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舒适生活提案：十款家电提升宅家幸福感
2026 年 6 月 22 日
文 | 难得君 清晨六点，北京某条背街小巷里，三十岁的外卖员王建国正蹲在电动车旁啃冷馒头。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派发了1.5公里外的早餐订单，限时15分钟。他匆忙咽下最后一口，头盔下的脸庞被寒风刮得通红，这个河南汉子已经在送餐路上度过了第三个春节。 4月21日，京东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 京东表示：近期，有竞对平台再次玩起“二选一”游戏，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过去，各位骑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间自由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收入。因个别平台“二选一”行为，大家的收入会降低16-25%左右，我们对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个别平台违法违规行为表示谴责。 （某平台那两个字不能提，写出来对方律师就会起诉，牛逼的不行） 这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业结痂的伤疤：头部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十几年未缴纳社保、每百名骑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卖江湖的“隐形霸主”。 在朝阳区某配送站点，四十多名骑手挤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传阅这封信。墙面贴着“单王月入过万”的横幅早已褪色，角落里堆着磨损的头盔和护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断腿，平台给了200块慰问金。”来自河北的骑手老张摸着膝盖上的膏药苦笑。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商战，而是公开信里那句“未来三个月招聘十万骑手”，这意味着本就稀薄的订单要再被分流。 海淀区某三甲医院门前，二十多辆电动车挤在树荫下。两个骑手盯着手机叹气：“抢单外挂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实人连汤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产中介的小刘掏出记账本：上月跑了287单，被扣超时费9次，实际到手5832元，刚好够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补习费。 这不是个别现象。平台用精准算法制造着“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轻松好单，三个月后路线越来越绕；雨天加价吸引接单，到达时补贴突然消失。更残酷的是“微笑行动”，骑手每天要随机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没露齿笑就扣分。 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被驯化的数据。 夜幕降临，朝阳区某商业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卖灯箱。在这片“幽灵厨房”聚集区，80%店铺没有堂食。油腻的过道里，三家共用的厨房正同时制作着“轻食沙拉”“老北京炸酱面”和“广式煲仔饭”。来自重庆的厨师老陈边炒菜边吐槽：“平台抽成从18%涨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这些挣扎最终转嫁到骑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骑手李大海连续收到五单某连锁品牌的“爆款粥品”，送达时才发现五个订单来自同个料理包加热点。当他浑身湿透地恳求顾客别打差评时，手机又响了，新订单配送费比平时多2元。 那个让全网揪心的脑瘫女骑手，或许是最残酷的隐喻。七年送餐73000单，磨损的六辆电动车见证着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与爬起。当她在镜头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挤出笑容时，评论区却充斥着“身残志坚”的感动。 没人追问：为什么社会保障网漏掉了这样的群体？当我们在短视频里为励志故事点赞时，可曾想过这是制度缺位的耻辱？ 更荒诞的是企业塑造的“逆袭神话”。某平台宣传的“单王骑手开奔驰”，经媒体调查发现是区域代理商的儿子；刘强东送外卖的温情视频背后，是京东要求骑手每日在线12小时的考核新规。这些精心编织的童话，正在将系统性困境转化为个体奋斗的鸡汤。 在亦庄某骑手权益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外卖员时薪已从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伤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东公开信发布后，多个城市悄然出现骑手休息驿站，虽然多是企业合作的广告点，但至少提供了免费热水。 改变或许正在萌芽。杭州有骑手自发组建“配送联盟”，通过集体议价争取保险费；深圳出现首个“骑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就连被诟病的算法，也有平台开始测试“10分钟弹性缓冲期”。这些细碎的火星，能否点燃行业变革的篝火？ 凌晨两点，国贸桥下车流稀少。刚刚结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电动车停在24小时便利店门口。玻璃窗映出他开裂的手套和结霜的眉毛，店内电视正重播着某经济论坛的豪言：“数字经济创造千万灵活就业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写字楼里，程序员正在优化新的派单系统；五公里外的居民楼，创业者在策划下一个“颠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百万骑手仍在重复着抢单、飞驰、赔笑的动作循环。 当我们将外卖视为现代生活标配时，或许该听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骑手车祸伤者，那是平台会员日冲单高峰。” 在这个被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里，每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可能沾着某个父亲的汗水、某个儿子的鲜血。 刘强东上个月在朋友圈所写：“利润、市值和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战争终会落幕，资本故事总有新篇，但那些在红绿灯间穿梭的蓝色、黄色身影不该被遗忘。 他们用肉身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速度透支着生命的长度。 当某天我们不再把“困在系统里”当作时髦标签，当社会保障真正覆盖每个风雨兼程的身影，或许才能说：这个时代对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难得君
司马南掉在地上的碗，被董明珠捡了起来。 2025年4月22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用一句“绝不用一个海归派，海归派里有间谍”引爆网络流量，宣告自己接过了司马南的衣钵。 有人说，董明珠这段话放在格力显得尤为讽刺：其引以为傲的空调压缩机技术源于美国发明，慕尼黑研发中心雇佣着外籍工程师，但董明珠却试图用“不用海归”来标榜“自主创新”。 还有人说，董明珠的爱将王自如不也是海归派吗？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董明珠的“间谍论”之所以令我感到后背发凉，不在于她作为企业家的用人偏好，而在于其话语逻辑与历史伤痕的高度契合。 当她说“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时，重现的正是当年“宁可信其有”的定罪逻辑：不需要证据链，只需要身份标签；不依赖专业审查，只需要群体污名化。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将复杂的人才安全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身份政治。 只要这样危险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历史的伤痕就无法痊愈——那些在特殊年代因“海外关系”被污名为特务的学者，他们的冤屈尚未完全昭雪，相似的思维病毒却试图借尸还魂。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冲破美国封锁回国时，行李箱里装着被联邦调查局搜查过八次的科研手稿；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罗布泊的荒漠中计算着原子弹数据；华罗庚在昆明郊外的茅草屋里，用煤油灯照亮了中国数学体系的建构之路……这些载入史册的身影，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海归科学家。 他们中某些人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份报国热忱会成为自己的哀歌。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福利楼外被刷上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标语，为海外归国学者量身定制的罪名开始蔓延。 化学家萧光琰，这位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助力中国石油工业突围的学者，在遭到连续12天严酷审讯之后，与妻女服毒自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研究成果在办公室第三个抽屉”。 清华大学的周华章，芝加哥大学博士、留美期间公开支持新中国的“红色科学家”，被大字报指控为“里通外国”后从家中阳台纵身跃下，他参与编纂的《运筹学》教材至今仍是经典。 据统计，仅1950年代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中，就有至少8人在那十年间被迫害致死，他们的专业领域覆盖核物理、计算机、化学等关键学科，而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研究成果，后来多成为改革开放后技术攻关的基石。 他们的大脑被需要用于破解“卡脖子”技术，而他们的灵魂却被怀疑沾染了所谓资本主义毒素——既可悲，又荒诞。 最终，中国科技界付出了惨痛代价——根据《中国科技史》统计，那十年间自杀的副研究员以上科学家达142人，直接导致多个前沿领域研究中断10年以上。 回到今天，教育部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78%有海外经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负责人海归占比超60%。 当全球科学界努力拆除知识壁垒时，某些人却忙着在思想领域修筑长城。 若按董氏逻辑推演，这些数据不再是人才优势的证明，反而成了“安全隐患”的注脚。这种认知错位，与当年将钱学森们先捧上神坛再踩入泥潭的历史剧本何其相似。 更何况，在污名化海归派这个群体时，董明珠或许忘了，作为一个资本家，她所代表的这个群体，在那十年间同样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 荣毅仁的和平赎买政策被批判为“糖衣炮弹”，王光英的涉外商业活动被定性为“卖国行径”，即便像年广久这样摆瓜子摊的个体户，也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 那个年代的逻辑简单粗暴：商业头脑等于投机倒把，国际视野等于里通外国。 所以，当董明珠把“不用海归”包装成“安全审查”，把市场选择演绎为道德审判时，本质上是在重复“扣帽子”的民粹游戏。 这种策略或许能收割短期流量，但付出的代价是撕裂社会信任，更是降低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团队创新能力高于单一文化团队早已是全球共识，而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医学生物等领域的突破，很大程度来自海内外人才的协作。 历史的经验从不复杂：所有将知识流动污名化的时代，都会付出停滞的代价；所有用猜忌取代理性的社会，终将被文明进程抛弃。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特意将《纽约时报》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报道复印件赠予美方，提醒他们“科学家有祖国，但科学无国界”；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关键路口：是继续做全球化的“接棒者”，还是退守为技术民族主义的“孤岛”？
昨天批评了董明珠的不得体言论，评论区就炸出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比如这一位，认为董明珠是在宣传防范间谍的意识，所以是好。 还有一位，原话被平台删了，大概意思是：各单位其实都在明里暗里不招收海归，董明珠是把这种事情直接揭发出来，四舍五入算是歧视留学归来人员现象的吹哨人了。 当然也有脑子不太好的，像下面这位大姐，一方面支持董明珠，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后路也断了。 还有的人说，格力早就不是国企了，董明珠作为董事长，她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是自己的企业。 大家都还没有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意味着什么。 董明珠本人，也是一个嘴比脑子快的人，她在会上说海归可能是间谍的时候，可能心里恨的还是王自如（香港理工毕业），其实她做的事情非常糟糕，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这就是系统污蔑一个群体，把他们指为专政对象。 大多数人没有留学经历，有些人的处境也不算好，看着有钱人心头是有气的。 董明珠利用他们心中的愤懑之气，拉拢他们来孤立、迫害人数少得多的留学归来人员。 对，迫害。 每个留学归来人员都有间谍嫌疑，这是很严重的指控，这就是迫害，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种挑动就像是小屁孩玩火儿，如果真的发动起来，是没办法刹住的。 有人说“反正我家没人留学，我乐于看到有钱人被斗争。” 这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建议不要活了。 开始是留学生有间谍嫌疑，后来就是留学生都是间谍了，接下来国内大学就会分成间谍校和革命校，最后所有好一点的大学就都是间谍校，然后发现经济学、遗产学、社会学全都是间谍专业……快进到最后，戴眼镜、穿牛仔裤的，全都是间谍。 希特勒为什么从犹太人开始呢？因为犹太人是少数，到最后，所有头发不够金、眼睛不够蓝，不想上前线的，就都是敌人了。 二战时候的日本也有类似的迫害运动，就是“非国民运动”，你看左派书籍、有反对战争思想倾向、听西方音乐，被街道、村里发现了，就会说你“非国民”。 “非国民”就是间谍指控，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如果被打成非国民，配给不到米、买不到菜，被周围所有的人嫌弃唾骂，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八路军跟鬼子打仗的时候发现鬼子很少投降，等好容易俘虏了鬼子，才明白怎么回事，一来是日军有反动宣传，说落在中国人手里会生不如死；二来是他们有真实的恐惧，如果自己投降了，家里就会变成“非国民”。 有人说，老熊，是不是过了，董明珠就是一个企业家，她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第三帝国时期的保时捷、克虏伯是不是企业家？二战前的三菱是不是企业？ 能成事的企业家，一般都有点狠劲。 他们不是无辜白莲花，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甚至都不是迷信强人，而是煽风点火，这非常不对，非常不好。 我喜欢程蝶衣的那句台词： 你当今儿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 。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 低下头，道个歉，说清楚你对王自如的怨念很大，一时间情绪失控了，不是针对所有留学生群体，大家一听，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 以及董明珠应该觉得孟羽童是更伤她的前下属嘛……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在格力全面禁用石家庄人…… 我是建议留学生组织、或者有留学经历的朋友，提一个公益诉讼，起诉一下董明珠女士，让她为这个言论道歉。 我因为从来没有留过学，所以就没法参与了，不过董明珠哪天如果说格力就不招石家庄人、不招河北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跟她干到底。 每个人捍卫自己的地头和领域。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对社会上的歧视和不公，说一句公道话。 MAKE HEBEI GREAT AGAIN.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就叫熊太行也行
本文也许是在对牛弹琴，也许是想与虎谋皮。但无论效果如何，我们大致能够看清，一个没有敬畏、没有底线的社会，如果再没有“法治”的保驾护航，将会很快沦为活地狱。 4月25日，北京律师李国蓓通过社交媒体披露，她在长沙第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谢阳时，谢阳被要求接受极端羞辱性的检查，甚至被“全身脱光、掰开p眼”。 而此前，湖南益阳“414案件”中，当事人罗树中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肋骨被打断，被逼吃粪便、喝尿液，身体遭受严重摧残。 这些事件，犹如一块块巨石，重重砸在法治中国的公信力之上，让人们不禁要问：法治的尊严何在？司法的底线何在？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完全超出人类的想象力和行为底线，不仅是对当事人人权的粗暴践踏，更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亵渎。 法治的本质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非成为某些权力滥用的遮羞布。当执法者以暴力凌虐代替法律程序，当看守场所成为羞辱与折磨的舞台，法治的权威如何能够立得住？公众的信任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法治的尊严，体现在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也体现在对人性底线的守护。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问题：权力的滥用、监督的缺失、执法者人性的彻底沦丧。 执法者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异化为对他人尊严的随意践踏，甚至将看守场所变成“法外之地”。这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更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试问，当司法程序沦为羞辱与暴力的工具，法治中国如何能够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拥护？ 令人欣慰的是，公众对这些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展现了对法治的热切期待。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舆论场中的强烈反响，无不表明：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未减退，对法治尊严的捍卫从未动摇。这些声音，既是监督的力量，也是改革的动力。司法机关应当正视这些呼声，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直面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整改。 要重塑法治的尊严，首要的是严惩违法行为。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相关责任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违法者不被惩处，法治的权威便无从谈起。其次，要完善监督机制。看守所等场所不应成为监督的盲区，必须引入更加透明的外部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还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位执法者都明白，手中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 法治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件司法案件，每一次执法行为，都是法治公信力的试金石。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正是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在“掰开p眼”之类的丑闻中一点点被消耗殆尽。 司法高层应当深刻反思：如果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守护，法治的根基又如何稳固？ 今天，人民的p眼被可以被肆意扒开；明天，可能就会轮到你们的p眼、b眼！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的庄严承诺，也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让我们以对法治的信仰、对人民的敬畏，守护好每一点尊严，捍卫好每一寸正义。起码，请给“法治中国”留住p眼！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点一秒
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关税战以来，扩大国内消费作为应对之策的声音很高。其中的逻辑很简单，美国人不买中国人买，以庞大的国内市场接盘“出口转内销”。 这一破局思路的确有宏观数据支持。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及权威媒体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5246.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8万亿元。同年，中国社零销总额为48.79万亿元，同比增长3.5%。对美出口总额仅占社零销总额的8%。理论上讲，保持社零销总额4%左右的年增长率，哪怕对美出口归零也能靠内需补上缺口。 宏观数据的加减法看上去解题不难。可是，现实果真如此吗？ 01 经济问题，不能离开微观谈宏观，消费领域尤其如此。没有微观的供需匹配，就没有消费增长。可是，微观领域的消费行为，不是宏观数据的加加减减。 我需要的是面包，你供给的是袜子，我当然不会买。我一天就吃三个面包，你再增加多少面包，我也不会买。前者是供需不匹配，后者受限于边际效应，这些都会影响具体的消费决策。这些消费决策上的“坎”，宏观数据无法显示，却会直接影响“出口转内销”的市场前景。 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消费类商品的确是绝对主力。但是，这些商品的供给是匹配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能否“出口转内销”，取决于国内市场的供需状况。 以对美出口额中占比16.5%的六大家电商品（空调、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为例。近年来，国内家电市场因房地产低迷等因素影响，消费增长大幅放缓。直到去年靠第四季度的高增长，逆转了颓势，实现全年同比增长5.9%。 但是，这并不是市场趋势的逆转，而是大规模国补政策补贴的“大力出奇迹”。国补出台前的1—7月中国家电零售市场规模为4722亿元，同比下降4.3%。8月份后，政策发力推高了数据。12月达到高潮，同比增长23.4%。 不过，补贴政策刺激很难持久。家电总体上属于边际效应很明显的消费类别，补贴刺激消费的作用是暂时的，尤其是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大家电”，价格再便宜，家里也放不下多余的。目前补贴效应的退潮已初露端倪。2025年1—2月，冰箱、电视机的内销同比增长仅5%左右，洗衣机同比增长9%，“大家电”的补贴拉动已经放缓。 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增长已然趋缓，政策退出后，增长还能持续吗？内需趋于饱和的市场态势不会因为政策刺激而改变。“一个萝卜一个坑”尚有富裕的国内市场，消纳“出口转内销”的增量空间，即便有也很有限。 出口美国的六大家电品类中，比“四大件”更难乐观的是“两小件”。吸尘器和微波炉更是属于补贴都拉不动的品类。微波炉因所谓的“健康顾虑”等因素，销售连年走低。吸尘器本来就比较小众，今年来更是因为扫地机器人等新产品挤占了市场份额，沦为边缘。这两大品类的国内供给主要是为外销匹配的，“出口转内销”的市场空间十分逼仄。 这种内需和外需之间脱节的情况，在对美出口的消费商品中并非个例。比如占对美出口5%左右的玩具，在如今国内低生育率的市场状况下很难指望内销有多大的增长。再如，占比11%的日用杂件中的很多小玩意儿，诸如很“网红”的竞选纪念品、圣诞节装饰品，几乎都是为美国市场定制的商品，难言内需。 另外，占比不高但增长迅速的新能源车及相关产业链产品，情况比较特殊。新能源车本质上是替代型消费，多卖一辆新能源车，就少卖一辆油车。所以，这类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内需增长，要付出“一减一小于0”的额外成本。 总之，在对美出口商品“出口转内销”的市场预判上，宏观数据简单的加减法不足为凭。单一市场的消费市场趋势预判都很难准确把握，何况是差异巨大的内外之别？ 对中国消费内需增长潜力高度乐观是一回事，对美出口商品的内需匹配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况且，还要考虑对美出口受阻对国内消费力的负面影响。 02 市场需求内外有别，源于经济红利的消费能力是内外相连的。 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外需”和“内需”无法割裂。对比历年对外贸易总额和社零销总额之间的数据，两者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外贸好则国内消费力旺盛，反之则是国内消费疲软。 最显著的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度大减14%，社零销总额增速也从上一年度的21.6%跌至-0.5%。 当然，全球经济危机对国内消费力的冲击，肯定比中美贸易的局部冲击要严重得多。但是，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占外贸总额的11.7%，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5%，中美贸易顺差更是总贸易顺差的30%，影响也不容小觑。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社零消费总额从上一年度的同比增长8.9%下降到8%。不到1个点的降幅当然在可承受范围，但这对应的是中美贸易额下降14%，而且这一下降仅仅维持了一年。如果这次关税战导致更大比例、更长时间的中美贸易滑坡，对国内消费力的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外需带内需的正相关性并不难理解。我国的“消费版图”和“外贸依存版图”高度重叠。粤、苏、浙、鲁四大经济强省，既是外贸主力，也是消费主力。外贸受凉，消费就会感冒。 这种联动效应也并不是沿海经济强省的“专利”，四川和河南两大内陆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也会受到波及。川、豫两省的外贸依存度和贸易总额相对较低，但是出口的对美依赖度高达20%以上，高于所有东南沿海省份。而且，这两个省份的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美出口额虽然不高，从业的劳动人口并不低。就业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无需赘述了吧。 因此，中美贸易一旦遭遇重创，对内需消费力的直接冲击并非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 总之，关税战阴影之下，对内需市场的消费力增长不能盲目乐观。用社零总额强劲增长的历史数据，套中美贸易的大变局，是毫无前瞻性的“算死账”。数千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受阻对国内消费力的冲击，即便以最乐观的估计，也很难得出国内消费保持正增长的结论。 没有消费力的增长，内需市场如何接盘数千亿美元的“出口转内销”呢？ 03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出口转内销”不能简单地用宏观数据加加减减来算账。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实际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远比贸易量的表面数据要高得多。 比如，对相关行业的产能冲击。部分对美出口的大宗消费品，本身就有产能过剩之虞。像家电产品，2024年国内空调总产能在2.8亿台左右，内外总销量1.8亿台上下，近亿台产能过剩。电视机、洗衣机的情况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要是大量出口产能“刀刃向内”，国内家电产业将会“卷”无可卷，不得不采取“降本增效”。由此产生的“经济账”要算，却又很难算得清。 再如，投资者信心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影响。关税战不仅撼动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会波及地缘政治、地区安全局势。由此衍生的种种不确定性无疑会在资本市场放大，对金融系统的承压能力更是严峻考验。 还有关税战对中国出口环境的“外溢效应”。虽然是中美两国“神仙打架”，但是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难免担心中国出口商品另辟市场“殃及池鱼”，从而采取一些过激的贸易保护政策。 所有的经济代价，最终都会向消费传导，消费者永远是经济的终极埋单者。因此，对我们而言，关税战不是一道宏观数据加减法的考题，而是一张从微观到宏观的庞大考卷，而且是一场难度很高的闭卷考试。如何在中美贸易大幅下滑的不利条件下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力，是这张考卷上的一道题，而不是答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
臺灣健保30週年： 創造全民均健，追求更健康臺灣 投稿者：邱泰源部長—中華民國（臺灣）衛生福利部 健康是基本人權，更是普世價值。提升健康不僅關乎增進人民福祉，更影響球各國的生存與發展。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 2025-2028年第14個總體施政規劃」(GPW14)，其中包含「提升衛生服務覆蓋率和財務保護，促進全民均健」之策略目標，呼籲各國就相關議題採取行動。 臺灣早已於1995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藉由整合不同職業身份的保險體系，於今納保率超過99.9%，實踐全面健康覆蓋，30年來，提供臺灣人民公平、可近性高、且有效率的醫療保障，也是臺灣社會安定及民眾健康安全的重要支柱與保障，更成為全球健康照護的典範，已經連續7年獲得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全球健康照護指標(Health Care Index)排名第一。 臺灣健保的財務運作採隨收隨付、自給自足的模式，並透過保費改革及補充財源（如菸品健康福利捐），有效應對人口老化及醫療成本上升的財務挑戰，確保制度的穩定與永續。 為持續提升我國民健康，我國賴清德總統於2024年提出「健康臺灣」的施政願景，期盼讓人民健康，讓國家更強，也讓世界擁抱臺灣。秉持以人為本，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的理念，積極擴大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服務。透過「家醫計畫」與「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提供慢性病患者全人全程的綜合照護；透過遠距醫療提高偏鄉地區服務可近性，也透過推動長期照顧與安寧療護的一體化服務，落實在地安老，確保全方位全人全齡有尊嚴的健康照護，實現健康平等的真諦。 此外，WHO於2021年發布2020-2025年全球數位健康策略文件，提出加速發展及運用以人為本(Person-centric)之數位健康方案，以預防、偵測與應對傳染性疾病，建立相關基礎設施和應用健康數據以促進健康與福祉。臺灣持續運用其資通訊優勢建構高成本效益及效率的衛生體系及服務，包括健保雲端系統提升病歷互通效率，並藉由快捷式健康照護可互通性資源(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FHIR)標準推動國際醫療資料的交換，透過AI輔助技術推動智慧醫療發展。虛擬健保卡與健康存摺APP實現了建立即時健康資訊管理，促進民眾作出有利健康的決定。 另自2008年起，我們引入醫療科技評估（HTA），以實證為基礎的政策決策促進新藥的快速納入健保，2023年首次納入基因及細胞治療藥品，開創精準醫療的先河，改善患者的治療選擇。我們也運用創新科技輔佐改善醫療環境，發展智慧醫療照護，提升整體醫療服務質量，提供民眾更好的照護品質。 臺灣雖面臨政治挑戰，卻始終積極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並致力於支持全球衛生體系。在COVID-19期間，臺灣在防疫物資、技術和經驗分享中發揮關鍵作用，成為世界各國可靠的合作夥伴。此外，臺灣健保的經驗可為全球提供寶貴的借鑑，我們將繼續與各國分享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管理與數位健康等領域的成功實踐，助力更多國家實現WHO揭櫫的全球健康覆蓋目標。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健康挑戰跨越國界，全球合作已成為應對各種健康危機的關鍵。然而因中國不斷扭曲聯大第2758號及世界衛生大會第WHA25.1號兩決議，使得台灣無法參與WHO-全球最重要的健康合作體系。殊值得注意的是，該兩項決議並未提及台灣或台灣為中國的一 部分，亦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WHO代表台灣的權利。 基此，為實踐聯合國包容及普遍性的核心價值，我們籲請WHO及相關各方正視臺灣長期以來對全球衛生體系的貢獻，敦促WHO應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和彈性，秉持專業及包容的原則，主動並務實地邀請臺灣參加WHA及參與WHO主辦的會議、活動和機制，包括刻協商中的WHO大流行病協定。臺灣殷切期盼著能持續與國際社會攜手，共創無國界的健康未來，共同落實WHO憲章「健康是基本人權」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不遺漏任何人」的願景。
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一直以来都是珠三角、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凭借完善的产业链、强大的加工能力和开放的营商环境，东莞制造业工厂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口，他们在此奋斗数十载。 但好景难以常存。近两年，出口外贸生意发生巨变，国内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那些曾经不分昼夜运转的工厂，正在悄然倒下。2025年4月2日，一家位于东莞厚街镇的造纸厂——东莞市森和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森和纸业”）爆发工人讨Xin事件。已经4个月未收到工资的工人和中层管理者们意识到了不对劲：老板陈兆和许多时日未出现，而近日连电话也不接。工厂岌岌可危。 3月27日，森和纸业的部分中层员工曾接到消息，称公司经营不善，将要申请破产清算。清明节前后，事态急转直下。森和纸业及其注册于肇庆的两家子公司，分别为广宁县森益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森益纸业”）、广宁县和盛木业有限公司（下称“和盛木业”），三家工厂共有五百余名工人发起维Quan，以求领取到数月未发放的工资和变相解雇的经济补偿金。 这是涉及五百多个家庭生计的一场别无选择的对峙，也是如今国际经济博弈大局之下，东莞这类典型制造业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写照。 工厂濒临倒闭，两地工人奋起自救 “我们现在就是要工资！我们现在就是要工资！”4月7日下午，在广宁县石涧工业园区，森益纸业的一间会议室里，年过五旬的工人代表张涛大声讲出了自己的诉求。当天上午，近300名工人赶到工厂，堵住工厂大门，拦截载货出厂的货车，以保住工厂资产。有特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为了敦促政府介入，他们还步行前往广宁县政府，当日下午，县委、县政府的特派人员到达工厂。此前，3月26日，森益纸业造纸厂的工人们收到了书面通知，厂方要求他们“停工待产”一周。眼看一周时间到了，工人们没有等来复工的消息，又收到另一张书面通知，让他们“停工待产”至5月6日。4月清明节期间，工人们发现，工厂频频有货车载货离开，除了原材料、废纸等货品外，还运走了厂里的机器。张涛觉得事情不对劲，尤其工厂还欠着工人们5个月的工资未发放，他认为“他们应该是在转移资产”。 张涛告诉水瓶纪元，从去年9月开始，森益纸业就已出现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去年9月份的工资，直到除夕前一天，他才收到一半，年后3月份又发了剩下的一半，但仍有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工资一直被厂方拖欠。“清明节前，大家收到了10月份的工资，才接受停工一周的事情，没想到，我们被忽悠了”，张涛讲到。 工人们不愿意被蒙在鼓里，于是在清明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发起行动。他们的集体声讨引起了肇庆市广宁县政府、宾亨镇政府多部门的关注，包括县委、县政府、劳动监察局、社保局等部门，联合派遣了工作小组到工厂，以协商、解决问题。 协商初期，由于各方参与的闭门会议中没有职工代表参会，工人们群情激愤地闯入会议室表达立场，认为协商过程严重缺乏透明度。厂方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工人们的神经，张涛提到，当天有疑似厂方派来的采购商，企图低价收购工厂货品。他强调，工人们必须保全这些资产，大家的工资才有保障。最终，政府工作小组承诺，会在当周给出工人工资的偿还方案。 据悉，森益纸业估算约有5000吨成品纸、900吨废纸，按照正常市场价变现，这些货值足以支付工人们的工资。森益纸业的中层员工王霄告诉水瓶纪元，公司拖欠的职工工资总额约为1000万元，其中他本人尚有7万多元工资未收到。 “我甚至打电话给（广东）省府的巡视组了，希望特事特办，快点解决大家工资发放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半个多月了，我们耗不起了，没法找工作，每天‘只出不进’”，张涛说到，“我们迫切地想做个了断”。 4月8日上午，劳动监察局找到张涛等职工代表，获取了工人相关信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当晚7点到8点左右，法院前往森益纸业，连同属于森和纸业的另一子公司，相距仅几百米的和盛木业，一并贴上了封条。 经过张涛等工厂员工的一系列积极行动，4月10日下午3点半，广宁县县委及宾亨镇政府召集了厂长、副总经理、职工代表等人开会，给出了一份《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方案明确了工资清偿实施流程，张涛等职工代表将监督资产核查、处置过程，最终回款也会划到县人社部门设立的专项帐户中，再发放给工人个人帐户。方案同时注明，“工人工资将于202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 水瓶纪元获悉，4月11日，该工资清偿方案已经进入实施程序。当晚8点，一家经销商购买了森益纸业的900吨废纸，达成买卖合同。与森益纸业的工人境遇有所不同，总公司森和纸业的工人们行动更加迅速，他们在四天内领到了工资，但未能获得足额款项。4月3日下午，水瓶纪元前往位于东莞厚街镇的森和纸业工厂，目睹几十名身穿蓝色工服的工人正守候在工厂门口的马路两侧，或站或坐。工厂大门时而开启，载着纸品的货车不断开出，大门内侧也有工人坐着，时刻监督着运货工作。 现场工人称，4月2日，厚街镇宝塘村村委曾派人到工厂，与公司财务、业务经理等数名中层员工，以及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陈兆和委派的律师进行了三方协商，最终决定由中层员工自行联系采购商购买库存货品，每日所得回款用以发放职工工资。多名工人证实，4月2日晚，他们收到了12月份的工资，但仍剩下1月至3月的工资未发放。工人们因此早晚蹲候在工厂门前，等待工资结清。 4月3日晚上10点多，工厂门口仍有数位工人守候，工人赵凡正坐在电瓶车上跟工友们交流。他提到，几日来工人们为了保住工厂库存货品，商议在工厂轮流值班进行监督，他自己也参与了轮班。因为担心工厂被法院查封无法出货，他们通宵装货，等到白天卖出。 然而，由于希望快速出货、快速打款，中层员工们决定以低价出售库存货品，导致所得货款无法偿还所有的职工工资。“货值只剩2月的工资够发，3月的就很难说了”，赵凡说道，“我也不管他们卖多少钱，到账多少都可以，能拿一点是一点”。工人组织者和研究者祥子对此次事件中工人们的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现阶段工厂仍未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一旦进入法律流程，赔偿等待时间会更加难以估算，如果工厂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工人就应该积极进行自救，推动工厂财产保全。“大家都要找饭吃，很难长期以一个集体的方式去走法律途径。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维Quan，先让工厂能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要主张自己的权益，让资方、政府给出赔偿的确切承诺，签订赔偿的协议，明确赔偿的名目、数额、日程等，否则后续流程是无法保证的。”水瓶纪元经交谈了解到，森和纸业有不少工人来自湖南，在工厂长期做工，他们的工龄少则三五年，多则超过二十年。一位老龄工人出示的劳动合同显示，其工作起始年份为2004年，且已经是无固定期限合同。 “（我们的）青春都在这里度过了，（因此）之前都很信任老板。他说遇到困难了没法发工资，让我们理解一下，我们就相信了，继续给他干活。现在我们后悔了，但这已经没有后悔药可以治了”，赵凡说道。 4月7日，水瓶纪元获悉，森和纸业的工人们领到了2月份的工资，而3月份工资只发了原工资数额的47%，剩下的53%无法发出。 工人讨Xin之难：社保存缺口，补偿金不明晰 森和纸业及其子公司的两地工厂，涉及被拖欠薪资的员工超过500人，他们月薪从三四千到一万元不等，找回四五个月的工资，关乎着每个人的家庭生计。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告诉水瓶纪元，根据“普通破产债权”之规定， 除了别除权和建工优先权等特定优先权之外，职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处于第一受偿顺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八条，员工的职工债权无需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供应商等普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一旦工厂进入破产清算阶段，职工除了工资和社保的基础权益外，还可依据工龄获得相对应的经济补偿金。但有多名工人向水瓶纪元表示，森和纸业及其子公司仅为部分工人购买了社保，除此之外，工厂自行购买了团体商业保险。 张涛也证实了这一点，子公司森益纸业共有职工约290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购买了社保，“入职的时候（工厂）不会问员工买不买社保，默认不买，只有（员工）申请了，工厂才会给你买。”森和纸业一位工龄超过七年的工人称，入职之后，工厂曾发给他一张社保卡，却从未实际缴纳过社保，如今他只有老家自己购买的“新农合”保险。 工人们希望工厂就补缴社保和经济补偿金问题做出承诺，但就目前工资发放尚未足额的情况来看，维Quan前路仍然漫长。 “工人可以去社保局查询社保记录，打印过去的社保缴纳清单，搞清楚这个工厂缴纳社保的真实情况，是否存在欺瞒行为等”，祥子评论道，“如果这家公司没有为职工缴纳社保，那工人就需要打官司认定劳动关系，令其补齐职工社保”。 他指出，工厂另行购买团体商业保险，更多是出于减轻企业运作风险的考量，不能成为不为职工购买社保的理由，因为后者乃属法律规定的责任。“公司如果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保，一年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而商业保险很便宜，表面上看是福利，其实工人是损失的”，祥子补充，“例如一旦有工伤发生，政府的工伤保障会定级，一次可能赔偿十几万元，但没有缴纳社保的工人没办法享受这项保障。” 2008年就曾到东莞打工，张涛对于职工权益等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更多，工人们信任他。由张涛写下的一份包含六项诉求的诉求书，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多方面的权益，尤其是工资、社保、赔偿金等几大内容。 关于诉求书第五点，“因厂方原因，多次忽悠、隐瞒的方式造成多次放假”，祥子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后续经济补偿金基数大打折扣，因为该基数是由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月薪来计算，如厂方有意为之，最终工人可以领取的经济赔偿金将大大减少。他强调说，工人应该设法保全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员工名册和工卡等能够证明工龄的证据，通过积极地谈判，尽可能提高经济补偿金基数。“如果一个工人在工厂工作了10年，月薪5000元，那这笔补偿金就有5万元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即使只能争取到50%，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祥子说道。4月7日，经森和纸业的财务人员计算，厂方拖欠职工各项款项共计2000万元。工厂员工目前已经向劳动局申请了仲裁，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但子公司森益纸业的工人们还没走到这一步。张涛称，当前的《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已经反馈了工资支付的诉求，有关社保暂停的工人，工厂也会补缴社保至4月底，5月工人们将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等我们拿到了工资，解除了劳动合同，我们肯定会去劳动仲裁，申请我们合法应得的赔偿金。”但张涛担心，到认定月薪基数时，又会是一次艰难的拉锯战。 “拆东墙补西墙”，二十年造纸生意落败 4月18日，水瓶纪元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仍未见到东莞市森和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立案信息。森和纸业注册于2003年，已经营二十余载，其余两家子工厂涵盖了造纸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和盛木业负责生产原材料，森益纸业负责造纸，森和纸业则负责加工，生产成品纸。森和纸业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陈兆和于2011年收购了森益纸业，初期生产的纸都由森和纸业加工，基本属于自产自销。2019年，森益纸业提升产能后，还会将纸出售给其他公司，例如精品纸包装的龙头企业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主要客户之一。 多位中层管理员工表示，去年年底，工厂资金链断裂情况已现端倪，董事长陈兆和在经营上多次做出不利决策，又通过员工、亲友等进行高利息的个人融资，最终导致森和纸业走向末路。2018年，王霄入职森益纸业，负责生产线管理工作。工作的前几年里，森和、森益两家工厂运作良好。2019年，陈兆和花费了一两千万用于更新森益纸业设备，尽管当年出现了亏损，但工厂月产能一度从几千吨增加到一万吨，而森和纸业更是9条生产线同时运转，有违《劳动法》规定地让两班工人轮班，24小时不停歇，一个月生产出一万多张成品纸。李达是陈兆和的远房亲戚，2020年，李达入职了森益纸业，主要负责废纸采购等工作。入职头两年，他短暂担任过管理层。他透露，期间公司一年流水就超过10亿元，一年营业收入达3000多万元。 然而，到了2023年，陈兆和又希望增加产能、扩大规模，投入了六七千万元进行机器改制。改制持续了11个月，一直到2024年，期间耽误了大半年的生产。王霄解释道：“原本（森益）有两条生产线，改制的时候剩下一条线在生产，无论生产多少都是亏损的。因为生产设备能耗高，两台设备一起开工可以分摊（电费等）成本。造纸的利润本来就低，成本增加一两百元都会没有利润。” 李达认为，就是这次改制，让公司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全世界都知道扩大产能，可以降低成本。但一天生产100万吨，卖不出去有什么用呢？”李达谈到，由于外贸和内需市场的日益紧缩，成品纸价格一路下跌，已经从以往的3700元/吨降至2200元/吨，而废纸的价格却在上涨，导致成品纸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王霄称，近一年里公司业绩最少下滑了30%。 正是在这次改制中，工人们成为首当其冲受影响的角色。据张涛所言，诉求书第五点正是基于改制造成的工人停薪待产。2023年12月，森益纸业就有一批工人放假了，直到2024年6月，张涛才得以回到生产线。这大半年里，他没有工作，曾经几次找到领导沟通，才争取到了一点生活保障金，“当时手机到账1350元，而肇庆市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1850元，我想着企业困难，有发就好了”。后来，公司又主张2024年2月是春节，期间不发放补贴，他只收到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但在这之前，陈兆和已开始涉险寻求高息个人融资。早在2016年，李达就借款近千万元给陈兆和，当时陈兆和允诺的利率是10%，也即李达每月可收到近10万元的利息。除李达外，陈兆和的一众亲友们也提供了借贷，这其中，王霄的姐姐借款给陈兆和300万元。 2022年前后，陈兆和又开始鼓动亲友们抵押房产，以从银行贷出更多的钱。银行贷款利率为5%，而陈兆和依旧支付给对方10%的借贷利息，这一利息差吸引了与森和纸业深度捆绑的亲友们投入全副身家。李达也敌不过陈兆和的软磨硬泡，用两套房产抵押出600万元给他。据李达所知，公司里多位中层管理员工都为陈兆和做了抵押贷款，总额达数千万元。 层层因素叠加，陈兆和“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杠杆借贷模式最终暴雷。李达透露，如今森益纸业欠银行6000多万元，欠供应商5000多万元，加上拖欠的职工工资，债务已高达1亿多元。 从政策上看，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常见的融资方式之一。东莞市的银行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各种贷款产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但银行贷款通常需要抵押或质押，且审批流程较为复杂。东莞市曾设立莞企转贷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面临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进行转贷。 陈兆和或在穷尽了合法的融资手段后，将目光转向了个人融资。对于以他人名义进行房产抵押贷款的行为，张律师指出，若未经授权抵押，属无权处分，抵押合同无效，但善意第三人（如银行）可能取得抵押权。“房主可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抵押无效，并追究民事赔偿；刑事层面，若老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签名或欺骗房主，可能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 清明节期间，一边是森和纸业的工人们在讨Xin，另一边，已是中层管理员工的李达则开始打包行李，准备随时搬出住了10多年的房子。他的两套房产以及另外三套亲戚的房产都被陈兆和打包抵押，贷款出千万余元，除非几家人凑齐这笔钱，否则这些房产都将被银行查封，而他们没有这么多钱去赎回房产。 3月27日，李达的儿子李翔接到父母惊慌失措的电话，匆匆请假从外地回到东莞。清明节三天里，他在家收拾自己房间里的物品，翻出初中、高中写的笔记和日记，一并打包装箱，只剩下睡觉用的床铺。“感觉这一切都很荒诞，可能明天一觉醒来，我们就要被赶走了”，他无奈地说道。 在东莞厚街镇，邻里们发现，陈兆和带有两层花园的数百平米的大别墅，目前已经被法院贴上了封条。别墅门口还有个水池，里面曾养着陈兆和托人从顺德带回来的99条锦鲤。李翔发现，别墅被查封之后，水池里的锦鲤就被路过的人捞走了。 东莞造纸业背后，外贸和内需困局 陈兆和坚持扩大工厂产能的决策，刚好与近年来造纸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背道而驰，这一错误预判使森和纸业最终错失转舵机会。同时，浸润行业数年的李达认为，造纸业市场颓靡，与外贸订单下滑、国内消费紧缩密切相关。“造纸业跟消费是直接挂钩的，外贸订单跑了，内需也不行，我们的生意就死翘翘了。”森和纸业生产月饼盒、茶叶盒、手机壳、鞋盒等消费品包装纸，“以前（国内）出口很多鞋子，现在鞋子都不在这里生产了；大家也不爱吃月饼了，没人买月饼……”他发现，东莞还有很多造纸厂家生意都不景气。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震动了全球市场。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对等关税”暂停实施90天。4月11日，据CNBC报道，美国对中国所有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进一步加码，目前最新累计税率已达到145%。 此前，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估算，至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为19.3%。拜登上任后，保留了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关税，还对个别品类增加了额外关税，使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20.8%。 今年1～2月，中国对外出口同比仅增长2.3%，远低于市场预期。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反映出早些时候出口商为避免关税而提前发货，以及特朗普更快、更广泛地加征关税的影响。此外，中国政府3月将2025年的CPI涨幅目标，较长期以来3%，下调至2%左右，为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中国通胀总体处于低迷状态，即市场价格难以回升，处于较低状态；进一步看，这反映出内需不足、企业竞争激烈、消费意愿低迷等结构性问题。 外贸关税问题，叠加上国内内需不足，直接作用于制造业，导致产能无法被消耗，“世界工厂”东莞也不例外。实际上，造纸业是东莞制造业的重要产业之一。2024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新闻发布会指出，据统计，东莞造纸产量约占全国的10%、全省的60%，且东莞是全国印刷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 全国造纸业的状况不容乐观。据中国造纸协会资料，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纸制品生产企业5406家，生产量6514万吨，较2023年下降11.39%；消费量5885万吨，较2023年下降13.75%。2024年出口纸及纸板、纸浆、废纸、纸制品合计1746.25万吨，创汇330.62亿美元。出口纸及纸板平均价格为1175.04美元/吨，较2023年平均价格下降13.93%。回看近两年工人罢Gong、讨Xin等事件，也能窥见制造业的变化。祥子基于中国劳工通讯网2023年的数据，做了相关研究。根据工人集体行动地图（CLB n.d.），2023年共记录了1789起罢Gong，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制造业的劳资冲突在2023年显著增加，达到24.39%，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45%，比疫情时期高出约3倍。 尽管CLB的数据并不全面，有限数据仍表明，追回拖欠工资一直是工人们的主要诉求，2023年，该缘由占罢Gong事件的 87.14%，较三年疫情期间增加了3.7%，较疫情前增加了6.8%。此外，疫情后企业倒闭和裁员的案件大幅增加，从疫情期间的7.60%上升到2023年的12.88%。特别是在制造业罢Gong中，因企业倒闭和裁员而发生的案件占总数的42.5%，几乎分别为疫情前水平的两倍，以及疫情期间的3倍。祥子认为，从2018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制造业工厂被迫外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随着外贸订单的减少，国内越来越多工厂走向倒闭。在这种处境下，企业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及管理者对职工的剥削问题愈发凸显，不愿为职工缴纳社保就是其中表现之一。中国制造业长期依赖低价劳工的模式，正在朝不少东南亚国家转移。外贸环境的不利，促使政府扩大内需。然而，国内产能过剩，让企业内卷加剧、经营不善，被迫失业的人正越来越多，人们口袋中的钱进一步减少，无法提振消费。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张涛、王霄、赵凡、张律师、李达、李翔为化名） 撰文_LinChen编辑_落橙 赵小鲁平台编辑_cc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水平纪元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的众声喧哗 一、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在一审判决出来前后，我便有所耳闻，在网上也刷到过一些与该案相关的信息。当时就有媒体联系我，希望能就该案的判决做些评论，对此我是不置可否的。缘由在于：第一，对刑事领域个案的评论，由于构罪与否需要以涉案事实与证据作为必要基础，而我对该案的事实与证据情况并不清楚，随意评论个案从职业伦理来说并不严谨。第二，作为强奸案件，该案牵涉特定当事人的诸多隐私，原本就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对其进行评论可能会暴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第三，我以为订婚不能阻却强制性行为成立强奸罪是无庸置疑的，人们充其量对婚内强制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会存有争议，所以该案缺乏普遍化的一般意义；既然不具有普遍化的意义，围绕该案进行评论在公共领域也就缺乏积极的价值。然而，后续事态的发展表明，在关于第三点的判断上，我错得相当离谱。原来，当婚内强奸在法治国家成为立法上的通例，甚至连近邻韩国都承认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而在我们的社会，竟会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只要订婚就等于出让女性的性的自主权，女方有随时随地配合未婚夫进行性交的义务，即便是强制的性行为也可因订婚的存在而阻却强奸罪的成立。持此类观念的人群之中，甚至也包括一些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我之前的评论确是带了一些个人情绪。面对或赤裸或隐晦地将女性物化的各类无底线言论，我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同时，我也并不觉得，面对这种言论时心平气和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态度。尤其是，看到一些人将污水泼向案件中的被害人，通过将关注焦点引向彩礼，用污言秽语对被害人施以荡妇羞辱，我真的是惊诧于某些人内心的阴暗。原谅我的少见多怪。我确实未曾想到，基本盘中的性观念与价值观竟然是这样的；号称学过法律的一些同行，原来也持的是按现代文明看来根本就是法盲的观点。 二、 在大学的刑法专业教学中，每次讲到性侵犯罪时，我都不免感叹，相比于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性犯罪立法，我国性侵犯罪的规定要保守得多，基本还停留于对传统观念的捍卫，充其量只是做出一些微调。及至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承认成年男性可以成为强制猥亵罪的对象，算是在性观念方面有了些许的突破。但迄今为止，我国刑法都不承认男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对象，对于婚内强制性行为的处理明显偏重于对家庭秩序的维护，同时将强奸行为限定于狭义的自然性交。就婚内强奸的问题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上修改强奸罪的条款，承认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施加强制甚至是未获同意的性行为，确定无疑地可以构成强奸罪。相比之下，我国刑事实务中对婚内强奸的处罚范围要窄得多，除了在离婚诉讼与分居期间发生的强制性行为会按强奸罪来论处，正常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被认为是可以阻却强奸罪的成立的。承认婚姻的存在能够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其实并不符合将强奸罪的法益界定为性的自主权的基本立场。只要承认性的自主权是属于个体的，就不可能认为结婚等于让渡个体的性的自主权。这也是现代法律为什么普遍不处罚通奸的缘由。我的感叹在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性侵犯罪，号称要保护女性的性的自主权，但其实只是套了一顶性自主权的帽子，内核保护的仍然是性贞洁。因为只有从性贞洁的逻辑出发，才会顺利成章地得出，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而丈夫享有豁免权，原则上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号称要保护女性作为个体的性的自主权，实际上却主要在保护性贞洁，其中充斥与弥漫的男性凝视未免让人失望。包括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技术主义的论证，究其内在不过就是想要维续男性的性支配地位；只是毕竟作为法界中人，不好意思直白地将自己认同传统性文化的心理和盘托出。 未曾料到的是，就性侵犯罪来说，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显偏于保守的我国刑法界主流立场，在很多人眼里竟被认为过于激进。法律定的明明已经是最低的标准，而很多人连最低的标准都无法对齐。对此，正常人的合理反应，原本应当是尽量拉短自己与最低标准的差距。然而，当粗鄙在网络世界中形成遥相呼应的局面，人们对于自己无法对齐最低标准的问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围绕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产生的巨大争议，质疑法院有罪判决的众多意见中，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订婚并收受彩礼，即便强制的性行为也能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决存在疑问。不难发现，按此种意见，彩礼实质上被视为女性的卖身钱与男性的嫖宿费，是作为换取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交易费用而存在。 这样的观念由于将女性当作可予转让的财物，自然难以见容于现代的法律体系。但凡知道要点体面，不以粗鄙与反文明为荣，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认可与接纳前述的观念。也因此，即便在性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上偏于保守，按我国刑法界的主流立场，订婚由于在法律上没什么实质意义，双方之间并未就此进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关系；故而，如果男方违背女方的意志，强制性地与女方发生性行为，自然可以成立强奸罪。 一种在现代法治逻辑看来不应存在争议的处理路径，却在网络上引发滔天的怒火，也造成舆论场的撕裂。大清灭亡一百多年了，还在争论订婚后的强制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着实是魔幻得很。面对网络世界汹涌的民意，办案机关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案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诸多细节，本以为能就此平息舆论，不料反而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 可以说，舆论场的撕裂无从弥合。说到底，这不仅是观念的冲突，更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对立：究竟是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承认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权的独立主体，还是延续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将女性客体化而视为附属于男性的物品。 三、 在古代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财物，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宣告的便是男性的主权。也因此，法律制度上会保护父权与夫权，肯定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并发展相应的文化来进行加持。出嫁之前，父亲对女儿享有支配权；出嫁之后，丈夫对妻子获得支配权。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中，自然就包含性方面的支配权。与之相应，古代社会法律保护女性的性贞洁，是认定强奸罪真正的被害人是男性。所谓的贞洁，对女性自身而言没什么意义，只有对作为权利主体的男性才有价值。依据这种逻辑，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被强奸，对于男性来说意味着自己的财物被玷污。当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观念，即认为女性只要被强奸就是被玷污，就是身子不干净被弄脏了，便是男权社会为强化女性的物化地位而输出的文化支持。认清这其中的缘由，便会意识到“被强奸被玷污”是男权主义强加的观念。然而，即便在古代社会，只是存在订婚而尚未进入婚姻，也不会承认未婚夫对已订婚的女子取得性的支配权。相反，未婚夫对未婚妻实施强制的性行为，往往会受到正式制度的惩罚。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自身，而是为了保护作父亲的男性的主权。理由很简单，女子未出嫁之前从属于其父亲，只有正式地与某位男子缔结婚姻，才代表着权利主体更替的完成。此后，该女子才会被认为是这位男子的所属物，后者可以对前者在性方面予取予夺。就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而言，如果放在古代社会，订婚的双方之间发生婚前的性行为，不要说是基于强制，便是自愿也是不被允许的。围绕该案，当为数众多的人们认为，涉案的男子有权对收取彩礼的女方实施强制的性行为时，究其心理，分明是既想霸占古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附属物，又想获取现代社会的红利，也就是婚前发生性行为是可被接受的。既要将女性置于类似财物的位置，不愿承认女性是独立主体，又要在这个“财物”转让之前，就能肆意地行使作为主人的支配权，两头的红利都要可尽吃。这白日梦，确实做得挺美。要怎样的无知与贪婪，才会这么一厢情愿一门心思地既要又要，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我之前批评某些人还生活在大清朝，后脑拖着丑陋的辫子而不自知。认真想来，批评持前述观念的人是生活在大清朝，很可能是侮辱了清朝人。因为清朝人都不会在对作为“财物”的女性完成所有权转移（借助结婚的形式）之前，就敢于宣示对未婚妻的性支配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想当然地宣扬订婚收受彩礼后女方就有配合性交义务的人们，根本是在背离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不自知。可惜，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说是在现代社会，就是穿越回古代社会，也不可能让你实现这样的黄粱美梦。 无论某些人多么地不情愿，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时代终究是已经变了。文明固然脆弱，有时可能会被野蛮所征服，但她就像一粒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从刑法的专业角度来说，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谈不上是疑难案件，其间并不涉及多深刻的法理；但是，在一个很多人连法律设定的最低标准都无法对齐的社会里，两审法院做出的有罪判决有其积极的意义。每一次正义的审判，都是对文明的用心呵护。野蛮的力量阻挡得了一时，却绝不可能扼杀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 2025年4月20日 作者简介：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水木网络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