小米两句，夸他们这起事故后，热搜上挂了一大堆的词条，让人们议论，质疑。 什么意思呢。 你不理性，那么不理性的内容就会输出给你。你幻想自己是小米的老板，那么适配你的内容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如此，类似的输出便铺天盖地。土壤自然而然的变了。 相反的、对小米憎恶的内容和拥趸也是这般。 那么此时，在一个不理性的环境中，在一个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的地方，当事方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慢慢变化。 我刚看了一下热搜上“雷军回应”的评论区，清一色“雷总”，全都是好话，仿佛这两个字就是标配，所有人都认可小米，以及在这起事故里完全站在小米一方。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呀，小米方就算脑子被门夹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吧。 但小米却这样干了。因为这样无脑可笑的手段，正好适配那样疯狂偏执的市场。 既然市场需要无脑，那对小米而言，理性可以去死了。 最后还是我昨天稿子结尾类似的意思，拒绝理性，为疯狂和无脑添砖加瓦，就是在倒逼着土壤，越来越贫瘠。 而这个现实，正在雷军的评论区，开始上映！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来源：第十六届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 主题：《家访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体的人》 演讲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我对教育理解的起点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 一、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 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现在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 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 “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这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观察。 网络图片 课堂即田野： 《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教育观察 一、同样的起点，让我感受到一种现实：文凭快速贬值 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个基本事实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非常少。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事实是这样，我们该怎么面对？ 二、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 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学生有这种反抗性，表明他还有生命力。 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 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 三、基本趋势及反思 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 学生就业能怪学校没教好吗？无论学校教得如何，学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人”？ 我去家访，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多事了。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为什么要去学生家？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 一、三个男孩的创业故事 讲讲我教过的三个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 2014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观察他的生活状况。 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他们家在云南腾冲，跟缅甸很近，家里有个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 我问章韬，“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 他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后悔。” 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黎章韬的成长，社会教育给了他很多滋养。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 网络图片 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 还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 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调剂一下，他有名校情结，不去。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还因为他是做国学教育的，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 我想为什么何健能做成这个事情？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 网络图片 再讲一下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 因为摆摊，他很早就很有经济意识了。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他会观察父母是怎么赚钱的，他说：“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 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 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的书有很多盗版，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帮我维权。 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 二、来自家庭滋养的共同特点 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 （1）丰富的人际网络 例如，何健家虽然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妈妈在他十四五岁时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整个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们村里没有抑郁的孩子。看起来傻傻的孩子，我们也带着他一起玩。我觉得，特别多人的群体，很自然的人际网络，本身对小孩来说就是最好的滋养，打架也能自己处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对规则的维护，都是通过游戏达成的。 但现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没有这些保障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所以广东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让自己怎么活下来，不读大学也会活下来，那种意识更强一些。 （2）劳动教育的力量 我的书里也写过另外一个男孩子，来自台山的罗早亮。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孩子必须学会做饭。他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依然会被他的妈妈叫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他也跟很多学生一样，在2019年毕业后，找工作折腾了很多时间，最后在当地小学找到了一个有编制的学校。他很开心，尽管是学中文的，校长让他教数学，他就去教数学。他还很有公益心，因为学校前面的立交桥没有红绿灯，他会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学校很偏僻，平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内心特别的笃定，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妈妈的话，想起了他整个家庭教育所给予他的最后的依托，来自日常生活的，我们看不见的很细腻的、很细节的，但是渗透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因素。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有可能不是数据特别漂亮的、名号特别光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讨人喜欢，别人愿意跟他来往。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无形滋养的素质在滋养他们。 网络图片 （3）亲子陪伴，尤其是祖辈的情感滋养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观察到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祖辈的情感滋养，帮他们跨过很多人生的难关。我以前没那么深的感觉，但是我去学生家以后，亲眼目睹他们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后，我就说不用担心，你们在社会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种强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辈无条件的情感滋养，对一个孩子来讲简直太重要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快8岁才上学，我爸爸都忘记送我上学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后送我跟两个表妹一起上学。我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尽管我七八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加减乘除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华德福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环境。可是那些东西在整个教育表达里面，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学生的家长都会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做个善良的人，不要怕吃亏。在关键时刻的那么一点点利他心、妥协和让步，可能就给了孩子新的机会。 我在《去家访》里面写到了一个女生，她是家里的老大。 她当年去中建五局实习的时候，来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学生，她是一个专科生，但二三十人里面就留下了她一个。她问老总：“为什么最后是我留下来了？”老总说：“你是所有大学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前台水桶换水的人，特别勤快，我就想招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单位想招一个特别可靠的人做财务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职了，年薪还蛮高的。 她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了她勤工俭学的机会。暑假时她会把老师办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干净。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但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她特别可靠，人品特别好。这些不能进入到特别光鲜评价指标的品质，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在社会上扎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学生，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一个孩子，即使他没有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天赋，但他如果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样有往前走的动力。怎么培养这个责任感？我很多学生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撑。比如说我的学生何境军，他说他是个“烂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爷爷被欺负了，为了爷爷他要好好读书。第一年考大学他没考上本科，他就复读了一年，因为他奶奶说他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 网络图片 如何助力年轻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质 我特别赞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们要先考虑成人的问题，再考虑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会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谓的成才也是空中楼阁。我觉得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离不开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如果孩子没有情感、也没有自由的心灵，他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给孩子们一张厚厚的精神垫子 家长要给孩子搭建精神的垫子，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弹性和伸缩性，给予他们爱的支撑，而不是抽空他们精神的垫子，让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心灵境地。 三、警惕鸡娃对于孩子觉醒能力的破坏，呵护孩子的元气 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不要太去鸡娃，根据我的观察，其实鸡娃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当时有一点点用，只要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学校：尽可能在夹缝中给孩子更多透气空间 我建议，咱们的学校尽可能让学生多一点自由，让他们多玩一下，下课的时候不要管那么紧。他们可能到大学里面就会更活泼一些，更有创造力一些，更觉得活着有意思一点。 五、社会筛选的网眼要大，给年轻人更多容错空间 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不要用太细的标准去筛选一个人，没必要的。应该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心灵生态。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动。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尽可能给我们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前途。 谢谢大家！ 网络图片 作者：新东方家庭教育主创团，新东方家庭教育（ID：xdfjtjy），传递专业家庭教育理念，提供海内外家庭教育资讯，分享可吸收、可操作的方法和建议。让持续地学习成为家庭的习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C计划
网络图片 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说该是万物复苏。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却带着点倒春寒的凛冽。告别这个魔幻的三月，盘点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会发现一条简单粗暴的逻辑正在上演：我审故我在，你辩故你滚。 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剧，主角们身份各异，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还有一群即将拿着二维码的律师。 剧本第一幕，发生在河南南阳。 主角叫毕祺祺，是个90后法官。他妈冀廷梅，一个曾经带着乡亲们搞玉器市场发家致富、拿过各种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连带着十几个亲戚，咔嚓一下，全进去了。 毕法官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母亲冀廷梅搞的市场，商户们交管理费，按材料里的说法，七百多个商户都站出来说“我们自愿的”，没觉得被强迫。可警方不信，非说这就是强迫交易，是涉黑，还放话威胁证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请律师有用？” 甚至连律师都被围堵，被称为“假律师”。 毕法官寻思，别人不顶用，亲儿子总得上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员可以给近亲属当辩护人。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题。他把申请递到南阳淅川法院。结果，法院拿着这道送分题，愣是做成了一道： 奥数压轴题。 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法院就是不给答复。上一级法院也打太极，“等回复。” 一个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内救自己的妈，发现自己被自己服务的系统给“等回复”了。这扇门，对他这个“内部人”都关得严丝合缝。 毕法官心里苦，但估计说不出。他爹妈被抓三年，他一直试图在体制内沟通，结果发现，越温和，越容易被当空气。 这扇门背后，可能藏着法院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也许是怎么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么回事。 毕竟，南阳这案子，怪事不止一桩：七百证人不如几句恐吓，律师阅卷难，看守所玩失联，案子还能拆开审： 程序正义？那是什么，好吃吗？ 所以，毕法官能不能给他妈辩护，这真不是法律问题，南阳法院在等什么？等风头过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属自己放弃？ 毕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转到浙江温州苍南。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 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 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 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这操作，让人梦回古代公堂——“大胆刁民，还不从实招来？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听则明”的老话，看来没传到苍南。他们可能觉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么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别废话，跟着检察院的调子走就对了。 王建东的律师想较真，提了管辖权、证据、公开审理这些基础问题。法院更干脆，直接把这些定义为“辩护意见”，然后以此为由： 剥夺了律师的出庭权。 这逻辑闭环了：被害人必须同意检方，律师质疑就是捣乱，捣乱就别来了。齐活。 所以你看，有时候，“被害人”这顶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没觉得疼，有人非按着你说： 你疼，你必须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要给儿子林军丞辩护。儿子被控敲诈勒索，说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讨债讨成了敲诈。老太太不信。 法院规格挺高，常务副院长亲自坐镇。一开始也挺客气，法官同意老太太当辩护人，口头也答应了可以复制案卷。 老太太心里刚热乎一下，没想到院长王良军发话了：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亲友辩护人“经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关键就在这“经法院许可”五个字。 解释权，看来牢牢掌握在院长手里。 于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来天）的庭前准备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堆积如山的案卷： 这哪是辩护？这是对老太太进行体能极限测试。 法律给了权利，现实砌了堵墙。这墙不高，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就是天堑。最终辩护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让你辩，也可以让你辩不成： 手段多得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四幕，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律师群体。 安徽蚌埠司法局灵机一动，给律师们发了个专属“健康码”。以后，律师事务所出函，必须带二维码。法院、检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师，请出示您的二维码。没有码，对不起，您的业务我们不受理。 美其名曰，“压实律所管理责任，减少私自收案收费”。 这码，仿佛成了律师执业的紧箍咒。以前是认章不认人，现在是认码不认人。万一系统抽风，或者信息录入稍有差池，律师们就得在办事窗口前，体验一把“码到成功”或“码上失败”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师执业行程码、大数据轨迹追踪？想想都带感。 最后一幕，必须得提提“刑辩不过山海关”的新注脚。 辽宁阜新，退休法官刘学慧被控“滥用职权”。二十年前，他递交审委会后，按院领导指示给一个重病犯人办了取保候审。如今，领导隐身了，他成了背锅侠。 辩护律师李进、杜明怀想调取当年的关键卷宗，法院说： “没有必要。” 开庭时，律师想发言，刚说几句，法官就开始警告。李进律师讲了十分钟，一次训诫，直接被请出法庭。下午，杜明怀律师更惨，五分钟内，八次警告，一次训诫，也被请出去了。 辩护席空了。法官问被告人刘学慧：“你是自己再请律师，还是我们给你指派法援？” 这效率，啧啧。 律师的作用，在这里被压缩到了极致——大概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开庭了，有律师在场（过）”。 刘学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师！” 但声音，可能飘不出那个“没有必要”调取证据的法庭。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条文写得越来越细，程序规定越来越全，但实践中，那句“我审故我在”的潜台词，似乎总能压倒一切。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时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南阳的毕法官还在等回复；温州的王建东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亲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师预备扫码；阜新的刘学慧面对空席…他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挣扎。 这出戏演到最后，主角光环似乎只打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审”之上。至于其他人？无论是想说话的律师，喊冤的家属，还是试图自证清白的被告，剧本给他们的最终指令往往异常清晰： 你辩故你滚。 法槌落下，有时宣告正义，有时，也像重重关上的门。门外的人，看着门里模糊的光影，心里五味杂陈。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锁进某个保险柜了，毕竟，当存在感依赖于审判的绝对权威时，异议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铁门变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墙，看似透明，却更难逾越。开锁和关门的手法确实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终指向的目的地，好像从未改变。然而，铁屋子纵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风，那偶然从门缝里泄露出来的光，或是几个清醒者绝望的呐喊，也足以让外面的人窥见几分内里的景象。毕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写，被逐律师的背影，还有那七百位证人的发声…… 这些并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们是刻痕，是印记。 当“我审故我在”成为一种傲慢的宣告，“你辩故你滚”成为一种粗暴的驱逐时，总有人会记得，总有眼睛在看着。或许今日的力量对比悬殊，公道看似遥遥无期，但正如黑夜里无法完全禁绝星光，至少，三月的这些喧嚣与被压制的喧嚣，让我们听到了沉默被打破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艰涩。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它或许蒙尘，或许被藏匿，但总有人记得它应有的模样，并在寻找让它重见天日的机会。 写于2025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