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外长叫停大学合作后 中国学生前景未卜
2026 年 8 月 18 日
小时候我无比渴望成为一只社畜，学生崽欲望多，钱包瘪，看着花花世界有贼心有贼胆，就盼着长大工作赚钱，成家立业吃喝玩乐。然而长大之后上班多年，现在的我只想从此躺平：大梦三千散场，古今一枕黄粱，世间事，管他娘。 可以肯定，这不是隐士情怀发作，或者什么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再现。“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这是写《天净沙·秋思》的那个马致远的躺平宣言。他是在元朝当官没当明白，和现代人压根不是一码事儿。 01 躺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牛逼的态度：东晋太傅郗鉴想从丞相王导家诸子中选一女婿。王氏诸子都修饰打扮，仿佛夜总会小妹等待客人，只有王羲之露着肚子躺倒啃馕，结果自然是书圣抱得美人归，留下好几个成语，什么“坦腹东床”什么“东床快婿”，不一而足。 相比之下，犬儒哲学家的躺平，是当代青年躺平的滥觞。第欧根尼的全部财产包括一根橄榄树干做的木棍，一件褴褛的衣裳，一只讨饭袋和一只水杯。他每天住在市场上，晚上睡在木桶里。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他身边寻求智慧，他躺平在街边眼皮都不抬，只说一句：请别挡住我的阳光。 躺平这种梦想，不是从今日始。任何时候都有懒得奋斗的人。摇滚老炮儿红色部队有一首老歌，叫《累》。 想要上学可学费太贵 想要工作我又嫌累 吃的贵，喝的贵，自行车要上税 这一天，那一夜，空度这年岁 这首歌是拼盘摇滚专辑《中国火1》中比较惹人注意的作品，发表于1999年。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那是一切都旺盛蓬勃的时代，依旧有年轻人在摇滚里渴望躺平。 02 近几年一个词语——低欲望社会，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指无论物价如何变化，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梦想、没有干劲，不恋爱、不婚、不生，对买车、买房几乎没有兴趣，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从简。 日本社会几乎是社会的参考版，作为先行一步的邻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足为中国的预言家，差不用多可以说，日本社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基本都要重蹈一遍覆辙。低欲望社会目前在中国已经隐约呈现，面对着一辈子打工也付不起的房子首付，面对着无论如何努力也实现不了的阶层跃迁，年轻人早早就举手投降，如果不能改变，最起码不要内卷。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专门探讨中国人满面尘灰却无法富有的原因。首先就是制度成本太高，每天工作时间有几个小时是在对冲这种制度成本，其余的时间才是为自己赚钱；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陈志武还说，在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里，中国人的收入最低。 蛋糕被切走大半，勤劳不致富并非是躺平的全部原因，丧失对未来人生改变或者跃迁的希望，才是年轻人躺平更直接的缘由。深圳“三和大神”现象，其实就是躺平的一个终极表现。每一个“三和大神”，曾经也不过是如我们一般的“正常人”。怀揣着梦想坐着火车大巴来到城市，然后被现实狠狠击碎。他们肯定有过梦想，在大城市努力工作，安家立业，也想过跨越阶级，过上好的生活。可现实是梦想永远无法抵达：你没学历，没技术，你只能一辈子待在工厂，到老，到死。没有房子，没有户口，没有归宿。 于是有一天，他们决定了：不如放弃吧！ 03 十几年前有本美国人写的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一开篇就描述了一个“老鼠赛跑”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细思恐极。大多数普通人从小被教育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进入职场后，他们不仅为公司老板工作，还要通过缴税为政府工作，通过偿还住房贷款和信用卡贷款为银行工作。 他们还会劝告他们的孩子努力学习、找个好工作，重复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终生辛苦地工作，下一代又重复相同的过程，这就像困在铁笼里的老鼠，每日飞快地蹬着铁笼向前跑，却始终被困在笼子里。 所谓“老鼠赛跑”游戏，现在换了个名词，叫“内卷”。在内卷中996，在内卷中鸡娃，卷完了自己卷孩子。努力工作改变能看到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爬升到中产阶级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像蒙眼狂奔的驴子，拼命拉磨，却永远吃不到那串胡萝卜。 废物圣经《猜火车》电影的开头，废青旁白说要逃离无聊的生活，一一列举要反抗的各种庸常，生活的最后却依旧是举手投降，照单全收： 我前途一片光明——我会跟你一样，工作，家庭，TMD的大电视机，洗衣机，车子，CD播放器，电动开罐器，养生，低胆固醇，牙医保险，抵押贷款，便宜房子，休闲装，行李箱，三件式西装，DIY，体育节目，垃圾食品，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打高尔夫，洗车，选择毛衣，圣诞合家欢，养老金，免税，清理水沟，一直向前，直到死的那一天。 04 躺平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尊严感的丧失。 人之为人，是有尊严的，否则异于禽兽几稀。然而在当代的生产关系中，人逐渐工具化。一个公司负责员工的部门叫什么，叫人力资源部，这说明人只是一个资源，而资源可以使用可以利用，可以消耗可以节约可以浪费。 科技的发展，让打工人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详细描述了被资本家、被科技能力控制到分秒的外卖骑手。平台为了更短的派送时间，更大的市场份额，用算法逼迫骑手们强行对抗交通规则。结果是他们的生命安全根本无人在意。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经典马克思主义界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劳动者的关系，并指出劳动者是核心因素。而到现在，事实上劳动者也就是个生产资料，在资本眼里，无异于车辆电脑，充其量算是个直立行走的工具。 克勤克俭听话服从的中老年人，或许还可以接受这样的内卷，但年轻人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做螺丝钉，不愿意做工具人。他们发出疑问：早些年都说人多了不好，要计划生育，少生孩子多种树，大家都能富。现在又说劳动力不足，养老金缺口大，提倡多生。这都把人当什么了？牲口吗，动物吗？还要操心维护种群数量的问题。 说到底，这是不把人当人，只看到人的用处，看不到人的尊严和体面。当年鲁迅宽慰年轻人说，还是要相信希望：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是鲁迅不知道，现在每条能走的路上都挤满了人，走得通走不通的路上都人满为患。我的路上满是别人，而我，已经无路可走。 躺平，是因为没有了希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骚客文艺）
5月16日是犹太传统节日“五旬节”的前夜。按照犹太传统，五旬节是一个喜庆的节日，既庆祝谷物的收获，又纪念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托拉》的盛大文化传说事件。这一天，犹太人应该聚餐畅饮，教堂内应该彻夜诵经，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的五旬节却是一个不平常的节日。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安全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作战行动——“铜墙铁壁行动”将全力继续进行。内塔尼亚胡同时要求以色列人爱惜生命，减少外出活动，“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因新冠疫情已经习惯了呆在家里，现在不妨再多呆几天。”随后，以色列民防部门发布命令，要求室外聚集人数不得超过10人，室内聚会不得超过100人。换句话说，犹太人将无法依照其习俗庆祝五旬节。 不过，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五旬节缺少节日色彩并不是让人吃惊的事情。代号“铜墙铁壁行动”的作战已经进行了一周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已在加沙地带空袭了1500多个目标，造成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加沙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3100多枚火箭弹，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与此同时，以色列境内，特别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宗教与商业场所被焚烧，街头冲突导致居民伤亡，其规模和范围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的某个时间，一听到凄厉的空袭警报，就快速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就近躲入避弹室。两周前因疫情防控得力而恢复常态的工作环境，现在再度空无一人，公司、学校纷纷重新实行远程办公、教学。即使没有民防部门的警告，人们也大量减少了外出活动，特拉维夫的休闲消费场所明显变得空空荡荡，我日常散步的河边杳无人迹，令人仿佛置身于疫情最严重时期的环境。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 对于这次巴以冲突冲突的背景原因众说纷纭，不过它的导火索却是公认的：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阿拉伯混居区——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延展阅读：以巴冲突：这次争什么？）。 谢赫加拉位于耶路撒冷古城与希伯来大学的观景山校园之间，自古便是一个居民区，保存了不少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该地区住着100多户阿拉伯人、90多户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占领了这块地区，驱赶了所有犹太人，将犹太人的房地产扣押，纳入“敌产监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1956年，约旦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协议，将28户阿拉伯难民迁入犹太人的产业，约定住满三年后签发法律文件，将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移交给这些阿拉伯人，同时取消他们的难民身份。 如果当时这些法律文件真的如期签发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如今的冲突发生了。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另一个版本。 按照约旦法律，纳入监管的敌产仍然是敌产，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一是，国家宣布没收；二是，国家将产权移交给第三方。然而，约旦从未没收过该地区的任何财产，也从未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这些搬进来的阿拉伯人。因此，从法理上说，原来的犹太房主一直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仅仅是房客。 以色列属于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对法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非常执着。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还是英国托管时代的判例，包括约旦占领时期的法律决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统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专门说明，在财产问题上，尊重约旦当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 问题在于，谢赫加拉的阿拉伯“房客”们，从未通过法律途径而获得过正式产权。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原犹太房东便不断地向法院起诉，要求明确产权。由于历史文件清晰，法庭对他们的产权要求并无异议。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这些阿拉伯居民应向犹太房东支付租金，同时将这些阿拉伯居民列为受保护的租户，只要他们继续交房租，就可以长期居住。 整个事件里，其实没以色列政府什么事，就是个简单的产权官司，是业主、房客与法庭之间的问题。 然而，在巴以之间的问题上，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复杂。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之争被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驱赶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阴谋，煽动阿拉伯人拒绝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产权证明，便想方设法质疑犹太人的产权，多次在法庭起诉，都因事实清晰而被驳回。最后，因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即将签发驱逐令，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紧张关系。 问题在于，这个导火索是否就是事情的起因呢？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并非新出现的紧张因素，这场官司已经打了近五十年，从未产生过房主、房客圈子之外的影响力。这类官司在以色列并非什么特别的纠纷，由于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这类官司就没有断过。原告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被告有自然人，也有以色列政府机构，裁决结果有犹太人胜诉的，也有阿拉伯人胜诉的。 谢赫加拉房地产官司的审判裁决，依据的都是以色列的成文法律和判例，并无专门针对该纠纷的新法规产生。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都是以色列常见的产权纠纷，就算近年来有各方势力（犹太定居者、左派反以势力）的卷入，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仍然显得说服力不足，这也就导致人们在这一事件之外寻找更多的线索。 背后的“手” 目前看来，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与事件的发生有关。 首先，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在川普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打造一个没有巴勒斯坦和伊朗的中东，也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以色列与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伊朗和巴勒斯坦完全排除在外。 拜登上台以后试图回到奥巴马时代的中东，中止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和解的“亚伯拉罕条约”进程，通过重开伊核谈判和恢复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而重新将这两家带回到中东棋局。这种做法无疑给了伊朗和巴勒斯坦更多的信心，但也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比如，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袭船战两年来都是暗中进行的，而拜登上台不久，袭船战的消息就泄露给了媒体，引发伊朗与以色列之间这种冲突的升级和公开化。 其次，是伊朗的角色。以色列媒体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次冲突升级，背后有伊朗的手在兴风作浪。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朗与哈马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哈马斯领导人近一年来曾多次公开表示，哈马斯现有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自伊朗，而伊朗军方领导人最近也曾表示要对以色列进行一次全面突破性地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冲突从产权纠纷到圣殿山冲突，进而发展为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击和以色列各地阿拉伯人的骚乱，其间环环相扣，有较为明显的组织运作痕迹，也让人怀疑其背后有不同寻常的操纵者。 其三，是以色列军方的新战略。2014年五周的激烈冲突之后，以色列军方评估了战争的结局，调整了策略。在哈马斯加紧升级制造火箭弹、获取无人机并大规模修筑地下工事的最近几年间，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以打击哈马斯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的新战略，开发了针对性（比如专破地下工事）的技术，并耐心地等待开战的时机。 在目前的这场冲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以军的攻势从2014年的以武装人员为主要打击目标，演变成了今天的以摧毁设施为主的策略，重点攻击哈马斯的军事情报、武器研发制造、地下工事，而且采用“敲屋顶”战术，给设施内人员充足的逃离时间，并不在乎武装分子乘机逃走，另外使用定点清除的打法，斩首哈马斯高级指挥和技术人员，因而也使得本次冲突的伤亡人数远远低于2014年2000人死亡的数字。 以军的新战略也许并非本次冲突的起因，但显然是导致冲突持续和激化的一个要素。由于这种新战略的存在，以色列反复强调以军必须完成其所制定的军事目标，而不在乎哈马斯方面作出的求和姿态。 尽管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立刻停火，但这场冲突的结局似乎不难预期，而且也应该不太遥远。 评估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有两个不可脱离的要素。其一，是以色列没兴趣重新统治加沙地区，也没兴趣帮助巴解组织统一巴勒斯坦。其二，是哈马斯无论怎样高调，本质上是一个小角色，对以色列不构成实质性威胁。 前者决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大规模进入加沙地带去推翻哈马斯的统治，后者则决定了哈马斯没有能力把战火引进以色列本土，最多用火箭弹做一些骚扰性袭击。因此，加沙冲突无论发生多少次，其基本进程就是以色列通过打击大幅度削弱哈马斯的军事力量，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进行新的挑衅。 本次冲突以前，以军的战略是空中饱和轰炸加有限的地面进攻，哈马斯则试图在地面战中给以色列造成较大伤亡。而以军目前的新战略则是，通过空中打击，实现其战略目标，完全不进行地面战斗，以使哈马斯的战略重点完全失去作用。哈马斯一方面打不到以军，另一方面耗费了大量资金修建的基础设施被不断摧毁，很快也就会失去继续战斗的兴趣。 在地面战这一多变要素去除之后，战争的进程可以大大缩短。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次冲突不会像2014年那样持续五周时间。考虑到以军已多次表示其作战目标已接近完成，可以期望双方在近期会接受某种调停，达成停火。 这次冲突对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看点。 短期来看，这场冲突对以色列反对党组阁的努力可能产生某种的影响。以色列今年大选后，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导致反对派“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彼德获得组阁的授权。由于以色列“小党政治”的特色，拉彼德需要一个比较广泛的联盟才能组成政府，而冲突形成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给这种“合纵连横”带来无法预料的影响。 长期来看，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骚乱活动的影响力远远比哈马斯的火箭弹深远。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表示这些阿拉伯骚乱团伙将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已经从警方手中接过这些案件，在国家安全层面上进行处理。以色列国内近20%的阿拉伯人和近80%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微妙，这次事件以后，族群关系无疑将走上更加扑簌迷离的途径，对犹太国的民意基础，国民的身份认同，国家的长期战略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汉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平行逻辑）
2021年5月10号，以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圣殿山内，以色列警察驱散了暴动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南部，哈马斯开始发射火箭弹；加沙地带，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已经打死了九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至少三人是哈马斯恐怖分子。 这场冲突的直接起源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阿拉伯混居区——谢赫加拉。 这块居民区位于耶路撒冷古城与希伯来大学的观景山校园之间，自古便是一个居民区，保存了不少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该地区住着100多户阿拉伯人，90多户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占领了这块地区，驱赶了所有犹太人，将犹太人的房地产扣押，纳入“敌产监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1956年，约旦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协议，将28户阿拉伯难民迁入犹太人的产业，约定住满三年后签发法律文件，将这些土地房产的所有权移交给这些人，同时取消这些人的难民身份。 如果当时这些法律文件如期签发了的话，后来这些争执就不会发生了。 按照约旦法律，纳入监管的敌产仍然是敌产，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一、国家宣布没收。或者，二、国家将产权移交给第三方。约旦从未没收过该地区的任何财产，约旦也从未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这些搬进来的阿拉伯人。因此，从法理上说，原来的犹太房主一直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一直是房客。 以色列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对法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非常执着。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还是英国托管时代的判例，包括约旦占领时期的法律决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统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专门说明在财产问题上，尊重约旦当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 问题在于，谢赫加拉的这些阿拉伯人，从未获得过正式的产权。 所以，从70年代初起，原犹太房东便不断向法院起诉，要求明确产权。由于历史文件清晰，法庭对他们的产权要求并无异议。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更裁定这些阿拉伯居民应向犹太房东支付租金，同时将这些阿拉伯居民列为受保护的租户，只要他们继续交房租，就可以长期居住。 整个事件里，其实没以色列政府什么事，就是个简单的产权官司，是业主、房客与法庭的关系。 然而在以巴问题上，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复杂化。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之争被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驱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阴谋，煽动阿拉伯人拒绝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产权证明，便想方设法质疑犹太人的产权，多次在法庭起诉，都因事实清晰而被驳回。最后因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签发了驱逐令，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 到2021年，拜登政府公开重返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路线，使得以色列本地局势在相对平静多年之后，重新紧张起来。而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产之争的谢赫加拉问题，也突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大有成为新一轮以巴暴力冲突的导火索。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汉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平行逻辑）
1979年12月，中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彼时，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因为最近一次人口统计，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们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成都会议上，最风光的专家，是来自七机部二院的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李广元。 七机部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当时，李广元研究人口问题已经长达： 一年多了。 在讨论会上，火箭专家李广元谈自己团队是如何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 当时参会的领导多数没有见过计算机。那是科学复兴的时代，很会演讲的李广元让主席台的计生委领导眼前一亮。 事实上，包括李广元在内，七机部二院贡献了三位权威专家，另外两位是宋健和于景元。 宋健是钱学森门生，长期从事导弹研究。1978年，宋健出访荷兰，遇到了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那天在酒馆喝着小酒，奥尔斯德跟宋健谈起自己一篇文章： 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 奥尔斯德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方程，宋健兴奋起来。奥尔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国火箭专家吹的一个牛逼，后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生政策。 很快，七机部二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宋健把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给了李广元。李广元开始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开始做人口预测。 一天，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喜出望外。 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 主办方纳闷，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 但很快，找到组织的宋健和李广元，凭借着大胆的见解，压倒了传统人口专家们。 研究火箭的七机部二院，就这样成为对中国计生政策最有影响的机构。他们承担了中国人口预测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广元在《中国科学》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 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 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公开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启草的。 1 直到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5年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老板梁建章和另一位学者联合撰文指出： 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讨会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今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对于梁中堂的观点，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当头棒喝道： 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整个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独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很难发表。他也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仓促计算出来的伪科学，很多实际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为中国人口政策保留了一个作为对照区的特区。 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人口学家断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国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易富贤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了： 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网友们骂声一片。毕竟，经过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话，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易富贤关于计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译的何亚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按计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计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从那天起，这个普通人决定半路出家，认真研究人口问题，并开始“叫板”计生政策。 随后几年，何亚福写了几百篇文章，逐渐有了一些名气。2009年，何亚福向人民网E两会提交了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这个出生在越南，一岁时跟父母回中国定居的翻译呼吁，应该放开二胎： 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他在书中强调，官方人口数据有水分： 2000年实际人口没有12.658亿，只有12.2亿人。 尽管理论和预测数字都石破惊天，但易富贤是在201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他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为13.3285亿人。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富贤预测的只少4万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贤预测的几乎一样。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学理论已经破产——它已经被半路出家的人口专家误导了二十年。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 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但易富贤的声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学术标准，一些人口学的期刊也不敢发表他的文章。 2 2009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妻子怀上了二胎。学校和居委会的人就先后上门拜访，要求他们“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刚和梁中堂、易富贤、何亚福等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 杨支柱也不符合北京关于生育二胎的标准。后来，杨教授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区计生委也要求他们支付240642元。 实际上，逃避处罚在当时有很多操作空间。 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开宣称，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费用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但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杨金柱觉得这样没有尊严： 他决定以身试法。 后来，杨金柱真把海淀区卫计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 尽管在网上几乎赢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终他还是败诉。不过杨金柱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 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 也在这一年，就连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他跟记者说，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包括易富贤在内的不少专家，已经把2013年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不过直到2014年3月，人口专家翟教授还发论文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 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人。 2015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终于出台。 这项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 哪怕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及当初翟教授预测的一半。 就连外媒都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了。2016年10月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二孩政策短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 要等20年。 3 2020年11月，母婴用品零售连锁上市企业爱婴室关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开了15年的门店。 同年，爱婴室一共关掉了40家门店。 在2020年年报上，爱婴室开始直接埋怨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趋势带给自己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对公司业务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刚刚吃干抹净二胎红利的母婴企业来说，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势待发。但当更多人们注意到它的时候，只能眼睁睁被它撞翻。 和爱婴室一样成立于上世纪末的金发拉比，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母婴服饰的企业。因为主营产品使用对象锁定在孕产妇和0-3岁的婴幼儿，它对于人口的感知，似乎比爱婴室更来得敏感。 上个月金发拉比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中，全年营业总收入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婴童服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母婴用品更是大减近四成。 从深圳华强北起家的“童装第一股”安奈儿童装，1-3岁年龄段的小童装营业收入也同比减少23.65%。 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上市公司实丰文化2020年收入减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宝益智婴幼儿玩具的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3%。 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可以看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零售销售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降。他们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4.1%。 抖音大数据平台巨量算数显示，适合1周岁以下婴儿的一二段奶粉销量占比严重下滑。行业内一位朋友告诉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纷纷新推了针对三周岁以上孩子市场的四段奶粉产品。 早些时候，根本没有四段儿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过，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 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已经晚了。 4 计划生育启动，四十年过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对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对人口问题灰心，他后来离开山西，从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亚福还是一位独立人口学者，他有两个孩子；易富贤还在用很激烈的言语发表对于人口的见解，他的微博粉丝，只有三万四千多人，他有三个孩子。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梁中堂进行“有条件二胎化”试验的翼城，人口增长非但没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和山西的数字都要低。 翼城实验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像宋健、李广元预测的那样，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会达到42.64亿。 现在最活跃的人口学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间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别林扮唐伯虎，都不影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以专栏、演讲、纪录片各种能使上劲儿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布道： 国家应该用真金白银帮助年轻人生得起娃、养得起娃。 梁建章对一些数据表示质疑。而时任计生委主任解释称：“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 去年12月，翟教授在最新的专访中，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 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一个数学方程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剧的角色不是错误的制造者，反倒是反对者们。 郭德纲说过，如果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选精煤，水洗煤不好： 如果那个火箭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以来，各地纷纷加大执法，对食品浪费开罚。然而，广西日前开出的首张“浪费食物”罚单，却激起不小的争议。 据报道，5月11日，桂林市市场监管局向当地一所中学食堂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对当事人进行约谈。 原因是，在检查该校食堂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食堂存在“蔬菜过度挑选问题”，“蔬菜菜叶有虫眼或稍微泛黄，能吃却全被当垃圾扔掉。” 执法人员同时建议：对于“不太好看但还能吃”的食材，可以员工内部消化，或者定向捐给福利院、养老院等机构，尽量做到物尽其用、不浪费。 对于桂林市场监管部门如此“铁腕执法”，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解。 有人感叹：这学校的食堂，良心水平怕不是超过了全国99.9%的同行…… 有人质疑：难道员工、福利院和养老院就只配吃有发黄和有虫眼的蔬菜吗。 有人批评：难道市场监管局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干吗？ 说实话，鱼叔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也是一脸惊愕，反食品浪费当然没有错，但也没必要如此矫枉过正吧。 如果菜叶有虫眼就扔，还可能算是“过度挑选”的话，把发黄的蔬菜扔掉，这算哪门子的“过度挑选”啊？ 在执法人员眼里，“稍微泛黄”的菜叶，属于“不太好看但还能吃”，这个理解也未免太外行了。 菜叶发黄，一般是放置和储藏时间较长所导致的。此时，可能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危害食用者健康。 这种健康危害到底有多大？此前，新京报曾委托专业机构做过一个试验，检测油菜、空心菜等蔬菜在放置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变化。 检测结果发现，一旦蔬菜叶子发黄、萎蔫，亚硝酸盐含量甚至会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比如在实验中，常温放置2天后的油菜，亚硝酸盐含量从1.99mg/kg飙升到14.984mg/kg，是国家标准限值≤4mg/kg的3倍多。 据介绍，这样的菜食用后易产生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现象，严重的甚至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鱼叔我觉得，学校食堂把发黄的蔬菜扔掉，真是良心了。这样的良心食堂不奖励也罢了，还要罚人家，未免太冤了吧。 执法人员建议将发黄蔬菜送给学校员工、福利院、养老院吃，这个建议真是太扯，难道老师、老人的命就不重要吗？ 反食物浪费，也要起码讲一讲科学，讲一讲常识。 此前，一些地方的反食物浪费，由于陷入形式主义，闹出不少笑谈。 比如，河南漯河一酒店因“鸡屁股切得有点大”被批评。贵州某地一烧烤摊，因回收食客吃不完的烤串，加热后卖给其他顾客，被树为正面典型。 这些都违反了起码的健康和卫生常识。 食物浪费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为了不浪费，把食品安全都抛在脑后吧。 扔掉发黄蔬菜的学校成了违法典型，反过来，是否意味着那些充分利用发黄蔬菜的，反倒成了守法典范？ 如此监管之下，学校食堂恐怕想不变烂都难！ 桂林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请你们饶了学校食堂，饶了孩子吧！ 请你们扪心自问： 如果你家孩子在学校午餐吃的是发黄蔬菜，你能接受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关于人口普查数据问题，这是我的第三篇文章了，也是最后一篇。本篇之后，这个事我就搁下了。接下来我将会继续关注如火如荼的通胀潮。这么说吧，通胀潮可比人口数据吓人多了。 就在昨天晚上，国家统计局对我的连续两篇文章做出了隔空回应，并发在了官网上，地址是：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2_1817360.html （该链接目前已失效） 。我截了个回应标题放在下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话说你国家统计局既然都正式回应了，那么我第一篇被夹掉了的文章能不能也顺便给我恢复了呢？大家都是研究探讨嘛，道理越辩越明嘛，你把我嘴巴堵上了再作出跟我探讨的姿态，这个姿态也不是很大方嘛，对不对？ 网页截图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讨论环节。国家统计局这个回应的意思我总结一下，是这样的：除了十年一次的大普查之外，其它年份的抽样调查都是不准确的，会遗漏人口，累计下来遗漏了整整一千万的人口。幸亏这次普查使用了电子信息技术（也就是与户籍信息系统联了个网），不再纯粹使用手写版这种低级手段，所以国家统计局把隐藏在深山老林里的黑户都挖了出来。 对这个回应，我的第一反应是：真厉害，给国家统计局点赞！本次人口普查的一个核心技术要点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都要统计身份证号，由此与户籍信息系统实现了相互关联。对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在事前事后都反复予以了强调（官网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该链接目前已失效），这里也给一个截图，注意我用红色框标起来的部分。 网页截图 在这里，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被隐藏起来了的千万人口，他们到底有没有身份证号**？**如果这上千万的人口居然长期没有身份证号，那么他们这么多年来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处理社保医疗银行和交通出行问题的？他们到底生活在哪里？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有上千万的黑户，这两个部门居然始终不闻不问？ 由于存在这些根本无法解答的疑问，所以我又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找出这些隐藏起来的千万人口，到底分布在哪里。虽然国家统计局非常严肃的要求，不能拿2020年的普查数据与2019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做对比，不过，为了找出那隐藏起来的一千万人口到底在哪里，我依然进行了一番了对比。我将本次人口普查公报上的分省数据，与2019年各省发布的人口数据，进行了对比。毫无疑问，年度增量最大的省份，就是在历年的抽样调查中隐藏了人口的省份。数据表在下面。请各位在阅读下表的时候先猜一下，这上千万黑户，是不是隐藏在了中西部的深山老林里。 网页截图 （解释一下，2020年的分省人口之和140978万，较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141178万，少了两百万人。这两百万是军人，不纳入分省人口统计。2019年分省人口之和140385万，较当年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40005万，又多了380万。考虑到分省数据未计入军人的问题，其实是多了500多万。所以，2019年国家统计局事实上基于重复计算的问题，下调了各省的汇总数据。在人口问题上，重复计算才是最令人头疼的事。隐瞒人口？不存在的。） 呵呵，各位被上表吓了一跳吧。数据比较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按照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广东隐藏了1080万人口，浙江隐藏了607万人口，江苏隐藏了405万人口，合计超过两千万。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量并不大，乃至还有15个省份是负增长。正负相抵之后，还隐藏了足足一千万人口。我十分好奇的是，粤浙苏三省，到底能够怎么隐藏这两千万人口？这三个富裕省份，那真是走出家门就必须要用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这两千万人是怎么做到没有身份证长期生存的？凭什么啊？有没有这么强的生存能力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隐藏起来的千万级的人口，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口。为了更清晰的说明问题，我将1990年至今的所有人口分年龄数据都放了出来。我再强调一次：虽然国家统计局反复说普查数据不能与其它年份进行同比比较，不过没关系嘛，我们通过这个比较，可以挖掘出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口里面有那上千万的隐藏起来的黑户嘛，呵呵呵。 网页截图 综合两张表的数据来看，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意思就是：粤浙苏三省，隐藏了数以千万计的老人和儿童。通过第七次人口普查， 这些隐藏人口终于被挖了出来。对这个结论，你信不信？ 儿童我也就不多说了，这三省居然还有上千万儿童出生之后不办出生证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关键在于，这三省的老人是怎么隐藏下来的？他们这一辈子的黑户，是怎么生存的？要知道这是广东浙江和江苏啊，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保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基层农村政治组织也极其完善。在这三个省混成了老年黑户，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啊？这明显操作不能啊！如果非黑户，就只会重复统计，不会遗漏。 不好意思，我个人实在是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不能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越来越迫切的希望，我大中国除了我之外，居然真的还能冒出来一位新的数据大咖，他精研数据，逻辑清晰，能够修整出一份挑不出逻辑缺陷的人口数据。让我一看之下，就大为叹服，并竖起大拇指，给这整份数据表点赞！ 毕竟，数据与数据之间，永远都是存在强逻辑关联的。逻辑，还是逻辑！最重要的，永远都是逻辑！谢谢各位。关于人口问题，我的论述就到这里。我们下一篇文章，还是重新聚焦通胀问题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原文现已被删除。）
昨天我讲了一下国家统计局新鲜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之中存在的逻辑冲突，希望能有人为我解惑，但是很可惜，至今为止没有看到合理的解释。这篇文章大家现在也看不到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没看过昨天的文章也没关系，今天这是全新的一章。 首先，我们必须对现在的人口普查技术，有清晰的认识。这次人口普查，事实上就是在公安部门的电子户籍信息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普查，也就是我们号称的电子普查。截个相关新闻的图给大家看看。 网页截图 事实上，我大中国的户籍信息电子化已经实现超过6年了。近年来相关相关信息系统不断的完善，身份证重号的现象也都逐步予以了解决。可以说，现在不在户籍信息系统里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误差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即便在偏远山区的小村落，伴随着我国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强化，以及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入户也成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了娃不落户的现象，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这么说吧，今时今日除非你自己一家人呆在深山老林里做野人，不属于任何社会组织，也不跟外界发生任何商品交易，不然但凡你生了娃敢不去落户口，村支书会让你精准的认识到马王爷为啥生了三只眼。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技术难度其实是很低的，在很多地区，都是通过短信等电子方式完成的普查，其实只是对户籍电子信息进行了一次再确认而已。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事实上， 现在人口普查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现在不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了，现在每个人的信息都在系统里了。如果国家统计局出来放话说，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在系统内，要靠统计调查队的人挨家挨户钻山沟走树林把这些人找出来，公安部门能跳起脚来骂人。实在需要进行入户调查的，主要也就是搬迁人口，比如老蛮我这种，前年在深圳工作，去年调广州，今年又调广西，说不定明年又调去哪里了。这种情况需要两地统计部门予以协调，不要搞出重复统计，但是遗漏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此而已。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给出了几个很有趣的数据：从2018年以来人口出生数持续走低，2020年出生人口的大数是1200万。相关新闻的附图如下： 网页截图 我这里先说明一下，2020年的出生数据只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了一嘴，在人口普查公报里并没有发布。我们在这里就相信这个口头数据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计算题。2020年普查结果，总人口规模为141178万，扣减2019年的总人口140005万，增量为1173万。 各位，你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人口增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当年度的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来的。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的大数是1200万，人口增量1173万，所以2020年我国的死亡人口数=1200-1173=27万。这是什么意思？？？？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把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都放出来，并把2020年的数据放进去，形成了下表的数据。 网页截图 对于2020年只死亡了27万人的事情，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这大概是由于去年的新冠期间大家特别注意养生吧，呵呵。 此外，国家统计局在昨天下午对于数据上的逻辑不自洽给出了一些解释，比如此前年份的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有些人口遗漏的情况。事实上户籍信息电子化之后，抽样调查已经足够精准了，不过这个事我们就不多纠结了。那么，到底是哪些年的数据失真呢？ 人口增量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定是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明确说明了2016-2020年的人口出生数，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并不会再上修这些年的出生数据。那么，如果少算了此前年份的人口增量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多计了近年来的死亡人口。 真是天可怜见，我国的人口死亡数据，那是真没有多计的可能性。这个数据是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汇总数据，是以“死亡证明”为基础的。它有可能会漏计部分偏远地区的死亡，但是绝不会多计，更不可能出现千万计的多计。你说卫生部门没事多开上千万张死亡证明是图什么啊？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所以，我个人实在是不能理解，这凭空冒出来的千万级的人口增量，到底是哪里来的？它总归一定是人口出生数-死亡数的结果。人口出生数不会再上修了，死亡数里存在泡沫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特别希望，我大中国除了我之外，还能有另外的数据大咖，把这个数据逻辑解释清楚，解决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疑惑。谢谢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
注意，本文既然命名为“人口之惑”，那就意味着整体数据中，存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之处。为了彻底说明问题，我必须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讲起。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发布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1-8号公报数据，它们在官网的截图长成下面这样： 网页截图 （官网地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 根据这次的普查公报，我们得到了一些关键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不含港澳台），较2019年的140005万人，大幅增加1173万。注意，2019年的数据为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除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这种人口抽样调查每年都会进行，逢5的年份为1%抽样，其它年份为1‰抽样。由于近年来我国全面实现了个人信息的电子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公安部门打开电脑，可以查阅全国每个人的详细户籍登记信息、手机信息及社保信息等。这套个人电子信息系统有效协助了人口抽样调查的开展，相关调查可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以及搬迁人口这种变数上，因此每年的数据可信度都很高。就今时今日来说，出生之后完全不办户籍登记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即便是超生人口，也可以先办一个出生证，罚款可以以后再说，隐瞒人口的意义不大。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将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总人口、15-64岁人口、65岁以上人口数据摘录出来，并入1990年至今的大表内。到这里，不和谐之处就体现出来了。 网页截图 我国历年的新增人口，1990年为1629万，此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开始新增人口下降到了1000万以下，为957万。2010年的新增人口继续下降到641万。注意，这些年份都有人口普查，新增人口数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我国分步放开了二胎，所以新增人口数量有所反复，2016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809万，但是此后又开始迅速萎缩，2019年的人口增量只剩下467万。考虑到2016年后我国全面实现了户籍信息的电子化，这意味着2016年之后的抽样人口数据已经非常可信了，放开二胎之后的人口再次进入萎缩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2020年的普查数据横空出世，当年度全国新增人口1173万！这真是石破天惊，让人目瞪口呆。1173万，较2019年的新增人口467万，足足增加了151.2%！就这种增幅，实在是犀利到令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了。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量，我们当然有必要挖一挖根由。有意思的是，15-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并没有增长，而是出现了下降，从2019年的98910万，下降到了2020年的96776万，年度降幅2.16%，这导致2020年扣除在校学生之后的适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了63.1%，倒退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种降幅是符合我们的一贯理解的，毕竟每一年的新增人口都在下降，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总量下降。所以扣除在校学生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的93566万之后就一路下降，2020年持续下降到89019万，相当于2007年的劳动力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数据。 然而恶搞之处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据突然出现了暴增：2020年的数据为19064万，较2019年的17603万，增加了1461万。而此前老年人口的年度增幅也就是900万这个区间，2020年即便是多一点，1000万出头也就是了，达到1461万这个数量级，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2020年新增的年满65周岁的老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老人。1955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突然暴涨了一轮吗？当年度较1954年多出生了几百万人口？基于这个疑问，我查阅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里的195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顺手截了个图（见下图）。结论非常清晰：1955年的人口出生率32.60‰，远低于1954年的37.97‰；人口自然增长率20.32‰，也远低于1954年的24.79‰。1955年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1954年有了大幅下降。所以，2020年突然增加的1641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我个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页截图 这里必须说一下，1955年我国总人口61465万，当年度出生人口2004万。我把这个数据加粗，放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数据，我们待会儿还会用到。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分析人口增量的由来。毫无疑问，人口增量=当年度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目前的普查公报里没有发布，或许未来会在普查详细数据库里发布，总之现在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我们精通数学，并且有此前历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自己算出来。 本次普查公报发布了2020年的人口年龄构成表，见下图： 网页截图 关键数据在于0-14岁的总人口数，25338万。恰好，我搜集了此前每一年的人口出生数，从2006-2019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2738万，我们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儿童都不会夭折，全都是健康宝宝，天使宝宝，扣减一下，我们就得出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5338万-22738万=2600万。一个非常吉利的数据。 好吧，现在2020年的年度新增人口有了，1173万；出生数据也有了，2600万，那么，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也可以反算出来了：2600-1173=1427万。 接下来我们把这组数据同样放进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表，供各位感受一下： 网页截图 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突然就达到了18.41‰，恢复到了199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解释了，总之就是非常厉害。关键是死亡数据，2020年死亡了1427万人，远远超出此前接近1千万的水平。死亡率8.30‰，也是远远超出近十年千分之五以下的平均水平。这是怎么回事？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死亡数据，与老年人口数据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逻辑上的不自洽。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新增了1641万，当年度我国死亡人口1427万。今时今日我国死亡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相信，毕竟这是常识。所以，这意味着，2020年一定要有超过3千万的老年人口补充进入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个群体，才能实现老龄人口的数据增长，才能实现数据逻辑的自洽！ 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1955年我国出生人口为2004万，即便这些人在随后的穷折腾里平安喜乐的活了下来，一个都没有中途夭折，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也完完整整的熬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胀潮、90年代后期的下岗潮，然后一个不剩的干到了退休，并活到了现在，也远远凑不够3千万的数！ 所以，就2020年的人口数据而言，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强关联的。尝试对任何一个数据进行优化，都会对整个数据逻辑链条带来巨大冲击。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言，我个人缺乏平复这种冲击的能力。希望我大中国能除了我之外，还能再诞生一位数据大咖，可以分析整个人口数据链条，将我上面的这些疑惑之处，全都完美的解决。如果有的话，希望各位能在本公号后台给我留言，让我看到。谢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原文已被删除）
今天（5月13日）早上，各大官媒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通报了“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监控视频及事件过程，该报道提供证据显示该坠亡学生是自杀跳楼。一时之间，舆论转向，很多人把矛头对向学生家长及此前为学生家长发声的公众。 但是，该结论性通报的内容仍有几点值得商榷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点： 1）一个人从四层楼的高度（校实验楼4楼与体育馆之间的连接平台）跳下来摔死，他的面部被摔到稀巴烂以至于熟悉班里每个学生身高长相的班主任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辨认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一个人从40楼摔下来脸部着地无法辨认，这个我信，或者，14楼也勉强可以信，但是4层楼下来就摔得散了架认不出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能服众。 网页截图 2）即使尸体真地摔到稀巴烂看不清脸认不出了，校方辨认死者身份真地需要一个小时吗？第一时间难道不是调取周边监控吗？监控调出来看一眼，在那个时间段内就这么一个人在那里走路，如此清晰可辨的身体特征面部特征需要近一个小时完成辨认吗？这难道不是在几分钟内就能确认身份的事情吗？ 3）巧了巧了，班主任老师今天恰好没有带手机，所以没有家长的联系方式，所以即使辨认出这学生是谁以后也没办法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当今这个时代，一个人出门没有带手机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手机真的留在家里了，在这紧急状况下不能通知家里的家人打开手机找一下？家里没有人的话不能自己赶紧打车回去拿一下找到联系方式。或者，该班班级没有微信家长群吗？不能通过别的老师或同学在微信群里艾特一下家长吗？当然，我更不相信班主任只是把自己班级学生家长的通讯录保留在自己的手机里而自己办公室里的工作电脑里空空如也没有保存。 4）如果真如通告所言，也就是说班主任老师没带手机、也没回去取、班里也没有微信群没办法让别的有手机的老师通过微信联系家长、学校电脑里学生电子花名册也打不开，只有通过手动“翻阅手册”才找到了家长的联系方式。而这个时间用了一个多小时，从当晚的19时54分到20时44分。请问任何一个智商超过80的人能采信这个说法吗？ 网页截图 而在通知家长的20时44分之前，学校在处置什么呢？ 网页截图 所以，如果这个学校坦率一点，诚实地向公众报告：我们在通知家长前留出了两个小时的空档，把一个小时分配给“辨认身份”，把一个小时分配给“找家长联系方式”，这都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争取足够的时间把尸体运走运到殡仪馆后再通知家长，主要是为了避免家长到现场后情绪失控甚至“抬尸闹事”等不可控事件发生。 校方如果这样诚实一点说出自己的小心思，这样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冷漠，但会赢得我本人的尊敬和信任，——至少他们是诚实的，敢于诚实，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现在显然没有这样，把这两个小时的空档推诿给“辨认身份”和“找联系方式”，这两个借口简直荒诞不经，一副不把公众的智商放在眼里的意思。 于是就这样活生生地剥夺了孩子家长在事发现场看自己孩子最后一眼的权利。迅速把他运送至殡仪馆，然后通知家长到派出所里听结果。如此冷漠，如此冷酷。然而有很多瓜众开始给校方点赞了，说他们无责。这些瓜众的脑袋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事如果发生在你和你家人身上你会怎么样。 然而很多人立即觉得自己被孩子家长欺骗了，开始痛心疾首甚至恼羞成怒了，说林母欺骗了他们带了节奏了，就像强奸了他们的天真的善意一样。 那么林母公开发表的几条微博中，真的有说谎成分吗？真的有蓄意撒谎博同情博关注吗？这是很容易得出结论的：我们暂且采信今日媒体发布的“通告”主要结论，对比林母此前的发言内容，看她是否存在捏谎成分。很多人只根据微博内容与通告内容不完全相符，就认定林母一开始说谎了，这是一种不严谨不正确的做法，林母有没有说谎，不仅要看发言内容，更要看时间点。 林母就自己孩子在学校坠亡一事一共发了5条微博，5月10日3条，5月11日2条。第一条发布时间是5月10日凌晨6点35分，也就是事发第二天清晨，其中两个重要信息点是“想看监控不给看”、“他现在还一个人冰凉地躺在哪里？”，说明在此之前，校方拒绝给家长看监控、拒绝告知家长孩子遗体去向。 网页截图 林母的这一条微博所涉及的两项关键内容在今日媒体通报里得到佐证：孩子家长是在5月10日中午11点许看到监控视频，在下午15时看到了孩子遗体。这时间点都晚于林母发微博的内容。所以林母在该条微博里所言属实。另外，家属能在当天晚点时候看到监控和遗体，是否有这条微博发酵的效应，不能排除。 网页截图 林母所发的第二条微博是5月10日当天12时32分，有两个重要信息点：“没有去医院直接就拉去了殡仪馆”、“最后拿出一坛骨灰将我们应付了事吗？”其中第一项是事实陈述，也已经被今日媒体通报内容所证明，没有说谎；第二项是疑问句，此时他们还没有见到自己孩子的遗体（发此博文三个小时后才见到遗体），提出这样的疑问完全符合逻辑。这里另外一个信息点“救护车8点半到学校”陈述有误，林母注明是从警方口中得知，那么到底是警方的口误，还是林母的笔误，还是双方在交流中的误解，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把殡仪车离开的时间混淆成了救护车来的时间。但要证明林母就此以这个时间点撒谎，没有足够依据（当然警方可以对此言论进行取证调查）。 林母第二条微博 林母发的第三条微博内容是当天下午14时33分，其中关键的信息点也是很多人认为自己被林母误导的内容是“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这也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事实陈述。 林母第三条微博 林母说“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被媒体报告内容所佐证：小林坠楼前的十分钟确实没有监控，校方解释小林进入了无监控区域，但无论如何确实是没有监控，林母所言属实，她也并没有说那段监控被人删掉了。有人说她这句话有这样的诱导性，那就有点搞笑了，她一个学生家长，她怎么知道这个学校什么地方有监控什么地方没有监控，如果你娃在学校出事故了，别的地方都有监控就他出事故的地方没有监控，你不能为此合理质疑一下吗？ 林母发的另外两条微博内容不是很重要，就不再讨论了。就上，我们的结论是：林母在公开发言中没有撒谎，没有捏造事实，她发微博当然是为了引起关注，但她并没有过度夸张内容以“带节奏”，她所表现出的只是一个母亲在突然失子之痛下的震惊与痛苦，以及在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合理猜测。事实上今日媒体的通告内容则进一步佐证了她的所有发言（除了其中救护车时间点这一细节）。 然而很多人开始痛心疾首了，觉得自己被被“带节奏”、“被愚弄”了。真是一群可怜的人们，你们就这么容易被人愚弄吗？你们如果那么容易被人带节奏，如果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被人带节奏了，那么你们能在任何事情上被人带节奏，你们应该深刻反思的是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人带节奏。但其实，你们现在的指责事故家长带了你们的节奏这个行为本身，就又是一种被带节奏的表现。所以你们的悲哀是双重的，本质是同一个问题：自己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你们能迅速被带到一个方向，也能迅速被带到另一个方向。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猜测性的流言，这些流言的出现原因是人们对真相的渴求，以及对某些机构不信任感的增加导致。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流言猜测是网络社会中的一部分。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任何流言猜测都不可避免，一个没有流言猜测的网络还能叫网络吗？这既是人的权利，也是网络的合理性存在，它的功能就是淘汰流言，使真相浮出水面，或者通过正面的方式，或者通过倒逼的方式。当能够信服公众的真相浮出以后，流言自然消退，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机制。 人们需要的只是真相，以及基于真相基础上对当事人的合理对待。事实上，禁言消声和流言四起是同一件事情两种表现形式。 这件事中，最为龌龊和无耻的是，有人要试图把这种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舆情”引向“境外势力操纵”方面，这属于非蠢即坏恶毒至极的无耻行为，这是希望整个社会彻底消声、使人人都不敢出声、但凡你出声你就是叛国贼反革命和境外势力联合起来颠覆政权的红卫兵思维无耻行径。而那些所有相信这种恶意揣测的脑残们，希望你们一生都不要遇到需要求助他人关注的事。 最后一条，是我的朋友@闫言 提出的观点，转载如下：林母说事发时寻求媒体帮助但“各路媒体不敢发声”。林母的这句话是造谣污蔑媒体了，还是事实陈述？如果是前者，林母便犯了污蔑造谣侵犯名誉权或寻衅滋事等随便哪个罪；如果是后者，媒体是否需要被核查？媒体是否需要自我反思？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身为媒体难道就只负责在“官方”声明出来的时候把内容复制粘贴报道一下吗？最多画个时间轴美化一下排版然后发个推文出来？ 而那些一脸得意地说看你们这些支持学生家长的人们都被打脸了吧我早就觉得这妈妈有问题的那些人，都是真正的高纯度脑残们，包括一众在“官方通告”出来后表达此类观点的自媒体们。请对号入座。 赶紧取关这类真正带节奏的傻X脑残号（比如魔都囡那种号），对提高自己智商、净化自己心灵有好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全文已被删除）
考虑到焦点事件彼此掩映的作用，成都49中高二生林唯麒坠亡之事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公众注意力从杭州瞒豹事件移开，舆论主题从动物的逆反转换为人类的处境，聚光灯柱从东南汇聚到西南，从一个浮夸的新一线城市搬弄到另一个。 林唯麒在人生最后两个小时里，究竟遭遇了何种外部或心理上的变动，只怕很难再被外界知晓。从事态一路蔓延的情状看，坠亡一事的真相如何，既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事态的演变，更多是情绪推动，是立场导向，或者说是“结论导向”。 49中、成华区教育局、区联合调查组、区公安局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措辞，给出了相同的结论——都是结论，而不是解释，没有论证。这种尽量少地给出信息量、绝对不容商榷的处理态度，是公众不满的根本原因，也驱动社会影响略微升级，线上延至线下。 那晚在49中的门前的场面，尽管冲撞的烈度很低，但究其表现方式而言，仍然是近年来极其少见的。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控场，强力的基础稳固，可那一幕的象征意义已经传播出去，将长久地成为历史记忆。对于这么个结局，确有讨论的必要。 像49中这样的事态演化规律，不是第一次出现，它在不止一次公开事件中都有表现。主要特点是，一件很可能不涉及公权的偶然冲突，因为公权凭惯性介入，最终演化成公权要为之负责的公共危机事件。个人相信，49中的事是此类事变的崭新一例。 面对49中背后的联合调查组——实际上是联合抵御舆论冲击的联合体——的种种口径、做法，外界给足了批评。确实，这些批评都有道理，也都有其理论依据，比如问责型政府、法治政府、社会监督等等。正是这些批评，将成华区有关部门置于道德洼地。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外界的批评视角，其实不用再作讨论，量已经够多了。现在要说的另一个视角是，99%的舆论认为，49中林唯麒事件不该如此处置，然后列出一二三点。可有没有想过，这种思考的方式是理想主义的，是不合时宜的呢？ 你可以说，成华区当局对49中事件的处理过于强硬，但从它们的角度来讲，从他们信奉的标准看，虽然喧哗很大，可仍算得上执行了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模式。这可能是一种现实的、甚或冷酷的判断，可这就是超越理想主义批评的实况。 总体来看，相较于理想型政府模式的民间想象，成华区处置49中事件遵循着一种绝对不妥协、掌握绝对主动权的实用路线。面对高涨的批评声浪，它坚定地采取毫不退让的立场，对舆论反应保持着相当激进的压制姿态。这种激进，对它可能是最经济的。 一方面是舆论沸腾的批评，一方面是成华区的应对，最后看下来，舆论所期待的那些并没有遂愿，成华区扛住48小时最猛的舆论冲击波，硬顶上的目标反倒是实现了。这证实了公众可能不愿接受的一个现实：行政系统不会输出它没有的东西。 也可以这么说，49中风波中的行政应对，超出了舆情教授那套流行的理论模型。在这些理论模型中，预设了一种可商榷、可说服的行政姿态，对官民关系及矛盾作了一种理想阐释，想要让政府的舆情处置朝着共治的方向走，成华区的行动模式对这套理论说不。 这套舆情处理的理论基石，多少带着一点启蒙的色彩，呼应着过去那种行政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论点。多少舆情教授仗着这套“两头真”行走江湖与庙堂，但是，成华区的行政应对只怕更符合实情，它抛弃了舆情大课堂上的拘泥之见，实践出真知了。 49中事件的行政壁垒有目共睹：部门之间遵照预案行动，在设定立场后固守这一立场，围绕封堵信息这一基本点分工配合，集中发布出口，减少通报的信息量至最低。从舆论动向看，也不排除动用自媒体放料，污染信息，提高舆论判断的难度。 在这套非教科书式的舆情打法下，49中事件的信息被封存在一个沉默如铁的幕后，装载于行政协作的“铁桶”中。因为操盘手深知，哪怕是与公权无关的事件信息，在舆论对战中都具有强烈的辐射，伤及自身。这套悖逆舆情培训PPT的实操合成，才是值得研究的。 换一个提问方式就是，为何49中事件未能像公众期待的那样演变？为何从始至终发展不出官民良性互动的契机？一个答案可供参考：围绕此事所显示的行政手段遵守着一套非理想型的运作模式，这让舆论批评的着力点全部落空，两下再也不会交集。 成华区拒绝装饰你的梦。那晚在49中门前发生的一切，在粗粝的表象之下，是许多种象征遭受雨打风吹去的狼藉现场。比如，那些不可能有回响的希望，公众认知远远落后于精进的行政运作，常识与实况之间的巨大悬殊，公共事务中公众早已被另行配置的角色等。 总结起来，49中舆论的心意难平，证明舆情应对的常见理论（及其对公众期待清单的塑造）业已破产，无论教授者有怎样响亮的名头，舆情应对教授再也不能引领政府的舆情应对，就像新闻学无力引领新闻行业一样。认清这个问题，有利于抛弃成见，重新打量已然改换表情的行政样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