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更多屋主亏本出售房产
2026 年 9 月 26 日
打着抵抗“现代剥削”的旗号，“躺平”一词近日不胫而走，甚至引来权威媒体批驳。大体认为此说腐化青年，乃社会不正之风。他们高举“奋斗”大旗，强调人生当有意义，颇有将“躺平”一棒打死之威。 然而这种伎俩实在太常见，躺平与不奋斗之间并无逻辑上的等量关系。换言之，不主动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或其标签物，并不代表就是浑噩度日。 这种混淆话术如同我们常听的“吃苦论”，但凡有所抱怨就有人指责年轻人不能吃苦。如学校没装空调，抱怨也就抱怨了，是资金不到位还是技术有难度，确切解释便可。偏要一边好似体谅呼声，一边又奉劝要吃苦，仿佛这才是成大事的要件。然而吃苦指的是刻苦学习，要有钻研拼搏的精神。在物质困难的年代，追求装空调是过高享受，固然不妥。而今一般城镇都能用得起空调了，还用过往标准要求学生，怎么不把领导们的工资退回那个年代呢？可见受虐就是受虐，反抗受虐更是天经地义，跟刻苦成才天降大任，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同样，“躺平”不是因为大家真的对未来没有了希望，而是现实不允许有希望。高企的房价与育儿成本，隐秘顽固的社会不公，阶层晋升哪怕只是单位内晋升的极度困难，这些都在呼唤躺平。所谓“反抗剥削”不过是一种自我调侃，切莫真当成了社会改造或传达呼声的手段。躺平只是最基础的消极自由，也是对社会重压最简单与懒惰的回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甘心于躺平，他们追求的躺平必然是获取一定社会资源、能给自己和身边人一个妥当的生活后，舒舒服服躺下来享受的“躺平”。当下的躺平不是他们未富先骄，更非自甘堕落，而是一种心如死灰。 所以批评“躺平”一族，正是最让人不耻的“捡软柿子捏”。明明是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导致这种心态的发生，不去针对造成死结的公权与资本，不去探讨改善民生的可能，反而斥责躺平。这就是不敢说没钱装空调，也不敢指出是懒得装空调，偏偏抱怨学生要享受空调。从而无心向学，还要怪人没有超绝意志。 反言之，躺平者也不要真的就两手一摊，否则很快便会双腿一蹬。优秀的“躺平”应是对消费主义塑造的标签物祛魅，拒绝用世俗意义的成功定义人生。当我们不再沉迷于种种不必要的枷锁后，便有余力重新发现生活的激情，这绝不是不奋斗，恰恰是认清目标与现实后真正的奋斗。无论要不要被人“收割”，起码我们能过上自己把握的日子。所谓“躺平是不奋斗”，也就不攻自破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莫狄骁的山房）
“致21人死亡马拉松”悲剧发生已经几天了，外界很多的观察，本来还比较理性，分析事故的可能原因，探讨类似赛事的安全保障等。 可是没想到，身处悲剧核心的当地，竟然还有谜一样的操作，引发了广泛的愤怒。 悲剧5月22日发生，5月23日白银市市长鞠躬道歉。可难以置信的是，5月23日晚，白银电视台竟又重播5月22日早上的越野赛开幕式。 在惨烈的悲剧之后，这次越野赛已无可避免地成为某种象征和警示。人们不得不以沉痛的眼光重新去审视，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电视台再按部就班重播喜庆祥和的开幕式，展现领导积极的讲话、可能已命丧野外的选手跃跃欲试，于心何忍？ 但凡有正常思维和同理心的人，都做不出这么白痴的事。当然，我相信这不是电视台的人故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去挑衅世人的容忍心，他们只是有点麻木，没有意识到这种重播的冒犯性。如白银市委网信办相关工作人员所说，“确实欠妥”。 如果神经大条一些，这事看起来不过是小事，犯不着上纲上线，可如果细细推敲一下，这其实和这次悲剧之所以酿成的原因，有着某种同性质—— 有些地方对文明的理解还很粗糙，不够精细，在没有意外风险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一旦挑战突然来临，就会暴露得千疮百孔。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更不带有地域歧视的意味，而是一种客观的描述。 在一个没经历过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观念挑剔和碰撞的地区电视台工作人员的眼中，意识不到重播开幕式，可能是对人文关怀的冒犯。这种冒犯感，在习惯对生命、对人际关系粗糙以待的人群那里，不太容易被警惕。 同样，在一个对野外赛事没有很丰富经验、对风险没有充分认知的地方，也是根本不可能有效把控风险的。 在悲剧之后，有选手曾第一时间发文，比较公允地介绍这项赛事，说其组织过几届，之前没出过任何问题，算是国内比较成熟的赛事云云。 我相信那个选手那番发言不是洗地，而是肺腑之言，可事后来看，那段话恰恰说明从组织方到选手，对越野赛的风险认知都极度匮乏。 一个当天拯救6位选手的牧羊人，说当地经常有这样的极端天气。如果这样的极端天气是很经常的，赛事组织方竟然毫无预案，途中没有安排风险巡视员，没有第一时间组织退赛和救援，这锅没有任何理由可甩了。 而在一些野外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士眼里，当天那种风雨天气和温度，起跑的选手只穿着短衣短裤，没有强制带保暖装备，仅此一项就是蠢不可及的事。在起点就应该叫停。 你看，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距。不能有效识别和把控风险，再谈什么拼搏和初衷，就都显得廉价了。 这些年组织越野赛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地方宣传层面，这可能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项目。可是多数地方，只顾得上追求比赛的“形”，而顾不得研究比赛的“神”。 白银的越野赛，最为选手喜欢的一点据称是奖金阔绰。不仅排名前十的有奖金，每位选手还有1600元的补贴。而在后续的报道中，不少选手参赛都有金钱方面的考量。 通过金钱奖励是很容易吸聚选手、提升赛事的知名度，从而为地方做宣传，可是当一个越野赛连基本的野外风险都不管控，而当做简单的“户外马拉松”时，隐患已经深深地埋下了。 这不就是粗糙发展的缩影吗？在这个层面看，悲剧带着悲情意味。但愿这次惨痛的悲剧，能让野蛮发展的过程，缩短一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声道）
今天一大早醒来，看到云南大理漾濞发生地震，30人死伤的消息，我的心情感到有些沉重。 新闻说，5月21日21时21分和48分左右，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分别发生5.6级和6.4级地震。一个小县，一夜间居然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真是太悲催了。 不过，这次地震，并非完全没有征兆。 从5月18日18时49分开始，到20日16时，云南地震台共记录到在大理漾濞发生2.0级（含2.0级）以上地震13次，其中2.0-2.9级7次，3.0-3.9级4次，4.0-4.9级2次。 不过对此，云南地震台首席专家、研究员付虹向却向媒体表示，漾濞不太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据5月20日《都市时报》）。 微博截图 但事实却证明，说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一天之后真的发生了。 权威解读和预测为何会翻车？ 对此，云南地震台首席专家付虹，是否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楼下吃完面上来，在小区里就听到两个装修工人对话，“袁隆平死了哦。” 到楼上才看到湖南日报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上午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那两个装修工得到的消息，应该是被辟谣过的“假消息”，但是最终又变成了真消息。 早间，央视外宣平台CGTN最早发布这个消息，后来被辟谣。很多人指责CGTN报道假新闻，造谣，甚至用网上那个段子“袁隆平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来讽刺他们。 这种判断很明显缺乏常识，因为CGTN根本没有抢发新闻的冲动，他们是央视的外宣平台，内容也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对他们来说，这当然只是一个失误，他们也很快发布道歉微博，但这并不是因为“抢发新闻”，而是因为他们遵从的是不同的逻辑，不知道这种消息发布的规矩而已。 最终在中午，由湖南日报这一党报率先发布袁隆平去世消息，才是正常的流程。 那些急于辟谣的人，或者看到“辟谣”就如获至宝的朋友，可能很热爱真相，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对袁隆平有着真挚的感情。 尽管只有很少人知道杂交水稻是怎么一回事，普通人对袁隆平正在从事的研究也知之甚少，但是人们有一个共识：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对这个国家做出来无比巨大的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一个路人皆知的符号。 袁隆平被符号化了，一个例证是，当人们谈论明星或者运动员收入过高时，举出的第一个可以参照的人就是袁隆平，“看一下袁隆平才挣多少？” 当人们极端恨一个人的时候，会使用那个段子，“袁隆平让你吃得太饱了”。这就是“社会共识”，它距离准确的科学事实可能有很大距离，但是却代表着全社会最终的意见。在中国14亿人中，袁隆平的“国民辨识度”，毫无疑问能排在前几位。 很明显，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并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功劳。他在杂交水稻领域的贡献无疑是杰出的，但是要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工程，既包括袁隆平这样的科研人员的贡献，也包括广大农民的劳作，更需要成熟有效的市场和分配机制，而袁隆平则作为这个“天下一号工程”的代表人物，被人们所感谢和纪念。 中国人感谢袁隆平，和这个民族曾经拥有的饥饿记忆有关，而如今国人的自豪感，也都建立在“解决饭碗问题”的基础上。如今，很多人因为他的去世而伤心，据说，上午有人因为在群里转发他去世的“谣言”而被痛骂，也有人看到去世的消息而“痛哭”。 我不是很理解这种生理反应，因为我到18岁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之前，基本上没吃过米饭，没吃过大米，更没吃过杂交水稻——我是吃小麦面长大的。 河南的小麦，也经历了产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包括种子优化、化肥和农药的普及以及农民的辛苦——还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们为袁隆平而哭泣，或许多少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摆脱饥饿记忆。尽管已经是一个“大国”，“国民”也很自豪，但是很多人在开玩笑式地诅咒别人时，使用的还是“袁隆平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样的段子。 在我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幽默，相反，它相当沉重。当人们拿“你最好饿死”来比喻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还处在刚刚温饱的阶段，似乎有重新挨饿的可能，人们才会拿这样的话作为一种“攻击手段”。 媒体时刻关注着袁隆平的试验田和屡创新高的亩产量（最新的消息是5月14日广东崖州湾三块地平均亩产926.5公斤），这是在工业和信息化时代人们最关心的“农业新闻”。 其实，很多人根本记不住最新的产量记录是多少，每一块试验田的都不一样，从试验田到真正的农田，还有很长距离，但是新闻报道中“最高纪录”这样的字眼，足以让公众安心。 “人民”需要一个袁隆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
下午就有朋友向我约稿，下撤回来后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还有那么多选手在山上，未知安危…… 但在哈尔滨的一个跑步群，知道我去了黄河石林参加比赛，有朋友看到转发的失温选手视频问我什么情况，我说了一些。那个群里大多数不熟，聊天记录被转发出去，很快在几个我在的跑步群都看到了。有跑步公众号编辑加我表示要采访选手，我明确拒绝。 这让我不再犹豫了，与其被片面乱转，就现在，着手记录一下。 这篇文章，是我的亲历，无图无视频，只有文字记录。各种图片视频已经被转的满天飞了，出于对图片中当事人的尊重，以及他们后续是否平安无恙完全不了解，本文不发这些东西。 这是一篇作为参赛选手的亲历。 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比赛地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风景区，大致可以理解为是景区为了宣传自身而操办的一个赛事，主办单位是中共白银市委、白银市政府，承办单位是白银市体育局、中共景泰县委、景泰县政府，执行单位是黄河石林大景区管理委员会、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这个比赛已办四届。前面几届，赛事组织工作一般般，但完赛即发1600元补助，让选手们仍旧趋之若鹜。毕竟，除掉1000元报名费，完赛可净赚600元，一般地域的选手参赛费用基本就覆盖掉了。 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的赛道，有人说是国内最简单的百公里越野赛，这话大概基于两点，一是整体爬升不大，约3000米以内的累计爬升，和其他百公里越野赛相比确实较低；二是赛道难度低，属于基本都能跑起来的高速赛道。 但我看来，它又不算简单的百公里，也是基于两点，一是赛道海拔不低，整体在2000海拔上下，对于平原生活的选手，这算高海拔了且出了景区之后赛道绝大部分都处于无人区；二是门槛，关门时间20小时，这基本上意味着，热衷于网红赛事的跑渣小白们是没办法报名的，这部分人20小时完赛可能性不大。 今年的比赛，赛事公司没有变，但21日晚技术会，发现讲解赛道的赛事总监换人了，一些组委会工作人员也是新面孔。技术会上，我就跟身边朋友说了句，感觉这批人还是蛮靠谱的。 如上所述，该赛事当地介入很深，当然，这和比赛组织工作好不好关系不大，并不是官方参与度高，赛事就一定是好赛事，这个，有过比赛经验的朋友都了解。 黄河石林这个比赛，即便赛事组织达不到一百分的标准，几届搞下来，也算是一个成熟赛事了，赛道几年没变过，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相关人员都了然于胸，且往年的比赛没有出现过一单哪怕是极小极小的问题，有也只是未完赛选手因为前半段关门时间设置的比较苛刻而引起的吐槽，认为组委会是故意如此，把一部分选手关门，以达到节省费用的目的。毕竟关掉10个人就少支出一万六。 然而今年，肉眼可见一些细节，比如赛道布标，感觉黄河石林这个比赛槽点变少了，组织工作更细腻了。但偏偏就是今年的比赛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问题出在天气上，极端天气。 甚至521这天的天气预报，都没有预报出来第二天的这种极端天气。 522比赛日，早上，风和日丽，阳光甚好，坐摆渡车去起点之前甚至还有一丝暖意。 下摆渡车那一刻，天色转阴，随即起风，风力有四五级的样子。体感温度瞬间降低，参加百公里越野赛，开枪前我跑了两公里来热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更麻烦的是，跑完这两公里，身上也没有热起来。 五月底，白银已经入夏，基于前几届的经验，冲锋衣并没有被列入强制装备，而是做为建议装备写进了赛事手册。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我的冲锋衣装进了转运包，存放到赛道62公里处的CP6换装点，正常情况天黑前能赶到这里。 哦，还有一点是，组委会收集转运包的时间是在赛前一晚，如果是比赛当天早上，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冲锋衣穿在身上了。 这个比赛因为前十名的高奖金，即便拿不到名次奖金，也还有1600元补助兜底，所以每年高手参赛的比重都不低。比赛开始，大神们很多都穿着短袖短裤，等待起跑的时候都哆哆嗦嗦的，枪一响，都箭一般冲了出去。 开跑就是几公里的盘山路陡下坡，大家都是想借助下坡迅速让身体热起来，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问题是，9点整比赛开始，风力有增无减，这个长下坡，不知道有多少人帽子直接被吹飞，又停下来返回捡帽子。 起点到CP1，这段基本在景区内跑，在石林的夹缝中跑，高大的石林挡住了风。过了CP1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但到CP2之前大部分赛道是顺风，也还好。 我到CP2之前，就开始下雨了，从零星的雨点，到比零星更密一些的雨点。这时候大概是10点半前后。 过了CP2之后，才是真正的麻烦来临。 首先是逆风，风力已经加大到七八级，雨更密了，风裹挟着雨点打到脸的，像密集的子弹打过来一样，真疼。眼镜被雨水糊住，眼睛在强风密雨下也睁不开，只能眯着缝儿，视线受到严重影响。 原本黄河石林的赛道，最难的部分就在这一段，从CP2到CP3，8公里距离，爬升1000米，且只有爬升没有下降。山是石头与砂土混合的路况，很多段都非常陡。 在以往的比赛中，这一段都无比艰难，选手们需要手脚并用往上爬，这里是摩托车都上不去的，所以CP3不提供任何补给，这意味着，即便到达山顶，也没有可补充的食物、饮水，热水更是妄想，暴露的山体，更无处可休息，且无法在此处退赛。还要坚持到CP4。 但522这一天，问题N倍放大，越往上爬，风越大、雨越大、温度越低，体感温度更低。 我在往上爬的时候，看到第一个从上面往下走的选手，说上面太冷了，受不了，退赛。第一时间我在想什么：就这样放弃一千六了吗？后来每念及，我都想抽自己。 继续往上爬，陆续又有几名选手下来。包括很大神的选手。 而我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全身都已经湿透，包括鞋子袜子全部都湿了，风吹的站不住，非常担心被吹倒，冷的愈发受不了，找了一个相对避风的地方掏出保温毯，裹在身上，瞬间就被风吹散开，什么用都没有。还有选手的保温毯，直接被大风给撕碎了。 我戴一副无指手套，用登山杖，手冻的受不了，就把登山杖夹在腋下，慢慢往山上走。 很快，发现十根手指都没有感觉了，这是在除东北的冬天外从未发生过的情况。把手指放嘴里含着，感觉含了很久，但手指仍然无感觉，同时觉得舌头也冰凉了。 这个瞬间，我果断决定退赛，下山。 既然下山，就肯定想尽快下去，尽快回到暖和的地方，但，不可能。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种很陡的地形尤甚。岩石是湿滑的，视线是模糊的，而身体，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抖得没办法停下来那种。 一小步一小步地往下挪，而我觉得已经有迷迷糊糊的感觉了，越抖，这种迷糊的感觉越强，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坚持到山下，即便要倒，也要倒在山下。 我想我是幸运的，在最后时刻及时做了决定。做决定那一刻，应该是在失温的边缘徘徊，处在临界点上，毫厘之间，下山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失温的症状。 这样讲，如果我没及时下撤，接下来可能就是在我毫无提防的情况下，忽然倒下。 失温，太可怕了。何苦是这一天极端天气之下在最难的赛道路段选手们大面积失温。 我撤到山腰，蓝天救援队的人员指引到一个小木屋，屋内已经有十位左右先撤下来的选手了。在小木屋等待救援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小木屋里选手的人数已经达到接近五十人。 我下山的时候，还没有见到躺在山上没有知觉的人，我下山的时候还有大部队选手们在上山。后面撤回到小木屋的选手们带回来的消息，都是一路上看到倒下来若干位选手，躺在路边一动不动的、已经口吐白沫的（各跑步群群已经都有视频），一位选手说，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选手，“已经不行了”，求蓝天救援队队员尽快上去施救，最终我们在小木屋里等到了这位老人，好消息是，他被扶进来时，嘴唇红润，应无大事。而面对选手们说的山上其他选手的情况，这个点位仅有的几名蓝天救援队队员也无能为力，一直在用对讲机和组委会联系。 这个路段，比赛难，救援更难。 撤下来的选手们说，看到路边躺着的人，有心无力，没办法帮助他们，自己都保不住自己。说这话时，他们眼圈都是红的。而我，联想到自己下山时那个情况，感同身受。 一个多小时后，山下上来一位救援人员，对小木屋里的下撤选手们说，车开不到这个位置，能动的，返回到CP2坐车回终点，不能动的，得继续等救援上来。 我和已经缓过来的一批人一起下山，回到CP2，20人坐进一辆中巴，我们这些，成为了山上第一批安全撤回到终点的选手。回到位于景区内的比赛终点，大概是不到16时。 返程的路上，有些人在一边刷比赛群一边流眼泪。 回到酒店后，我就不停地在刷选手们的位置，刷比赛群内的消息，到此刻，已经午夜。 下午的时候，大家都惦念着，要在天黑前把选手们都救下来啊，而现在，已经午夜。一批一批的消防、武警，从下午开始就陆续上山，救援力量一直在增加。 道听途说的、无法证实的、未经确认的信息很多，本文不谈。罗列一些了解到的事实部分—— 有多位选手摔伤流血，伤情各异。 有多位选手滞留山上，他们情况各异。有失温的，有失温导致了更严重情况的，有几个人找到了一隅稍避风的地方抱团取暖等救援的，有个别一两个人具备超能力一直在赛道上前进到夜色降临后的。 国内多位越野顶级选手基本全部退赛，GPS位置数小时未移动过，且部分人电话无信号，无法取得联系。 还有一个事实是，我很亲近的一位朋友，女生，在快到山顶的地方失温。她告诉我，她失温了，坐下来，后来是被另外一位女选手叫醒的，之后她发现她的腿摔破了流血，但她完全不记得腿是怎么摔破的。说明她在那段时间失去意识了，我告诉她：你要好好感谢叫醒你的小姐姐，你今天可能差点人就没了…… 写在后面—— 在傍晚组委会终止比赛前，基本全部的选手均无法继续进行比赛，绝大部分选手退赛这一幕，在国内众多以艰难著称的越野赛中，这是首次。 突发的极端天气，猜测可能与两地地震有关，只是猜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意味着组委会要承担什么责任，不证明比赛本身很糟糕。但后续的救援，就是对组委会的考验了。事实上，这是对白银市甚至更高层面的一场应急大考。 我对朋友说：以后参加类似的高海拔地区的比赛，一是带足救命的装备，二是在平时就要能做到正确认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三是面对比赛中的突发情况，及时果断做决定。 回到家才算抵达终点，安全永远第一。不是安全完赛，而是安全，安全。 本文写就于5月22日24时整，发布要到23日零点后了，此时，救援仍在进行中。 唯愿：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平安下山。 拜托各方救援力量。 作为选手之一，泪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流落南方)
最近“躺平”生活这事挺火的，简单来说躺平就是：降低欲望，不长期工作，低成本生活。这个现象也在当代年轻人里面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 1、不想为了别人而生活，自己想要怎么舒服怎么来。不追名逐利，也不认为社畜生活好。 2、每日只吃2顿饭，每年只工作2个月。每月只消费200元。其余日子躺平。 网页截图 这种日子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同，这里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大环境来说是年轻人失去了奋斗的意义。 微博截图 于是有人认为：这不是个好现象。他们理应奋斗，有着一腔热血，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打拼，赚钱。然后结婚买房生娃才对。 不是你努力了别人比你更努力你才躺平，而是你努力了，你的老板才更有资源压迫你，所以年轻人躺平，因为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越努力，就越是帮刽子手磨刀，越是助纣为虐。 无论是躺平还是奋斗，都是一种人生选择，谁都无权干涉。随着当今996、内卷化的盛行，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做出最有利自己的选择，躺平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改变不了，那干脆什么都不做，人生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让内心放松完全比肉欲的享受更让人舒畅。 可是，年轻人躺平却让人有些担忧，最先反对的就是资本家还有房地产得利者，无论是996还是内卷化，都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当年轻人不再听话，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它们。 年轻人选择了躺平，回归田园，而那些手握巨量房产的人也闲不住了，“你们选择安逸，我的房子卖给谁？”于是就开始摇旗呐喊，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咒骂。 人类学家项飙：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社会1%的人掌握99%的财富，99%的人争夺1%的资源。资本家、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利用人口红利压榨剥削无产阶级积累财富，又通过炒高资产价格（例如房产）巩固自身利益。高房价、资本压榨下薪薄的工资、内卷下无休止无意义的竞争。 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211硕士送外卖就是“工程师”红利的应用，你不得不服资本家！ 35岁被公司嫌弃年龄大被辞退。千万大学生研究生送外卖。你身边多少四十岁以内的自由职业者的？每天街道拥挤堵车。孩子们为了一个饭碗内卷到放弃生命的有多少？怎么我觉得人太多太多了呢？到底怎么回事？迷思在哪里？一面是有人告诉你人口危机，另一面是千万硕士，本科学历的人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糊口，孩子内卷得接二连三放弃生命，逻辑谁给我理理？ 向上的路堵死了，前方没有了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能通过努力和打拼换来好的生活，他们甚至十分明白，努力已经没有结果。 所以干嘛还努力？干嘛还上班？他们可不傻。与其累死累活过一年，不如舒舒服服躺着活一年。 资本论最喜欢内卷了。因为可以无休止的剥削你的剩余价值，反正你不996007大把人996007因为中国人多啊。资源就那么多。现在年轻人不绝望吗，喷人躺平无意义。 余华《活着》里写道：“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 网络图片 关于“躺平”，有人整理了一期历届“躺平”文学奖获奖特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我从没喜欢过工作，我的目标永远是得过且过。——雷蒙德·卡佛 2.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奥尔罕·帕慕克 3. 我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契诃夫 4. 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卡夫卡 5. 我的愿望是：现在当个快乐的女孩，中年时当个快乐的阿姨，老年时当个快乐的老太婆。——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6. 我没有人生目标，我只求每一天过得快活就够了。我觉得既然连明日是生是死都确定不了，一切多想也是枉然。——江户川乱步 7. 有时我们会沉湎于苦恼而无法自拔：躺平。不动，没有斗志也没有未来。——加缪 8. 我考虑着，要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萨冈 9. 我过着一种不正确的生活。我什么也不做，并且睡得很晚。——哈尔姆斯 10. 人必须在正确的堕落之道上堕落到底。——坂口安吾 12.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汪曾祺 13. 把回家去的时间当作唯一等候着的事情，今天也这样工作了。——石川啄木 14. “你想干什么？” “我想游手好闲。” ——毛姆 15. 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地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卡夫卡 （全文转自网易号娱乐有意思）
小时候我无比渴望成为一只社畜，学生崽欲望多，钱包瘪，看着花花世界有贼心有贼胆，就盼着长大工作赚钱，成家立业吃喝玩乐。然而长大之后上班多年，现在的我只想从此躺平：大梦三千散场，古今一枕黄粱，世间事，管他娘。 可以肯定，这不是隐士情怀发作，或者什么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再现。“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这是写《天净沙·秋思》的那个马致远的躺平宣言。他是在元朝当官没当明白，和现代人压根不是一码事儿。 01 躺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牛逼的态度：东晋太傅郗鉴想从丞相王导家诸子中选一女婿。王氏诸子都修饰打扮，仿佛夜总会小妹等待客人，只有王羲之露着肚子躺倒啃馕，结果自然是书圣抱得美人归，留下好几个成语，什么“坦腹东床”什么“东床快婿”，不一而足。 相比之下，犬儒哲学家的躺平，是当代青年躺平的滥觞。第欧根尼的全部财产包括一根橄榄树干做的木棍，一件褴褛的衣裳，一只讨饭袋和一只水杯。他每天住在市场上，晚上睡在木桶里。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他身边寻求智慧，他躺平在街边眼皮都不抬，只说一句：请别挡住我的阳光。 躺平这种梦想，不是从今日始。任何时候都有懒得奋斗的人。摇滚老炮儿红色部队有一首老歌，叫《累》。 想要上学可学费太贵 想要工作我又嫌累 吃的贵，喝的贵，自行车要上税 这一天，那一夜，空度这年岁 这首歌是拼盘摇滚专辑《中国火1》中比较惹人注意的作品，发表于1999年。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那是一切都旺盛蓬勃的时代，依旧有年轻人在摇滚里渴望躺平。 02 近几年一个词语——低欲望社会，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指无论物价如何变化，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梦想、没有干劲，不恋爱、不婚、不生，对买车、买房几乎没有兴趣，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从简。 日本社会几乎是社会的参考版，作为先行一步的邻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足为中国的预言家，差不用多可以说，日本社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基本都要重蹈一遍覆辙。低欲望社会目前在中国已经隐约呈现，面对着一辈子打工也付不起的房子首付，面对着无论如何努力也实现不了的阶层跃迁，年轻人早早就举手投降，如果不能改变，最起码不要内卷。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专门探讨中国人满面尘灰却无法富有的原因。首先就是制度成本太高，每天工作时间有几个小时是在对冲这种制度成本，其余的时间才是为自己赚钱；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陈志武还说，在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里，中国人的收入最低。 蛋糕被切走大半，勤劳不致富并非是躺平的全部原因，丧失对未来人生改变或者跃迁的希望，才是年轻人躺平更直接的缘由。深圳“三和大神”现象，其实就是躺平的一个终极表现。每一个“三和大神”，曾经也不过是如我们一般的“正常人”。怀揣着梦想坐着火车大巴来到城市，然后被现实狠狠击碎。他们肯定有过梦想，在大城市努力工作，安家立业，也想过跨越阶级，过上好的生活。可现实是梦想永远无法抵达：你没学历，没技术，你只能一辈子待在工厂，到老，到死。没有房子，没有户口，没有归宿。 于是有一天，他们决定了：不如放弃吧！ 03 十几年前有本美国人写的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一开篇就描述了一个“老鼠赛跑”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细思恐极。大多数普通人从小被教育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进入职场后，他们不仅为公司老板工作，还要通过缴税为政府工作，通过偿还住房贷款和信用卡贷款为银行工作。 他们还会劝告他们的孩子努力学习、找个好工作，重复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终生辛苦地工作，下一代又重复相同的过程，这就像困在铁笼里的老鼠，每日飞快地蹬着铁笼向前跑，却始终被困在笼子里。 所谓“老鼠赛跑”游戏，现在换了个名词，叫“内卷”。在内卷中996，在内卷中鸡娃，卷完了自己卷孩子。努力工作改变能看到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爬升到中产阶级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像蒙眼狂奔的驴子，拼命拉磨，却永远吃不到那串胡萝卜。 废物圣经《猜火车》电影的开头，废青旁白说要逃离无聊的生活，一一列举要反抗的各种庸常，生活的最后却依旧是举手投降，照单全收： 我前途一片光明——我会跟你一样，工作，家庭，TMD的大电视机，洗衣机，车子，CD播放器，电动开罐器，养生，低胆固醇，牙医保险，抵押贷款，便宜房子，休闲装，行李箱，三件式西装，DIY，体育节目，垃圾食品，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打高尔夫，洗车，选择毛衣，圣诞合家欢，养老金，免税，清理水沟，一直向前，直到死的那一天。 04 躺平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尊严感的丧失。 人之为人，是有尊严的，否则异于禽兽几稀。然而在当代的生产关系中，人逐渐工具化。一个公司负责员工的部门叫什么，叫人力资源部，这说明人只是一个资源，而资源可以使用可以利用，可以消耗可以节约可以浪费。 科技的发展，让打工人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详细描述了被资本家、被科技能力控制到分秒的外卖骑手。平台为了更短的派送时间，更大的市场份额，用算法逼迫骑手们强行对抗交通规则。结果是他们的生命安全根本无人在意。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经典马克思主义界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劳动者的关系，并指出劳动者是核心因素。而到现在，事实上劳动者也就是个生产资料，在资本眼里，无异于车辆电脑，充其量算是个直立行走的工具。 克勤克俭听话服从的中老年人，或许还可以接受这样的内卷，但年轻人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做螺丝钉，不愿意做工具人。他们发出疑问：早些年都说人多了不好，要计划生育，少生孩子多种树，大家都能富。现在又说劳动力不足，养老金缺口大，提倡多生。这都把人当什么了？牲口吗，动物吗？还要操心维护种群数量的问题。 说到底，这是不把人当人，只看到人的用处，看不到人的尊严和体面。当年鲁迅宽慰年轻人说，还是要相信希望：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是鲁迅不知道，现在每条能走的路上都挤满了人，走得通走不通的路上都人满为患。我的路上满是别人，而我，已经无路可走。 躺平，是因为没有了希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骚客文艺）
5月16日是犹太传统节日“五旬节”的前夜。按照犹太传统，五旬节是一个喜庆的节日，既庆祝谷物的收获，又纪念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托拉》的盛大文化传说事件。这一天，犹太人应该聚餐畅饮，教堂内应该彻夜诵经，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的五旬节却是一个不平常的节日。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安全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作战行动——“铜墙铁壁行动”将全力继续进行。内塔尼亚胡同时要求以色列人爱惜生命，减少外出活动，“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因新冠疫情已经习惯了呆在家里，现在不妨再多呆几天。”随后，以色列民防部门发布命令，要求室外聚集人数不得超过10人，室内聚会不得超过100人。换句话说，犹太人将无法依照其习俗庆祝五旬节。 不过，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五旬节缺少节日色彩并不是让人吃惊的事情。代号“铜墙铁壁行动”的作战已经进行了一周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已在加沙地带空袭了1500多个目标，造成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加沙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3100多枚火箭弹，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与此同时，以色列境内，特别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宗教与商业场所被焚烧，街头冲突导致居民伤亡，其规模和范围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的某个时间，一听到凄厉的空袭警报，就快速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就近躲入避弹室。两周前因疫情防控得力而恢复常态的工作环境，现在再度空无一人，公司、学校纷纷重新实行远程办公、教学。即使没有民防部门的警告，人们也大量减少了外出活动，特拉维夫的休闲消费场所明显变得空空荡荡，我日常散步的河边杳无人迹，令人仿佛置身于疫情最严重时期的环境。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 对于这次巴以冲突冲突的背景原因众说纷纭，不过它的导火索却是公认的：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阿拉伯混居区——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延展阅读：以巴冲突：这次争什么？）。 谢赫加拉位于耶路撒冷古城与希伯来大学的观景山校园之间，自古便是一个居民区，保存了不少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该地区住着100多户阿拉伯人、90多户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占领了这块地区，驱赶了所有犹太人，将犹太人的房地产扣押，纳入“敌产监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1956年，约旦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协议，将28户阿拉伯难民迁入犹太人的产业，约定住满三年后签发法律文件，将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移交给这些阿拉伯人，同时取消他们的难民身份。 如果当时这些法律文件真的如期签发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如今的冲突发生了。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另一个版本。 按照约旦法律，纳入监管的敌产仍然是敌产，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一是，国家宣布没收；二是，国家将产权移交给第三方。然而，约旦从未没收过该地区的任何财产，也从未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这些搬进来的阿拉伯人。因此，从法理上说，原来的犹太房主一直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仅仅是房客。 以色列属于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对法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非常执着。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还是英国托管时代的判例，包括约旦占领时期的法律决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统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专门说明，在财产问题上，尊重约旦当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 问题在于，谢赫加拉的阿拉伯“房客”们，从未通过法律途径而获得过正式产权。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原犹太房东便不断地向法院起诉，要求明确产权。由于历史文件清晰，法庭对他们的产权要求并无异议。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这些阿拉伯居民应向犹太房东支付租金，同时将这些阿拉伯居民列为受保护的租户，只要他们继续交房租，就可以长期居住。 整个事件里，其实没以色列政府什么事，就是个简单的产权官司，是业主、房客与法庭之间的问题。 然而，在巴以之间的问题上，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复杂。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之争被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驱赶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阴谋，煽动阿拉伯人拒绝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产权证明，便想方设法质疑犹太人的产权，多次在法庭起诉，都因事实清晰而被驳回。最后，因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即将签发驱逐令，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紧张关系。 问题在于，这个导火索是否就是事情的起因呢？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并非新出现的紧张因素，这场官司已经打了近五十年，从未产生过房主、房客圈子之外的影响力。这类官司在以色列并非什么特别的纠纷，由于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这类官司就没有断过。原告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被告有自然人，也有以色列政府机构，裁决结果有犹太人胜诉的，也有阿拉伯人胜诉的。 谢赫加拉房地产官司的审判裁决，依据的都是以色列的成文法律和判例，并无专门针对该纠纷的新法规产生。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都是以色列常见的产权纠纷，就算近年来有各方势力（犹太定居者、左派反以势力）的卷入，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仍然显得说服力不足，这也就导致人们在这一事件之外寻找更多的线索。 背后的“手” 目前看来，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与事件的发生有关。 首先，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在川普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打造一个没有巴勒斯坦和伊朗的中东，也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以色列与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伊朗和巴勒斯坦完全排除在外。 拜登上台以后试图回到奥巴马时代的中东，中止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和解的“亚伯拉罕条约”进程，通过重开伊核谈判和恢复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而重新将这两家带回到中东棋局。这种做法无疑给了伊朗和巴勒斯坦更多的信心，但也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比如，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袭船战两年来都是暗中进行的，而拜登上台不久，袭船战的消息就泄露给了媒体，引发伊朗与以色列之间这种冲突的升级和公开化。 其次，是伊朗的角色。以色列媒体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次冲突升级，背后有伊朗的手在兴风作浪。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朗与哈马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哈马斯领导人近一年来曾多次公开表示，哈马斯现有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自伊朗，而伊朗军方领导人最近也曾表示要对以色列进行一次全面突破性地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冲突从产权纠纷到圣殿山冲突，进而发展为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击和以色列各地阿拉伯人的骚乱，其间环环相扣，有较为明显的组织运作痕迹，也让人怀疑其背后有不同寻常的操纵者。 其三，是以色列军方的新战略。2014年五周的激烈冲突之后，以色列军方评估了战争的结局，调整了策略。在哈马斯加紧升级制造火箭弹、获取无人机并大规模修筑地下工事的最近几年间，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以打击哈马斯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的新战略，开发了针对性（比如专破地下工事）的技术，并耐心地等待开战的时机。 在目前的这场冲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以军的攻势从2014年的以武装人员为主要打击目标，演变成了今天的以摧毁设施为主的策略，重点攻击哈马斯的军事情报、武器研发制造、地下工事，而且采用“敲屋顶”战术，给设施内人员充足的逃离时间，并不在乎武装分子乘机逃走，另外使用定点清除的打法，斩首哈马斯高级指挥和技术人员，因而也使得本次冲突的伤亡人数远远低于2014年2000人死亡的数字。 以军的新战略也许并非本次冲突的起因，但显然是导致冲突持续和激化的一个要素。由于这种新战略的存在，以色列反复强调以军必须完成其所制定的军事目标，而不在乎哈马斯方面作出的求和姿态。 尽管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立刻停火，但这场冲突的结局似乎不难预期，而且也应该不太遥远。 评估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有两个不可脱离的要素。其一，是以色列没兴趣重新统治加沙地区，也没兴趣帮助巴解组织统一巴勒斯坦。其二，是哈马斯无论怎样高调，本质上是一个小角色，对以色列不构成实质性威胁。 前者决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大规模进入加沙地带去推翻哈马斯的统治，后者则决定了哈马斯没有能力把战火引进以色列本土，最多用火箭弹做一些骚扰性袭击。因此，加沙冲突无论发生多少次，其基本进程就是以色列通过打击大幅度削弱哈马斯的军事力量，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进行新的挑衅。 本次冲突以前，以军的战略是空中饱和轰炸加有限的地面进攻，哈马斯则试图在地面战中给以色列造成较大伤亡。而以军目前的新战略则是，通过空中打击，实现其战略目标，完全不进行地面战斗，以使哈马斯的战略重点完全失去作用。哈马斯一方面打不到以军，另一方面耗费了大量资金修建的基础设施被不断摧毁，很快也就会失去继续战斗的兴趣。 在地面战这一多变要素去除之后，战争的进程可以大大缩短。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次冲突不会像2014年那样持续五周时间。考虑到以军已多次表示其作战目标已接近完成，可以期望双方在近期会接受某种调停，达成停火。 这次冲突对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看点。 短期来看，这场冲突对以色列反对党组阁的努力可能产生某种的影响。以色列今年大选后，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导致反对派“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彼德获得组阁的授权。由于以色列“小党政治”的特色，拉彼德需要一个比较广泛的联盟才能组成政府，而冲突形成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给这种“合纵连横”带来无法预料的影响。 长期来看，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骚乱活动的影响力远远比哈马斯的火箭弹深远。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表示这些阿拉伯骚乱团伙将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已经从警方手中接过这些案件，在国家安全层面上进行处理。以色列国内近20%的阿拉伯人和近80%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微妙，这次事件以后，族群关系无疑将走上更加扑簌迷离的途径，对犹太国的民意基础，国民的身份认同，国家的长期战略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汉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平行逻辑）
2021年5月10号，以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圣殿山内，以色列警察驱散了暴动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南部，哈马斯开始发射火箭弹；加沙地带，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已经打死了九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至少三人是哈马斯恐怖分子。 这场冲突的直接起源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阿拉伯混居区——谢赫加拉。 这块居民区位于耶路撒冷古城与希伯来大学的观景山校园之间，自古便是一个居民区，保存了不少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该地区住着100多户阿拉伯人，90多户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占领了这块地区，驱赶了所有犹太人，将犹太人的房地产扣押，纳入“敌产监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1956年，约旦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协议，将28户阿拉伯难民迁入犹太人的产业，约定住满三年后签发法律文件，将这些土地房产的所有权移交给这些人，同时取消这些人的难民身份。 如果当时这些法律文件如期签发了的话，后来这些争执就不会发生了。 按照约旦法律，纳入监管的敌产仍然是敌产，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一、国家宣布没收。或者，二、国家将产权移交给第三方。约旦从未没收过该地区的任何财产，约旦也从未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这些搬进来的阿拉伯人。因此，从法理上说，原来的犹太房主一直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一直是房客。 以色列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对法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非常执着。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还是英国托管时代的判例，包括约旦占领时期的法律决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统一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专门说明在财产问题上，尊重约旦当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 问题在于，谢赫加拉的这些阿拉伯人，从未获得过正式的产权。 所以，从70年代初起，原犹太房东便不断向法院起诉，要求明确产权。由于历史文件清晰，法庭对他们的产权要求并无异议。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更裁定这些阿拉伯居民应向犹太房东支付租金，同时将这些阿拉伯居民列为受保护的租户，只要他们继续交房租，就可以长期居住。 整个事件里，其实没以色列政府什么事，就是个简单的产权官司，是业主、房客与法庭的关系。 然而在以巴问题上，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复杂化。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之争被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驱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阴谋，煽动阿拉伯人拒绝交房租。阿拉伯人自己拿不出产权证明，便想方设法质疑犹太人的产权，多次在法庭起诉，都因事实清晰而被驳回。最后因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签发了驱逐令，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 到2021年，拜登政府公开重返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路线，使得以色列本地局势在相对平静多年之后，重新紧张起来。而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产之争的谢赫加拉问题，也突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大有成为新一轮以巴暴力冲突的导火索。 （作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汉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平行逻辑）
1979年12月，中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彼时，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因为最近一次人口统计，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们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成都会议上，最风光的专家，是来自七机部二院的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李广元。 七机部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当时，李广元研究人口问题已经长达： 一年多了。 在讨论会上，火箭专家李广元谈自己团队是如何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 当时参会的领导多数没有见过计算机。那是科学复兴的时代，很会演讲的李广元让主席台的计生委领导眼前一亮。 事实上，包括李广元在内，七机部二院贡献了三位权威专家，另外两位是宋健和于景元。 宋健是钱学森门生，长期从事导弹研究。1978年，宋健出访荷兰，遇到了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那天在酒馆喝着小酒，奥尔斯德跟宋健谈起自己一篇文章： 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 奥尔斯德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方程，宋健兴奋起来。奥尔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国火箭专家吹的一个牛逼，后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生政策。 很快，七机部二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宋健把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给了李广元。李广元开始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开始做人口预测。 一天，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喜出望外。 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 主办方纳闷，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 但很快，找到组织的宋健和李广元，凭借着大胆的见解，压倒了传统人口专家们。 研究火箭的七机部二院，就这样成为对中国计生政策最有影响的机构。他们承担了中国人口预测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广元在《中国科学》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 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 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公开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启草的。 1 直到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5年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老板梁建章和另一位学者联合撰文指出： 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讨会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今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对于梁中堂的观点，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当头棒喝道： 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整个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独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很难发表。他也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仓促计算出来的伪科学，很多实际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为中国人口政策保留了一个作为对照区的特区。 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人口学家断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国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易富贤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了： 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网友们骂声一片。毕竟，经过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话，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易富贤关于计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译的何亚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按计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计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从那天起，这个普通人决定半路出家，认真研究人口问题，并开始“叫板”计生政策。 随后几年，何亚福写了几百篇文章，逐渐有了一些名气。2009年，何亚福向人民网E两会提交了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这个出生在越南，一岁时跟父母回中国定居的翻译呼吁，应该放开二胎： 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他在书中强调，官方人口数据有水分： 2000年实际人口没有12.658亿，只有12.2亿人。 尽管理论和预测数字都石破惊天，但易富贤是在201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他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为13.3285亿人。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富贤预测的只少4万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贤预测的几乎一样。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学理论已经破产——它已经被半路出家的人口专家误导了二十年。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 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但易富贤的声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学术标准，一些人口学的期刊也不敢发表他的文章。 2 2009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妻子怀上了二胎。学校和居委会的人就先后上门拜访，要求他们“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刚和梁中堂、易富贤、何亚福等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 杨支柱也不符合北京关于生育二胎的标准。后来，杨教授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区计生委也要求他们支付240642元。 实际上，逃避处罚在当时有很多操作空间。 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开宣称，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费用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但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杨金柱觉得这样没有尊严： 他决定以身试法。 后来，杨金柱真把海淀区卫计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 尽管在网上几乎赢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终他还是败诉。不过杨金柱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 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 也在这一年，就连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他跟记者说，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包括易富贤在内的不少专家，已经把2013年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不过直到2014年3月，人口专家翟教授还发论文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 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人。 2015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终于出台。 这项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 哪怕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及当初翟教授预测的一半。 就连外媒都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了。2016年10月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二孩政策短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 要等20年。 3 2020年11月，母婴用品零售连锁上市企业爱婴室关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开了15年的门店。 同年，爱婴室一共关掉了40家门店。 在2020年年报上，爱婴室开始直接埋怨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趋势带给自己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对公司业务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刚刚吃干抹净二胎红利的母婴企业来说，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势待发。但当更多人们注意到它的时候，只能眼睁睁被它撞翻。 和爱婴室一样成立于上世纪末的金发拉比，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母婴服饰的企业。因为主营产品使用对象锁定在孕产妇和0-3岁的婴幼儿，它对于人口的感知，似乎比爱婴室更来得敏感。 上个月金发拉比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中，全年营业总收入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婴童服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母婴用品更是大减近四成。 从深圳华强北起家的“童装第一股”安奈儿童装，1-3岁年龄段的小童装营业收入也同比减少23.65%。 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上市公司实丰文化2020年收入减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宝益智婴幼儿玩具的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3%。 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可以看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零售销售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降。他们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4.1%。 抖音大数据平台巨量算数显示，适合1周岁以下婴儿的一二段奶粉销量占比严重下滑。行业内一位朋友告诉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纷纷新推了针对三周岁以上孩子市场的四段奶粉产品。 早些时候，根本没有四段儿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过，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 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已经晚了。 4 计划生育启动，四十年过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对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对人口问题灰心，他后来离开山西，从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亚福还是一位独立人口学者，他有两个孩子；易富贤还在用很激烈的言语发表对于人口的见解，他的微博粉丝，只有三万四千多人，他有三个孩子。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梁中堂进行“有条件二胎化”试验的翼城，人口增长非但没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和山西的数字都要低。 翼城实验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像宋健、李广元预测的那样，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会达到42.64亿。 现在最活跃的人口学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间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别林扮唐伯虎，都不影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以专栏、演讲、纪录片各种能使上劲儿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布道： 国家应该用真金白银帮助年轻人生得起娃、养得起娃。 梁建章对一些数据表示质疑。而时任计生委主任解释称：“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 去年12月，翟教授在最新的专访中，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 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一个数学方程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剧的角色不是错误的制造者，反倒是反对者们。 郭德纲说过，如果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选精煤，水洗煤不好： 如果那个火箭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