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外長叫停大學合作後 中國學生前景未卜
2026 年 8 月 18 日
小時候我無比渴望成為一隻社畜，學生崽慾望多，錢包癟，看著花花世界有賊心有賊膽，就盼著長大工作賺錢，成家立業吃喝玩樂。然而長大之後上班多年，現在的我只想從此躺平：大夢三千散場，古今一枕黃粱，世間事，管他娘。 可以肯定，這不是隱士情懷發作，或者什麼黃老之學清靜無為的再現。「酒旋沽，魚新買，滿眼雲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這是寫《天凈沙·秋思》的那個馬致遠的躺平宣言。他是在元朝當官沒當明白，和現代人壓根不是一碼事兒。 01 躺平自古以來就是一種牛逼的態度：東晉太傅郗鑒想從丞相王導家諸子中選一女婿。王氏諸子都修飾打扮，彷彿夜總會小妹等待客人，只有王羲之露著肚子躺倒啃饢，結果自然是書聖抱得美人歸，留下好幾個成語，什麼「坦腹東床」什麼「東床快婿」，不一而足。 相比之下，犬儒哲學家的躺平，是當代青年躺平的濫觴。第歐根尼的全部財產包括一根橄欖樹榦做的木棍，一件襤褸的衣裳，一隻討飯袋和一隻水杯。他每天住在市場上，晚上睡在木桶里。征服世界的亞歷山大大帝來到他身邊尋求智慧，他躺平在街邊眼皮都不抬，只說一句：請別擋住我的陽光。 躺平這種夢想，不是從今日始。任何時候都有懶得奮鬥的人。搖滾老炮兒紅色部隊有一首老歌，叫《累》。 想要上學可學費太貴 想要工作我又嫌累 吃的貴，喝的貴，自行車要上稅 這一天，那一夜，空度這年歲 這首歌是拼盤搖滾專輯《中國火1》中比較惹人注意的作品，發表於1999年。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那是一切都旺盛蓬勃的時代，依舊有年輕人在搖滾里渴望躺平。 02 近幾年一個詞語——低慾望社會，從日本流傳到中國。所謂低慾望社會，就是指無論物價如何變化，消費無法得到刺激，經濟沒有明顯增長，大部分年輕人沒有夢想、沒有幹勁，不戀愛、不婚、不生，對買車、買房幾乎沒有興趣，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從簡。 日本社會幾乎是社會的參考版，作為先行一步的鄰國，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足為中國的預言家，差不用多可以說，日本社會遇到的問題，中國基本都要重蹈一遍覆轍。低慾望社會目前在中國已經隱約呈現，面對著一輩子打工也付不起的房子首付，面對著無論如何努力也實現不了的階層躍遷，年輕人早早就舉手投降，如果不能改變，最起碼不要內卷。 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人為什麼勤勞卻不富有》。專門探討中國人滿面塵灰卻無法富有的原因。首先就是制度成本太高，每天工作時間有幾個小時是在對沖這種制度成本，其餘的時間才是為自己賺錢；第二個是國家財政稅收太多，特別是最近十幾年，政府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大餡餅中分到的國民收入越來越大。陳志武還說，在全世界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裡，中國人的收入最低。 蛋糕被切走大半，勤勞不致富並非是躺平的全部原因，喪失對未來人生改變或者躍遷的希望，才是年輕人躺平更直接的緣由。深圳「三和大神」現象，其實就是躺平的一個終極表現。每一個「三和大神」，曾經也不過是如我們一般的「正常人」。懷揣著夢想坐著火車大巴來到城市，然後被現實狠狠擊碎。他們肯定有過夢想，在大城市努力工作，安家立業，也想過跨越階級，過上好的生活。可現實是夢想永遠無法抵達：你沒學歷，沒技術，你只能一輩子待在工廠，到老，到死。沒有房子，沒有戶口，沒有歸宿。 於是有一天，他們決定了：不如放棄吧！ 03 十幾年前有本美國人寫的暢銷書《富爸爸窮爸爸》，一開篇就描述了一個「老鼠賽跑」遊戲，這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細思恐極。大多數普通人從小被教育要好好學習，長大後找份好工作。進入職場後，他們不僅為公司老闆工作，還要通過繳稅為政府工作，通過償還住房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為銀行工作。 他們還會勸告他們的孩子努力學習、找個好工作，重複他們的人生軌跡。他們終生辛苦地工作，下一代又重複相同的過程，這就像困在鐵籠里的老鼠，每日飛快地蹬著鐵籠向前跑，卻始終被困在籠子里。 所謂「老鼠賽跑」遊戲，現在換了個名詞，叫「內卷」。在內卷中996，在內卷中雞娃，卷完了自己卷孩子。努力工作改變能看到的未來又是什麼樣？爬升到中產階級又怎麼樣？還不是一樣像蒙眼狂奔的驢子，拚命拉磨，卻永遠吃不到那串胡蘿蔔。 廢物聖經《猜火車》電影的開頭，廢青旁白說要逃離無聊的生活，一一列舉要反抗的各種庸常，生活的最後卻依舊是舉手投降，照單全收： 我前途一片光明——我會跟你一樣，工作，家庭，TMD的大電視機，洗衣機，車子，CD播放器，電動開罐器，養生，低膽固醇，牙醫保險，抵押貸款，便宜房子，休閑裝，行李箱，三件式西裝，DIY，體育節目，垃圾食品，孩子，公園散步，朝九晚五，打高爾夫，洗車，選擇毛衣，聖誕合家歡，養老金，免稅，清理水溝，一直向前，直到死的那一天。 04 躺平的原因還有一條，就是尊嚴感的喪失。 人之為人，是有尊嚴的，否則異於禽獸幾稀。然而在當代的生產關係中，人逐漸工具化。一個公司負責員工的部門叫什麼，叫人力資源部，這說明人只是一個資源，而資源可以使用可以利用，可以消耗可以節約可以浪費。 科技的發展，讓打工人可以被更精確地控制。《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里詳細描述了被資本家、被科技能力控制到分秒的外賣騎手。平台為了更短的派送時間，更大的市場份額，用演算法逼迫騎手們強行對抗交通規則。結果是他們的生命安全根本無人在意。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數據顯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賣騎手傷亡。同年，深圳3個月內外賣騎手傷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個月間查處騎手違法近萬次，事故196件，傷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個騎手因違法傷亡。2018年9月，廣州交警查處外賣騎手交通違法近2000宗，美團佔一半，餓了么排第二。 經典馬克思主義界定了生產關係、生產力和勞動者的關係，並指出勞動者是核心因素。而到現在，事實上勞動者也就是個生產資料，在資本眼裡，無異於車輛電腦，充其量算是個直立行走的工具。 克勤克儉聽話服從的中老年人，或許還可以接受這樣的內卷，但年輕人不願意。他們不願意做螺絲釘，不願意做工具人。他們發出疑問：早些年都說人多了不好，要計劃生育，少生孩子多種樹，大家都能富。現在又說勞動力不足，養老金缺口大，提倡多生。這都把人當什麼了？牲口嗎，動物嗎？還要操心維護種群數量的問題。 說到底，這是不把人當人，只看到人的用處，看不到人的尊嚴和體面。當年魯迅寬慰年輕人說，還是要相信希望：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是魯迅不知道，現在每條能走的路上都擠滿了人，走得通走不通的路上都人滿為患。我的路上滿是別人，而我，已經無路可走。 躺平，是因為沒有了希望。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騷客文藝）
5月16日是猶太傳統節日「五旬節」的前夜。按照猶太傳統，五旬節是一個喜慶的節日，既慶祝穀物的收穫，又紀念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托拉》的盛大文化傳說事件。這一天，猶太人應該聚餐暢飲，教堂內應該徹夜誦經，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的五旬節卻是一個不平常的節日。當天晚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內閣安全會議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與加沙地帶哈馬斯武裝的作戰行動——「銅牆鐵壁行動」將全力繼續進行。內塔尼亞衚衕時要求以色列人愛惜生命，減少外出活動，「你們在過去的一年裡因新冠疫情已經習慣了呆在家裡，現在不妨再多呆幾天。」隨後，以色列民防部門發布命令，要求室外聚集人數不得超過10人，室內聚會不得超過100人。換句話說，猶太人將無法依照其習俗慶祝五旬節。 不過，對於大多數以色列人來說，這個五旬節缺少節日色彩並不是讓人吃驚的事情。代號「銅牆鐵壁行動」的作戰已經進行了一周時間，以色列國防軍已在加沙地帶空襲了1500多個目標，造成近20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加沙地帶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3100多枚火箭彈，造成10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與此同時，以色列境內，特別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發生了大規模騷亂，宗教與商業場所被焚燒，街頭衝突導致居民傷亡，其規模和範圍都是以色列建國以來所罕見的。 面對這種情況，以色列人已經習慣了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的某個時間，一聽到凄厲的空襲警報，就快速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就近躲入避彈室。兩周前因疫情防控得力而恢復常態的工作環境，現在再度空無一人，公司、學校紛紛重新實行遠程辦公、教學。即使沒有民防部門的警告，人們也大量減少了外出活動，特拉維夫的休閑消費場所明顯變得空空蕩蕩，我日常散步的河邊杳無人跡，令人彷彿置身於疫情最嚴重時期的環境。 謝赫加拉的房地產糾紛 對於這次巴以衝突衝突的背景原因眾說紛紜，不過它的導火索卻是公認的：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阿拉伯混居區——謝赫加拉的房地產糾紛（延展閱讀：以巴衝突：這次爭什麼？）。 謝赫加拉位於耶路撒冷古城與希伯來大學的觀景山校園之間，自古便是一個居民區，保存了不少猶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該地區住著100多戶阿拉伯人、90多戶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約旦佔領了這塊地區，驅趕了所有猶太人，將猶太人的房地產扣押，納入「敵產監管委員會」的管理之下。1956年，約旦與聯合國難民署達成協議，將28戶阿拉伯難民遷入猶太人的產業，約定住滿三年後簽發法律文件，將這些土地和房產的所有權移交給這些阿拉伯人，同時取消他們的難民身份。 如果當時這些法律文件真的如期簽發的話，也許就不會有如今的衝突發生了。然而，真實的故事卻是另一個版本。 按照約旦法律，納入監管的敵產仍然是敵產，只有兩種情況才會導致所有權發生變更：一是，國家宣布沒收；二是，國家將產權移交給第三方。然而，約旦從未沒收過該地區的任何財產，也從未簽署過任何法律文件，將這些財產轉移給這些搬進來的阿拉伯人。因此，從法理上說，原來的猶太房主一直是這些產業的所有者，阿拉伯人僅僅是房客。 以色列屬於英美普通法系國家，對法律的傳承性和連續性非常執著。特別是在民法方面，無論是奧斯曼帝國的法律，還是英國託管時代的判例，包括約旦佔領時期的法律決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統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專門說明，在財產問題上，尊重約旦當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處理決定。 問題在於，謝赫加拉的阿拉伯「房客」們，從未通過法律途徑而獲得過正式產權。所以，從上世紀70年代初起，原猶太房東便不斷地向法院起訴，要求明確產權。由於歷史文件清晰，法庭對他們的產權要求並無異議。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這些阿拉伯居民應向猶太房東支付租金，同時將這些阿拉伯居民列為受保護的租戶，只要他們繼續交房租，就可以長期居住。 整個事件里，其實沒以色列政府什麼事，就是個簡單的產權官司，是業主、房客與法庭之間的問題。 然而，在巴以之間的問題上，任何簡單的事情都會變得複雜。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謝赫加拉的房地產之爭被描繪成猶太復國主義驅趕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陰謀，煽動阿拉伯人拒絕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產權證明，便想方設法質疑猶太人的產權，多次在法庭起訴，都因事實清晰而被駁回。最後，因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即將簽發驅逐令，從而引發了進一步的緊張關係。 問題在於，這個導火索是否就是事情的起因呢？ 謝赫加拉的房地產官司並非新出現的緊張因素，這場官司已經打了近五十年，從未產生過房主、房客圈子之外的影響力。這類官司在以色列並非什麼特別的糾紛，由於戰爭引發的大規模人口遷移，以色列自建國以來這類官司就沒有斷過。原告有猶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被告有自然人，也有以色列政府機構，裁決結果有猶太人勝訴的，也有阿拉伯人勝訴的。 謝赫加拉房地產官司的審判裁決，依據的都是以色列的成文法律和判例，並無專門針對該糾紛的新法規產生。因此，從各方面來看，謝赫加拉的房地產官司都是以色列常見的產權糾紛，就算近年來有各方勢力（猶太定居者、左派反以勢力）的捲入，要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全面衝突，仍然顯得說服力不足，這也就導致人們在這一事件之外尋找更多的線索。 背後的「手」 目前看來，至少有三個因素可能與事件的發生有關。 首先，是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在川普時代，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打造一個沒有巴勒斯坦和伊朗的中東，也就是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以色列與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聯盟，並在這一過程中將伊朗和巴勒斯坦完全排除在外。 拜登上台以後試圖回到奧巴馬時代的中東，中止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和解的「亞伯拉罕條約」進程，通過重開伊核談判和恢復對巴勒斯坦的經濟援助而重新將這兩家帶回到中東棋局。這種做法無疑給了伊朗和巴勒斯坦更多的信心，但也導致地區緊張局勢驟然升級。比如，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襲船戰兩年來都是暗中進行的，而拜登上台不久，襲船戰的消息就泄露給了媒體，引發伊朗與以色列之間這種衝突的升級和公開化。 其次，是伊朗的角色。以色列媒體和評論家普遍認為這次衝突升級，背後有伊朗的手在興風作浪。這一方面是因為伊朗與哈馬斯之間有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哈馬斯領導人近一年來曾多次公開表示，哈馬斯現有的武器裝備幾乎全部來自伊朗，而伊朗軍方領導人最近也曾表示要對以色列進行一次全面突破性地的打擊。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次衝突從產權糾紛到聖殿山衝突，進而發展為哈馬斯的火箭彈攻擊和以色列各地阿拉伯人的騷亂，其間環環相扣，有較為明顯的組織運作痕迹，也讓人懷疑其背後有不同尋常的操縱者。 其三，是以色列軍方的新戰略。2014年五周的激烈衝突之後，以色列軍方評估了戰爭的結局，調整了策略。在哈馬斯加緊升級製造火箭彈、獲取無人機並大規模修築地下工事的最近幾年間，以色列國防軍制定了以打擊哈馬斯軍事設施為主要目標的新戰略，開發了針對性（比如專破地下工事）的技術，並耐心地等待開戰的時機。 在目前的這場衝突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以軍的攻勢從2014年的以武裝人員為主要打擊目標，演變成了今天的以摧毀設施為主的策略，重點攻擊哈馬斯的軍事情報、武器研發製造、地下工事，而且採用「敲屋頂」戰術，給設施內人員充足的逃離時間，並不在乎武裝分子乘機逃走，另外使用定點清除的打法，斬首哈馬斯高級指揮和技術人員，因而也使得本次衝突的傷亡人數遠遠低於2014年2000人死亡的數字。 以軍的新戰略也許並非本次衝突的起因，但顯然是導致衝突持續和激化的一個要素。由於這種新戰略的存在，以色列反覆強調以軍必須完成其所制定的軍事目標，而不在乎哈馬斯方面作出的求和姿態。 儘管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不會立刻停火，但這場衝突的結局似乎不難預期，而且也應該不太遙遠。 評估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有兩個不可脫離的要素。其一，是以色列沒興趣重新統治加沙地區，也沒興趣幫助巴解組織統一巴勒斯坦。其二，是哈馬斯無論怎樣高調，本質上是一個小角色，對以色列不構成實質性威脅。 前者決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大規模進入加沙地帶去推翻哈馬斯的統治，後者則決定了哈馬斯沒有能力把戰火引進以色列本土，最多用火箭彈做一些騷擾性襲擊。因此，加沙衝突無論發生多少次，其基本進程就是以色列通過打擊大幅度削弱哈馬斯的軍事力量，使其在一定時間內無法進行新的挑釁。 本次衝突以前，以軍的戰略是空中飽和轟炸加有限的地面進攻，哈馬斯則試圖在地面戰中給以色列造成較大傷亡。而以軍目前的新戰略則是，通過空中打擊，實現其戰略目標，完全不進行地面戰鬥，以使哈馬斯的戰略重點完全失去作用。哈馬斯一方面打不到以軍，另一方面耗費了大量資金修建的基礎設施被不斷摧毀，很快也就會失去繼續戰鬥的興趣。 在地面戰這一多變要素去除之後，戰爭的進程可以大大縮短。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次衝突不會像2014年那樣持續五周時間。考慮到以軍已多次表示其作戰目標已接近完成，可以期望雙方在近期會接受某種調停，達成停火。 這次衝突對以色列國內政局的影響，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兩個看點。 短期來看，這場衝突對以色列反對黨組閣的努力可能產生某種的影響。以色列今年大選後，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組閣失敗，導致反對派「未來黨」領導人亞伊爾·拉彼德獲得組閣的授權。由於以色列「小黨政治」的特色，拉彼德需要一個比較廣泛的聯盟才能組成政府，而衝突形成的不穩定因素有可能給這種「合縱連橫」帶來無法預料的影響。 長期來看，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騷亂活動的影響力遠遠比哈馬斯的火箭彈深遠。內塔尼亞胡已經明確表示這些阿拉伯騷亂團伙將被看作是恐怖主義組織，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也已經從警方手中接過這些案件，在國家安全層面上進行處理。以色列國內近20%的阿拉伯人和近80%的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非常微妙，這次事件以後，族群關係無疑將走上更加撲簌迷離的途徑，對猶太國的民意基礎，國民的身份認同，國家的長期戰略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漢學與東亞學終身教授。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平行邏輯）
2021年5月10號，以巴爆發新一輪全面衝突：聖殿山內，以色列警察驅散了暴動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南部，哈馬斯開始發射火箭彈；加沙地帶，以色列的空中打擊已經打死了九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至少三人是哈馬斯恐怖分子。 這場衝突的直接起源是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阿拉伯混居區——謝赫加拉。 這塊居民區位於耶路撒冷古城與希伯來大學的觀景山校園之間，自古便是一個居民區，保存了不少猶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該地區住著100多戶阿拉伯人，90多戶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約旦佔領了這塊地區，驅趕了所有猶太人，將猶太人的房地產扣押，納入「敵產監管委員會」的管理之下。1956年，約旦與聯合國難民署達成協議，將28戶阿拉伯難民遷入猶太人的產業，約定住滿三年後簽發法律文件，將這些土地房產的所有權移交給這些人，同時取消這些人的難民身份。 如果當時這些法律文件如期簽發了的話，後來這些爭執就不會發生了。 按照約旦法律，納入監管的敵產仍然是敵產，只有兩種情況才會導致所有權發生變更：一、國家宣布沒收。或者，二、國家將產權移交給第三方。約旦從未沒收過該地區的任何財產，約旦也從未簽署過任何法律文件，將這些財產轉移給這些搬進來的阿拉伯人。因此，從法理上說，原來的猶太房主一直是這些產業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一直是房客。 以色列屬於英美普通法系的國家，對法律的傳承性和連續性非常執著。特別是在民法方面，無論是奧斯曼帝國的法律，還是英國託管時代的判例，包括約旦佔領時期的法律決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統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專門說明在財產問題上，尊重約旦當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處理決定。 問題在於，謝赫加拉的這些阿拉伯人，從未獲得過正式的產權。 所以，從70年代初起，原猶太房東便不斷向法院起訴，要求明確產權。由於歷史文件清晰，法庭對他們的產權要求並無異議。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更裁定這些阿拉伯居民應向猶太房東支付租金，同時將這些阿拉伯居民列為受保護的租戶，只要他們繼續交房租，就可以長期居住。 整個事件里，其實沒以色列政府什麼事，就是個簡單的產權官司，是業主、房客與法庭的關係。 然而在以巴問題上，任何簡單的事情都會複雜化。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謝赫加拉的房地產之爭被描繪成猶太復國主義驅趕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陰謀，煽動阿拉伯人拒絕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產權證明，便想方設法質疑猶太人的產權，多次在法庭起訴，都因事實清晰而被駁回。最後因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簽發了驅逐令，引發了進一步的衝突。 到2021年，拜登政府公開重返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路線，使得以色列本地局勢在相對平靜多年之後，重新緊張起來。而多年來一直是一個影響力有限的地產之爭的謝赫加拉問題，也突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大有成為新一輪以巴暴力衝突的導火索。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漢學與東亞學終身教授。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平行邏輯）
1979年12月，中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在成都召開。 會議的主題當然是人口控制問題。彼時，高層領導都不知道中國當時究竟有多少人口，因為最近一次人口統計，還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們認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須減少人口增長。 這個將影響中國未來人口政策的成都會議上，最風光的專家，是來自七機部二院的二院總體設計部副主任李廣元。 七機部就是後來的航天工業部。當時，李廣元研究人口問題已經長達： 一年多了。 在討論會上，火箭專家李廣元談自己團隊是如何通過控制論和計算機，來預測中國未來人口的。 當時參會的領導多數沒有見過計算機。那是科學復興的時代，很會演講的李廣元讓主席台的計生委領導眼前一亮。 事實上，包括李廣元在內，七機部二院貢獻了三位權威專家，另外兩位是宋健和於景元。 宋健是錢學森門生，長期從事導彈研究。1978年，宋健出訪荷蘭，遇到了荷蘭數學家奧爾斯德。那天在酒館喝著小酒，奧爾斯德跟宋健談起自己一篇文章： 如何在一個虛擬的島嶼上防止人口過多。 奧爾斯德將這個問題簡化成一個數學方程，宋健興奮起來。奧爾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國火箭專家吹的一個牛逼，後來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計生政策。 很快，七機部二院組建了一個課題研究小組。宋健把從國外帶回的資料給了李廣元。李廣元開始跑統計局，跑公安部，開始做人口預測。 一天，李廣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張貼的「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由此向前走」的路標，喜出望外。 他一路找到會上，要求參加會議。 主辦方納悶，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麼哄。但既然來了，就列席吧，連材料也沒有發給他。 但很快，找到組織的宋健和李廣元，憑藉著大膽的見解，壓倒了傳統人口專家們。 研究火箭的七機部二院，就這樣成為對中國計生政策最有影響的機構。他們承擔了中國人口預測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廣元在《中國科學》上對中國人口進行了預測：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後的2080年，中國人口將達42.64億。 欲使今後我國人口總數不超過11億, 必須實行一胎化方案。 他們還稱，中國最優人口是7億。 這些研究，後來都成了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理論基礎。 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啟動。《公開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啟草的。 1 直到2015年，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5年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攜程老闆梁建章和另一位學者聯合撰文指出： 計生部門和某些人口專家對人口形勢存在嚴重誤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討會上，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山西省委黨校教師梁中堂對獨生子女政策提出強烈抨擊。他認為人口老化今後將十分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 對於梁中堂的觀點，當時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領導當頭棒喝道： 問題哪裡會有那麼嚴重？ 整個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獨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為直接反對「一胎化」，很難發表。他也反對宋健的「人口控制論」，認為這是裝腔作勢倉促計算出來的偽科學，很多實際因素並沒有考慮進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給國家領導人寄了一份報告，提出允許有條件地生兩胎，也可以實現2000年人口控制在12億。在他的力爭下，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二胎晚育理論，為中國人口政策保留了一個作為對照區的特區。 從1980年到2000年，也是人口學家斷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國醫學院做博士後的易富賢開始研究人口問題，明確提出了： 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 網友們罵聲一片。畢竟，經過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這種話，深入人心，連小學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體上才出現易富賢關於計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譯的何亞福迎來了自己的第二個孩子。按計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計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從那天起，這個普通人決定半路出家，認真研究人口問題，並開始「叫板」計生政策。 隨後幾年，何亞福寫了幾百篇文章，逐漸有了一些名氣。2009年，何亞福向人民網E兩會提交了提案《「計劃生育」應轉變為「家庭計劃」》。這個出生在越南，一歲時跟父母回中國定居的翻譯呼籲，應該放開二胎： 中國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賢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國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一書。他在書中強調，官方人口數據有水分： 2000年實際人口沒有12.658億，只有12.2億人。 儘管理論和預測數字都石破驚天，但易富賢是在2010年才證明了自己的正確。 他測算2010年中國人口為13.3285億人。結果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為13.3281億人，只比易富賢預測的只少4萬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賢預測的幾乎一樣。 根據這次人口普查資料，易富賢認為中國的人口學理論已經破產——它已經被半路出家的人口專家誤導了二十年。他說，兩次人口普查都證實中國已經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學家現在該做的只有一件事： 呼籲停止計劃生育。 但易富賢的聲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學術標準，一些人口學的期刊也不敢發表他的文章。 2 2009年夏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妻子懷上了二胎。學校和居委會的人就先後上門拜訪，要求他們「放棄」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剛和梁中堂、易富賢、何亞福等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 楊支柱也不符合北京關於生育二胎的標準。後來，楊教授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區計生委也要求他們支付240642元。 實際上，逃避處罰在當時有很多操作空間。 2009年上半年，內地孕婦在港所生的嬰兒佔全港新生嬰兒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開宣稱，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費用小於超生罰款的費用。但北大法學系畢業的楊金柱覺得這樣沒有尊嚴： 他決定以身試法。 後來，楊金柱真把海淀區衛計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 儘管在網上幾乎贏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終他還是敗訴。不過楊金柱當時的判斷並沒有錯： 放開生育政策已成大趨勢。 也在這一年，就連被外界稱為「計劃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醒這一國策已到轉型之際。他跟記者說，我向來不贊成「生育一個孩子就是好」的說法： 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包括易富賢在內的不少專家，已經把2013年視為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不過直到2014年3月，人口專家翟教授還發論文解釋為什麼不能全面放開二胎： 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生9700萬人。 2015年，很多人終於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終於出台。 這項政策實施後的4年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 哪怕是峰值1786萬，也遠不及當初翟教授預測的一半。 就連外媒都看出中國的人口危機了。2016年10月法新社報道稱，中國二孩政策短期不會帶來人口紅利： 要等20年。 3 2020年11月，母嬰用品零售連鎖上市企業愛嬰室關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開了15年的門店。 同年，愛嬰室一共關掉了40家門店。 在2020年年報上，愛嬰室開始直接埋怨新生兒出生率下降趨勢帶給自己的市場風險：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行業的增速，對公司業務發展也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對於剛剛吃干抹凈二胎紅利的母嬰企業來說，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勢待發。但當更多人們注意到它的時候，只能眼睜睜被它撞翻。 和愛嬰室一樣成立於上世紀末的金髮拉比，是中國最早一批生產母嬰服飾的企業。因為主營產品使用對象鎖定在孕產婦和0-3歲的嬰幼兒，它對於人口的感知，似乎比愛嬰室更來得敏感。 上個月金髮拉比公布的2020年業績快報中，全年營業總收入減少接近三分之一。嬰童服飾營業收入同比減少四分之一，母嬰用品更是大減近四成。 從深圳華強北起家的「童裝第一股」安奈兒童裝，1-3歲年齡段的小童裝營業收入也同比減少23.65%。 廣東汕頭澄海區是中國最大的玩具生產基地。上市公司實豐文化2020年收入減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寶益智嬰幼兒玩具的子公司，營業收入同比減少23%。 從第三方行業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可以看到，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的零售銷售量從疫情前就開始下降。他們預測，2020年至2025年，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零售額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4.1%。 抖音大數據平台巨量算數顯示，適合1周歲以下嬰兒的一二段奶粉銷量佔比嚴重下滑。行業內一位朋友告訴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紛紛新推了針對三周歲以上孩子市場的四段奶粉產品。 早些時候，根本沒有四段兒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說過，人口問題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有慣性的。就是說： 一旦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再解決已經晚了。 4 計劃生育啟動，四十年過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對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對人口問題灰心，他後來離開山西，從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亞福還是一位獨立人口學者，他有兩個孩子；易富賢還在用很激烈的言語發表對於人口的見解，他的微博粉絲，只有三萬四千多人，他有三個孩子。 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梁中堂進行「有條件二胎化」試驗的翼城，人口增長非但沒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數量和質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比全國和山西的數字都要低。 翼城實驗證明，在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改變後，人們會自主調節生育率。 也就是說，哪怕沒有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不會像宋健、李廣元預測的那樣，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會達到42.64億。 現在最活躍的人口學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間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別林扮唐伯虎，都不影響他和他的小夥伴們，以專欄、演講、紀錄片各種能使上勁兒的方式不厭其煩地佈道： 國家應該用真金白銀幫助年輕人生得起娃、養得起娃。 梁建章對一些數據表示質疑。而時任計生委主任解釋稱：「數據是中國的人口學家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和有關人口專家提供的數據，多種數據綜合比較的結果」。 去年12月，翟教授在最新的專訪中，觀點也發生了巨變。他不僅認為全面放開生育，都對人口形勢沒什麼作用，而且還提出： 下一步，我覺得應該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時間，證明一個數學方程也許不是絕對正確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劇的角色不是錯誤的製造者，反倒是反對者們。 郭德綱說過，如果我和火箭科學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選精煤，水洗煤不好： 如果那個火箭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反食品浪費法》正式實施以來，各地紛紛加大執法，對食品浪費開罰。然而，廣西日前開出的首張「浪費食物」罰單，卻激起不小的爭議。 據報道，5月11日，桂林市市場監管局向當地一所中學食堂發出《責令改正通知書》，並對當事人進行約談。 原因是，在檢查該校食堂過程中，執法人員發現食堂存在「蔬菜過度挑選問題」，「蔬菜菜葉有蟲眼或稍微泛黃，能吃卻全被當垃圾扔掉。」 執法人員同時建議：對於「不太好看但還能吃」的食材，可以員工內部消化，或者定向捐給福利院、養老院等機構，盡量做到物盡其用、不浪費。 對於桂林市場監管部門如此「鐵腕執法」，網友們紛紛表示不解。 有人感嘆：這學校的食堂，良心水平怕不是超過了全國99.9%的同行…… 有人質疑：難道員工、福利院和養老院就只配吃有發黃和有蟲眼的蔬菜嗎。 有人批評：難道市場監管局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幹嗎？ 說實話，魚叔我看到這樣的新聞，也是一臉驚愕，反食品浪費當然沒有錯，但也沒必要如此矯枉過正吧。 如果菜葉有蟲眼就扔，還可能算是「過度挑選」的話，把發黃的蔬菜扔掉，這算哪門子的「過度挑選」啊？ 在執法人員眼裡，「稍微泛黃」的菜葉，屬於「不太好看但還能吃」，這個理解也未免太外行了。 菜葉發黃，一般是放置和儲藏時間較長所導致的。此時，可能會產生大量亞硝酸鹽，危害食用者健康。 這種健康危害到底有多大？此前，新京報曾委託專業機構做過一個試驗，檢測油菜、空心菜等蔬菜在放置後的亞硝酸鹽含量變化。 檢測結果發現，一旦蔬菜葉子發黃、萎蔫，亞硝酸鹽含量甚至會超過國家標準限值。 比如在實驗中，常溫放置2天後的油菜，亞硝酸鹽含量從1.99mg/kg飆升到14.984mg/kg，是國家標準限值≤4mg/kg的3倍多。 據介紹，這樣的菜食用後易產生頭痛、噁心、嘔吐等中毒現象，嚴重的甚至出現昏迷、呼吸衰竭等癥狀。 魚叔我覺得，學校食堂把發黃的蔬菜扔掉，真是良心了。這樣的良心食堂不獎勵也罷了，還要罰人家，未免太冤了吧。 執法人員建議將發黃蔬菜送給學校員工、福利院、養老院吃，這個建議真是太扯，難道老師、老人的命就不重要嗎？ 反食物浪費，也要起碼講一講科學，講一講常識。 此前，一些地方的反食物浪費，由於陷入形式主義，鬧出不少笑談。 比如，河南漯河一酒店因「雞屁股切得有點大」被批評。貴州某地一燒烤攤，因回收食客吃不完的烤串，加熱後賣給其他顧客，被樹為正面典型。 這些都違反了起碼的健康和衛生常識。 食物浪費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為了不浪費，把食品安全都拋在腦後吧。 扔掉發黃蔬菜的學校成了違法典型，反過來，是否意味著那些充分利用發黃蔬菜的，反倒成了守法典範？ 如此監管之下，學校食堂恐怕想不變爛都難！ 桂林市場監管局的執法人員，請你們饒了學校食堂，饒了孩子吧！ 請你們捫心自問： 如果你家孩子在學校午餐吃的是發黃蔬菜，你能接受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回歸常識）
關於人口普查數據問題，這是我的第三篇文章了，也是最後一篇。本篇之後，這個事我就擱下了。接下來我將會繼續關注如火如荼的通脹潮。這麼說吧，通脹潮可比人口數據嚇人多了。 就在昨天晚上，國家統計局對我的連續兩篇文章做出了隔空回應，並發在了官網上，地址是：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2_1817360.html （該鏈接目前已失效） 。我截了個回應標題放在下面，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話說你國家統計局既然都正式回應了，那麼我第一篇被夾掉了的文章能不能也順便給我恢復了呢？大家都是研究探討嘛，道理越辯越明嘛，你把我嘴巴堵上了再作出跟我探討的姿態，這個姿態也不是很大方嘛，對不對？ 網頁截圖 接下來我們進入正式討論環節。國家統計局這個回應的意思我總結一下，是這樣的：除了十年一次的大普查之外，其它年份的抽樣調查都是不準確的，會遺漏人口，累計下來遺漏了整整一千萬的人口。幸虧這次普查使用了電子信息技術（也就是與戶籍信息系統聯了個網），不再純粹使用手寫版這種低級手段，所以國家統計局把隱藏在深山老林里的黑戶都挖了出來。 對這個回應，我的第一反應是：真厲害，給國家統計局點贊！本次人口普查的一個核心技術要點是什麼呢，是每個人都要統計身份證號，由此與戶籍信息系統實現了相互關聯。對這一點，國家統計局在事前事後都反覆予以了強調（官網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該鏈接目前已失效），這裡也給一個截圖，注意我用紅色框標起來的部分。 網頁截圖 在這裡，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被隱藏起來了的千萬人口，他們到底有沒有身份證號**？**如果這上千萬的人口居然長期沒有身份證號，那麼他們這麼多年來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是怎麼處理社保醫療銀行和交通出行問題的？他們到底生活在哪裡？公安部門和民政部門這麼多年都在幹什麼？為什麼有上千萬的黑戶，這兩個部門居然始終不聞不問？ 由於存在這些根本無法解答的疑問，所以我又幹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找出這些隱藏起來的千萬人口，到底分布在哪裡。雖然國家統計局非常嚴肅的要求，不能拿2020年的普查數據與2019年的抽樣調查數據做對比，不過，為了找出那隱藏起來的一千萬人口到底在哪裡，我依然進行了一番了對比。我將本次人口普查公報上的分省數據，與2019年各省發布的人口數據，進行了對比。毫無疑問，年度增量最大的省份，就是在歷年的抽樣調查中隱藏了人口的省份。數據表在下面。請各位在閱讀下表的時候先猜一下，這上千萬黑戶，是不是隱藏在了中西部的深山老林里。 網頁截圖 （解釋一下，2020年的分省人口之和140978萬，較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141178萬，少了兩百萬人。這兩百萬是軍人，不納入分省人口統計。2019年分省人口之和140385萬，較當年度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40005萬，又多了380萬。考慮到分省數據未計入軍人的問題，其實是多了500多萬。所以，2019年國家統計局事實上基於重複計算的問題，下調了各省的匯總數據。在人口問題上，重複計算才是最令人頭疼的事。隱瞞人口？不存在的。） 呵呵，各位被上表嚇了一跳吧。數據比較的結果令人難以置信：按照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廣東隱藏了1080萬人口，浙江隱藏了607萬人口，江蘇隱藏了405萬人口，合計超過兩千萬。而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增長量並不大，乃至還有15個省份是負增長。正負相抵之後，還隱藏了足足一千萬人口。我十分好奇的是，粵浙蘇三省，到底能夠怎麼隱藏這兩千萬人口？這三個富裕省份，那真是走出家門就必須要用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寸步難行，這兩千萬人是怎麼做到沒有身份證長期生存的？憑什麼啊？有沒有這麼強的生存能力啊？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隱藏起來的千萬級的人口，是哪個年齡段的人口。為了更清晰的說明問題，我將1990年至今的所有人口分年齡數據都放了出來。我再強調一次：雖然國家統計局反覆說普查數據不能與其它年份進行同比比較，不過沒關係嘛，我們通過這個比較，可以挖掘出到底哪個年齡段的人口裡面有那上千萬的隱藏起來的黑戶嘛，呵呵呵。 網頁截圖 綜合兩張表的數據來看，所以國家統計局的意思就是：粵浙蘇三省，隱藏了數以千萬計的老人和兒童。通過第七次人口普查， 這些隱藏人口終於被挖了出來。對這個結論，你信不信？ 兒童我也就不多說了，這三省居然還有上千萬兒童出生之後不辦出生證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關鍵在於，這三省的老人是怎麼隱藏下來的？他們這一輩子的黑戶，是怎麼生存的？要知道這是廣東浙江和江蘇啊，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社保基本上實現了全覆蓋，基層農村政治組織也極其完善。在這三個省混成了老年黑戶，這到底是怎麼操作的啊？這明顯操作不能啊！如果非黑戶，就只會重複統計，不會遺漏。 不好意思，我個人實在是缺乏足夠的想像力，不能理解這個問題。我現在越來越迫切的希望，我大中國除了我之外，居然真的還能冒出來一位新的數據大咖，他精研數據，邏輯清晰，能夠修整出一份挑不出邏輯缺陷的人口數據。讓我一看之下，就大為嘆服，並豎起大拇指，給這整份數據表點贊！ 畢竟，數據與數據之間，永遠都是存在強邏輯關聯的。邏輯，還是邏輯！最重要的，永遠都是邏輯！謝謝各位。關於人口問題，我的論述就到這裡。我們下一篇文章，還是重新聚焦通脹問題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數據歸集處，原文現已被刪除。）
昨天我講了一下國家統計局新鮮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之中存在的邏輯衝突，希望能有人為我解惑，但是很可惜，至今為止沒有看到合理的解釋。這篇文章大家現在也看不到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今天我們繼續來分析一下。沒看過昨天的文章也沒關係，今天這是全新的一章。 首先，我們必須對現在的人口普查技術，有清晰的認識。這次人口普查，事實上就是在公安部門的電子戶籍信息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普查，也就是我們號稱的電子普查。截個相關新聞的圖給大家看看。 網頁截圖 事實上，我大中國的戶籍信息電子化已經實現超過6年了。近年來相關相關信息系統不斷的完善，身份證重號的現象也都逐步予以了解決。可以說，現在不在戶籍信息系統里的人，已經非常罕見了，誤差率不會超過千分之一。即便在偏遠山區的小村落，伴隨著我國基層黨組織工作的強化，以及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入戶也成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了娃不落戶的現象，已經幾乎不存在了。這麼說吧，今時今日除非你自己一家人呆在深山老林里做野人，不屬於任何社會組織，也不跟外界發生任何商品交易，不然但凡你生了娃敢不去落戶口，村支書會讓你精準的認識到馬王爺為啥生了三隻眼。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技術難度其實是很低的，在很多地區，都是通過簡訊等電子方式完成的普查，其實只是對戶籍電子信息進行了一次再確認而已。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事實上， 現在人口普查工作的意義已經不大了。現在不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了，現在每個人的信息都在系統里了。如果國家統計局出來放話說，現在還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不在系統內，要靠統計調查隊的人挨家挨戶鑽山溝走樹林把這些人找出來，公安部門能跳起腳來罵人。實在需要進行入戶調查的，主要也就是搬遷人口，比如老蠻我這種，前年在深圳工作，去年調廣州，今年又調廣西，說不定明年又調去哪裡了。這種情況需要兩地統計部門予以協調，不要搞出重複統計，但是遺漏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此而已。 在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給出了幾個很有趣的數據：從2018年以來人口出生數持續走低，2020年出生人口的大數是1200萬。相關新聞的附圖如下： 網頁截圖 我這裡先說明一下，2020年的出生數據只在新聞發布會上提了一嘴，在人口普查公報里並沒有發布。我們在這裡就相信這個口頭數據好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做計算題。2020年普查結果，總人口規模為141178萬，扣減2019年的總人口140005萬，增量為1173萬。 各位，你們必須清晰的認識到，人口增量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當年度的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來的。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的大數是1200萬，人口增量1173萬，所以2020年我國的死亡人口數=1200-1173=27萬。這是什麼意思？？？？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把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數都放出來，並把2020年的數據放進去，形成了下表的數據。 網頁截圖 對於2020年只死亡了27萬人的事情，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分析。這大概是由於去年的新冠期間大家特別注意養生吧，呵呵。 此外，國家統計局在昨天下午對於數據上的邏輯不自洽給出了一些解釋，比如此前年份的數據是抽樣調查數據，有些人口遺漏的情況。事實上戶籍信息電子化之後，抽樣調查已經足夠精準了，不過這個事我們就不多糾結了。那麼，到底是哪些年的數據失真呢？ 人口增量從來都不是憑空而來的，它一定是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國家統計局在新聞發布會明確說明了2016-2020年的人口出生數，也就是說，國家統計局並不會再上修這些年的出生數據。那麼，如果少算了此前年份的人口增量的話，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多計了近年來的死亡人口。 真是天可憐見，我國的人口死亡數據，那是真沒有多計的可能性。這個數據是衛生部門和公安部門的匯總數據，是以「死亡證明」為基礎的。它有可能會漏計部分偏遠地區的死亡，但是絕不會多計，更不可能出現千萬計的多計。你說衛生部門沒事多開上千萬張死亡證明是圖什麼啊？存在這種可能性嗎？ 所以，我個人實在是不能理解，這憑空冒出來的千萬級的人口增量，到底是哪裡來的？它總歸一定是人口出生數-死亡數的結果。人口出生數不會再上修了，死亡數里存在泡沫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特別希望，我大中國除了我之外，還能有另外的數據大咖，把這個數據邏輯解釋清楚，解決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疑惑。謝謝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數據歸集處）
注意，本文既然命名為「人口之惑」，那就意味著整體數據中，存在邏輯上無法自洽之處。為了徹底說明問題，我必須從最基礎的部分開始講起。國家統計局官網今天發布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1-8號公報數據，它們在官網的截圖長成下面這樣： 網頁截圖 （官網地址為：http://www.stats.gov.cn/tjsj/） 根據這次的普查公報，我們得到了一些關鍵數據：2020年全國人口總量為141178萬人（不含港澳台），較2019年的140005萬人，大幅增加1173萬。注意，2019年的數據為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除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這種人口抽樣調查每年都會進行，逢5的年份為1%抽樣，其它年份為1‰抽樣。由於近年來我國全面實現了個人信息的電子化，除了極個別的情況，公安部門打開電腦，可以查閱全國每個人的詳細戶籍登記信息、手機信息及社保信息等。這套個人電子信息系統有效協助了人口抽樣調查的開展，相關調查可以將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以及搬遷人口這種變數上，因此每年的數據可信度都很高。就今時今日來說，出生之後完全不辦戶籍登記的情況，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即便是超生人口，也可以先辦一個出生證，罰款可以以後再說，隱瞞人口的意義不大。理解了這樣的背景，我們再來將本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的總人口、15-64歲人口、65歲以上人口數據摘錄出來，併入1990年至今的大表內。到這裡，不和諧之處就體現出來了。 網頁截圖 我國曆年的新增人口，1990年為1629萬，此後逐年下降。從2000年開始新增人口下降到了1000萬以下，為957萬。2010年的新增人口繼續下降到641萬。注意，這些年份都有人口普查，新增人口數的下降趨勢是非常明顯的。2010年後，我國分步放開了二胎，所以新增人口數量有所反覆，2016年達到了階段性峰值809萬，但是此後又開始迅速萎縮，2019年的人口增量只剩下467萬。考慮到2016年後我國全面實現了戶籍信息的電子化，這意味著2016年之後的抽樣人口數據已經非常可信了，放開二胎之後的人口再次進入萎縮趨勢，也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2020年的普查數據橫空出世，當年度全國新增人口1173萬！這真是石破天驚，讓人目瞪口呆。1173萬，較2019年的新增人口467萬，足足增加了151.2%！就這種增幅，實在是犀利到令人不知道應該怎麼評價了。 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人口增量，我們當然有必要挖一挖根由。有意思的是，15-64周歲的適齡勞動人口，並沒有增長，而是出現了下降，從2019年的98910萬，下降到了2020年的96776萬，年度降幅2.16%，這導致2020年扣除在校學生之後的適齡勞動力佔比下降到了63.1%，倒退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這種降幅是符合我們的一貫理解的，畢竟每一年的新增人口都在下降，人口老齡化，一定會導致勞動力的總量下降。所以扣除在校學生的適齡勞動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的93566萬之後就一路下降，2020年持續下降到89019萬，相當於2007年的勞動力水平，這是非常正常的數據。 然而惡搞之處在於，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數據突然出現了暴增：2020年的數據為19064萬，較2019年的17603萬，增加了1461萬。而此前老年人口的年度增幅也就是900萬這個區間，2020年即便是多一點，1000萬出頭也就是了，達到1461萬這個數量級，讓我實在是無法理解。2020年新增的年滿65周歲的老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老人。1955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突然暴漲了一輪嗎？當年度較1954年多出生了幾百萬人口？基於這個疑問，我查閱了一下國家統計局官網資料庫里的195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順手截了個圖（見下圖）。結論非常清晰：1955年的人口出生率32.60‰，遠低於1954年的37.97‰；人口自然增長率20.32‰，也遠低於1954年的24.79‰。1955年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較1954年有了大幅下降。所以，2020年突然增加的1641萬65歲以上老年人口，我個人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網頁截圖 這裡必須說一下，1955年我國總人口61465萬，當年度出生人口2004萬。我把這個數據加粗，放大，希望大家記住這個數據，我們待會兒還會用到。 接下來我們繼續深入分析人口增量的由來。毫無疑問，人口增量=當年度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目前的普查公報里沒有發布，或許未來會在普查詳細資料庫里發布，總之現在還看不到。不過沒關係，我們精通數學，並且有此前歷年的數據，我們可以自己算出來。 本次普查公報發布了2020年的人口年齡構成表，見下圖： 網頁截圖 關鍵數據在於0-14歲的總人口數，25338萬。恰好，我搜集了此前每一年的人口出生數，從2006-2019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2738萬，我們假設其中任何一個兒童都不會夭折，全都是健康寶寶，天使寶寶，扣減一下，我們就得出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為：25338萬-22738萬=2600萬。一個非常吉利的數據。 好吧，現在2020年的年度新增人口有了，1173萬；出生數據也有了，2600萬，那麼，2020年的死亡人口數據也可以反算出來了：2600-1173=1427萬。 接下來我們把這組數據同樣放進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數據表，供各位感受一下： 網頁截圖 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突然就達到了18.41‰，恢復到了1990年代早期的水平。這個數據我就不多解釋了，總之就是非常厲害。關鍵是死亡數據，2020年死亡了1427萬人，遠遠超出此前接近1千萬的水平。死亡率8.30‰，也是遠遠超出近十年千分之五以下的平均水平。這是怎麼回事？ 更關鍵的問題還在於，這個死亡數據，與老年人口數據之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邏輯上的不自洽。202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新增了1641萬，當年度我國死亡人口1427萬。今時今日我國死亡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輕人的死亡率還是非常低的，這一點我們還是要相信，畢竟這是常識。所以，這意味著，2020年一定要有超過3千萬的老年人口補充進入65歲以上老年人口這個群體，才能實現老齡人口的數據增長，才能實現數據邏輯的自洽！ 然而，最令人無法理解的事情發生了：1955年我國出生人口為2004萬，即便這些人在隨後的窮折騰里平安喜樂的活了下來，一個都沒有中途夭折，然後改革開放之後他們也完完整整的熬過了90年代初期的通脹潮、90年代後期的下崗潮，然後一個不剩的干到了退休，並活到了現在，也遠遠湊不夠3千萬的數！ 所以，就2020年的人口數據而言，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分析。數據與數據之間，是存在邏輯上的強關聯的。嘗試對任何一個數據進行優化，都會對整個數據邏輯鏈條帶來巨大衝擊。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而言，我個人缺乏平復這種衝擊的能力。希望我大中國能除了我之外，還能再誕生一位數據大咖，可以分析整個人口數據鏈條，將我上面的這些疑惑之處，全都完美的解決。如果有的話，希望各位能在本公號後台給我留言，讓我看到。謝謝！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數據歸集處，原文已被刪除）
今天（5月13日）早上，各大官媒幾乎在同一時間內通報了「成都49中學生墜亡事件」監控視頻及事件過程，該報道提供證據顯示該墜亡學生是自殺跳樓。一時之間，輿論轉向，很多人把矛頭對向學生家長及此前為學生家長發聲的公眾。 但是，該結論性通報的內容仍有幾點值得商榷的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幾點： 1）一個人從四層樓的高度（校實驗樓4樓與體育館之間的連接平台）跳下來摔死，他的面部被摔到稀巴爛以至於熟悉班裡每個學生身高長相的班主任需要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辨認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一個人從40樓摔下來臉部著地無法辨認，這個我信，或者，14樓也勉強可以信，但是4層樓下來就摔得散了架認不出了，這種說法可能並不能服眾。 網頁截圖 2）即使屍體真地摔到稀巴爛看不清臉認不出了，校方辨認死者身份真地需要一個小時嗎？第一時間難道不是調取周邊監控嗎？監控調出來看一眼，在那個時間段內就這麼一個人在那裡走路，如此清晰可辨的身體特徵面部特徵需要近一個小時完成辨認嗎？這難道不是在幾分鐘內就能確認身份的事情嗎？ 3）巧了巧了，班主任老師今天恰好沒有帶手機，所以沒有家長的聯繫方式，所以即使辨認出這學生是誰以後也沒辦法第一時間聯繫家長。當今這個時代，一個人出門沒有帶手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手機真的留在家裡了，在這緊急狀況下不能通知家裡的家人打開手機找一下？家裡沒有人的話不能自己趕緊打車回去拿一下找到聯繫方式。或者，該班班級沒有微信家長群嗎？不能通過別的老師或同學在微信群里艾特一下家長嗎？當然，我更不相信班主任只是把自己班級學生家長的通訊錄保留在自己的手機里而自己辦公室里的工作電腦里空空如也沒有保存。 4）如果真如通告所言，也就是說班主任老師沒帶手機、也沒回去取、班裡也沒有微信群沒辦法讓別的有手機的老師通過微信聯繫家長、學校電腦里學生電子花名冊也打不開，只有通過手動「翻閱手冊」才找到了家長的聯繫方式。而這個時間用了一個多小時，從當晚的19時54分到20時44分。請問任何一個智商超過80的人能採信這個說法嗎？ 網頁截圖 而在通知家長的20時44分之前，學校在處置什麼呢？ 網頁截圖 所以，如果這個學校坦率一點，誠實地向公眾報告：我們在通知家長前留出了兩個小時的空檔，把一個小時分配給「辨認身份」，把一個小時分配給「找家長聯繫方式」，這都是為了給自己爭取時間，爭取足夠的時間把屍體運走運到殯儀館後再通知家長，主要是為了避免家長到現場後情緒失控甚至「抬屍鬧事」等不可控事件發生。 校方如果這樣誠實一點說出自己的小心思，這樣雖然承認了自己的冷漠，但會贏得我本人的尊敬和信任，——至少他們是誠實的，敢於誠實，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但現在顯然沒有這樣，把這兩個小時的空檔推諉給「辨認身份」和「找聯繫方式」，這兩個借口簡直荒誕不經，一副不把公眾的智商放在眼裡的意思。 於是就這樣活生生地剝奪了孩子家長在事發現場看自己孩子最後一眼的權利。迅速把他運送至殯儀館，然後通知家長到派出所里聽結果。如此冷漠，如此冷酷。然而有很多瓜眾開始給校方點贊了，說他們無責。這些瓜眾的腦袋裡不知道裝的是什麼，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事如果發生在你和你家人身上你會怎麼樣。 然而很多人立即覺得自己被孩子家長欺騙了，開始痛心疾首甚至惱羞成怒了，說林母欺騙了他們帶了節奏了，就像強姦了他們的天真的善意一樣。 那麼林母公開發表的幾條微博中，真的有說謊成分嗎？真的有蓄意撒謊博同情博關注嗎？這是很容易得出結論的：我們暫且採信今日媒體發布的「通告」主要結論，對比林母此前的發言內容，看她是否存在捏謊成分。很多人只根據微博內容與通告內容不完全相符，就認定林母一開始說謊了，這是一種不嚴謹不正確的做法，林母有沒有說謊，不僅要看發言內容，更要看時間點。 林母就自己孩子在學校墜亡一事一共發了5條微博，5月10日3條，5月11日2條。第一條發布時間是5月10日凌晨6點35分，也就是事發第二天清晨，其中兩個重要信息點是「想看監控不給看」、「他現在還一個人冰涼地躺在哪裡？」，說明在此之前，校方拒絕給家長看監控、拒絕告知家長孩子遺體去向。 網頁截圖 林母的這一條微博所涉及的兩項關鍵內容在今日媒體通報里得到佐證：孩子家長是在5月10日中午11點許看到監控視頻，在下午15時看到了孩子遺體。這時間點都晚於林母發微博的內容。所以林母在該條微博里所言屬實。另外，家屬能在當天晚點時候看到監控和遺體，是否有這條微博發酵的效應，不能排除。 網頁截圖 林母所發的第二條微博是5月10日當天12時32分，有兩個重要信息點：「沒有去醫院直接就拉去了殯儀館」、「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其中第一項是事實陳述，也已經被今日媒體通報內容所證明，沒有說謊；第二項是疑問句，此時他們還沒有見到自己孩子的遺體（發此博文三個小時後才見到遺體），提出這樣的疑問完全符合邏輯。這裡另外一個信息點「救護車8點半到學校」陳述有誤，林母註明是從警方口中得知，那麼到底是警方的口誤，還是林母的筆誤，還是雙方在交流中的誤解，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把殯儀車離開的時間混淆成了救護車來的時間。但要證明林母就此以這個時間點撒謊，沒有足夠依據（當然警方可以對此言論進行取證調查）。 林母第二條微博 林母發的第三條微博內容是當天下午14時33分，其中關鍵的信息點也是很多人認為自己被林母誤導的內容是「唯獨事發那一段沒有監控」。這也是一個符合客觀情況的事實陳述。 林母第三條微博 林母說「唯獨事發那一段沒有監控」被媒體報告內容所佐證：小林墜樓前的十分鐘確實沒有監控，校方解釋小林進入了無監控區域，但無論如何確實是沒有監控，林母所言屬實，她也並沒有說那段監控被人刪掉了。有人說她這句話有這樣的誘導性，那就有點搞笑了，她一個學生家長，她怎麼知道這個學校什麼地方有監控什麼地方沒有監控，如果你娃在學校出事故了，別的地方都有監控就他出事故的地方沒有監控，你不能為此合理質疑一下嗎？ 林母發的另外兩條微博內容不是很重要，就不再討論了。就上，我們的結論是：林母在公開發言中沒有撒謊，沒有捏造事實，她發微博當然是為了引起關注，但她並沒有過度誇張內容以「帶節奏」，她所表現出的只是一個母親在突然失子之痛下的震驚與痛苦，以及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合理猜測。事實上今日媒體的通告內容則進一步佐證了她的所有發言（除了其中救護車時間點這一細節）。 然而很多人開始痛心疾首了，覺得自己被被「帶節奏」、「被愚弄」了。真是一群可憐的人們，你們就這麼容易被人愚弄嗎？你們如果那麼容易被人帶節奏，如果你們在這件事情上被人帶節奏了，那麼你們能在任何事情上被人帶節奏，你們應該深刻反思的是自己為什麼那麼容易被人帶節奏。但其實，你們現在的指責事故家長帶了你們的節奏這個行為本身，就又是一種被帶節奏的表現。所以你們的悲哀是雙重的，本質是同一個問題：自己缺乏獨立思考能力，你們能迅速被帶到一個方向，也能迅速被帶到另一個方向。 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猜測性的流言，這些流言的出現原因是人們對真相的渴求，以及對某些機構不信任感的增加導致。活在現代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應該知道，流言猜測是網路社會中的一部分。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任何流言猜測都不可避免，一個沒有流言猜測的網路還能叫網路嗎？這既是人的權利，也是網路的合理性存在，它的功能就是淘汰流言，使真相浮出水面，或者通過正面的方式，或者通過倒逼的方式。當能夠信服公眾的真相浮出以後，流言自然消退，這本身就是一種合理機制。 人們需要的只是真相，以及基於真相基礎上對當事人的合理對待。事實上，禁言消聲和流言四起是同一件事情兩種表現形式。 這件事中，最為齷齪和無恥的是，有人要試圖把這種引起全社會關注的「輿情」引向「境外勢力操縱」方面，這屬於非蠢即壞惡毒至極的無恥行為，這是希望整個社會徹底消聲、使人人都不敢出聲、但凡你出聲你就是叛國賊反革命和境外勢力聯合起來顛覆政權的紅衛兵思維無恥行徑。而那些所有相信這種惡意揣測的腦殘們，希望你們一生都不要遇到需要求助他人關注的事。 最後一條，是我的朋友@閆言 提出的觀點，轉載如下：林母說事發時尋求媒體幫助但「各路媒體不敢發聲」。林母的這句話是造謠污衊媒體了，還是事實陳述？如果是前者，林母便犯了污衊造謠侵犯名譽權或尋釁滋事等隨便哪個罪；如果是後者，媒體是否需要被核查？媒體是否需要自我反思？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身為媒體難道就只負責在「官方」聲明出來的時候把內容複製粘貼報道一下嗎？最多畫個時間軸美化一下排版然後發個推文出來？ 而那些一臉得意地說看你們這些支持學生家長的人們都被打臉了吧我早就覺得這媽媽有問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的高純度腦殘們，包括一眾在「官方通告」出來後表達此類觀點的自媒體們。請對號入座。 趕緊取關這類真正帶節奏的傻X腦殘號（比如魔都囡那種號），對提高自己智商、凈化自己心靈有好處。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全文已被刪除）
考慮到焦點事件彼此掩映的作用，成都49中高二生林唯麒墜亡之事的後果之一，就是將公眾注意力從杭州瞞豹事件移開，輿論主題從動物的逆反轉換為人類的處境，聚光燈柱從東南匯聚到西南，從一個浮誇的新一線城市搬弄到另一個。 林唯麒在人生最後兩個小時里，究竟遭遇了何種外部或心理上的變動，只怕很難再被外界知曉。從事態一路蔓延的情狀看，墜亡一事的真相如何，既重要，也不重要。因為事態的演變，更多是情緒推動，是立場導向，或者說是「結論導向」。 49中、成華區教育局、區聯合調查組、區公安局在不同時段，以不同措辭，給出了相同的結論——都是結論，而不是解釋，沒有論證。這種盡量少地給出信息量、絕對不容商榷的處理態度，是公眾不滿的根本原因，也驅動社會影響略微升級，線上延至線下。 那晚在49中的門前的場面，儘管衝撞的烈度很低，但究其表現方式而言，仍然是近年來極其少見的。相關部門一如既往地控場，強力的基礎穩固，可那一幕的象徵意義已經傳播出去，將長久地成為歷史記憶。對於這麼個結局，確有討論的必要。 像49中這樣的事態演化規律，不是第一次出現，它在不止一次公開事件中都有表現。主要特點是，一件很可能不涉及公權的偶然衝突，因為公權憑慣性介入，最終演化成公權要為之負責的公共危機事件。個人相信，49中的事是此類事變的嶄新一例。 面對49中背後的聯合調查組——實際上是聯合抵禦輿論衝擊的聯合體——的種種口徑、做法，外界給足了批評。確實，這些批評都有道理，也都有其理論依據，比如問責型政府、法治政府、社會監督等等。正是這些批評，將成華區有關部門置於道德窪地。 關於這一點，也就是外界的批評視角，其實不用再作討論，量已經夠多了。現在要說的另一個視角是，99%的輿論認為，49中林唯麒事件不該如此處置，然後列出一二三點。可有沒有想過，這種思考的方式是理想主義的，是不合時宜的呢？ 你可以說，成華區當局對49中事件的處理過於強硬，但從它們的角度來講，從他們信奉的標準看，雖然喧嘩很大，可仍算得上執行了一次成功的危機處理模式。這可能是一種現實的、甚或冷酷的判斷，可這就是超越理想主義批評的實況。 總體來看，相較於理想型政府模式的民間想像，成華區處置49中事件遵循著一種絕對不妥協、掌握絕對主動權的實用路線。面對高漲的批評聲浪，它堅定地採取毫不退讓的立場，對輿論反應保持著相當激進的壓制姿態。這種激進，對它可能是最經濟的。 一方面是輿論沸騰的批評，一方面是成華區的應對，最後看下來，輿論所期待的那些並沒有遂願，成華區扛住48小時最猛的輿論衝擊波，硬頂上的目標反倒是實現了。這證實了公眾可能不願接受的一個現實：行政系統不會輸出它沒有的東西。 也可以這麼說，49中風波中的行政應對，超出了輿情教授那套流行的理論模型。在這些理論模型中，預設了一種可商榷、可說服的行政姿態，對官民關係及矛盾作了一種理想闡釋，想要讓政府的輿情處置朝著共治的方向走，成華區的行動模式對這套理論說不。 這套輿情處理的理論基石，多少帶著一點啟蒙的色彩，呼應著過去那種行政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論點。多少輿情教授仗著這套「兩頭真」行走江湖與廟堂，但是，成華區的行政應對只怕更符合實情，它拋棄了輿情大課堂上的拘泥之見，實踐出真知了。 49中事件的行政壁壘有目共睹：部門之間遵照預案行動，在設定立場後固守這一立場，圍繞封堵信息這一基本點分工配合，集中發布出口，減少通報的信息量至最低。從輿論動向看，也不排除動用自媒體放料，污染信息，提高輿論判斷的難度。 在這套非教科書式的輿情打法下，49中事件的信息被封存在一個沉默如鐵的幕後，裝載於行政協作的「鐵桶」中。因為操盤手深知，哪怕是與公權無關的事件信息，在輿論對戰中都具有強烈的輻射，傷及自身。這套悖逆輿情培訓PPT的實操合成，才是值得研究的。 換一個提問方式就是，為何49中事件未能像公眾期待的那樣演變？為何從始至終發展不出官民良性互動的契機？一個答案可供參考：圍繞此事所顯示的行政手段遵守著一套非理想型的運作模式，這讓輿論批評的著力點全部落空，兩下再也不會交集。 成華區拒絕裝飾你的夢。那晚在49中門前發生的一切，在粗糲的表象之下，是許多種象徵遭受雨打風吹去的狼藉現場。比如，那些不可能有迴響的希望，公眾認知遠遠落後於精進的行政運作，常識與實況之間的巨大懸殊，公共事務中公眾早已被另行配置的角色等。 總結起來，49中輿論的心意難平，證明輿情應對的常見理論（及其對公眾期待清單的塑造）業已破產，無論教授者有怎樣響亮的名頭，輿情應對教授再也不能引領政府的輿情應對，就像新聞學無力引領新聞行業一樣。認清這個問題，有利於拋棄成見，重新打量已然改換表情的行政樣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默存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