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馬尼拉街頭驚現反中共棺木印習照片
2026 年 8 月 10 日
所以我要說，明知道這會引來有些人的攻擊，我依然要說——祝你聖誕快樂。 各位好，今天是聖誕節，祝所有我的讀者朋友聖誕快樂。 當然，我知道我這樣說，肯定有些人一定急得跳腳，最近這些年來，每到聖誕節前後，民間總會出現一股聲音，要「抵制洋節」「抵制聖誕」，持有這種思想的人，你祝他一句聖誕快樂，他反而要罵你，什麼「崇洋媚外」、「洋奴思維」之類的，這種人你跟他是很難講清道理的，你若跟他說：「禮拜天休息這個習慣最早其實也是從西方傳來的，甚至本身帶有比聖誕節更強烈的宗教色彩，如果你真么誠心抵制外來文化，那乾脆雙休日都別休了吧！成天007為老闆換新車而努力奮鬥，豈不美哉？」他們多半只能詳裝沒聽見。 但是今年，「抵制聖誕」這個口號還是達到了一個有些魔幻的程度。你看前兩天深圳某物業管理公司就給其業主下發了一份「倡議書」，打出「堅持文化自信」「不過聖誕節、平安夜等國外傳統節日」的口號，要求業主們不能過聖誕。 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反應是這家物業公司實在是太掂不清自己的身份了。通觀這份文件，除了標題給業主留了點情面，叫「倡議書」之外，內文的口氣透出一股濃的沖鼻子的爹味，感覺如果套個紅，就可以直接當官方文件下發了。 我猜寫這個文件的那位物業工作人員在寫作過程當中一定是非常之爽，因為他走筆龍蛇之間，儼然把自己想像成一級官員，在「管」著業主與商戶們。可問題恰恰在於——說句不好聽的，你物業公司算個什麼東西？也配管起業主的私生活來了。 物業不過就是業主們花錢請來伺候他們的服務者。他們的本職任務是服務業主，而不是管理業主！從法理上講，物業公司根本沒有任何權力，憑藉自己的好惡，去規定業主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否則，如果今天物業公司有權要求業主不能過聖誕，明天會不會強制業主參加個什麼活動，強制他們消費以牟利呢？ 要我說，這家物業公司，八成還在懷念前幾年疫情期間他們所擁有的某些臨時權力——那個時候很多小區的物業確實牛逼，把小區大門一鎖，業主們的生活必需品買誰家的全由物業，甚至門口今天執勤的那位保安說了算。多少無良物業公司藉此謀了多少不法的利益？這事兒業主們可都還記得。 好嘛此事未了，又有物業公司敢鬧這麼一出，幻想繼續他們對業主的「管理」。我深刻建議聘請這家物業管理他們小區的業主們考慮一下炒他們的魷魚。如今有些小區的物業費挺貴的，動輒幾千甚至上萬，而物業行業其實競爭激烈。花這麼多錢，卻請一個爺來天天管著你，難道業主們真的有那麼賤么？ 是的，如果我們對人性誠實，我們要承認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是把「管制他人」當做一種樂趣的。但當他們現實中的地位不支持他們日常滿足這種樂趣的時候，他們就會想出各種大義名分來至少「小管」一下身邊的人。傳統宗法農村里長舌婦嚼舌根、偽道學先生逼著寡婦「餓死事小」、以及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將批鬥他人，無非都是這種心態的呈現。而如今「抵制聖誕」大約又是這類思維的一種回潮。 可是「抵制洋節」這種名號真的有很多人想像中那麼堂而皇之么？ 12月22日，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決議，將春節（農曆新年）確定為聯合國假日。這個消息傳來之後，國內不少人對此歡呼雀躍，覺得「全世界都在過中國節」，我們的文化輸出終於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 可是我知道，希望老外都過春節的人群當中，同樣有大批人同時希望中國人最好一個都不要過聖誕節。你不覺得這兩種想法，能在同一個頭腦中共存，其實是件很奇葩的事情么？ 一方面，這些人希望老外們都能迅速地、不存任何心理芥蒂地過我們的節日、接受我們的文化輸出。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一切西方來的文化輸出，乃至一個普通的傳統節日，都恨不得除之而後快。試問，假如我們中國人真的都以這樣的心態與世界進行交流，我們的文化輸出又能健康進行多久呢？ 都不談什麼高深的商業、外交理論，就用那家物業公司掛在嘴邊的「民族傳統文化」而論，你這也涉嫌嚴重違背我們的傳統文化啊！ 孔夫子怎麼教育我們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假如你不希望對中國文化稍有好奇或好感的老外在國外過個春節，就被罵成是x奸、媚華，那你也就不應該在自己的同胞想過個聖誕的時候對他們扣帽子。否則都不說什麼全球共識，你連我們傳統文化中最精髓、最寶貴的那部分忠恕之道都沒學會啊！就這，你還好意思一口一個傳統文化？ 咱能不逗了么？ 是的，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耶穌則講：憐憫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將被他人所憐憫。如果真的深入比較中西文化，你會發現它們在很多基層邏輯之上是有相通之處的。這一點早在明末「西學東漸」時期，就被徐光啟和利瑪竇等人發現了，所以他們當時曾經一起搞過「以儒釋耶」「以耶解儒」，這種嘗試的本質其實就是完成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互溶。只可惜隨後滿清入關，為穩固其統治搞起了閉關鎖國。我們於是錯失了最好的一次與西方文化、科技進行交流、學習並完成追趕的良機。而這又直接導致了我們在近代被迫重開國門時對西方的全面落後。 事實證明，想要追上世界潮流，想要不再在滾滾而來的世界之潮中落伍，就要秉持一種真正自信、開放、包容的心態，唯有堅定不移的保持開放，才能發展自己、造福世界。而時下民間一些極端的聲音，同胞過個洋節他們都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我就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這幫人，連對待自己的同胞都如此苛刻，他們真的有自己標榜的那麼愛國么？ 第二，假如讓這幫人真佔據了輿論的主流，那麼我們離曾經無比慘痛的教訓，究竟還有多遠？ 洋節並不一定等於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並不一定等於西方勢力，就算是西方勢力，也並不一定等於西方敵對勢力。連這個邏輯鏈條都沒搞清楚，看到別人過洋節就非要把對方打成漢奸的人，他們的智商不配參與文化討論。 與其抵制聖誕，不如抵制蠢蛋。 更何況，聖誕節這種節日傳入中國，對我們自身的傳統節日其實是能構成良好的互補的。我雖非基督徒，但也挺喜歡在聖誕節時去教堂，因為那個氛圍確實很好，當聖誕鐘聲敲響的時候，牧師會要求大家：請對你身邊的人，無論你們相識與否，都祝福一句聖誕快樂。 於是很多陌生人就能在這種氛圍下互相祝福，甚至彼此相識。很多平時不那麼熟悉的同事、朋友，也可以藉此拉近關係。我覺得這對於那些在大城市漂泊，舉目無親的年輕人來說，是種非常好的慰藉。 我不知你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我們大部分的傳統節日，無論春節、清明、中秋、還是重陽，幾乎都是以「闔家團圓」作為底色的。闔家團圓吃年夜飯、闔家團圓上墳祭祖、闔家團圓吃月餅、闔家團圓登高處……就連七夕這種現在被改造為中國情人節（也是受了西方影響之後改的）的節日，原本的習俗也是家裡的女眷聚在一起祭祀「乞巧」。 這種特點，除了儒家重視「親親之恩」的思想外，其實是與我們曾長期處於農業社會是很相關的。農業社會，尤其是小農經濟，是以家庭生產為單位的，所以這種社會產生並成功保留下來、受到重視的節日，一定會優先協調親屬之間的關係。 可問題恰恰在於，當下的中國，恰恰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化社會的生產單位是社會屬性的、而非家庭的。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人，存在客觀上的需求，要與原本陌生的其他社會人藉助節日完成彼此之間的交流和心靈的互相安慰。否則怎麼辦？你總不能指望所有在外漂泊、打工的年輕人，只在過年的時候回一趟家，完成傳統節日闔家團圓的慰藉與朝聖。其他節日都只能搞什麼「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吧？ 所以城市化的現代社會，需要社會公共社交屬性更強的現代節日對人們完成心靈的安撫與慰藉。而在我們自身的傳統節日沒有或者難以完成這種現代化、公共化改造的時候，直接搞一點拿來主義，讓年輕人過過聖誕節、萬聖節，讓他們有機會在外面玩一玩、鬧一鬧、互相送個祝福、彼此交個朋友，請問這有什麼不好呢？ 何況中華文明在其最光輝、最自信的時代，從來都是兼收並蓄的，把洋節拿來自用自古就有，如今有多少人知道「臘八節」其實也是個洋節，它的原型是佛教中的「佛誕日」呢？ 當然我知道，雖然講了這麼多，對很多偏狹的人來說依然是無用的，畢竟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抵制聖誕」本質上不是為了他們口稱的大義名分，他們享受的其實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別人身上，非要別人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那種快感。這種癖好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也有違我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文化。你身為一個現代人，但凡有文明或者有文化一點，我都不建議你這樣偏執。 法不禁止即許可，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我不強迫你接受我的想法，你也別逼著我非得按照你的思路行事。說到底，你誰啊你？我就過個節，你憑什麼管我？ 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中庸》你總讀過吧？ 沒讀過的話，請您先回家好好學習學習，再回來跟我討論如何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好嗎？ 否則，說真的，你連討論都還不夠格。 聖誕節了，讓我祝您聖誕快樂，無論您怎樣對我，我都在這一天誠心的祝福您。 因為那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我祝您聖誕快樂，並不是想從您那裡索求什麼，而是為了至少在這一天，完成自己內心的純凈與凈化。 子曰：「仁乎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當我們自己擁有一顆寬容、自由、對他人溫柔的內心時，一個美好的世界，就正在到來的路上。 所以我要說，明知道這會引來有些人的攻擊，我依然要說——祝你聖誕快樂。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前些天，有網友拍了一段長春地鐵安檢的視頻，上面的畫面顯示安檢員完全是在「糊弄」。視頻經過進一步傳播和發酵之後，貌似官方加強了安檢力度，進一步規範了安檢流程。後續網路傳出的視頻又顯示「地鐵站外有好幾百人排隊等待安檢，在凜冽的寒風中簌簌發抖……」 恰恰近日，這些年來最嚴重的寒潮籠罩全國，這樣的視頻和圖文在網路上持續流傳，又一次激起了廢除地鐵安檢的呼聲。 中國是全世界安檢最嚴格的國家之一。進入機場、地鐵站、火車站都要安檢，有的城市甚至連部分醫院、學校也搞起了安檢。 關鍵是，許多時候安檢其實基本流於形式。這種「形式化安檢」進一步讓不少本來不反對地鐵安檢的人，也開始轉變態度，因為既然安檢變得形式化了，那麼安檢「有助於保障人身安全」這個最大的理由也就不復存在了，又何必再搞什麼安檢呢？ 但也有人說，地鐵存在敷衍了事「形式化安檢」，恰恰說明應該堵住各種漏洞，進一步加強安檢，最好做到像機楊安檢那麼嚴格。這樣說的很可能是不經常坐地鐵的人。要知道，即便在形式化安檢的情況下，多地也經常出現「地鐵站外有好幾百人排隊等待安檢，在凜冽的寒風中簌簌發抖……」的情景。這當然說明目前這種相當不嚴格的安檢就已經嚴重影響地鐵的效率了。 倘若地鐵安檢的嚴格程度真的要與機楊安檢看齊，那麼許多城市每天的高峰期都將會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 但是地鐵安檢似乎從來都不缺乏支持者，同時「通過安檢來保障地鐵安全運營和乘客人身安全」也是一個很難加以反駁的理由。當地鐵安檢支持者祭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這面大旗時，主張取消地鐵安檢的人似乎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也正因為如此，是不是應該取消地鐵安檢的討論，往往很容易變成意氣之爭、立場之分。 因此這裡存在一個很大的困難，那就是，儘管眾所周知，對於地鐵安檢存廢這個問題，本來應該考慮的是安全、效率和成本之間的權衡。但是從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出發說明地鐵安檢應該取消的論證，無論多麼有力，可能也沒有辦法真的說服地鐵安檢支持者。 那麼，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鐵安檢存廢之爭的途徑呢？這意味著，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從效率和成本出發的論證思路（儘管我自己向來喜歡這種思路）。不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可能還要先澄清幾個相關的問題。 數據顯示，地鐵安檢有「大炮打蚊子」之嫌 安檢支持者經常強調，地鐵安檢關係到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當事情沒有落到你的頭上時，你嫌安檢麻煩，一旦出了事情，你就什麼都完了。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關鍵是，這種說法的底層邏輯其實也意味著，地鐵安檢如果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保障安全，那麼就會失去其存在的絕大部分意義。 那麼，地鐵安檢真的能保障地鐵完全安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地鐵安檢有助於提高地鐵安全程度，這一點應該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地鐵安檢制度的存在，可以從「事中」和「事前」兩個層面上降低地鐵的安全風險。 在「事中」層面上，當乘客進入地鐵站乘坐地鐵時，安檢能夠發現一些危險物品和違禁品。 北京地鐵公布的信息顯示，2008年至2018年期間，北京地鐵安檢共計檢查物品98億件次，查獲各類違禁品116萬件，平均每百萬件物品中查出118件違禁品。 另外在2019年，北京市地鐵運營公司共檢查物品13.17億件次，查出違禁品22.3萬件，檢出率為0.017％，其中日常用品（打火機油、氣，民用噴劑，普通刀具）佔比為99％。 不過，有自媒體提到的另一個數據則顯得有些奇怪，似乎不可能是真的：「據公安部門披露，在2022年一年，全國範圍內的地鐵安檢查獲了超過1000起攜帶危險品或違禁品的事件」。 在事前層面上，安檢制度的存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防止乘客攜帶違禁品前往乘坐地鐵。這裡又有兩個機制，一是對潛在違法犯罪分子有震懾作用，二是對普通乘客有勸阻或提醒作用。儘管「事前攔阻」在地鐵站外的違禁品的具體數據無法準確統計，但是很可能不是小數目。 而在現實世界裡，由於地鐵安檢事實上已經趨向「形式化」，上述機制大打折扣。 例如，現在有的地方地鐵對不帶包的乘客通常不檢查即放行，而且即便進行手檢，也有許多部位未能覆蓋到。有些城市還試行了「大包必查、小包抽查」，但是小包的標準並不明確。又如，經常可以觀察到有人越過欄杆遞接未經安檢的物品的現象。 對此，有專家指出，地鐵安檢也有「木桶效應」，其效果由最薄弱的環節決定。若有一個地方檢查不嚴，則整個安檢都會失去意義。 當然，地鐵安檢支持者可能不同意這個觀察結論。他們強調，目前的種種漏洞，恰恰說明必須進一步加強安檢。 是的，地鐵安檢如果像機楊安檢那麼嚴格，地鐵也許會更加安全一點。可那樣的話，即便不考慮成本，也意味著地鐵本身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如果「乘坐地鐵10分鐘，安檢排隊1小時」，那還需要地鐵嗎？ 保障安全是系統工程，安檢並非核心因素 地鐵安檢支持者還有另一個明顯的誤區。他們似乎將安檢等同於「安保」。這種誤解一方面會導致他們忽略了安檢只是地鐵整個安全保障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還可能導致他們誤以為反對地鐵安檢就是反對地鐵的一切安全保障措施。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從一般分析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國外和中國香港地鐵運營的實際經驗來看，安檢很可能並不是地鐵安全保障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如前所述，地鐵安檢能夠從「事中」、「事前」兩個層面上通過多種機制減輕安全風險，但是地鐵安檢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而且有多種方法可以替代。 一個直觀的替代方法是在「事後」層面上的，即加大對違規者的處罰——允許乘客不經安檢直接進站上車，但是一旦發現有人攜帶了違禁品，則加以嚴厲的懲罰（比如說巨額罰款等）。這種懲罰為公眾所知後，也同樣可以發揮事前震懾潛在違法犯罪分子和勸阻普通乘客不要攜帶違禁品的作用，進而把違禁品提前攔阻在地鐵車站之外。 另一個直觀的替代方法利用第二方監督，即要求乘客發現任何可疑物品立即報警，同時在進站口、地鐵站廳和地鐵車廂內等場所加強安保（警力）巡查，及時回應乘客的求助和報警。 地鐵安全保障體系，只有安檢，是不可能正常運轉的，但是沒有安檢卻是仍然可以良好運轉的。在地鐵安檢支持者眼中，安檢就是全部或最主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是事實上，地鐵安全保障體系，僅僅從參與者這個角度來看，就至少還要包括在各處巡查的保安、地鐵公司在現場服務的站務人員、監看閉路電視的後台工作人員（或者還有警察），等等。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地鐵安檢能夠起到的作用有點類似於防盜門——如果說得更不客氣一點，可能只相當於有的人在自家的防盜門上再加裝的一把鎖。 在分析的層面上，地鐵安檢可能還會有一個副作用，即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地鐵安全保障體系的其他環節的工作人員的「懈怠」提供理由：既然已經在安檢了，我們不妨輕鬆一點。於是安檢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增大安全風險。 從國外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實際經驗來看，取消安檢確實不一定會影響地鐵安全保障。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不必一一列舉。 但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鐵安檢存廢之爭的途徑呢？ 有安檢列車和無安檢列車，你願意為前者多付費嗎？ 主張取消地鐵安檢的人通常強調地鐵重大安全事件——特別是恐怖襲擊——是小概率事件，因而安檢意味著「為小概率風險付出極高的效率成本」，得不償失。這種論證思路其實是相當有力的，但是本文將放棄它。 從分析的角度，假設地鐵安檢涉及的人可以分為兩類：好人（即普通乘客）和壞人（最極端的「壞人」是恐怖分子）。好人和壞人都有可能攜帶違禁品，於是就有以下四種情況： （1）壞人攜帶了違禁品，根據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檢」下，有一定可能檢不出來； （2）好人攜帶了違禁品，根據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檢」下，也有一定可能檢不出來； （3）壞人沒有攜帶違禁品； （4）好人沒有攜帶違禁品。 考慮到地鐵安檢支持者以「生命無價」為立論支點，不妨先承認：由於存在上面第（1）、（2）種情況，地鐵安檢似乎是有必要的。此時，什麼樣的安檢執行狀態是最理想的？ 套用經濟學中的分離均衡的思路，如果能夠做到只在上面第（1）、（2）種情況發生時才進行安檢，那麼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這種均衡在理論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現實世界中也基本上不可能實現。 這可能是「既然要安檢，就必須讓所有人都按最嚴格標準安檢，不然安檢將沒有意義」的根本原因。 於是又重新陷入了要求取消安檢一方強調效率和成本、支持安檢一方強調生命無價的僵局。要打破這個僵局，也許需要在視角上有一個轉變，即從效率-成本視角，轉為行動-演化視角。 這個轉變是這樣的。在上面從經濟學中借用的分離均衡概念上再退一步。承認反對安檢者和支持安檢「都有道理」，然後進行嘗試，讓更好的制度安排有機會在演化過程中浮現出來。 更具體地說，也許可以採取類似這樣的實施方案：選擇一個城市的某一條新建地鐵線路，在地鐵站分設兩個進站口，一個需要安檢，另一個不需要安檢，同時對地鐵列車也加以隔斷，一端為安檢車廂，另一端為非安檢車廂。然後，讓支持安檢的人和反對安檢的人，分別進站，分開乘車。 另外，還要在列車分隔部位採用加固材料並裝備快速分離裝置，以盡量保證萬一非安檢車廂發生重大安全事件，不會涉及安檢車廂。 然後，可能需要讓乘坐安檢車廂的乘客適當多支付票價，因為他們的預期安全係數提高了，為他們提供服務成本也上升了。 不難注意到，這個實施方案的基礎是，目前的「形式化安檢」可能無法實現安檢支持者的目標，同時因為更加嚴格的安檢不可能執行，因此這個方案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改進。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給反對安檢者帶來改進。至於地鐵站廳、列車設計和建造方面，當然會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應該會比現在的效率損失要小（請原諒，又提到了效率）。 順便提一下，在理論方面，這個方案還受到了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鵝」概念的啟發。「黑天鵝」事件指的是不可預測且無法事先預防其發生的影響巨大的突發性小概率事件。如果試圖去預防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就會陷入誤區。有鑒於此，塔勒布提出，相比預防「黑天鵝」事件的發生，更重要的是為「黑天鵝」事件的出現做好準備。 當然，上述設想非常不成熟甚至顯得有點兒戲，但是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思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上周開始，鄭州市公交集團鼓勵工齡10年以上的老員工們自主創業的徵求意見稿開始在網上流傳。 意見稿大意是說，10年以上工齡的員工，按照自願原則，進行為期2年的自主創業。公司很大方，員工創業期間，社保公司包了，但企業年金和住房公積金就不繳納了。員工自主創業出現傷亡等問題，費用自己承擔。 意見稿還參考了互聯網大廠們的競業條款，要求出去創業的員工，不能加入和公司有競爭的行業，也不能幹有損公司利益的相關活動。 乃悟有個問題，出去跑滴滴算不算和公司有競爭，要是算的話會不會被解除合同？ 要是創業的員工覺得外面不好混，還可以申請回來。當然，回來也得走程序，需要提前15天申請，並且要獲得批准才行。 看得出來，集團非常重視這份意見稿，專門要求各單位機要室務必和主管領導彙報溝通，而後將主管領導的意見反饋給人力資源部。 乃悟查了一下，歷史上，鄭州公交集團還真出過企業家。創業板上市公司天邁科技創始人，就曾是鄭州公交集團的一名統計員。 徵求意見稿流傳出來後，大家都說鄭州公交集團肯定沒錢了。這也不新鮮，公交系統最近幾年由於政府補貼不到位，欠薪、停運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鄭州公交集團在徵求意見稿里也沒有避諱： 為了進一步緩解集團公司經營和資金壓力。 你說鄭州公交沒錢吧，但它有錢買新車。就在今年4月，鄭州公交集團剛剛從比亞迪訂購了100輛新能源公交車，每輛成交價格在113萬。一百輛，就是1.13億元。按照新聞報道，這批新能源車是今年國內最大批量的氫燃料電池公交訂單。 要知道，整個鄭州公交集團去年運營收入也就3個多億，能一口氣拿出三分之一買新車，怎麼看也不像缺錢的樣子。 而且鄭州的公交補貼也沒斷過。根據此前鄭州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的《推進城市公共交通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到2025年： 城市公共交通運營補貼補償到位率達到100%。 你說鄭州公交集團有錢吧，但它又表現得很缺錢。今年，鄭州市內公交線路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僅9月份，鄭州公交線路就撤銷了40條線，新增僅4條，調整了超過50條線路。 按照公交集團的說法，通過線路調整，客流量回升，重複線路的問題得到改善，老百姓出門效率提高了，總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你翻翻社交媒體和鄭州公交有關的評論區，大家明顯和公交集團不是一個感受，很多人說自己原本很方便的公交線路被撤銷了，原本一路直達，現在要轉車，還有人說自己通勤時長現在多了半個小時。 總之，不年不節的，鄭州公交卻總能收穫很多問候。 這份龐大的線路改造，並不是公交集團自己一拍腦門想出來的。而是被審計出來的。鄭州市審計局在對公交集團的審計過程中發現公交集團存在盲目投資非主營業務，資產長期閑置，公交造血功能低下，公交線路設計不合理等問題。為了落實審計整改，公交集團調整優化了150條公交線路。 乃悟看到有市民說自己在西四環藥廠街住，原來有趟189去火車站，非常方便，改線後，必須乘公交再換乘地鐵。一塊錢能解決的事，現在要4塊。 宣傳里，公交集團將這些抱怨都歸為陣痛期。也是，老話說得好， 短痛不如長痛。 說實話，乃悟挺同情鄭州公交的。2019年時，鄭州公交高峰日均客流量可以達到290萬，而現在，只有110萬，少了一半都不止。 這種情況下，他們沒有選擇躺平，而是多次想要提高自己的造血功能。什麼里程計費啊，什麼把8折優惠悄悄改成9折優惠啊。但幾次暗戳戳的漲價都迅速被有關部門按了回來。 有一次，他們想在公交站台投放一些商業廣告，結果被有關部門直接扯掉，理由是公交集團投放公益廣告數量不足。 現在，距離全額補貼的時間還剩下兩年，徵求意見稿就適時推出了。裡面有一點寫得不好——領導停薪留職去創業，視為放棄管理崗位。 你這樣寫領導怎麼能無憂無慮起帶頭作用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中國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於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江平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參與了《民法通則》的制訂，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小組組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法典》編纂負責人，《物權法》專家起草小組負責人，在《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法律的制訂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連日來，國內法律界網友及關注中國法治建設的人們紛紛發文悼念，看到微博網友易中天轉發了他師兄對江平先生的悼詞，詞中寫道： 梗概風骨，浩然正氣。 莊子一夢，白駒一隙。 人生枯榮，嗟之何及！ 凜冬三九，嚴寒未已。 先生走好，莫問今夕！ 網友@聶俊峰發帖說：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學貫中西，半生坎坷，不說違心之話，只向真理低頭。江平教授千古。 網友@崔叡娜椰奶發帖說：今天，法大老校長江平過世了。對於曾經一心想讀財經卻陰差陽錯來到法學院的我而言，發現自己對法學其實更感興趣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而這一學期給了我最大啟發引導的兩位老師都是法大出身。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大彷彿是我素未謀面的「夢中情校」。兩位老師思想中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深深影響了我的價值觀。不知道「法大於政，不可政大於法」這句話是否出自江平先生，但即使不是他所言，想必江平教授也是深深地認可這句話吧。同為法大出身的羅翔老師說「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國」。於我們法律人而言，法怎能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工具」呢？憲法分配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人民權利。民法為私人自由行為提供支持。刑法以國家的名義施以懲罰意在維護公共秩序。「法的生命在於經驗不在於邏輯」，法律從不是萬能的，它旨在確立社會的規則而不是控制人的行為。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言一出，它便決非所謂階級的工具。法的追求在於正義在於權利在於人的尊嚴。我們相信自由是「自主決定，自負其責」，民主不是「為人民謀幸福」而是「使人民為自己謀幸福」，民主是手段，法治是目的，憲政是保障。民主並非萬能，很可能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問題需要憲法克服。然而我們依然相信，應假定一個自由理性的人，最了解自己的利益最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他者。在民主與專制之間選擇民主，我們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法治往往不追求天國的完美，而追求現實的最佳妥協。自由主義是雙向否定的，既否定權力之惡，亦否定暴民之惡。憲政要求的三權分立與政黨政治，就是相信政治是人民不同利益的妥協與博弈，懷疑權力之惡而要求權力之間的制約。公權永遠是為私權而服務的。江平有言：「如果私權不興，一個社會是沒法興旺發達的……保護私權是公權力行使的一個終極目標」。今天的中國，憲政和法治似乎還很遙遠，我卻相信即便如此這依然是我們最接近它的時刻。江平校長雖未能看到一個憲政的中國法治的中國的到來，我們卻依然在追求它的道路上。江平不朽！ 網友@蔡慎坤發帖說：…江平經歷長達22年的右派生涯，在文革中也是被重點批鬥下放的憲法學者。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他發表公開信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鼓勵師生示威抗議，甚至公開為民運人士辯護，公開呼籲廢除勞改勞教制度、公開要求憲政民主。多年後，江平回首往事時說：「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經歷坎坷）並不是個別人。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人生感悟是，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像我這樣命運的人，恐怕是幾十萬，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網友@gaoyu發帖說：在中國律師不斷被送進監獄、被取消律師資格的情況下，重讀2011年江平先生給《律師文摘》創刊十年寫的的祝語《律師興則國家興》令人感慨萬千。他從三個方面論證了律師的地位和作用顯示國家的法治水平。一，國家興不僅僅是經濟興，更重要的是民主興，法治興。二，警察無疑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但 “警察國家”對一個法治國家來說卻是個”不祥之兆”！三，律師的職責就在於維權，維護他人的權利，而不是自己的權利，但要維護他人的權利，必須首先維護自己的神聖權利，自己的權利尚且不能保護，怎麼能去維護他人的權利！ 最後就用這兩天在朋友圈廣傳的江平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結束今天的節目：對於個人權利，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於國家權力，法無授權皆禁止。 （全文轉自法廣）
上一篇文章流浪星球去了。 既然一些人聽不得經濟學、法學的道理，那就講幾個小故事吧： 01 股神巴菲特一直存有一隻股票，而且只保留1股。 原因是這隻股票的公司資產在古巴，有一天突然被卡斯特羅查封了。 他曾提出抗議，但毫無用處。 後來他決定一直保留著這隻股票，來提醒自己某些地方的法律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 02 1925年，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叫《風箏》。 起初，魯迅覺得風箏害了弟弟，應該被禁止。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 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後來，當這種情緒砸向他自己時，他醒悟了。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 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是，即便醒悟，也為時已晚，一些人的青春，一些人的快樂再也尋找不回。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 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著，跑著，笑著。——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鬍子了。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併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 成年後魯迅知道，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彩的，包容的，相互理解的。 而不是成年人對未成年的己所不欲，一禁了之。 03 這個故事我說過不止一次了，但因為太過經典，以至於我每年都可以講一下： 非洲有一個國家，叫辛巴威。 這個國家資源富饒，盛產寶石、黃金，是理想的投資勝地。 但現在基本沒有什麼外商敢去那做生意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的招商政策，說變就變。 最初，外國人投資得好好的，但當地突然宣布「國有化」，強迫性把別人開的公司，沒收國有，並把外資趕走了。 過了段時間，辛巴威窮了，於是再次宣布「招商」，又說歡迎外資開發。 一批外資又來了，錢又投進去了，沒想到當地又宣布「國有化「…… 就這樣，反覆蹂躪。 幾輪之後，辛巴威仍是非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雖然這裡有大量的金礦、鎳礦、鐵礦，可是完全沒有人敢開發，甚至窮到經常停電。 04 商鞅變法第一天的動作，是在菜市場的南門口立下一根木杆，說只要能搬到北門，就賞給十鎰黃金。 當時老百姓很驚訝，但沒人敢去搬，生怕被坑。 後來一個人，壯著膽子搬了，結果真的得到了封賞。 因為商鞅的法律如山，不可動搖，秦國的變法取得了空前成功，吸引了天下之才，為後來的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05 劉邦平定天下後，害怕手下的人謀反，於是找張良問對策。 張良說，你先把自己最討厭那個雍齒封個候，如果大家見到你最討厭的人都被封賞了，那人心也就安了。 果然群臣見狀都鬆了口氣： 「雍齒都被封為侯了，我們還虛什麼。」 這件事情，被人們廣泛傳頌並稱讚劉邦的氣度，史稱：雍齒封侯。 06 最後，不說故事了，說點真實的數據吧。 目前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所使用的的娛樂App排名中，短視頻排第一。 比遊戲時間長10%！ 90、00後的成長不良，是遊戲背鍋。 70、80後的成長不良，是看課外書、小說。 那現在背鍋的，是不是就是短視頻了？ 每一代的問題孩子，都有一個鍋，然而歸根結底，還是失敗的家庭教育或者社會教育。 這話我過去說不出口。 因為王小波說出了核心：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 如今，當我看到父母抱著手機在沙發上刷短視頻刷1、2個小時不動，心理只有愧疚。 作為孩子，我沒有做好陪伴他們的工作，就感覺自己挺無能的。 但我不憤怒，也不說短視頻害人，即便我有這樣的思維慣性。 知道谷愛凌為什麼不愛玩遊戲嗎？ 因為他媽媽從小就帶她跳傘、滑雪、衝浪、環遊世界。 當她抱著滑雪板瘋一天的時候，她的母親絕不是拿著雞毛撣子盯著罵： 「還在玩？回家做作業去！」 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不得不說理念的先進，決定了教育的先進，教育的先進，決定了人的素養。 無能就是無能，為無能找借口，那是差了境界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鉈中毒案受害者、清華大學1992級校友朱令女士於2023年12月22日22時59分在北京去世，享年50歲。 朱令父親吳承之今日上午接受南都採訪說，「沒感覺（正義缺席），很正常吧，醫院也儘力搶救了。（朱令）會安葬在北京。」 在最美好的年紀，在最負盛名的中國最高學府，大學生朱令遭人投毒，隨後是三十年漫長的痛苦，身體備受折磨的痛苦，更有正義遲遲不能到來的痛苦。數十年來的網路追兇與熱議，凝聚著人們的善意與激情，但終究未能讓真相浮出水面，如今朱令去世，真兇仍然逍遙法外，要對朱令女士說聲一路走好，我們很難啟齒。 但願天堂里有持續的正義。 下面是默存選出的一些網路悼念言論，以此送別朱令女士！ 【吳薇，媒體人】 我已經不再為朱令惋惜。 她太苦了。離開是解脫。 她用一生的苦和不幸來證明了當正義無法被伸張的無助與悲慘。 在正常社會，看到這樣的不幸，人們會問發生了什麼然後要求權力機關負責。在這個案件里就是學校和刑偵機關需要給個說法。 但在朱令這裡，就沒有。 只有她一家人的一輩子苦挨和好心人士的個體救助。 然後更多的人會學會保護好自己變得更自私更自保更加努力地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有些時候想到這個我就憤怒和不忿。並最煩別人說你很勇敢，我們不敢。也沒用。什麼都改變不了。 所以，天下有報應這件事嗎？可能是沒有的。如果有就不應該讓好人受苦讓自私邪惡的人舒舒服服。 我有些暴躁。也不想調整了。想詛咒。期待蒼天不饒過誰。 【勞東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這樣一起刑事案件，幾十年都沒破案，不知道該如何評說。犯罪人一直未受到應有的懲罰，而被害人在這三十年中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惟願天堂沒有冤屈與痛苦。 【嚴鋒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令走了。想到她三十年的無妄之災，無以言表的苦，無處可尋的公道，心中悲憤，意實難平。她的一些清華同學一直在儘力照顧她和她的父母，人間有恨，也有愛。願逝者安息，生者平安。 【清華大學官微】 我校1992級校友、勇敢堅強的朱令於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朱令多年來與病痛頑強抗爭。在朱令的生命中，一直有眾多校友、社會各界和學校的關心、支持和鼓勵。我們對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誠摯慰問。願朱令此去有琴聲相伴、一路走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很多住在小區里的人想必都有這種感覺，物業越來越噁心。你找他解決問題，他拖三拉四。你找他處理矛盾，他的宗旨是不得罪任何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當他找你要錢的時候，一天24小時呼死你。 問題在於：你不解決問題，別人憑什麼付給你錢？ 今天看到個更噁心的物業行為，竟然蓋個章發個通知，言之鑿鑿教育業主，不要過聖誕節、平安夜，那是洋節，外國的節日，我們要堅持自己的傳統，弘揚自己的文化…… 我是一個比較信賴「自由」的人，願意過什麼節日，就過什麼節日，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事，與別人半毛錢干係沒有。在這種不妨礙他人的選擇上，連家人都不應該過於多問，一個物業，憑什麼教育起我們來了？ 甚至，這條通知里他們還要求「商戶不出售禮卡、賀卡、平安果以及節日裝飾物品……」 不僅僅是「教育我們」，他們甚至企圖動手在源頭遏制我們。物業，究竟是服務業主，還是管理業主？如此行為，令人惶惶不安，你敢想像嗎？有一天走進餐館去吃飯，但你吃什麼，由商家來決定！ 我覺得，上面這種物業公司的帶頭，不僅僅是「舔」，同時也是一種試探。既是在「不過洋節」上的試探，更是為物業權力擴散的一種試探。 簡單點說，當業主今天容許他們插手了自己過什麼節日的決定，那麼明天他們就會半夜敲門問問你，為何不為物業提出的某某捐款而奉獻一點個人積蓄？ 不要覺得不可能，我深深記得上小學那會班上也會有一些募捐活動，但多少隨意，有捐5毛的有捐1塊的，都是小朋友，大家有心即可。但現在呢？已經不知道曝出過多少次學校讓學生捐款，甚至規定了捐款數以及必須捐的報道。 只要開了頭，必然會變本加厲。 物業不是沒有邊界感，他們只是想繼續把那個「邊界」向外擴張。 其實我個人並沒有那麼反感物業，只要他們真的存在「作用」，而非簡單的找幾個保潔每天負責小區垃圾清理，那麼他們的存在自然有意義。然現在事實上，大部分小區物業唯一的作用，就是「找幾個保潔打掃衛生」。 我就好奇了，每個業主一年幾千塊錢交給你，就找幾個保潔這點事，用的掉嗎？ 如果物業只有這點功能，那業主又為何需要你？他們不能直接找保潔來管理小區環境嗎，為什麼要給你勞什子的物業去當中間商賺差價？ 有人說，現代小區里最大的黑社會，就是物業，這話越來越成為現實。因為物業們逐漸開始只收「保護費」，而不產生任何作用。更有甚者如上面通知里的情況，他們不僅要收保護費，他們還要給業主當爹，對業主的生活指手畫腳，甚至規定商鋪里什麼能賣，什麼不能賣？ 商家虧了錢，你物業來賠？ 權力這種東西，本身就是讓人上癮的。如果你不遏制他，那麼它便會越來越膨脹，直到能夠傷害到你，威脅到你。天下苦物業久矣，負面消息鋪天蓋地，若再無有效遏制措施，那股漸濃的「爹味」，不僅會讓物業忘記自己姓甚名誰，還會讓他們慢慢開始插手到業主的私人生活空間中。 那場景，想必是相當可怕瘮人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冬夜，凌晨3點，向建軍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這個42歲的男人疼痛纏身。他在黑暗中閉上眼，等著時間把腿治癒。幾小時前，復旦大學東門外的國定路上，為避讓兩個逆行的行人，向建軍送外賣的電動車失控撞向護欄…… 一直獨來獨往的外賣小哥被送進醫院。醫生要求立刻住院手術，向建軍拒絕了——1萬元押金讓他堅決選擇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錢打了塊固定的夾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時候，向建軍並不知道，復旦大學一名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替他發了求助帖；兩名學生去了兩趟交警部門，為他開具責任認定書。第3天，平台同意為向建軍墊付手術費後，兩位志願者打車到他的住處，要把他「拖進醫院」。 得知自己受傷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被不斷轉發，向建軍驚恐不安：「我個人的這一點小事，還要驚動那麼多人？」 他確實本可以不驚動這麼多人。向建軍擁有兩份保險，一份是平台每日強制扣除的騎手意外險，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台企業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但兩者都因流程複雜，無法在當下申請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費用。 在眾多掏不起巨額醫藥費的外賣騎手中，向建軍算得上幸運，卻又不免尷尬。 不敢叫「120」的外賣騎手 現在回想，向建軍仍慶幸，11月12日那天出門前，他為禦寒給自己綁上了簡易的護膝。 那晚，他一口氣搶到4個長距離配送單，每單均價是20多元。最長的一單是從他居住的靜安區附近到楊浦區的國和路，近10公里。 23點30分，距離最後一單的目的地還有不到兩公里，事故發生。 正在等紅燈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程栗（化名）聽到馬路對面「砰」地一聲，緊接著是一陣帶哭腔的呻吟。她馬上打開了隨身攜帶的錄音筆和相機。 回過神來，向建軍的左腿已沒了知覺，他只能倚靠著電瓶車，盤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個念頭是：「馬上要超時的外賣怎麼辦？」4個順路單，前3單都已經完成了，最後這單沒法退。 「外賣看得比人還重」，對向建軍來說不足為奇。他跑外賣兩年了，受傷是常事。幾個月前，也是在跑外賣的路上，掉落的樹枝把他的眼睛砸腫了，「還是照常送外賣，也沒擦藥什麼的。」但向建軍感到，這次的傷非比尋常。 大腿漸漸出現了灼熱的疼痛感。他戰慄著撥通了平台客服的電話，想要報告傷情，請系統取消訂單。電話那頭，客服語氣平靜地說：「系統沒有許可權取消訂單。」情急之下，他提前點擊了「已送達」的按鈕，打電話給客戶解釋原因。 很快，校門口目睹事故的學生們圍了上來。向建軍記得，其中一個學生脫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詢問他是否要叫救護車。 他幾乎是脫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錢。」 23點45分，交警來了，救護車也來了，向建軍躺上擔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識，他甚至報不出自己的身份證號。在場的大學生胡嘉（化名）執意提出陪他到醫院。 檢查結果顯示，向建軍「左股骨幹錯位性骨折」，需要手術。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術就要先繳1萬元的押金。他拿不出這筆錢，於是寫下「拒絕住院，後果自負」，離開了醫院。 凌晨2點，向建軍拖著傷腿穿過舊小區昏暗的燈光，穿過客廳里其他租客的十幾張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處。 這是一個用半個陽台搭出來的扇形空間，直通廚房，小到幾乎被一個高低床完全佔滿，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軍在下鋪睡覺，他所有的家當收在一隻行李箱里，擱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給他買的一杯冰鎮檸檬茶緩解疼痛，拄著順手從床板上卸下來的一根木棒上廁所。他仍覺得折斷的股骨能自行癒合，能想到的最壞結局是「落下點殘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傷口腫得更厲害了。學生「恐嚇」他：「這樣下去，再也送不了外賣。」醫生的語音條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幾條，都是建議他去做手術的。 但他不為所動，理由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我真的不想再為社會增加負擔了……」 向建軍出生在湖北一個普通農家，是家中獨子。他沒有伴侶，父母在幾年前因病先後離開，手機通訊錄里的聯絡人只有個位數。在上海，他身邊唯一說得上話的朋友還是十幾年前學理髮時認識的。 2018年，向建軍借了貸款，在武漢火車站旁開了一家理髮店。沒兩年，理髮店因為經營慘淡而倒閉，負債十幾萬元的向建軍來到上海，在別人的理髮店打工還債，兩年前又轉行做起了外賣。在遙遙無期的還債過程中，「失信人」的名聲是他的隱痛。 那個無比漫長的夜晚，向建軍坐在床上，傷腿鈍痛。他把戴了十幾年的平安扣墜子扯到一邊，喃喃自語，「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墊付手術費中的「拉鋸」 向建軍受傷後第三天，一群學生來到他的住處勸他接受治療，聲稱：「醫藥費已經有著落了。」 原來這幾天，目睹向建軍受傷的程栗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帖替他求助。為了解後續情況，她想方設法通過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發了一條朋友圈，他寫道：「人生第一次作為『家屬』簽字是給陌生人。」 當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復達到了上百條。好幾位留言者都有過幫扶騎手的坎坷經歷：車禍後，外賣騎手本可以得到賠付，但因為不了解相關的政策，錯過了申請的時限。 有人想到醫保和新農合，但向建軍此前從未繳納過醫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應急救助制度實施細則》，但向建軍未達到「急重危」的標準，不在疾病應急救助基金所覆蓋的幫助範圍內。 有人替他聯繫上了上海慈善總會，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沒有戶口，沒有一個街道和社區能夠為他提供救助資金用於治療…… 在梳理信息的過程中，程栗驚訝地發現，向建軍站在各種幫扶條例的半徑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靈了。 現在，平台為他提供的兩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險，是他能夠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門在外賣騎手、專車司機中陸續開始試點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以下簡稱「新職傷」）。 「我看到過新聞的，從今年3月份開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騎手應該都上了這個保險的。」向建軍關注過這個消息，為這個消息切實欣喜過，覺得「自己起碼有了份保障」，但是具體的保險流程是怎樣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沒有「被保上」，他說不上來。 受傷之後，向建軍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統上點擊了保險賠付的申請，上傳材料之後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審核」狀態。 根據一些網路留言的志願者的經驗和平台客服的回復，以往準備「新職傷」的材料到賠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個月以上。「這就是讓你自己先墊付，然後拿著醫藥費單子後報銷的流程，但是這個正規的流程中，並沒有考慮過，如果那個騎手兜里沒錢，拿不出那筆醫藥費該怎麼辦？」向建軍事後回憶。 通過這則帖子，復旦大學社工專業的碩士生王嶺（化名）和國際政治學院的劉彥（化名）找到程栗，希望為向建軍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哲學學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處理過騎手受傷的相似事件，或許經驗可供參考。凌晨，他們在微信拉了個群。社會志願者馬文龍和陳錚也參與進來。 向建軍還想著「再等等」，學生們卻替他著急，催他開通水滴籌，他依舊猶豫，「該不該麻煩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軍的籌款鏈接終於發出。「騎手」「送餐時跌倒」「放棄治療」，儘管向建軍的自述很樸素，但這些字眼牽動著點開鏈接的每一個人。僅僅用了3小時，「水滴籌」設置的5萬元就籌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傷的他，打來電話，表示可以為他墊付醫藥費。 有了「雙重保險」，學生們陪同向建軍再次到了醫院，但麻煩遠沒有結束。根據醫院的要求，入院費用無法通過公司賬戶轉入醫院，需要用私人賬戶轉賬。而「水滴籌」里的錢還沒來得及取出，外賣平台派來的工作人員則表示「沒有用私人賬戶轉賬的慣例，需要向上級彙報」。 那天很漫長，向建軍在醫院的長椅上從中午坐到日落，輾轉在急診室和住院部，看著平台的人來了又離開，安定下來的心又懸起來。天黑了，送他就醫的志願者陳錚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賬戶為他墊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軍終於住進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裡，初來乍到的向建軍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患者。醫生把他骨頭錯位的大腿懸吊起來。在護士注射的時候，整層樓都聽到了向建軍的大喊。護工也說，他按鈴求助的次數比鄰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釋自己「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發脾氣」。 醫院又發來催繳8萬元預交款的簡訊。「為什麼要預繳那麼多？我之前也有個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醫院讓預繳的費用只有小几萬元。」一位有經驗的志願者很警惕。 有一次聽到醫生的議論，志願者們才明白：許多受傷的外賣小哥，和向建軍一樣，沒有積蓄，送到醫院後，沒有獲得社會保障的賠付，拖欠了醫療費用。 王嶺和劉彥跑了兩趟楊浦區交警支隊，給他開出交通責任認定書：兩位行人逆行，向建軍無責。監控錄像沒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軍強調反覆他不追責，「如果我想要讓行人承擔責任，但當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險賠付是不是又會變得更複雜？」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錯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賣平台工作人員又來探望向建軍了。他們帶來一份擬好的手寫協議，主要內容是，等向建軍先用完已有的籌款，平台會再來支付餘款。 他們站在向建軍的病床前解釋，這是出於「保護騎手的權益」：「我們和你，嚴格來說是沒有勞務關係的，墊付是出於關心騎手……」向建軍有些委屈。 不過，送外賣的他確實不屬於任何一個站點，他更習慣「單槍匹馬」作戰。他從沒加過騎手群，因為要下載額外的app，他捨不得多花這一小點流量錢。 在手術當天，幾方終於達成了共識：醫院降低預繳費標準，向建軍把手邊籌集來的善款都轉入醫院賬戶後，就立即手術；平台雖沒有墊付向建軍的醫藥費，但承諾：「如果還有不夠的後續治療費，平台會出面墊付。」 11月20日晚間，向建軍的手術在幾經坎坷後開始。醫生把幾根鋼釘敲進向建軍股骨的斷裂處。骨頭終於接上了。 「你們不要指責平台」 手術很順利，向建軍給自己設定了一廂情願的康復計劃：術後在醫院康復一個禮拜，回家後再養兩個禮拜，「21天以後，就能嘗試跑外賣了，輕輕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農曆新年以前完全恢復。2023年春節，他沒有回湖北老家過年，留在上海繼續幹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獎金鼓勵他們不休假，他多掙了幾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賣跑得最順的時候摔了，那時我接連5天，每天都會跑到300元以上。」說起受傷前一周的「戰果」，他難抑自豪。但現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時，他就會下意識摩挲下僵直的左腿。這是醫生的囑託，努力收放下術後左腿小腿和腳掌的肌肉，有助於康復。 「你們不要總指責平台，他們也沒有犯錯，誰也沒規定他們必須為我墊付醫藥費，我身體好了肯定是要繼續送外賣的。」向建軍總是這麼叮囑想要在各個渠道想要公開他故事的學生、記者。 從很多方面看，向建軍送外賣，既是為了生計，也關乎熱愛。他42歲的人生里就干過兩個職業：理髮師、外賣員。用他的話說：「前者我不感冒，後者我多少有點天賦。」 向建軍十幾歲的時候，母親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髮店當學徒，「學了10年還是個撇撇（不太合格）手藝」。創業失敗之後，他輾轉來到上海的理髮店，但是，撞上疫情，理髮店的顧客銳減。 向建軍眼看著還不上債，跟著別人湧入外賣行業。 最多的時候，向建軍一個月送外賣能掙1萬元出頭，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單十元二十元掙來的。但是今年，向建軍覺得，也許是送外賣的騎手越來越多，外賣行業突然變「卷」了。平台記錄顯示，10月份，他送外賣的總收入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飯、還債之後，一分錢也沒剩下。 儘管如此，向建軍還是喜歡送外賣，這和「以送外賣為生的人是不一樣的」。他把平台給他派發的長距離配送單視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勞，覺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對收入下降的事實，他說:「等我發掘一下自己的潛力，跑到1萬元以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跑不到錢，是自己努力不夠，和平台沒有關係。」 在程栗最初在小紅書上發布的那條為向建軍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軍第一次註冊了賬號並寫下了他的評論「真的沒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這麼堅強，背影還很帥！」 在幾天的接觸中，學生們對向建軍的印象是健談、愛笑，但是受傷後卻幾乎沒有朋友來看他。他和王嶺聊到他新認識的女友。他說了自己的傷情，但女友卻說工作很忙，不能來照顧。王嶺笑了，說：「那這就是對她的考驗。」向建軍點頭說：「對，她沒有通過考驗！」 回憶起這次骨折，向建軍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虧」：多虧有學生幫忙；多虧自己當時戴了個護膝…… 這種自我開解的心態，一度讓幫他的志願者費解：為什麼一個人在工作時受傷了，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是不斷尋找自洽？ 實際上，從進入社會就遊走於基礎服務業的向建軍，很少有向社會保障體系求助的機會。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基本「五險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髮店工作時，老闆曾提出由店裡承擔大頭，給向建軍上社保，但向建軍不幹。這樣，他每個月能省下兩三百元，能儘早還清銀行的債務。 讓人意外的是，當被問起受傷後最失望的時刻，向建軍沒有說籌集醫藥費的艱難，而是提到，平台沒有把他摔倒後的超時訂單取消。「這是舉手之勞，如果不取消，我就會在系統里被降級、扣分……」 外賣平台上顯示，受傷那天，他因為「超距離點送達」收到了平台發出的兩份罰單，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發3天之後，平台才取消了這兩筆罰單。 誰才應該是「第一順位」？ 手術後，在醫院只住了3天，向建軍回家了。醫院賬戶里籌來的錢幾乎用光了。康復的費用沒了著落，平台承諾的醫藥費還沒墊付進來。 向建軍選擇了妥協：「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復。」 學生們專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時，群里已經有19個志願者了。 從發帖直到手術，學生們持續感受著這件事帶給他們的「震蕩」。程栗幾乎天天撲在這件事上，每隔2-3分鐘就會去翻看手機，一條接著一條地回復熱心人的關心和建議。這佔據了她所有課餘時間，她疲憊不堪，不知道何時能抽身。 手術後，為向建軍奔波了多天的學生們找到了社工專業的老師請教。在老師的指導下，他們寫下一份《騎手向建軍救助交接事項》，一是把他們幫助向建軍辦理的各項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這次求助做一個正式的告別。但學生們也很明白，簽下這份協議並不意味著真正放下。 學生們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軌道，但向建軍的求助仍時不時來叨擾。「過兩天換藥，能不能出幾個人？」「明天拆線，能來幫忙嗎？」漸漸，向建軍也從最開始的「不好意思開口」轉變成了那個常常向學生求助的人。「是不應該總打擾他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該找誰……」 養傷的向建軍也很尷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騎手的社會保障體系暫時失靈時的「偶然替代」。對一個拿不出醫藥費的騎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體系，似乎也沒有寫在紙上的流程可以參考。 他有很多具體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時申報意外險和「新職傷」？多久能拿到錢？這幾個月沒有收入怎麼過下去？ 「建議出一個『外賣騎手出車禍了應該怎麼辦’的幫扶手冊。」一位志願者在程栗發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軍請朋友幫忙列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資料，學習「如何一步步申請新職傷保險」。 保險的賠付流程依然「難搞」。向建軍也變得敏感——水滴籌的工作人員找他補充一些出院時的繳費憑證，他沒理解，以為水滴籌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著。 「不想報銷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別人更多。」向建軍解釋。他在出院前湊了1000元先還給陳錚，想著「有一點還一點」。 好在，就在向建軍焦慮之際，平台終派來了工作人員，和他講述了大概的保險申報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職傷」的材料。 漫長的又一輪等待開始了。身體里的鋼釘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拆除。在家的這些日子，他甚至想過拄著拐杖送外賣，「就跑幾單，體驗生活的那種」，但很快又打消了念頭，他覺得自己還是應該謹慎些，「就像打遊戲一樣，好不容易留點血，別一出去幾下子被人家秒殺了」。 出院不久，向建軍在網路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騎手摔傷後醫藥費沒有著落的消息。他沒跟任何人說，悄悄捐了20元。 後來直到有人向他追問這件事，他才承認，「這沒啥值得說的，我走過他走的路，他的醫藥費還沒著落，比我更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上觀新聞
編者按：甘肅積石山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31人遇難，782人傷。正當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極寒時刻，地處青臧高原東部、海拔2300米處的積石山的父老鄉親們遭罪異常。 積石山地處偏僻，人們對當地鄉村十分陌生。正當舉世矚目、萬眾聚焦之際，我想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的積石山鄉村。為此，將2003年5月我在積石山一個村為期五天的調查《醫療費是中國農民的最大負擔》奉上，以便大家了解更多。雖然，2018年1月，我再訪積石山以及這個村莊，有不少變化，然而變化依然十分有限。以下為原文。 一個窘迫的縣委機關幹部 44歲的張得亭並不是甘肅省大茨灘村的村民，但指引記者在這個縣找到大茨灘村的人卻是他。 5月9日下午18時許，記者來到張得亭家門口時，看見院內放著四個花圈，心裡一陣發冷。 記者是在網上的一則報道中，發現了這個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15歲兒子艱辛奔走的人。這則2001年2月22日的報道稱：張得亭家住甘肅省積石山縣關家川鄉何家村石磨庄，在積石山縣委宣傳部工作，月薪500元左右，家裡上有七旬雙親，下有一兒一女，今年剛剛15歲的兒子張培東正在積石山縣吹麻灘中學讀初三。 張得亭發現兒子臉色不好時是在2000年年末。12月29日，夏州醫院專家門診確診為幼稚單核細胞白血病。之後，他懷揣家裡全部的1萬多元積蓄到蘭州，走進省人民醫院，給兒子進行一個療程的化療。後因資金不足又回到積石山縣醫院。2月13日，萬般無奈的張得亭帶著重病的兒子再次來到蘭州，住進了陸軍總院。 此刻，看著院內的花圈，正當記者不知進退的時候，張得亭的二哥把記者拉到院外，「得亭的兒子去年8月就死了，沒治好。我們的老父親又死了，我們正在為他舉辦『百日』祭奠。」記者意識到這是一個遭遇重創之後正處於最悲痛中的農戶。 坐在張得亭家的火炕上，記者身後的土牆裸露著好大一塊，靠在那裡土渣不斷地往火炕上掉；火炕的對面放著全家最好的傢具——一對單人沙發，發黑的草綠色麻布面料，沙發的扶手罩著還能看清楚是紅色的枕巾；沙發的左邊放著一個方桌，上面放著一些祭奠用的供品和好多的黃紙。方桌的左側放著一個看不清顏色的3斗面櫃。 這間屋子是張得亭最好的屋子，另一邊是一間快要倒塌的屋子，放些鋤頭掃帚之類的雜物。還有一個牛棚，牛已經賣了。這就是積石山縣副科級幹部張得亭的家，也是他現在僅有的全部財產。當他最後背著走到生命盡頭的孩子回家時，欠下8萬多元的債務。兩年來他總計花了14萬元的醫療費，僅欠蘭州陸軍總醫院的醫療費就達4萬多元。「兒子沒了，但只要我活著這賬我一定要還的，目前在我的債主裡邊，還有許多生活極為貧困的庄稼人，如果我不先還這些庄稼人的賬，人家只能拿著棍去討飯了。我現在每月就917元的工資。」這是記者見過的最貧困的縣委機關的幹部。他雖然是縣裡的幹部，但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親依然是農民，靠種著幾畝薄田為生，「不是我的話，僅靠這幾畝地全家是要餓肚子了。」與縣委機關幹部張得亭相比，當地的普通村民在疾病面前顯得更是那樣的無助無力。 兩個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記者來到此行的目的地——積石山縣小關鄉大茨灘村，它位於省城蘭州西南約200公里處。全村8個社，245戶人家，總人口1196人。這裡海拔3300米，山頂還有積雪，屬高寒陰濕氣候。全村有山地2266畝，人均1.8畝，農作物以小麥、土豆為主。據村主任馬元海講「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也就400元吧，給上面報的是700元。」5月11日下午，記者隨機進入一社的一戶村民家裡，28歲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門外的鋼絲床上，他的腿斷了。 今年春節後，周海比卜在甘肅省臨夏州一個建築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舊樓房時，從四樓掉下來的樓板砸斷了周海比卜的右腿。當即，他被工友們送到了州人民醫院，他遞給記者的診斷書上寫著「右髖骨折，右手背裂傷」，入院時間是2月26日，出院時間是3月15日，住院17天。周海比卜說：「住院拉(借)了6000多塊錢的帳，光醫療費就花了3971元，還有吃飯等其他費用。」記者問：「為什麼工頭不負責呢？」他說：「幹活時，工頭已經談好，『傷亡與工頭無關，一切由自己負責』，這樣才能有活干。」周海比卜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身上裝了鋼板，一年後要取鋼板，大夫說，至少還得三四千。不知道錢從那裡來！總起來得花1萬元呀。」就在周海比卜砸斷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裡給他生下了第二個女兒。「你媳婦生孩子花了多少錢？」周海比卜說：「也就20來塊錢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點葯，消個炎。」54歲的村支書馬玉良告訴記者：「我們村子裡的娃娃，基本上都是這樣生在家裡的，除非難產了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裡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幾條人命。沒辦法呀，這連續兩三年沒有一個娃娃是從醫院生的。咱們這裡的農民太窮了，全村目前還有一半家庭，糧食都不夠吃，還餓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與兩個孩子，他還有一個60多歲的老父親。全家7畝山地，當地每畝小麥平均只產150公斤。去年他種了5畝小麥，只打了700公斤糧食，收穫了相當於兩個半人的口糧(村支書說，當地人均年消耗口糧為250公斤，因為沒有一點油水)，另一半口糧由周海比卜打工賺錢購買。去年他在原來的工地上打工5個月，一天也沒停地勞動，最後給家裡賺來1500元。他說：「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錢是10塊，一半就用來給家裡買口糧了。」「全家人都在指望著他，他這一殘廢，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呀！」他的妻子非常無助地對記者說。村裡還有一個村民，徹底殘廢了。他與周海比卜是同一個社的，名叫馬奴力，是一個29歲的青年。在馬奴力的家裡，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訴記者，1998年2月，年僅24歲的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時，滾石砸斷了他的左腿。一年後，截掉了左小腿的馬奴力，帶著假肢拄著雙拐回到了家裡。他的父親說：「這個老闆不錯，娃娃的醫療費全部出了，還給了我們2萬元錢。我們用1萬2蓋了這3間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個不漏雨的窩，其餘的基本上用來買糧食了。」記者去馬奴力家時，馬奴力與村裡的其他一些壯勞力去幾十公里以外的深山裡，挖冬蟲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著說：「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幾次從山上滾下來，差點摔死。渾身是傷。幹得再好，一年也掙不到一千塊錢。」比起這些意外致殘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劇在這個村裡也不是個數。 7歲孤兒：肺結核的繼承人 5月12日，記者隨機走訪來到該村七社村民馬吾德家裡，看到68歲的馬吾德背著自己7歲的孫子馬麻二力正要出門，孩子在不斷地劇烈咳嗽著，臉色蠟黃，沒有一點生氣。馬吾德說：「娃娃1歲多的時候，他媽就不斷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後來看過幾次，打針的錢沒有了，就再也沒去打，拖了一個階段就疼死了，死的時候才28歲。」「一年以後，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幾天後，人家給我送回一具屍體。」 陪同的村文書長海龍告訴記者：「兩個人都是肺結核。」村文書還告訴記者：「與馬麻二力一樣，由於傳染病、地方病失去雙親，變成孤兒的在我們村還有3戶。」接著村文書把記者帶到就近的該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裡。周米香對記者說：「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兒子馬繼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裡睡了幾天就死了，兒媳婦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當時只有10歲、5歲、1歲的三個孩子就走了。」現在大孫女已經出嫁，二孫女在外當保姆，最小的孫子依然與周米香在一起艱難度日。講完這一個個故事後，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這個村村民的整體健康狀態，它又是怎樣的呢？ 殘疾人在村裡隨處可見 從5月10日到5月14日，記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灘村先後走訪了近40家農戶，接觸了200多村民。記者發現——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記者在大茨灘村五社看到一個身高最多不超過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狀，雙腳向外撇著。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村文書告訴記者，她叫陳綠給牙，已經57歲了，是一個老姑娘，一直沒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裡。當天下午，記者在該村六社又見到在馬路邊上曬太陽的一個「小男人」，他的身高與陳綠給牙不相上下，可能會更小一點。他叫馬社木蘇，已經55歲了，住在弟弟家裡，由他的弟弟養活著。據村支書馬玉良介紹，像這樣的侏儒「全村有6個人」，但記者看到的要比這個數字大，而馬支書說：「有1個是外村的，另外幾個不是，因為人老了會自己變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據村文書推薦，記者來到該村五社訪問了瞎子母女。78歲的馬索菲亞與60歲的馬哈力麥住在一間黑乎乎的土坯房裡，屋內只有一個土炕與一個小面櫃，土炕邊上有一個泥巴糊的土爐子，沒有一點兒火。據村文書介紹，女兒馬哈力麥雖然眼瞎，但不僅能做飯，而且田裡的好多活都能幹。5月11日晚，在村委門口小雜貨鋪里記者看到小老闆的老婆也是個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隻眼。這位33歲的女人說：「我這隻眼是從五六歲起開始看不見東西的，當時我弟弟也一樣，但家裡花錢給治好了，我是個女娃子，家裡沒錢管我，也就這樣了。」她接著說：「我們村像我這樣小時候就看不見的人有八九個呢。」但村支書馬玉良統計的結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個」。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記者在該村七社14號農戶門口見到一個約50多歲的女人，半趴在地上，直愣愣地盯著記者一行。村文書說：「她是個痴呆，腿子還有殘疾。」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該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歲、家有幾畝田、家有幾口人。但村支書統計的數字是「全村痴呆者為2人。」村支書告訴記者，村裡還有1個斷肢的、1個大脖子。原來大脖子病很普遍，自從這些年來推行碘鹽等防治措施，現在年輕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村小學老師龍有福認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帶病勞動。而這個數字與積石山縣衛生局去年對全縣的一次抽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全縣農民的患病率為59%。顯然，村民患病率不僅在大茨灘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個積石山縣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那麼，當地的村民又是如何應對這眾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與大茨灘村的村民們共同生活了5天後，記者發現當地的村民們對待疾病的態度與處理辦法基本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小病忍著，不疼不治」。5月12日，記者走進該村五社29號，在一間小房子里見到了這裡的主人，40歲的村民麻馬乃。他已經重感冒連續半個多月了，他跟記者說：「因為沒錢買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書講：「這在當地很普遍，許多人都是這樣抗病的，大家叫這種做法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體抗著。」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馬」。馬玉良告訴記者，確實病得厲害了，村民們一般會採取以下辦法來對付疾病：最常見的辦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這兩種葯，因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熱。另外當地還有一句順口溜叫做「頭痛感冒，阿斯匹林兩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當地許多村民家裡都有一種「黑葯」，就是從深山裡挖點羌禾、柴胡，再加入白礬煎煮而成的葯。因顏色發黑，當地人叫做「黑葯」。其三，「不睡倒不上醫院」。該村二社村民謝中雄是個老病號，他對記者說：「只要能動，我們農民就會上地去幹活，確實病了，一般是睡上兩天，只要不睡倒就不會去醫院。其四，「在家等死」。謝中雄的母親是37歲死的，他告訴記者：「我的老人確實到了沒辦法的時候才到醫院，是肺結核，去了好幾個地方住院，最後那幾個錢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腳醫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灘村沒有任何醫療機構與醫療人員。1965年，國家為村裡曾培養過一個「赤腳醫生」，1977年八社村民馬占林接了這個「赤腳醫生」的班。當時在大隊部還有一間房子，馬占林也是日常來上班，與別的社員一樣，上班就能掙到工分。村支書說：「1978年，村裡在資金很緊張的情況下，還給過村衛生所1000元，讓他買設備與藥品。」「分田到戶後不久，這個村衛生所就搬到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記者專門來到位於八社的原村醫馬占林家，他的女兒馬蘇尼接待了記者。馬蘇尼告訴記者：「我阿達(父親)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經走了好久了。」馬蘇尼告訴記者，好些年前我們家就不開診所了。她說，一是錢沒有，沒本錢開，開一個至少得兩三千元，我們家拿不出來；二是欠帳太多，大家都是鄉里鄉親，人家生病了來看病，沒錢你給不給看？看了人家又還不上錢，我阿達的診所就是這樣被拖跨的。馬蘇尼還從家裡找出一個塑料夾，對記者說：「這是我阿達的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再也沒去換，換一次要交200元呢，沒錢。」 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都在賣葯 除了村委會門口的那家雜貨鋪外，該村二社還有一家雜貨鋪。兩個雜貨鋪的櫃檯上都放著兩個大號「安乃近」玻璃瓶。村委會門口的雜貨鋪大一點，賣的葯也就多一點。小老闆把幾十板感冒通片、牛黃解毒片、速效感冒膠囊放在一個黑色的塑料袋裡，每當有顧客要貨時，他便把那個黑塑料袋拿出來，數給對方几片葯。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里「安乃近」比鄉政府的小街上賣的貴，村裡每片都是5分錢，小街上是3.3分。 門可羅雀的鄉衛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時，記者來到距大茨灘村約3公里處的鄉政府所在地小關村與唐藏村地界。鄉政府的旁邊就是鄉衛生院，十多間破爛的平房，年久失修，牆皮掉了好多，比較整潔的地方很難找到。 正好有一個叫馬炯的醫生在院里，他帶記者參觀了全院唯一的一間診斷室，只有十來平米的小屋子裡，靠窗戶的地方放著一個還看出顏色的桌子，桌上放著一個聽診器、一個有點毛病的血壓計、一個溫度表，還有一個記錄本。旁邊是一個長條凳，屋子的最裡邊放著一個小床，上面鋪著一床發黑的毯子。 後來進來一個名叫張永忠的醫生，他在這裡工作的時間長。他說：「全院16間房，5個人，共有1個病床、1個藥房、1個防保室、1個手術室。手術室專門用來做結紮手術，其他手術基本不做。」5個醫生，每人一間宿舍。全院設備如下：手術床1個、常用結紮手術刀具3包、冰箱1台、聽診器1個、血壓計1個、體溫表1個。張永忠說：「總計也就2000元的設備吧，都很破爛。房子更是危房。」這個衛生院去年的業務收入為2.4萬元，全年接診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們5個人的工資平均為800元，每月該院僅工資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開支，該院每月凈支出應該不少於5500元。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樣也是在這條小街上，有5家個體診所，分別冠名為不同村莊的衛生所，個個營運良好。其中由該鄉唐藏村村民的張學義開的名為「小關鄉大茨灘村衛生所」的診所，去年的業務收入接近3萬元。張學義原來是鄉衛生院的臨時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辦起了診所，目前他的診所的總資產是7000多元，去年凈賺了6000多元，目前診所只有他一個人在經營。同時他在診所邊上還開了一間雜貨鋪，如今他既是診所的經營者也是雜貨鋪的小老闆。小街上的另外4家診所中，多數都是賺錢的，惟有馬成德是專一經營診所的。老「赤腳醫生」馬成德說：「鄉衛生院與村衛生所有以下不同點：一是投資不同，我們是個人投資購設備辦房產、個人經營，人家是國家投資，官方經營；二是人員不同，我們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專業學校畢業的；三是成本不同，我們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個人經營，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於事，5個人拿錢，一個人值班；四是國家的態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國家包著，還不斷有資金政策支持，而我們好象與國家政策無關，也沒人關心扶持我們；五是承擔的任務不同，我們幾個診所，大部分的接診人次都比他們多，他們還承擔了計劃生育的結紮手術，這一塊佔了他們業務總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國家給他們業務，他們一年能不能有1萬元的業務收入都是問號；六是享受的藥品供應政策與價格不同，人家進葯價格低，而且能退貨，從同一地方進貨，我們的進價不僅高而且不能退貨，有什麼問題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務時間不同，我們是24小時接診，隨叫隨到，他們則是8小時工作制。」 鄉幹部：我從不敢在村裡吃飯 5月14日，記者在大茨灘村走訪農戶時，恰巧碰上了在村裡查計劃生育的小關鄉計生專干高花小姐，這位姑娘對記者說：「這裡村民的衛生狀況太差了，我從不敢在村民家裡吃飯。」記者在這個村發現村裡的衛生狀況著實不盡人意，不僅廚房臟、炕頭臟、衣服臟，連許多孩子的臉也髒得不忍目睹。做飯多是泥巴灶。記者走訪過的許多村民家都把廚房設置在院落最邊角的地方，絕大多數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麥草煙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飯渣與麵湯，黑的與灰的還有說不清的顏色交織在一起。廚房裡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東西並不多，但大多家庭廚房顯得很雜很亂。據村支書介紹，村裡只有5戶是瓷磚灶，還有14戶是混凝土灶。連村支書家的灶也還是泥巴灶。 火炕髒的不敢上。走進每一戶農家，主人總是不停地要請你上火炕，但許多家庭的火炕上不僅沒有像樣的被單，更重要的是因為絕大多數農戶由於十幾年就一床被單，被單不僅破舊，而且髒得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在許多村民的火炕上，記者不僅不敢過多地看床上的被單，更是感到有一種複雜的氣味逼得記者喘不過氣來。衣服破的沒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來自城市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制服，因為衣服破舊，一些人乾脆就不洗。在村裡，記者還發現許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臉的，一天看到一個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動人，但她的臉幾乎是一個五花臉，頭髮更是粘連在一起。 走進每一戶村民家裡，熱情的村民總是會立即給你倒水，但每次他們總是把洗過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顏色的毛巾擦一遍，本來乾渴難忍的記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而這種熱情地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幾乎家家一樣。伸出援手，救助苦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大愛清塵
有人在網上爆料，唐山豐潤區一殯儀館分為「高低檔」取灰處。人都燒成灰了，還分高低檔？然後他們解釋：是因為焚燒的爐子存在高低檔之分。 原來，高檔爐子要比低檔的爐子更豪華一些，當然收費也要更貴一些。於是燒完後，自然有了高檔和低檔不同的「取灰處」。 據報道，區外人燒高檔爐，僅燒一下就要800元。而低檔爐子區外人只要250，區內人免費。 我只能說，很坑爹，相當坑爹。難道不是只要溫度高，啥爐都一樣嗎？你就是搞出商務爐，頭等爐又如何？難不成在裡面還能享受一下？連死了都要逼人去卷，實在過於荒唐可笑。 首先，這就是毫無底線的賺死人錢。這麼講吧，一大堆人在那裡等著，有人去低檔取灰處，有人去高檔取灰處，這種局面必然很難看到，人性如此。那麼多親戚朋友在場，哪個會為了省幾百塊錢，而不願意把送老人的最後一程辦的風光一點？ 不會的，人越多，就越是沒有人會選低檔爐子。就如同古代陪葬品文化一樣，把人與人的尊卑渲染到極致。 屎上雕花，無與倫比。 其次，這是赤裸裸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毫不掩飾。如此行為，不僅是對死人，同時也是對活人尊嚴的踐踏，擺明了要榨盡你最後一滴油。 余華老師估計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在小說里諷刺性的一說，居然成為了現實。書中不是傳說，現實里也必然不是孤例。我相信，這種騷操作絕對不僅僅只存在於唐山，其他地方多多少少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自然是不正常的，就像唐山豐潤區在這種操作被曝光後，明政局工作人員就曾回復說：是多年前掛的老牌子，現在已經不分高低爐，等下就去把牌子摘了。 連他們自己都不願意承認。 真的只是以前的陋習？現在沒有了嗎？這種差強人意的解釋，也就唬個一部分人，就像我上面說的，很多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難道都是以前掛的牌子，現在不存在類似的操作了？ 一些網友認為，這種高低檔火化爐存在影響，但影響並不大。我絕不認同，如果連死人都能用金錢分為三六九等，那麼活人想找到平等，就只會更加的困難。 比如現在有些醫院裡，事實上你已經能看到vip病房，普通病房，甚至還有幹部領導專用的病房……這顯然是離譜的，這和你有錢去請私人醫生，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連死後焚燒都能分等級，那麼上學，看病，工作就更會出現不同的等級差距。工作中的人與人不同，便不再多說，上學和看病的不對等，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應？ 我認為是階級固化，也就是底層永遠是底層，你將永遠失去「爬」上去的機會。而掌權的人永遠掌權，富有的人只會越來越富有，他們不必擔心任何突如其來的意外。 就這樣吧，人生而平等，就是火化價格有高有低。以後別說活不起了，說不定有一天你會發現，更加死不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竹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