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後 大陸商家如何處理沒賣完的粽子引熱議
2026 年 6 月 22 日
文 | 難得君 清晨六點，北京某條背街小巷裡，三十歲的外賣員王建國正蹲在電動車旁啃冷饅頭。手機突然震動——系統派發了1.5公里外的早餐訂單，限時15分鐘。他匆忙咽下最後一口，頭盔下的臉龐被寒風颳得通紅，這個河南漢子已經在送餐路上度過了第三個春節。 4月21日，京東發布《致全體外賣騎手兄弟們的公開信》。 京東表示：近期，有競對平台再次玩起「二選一」遊戲，強迫各位騎手不能接京東平台的秒送訂單，如有違反，會採取封殺措施。過去，各位騎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間自由接單，才能保證自己的收入。因個別平台「二選一」行為，大家的收入會降低16-25%左右，我們對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對個別平台違法違規行為表示譴責。 （某平台那兩個字不能提，寫出來對方律師就會起訴，牛逼的不行） 這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業結痂的傷疤：頭部平台強制騎手「二選一」、十幾年未繳納社保、每百名騎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賣江湖的「隱形霸主」。 在朝陽區某配送站點，四十多名騎手擠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傳閱這封信。牆面貼著「單王月入過萬」的橫幅早已褪色，角落裡堆著磨損的頭盔和護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斷腿，平台給了200塊慰問金。」來自河北的騎手老張摸著膝蓋上的膏藥苦笑。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商戰，而是公開信里那句「未來三個月招聘十萬騎手」，這意味著本就稀薄的訂單要再被分流。 海淀區某三甲醫院門前，二十多輛電動車擠在樹蔭下。兩個騎手盯著手機嘆氣：「搶單外掛越來越多，我們這些老實人連湯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產中介的小劉掏出記賬本：上月跑了287單，被扣超時費9次，實際到手5832元，剛好夠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補習費。 這不是個別現象。平台用精準演算法製造著「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輕鬆好單，三個月後路線越來越繞；雨天加價吸引接單，到達時補貼突然消失。更殘酷的是「微笑行動」，騎手每天要隨機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沒露齒笑就扣分。 在演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被馴化的數據。 夜幕降臨，朝陽區某商業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賣燈箱。在這片「幽靈廚房」聚集區，80%店鋪沒有堂食。油膩的過道里，三家共用的廚房正同時製作著「輕食沙拉」「老北京炸醬麵」和「廣式煲仔飯」。來自重慶的廚師老陳邊炒菜邊吐槽：「平台抽成從18%漲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這些掙扎最終轉嫁到騎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騎手李大海連續收到五單某連鎖品牌的「爆款粥品」，送達時才發現五個訂單來自同個料理包加熱點。當他渾身濕透地懇求顧客別打差評時，手機又響了，新訂單配送費比平時多2元。 那個讓全網揪心的腦癱女騎手，或許是最殘酷的隱喻。七年送餐73000單，磨損的六輛電動車見證著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與爬起。當她在鏡頭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擠出笑容時，評論區卻充斥著「身殘志堅」的感動。 沒人追問：為什麼社會保障網漏掉了這樣的群體？當我們在短視頻里為勵志故事點贊時，可曾想過這是制度缺位的恥辱？ 更荒誕的是企業塑造的「逆襲神話」。某平台宣傳的「單王騎手開賓士」，經媒體調查發現是區域代理商的兒子；劉強東送外賣的溫情視頻背後，是京東要求騎手每日在線12小時的考核新規。這些精心編織的童話，正在將系統性困境轉化為個體奮鬥的雞湯。 在亦庄某騎手權益研討會上，法學教授展示了一組震撼數據：外賣員時薪已從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傷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東公開信發布後，多個城市悄然出現騎手休息驛站，雖然多是企業合作的廣告點，但至少提供了免費熱水。 改變或許正在萌芽。杭州有騎手自發組建「配送聯盟」，通過集體議價爭取保險費；深圳出現首個「騎手勞動爭議調解中心」；就連被詬病的演算法，也有平台開始測試「10分鐘彈性緩衝期」。這些細碎的火星，能否點燃行業變革的篝火？ 凌晨兩點，國貿橋下車流稀少。剛剛結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電動車停在24小時便利店門口。玻璃窗映出他開裂的手套和結霜的眉毛，店內電視正重播著某經濟論壇的豪言：「數字經濟創造千萬靈活就業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寫字樓里，程序員正在優化新的派單系統；五公里外的居民樓，創業者在策划下一個「顛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細血管般的街巷中，百萬騎手仍在重複著搶單、飛馳、賠笑的動作循環。 當我們將外賣視為現代生活標配時，或許該聽聽朝陽醫院急診科醫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騎手車禍傷者，那是平台會員日沖單高峰。」 在這個被演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裡，每份熱氣騰騰的外賣，都可能沾著某個父親的汗水、某個兒子的鮮血。 劉強東上個月在朋友圈所寫：「利潤、市值和財富，不應該建立在底層百姓無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戰爭終會落幕，資本故事總有新篇，但那些在紅綠燈間穿梭的藍色、黃色身影不該被遺忘。 他們用肉身丈量著城市的溫度，用速度透支著生命的長度。 當某天我們不再把「困在系統里」當作時髦標籤，當社會保障真正覆蓋每個風雨兼程的身影，或許才能說：這個時代對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難得君
司馬南掉在地上的碗，被董明珠撿了起來。 2025年4月22日，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用一句「絕不用一個海歸派，海歸派里有間諜」引爆網路流量，宣告自己接過了司馬南的衣缽。 有人說，董明珠這段話放在格力顯得尤為諷刺：其引以為傲的空調壓縮機技術源於美國發明，慕尼黑研發中心僱傭著外籍工程師，但董明珠卻試圖用「不用海歸」來標榜「自主創新」。 還有人說，董明珠的愛將王自如不也是海歸派嗎？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董明珠的「間諜論」之所以令我感到後背發涼，不在於她作為企業家的用人偏好，而在於其話語邏輯與歷史傷痕的高度契合。 當她說「海歸派里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時，重現的正是當年「寧可信其有」的定罪邏輯：不需要證據鏈，只需要身份標籤；不依賴專業審查，只需要群體污名化。 這種思維的本質，是將複雜的人才安全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身份政治。 只要這樣危險的思維方式仍然存在，歷史的傷痕就無法痊癒——那些在特殊年代因「海外關係」被污名為特務的學者，他們的冤屈尚未完全昭雪，相似的思維病毒卻試圖借屍還魂。 上世紀50年代，錢學森衝破美國封鎖回國時，行李箱里裝著被聯邦調查局搜查過八次的科研手稿；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在羅布泊的荒漠中計算著原子彈數據；華羅庚在昆明郊外的茅草屋裡，用煤油燈照亮了中國數學體系的建構之路……這些載入史冊的身影，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海歸科學家。 他們中某些人不會想到，十幾年後，這份報國熱忱會成為自己的哀歌。 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關村福利樓外被刷上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標語，為海外歸國學者量身定製的罪名開始蔓延。 化學家蕭光琰，這位曾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助力中國石油工業突圍的學者，在遭到連續12天嚴酷審訊之後，與妻女服毒自盡，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研究成果在辦公室第三個抽屜」。 清華大學的周華章，芝加哥大學博士、留美期間公開支持新中國的「紅色科學家」，被大字報指控為「裡通外國」後從家中陽台縱身躍下，他參與編纂的《運籌學》教材至今仍是經典。 據統計，僅1950年代從美國歸國的科學家中，就有至少8人在那十年間被迫害致死，他們的專業領域覆蓋核物理、計算機、化學等關鍵學科，而他們用生命守護的研究成果，後來多成為改革開放後技術攻關的基石。 他們的大腦被需要用於破解「卡脖子」技術，而他們的靈魂卻被懷疑沾染了所謂資本主義毒素——既可悲，又荒誕。 最終，中國科技界付出了慘痛代價——根據《中國科技史》統計，那十年間自殺的副研究員以上科學家達142人，直接導致多個前沿領域研究中斷10年以上。 回到今天，教育部2024年數據顯示，我國重點實驗室負責人78%有海外經歷，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負責人海歸佔比超60%。 當全球科學界努力拆除知識壁壘時，某些人卻忙著在思想領域修築長城。 若按董氏邏輯推演，這些數據不再是人才優勢的證明，反而成了「安全隱患」的註腳。這種認知錯位，與當年將錢學森們先捧上神壇再踩入泥潭的歷史劇本何其相似。 更何況，在污名化海歸派這個群體時，董明珠或許忘了，作為一個資本家，她所代表的這個群體，在那十年間同樣是被重點打擊的對象。 榮毅仁的和平贖買政策被批判為「糖衣炮彈」，王光英的涉外商業活動被定性為「賣國行徑」，即便像年廣久這樣擺瓜子攤的個體戶，也被扣上「資本主義尾巴」的帽子。 那個年代的邏輯簡單粗暴：商業頭腦等於投機倒把，國際視野等於裡通外國。 所以，當董明珠把「不用海歸」包裝成「安全審查」，把市場選擇演繹為道德審判時，本質上是在重複「扣帽子」的民粹遊戲。 這種策略或許能收割短期流量，但付出的代價是撕裂社會信任，更是降低我國在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力——跨國團隊創新能力高於單一文化團隊早已是全球共識，而我國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醫學生物等領域的突破，很大程度來自海內外人才的協作。 歷史的經驗從不複雜：所有將知識流動污名化的時代，都會付出停滯的代價；所有用猜忌取代理性的社會，終將被文明進程拋棄。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特意將《紐約時報》關於錢學森回國的報道複印件贈予美方，提醒他們「科學家有祖國，但科學無國界」； 今天的中國正站在關鍵路口：是繼續做全球化的「接棒者」，還是退守為技術民族主義的「孤島」？
昨天批評了董明珠的不得體言論，評論區就炸出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比如這一位，認為董明珠是在宣傳防範間諜的意識，所以是好。 還有一位，原話被平台刪了，大概意思是：各單位其實都在明裡暗裡不招收海歸，董明珠是把這種事情直接揭發出來，四捨五入算是歧視留學歸來人員現象的吹哨人了。 當然也有腦子不太好的，像下面這位大姐，一方面支持董明珠，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後路也斷了。 還有的人說，格力早就不是國企了，董明珠作為董事長，她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是自己的企業。 大家都還沒有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正在意味著什麼。 董明珠本人，也是一個嘴比腦子快的人，她在會上說海歸可能是間諜的時候，可能心裡恨的還是王自如（香港理工畢業），其實她做的事情非常糟糕，開了一個很壞的頭。 這就是系統污衊一個群體，把他們指為專政對象。 大多數人沒有留學經歷，有些人的處境也不算好，看著有錢人心頭是有氣的。 董明珠利用他們心中的憤懣之氣，拉攏他們來孤立、迫害人數少得多的留學歸來人員。 對，迫害。 每個留學歸來人員都有間諜嫌疑，這是很嚴重的指控，這就是迫害，這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 這種挑動就像是小屁孩玩火兒，如果真的發動起來，是沒辦法剎住的。 有人說「反正我家沒人留學，我樂於看到有錢人被鬥爭。」 這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人生態度，建議不要活了。 開始是留學生有間諜嫌疑，後來就是留學生都是間諜了，接下來國內大學就會分成間諜校和革命校，最後所有好一點的大學就都是間諜校，然後發現經濟學、遺產學、社會學全都是間諜專業……快進到最後，戴眼鏡、穿牛仔褲的，全都是間諜。 希特勒為什麼從猶太人開始呢？因為猶太人是少數，到最後，所有頭髮不夠金、眼睛不夠藍，不想上前線的，就都是敵人了。 二戰時候的日本也有類似的迫害運動，就是「非國民運動」，你看左派書籍、有反對戰爭思想傾向、聽西方音樂，被街道、村裡發現了，就會說你「非國民」。 「非國民」就是間諜指控，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如果被打成非國民，配給不到米、買不到菜，被周圍所有的人嫌棄唾罵，最後就是死路一條。 八路軍跟鬼子打仗的時候發現鬼子很少投降，等好容易俘虜了鬼子，才明白怎麼回事，一來是日軍有反動宣傳，說落在中國人手裡會生不如死；二來是他們有真實的恐懼，如果自己投降了，家裡就會變成「非國民」。 有人說，老熊，是不是過了，董明珠就是一個企業家，她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第三帝國時期的保時捷、克虜伯是不是企業家？二戰前的三菱是不是企業？ 能成事的企業家，一般都有點狠勁。 他們不是無辜白蓮花，在關鍵性的歷史時刻，甚至都不是迷信強人，而是煽風點火，這非常不對，非常不好。 我喜歡程蝶衣的那句台詞： 你當今兒是小人作亂，禍從天降 。不是！不對！是咱們自個兒，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這步田地來的！ 低下頭，道個歉，說清楚你對王自如的怨念很大，一時間情緒失控了，不是針對所有留學生群體，大家一聽，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 以及董明珠應該覺得孟羽童是更傷她的前下屬嘛……不知道為什麼她沒有在格力全面禁用石家莊人…… 我是建議留學生組織、或者有留學經歷的朋友，提一個公益訴訟，起訴一下董明珠女士，讓她為這個言論道歉。 我因為從來沒有留過學，所以就沒法參與了，不過董明珠哪天如果說格力就不招石家莊人、不招河北人，我一定會挺身而出跟她干到底。 每個人捍衛自己的地頭和領域。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對社會上的歧視和不公，說一句公道話。 MAKE HEBEI GREAT AGAIN.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就叫熊太行也行
本文也許是在對牛彈琴，也許是想與虎謀皮。但無論效果如何，我們大致能夠看清，一個沒有敬畏、沒有底線的社會，如果再沒有「法治」的保駕護航，將會很快淪為活地獄。 4月25日，北京律師李國蓓通過社交媒體披露，她在長沙第一看守所會見當事人謝陽時，謝陽被要求接受極端羞辱性的檢查，甚至被「全身脫光、掰開p眼」。 而此前，湖南益陽「414案件」中，當事人羅樹中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了令人髮指的虐待：肋骨被打斷，被逼吃糞便、喝尿液，身體遭受嚴重摧殘。 這些事件，猶如一塊塊巨石，重重砸在法治中國的公信力之上，讓人們不禁要問：法治的尊嚴何在？司法的底線何在？ 這些令人髮指的行為，完全超出人類的想像力和行為底線，不僅是對當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更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褻瀆。 法治的本質是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而非成為某些權力濫用的遮羞布。當執法者以暴力凌虐代替法律程序，當看守場所成為羞辱與折磨的舞台，法治的權威如何能夠立得住？公眾的信任又如何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摧殘？ 法治的尊嚴，體現在對程序正義的堅守，也體現在對人性底線的守護。無論是羞辱性檢查，還是暴力虐待，歸根結底都指向一個問題：權力的濫用、監督的缺失、執法者人性的徹底淪喪。 執法者將法律賦予的權力異化為對他人尊嚴的隨意踐踏，甚至將看守場所變成「法外之地」。這不僅違背了法治精神，更與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背道而馳。試問，當司法程序淪為羞辱與暴力的工具，法治中國如何能夠贏得人民的信賴與擁護？ 令人欣慰的是，公眾對這些事件的關注與討論，展現了對法治的熱切期待。社交媒體上的廣泛傳播，輿論場中的強烈反響，無不表明：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從未減退，對法治尊嚴的捍衛從未動搖。這些聲音，既是監督的力量，也是改革的動力。司法機關應當正視這些呼聲，以刮骨療毒的勇氣直面問題，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動整改。 要重塑法治的尊嚴，首要的是嚴懲違法行為。無論是羞辱性檢查還是暴力虐待，相關責任人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肅追究。違法者不被懲處，法治的權威便無從談起。其次，要完善監督機制。看守所等場所不應成為監督的盲區，必須引入更加透明的外部監督，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此外，還要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法治教育，讓每一位執法者都明白，手中權力的邊界在哪裡，法律的底線不可逾越。 法治中國，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每一件司法案件，每一次執法行為，都是法治公信力的試金石。公眾對司法的信任，正是從這些具體的細節中一點點積累起來的，也可能在「掰開p眼」之類的醜聞中一點點被消耗殆盡。 司法高層應當深刻反思：如果連最基本的尊嚴都無法守護，法治的根基又如何穩固？ 今天，人民的p眼被可以被肆意扒開；明天，可能就會輪到你們的p眼、b眼！ 全面依法治國，是新時代的莊嚴承諾，也是億萬人民的共同期盼。讓我們以對法治的信仰、對人民的敬畏，守護好每一點尊嚴，捍衛好每一寸正義。起碼，請給「法治中國」留住p眼！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七點一秒
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關稅戰以來，擴大國內消費作為應對之策的聲音很高。其中的邏輯很簡單，美國人不買中國人買，以龐大的國內市場接盤「出口轉內銷」。 這一破局思路的確有宏觀數據支持。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及權威媒體發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為5246.5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88萬億元。同年，中國社零銷總額為48.79萬億元，同比增長3.5%。對美出口總額僅占社零銷總額的8%。理論上講，保持社零銷總額4%左右的年增長率，哪怕對美出口歸零也能靠內需補上缺口。 宏觀數據的加減法看上去解題不難。可是，現實果真如此嗎？ 01 經濟問題，不能離開微觀談宏觀，消費領域尤其如此。沒有微觀的供需匹配，就沒有消費增長。可是，微觀領域的消費行為，不是宏觀數據的加加減減。 我需要的是麵包，你供給的是襪子，我當然不會買。我一天就吃三個麵包，你再增加多少麵包，我也不會買。前者是供需不匹配，後者受限於邊際效應，這些都會影響具體的消費決策。這些消費決策上的「坎」，宏觀數據無法顯示，卻會直接影響「出口轉內銷」的市場前景。 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中，消費類商品的確是絕對主力。但是，這些商品的供給是匹配美國市場的消費需求，能否「出口轉內銷」，取決於國內市場的供需狀況。 以對美出口額中佔比16.5%的六大家電商品（空調、冰箱、電視機、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為例。近年來，國內家電市場因房地產低迷等因素影響，消費增長大幅放緩。直到去年靠第四季度的高增長，逆轉了頹勢，實現全年同比增長5.9%。 但是，這並不是市場趨勢的逆轉，而是大規模國補政策補貼的「大力出奇蹟」。國補出台前的1—7月中國家電零售市場規模為4722億元，同比下降4.3%。8月份後，政策發力推高了數據。12月達到高潮，同比增長23.4%。 不過，補貼政策刺激很難持久。家電總體上屬於邊際效應很明顯的消費類別，補貼刺激消費的作用是暫時的，尤其是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大家電」，價格再便宜，家裡也放不下多餘的。目前補貼效應的退潮已初露端倪。2025年1—2月，冰箱、電視機的內銷同比增長僅5%左右，洗衣機同比增長9%，「大家電」的補貼拉動已經放緩。 補貼政策持續發力的情況下，增長已然趨緩，政策退出後，增長還能持續嗎？內需趨於飽和的市場態勢不會因為政策刺激而改變。「一個蘿蔔一個坑」尚有富裕的國內市場，消納「出口轉內銷」的增量空間，即便有也很有限。 出口美國的六大家電品類中，比「四大件」更難樂觀的是「兩小件」。吸塵器和微波爐更是屬於補貼都拉不動的品類。微波爐因所謂的「健康顧慮」等因素，銷售連年走低。吸塵器本來就比較小眾，今年來更是因為掃地機器人等新產品擠佔了市場份額，淪為邊緣。這兩大品類的國內供給主要是為外銷匹配的，「出口轉內銷」的市場空間十分逼仄。 這種內需和外需之間脫節的情況，在對美出口的消費商品中並非個例。比如占對美出口5%左右的玩具，在如今國內低生育率的市場狀況下很難指望內銷有多大的增長。再如，佔比11%的日用雜件中的很多小玩意兒，諸如很「網紅」的競選紀念品、聖誕節裝飾品，幾乎都是為美國市場定製的商品，難言內需。 另外，佔比不高但增長迅速的新能源車及相關產業鏈產品，情況比較特殊。新能源車本質上是替代型消費，多賣一輛新能源車，就少賣一輛油車。所以，這類產品「出口轉內銷」的內需增長，要付出「一減一小於0」的額外成本。 總之，在對美出口商品「出口轉內銷」的市場預判上，宏觀數據簡單的加減法不足為憑。單一市場的消費市場趨勢預判都很難準確把握，何況是差異巨大的內外之別？ 對中國消費內需增長潛力高度樂觀是一回事，對美出口商品的內需匹配是另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況且，還要考慮對美出口受阻對國內消費力的負面影響。 02 市場需求內外有別，源於經濟紅利的消費能力是內外相連的。 過去40多年，中國的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外需」和「內需」無法割裂。對比歷年對外貿易總額和社零銷總額之間的數據，兩者存在較明顯的正相關。外貿好則國內消費力旺盛，反之則是國內消費疲軟。 最顯著的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受危機影響，2009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比上一年度大減14%，社零銷總額增速也從上一年度的21.6%跌至-0.5%。 當然，全球經濟危機對國內消費力的衝擊，肯定比中美貿易的局部衝擊要嚴重得多。但是，美國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美貿易占外貿總額的11.7%，中國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15%，中美貿易順差更是總貿易順差的30%，影響也不容小覷。 2018年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社零消費總額從上一年度的同比增長8.9%下降到8%。不到1個點的降幅當然在可承受範圍，但這對應的是中美貿易額下降14%，而且這一下降僅僅維持了一年。如果這次關稅戰導致更大比例、更長時間的中美貿易滑坡，對國內消費力的影響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其實，外需帶內需的正相關性並不難理解。我國的「消費版圖」和「外貿依存版圖」高度重疊。粵、蘇、浙、魯四大經濟強省，既是外貿主力，也是消費主力。外貿受涼，消費就會感冒。 這種聯動效應也並不是沿海經濟強省的「專利」，四川和河南兩大內陸經濟大省、人口大省也會受到波及。川、豫兩省的外貿依存度和貿易總額相對較低，但是出口的對美依賴度高達20%以上，高於所有東南沿海省份。而且，這兩個省份的出口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對美出口額雖然不高，從業的勞動人口並不低。就業和消費之間的關係，無需贅述了吧。 因此，中美貿易一旦遭遇重創，對內需消費力的直接衝擊並非局限於東南沿海地區。 總之，關稅戰陰影之下，對內需市場的消費力增長不能盲目樂觀。用社零總額強勁增長的歷史數據，套中美貿易的大變局，是毫無前瞻性的「算死賬」。數千億美元的對美出口受阻對國內消費力的衝擊，即便以最樂觀的估計，也很難得出國內消費保持正增長的結論。 沒有消費力的增長，內需市場如何接盤數千億美元的「出口轉內銷」呢？ 03 總而言之，大規模的「出口轉內銷」不能簡單地用宏觀數據加加減減來算賬。由此引發的經濟問題非常複雜，涉及面很廣，實際可能付出的經濟代價遠比貿易量的表面數據要高得多。 比如，對相關行業的產能衝擊。部分對美出口的大宗消費品，本身就有產能過剩之虞。像家電產品，2024年國內空調總產能在2.8億台左右，內外總銷量1.8億台上下，近億台產能過剩。電視機、洗衣機的情況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要是大量出口產能「刀刃向內」，國內家電產業將會「卷」無可卷，不得不採取「降本增效」。由此產生的「經濟賬」要算，卻又很難算得清。 再如，投資者信心對資本市場的長期影響。關稅戰不僅撼動了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還會波及地緣政治、地區安全局勢。由此衍生的種種不確定性無疑會在資本市場放大，對金融系統的承壓能力更是嚴峻考驗。 還有關稅戰對中國出口環境的「外溢效應」。雖然是中美兩國「神仙打架」，但是其他主要貿易夥伴難免擔心中國出口商品另闢市場「殃及池魚」，從而採取一些過激的貿易保護政策。 所有的經濟代價，最終都會向消費傳導，消費者永遠是經濟的終極埋單者。因此，對我們而言，關稅戰不是一道宏觀數據加減法的考題，而是一張從微觀到宏觀的龐大考卷，而且是一場難度很高的閉卷考試。如何在中美貿易大幅下滑的不利條件下提高國內市場的消費力，是這張考卷上的一道題，而不是答案。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關胖本胖
臺灣健保30週年： 創造全民均健，追求更健康臺灣 投稿者：邱泰源部長—中華民國（臺灣）衛生福利部 健康是基本人權，更是普世價值。提升健康不僅關乎增進人民福祉，更影響球各國的生存與發展。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 2025-2028年第14個總體施政規劃」(GPW14)，其中包含「提升衛生服務覆蓋率和財務保護，促進全民均健」之策略目標，呼籲各國就相關議題採取行動。 臺灣早已於1995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藉由整合不同職業身份的保險體系，於今納保率超過99.9%，實踐全面健康覆蓋，30年來，提供臺灣人民公平、可近性高、且有效率的醫療保障，也是臺灣社會安定及民眾健康安全的重要支柱與保障，更成為全球健康照護的典範，已經連續7年獲得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全球健康照護指標(Health Care Index)排名第一。 臺灣健保的財務運作採隨收隨付、自給自足的模式，並透過保費改革及補充財源（如菸品健康福利捐），有效應對人口老化及醫療成本上升的財務挑戰，確保制度的穩定與永續。 為持續提升我國民健康，我國賴清德總統於2024年提出「健康臺灣」的施政願景，期盼讓人民健康，讓國家更強，也讓世界擁抱臺灣。秉持以人為本，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的理念，積極擴大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服務。透過「家醫計畫」與「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提供慢性病患者全人全程的綜合照護；透過遠距醫療提高偏鄉地區服務可近性，也透過推動長期照顧與安寧療護的一體化服務，落實在地安老，確保全方位全人全齡有尊嚴的健康照護，實現健康平等的真諦。 此外，WHO於2021年發布2020-2025年全球數位健康策略文件，提出加速發展及運用以人為本(Person-centric)之數位健康方案，以預防、偵測與應對傳染性疾病，建立相關基礎設施和應用健康數據以促進健康與福祉。臺灣持續運用其資通訊優勢建構高成本效益及效率的衛生體系及服務，包括健保雲端系統提升病歷互通效率，並藉由快捷式健康照護可互通性資源(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FHIR)標準推動國際醫療資料的交換，透過AI輔助技術推動智慧醫療發展。虛擬健保卡與健康存摺APP實現了建立即時健康資訊管理，促進民眾作出有利健康的決定。 另自2008年起，我們引入醫療科技評估（HTA），以實證為基礎的政策決策促進新藥的快速納入健保，2023年首次納入基因及細胞治療藥品，開創精準醫療的先河，改善患者的治療選擇。我們也運用創新科技輔佐改善醫療環境，發展智慧醫療照護，提升整體醫療服務質量，提供民眾更好的照護品質。 臺灣雖面臨政治挑戰，卻始終積極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並致力於支持全球衛生體系。在COVID-19期間，臺灣在防疫物資、技術和經驗分享中發揮關鍵作用，成為世界各國可靠的合作夥伴。此外，臺灣健保的經驗可為全球提供寶貴的借鑑，我們將繼續與各國分享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管理與數位健康等領域的成功實踐，助力更多國家實現WHO揭櫫的全球健康覆蓋目標。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健康挑戰跨越國界，全球合作已成為應對各種健康危機的關鍵。然而因中國不斷扭曲聯大第2758號及世界衛生大會第WHA25.1號兩決議，使得台灣無法參與WHO-全球最重要的健康合作體系。殊值得注意的是，該兩項決議並未提及台灣或台灣為中國的一 部分，亦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WHO代表台灣的權利。 基此，為實踐聯合國包容及普遍性的核心價值，我們籲請WHO及相關各方正視臺灣長期以來對全球衛生體系的貢獻，敦促WHO應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和彈性，秉持專業及包容的原則，主動並務實地邀請臺灣參加WHA及參與WHO主辦的會議、活動和機制，包括刻協商中的WHO大流行病協定。臺灣殷切期盼著能持續與國際社會攜手，共創無國界的健康未來，共同落實WHO憲章「健康是基本人權」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不遺漏任何人」的願景。
有著「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一直以來都是珠三角、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製造業基地。憑藉完善的產業鏈、強大的加工能力和開放的營商環境，東莞製造業工廠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口，他們在此奮鬥數十載。 但好景難以常存。近兩年，出口外貿生意發生巨變，國內經濟增速大幅放緩，那些曾經不分晝夜運轉的工廠，正在悄然倒下。2025年4月2日，一家位於東莞厚街鎮的造紙廠——東莞市森和紙業有限公司（下稱「森和紙業」）爆發工人討Xin事件。已經4個月未收到工資的工人和中層管理者們意識到了不對勁：老闆陳兆和許多時日未出現，而近日連電話也不接。工廠岌岌可危。 3月27日，森和紙業的部分中層員工曾接到消息，稱公司經營不善，將要申請破產清算。清明節前後，事態急轉直下。森和紙業及其註冊於肇慶的兩家子公司，分別為廣寧縣森益紙業有限公司（下稱「森益紙業」）、廣寧縣和盛木業有限公司（下稱「和盛木業」），三家工廠共有五百餘名工人發起維Quan，以求領取到數月未發放的工資和變相解僱的經濟補償金。 這是涉及五百多個家庭生計的一場別無選擇的對峙，也是如今國際經濟博弈大局之下，東莞這類典型製造業城市所面臨的困境寫照。 工廠瀕臨倒閉，兩地工人奮起自救 「我們現在就是要工資！我們現在就是要工資！」4月7日下午，在廣寧縣石澗工業園區，森益紙業的一間會議室里，年過五旬的工人代表張濤大聲講出了自己的訴求。當天上午，近300名工人趕到工廠，堵住工廠大門，攔截載貨出廠的貨車，以保住工廠資產。有特警趕到現場維持秩序。為了敦促政府介入，他們還步行前往廣寧縣政府，當日下午，縣委、縣政府的特派人員到達工廠。此前，3月26日，森益紙業造紙廠的工人們收到了書面通知，廠方要求他們「停工待產」一周。眼看一周時間到了，工人們沒有等來複工的消息，又收到另一張書面通知，讓他們「停工待產」至5月6日。4月清明節期間，工人們發現，工廠頻頻有貨車載貨離開，除了原材料、廢紙等貨品外，還運走了廠里的機器。張濤覺得事情不對勁，尤其工廠還欠著工人們5個月的工資未發放，他認為「他們應該是在轉移資產」。 張濤告訴水瓶紀元，從去年9月開始，森益紙業就已出現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去年9月份的工資，直到除夕前一天，他才收到一半，年後3月份又發了剩下的一半，但仍有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工資一直被廠方拖欠。「清明節前，大家收到了10月份的工資，才接受停工一周的事情，沒想到，我們被忽悠了」，張濤講到。 工人們不願意被蒙在鼓裡，於是在清明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發起行動。他們的集體聲討引起了肇慶市廣寧縣政府、賓亨鎮政府多部門的關注，包括縣委、縣政府、勞動監察局、社保局等部門，聯合派遣了工作小組到工廠，以協商、解決問題。 協商初期，由於各方參與的閉門會議中沒有職工代表參會，工人們群情激憤地闖入會議室表達立場，認為協商過程嚴重缺乏透明度。廠方的一舉一動都牽扯著工人們的神經，張濤提到，當天有疑似廠方派來的採購商，企圖低價收購工廠貨品。他強調，工人們必須保全這些資產，大家的工資才有保障。最終，政府工作小組承諾，會在當周給出工人工資的償還方案。 據悉，森益紙業估算約有5000噸成品紙、900噸廢紙，按照正常市場價變現，這些貨值足以支付工人們的工資。森益紙業的中層員工王霄告訴水瓶紀元，公司拖欠的職工工資總額約為1000萬元，其中他本人尚有7萬多元工資未收到。 「我甚至打電話給（廣東）省府的巡視組了，希望特事特辦，快點解決大家工資發放的問題，因為這關係到每個家庭的正常運轉。半個多月了，我們耗不起了，沒法找工作，每天『只出不進』」，張濤說到，「我們迫切地想做個了斷」。 4月8日上午，勞動監察局找到張濤等職工代表，獲取了工人相關信息以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當晚7點到8點左右，法院前往森益紙業，連同屬於森和紙業的另一子公司，相距僅幾百米的和盛木業，一併貼上了封條。 經過張濤等工廠員工的一系列積極行動，4月10日下午3點半，廣寧縣縣委及賓亨鎮政府召集了廠長、副總經理、職工代表等人開會，給出了一份《工人工資清償專項方案》。方案明確了工資清償實施流程，張濤等職工代表將監督資產核查、處置過程，最終回款也會划到縣人社部門設立的專項帳戶中，再發放給工人個人帳戶。方案同時註明，「工人工資將於202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畢」。 水瓶紀元獲悉，4月11日，該工資清償方案已經進入實施程序。當晚8點，一家經銷商購買了森益紙業的900噸廢紙，達成買賣合同。與森益紙業的工人境遇有所不同，總公司森和紙業的工人們行動更加迅速，他們在四天內領到了工資，但未能獲得足額款項。4月3日下午，水瓶紀元前往位於東莞厚街鎮的森和紙業工廠，目睹幾十名身穿藍色工服的工人正守候在工廠門口的馬路兩側，或站或坐。工廠大門時而開啟，載著紙品的貨車不斷開出，大門內側也有工人坐著，時刻監督著運貨工作。 現場工人稱，4月2日，厚街鎮寶塘村村委曾派人到工廠，與公司財務、業務經理等數名中層員工，以及公司法人兼董事長陳兆和委派的律師進行了三方協商，最終決定由中層員工自行聯繫採購商購買庫存貨品，每日所得回款用以發放職工工資。多名工人證實，4月2日晚，他們收到了12月份的工資，但仍剩下1月至3月的工資未發放。工人們因此早晚蹲候在工廠門前，等待工資結清。 4月3日晚上10點多，工廠門口仍有數位工人守候，工人趙凡正坐在電瓶車上跟工友們交流。他提到，幾日來工人們為了保住工廠庫存貨品，商議在工廠輪流值班進行監督，他自己也參與了輪班。因為擔心工廠被法院查封無法出貨，他們通宵裝貨，等到白天賣出。 然而，由於希望快速出貨、快速打款，中層員工們決定以低價出售庫存貨品，導致所得貨款無法償還所有的職工工資。「貨值只剩2月的工資夠發，3月的就很難說了」，趙凡說道，「我也不管他們賣多少錢，到賬多少都可以，能拿一點是一點」。工人組織者和研究者祥子對此次事件中工人們的做法表示贊同。他認為，現階段工廠仍未正式進入破產清算程序，一旦進入法律流程，賠償等待時間會更加難以估算，如果工廠已經到了無力償還的地步，工人就應該積極進行自救，推動工廠財產保全。「大家都要找飯吃，很難長期以一個集體的方式去走法律途徑。現階段最重要的是維Quan，先讓工廠能給多少錢就給多少錢。要主張自己的權益，讓資方、政府給出賠償的確切承諾，簽訂賠償的協議，明確賠償的名目、數額、日程等，否則後續流程是無法保證的。」水瓶紀元經交談了解到，森和紙業有不少工人來自湖南，在工廠長期做工，他們的工齡少則三五年，多則超過二十年。一位老齡工人出示的勞動合同顯示，其工作起始年份為2004年，且已經是無固定期限合同。 「（我們的）青春都在這裡度過了，（因此）之前都很信任老闆。他說遇到困難了沒法發工資，讓我們理解一下，我們就相信了，繼續給他幹活。現在我們後悔了，但這已經沒有後悔葯可以治了」，趙凡說道。 4月7日，水瓶紀元獲悉，森和紙業的工人們領到了2月份的工資，而3月份工資只發了原工資數額的47%，剩下的53%無法發出。 工人討Xin之難：社保存缺口，補償金不明晰 森和紙業及其子公司的兩地工廠，涉及被拖欠薪資的員工超過500人，他們月薪從三四千到一萬元不等，找回四五個月的工資，關乎著每個人的家庭生計。泰和泰（重慶）律師事務所的張律師告訴水瓶紀元，根據「普通破產債權」之規定， 除了別除權和建工優先權等特定優先權之外，職工債權在破產程序中處於第一受償順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第四十八條，員工的職工債權無需申報，由管理人調查後列出清單並予以公示，供應商等普通債權人應當在人民法院確定的債權申報期限內向管理人申報債權。一旦工廠進入破產清算階段，職工除了工資和社保的基礎權益外，還可依據工齡獲得相對應的經濟補償金。但有多名工人向水瓶紀元表示，森和紙業及其子公司僅為部分工人購買了社保，除此之外，工廠自行購買了團體商業保險。 張濤也證實了這一點，子公司森益紙業共有職工約290人，但並非每個人都購買了社保，「入職的時候（工廠）不會問員工買不買社保，默認不買，只有（員工）申請了，工廠才會給你買。」森和紙業一位工齡超過七年的工人稱，入職之後，工廠曾發給他一張社保卡，卻從未實際繳納過社保，如今他只有老家自己購買的「新農合」保險。 工人們希望工廠就補繳社保和經濟補償金問題做出承諾，但就目前工資發放尚未足額的情況來看，維Quan前路仍然漫長。 「工人可以去社保局查詢社保記錄，列印過去的社保繳納清單，搞清楚這個工廠繳納社保的真實情況，是否存在欺瞞行為等」，祥子評論道，「如果這家公司沒有為職工繳納社保，那工人就需要打官司認定勞動關係，令其補齊職工社保」。 他指出，工廠另行購買團體商業保險，更多是出於減輕企業運作風險的考量，不能成為不為職工購買社保的理由，因為後者乃屬法律規定的責任。「公司如果沒有給職工繳納社保，一年下來可以節省很多成本，而商業保險很便宜，表面上看是福利，其實工人是損失的」，祥子補充，「例如一旦有工傷發生，政府的工傷保障會定級，一次可能賠償十幾萬元，但沒有繳納社保的工人沒辦法享受這項保障。」 2008年就曾到東莞打工，張濤對於職工權益等方面的法律知識了解得更多，工人們信任他。由張濤寫下的一份包含六項訴求的訴求書，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多方面的權益，尤其是工資、社保、賠償金等幾大內容。 關於訴求書第五點，「因廠方原因，多次忽悠、隱瞞的方式造成多次放假」，祥子認為，這有可能導致後續經濟補償金基數大打折扣，因為該基數是由解除勞動合同前12個月的平均月薪來計算，如廠方有意為之，最終工人可以領取的經濟賠償金將大大減少。他強調說，工人應該設法保全勞動合同、社保記錄、員工名冊和工卡等能夠證明工齡的證據，通過積極地談判，儘可能提高經濟補償金基數。「如果一個工人在工廠工作了10年，月薪5000元，那這筆補償金就有5萬元了，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即使只能爭取到50%，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成功」，祥子說道。4月7日，經森和紙業的財務人員計算，廠方拖欠職工各項款項共計2000萬元。工廠員工目前已經向勞動局申請了仲裁，並提交了相關證據。 但子公司森益紙業的工人們還沒走到這一步。張濤稱，當前的《工人工資清償專項方案》已經反饋了工資支付的訴求，有關社保暫停的工人，工廠也會補繳社保至4月底，5月工人們將正式解除勞動合同。「等我們拿到了工資，解除了勞動合同，我們肯定會去勞動仲裁，申請我們合法應得的賠償金。」但張濤擔心，到認定月薪基數時，又會是一次艱難的拉鋸戰。 「拆東牆補西牆」，二十年造紙生意落敗 4月18日，水瓶紀元查詢「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仍未見到東莞市森和紙業有限公司破產清算的立案信息。森和紙業註冊於2003年，已經營二十餘載，其餘兩家子工廠涵蓋了造紙產業鏈的多個環節：和盛木業負責生產原材料，森益紙業負責造紙，森和紙業則負責加工，生產成品紙。森和紙業公司法人兼董事長陳兆和於2011年收購了森益紙業，初期生產的紙都由森和紙業加工，基本屬於自產自銷。2019年，森益紙業提升產能後，還會將紙出售給其他公司，例如精品紙包裝的龍頭企業深圳市裕同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主要客戶之一。 多位中層管理員工表示，去年年底，工廠資金鏈斷裂情況已現端倪，董事長陳兆和在經營上多次做出不利決策，又通過員工、親友等進行高利息的個人融資，最終導致森和紙業走向末路。2018年，王霄入職森益紙業，負責生產線管理工作。工作的前幾年裡，森和、森益兩家工廠運作良好。2019年，陳兆和花費了一兩千萬用於更新森益紙業設備，儘管當年出現了虧損，但工廠月產能一度從幾千噸增加到一萬噸，而森和紙業更是9條生產線同時運轉，有違《勞動法》規定地讓兩班工人輪班，24小時不停歇，一個月生產出一萬多張成品紙。李達是陳兆和的遠房親戚，2020年，李達入職了森益紙業，主要負責廢紙採購等工作。入職頭兩年，他短暫擔任過管理層。他透露，期間公司一年流水就超過10億元，一年營業收入達3000多萬元。 然而，到了2023年，陳兆和又希望增加產能、擴大規模，投入了六七千萬元進行機器改制。改制持續了11個月，一直到2024年，期間耽誤了大半年的生產。王霄解釋道：「原本（森益）有兩條生產線，改制的時候剩下一條線在生產，無論生產多少都是虧損的。因為生產設備能耗高，兩台設備一起開工可以分攤（電費等）成本。造紙的利潤本來就低，成本增加一兩百元都會沒有利潤。」 李達認為，就是這次改制，讓公司陷入無可挽回的地步。「全世界都知道擴大產能，可以降低成本。但一天生產100萬噸，賣不出去有什麼用呢？」李達談到，由於外貿和內需市場的日益緊縮，成品紙價格一路下跌，已經從以往的3700元/噸降至2200元/噸，而廢紙的價格卻在上漲，導致成品紙的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王霄稱，近一年裡公司業績最少下滑了30%。 正是在這次改制中，工人們成為首當其衝受影響的角色。據張濤所言，訴求書第五點正是基於改製造成的工人停薪待產。2023年12月，森益紙業就有一批工人放假了，直到2024年6月，張濤才得以回到生產線。這大半年裡，他沒有工作，曾經幾次找到領導溝通，才爭取到了一點生活保障金，「當時手機到賬1350元，而肇慶市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1850元，我想著企業困難，有發就好了」。後來，公司又主張2024年2月是春節，期間不發放補貼，他只收到了三個月的「生活費」。 但在這之前，陳兆和已開始涉險尋求高息個人融資。早在2016年，李達就借款近千萬元給陳兆和，當時陳兆和允諾的利率是10%，也即李達每月可收到近10萬元的利息。除李達外，陳兆和的一眾親友們也提供了借貸，這其中，王霄的姐姐借款給陳兆和300萬元。 2022年前後，陳兆和又開始鼓動親友們抵押房產，以從銀行貸出更多的錢。銀行貸款利率為5%，而陳兆和依舊支付給對方10%的借貸利息，這一利息差吸引了與森和紙業深度捆綁的親友們投入全副身家。李達也敵不過陳兆和的軟磨硬泡，用兩套房產抵押出600萬元給他。據李達所知，公司里多位中層管理員工都為陳兆和做了抵押貸款，總額達數千萬元。 層層因素疊加，陳兆和「拆東牆補西牆」的高槓桿借貸模式最終暴雷。李達透露，如今森益紙業欠銀行6000多萬元，欠供應商5000多萬元，加上拖欠的職工工資，債務已高達1億多元。 從政策上看，銀行貸款是中小企業最常見的融資方式之一。東莞市的銀行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各種貸款產品，包括流動資金貸款、固定資產貸款等，但銀行貸款通常需要抵押或質押，且審批流程較為複雜。東莞市曾設立莞企轉貸專項扶持資金，主要用於幫助面臨短期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進行轉貸。 陳兆和或在窮盡了合法的融資手段後，將目光轉向了個人融資。對於以他人名義進行房產抵押貸款的行為，張律師指出，若未經授權抵押，屬無權處分，抵押合同無效，但善意第三人（如銀行）可能取得抵押權。「房主可起訴要求法院確認抵押無效，並追究民事賠償；刑事層面，若老闆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偽造簽名或欺騙房主，可能構成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 清明節期間，一邊是森和紙業的工人們在討Xin，另一邊，已是中層管理員工的李達則開始打包行李，準備隨時搬出住了10多年的房子。他的兩套房產以及另外三套親戚的房產都被陳兆和打包抵押，貸款出千萬餘元，除非幾家人湊齊這筆錢，否則這些房產都將被銀行查封，而他們沒有這麼多錢去贖回房產。 3月27日，李達的兒子李翔接到父母驚慌失措的電話，匆匆請假從外地回到東莞。清明節三天里，他在家收拾自己房間里的物品，翻出初中、高中寫的筆記和日記，一併打包裝箱，只剩下睡覺用的床鋪。「感覺這一切都很荒誕，可能明天一覺醒來，我們就要被趕走了」，他無奈地說道。 在東莞厚街鎮，鄰里們發現，陳兆和帶有兩層花園的數百平米的大別墅，目前已經被法院貼上了封條。別墅門口還有個水池，裡面曾養著陳兆和託人從順德帶回來的99條錦鯉。李翔發現，別墅被查封之後，水池裡的錦鯉就被路過的人撈走了。 東莞造紙業背後，外貿和內需困局 陳兆和堅持擴大工廠產能的決策，剛好與近年來造紙業市場不景氣的大環境背道而馳，這一錯誤預判使森和紙業最終錯失轉舵機會。同時，浸潤行業數年的李達認為，造紙業市場頹靡，與外貿訂單下滑、國內消費緊縮密切相關。「造紙業跟消費是直接掛鉤的，外貿訂單跑了，內需也不行，我們的生意就死翹翹了。」森和紙業生產月餅盒、茶葉盒、手機殼、鞋盒等消費品包裝紙，「以前（國內）出口很多鞋子，現在鞋子都不在這裡生產了；大家也不愛吃月餅了，沒人買月餅……」他發現，東莞還有很多造紙廠家生意都不景氣。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新提出的「對等關稅」政策震動了全球市場。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對除中國以外所有國家的「對等關稅」暫停實施90天。4月11日，據CNBC報道，美國對中國所有輸美商品徵收的關稅進一步加碼，目前最新累計稅率已達到145%。 此前，根據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估算，至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平均關稅稅率為19.3%。拜登上任後，保留了特朗普首個任期的大部分關稅，還對個別品類增加了額外關稅，使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達到20.8%。 今年1～2月，中國對外出口同比僅增長2.3%，遠低於市場預期。巴克萊（Barclays）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表示，這反映出早些時候出口商為避免關稅而提前發貨，以及特朗普更快、更廣泛地加征關稅的影響。此外，中國政府3月將2025年的CPI漲幅目標，較長期以來3%，下調至2%左右，為2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這表明，中國通脹總體處於低迷狀態，即市場價格難以回升，處於較低狀態；進一步看，這反映出內需不足、企業競爭激烈、消費意願低迷等結構性問題。 外貿關稅問題，疊加上國內內需不足，直接作用於製造業，導致產能無法被消耗，「世界工廠」東莞也不例外。實際上，造紙業是東莞製造業的重要產業之一。2024年，東莞市政府一號文新聞發布會指出，據統計，東莞造紙產量約佔全國的10%、全省的60%，且東莞是全國印刷業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城市。 全國造紙業的狀況不容樂觀。據中國造紙協會資料，2024年全國規模以上紙製品生產企業5406家，生產量6514萬噸，較2023年下降11.39%；消費量5885萬噸，較2023年下降13.75%。2024年出口紙及紙板、紙漿、廢紙、紙製品合計1746.25萬噸，創匯330.62億美元。出口紙及紙板平均價格為1175.04美元/噸，較2023年平均價格下降13.93%。回看近兩年工人罷Gong、討Xin等事件，也能窺見製造業的變化。祥子基於中國勞工通訊網2023年的數據，做了相關研究。根據工人集體行動地圖（CLB n.d.），2023年共記錄了1789起罷Gong，為2016年以來的最高記錄。其中，製造業的勞資衝突在2023年顯著增加，達到24.39%，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45%，比疫情時期高出約3倍。 儘管CLB的數據並不全面，有限數據仍表明，追回拖欠工資一直是工人們的主要訴求，2023年，該緣由占罷Gong事件的 87.14%，較三年疫情期間增加了3.7%，較疫情前增加了6.8%。此外，疫情後企業倒閉和裁員的案件大幅增加，從疫情期間的7.60%上升到2023年的12.88%。特別是在製造業罷Gong中，因企業倒閉和裁員而發生的案件佔總數的42.5%，幾乎分別為疫情前水平的兩倍，以及疫情期間的3倍。祥子認為，從2018年第一輪中美貿易戰開始，中國製造業工廠被迫外遷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隨著外貿訂單的減少，國內越來越多工廠走向倒閉。在這種處境下，企業盈利空間越來越小，企業及管理者對職工的剝削問題愈發凸顯，不願為職工繳納社保就是其中表現之一。中國製造業長期依賴低價勞工的模式，正在朝不少東南亞國家轉移。外貿環境的不利，促使政府擴大內需。然而，國內產能過剩，讓企業內卷加劇、經營不善，被迫失業的人正越來越多，人們口袋中的錢進一步減少，無法提振消費。這似乎是一個死循環。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張濤、王霄、趙凡、張律師、李達、李翔為化名） 撰文_LinChen編輯_落橙 趙小魯平台編輯_cc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水平紀元
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中的眾聲喧嘩 一、 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在一審判決出來前後，我便有所耳聞，在網上也刷到過一些與該案相關的信息。當時就有媒體聯繫我，希望能就該案的判決做些評論，對此我是不置可否的。緣由在於：第一，對刑事領域個案的評論，由於構罪與否需要以涉案事實與證據作為必要基礎，而我對該案的事實與證據情況並不清楚，隨意評論個案從職業倫理來說並不嚴謹。第二，作為強姦案件，該案牽涉特定當事人的諸多隱私，原本就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對其進行評論可能會暴露當事人的個人隱私。第三，我以為訂婚不能阻卻強制性行為成立強姦罪是無庸置疑的，人們充其量對婚內強制性行為是否構成強姦會存有爭議，所以該案缺乏普遍化的一般意義；既然不具有普遍化的意義，圍繞該案進行評論在公共領域也就缺乏積極的價值。然而，後續事態的發展表明，在關於第三點的判斷上，我錯得相當離譜。原來，當婚內強姦在法治國家成為立法上的通例，甚至連近鄰韓國都承認丈夫可以成為強姦罪的主體，而在我們的社會，竟會有如此之多的人認為，只要訂婚就等於出讓女性的性的自主權，女方有隨時隨地配合未婚夫進行性交的義務，即便是強制的性行為也可因訂婚的存在而阻卻強姦罪的成立。持此類觀念的人群之中，甚至也包括一些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我之前的評論確是帶了一些個人情緒。面對或赤裸或隱晦地將女性物化的各類無底線言論，我難以做到心平氣和。同時，我也並不覺得，面對這種言論時心平氣和是一種值得讚賞的態度。尤其是，看到一些人將污水潑向案件中的被害人，通過將關注焦點引向彩禮，用污言穢語對被害人施以蕩婦羞辱，我真的是驚詫於某些人內心的陰暗。原諒我的少見多怪。我確實未曾想到，基本盤中的性觀念與價值觀竟然是這樣的；號稱學過法律的一些同行，原來也持的是按現代文明看來根本就是法盲的觀點。 二、 在大學的刑法專業教學中，每次講到性侵犯罪時，我都不免感嘆，相比於兩大法系代表性國家的性犯罪立法，我國性侵犯罪的規定要保守得多，基本還停留於對傳統觀念的捍衛，充其量只是做出一些微調。及至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承認成年男性可以成為強制猥褻罪的對象，算是在性觀念方面有了些許的突破。但迄今為止，我國刑法都不承認男性可以成為強姦罪的對象，對於婚內強制性行為的處理明顯偏重於對家庭秩序的維護，同時將強姦行為限定於狹義的自然性交。就婚內強姦的問題而言，近半個世紀以來，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刑事立法上修改強姦罪的條款，承認正常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對妻子施加強制甚至是未獲同意的性行為，確定無疑地可以構成強姦罪。相比之下，我國刑事實務中對婚內強姦的處罰範圍要窄得多，除了在離婚訴訟與分居期間發生的強制性行為會按強姦罪來論處，正常婚姻存續期間丈夫對妻子的強制性行為被認為是可以阻卻強姦罪的成立的。承認婚姻的存在能夠阻卻強姦罪的成立，其實並不符合將強姦罪的法益界定為性的自主權的基本立場。只要承認性的自主權是屬於個體的，就不可能認為結婚等於讓渡個體的性的自主權。這也是現代法律為什麼普遍不處罰通姦的緣由。我的感嘆在於，我國刑事立法與司法中的性侵犯罪，號稱要保護女性的性的自主權，但其實只是套了一頂性自主權的帽子，內核保護的仍然是性貞潔。因為只有從性貞潔的邏輯出發，才會順利成章地得出，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罪的被害人，而丈夫享有豁免權，原則上不能成為強姦罪的主體。號稱要保護女性作為個體的性的自主權，實際上卻主要在保護性貞潔，其中充斥與瀰漫的男性凝視未免讓人失望。包括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法律技術主義的論證，究其內在不過就是想要維續男性的性支配地位；只是畢竟作為法界中人，不好意思直白地將自己認同傳統性文化的心理和盤托出。 未曾料到的是，就性侵犯罪來說，從國際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明顯偏於保守的我國刑法界主流立場，在很多人眼裡竟被認為過於激進。法律定的明明已經是最低的標準，而很多人連最低的標準都無法對齊。對此，正常人的合理反應，原本應當是盡量拉短自己與最低標準的差距。然而，當粗鄙在網路世界中形成遙相呼應的局面，人們對於自己無法對齊最低標準的問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圍繞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產生的巨大爭議，質疑法院有罪判決的眾多意見中，一種頗具影響的觀點認為，只要存在訂婚並收受彩禮，即便強制的性行為也能阻卻強姦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決存在疑問。不難發現，按此種意見，彩禮實質上被視為女性的賣身錢與男性的嫖宿費，是作為換取與女性發生性行為的交易費用而存在。 這樣的觀念由於將女性當作可予轉讓的財物，自然難以見容於現代的法律體系。但凡知道要點體面，不以粗鄙與反文明為榮，就不可能在制度層面認可與接納前述的觀念。也因此，即便在性觀念與價值取向的問題上偏於保守，按我國刑法界的主流立場，訂婚由於在法律上沒什麼實質意義，雙方之間並未就此進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關係；故而，如果男方違背女方的意志，強制性地與女方發生性行為，自然可以成立強姦罪。 一種在現代法治邏輯看來不應存在爭議的處理路徑，卻在網路上引發滔天的怒火，也造成輿論場的撕裂。大清滅亡一百多年了，還在爭論訂婚後的強制性行為能否構成強姦，著實是魔幻得很。面對網路世界洶湧的民意，辦案機關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披露案件中涉及個人隱私的諸多細節，本以為能就此平息輿論，不料反而起到揚湯止沸的效果。 可以說，輿論場的撕裂無從彌合。說到底，這不僅是觀念的衝突，更是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尖銳對立：究竟是按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承認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權的獨立主體，還是延續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將女性客體化而視為附屬於男性的物品。 三、 在古代社會，女性被認為是男性的財物，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宣告的便是男性的主權。也因此，法律制度上會保護父權與夫權，肯定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權，並發展相應的文化來進行加持。出嫁之前，父親對女兒享有支配權；出嫁之後，丈夫對妻子獲得支配權。丈夫對妻子的支配權中，自然就包含性方面的支配權。與之相應，古代社會法律保護女性的性貞潔，是認定強姦罪真正的被害人是男性。所謂的貞潔，對女性自身而言沒什麼意義，只有對作為權利主體的男性才有價值。依據這種邏輯，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被強姦，對於男性來說意味著自己的財物被玷污。當前社會中司空見慣的觀念，即認為女性只要被強姦就是被玷污，就是身子不幹凈被弄髒了，便是男權社會為強化女性的物化地位而輸出的文化支持。認清這其中的緣由，便會意識到「被強姦被玷污」是男權主義強加的觀念。然而，即便在古代社會，只是存在訂婚而尚未進入婚姻，也不會承認未婚夫對已訂婚的女子取得性的支配權。相反，未婚夫對未婚妻實施強制的性行為，往往會受到正式制度的懲罰。這當然不是為了保護女性自身，而是為了保護作父親的男性的主權。理由很簡單，女子未出嫁之前從屬於其父親，只有正式地與某位男子締結婚姻，才代表著權利主體更替的完成。此後，該女子才會被認為是這位男子的所屬物，後者可以對前者在性方面予取予奪。就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而言，如果放在古代社會，訂婚的雙方之間發生婚前的性行為，不要說是基於強制，便是自願也是不被允許的。圍繞該案，當為數眾多的人們認為，涉案的男子有權對收取彩禮的女方實施強制的性行為時，究其心理，分明是既想霸佔古代社會的紅利，也就是將女性定位為男性的附屬物，又想獲取現代社會的紅利，也就是婚前發生性行為是可被接受的。既要將女性置於類似財物的位置，不願承認女性是獨立主體，又要在這個「財物」轉讓之前，就能肆意地行使作為主人的支配權，兩頭的紅利都要可盡吃。這白日夢，確實做得挺美。要怎樣的無知與貪婪，才會這麼一廂情願一門心思地既要又要，還顯得那麼理所當然。我之前批評某些人還生活在大清朝，後腦拖著醜陋的辮子而不自知。認真想來，批評持前述觀念的人是生活在大清朝，很可能是侮辱了清朝人。因為清朝人都不會在對作為「財物」的女性完成所有權轉移（藉助結婚的形式）之前，就敢於宣示對未婚妻的性支配權。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想當然地宣揚訂婚收受彩禮後女方就有配合性交義務的人們，根本是在背離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太遠而不自知。可惜，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要說是在現代社會，就是穿越回古代社會，也不可能讓你實現這樣的黃粱美夢。 無論某些人多麼地不情願，在兩性關係的問題上，時代終究是已經變了。文明固然脆弱，有時可能會被野蠻所征服，但她就像一粒種子，一旦生根發芽就會煥發強大的生命力。從刑法的專業角度來說，山西大同的訂婚強姦案談不上是疑難案件，其間並不涉及多深刻的法理；但是，在一個很多人連法律設定的最低標準都無法對齊的社會裡，兩審法院做出的有罪判決有其積極的意義。每一次正義的審判，都是對文明的用心呵護。野蠻的力量阻擋得了一時，卻絕不可能扼殺有強大生命力的東西。 2025年4月20日 作者簡介：勞東燕，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水木網路法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