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馬尼拉街頭驚現反中共棺木印習照片
2026 年 8 月 10 日
在國內，爛尾樓是房地產在城郊腫瘤化擴張的產物，而住進爛尾樓，是抗爭的最後手段。 本文首發於NOWNESS，編輯當時找到我，想讓我採訪拍攝爛尾樓的攝影師。聊了幾句，我發現攝影師就是拍了幾張照片，根本不了解他們的具體生活。底層的苦難又被輕易地被利用，成為創作者的文化資本。在一家以圖片為主的文化媒體，我能做的，是用文字儘可能還原爛尾樓里的生活，但單獨的描寫和拍照一樣，是輕飄飄的。因此，我在文末做了一些資料上的總結。在國內，爛尾樓是房地產在城郊腫瘤化擴張的產物，而住進爛尾樓，是抗爭的最後手段。 2022年四月，攝影師Thomas看到了up主@環華十年 拍攝的爛尾樓系列。位於西安灞橋區的「易合坊」，爛尾七年，今年三月開始，陸續有三百多戶住戶搬進了爛尾樓。 這個本應在2015年交房的小區，外面堆著建築垃圾，建築只有一個主體的灰色框架結構，還沒封窗戶。電梯不通，也沒通水電。業主們把簡易的床板拉進爛尾樓里，有些就直接搭了帳篷、打了地鋪。夜晚，靠著一點太陽能板積蓄的能量，發出一團慘白的燈光。 一個67歲的奶奶住在十三層。前幾年出了事故，花了很大力氣才保住腿，腰上打了十幾個螺絲，背上還有二十幾個螺絲。她每天提著水桶上下十三層，一趟就要半個小時。而這個房子，本來是用來養老的。 住在爛尾樓里的人，每一戶都有自己的不幸：掏空了兩代人的積蓄，既要還貸，又要付房租；本來是婚房，現在孩子都上小學了；本來是婚房，因為爛尾樓已經離婚了。 Thomas發現這樣住進爛尾樓里的人，並不是個例。平常他是風光攝影師，坐著火車游中國。現在，他覺得有必要記錄時代變遷下人的境況。六月，他從重慶出發，先後去了西安、鄭州、青島的幾個爛尾樓盤。 慘敗的光 攝影師Thomas第一次真正走進西安「錦嶺公寓」的時候，像踏入一片廢墟。只有晚上亮起燈光時，才會注意到裡面住了人。和遠處的萬家燈火相比，爛尾樓里的光慘敗、小團，聚不成氣候。 晚飯時間，十幾個業主圍在一起吃飯。他們在一樓搭了一個臨時的公共食堂，輪流做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男人在木板搭出的簡易灶台上掌勺，兩個人在旁邊拿著手電筒，給他打光。他炒了一大鍋青菜炒麵，一人分走一碗。 王立是今年五月份搬進「錦嶺公寓」的，帶著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兩歲。對別人來說，這是西安高新區的一幢爛尾樓。對他來說，這是「家」。與他一同搬進爛尾樓的，還有100多戶業主，接近總數的三分之一。 沿著一段沒有整修的土路，一幢高樓突兀地立在一片荒地上。外圍的施工設施都沒拆，雜草的高度已經蓋過了建築垃圾。「錦嶺公寓」於2015年開工，本應在2017年10月交房。三棟樓，一棟爛尾，還有兩棟根本沒動工。 王立的房子位於八樓，他買來最便宜的地板革，往上一鋪，把床板和傢具抬上去。找了一塊矮木板擋住窗戶，防止孩子頑皮掉下去。入住後，開發商切斷了他們的水電，把臨時廁所鎖住。業主們只好在旁邊挖了個旱廁。喝水是最大的問題，他們得把純凈水從一樓提上去。 孩子對爛尾房沒有太多概念，有時會問，「我們的家怎麼這麼臟？」，而王立小兩口已經在盡量維持家的整潔了。 「錦嶺公寓」位於西安高新區，距離市中心有二十幾公里。2010年前後，城市向外擴張，本是郊區的高新區成為眾多開發商搶地的地盤，一座座高層小區拔地而起，拓展了城市的高度和圍度。王立在2017年買下「錦嶺公寓」的一套三室一廳的戶型，九十平。全款四十多萬，掏空了父母和小倆口的積蓄。那時候結婚兩年，孩子剛出生，他想給孩子一個家。 「錦嶺公寓」的開發商是西安華岳實業有限公司，是西安本地的小開發商。買的時候，王立特地注意了樓盤的證件，確保「五證齊全」才敢簽訂合同。誰知到了10月，本應交房的樓盤卻停工了。 2018年，開發商說要復工，讓業主補齊尾款進行自救。兩百多戶業主東拼西湊九百多萬交給開發商，有些人還是借的信用卡甚至高利貸。他們滿懷希望地看到幾個工人在工地幹了十幾天活，之後又沒了動靜。 今年西安疫情，整座城市靜默。對從事零工、服務行業的人來說，「手停口停」。王立平常跑貨拉拉，封控的幾個月，他沒有拿到通行證。再出來幹活，經濟蕭條，一天都掙不了幾個錢。作為家裡唯一個賺錢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千多的房租無以為繼。 「要不是沒有辦法了，誰會住進爛尾樓？」疫情的衝擊下，大多數業主的生活都入不敷出。做小生意的無法開門，打工的沒有活干。對很多業主來說，這幢房子是他們全部的資產，掏空了全部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 這幾年，業主和開發商打過官司，打贏了，沒法強制執行。王立也一直在維權的路上，開發商和政府兩頭跑，沒有下文。住進爛尾樓或許是他們最後的抗爭手段。 西安的夏天酷暑難挨，40度以上是常事。對住在爛尾樓里的人來說，一切的不方便，都只能硬抗。王立說，自己從農村出來，吃點苦沒什麼，睡大街、打地鋪、住帳篷都可以。令人心疼的是孩子，夏天的蚊子毒，「孩子全身都起了疙瘩。」 眼看著孩子都要上小學了，爛尾樓落不了戶，孩子的教育成了問題。這幾年，王立帶著孩子，在西安的城郊之間輾轉。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城中村陸續被拆遷，便宜的房子越來越少。而因為這棟爛尾樓，王立申請不了公租房。 爛尾的五年間，旁邊的小區已經陸續建好，發展出配套的生活區、商業區。唯獨這幢高樓被落在後面，閃著幽暗的白光，顯得荒誕又詭異。 公社生活 Thomas是在抖音上找到@即墨香香哥 的，這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戴著眼鏡，斯斯文文的。從2021年10月開始，香香哥做了180場直播，記錄他的爛尾樓生活。 房子的二樓，臨時性地砌了幾排磚。搬進爛尾樓的業主，在「陽台」上放了一盆綠植。 這個爛尾樓盤，叫「香榭麗舍」，位於青島市即墨區的市中心。兩幢高層共有289戶人家。站在下面仰看，只有灰色的基本框架，連門窗都沒有。 香香哥的房子在13樓。他是農村長大的孩子，從小夢想有一天能住進高層。站在這間複式，相當於普通樓房26層的高度，他可以看到半個即墨區的夜景。只不過，爬上這13層，中途不休息，需要20分鐘。 買房是順其自然的事情。2014年，香香哥的孩子剛出生，想儘快從父母家搬出來。回想起來，那時候開發商的資金鏈已經出了問題。全款50多萬的房子，香香哥先是交了20多萬的首付，開發商以各種理由搪塞貸款的進度，最後以降價為誘惑勸說香香哥一次性交全款。首付已經掏空了兩代人的錢包，香香哥又管朋友借了錢才交上房款。 那時，在他的眼裡，根本沒有「爛尾樓」這個概念。何況這是當時的熱門樓盤，地段好，要托熟人關係才能買上。 買完房不出幾個月，工地上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在2014年末徹底停工，至今已經爛尾九個年頭。這九年里，大部分業主一邊租著房、一邊還著房貸。房貸都快還完了，房子還沒完工。而香香哥也有了第二個孩子，一家六口人，擠在父母70平的房子里。 2017年，即墨市「撤市劃區」，變成即墨區，房價暴漲。相比2014年，現在的房價已經翻倍了。當時香香哥的房子，買一層送一層，相當於有110平。按現在的市價計算，得要150多萬。香香哥已經買不起另一套房了。 2021年6月開始，幾位業主陸續在二樓搭起了一個據點，放了帳篷、桌子。香香哥有了一件專屬的「業主委員會」，他們想憑自己的力量，把房子裝起來。幾個業主算了一筆帳，每年房租兩萬，如果拿出來簡單裝修，就可以住進自己的房子。之後條件好了，再改善公共區域、比如水電、扶手，甚至布置院子。 在其他業主看來，住進爛尾路像是住進虛幻的海市蜃樓。香香哥他們幾個，想給其他人打個樣。 他們把房子樓下堆的建築垃圾用挖掘機清理走，弄了一塊公共區域。有時候，他們就在這裡做大鍋飯，用的是農村的大鐵鍋，撿拾一些建築廢料當柴火。 青島多雨，由於沒有封閉，挖的地下二樓已經變成一個「蓄水池」。整幢樓的基底，就這麼一直泡在水裡。六月的一場暴風雨，吹倒了臨時的鐵皮圍欄、也把他們辛苦收拾的院子吹得七零八落。 沒有門窗，幾個業主從二手市場淘回了防盜門，接力背著上樓。香香哥給自己家裝上門窗的那刻，他覺得有家了，「只不過是自己準備的鑰匙。」 這裡成了幾個業主臨時的據點。大部分時間，香香哥在做他的銷售工作，還是住在父母那裡。下班或者周末的時候，就去樓里整修自己的房子，偶爾幹活累了，會在二樓的帳篷里過夜，一點一點收拾出自己的屋子。 自從房子爛尾以來，香香哥一直密切關注全國爛尾樓的動態。在他看來，「爛尾樓」要得到解決，要麼寄希望於開發商，要麼由政府介入、進行兜底。兩種方法他們都嘗試了很久。現在只能「自救」，「我們業主自己變成了開發商，買的經濟適用房變成了自建房。」 周末的「香榭麗舍」格外熱鬧，幾位業主帶著自己的孩子，聊聊工作，孩子們一起玩耍。他們還一起在荒地上開闢了一塊菜地，種了菠菜、蔥、辣椒、西紅柿、韭菜，在菜地里拔一些自己種的蔬菜，用土灶做一頓「大鍋飯」，過成了「公社生活」。 何時搬出爛尾樓？ 從西安到鄭州的火車將近7個小時。當火車快到達鄭州站時，Thomas看到鄭州之行的目的地，「豫森城」，就矗立在鐵軌旁邊。高樓上密密麻麻的空洞觸目驚心，「陰森，看上去死氣沉沉的。」每個空洞後面，都是一個遭受重創的家庭。 在Thomas兩周多的爛尾樓之旅中，鄭州的「豫森城」是一個奇怪的存在。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里，2020年，十幾戶人家住進「爛尾樓」，45天後潦草收場。「豫森城」的地塊，原來是大孟砦村，現在，村民們已經在爛尾樓底下的臨時安置房裡住了七八年。 這是一排由鐵皮組合而成的棚戶房。村民抗拒Thomas的鏡頭，拒絕了他想進屋拍攝的請求。他只能遠遠按下幾張快門。 河南是全國爛尾樓最多的省份，南陽被稱為「爛尾樓之都」。《南方周末》的報道顯示，2019年，南陽有302個爛尾樓盤。2012年，南陽開啟大規模城市建設，五萬多人因此搬遷，大大小小的開發商湧入南陽，地方政府默許開發商在五證不全的情況下蓋房甚至出售。 南陽是近十年中國城市激進擴張的一個縮影。在老城的外圍，開發商搶佔地盤，一座座高樓在城市的新區拔地而起，許諾著現代化的美好生活願景。過去10年間，中國約80%的新房都是預售，預售所得成為開發商的最大資金來源，他們依靠增加未完工樓盤的銷售來維持資金流動。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一旦資金鏈斷裂，房子就有了爛尾的風險。 2020年，昆明的爛尾7年的樓盤，「別樣幸福城」，幾百戶業主住進爛尾樓。這是媒體對住進爛尾樓第一次的大規模報道。「住進爛尾樓」成為業主們自救的最後方式。 今年6月，河南鄭州的幾個樓盤相繼發布「停貸通知書」。據開源平台 GitHub 數據，鄭州有45個樓盤宣布「斷供」。這是自斷手腳的抗爭方式。業主可能會成為和開發商一樣的「老賴」，徵信出現問題。 對「錦嶺公寓」和「香榭麗舍」的業主來說，全款買的房，甚至都無法「斷供」。這種方法只對剛爛尾的樓盤奏效。銀行和開發商，還在乎後續那一筆錢。 在Thomas看來，「住進爛尾樓」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隨著關注度的上升，業主們或被驅趕、或被安置、或等到了樓盤復工，都有可能。 在「錦嶺公寓」住了三個月後，八月，王立等來了復工的消息，一百多戶業主高高興興從爛尾樓搬了出來。但直至現在，工地上，仍遲遲未見工人的身影。 文章來源：Matters
空氣里年末的氣氛正在緩慢地堆積，一年一度的新年獻詞時間又到了。迅雷不及掩耳，有官辦或民辦的媒體放出成文的獻詞，帶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上路心態，主打一個搶跑動作，為自家獻上年度例牌，也替其他獻詞作者品嘗讀者的第一聲厭棄。 新年獻詞演變到今天，像清明點著的第一刀紙錢、中秋再也吃不下的五仁月餅、除夕的春晚，以及中年人的愛情，你說它不合時宜吧，可似乎又被盼望已久；你說它有多大價值吧，有它沒它都無妨。新年獻詞的尷尬，映襯著白話文革命之後最流行的文字廢墟。 新年獻詞最早的功能是市場化報紙對讀者的抒情，本質而言，是文人論證傳統的情緒性表達。南方周末開了這個先河，寫過一些傳頌很久的新年獻詞，奠定了這一文體在讀者心中的地位。儘管有後來者曾經狠狠地超越過南周，但這些都不足道了。 早年新年獻詞的轟動效果，表現為寫的人與讀的人會產生強烈共鳴，那時候的家國敘事與明亮基調，代表著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曾有過一段被時代加持的蜜月期。報紙所代表的知情權與監督權，被讀者認為理所當然，獻詞是兩下情投意合的象徵。 在那樣的時期，新年獻詞只是作者們一年到頭停筆休閑的閑草，而讀者也不會將它當作唯一重要的媒體出品，畢竟在新聞尚有力度的時候，寫的人與讀的人都會凝聚於更正規的報道作品周邊。元旦新年，不過是一年中飽含勁頭的365分之一天。 這麼說來，是想說媒體的新年獻詞曾有的好時光，它與更多有價值的信息追求交織在內，是一篇文章立於大量同體量的文章叢林，而不像現在這般突兀。新年獻詞走到今天這個田地，預示了它的孤獨，以及由此沾染上的種種不良習氣與時代的病症。 於現時而言，新年獻詞的價值孤懸狀況特別嚴重。這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媒體希望用一篇獻詞來沖抵大量無價值或反價值的日常作為，對獻詞的刻薄評價，有意無意地觸及到這點。二是獻詞的價值表達，因為現實壁壘無從落根，價值傾訴變成修辭之戰。 新年獻詞的作者是值得同情的，他們明知現實的堅硬，卻要讀的人相信柔軟的人心可期可用；他們也知曉在希望、溫暖、堅持、不惑等主題詞下，現實邏輯會擊敗行文邏輯，讓後者暴露出虛偽、無所用心的一面——即使寫的人並不想這樣。 獻詞作者在驅動修辭來實現相應主旨時，他們已經與現實世界有了分隔，他們想要鼓勵讀者的那些話語，只有少量傳達到已經分化的讀者那裡。最不幸的情況也會發生，那就是讀的人無情抗拒獻詞的辭令，這會讓寫的人陷入自我感動的抓狂境地。 對獻詞作者的嘲弄變得比十年前更加容易，好像也很普遍。對於來自讀者的反響，作者照例是要有所反思的，但作者的反思意識不等於讀者的勝利，更不等於讀者是無可挑剔的。寫的人真為難，讀的人假正經，只怕是未被坦率揭露的獻詞讀寫場景。 新年獻詞與讀者曾有的共鳴大量流失，並不總是因為獻詞寫的不好，也因為讀者認為未能從獻詞中得到想要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對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或者對現實的不滿表達不夠，抑或讀的人未能看到獻詞代表真正的媒體那樣發揮曾經的作用。 獻詞的人預先知道紅線，也劃定了表達的程度和範圍，這是一種有局限性的寫作任務。但是在讀者那裡，他們覺得獻詞應該給他們所有期待從媒體哪裡得到的東西，不設限。獻詞作者只能提供限制級的文本，而讀的人想要徹底的火力全開。 這是作者與讀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也是獻詞日益降低的現實批判力與未來展望能力，與讀者日益憤懣且沮喪心態之間的矛盾。獻詞描繪了一個含糊且可以容身的未來，希望讀的人不要糾纏站立的所在及現在，讀的人說「可拉倒吧」。 獻詞周圍滿是不屑的讀者、憤怒的讀者和傷心的讀者，這是獻詞作者預先知道且無法儘力安慰的。因為安慰的來源，要麼是來自對現實的同一種理解，乃至於承認讀者內在的破碎與毀壞——而這些恰是獻詞大忌憚——獻詞作者與讀者的隔閡正在於此。 在獻詞受吹捧的年代，作者與讀者之間並不存在這種矛盾與隔閡，兩下對現實的理解以及就此產生的觀念水平一致，這讓讀者樂於承認獻詞作為他們的嘴替。而現在讀者不樂意了，不舒服了，像打量怪物一樣輕視獻詞，與獻詞作者不共鳴導致了巨大裂痕。 根本而言，是社會大眾（哪怕是更小規模的媒體受眾）與媒體在如何表達現實傷痕上無法實現共識，而後才在獻詞這一表達樣式上分道揚鑣。作者本以為讀者會與他們共享一個傷痕的壕溝，可讀者說，我們已經開始衝鋒，而你們只知道美化蜷縮。 如果說，過去的獻詞是對社會共識和問題意識的確認、觀照與共鳴，那如今的獻詞已經在決定其價值的諸多方面與讀者拉開距離，獻詞從大眾共鳴的發生器，退化為媒體小眾的哀鳴，甚至是孤芳自賞的辭彙公園，獻詞無法點燃黯淡的原子化人心。 某種意義上，新年獻詞以其沉潛的樂觀，承攬了大眾對它們的羞辱式評價。大眾從各自的無能為力中走出來，聚集在這一公共屬性稀薄的文本周邊，訴說他們的挫折與失敗。人們需要一個暫時走出現實的可擊打之物，新年獻詞在歷史性墜落中迎向民眾的鐵拳。 煮字療傷，這是文人聊以自慰的空想主義。讀者挾全部的社會經驗，無情地譏諷獻詞，實際上也是創傷心理在新年前後的爆發。獻詞的無用之用，興許是貢獻了心理治療的發泄工具，如果能這樣，獻詞在走下歷史高地後，陳列於「泄憤房」也是功德。 這是中國陽曆新年堪為壯烈的景觀，少數作者寫下用積極外觀層層包裹的沉鬱和悲觀，散佈於大眾最容易接觸的信息路口，而在讀者拒絕樂觀、無暇深究悲憫的年度沮喪時刻，獻詞叢集吸引了醒著數傷痕的人們。獻詞即為獻祭，慚愧的獻詞作者終於得到解脫。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萬聖書園把開業重張定在了2023年的最後一天。這次它搬進了商場里——新店是上下兩層的格局，面積更大，空間和視野也更開闊，位於三層的店面擁有一整面朝東的落地窗。萬聖書園夾在兩家服裝店之間，大約十米之外，有一家電玩城。 書店暫停營業的日子裡，書商們從各地趕來支援，幫著把一架架的書打包、裝車、運輸，再重新上架；在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戶自發分享的圖片、視頻夾雜著文字，雪片般湧入信息流。 一家書店搬遷為什麼如此受人關注？就像莎士比亞書店之於巴黎，城市之光書店之於舊金山，在北京，萬聖書園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標，也是這座城市的公共客廳。不確定的日子裡，人們來這裡找尋某種答案或慰藉。 書店開了30年，幾度遷址，並屢屢在挑戰中存活下來，並且「活得還算體面」。在一切都變得速朽的年代，這幾乎可以視作奇蹟。 告別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最熱鬧的日子。一撥又一撥的作家、學者、出版人會在這天擁進書店，三三兩兩地湊在緊鄰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熱情交談。書店取名「萬聖」，原本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只是淺顯的巧合——老闆劉蘇里的生日恰逢萬聖節前夜，書店也在這一天誕生。 不同於往年店慶，今年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創辦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號的最後一天。12月，它將搬進一公里外的購物中心。 人們趕在最後一夜來告別。狹窄的過道里擠滿了人，排隊買書的隊伍從收銀台一直延伸到廁所門口。氣氛並不傷感。店裡掛滿南瓜色紙燈籠、鬼臉和蜘蛛形狀的紙拉花，溫暖明亮。醒客咖啡一進門的長桌上鋪著印有黑貓「平安」畫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擺著蠟燭、蛋糕、葡萄酒和各種水果。在場的大多是熟面孔，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又擺出端莊的姿勢，拉著劉蘇里拍照。老闆娘張煥萍在一旁來回走動，挨個跟剛進門的朋友打招呼、擁抱，嘴角一直沒放下來。她個子不高，嗓門清脆，身穿一件大紅色襯衫，配一條黑色絲絨長裙。實在累了，就倚在門口，悄悄脫下一隻高跟鞋，踩在刻有「萬聖書園」字樣的石磚上休息。 作為書店經營者，劉蘇里和張煥萍早就過了法定退休年齡，但比起書店那隻出名的黑貓「平安」——今年18歲，相當於一位80多歲的老人——夫妻倆還很年輕。每天出門前，張煥萍都會把「平安」抱在懷裡，臉貼住它的額頭，輕聲囑咐：「好好的，等媽媽回來」——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離開了。於是她一邊在心裡默默告別，一邊又計劃著，新店開業那天，要讓「平安」去跟新老讀者和店員們，再打個照面。 創辦於1993年的萬聖書園有種強烈的「old school」氣質。在這裡，書是真正的主角。店裡有八萬多種書，但其中超過一半的情形是，兩到三年才能賣掉一本。因為主營人文社科類圖書，萬聖書園也被視為中國當代學術思想的風向標。 光顧這裡的讀者多是知識分子和廣泛的精英階層。季羨林、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湯一介、樂黛雲、沈昌文、羅新、劉擎、周濂、劉瑜、羅翔、梁文道、馬家輝、許知遠……耳熟能詳的名字多得一口氣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員工都了解了楊振寧喝咖啡的口味，見他走進來，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過去。 書店最早開在北三環西路三義廟，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範圍內。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子，連通了北大東門和清華西門。書店搬到這裡，打通了與北大、清華的「血脈聯繫」。再往後遷至成府路，背靠的藍旗營小區，是北大清華的教師宿舍。兜兜轉轉，萬聖書園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目標人群。 雖然開在學校邊上，但它幾乎從不打折。圖書品牌「甲骨文」的創始人董風雲上大學那幾年，每周末都會騎著自行車逛書店。路線一般是從人大一路向北，先經過海淀圖書城，再到萬聖。大部分時間裡，他去萬聖只是看，偶爾也買，「有些貴的，就跑到海淀圖書城去買打折的。」董風雲隱約記得，「後來大概買到100塊錢，有個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是在萬聖買書最多的讀者之一。1996年他從美國回來創業，驚喜地發現北京出現了一批接近國外獨立書店概念的民營書店，「我記得有三味書屋、風入松、萬聖，離我最近的就是萬聖。」打那起，他就成了萬聖的常客。剛開始騎著自行車去，後來開車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樣，每次都能一口氣買滿兩大袋子，塞進後備廂。 在他的認知里，好像去書店就等於去萬聖。 「流動的盛宴」 或許可以這樣說，萬聖之於讀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輕時到過這裡，那麼此後一生中不論你去到哪裡，它都與你同在。從這個意義上說，萬聖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幾乎每一年，都有新讀者變成老讀者，老讀者變成好朋友。 書店開在三義廟那會兒，作家李靜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天她在校園裡騎車，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學的老師，「他說他去萬聖，北京最好的學術書店。」那是李靜第一次知道萬聖，「那時候店面不是很大，書也擺得很樸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濂對萬聖最初的記憶則是一輛中巴車。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遠遠地就看到一輛中巴車，門口放著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一些書名。他好奇地鑽了進去。中巴車不大，裡面放滿了書，大多是學術著作，年輕的周濂買了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底黃皮。」 後來，萬聖搬到了成府街的一處小平房。「當時到萬聖看書的窮學生多得要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說，年輕時有些書買不起，只能站在店裡看，「別的書店可能看你老不買書就會趕你走，蘇里他們絕不會。」萬聖開了30年，他在萬聖看了28年書。1995年，蕭瀚辭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上，離當時的萬聖只有50米。「那時候年輕，精力也充沛，雖然準備考試的東西我沒什麼興趣，但是看別的書，我的興趣高得要死。」幾乎每天，他都會去萬聖看書。時間久了，劉蘇里忍不住跟他開玩笑：「你究竟是來考研的，還是研究考研的？」 沒有收入的日子裡，去不去萬聖也需要進行一番思想鬥爭——去呢，兜里沒錢，看到想買的書又不敢買，「感覺很不好」；不去呢，又擔心錯過那些好書，「書店跟菜市場不一樣。菜市場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樣的。但是書店裡的書，每種可能只進幾本，今天不買，明天就沒有了。」有一次，蕭瀚攢了好幾天才去，一進門冷不丁碰上了剛出版的《國史大綱》，他咬著牙買了一套，「當時覺得用不了一天，別人就會把它買光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成府街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和文化氣息。萬聖對面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經常會放些小眾新潮的電影，與萬聖一牆之隔的「閑情偶寄」，每周舉辦學術沙龍。 出了這條街，整個北京還是灰濛濛一片。1997年，董風雲從雲南大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他回憶，當時的北京風沙很大，人大東側的白頤路還沒有改造成後來的中關村大街，沒有高樓大廈，「都是平房，樹木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雖然校園生活很美好，學生們的願景很豐滿，但整個社會還處在上一個時代的審美和氣氛之中，色調是灰暗的。 萬聖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董風雲的視野。「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東西嗎？」他強烈地感覺到，這家書店有別於當時整個的社會風氣和生活氛圍，「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小鬼Logo，進去以後完全像是一個書屋，一眼望去什麼書都想買，買完書還可以蓋一個藍色的章。」有時候他不買書，也願意去萬聖泡著。 那時候中關村一帶湧現出好幾家洋溢著人文氣息的書店。除了萬聖，還有國林風、風入松。風入松是北大哲學系教授王煒開辦的，周濂記得很清楚，那是個地下室，走進書店門口，抬頭就是海德格爾的名言，「人，詩意地棲居。」 但在董風雲的記憶里，最好的書店就是成府街那家萬聖的樣子。「可能因為我們年輕時是那樣過來的，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回憶，我們的青春，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留在了那間小平房裡。」 「偏執」的老闆 作為城市公共客廳，萬聖書園接待過的人既包括早年蕭瀚、董風雲這樣的窮學生，也不乏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這樣的老先生。「許知遠自己開書店，可他老在我這兒買書。」劉蘇里說，萬聖之外，他們是名人、是網紅。但在萬聖，所有人精神層面都是平等的，「都是萬聖的讀者。」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劉蘇里家有五萬冊左右的藏書，每一本書都是從萬聖買回來的。王強問過他，擁有一家書店還用買書嗎？劉蘇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為恪守商業規則的書店經營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強的印象里，劉蘇里一直不太像書店老闆，而更像是一個資深讀者。他經常看到劉蘇里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書店最深處的書架前翻一本哲學或是政治學著作，「你很少見到一個書店老闆是這樣的。」王強覺得，劉蘇里就和書店那隻著名的黑貓一樣，「老是在書堆里扎著，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說，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萬聖報到，而且從來沒在那裡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見不著。」 「蘇里自己就是個瘋狂看書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書該看，哪些書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還有哪些書付你錢你也不能看。」總的來說，蕭瀚覺得這位書店老闆還是寬容的，「他可能看不上這個人的書，甚至覺得這個人的學術、品格都不行」，但出於思想上的平衡和體系上的完善，有些書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義」，也會被選入萬聖的書架。 李敖的書是個例外。蕭瀚問過劉蘇里，萬聖為什麼一本李敖的書都沒有，得到的回答讓他至今記憶猶新，「我非常討厭他，就是不賣他的書。」印象里，這是蕭瀚唯一一次聽到劉蘇里親口說自己不賣誰的書，語氣還很嚴肅，「他可能不喜歡李敖的文風——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歡，否則到不了這個地步。」 在蕭瀚眼裡，這是劉蘇里骨子裡非常固執的一面。「萬聖能夠走到今天，有這樣的名聲、規模和象徵性地位，都跟蘇里的性格連在一起。他遠不只是個賣書的，你說他偏執也好，堅持也好，總之他賦予了萬聖一個非常特別的靈魂。」 大多數人對劉蘇里的第一印象都是嚴肅。他講話慢條斯理，配上東北漢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採訪時，劉蘇里一落座就表明態度，「老問題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來，他又像個憨態可掬的老頭。因為出生在烏蘇里江畔，父母給他取名劉蘇里。他是虎林這個縣級市第一個考到北京的大學生。高考時，他原本填報的志願是淮北煤炭師範學院，沒想到放榜後收到一份教育部電報，說他的分數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龍江省第13名，雖然數學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題都沒看，就做最後一道題，寫了三頁紙，最後給求證出來了，直角等於直角。熟悉劉蘇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計老師也看煩了，給40分吧。」 排行榜 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劉蘇里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儘管沒有成為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他一直在和書打交道。 李靜記得，萬聖開在成府街那會兒，有一天她去買書，看到劉蘇里坐在門口，嚴肅又語重心長地跟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話，「語氣很像一位嚴師，內容挺學術」。那時候她還不認識劉蘇里，只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書店老闆的人」。 開書店的人大多都有幾分理想主義氣質。劉蘇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書有著極其敏銳的判斷力。大部分書，他只需要掃一眼作者、選題和目錄，再翻翻前言，幾分鐘就可以決定這本書能不能賣。 很多書都是這樣從萬聖走出去的。比如《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是作家林達「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印出來七八千冊，三聯書店發行部的負責人找到劉蘇里，「你幫著看看這書能賣嗎？」劉蘇里翻了十來分鐘，說，「這是好書！這個作者太厲害了！」他當場採購了200本——1997年，這筆錢讓書店背負了不小的壓力。但劉蘇里沒猶豫，「後來林達火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學者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部歷史學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萬聖當月推薦的新書之一。過去一年裡，它多次登上萬聖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沒上榜，是因為去年12月書店關門——當時萬聖的員工幾乎全員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業，萬聖的月排行和「年度圖書」具有極高權威性。「月排行是嚴格按照銷售量排序來的。」劉蘇里唯一可以做調整的空間，是當銷量出現並列的情況，「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書，我可以從中選一本。」算下來，書店老闆的個人意志大概佔10%-15%，剩下的「都是讀者投票」。李靜還補充了這樣一個細節：如果是作者到萬聖買自己的書，無論買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萬聖，買榜是不可能的。 「早期免不了會夾帶私貨。」劉蘇里有些不好意思，「張總（指張煥萍）接手管理之後已經杜絕這種現象了。」至於賣什麼書不賣什麼書，既不是追隨市場潮流的結果，也不是劉蘇里個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學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築一樣，為書店搭建了一套「產品體系」。 中間也不是沒有動搖過——有一兩年，學術思想類圖書「賣得不好」，劉蘇里解釋，「實際上不是賣得不好，是因為你開始想賣別的品類的書了，沖淡了，資源分配就是那麼一個格局。我們不會追著讀者的興趣走，也不會不照顧讀者的興趣。與其說是照顧讀者的興趣，不如說是把著社會的脈搏。後來還是張總意識到，學術思想類的圖書依然是剛需，因為各方面形勢越來越差，人們想要從書中找答案。」 最近幾年，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正在書店裡上演：有兩類圖書的銷量越來越突出。一類是科學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變世界》，老上榜。另一類是以《秋園》為代表的寫實類作品，「這些書替代了原來的那些時事評論。」劉蘇里一一列舉，像《張醫生與王醫生》《鹽鎮》，包括羅新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漫長的餘生》，「9個月連續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幾個月都在第一第二，嚇死了。」 「總指揮」 書店30周年店慶前，夫妻倆把1994年以來的年度圖書和2001年以來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紀念冊。「哎喲，看到有一些書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劉蘇里撇撇嘴，「沒辦法，那就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紀念冊下印廠那天，張煥萍往微信群里丟了幾張成品照片。周濂轉述梁文道的話，「印象中只有美國的一家獨立書店干過這事，國內絕無僅有。」在萬聖，印紀念冊這種大大小小的事務性工作，基本都是張煥萍在張羅。 劉蘇里打了個比喻，「萬聖就像是一個樂團，張總是樂團里的總指揮。」 工作很繁瑣，但張煥萍也有方法。她從來不召集員工開會，「有事說事，開什麼會啊。」在萬聖，員工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彙報工作——每天早上老闆娘一進店，負責打掃衛生的員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闆娘面前，輕輕喊一聲「張總」，一句多餘的話沒有。張煥萍笑著回應，「好，可以」。 萬聖的員工學歷都不高，來的時候十八九歲，高中或中專畢業。張煥萍雖然要求嚴格，但很少發脾氣。員工犯了錯只要能舉手承認，就不算錯。她也不允許員工阿諛奉承，萬聖因此沒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私下裡，沒有她不管的事。員工生病、談婚論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裡人被抓了，她都跟著操心打點。大部分正式員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離職的員工則會在每年10月31日準時回來看看。有員工離開北京回了老家，張煥萍年年春節給對方打錢買豬崽。 對大多數萬聖員工來說，老闆劉蘇里更像是一個模糊的精神象徵。張煥萍或許沒那麼耀眼，沒那麼名聲在外，但誰都知道，離了這位老闆娘，萬聖無法成為今天的萬聖。 劉蘇里也承認，萬聖活到今天，活得還算體面，張煥萍功不可沒。比如，很多人都認為是醒客咖啡一直養著萬聖，「其實它從開業第一天就沒掙過萬聖。」醒客開業之前，張煥萍就提出來，書店和咖啡是兩門生意，各養各的。二者之間恐怕唯一的聯繫是在給咖啡取名這件事上——方法很簡單，從萬聖月排行里挑一些好聽的書名，比如周濂《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單上就叫「裝睡」，「如果周濂、劉瑜（兩口子）的書都在上面，買兩杯就打折。」 在朋友們眼中，張煥萍直爽、幹練、熱情，能說會道且幽默風趣，總之是一個活潑的人。她給劉蘇里嚴肅、深沉的世界開了一扇窗。紀念冊里，劉蘇里原本寫了一些「煽情」的、對妻子表示感謝的話，最後都被張煥萍刪掉了。她說自己不需要誇獎。「萬聖是一棵樹，我就負責好好澆灌它。」她對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經理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不習慣也不願意「以萬聖的名義」說話，「我沒那麼大能量，就跟蘇里打架時勁頭足，哈哈哈。」 兩人都有主見，也難免有爭執，但絲毫沒影響感情。韓國出版家金彥鎬在《書店東西》一書中，摘錄了一段張煥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記： 「夫妻店好開也不好開，二十四小時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們倆的性格都強。劉蘇里一身的大男子氣，我這個被逼出來的『沒頭腦』，經歷了多少隱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蘇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當他發現他管不好錢時，就對錢再也不過問。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因為性格都太強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對待公共事務上，我倆很少分岐。我們有明確分工，他管採購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內政。劉蘇里和我都認為，萬聖的『勝』和『盛』都在書，我們只懂書，不能做別的。所以萬聖走到今天，書仍是如此豐盛。」 總有人正年輕 「貓吃晚飯了嗎？」告別日的晚上，10歲的布穀關心起書店裡的貓。她是周濂和劉瑜的女兒，眼睛大大的，扎著兩條麻花辮，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劉瑜。就在剛剛，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貓叢叢懶洋洋地鑽出桌子，從布穀腳邊溜走了。 在萬聖書園，貓的元素無處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掛在牆上，張煥萍的微信頭像也是一隻思考的貓。 黑貓「平安」是萬聖書園最著名的貓之一。它來的時候只有兩個月大。那天剛好是平安夜，張煥萍脫口而出給它起名「平安」。之後的日子，「平安」長得比別的貓都快，大家就開始叫它「大平安」。 張煥萍的日記里提到過一個細節，「和蘇里到店後一般我在收銀台看數據，他到辦公室開電腦。我當然會先撫摸書台上的平安，告訴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來了。』平安便常常輕啊一聲，踱著貓步款款地，穿過長長的書架通道去辦公室視察。它知道爸爸來店裡要做訂書單，長年累月地堅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給人以安慰，更知道這種時候它去比媽媽去更管用。常常會聽到從蘇里辦公室傳出：『哎呀，我們平安來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艱難與煩惱，都雲散了。」 艱難和煩惱不是沒有過。疫情期間，人出不了門，書店的讀者也少。最難的日子裡，劉蘇里心生退意。兩年前，朋友們約著去郊外「放風」，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燒烤，他大概是說了幾句喪氣話。「我們當時都力勸他不可以關門，這麼多讀者這麼多年跟著你，再難也要堅持下去。如果資金上有問題，我們可以眾籌。」周濂記得，劉蘇里當時態度很堅決，眾籌是不可能眾籌的，「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書店和讀者之間的關係。」 「平安」退休後，接班的是一隻長得像海盜的小花貓「叢叢」。它更年輕，也更懶，用劉蘇里的話說，「懶到家了」。搬遷前一晚，收銀台前排隊的讀者一直沒有斷過，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學生。而此刻叢叢已經癱倒在地，任由店員隨意撫摸、擺弄。 營業時間早就過了，還有人往書架前面沖。那是個年輕女孩，一頭淺綠色長發，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張煥萍在門口叫住她，抱歉地說，「不好意思，閉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轉身走開，過了一會兒又舉著手機跑回來，像是急得快要哭出來，「我就找一下這本書可以嗎？」張煥萍心一軟，「進去吧」，並招呼店員幫女孩找書。 年輕讀者越來越多。這種變化始於書店上一次搬遷。當時為這事，王強沒少在背後奔走牽線——前一個店址租約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去處，最壞的打算是關門。王強聽了，當即在飯桌上表態，「我雖然不開書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之後他便想辦法託人幫忙，2012年年底，書店向東挪了198步，從成府路123號搬到了59號。 那兩年正好碰上全國範圍內獨立書店的倒閉潮，很多書店都以「尋求新地址」為由歇業，但很少真的會重張。怕讀者擔心，張煥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過程，隔些日子發幾張照片，報告裝修進展。「那時候微博還是最熱鬧的，那些所謂的大V帶動了一批以前不知道萬聖的新讀者。」 自那以後，萬聖40歲以上的讀者比重從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歲左右、掙到錢的高級白領、職業經理人和IT創業者一躍成為這家書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體作者小西受當時的單位委派，到北大進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學帶到萬聖，燈光昏黃，書架通天，他甚至能聞到書散發出來的氣味，「像木頭的香味」。小西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哈利·波特》中的「奧利凡德魔杖商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一口氣讀了下去。 「我當時覺得這本書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識到，伽利略不僅是一個天文學家，還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文學創作者」。之後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萬聖，「隨便看哪本書，總會有點啟發」。有時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觸一下最前沿的（學術思想）潮流」。小西覺得，這是圖書館提供不了的視角。 「信息時代的主題是揀選，要從大量龐雜的信息中選擇有效的信息和知識，如果碰到懂行的書店老闆，幫你過濾一些書，會大大節省你的時間。」在小西看來，關於「人們是否還需要實體書店」這個問題，萬聖給出了答案。 最近這段時間，萬聖書園陸續在一些新興的社交平台上開了賬號。10月份，劉蘇里還做了三場直播。 劉蘇里說，他們一直想找一條有萬聖特點的賣書渠道——既不想學傳統電商，「據說傳統電商現在已經落後了，屬於外婆級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這樣看來，新興社交平台的出現就成了契機，「轉悠了幾天了，我發現它的玩法有點像微博，這個我有經驗啊。」他嘿嘿一笑，「還得再觀察觀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貓。新店開在購物中心，書店裡養貓或許不再可行，「這可能是最終最大的遺憾，還在交涉。」至於書店的未來，他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成府路59號最後一夜，將近零點，門口還聚集著些許年輕人，遲遲不願離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久別三年多，終於能夠親自發表自己的近況了。在發布此文此文之際，我已安全抵達英國，並正式向入境人員申請政治庇護。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從大欖懲教所刑滿獲釋，在牆外重獲自由，但一切卻只是要承受嚴密監控的開端。在預定䆁放日期前一個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擔心國安人員會否以公務探訪名義，前來告知將會加控我什麼罪行。 最終他們如我預期出現了向我警告，以及質問我會否繼續「分裂國家」，並提醒我在未來一年內不要離境，並預告將會在我出獄後持續約見。 懲教處的保安組、更生事務組以及監督亦早在刑滿一個月前開始，多次強烈要求我不要對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當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獲自由的消息。 基於我判刑時未滿21歲，出獄後必須遵守懲教處監管令一年，一開始我的監管內容與一般人無異，必須就學或就業。獲䆁時剛好臨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時覓得一份暑期工，卻在不久後被懲教處高層告知不容許我受雇於「特定店鋪」（監管令條文並沒禁止），於是在暑假的最後一個月，我也只能夠無奈等待開學。他們的要求變相剝奪了我的財政自主權，並為國安處後來的金錢利誘鋪墊。 其後我接到懲教電話，表示高層決定更改監管內容，需要與更生事務組更高級的職員會面。我被勒令簽署修訂版監管令，增加（一）禁止發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關內容的發布物，包括公開發言和訪問、（二）禁止發布任何「客觀而合理地被視作危害國家安全」的發布物，以及（三）禁止公開發言。 國安人員從六月份開始，每隔兩至四星期便會要求見面，我從來沒有選擇的餘地，每次都被約到隨機地點，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車，然後把我載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約見他們都會要求我交代過去數周的行蹤，查問我與什麼人見面，即使是小學同學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連到過什麼食肆酒吧、過程中的交談內容也要詳盡告知。到我九月開學後，他們要求我將學生證交給他們拍攝，申請學生資助也需要向他們通知，並需要交出銀行戶口資料。若然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便換來一輪訓話，告誡我他們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蹤，著我向他們坦白，實情要勒索我繼續就範。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這半年間，國安人員不斷威逼利誘我投向他們。以我猜測，他們透過我在銀行戶口的資料，得悉我的經濟狀況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給予線人費，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資料，並以此證明我已經改過自新，樂意投誠。 在九月初一個例行約談中，兩位國安人員向我提出到中國大陸「旅遊」，當時我極度警惕，擔心會被送中，但在過去的三個月，我根本無法拒絕他們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迴避的反問他們：「我不可能申請到回鄉證吧？」他說只要我想的話他們便可以安排到，並會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們見狀問我有什麼需要考慮，我唯有如實告訴他們，我不想。他們遂質問我是否仍然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所以遲疑，隨後他們要求我在下次見面時向他們給予回復。幸好直至我離開香港前，他們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這種要求在未來也只會接踵而來。 從十月起至今，我時不時便會無故生病，期間曾向西醫中醫求診，均診斷我是由於極大的精神壓力及心理因素，導致免疫力下降，並建議我長遠下去需尋求心理輔導。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頭突然被接近十名國安人員從後撲出制服我，並搶走我的電話。自刑滿獲釋以來，我每日都恐懼同樣的往事會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門，害怕在街上使用電話，擔心會再次在街上被國安人員拘捕。每次被國安人員約見，我都充滿恐懼，懼怕他們會說我危害國安，要求我自證清白。有時他們偶爾的斷聯，會令我更擔心他們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檢椌，故沒有再需要與我約談的必要。 但基於他們要求我簽署有關《國安法》第63條的文件當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與他們的一切溝通內容，所以我亦根本無法尋求律師協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龐大的壓力及恐懼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過國安人員會否信守承諾，在一年後的六月還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擾我的生活，但我心裡明了這些都是虛假的承諾，他們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條立法後，繼續向我施加額外的罪名。經心思熟慮後，以調適情緒為由，說服懲教批准在聖誕期間離境旅遊。我選擇了符合經濟狀況且政治敏感度較低的沖繩為目的地，在起行數天前向他們提交機票住宿等資料，並成功獲懲教署批核。 在離開的最後一天，我仍深思這個決定是否適當，畢竟這個月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但懲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終相信這已是最好的時機。當日我帶著僅余的四萬港元前往香港機場，直至起飛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擔心能否安全離境。到飛機起飛剎那，我才稍鬆一口氣。 但始終因行程及住宿細節已報備當局，我也未敢怠慢。在沖繩的幾天，我與英美加三地認識的相關人士及機構求助並共同商討，他們向我講述了當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審核狀況，並提供有關英國庇護及簽證的法律建議。在得悉三地的資訊後，考慮到英國有更多我認識的抗爭者已獲批庇護，並且近日在對中國的立場上變得明確，我們最終一致認同循英國的政治庇護程序入境為最保險及適當的途徑。 於是當下我便趕在理應回港的限期前買了往英國的機票，並在當地時間12月27日晚上7時到達英國。這也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將來，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這個家，縱然過去曾有預想過這天的到來，但在下定決心的當刻，我的心情還是一副沉重。自十四歲投身社會運動以來，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們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園，要走的從不應是我們。 在未來的日子，我將會繼續完成我的學業，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為香港奉獻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嘗試。我相信只有全體香港民族持續竭力，香港才會重新成為那個值得我們驕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棄，自由民主的種子終有一天能夠重新發芽，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終會在煲底再聚。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鍾翰林
柴靜你好！ 此刻我在愛爾蘭給你寫信。 本科時我過的不很愉快，最初我帶著朦朧的愛國主義情懷，討厭一位老師。大一大二我對她極厭煩，一到她的課我就躲到最後一排帶上耳機，兩耳不聞。 很難說我到底是怎麼成為這樣一個人的，或許就因為從小受過的教育，從來都是只聽見一種聲音，於是我就只能成為這「一種聲音」。 所以我一開始真的很不喜歡這個老師，覺得她「恨國」。如果黨和國是合二為一的，國和個人是合二為一的，一切宏大都是個體的責任，那麼當有人質疑宏大的時候，就是在質疑你。 她挑戰了十幾年來我所相信的，所以我不想聽她講課。 但後來因為我希望能成為一名電影導演，我開始大量的看電影。但最近幾年，那些讓我想要成為導演的電影，全都在電影院里看不到了。所有的人文學科一定是開智的，這個重塑自己的過程很痛苦，但我終於醒過來。當然疫情三年在這個過程中也功不可沒。那段時間早上一睜眼：正在發生的事實告訴你，其實你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現實里。 於是我終於意識到誰在和我說真話，誰在和我撒謊。 我明白了那位老師想教給我們什麼。有一次她和我們講，有一位學生期末考試沒有通過，想讓老師高抬貴手，老師以成績上傳系統已經關閉為理由沒有答應。後來我們學院院長找到這位老師，勸說她為其改成績。老師在電話里說，「你要是再來因為這事兒找我，我就去中紀委舉報你們！」 「是誰家公子？」 我當時半開玩笑問。 老師說「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我尊敬在這種體制下依然敢說不的人。大三大四那陣子再上她的課，我次次坐第一排，她反而沒有再對政治表達過意見了.能獨立思考的人一定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只能沉默。 2018年某個新聞一出，我的高中班主任在當天晚自習把教室門關上，和我們說了一番話。當時的我怎麼能懂呢？只覺得他不該說這樣的話，但那時候也並沒有人覺得要舉報老師。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我想現在他也不得不保持沉默吧。 如今我感謝生命里有過這些老師，即使我當時不懂，甚至厭惡，但今天我回想這一路，我感謝他們願意把學生當作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被填的「鴨」。他們本可以加入讚歌的合唱，但是他們沒有。 站在講台上，面對著篤信一樣東西的學生們，表達對它的質疑。那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唯一的、真正的、稀缺的美德是勇敢。而他們很勇敢。非常勇敢。 人是會變的。當你回望從前，你發現當時有一個人並沒有因為你的無知而欺騙你，沒有因為你的幼稚而敷衍你，你會感謝她。當我想寫封信給你時，不知何故，很自然地想起她。一個人可以不同流合污、可以挺直腰板、可以說「不行」，即使只有一個人。想起她我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異類。 假如你公開了我的信，我想和每一個聽見這封信的人說：當那個決斷的時刻來臨，我們要聽從自己的良心。 文章來源：推特
聊下「裁判文書公開」的話題。 在22號最高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相關部門負責人就徵集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有關問題答記者問》（以下簡稱為最高院回應）之後。就近幾天我的觀察來看，相較於此前熱火朝天的討論氛圍，如今大家對於文書公開的討論熱度反而冷卻很多。對於最高院這篇回應，法律界有價值有深度的分析似乎並不多——自賣自誇一下，我自己寫了一篇分析《法律 | 對最高院關於文書公開回應的解讀與隱憂》，文中表達了我的一些擔憂；另外我也看到師姐王旭坤律師寫的《讀最高院就徵集人民法院案例庫答記者問有感》一文，以及仝宗錦老師寫的《學習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案例庫答記者問幾則隨想》，兩位同樣是比較悲觀的看法；也有態度似乎沒那麼悲觀的，比如《裁判文書網的前路和未來：四點疑問與解讀【斑斕·觀點】》一文。 以上幾篇文，連同最高院的回應，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開看看。 在此，我也想再梳理、匯總、豐富一下我的觀點。不過本文不想繼續強調「裁判文書公開」一事的重要性，對於這一點論者已經有很多，比如《共議︱裁判公開：法治和正義的底線》一文，眾多教授已經將文書公開的重要性講得相當透徹。並且，最高院自己也並不否認裁判文書網的重要性（只是需要「優化」而已）。在這一點上，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應該已經達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只不過，對同一件事、同一個概念，不同的人往往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最高院對裁判文書網的表態就相當曖昧，「裁判文書網會繼續發揮應有作用，同時，裁判文書上網的標準也需要優化」，至於何謂「應有作用」，何謂「優化」，就很耐人尋味了。 所以本文想重點分析的是最高院對於「裁判文書公開」可能的政策傾向，更具體而言，便是裁判文書網未來的發展前景。而我的態度也正如題目所說——悲觀。 01 從我在本文開頭貼出的「資料庫對比圖」，便可看出裁判文書網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裁判文書網收錄著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並且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相較之下，裁判文書庫雖然同樣收錄著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但卻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社會公眾無權接觸；而案例庫雖然面向社會公眾開放，但其收錄的僅僅是經最高院把關過的典型案例，數量極少，遠達不到廣泛公開的程度。 所以社會公眾尤其是法律圈才會對裁判文書網如此重視，而無論新開通的裁判文書庫與案例庫建設得有多好，也都無法替代裁判文書網的重要性。 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最高院在回應中強調「案例庫建成後將向社會公眾開放」，但這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大家真正關心的並不是案例庫的問題，而是裁判文書網的問題。案例庫與裁判文書網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02 而根據最高院自己給出的數據，裁判文書網「每年上網文書數量從2020年的1920萬件、2021年的1490萬件降至2022年的1040萬件。2023年1月至今，上網文書數量為511萬件。」可以說，最高院主動承認了近幾年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呈逐年階梯式暴跌的趨勢，在此背景之下，最高院又將開通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的裁判文書庫。 如果說此前大家還期待著最高院能夠再搶救一下裁判文書網，那麼此舉無疑會讓人懷疑最高院要徹底放棄裁判文書網，而將重心轉移到新的裁判文書庫。因此才會引發大家普遍的恐慌。 即便裁判文書網與裁判資料庫之後會同時存在，但兩者也已經無法相提並論。因為裁判文書網與裁判資料庫的差異肯定不僅僅體現在「公開對象」上，在這種「公開對象」差異的背後，也必然意味著「收錄內容」上的差異。雖然兩者的收錄範圍似乎都是「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但其數量並不會一致。 從邏輯上來說，如果兩者的收錄內容是幾乎一樣的，而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公開對象，那麼最高院其實沒有必要花兩份錢來同時運營兩個近乎相同的法律資料庫，畢竟兩者的核心內容（即文書）都是一樣的。即便對外公開的文書與法院內部保留的文書存在差異，那也頂多是一些隱私保護方面的細小差異（比如對公眾公開的文書可能需要隱去部分個人信息），而這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遠不至於到最高院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重新開通一個新資料庫的程度。 之所以要開通一個新的資料庫，肯定就是要在新舊兩個資料庫的內容上作出差異化。 根據最高院在回應里的說法，未來裁判文書庫主要承擔著「司法大數據」的職能，那麼也就意味著，今後裁判文書庫里的裁判文書會是相當齊全的，會完整收錄有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與此相對應，顯而易見，裁判文書網所收錄的裁判文書便不會是齊全的，文書數量相較於裁判文書庫肯定會少一個量級，未來的裁判文書網只會是選擇性的公開。（我再次強調，如果兩者內容是幾乎一樣的，那麼最高院就沒有必要開通這個新的裁判文書庫了。） 可以說，從最高院開通裁判文書庫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意味著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很難再重回以往的「高光時刻」了，短期內不大可能再恢復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 03 因此，即便最高院在回應中明確強調「從未叫停過文書上網」，但這回應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大家擔心的並不是網站的直接關停，而是網站文書公開數量持續地斷崖式暴跌，這才是問題所在。畢竟，對裁判文書網而言，「關停」與「停更」沒有實質性區別。 因此，大家希望在回應中看到的，並不是最高院否認「叫停文書上網」，而是希望最高院用更具體的舉措去促進文書的上網，使得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能夠儘快恢復到以往正常的水平。 比如，最高院可以給各級法院以及法官設定政策上的激勵，將裁判文書網的文書上傳率作為法院或法官的績效考核標準，以更強有力的手段去推進文書的上網公開。 我最擔心的正是——如果沒有文書上網的績效考核標準，沒有文書上網率的強制要求，在此情況下，各級法院根本沒有動力去主動公開自己的裁判文書，這也就等同於任由裁判文書網自生自滅，裁判文書網很可能就此荒廢下去。 但在最高院的回應當中，並沒有就前述問題進行明確的表態，最高院沒有從正面回應大家的擔心。在明知公眾普遍擔心的情況下，這種「避而不談」本身就是一種不好的信號。 04 在對裁判文書網的表態上，最高院用了一個極其曖昧的詞——優化。而並沒有明確說明未來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量是會擴大還是限縮。 裁判文書網的運行過程當中，的確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也可能確實需要改進。對此，最高院總結了三方面的問題，但我覺得很難站得住腳，我的意見詳見《法律 | 對最高院關於文書公開回應的解讀與隱憂》一文。 對「優化」一詞可以有很多種理解，最高院也完全可以在不必明顯減少文書公開數量的情況下去進行裁判文書網的優化。比如，如果確實發現涉及國家安全的裁判文書，可以下架，但這部分文書必定是少數；此外，如果擔心部分裁判文書暴露當事人個人隱私，也可以對這些文書做隱名化的處理。但無論如何，不至於導致文書公開數量暴跌的結果。 但是，客觀來看，過去幾年對裁判文書網「優化」的結果就是文書公開數量的「斷崖式暴跌」。作為普通人，便很容易將「優化」與「限制文書上網」產生直接的關聯。並且最高院也大大方方承認了，文書上網數量下降就是最高院主動介入、主動優化的結果，最高院這種「主動」的姿態，也更容易加劇公眾對裁判文書網未來文書公開數量是否會進一步限縮的擔心。 05 最高院對於未來文書上網的一些舉措，也很容易讓人憂慮。比如最高院在回應中表示，「我們將採取線上公開和線下查詢相結合的方式」，言外之意就是會有部分裁判文書不會再上網公開，而是只會通過線下的方式供人查詢，就等於變相表明了對裁判文書上網的限制；在回應中，最高院還批評了過往的文書公開工作屬於「上傳了事、簡單累加」，言外之意就是未來會更注重文書的篩選，這也就意味著肯定會有一部分裁判文書不會再上網公開。 06 在回應當中，最高院的一些表達也很耐人尋味。 比如最高院強調：「公開與公布不能劃等號。」那最高院該如何去面對與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七條之規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七條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應當在裁判文書生效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依法提起抗訴或者上訴的一審判決書、裁定書，應當在二審裁判生效後七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 又比如，最高院還表示：「民事、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公眾可以查閱生效裁判文書，但並未要求生效文書必須在同一網路平台上集中公開。」那最高院又該如何去面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二條規定：「中國裁判文書網是全國法院公布裁判文書的統一平台。」 對於這種修辭遊戲，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能感受到這種表達背後所釋放出的微妙的信號。大家細品，我就不再展開了。 又聊了這麼多。最後我還是想強調一點，我不是刻意想要去唱衰什麼，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相對理性、客觀地去看待目前我們法律行業需要共同面對的現實，從而對我們自身做出恰當的安排與調整。 可以說，我們正在走向「後裁判文書網」的時代，文書公開數量的限縮是未來的趨勢，所以我對裁判文書網的前景並不樂觀。現在已經是2023年底，只需再過一年，等到2025年初，我們再來回顧裁判文書網在2024年度的文書公開數據，其實就能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杞人憂天。 我很希望以上只是我個人的過度解讀，我很希望自己是庸人自擾，我很希望自己在未來被現實打臉。 如果被打臉，我會很開心。因為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虛驚一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吾我五木
我覺得自己的年度漢字是「新」。2023年經歷的大事情，幾乎都是新的。 一個是辦書店。這是我過去一直想做又一直抵抗的，當然知道開書店不是浪漫的事，但是最後還是做了。 在杏樹下和朋友喝茶，說起開書店的事，他們都支持，我突然來了使命感。既然這麼難，為什麼不試試呢。 第二個新事是到派出所。來成都18年，除了辦身份證，還沒去過警局。但是突然有一天因為一篇文章被喊過去了。 不能不說有點緊張、激動甚至期待。我是騎著共享單車去的。問他們：你們看了文章嗎？警察叔叔沒看過。他們只是接到上面的電話找我，這讓我有點失望。 「文章已經被和諧了，要不我找原稿給你們看看？」 「算了。反正你以後注意點吧，盡量別寫那種文章。」所長說。 「那是他的工作呀，你不讓寫他怎麼辦？」一位警察叔叔說。 最後所長說：「你還是注意點吧。現在的言論環境確實惱火。」 還有一件事是此前沒想過的，在10月20號，我啟程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學。 申請的環節就不必說了，辦簽證也很艱難。更重要的是在2023年到美國訪學似乎不太正面，一直到最後一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在瀋陽辦的加急簽證，然後從那裡出發先到香港再飛舊金山。過海關的時候非常忐忑，女警問我：你怎麼從成都到瀋陽出境？ 「成都的美領館不是沒有了嗎？」 我是周五下午拿到的簽證，周六上午的飛機。瀋陽機場陽光很好，這對我是一個鼓舞。前途茫茫，我專門買了一個訊飛翻譯機，結果到紐約後就沒再用了。 就像玩遊戲一樣，打開了一幅新地圖。 很多事都是措手不及，很慌亂。有那麼幾天感覺自己是在逃亡，離開成都前的那天晚上才和書店合作夥伴說，「明天我要去美國訪學，順利的話……」 他坐在書店的椅子上一臉震驚。我萬分慚愧，也有點憤怒，訪學這麼光明正大的事情，竟然一直小心翼翼隱瞞。 今年的很多事都是這樣。戰戰兢兢，有時候感到相識在逃亡。大多數場合我都盡量表現得很鎮定，但是有時候突然驚覺：一個「不認識」的我正在出現。 天翻地覆的變化：戒了幾年的可樂破戒了；喝咖啡也不再堅持美式，改回拿鐵了。可能，在紐約這個陌生的地方，我需要一種新的「格式」。 這些「新」都不意味著好。 開書店是好事，但是主要是責任，對我來說最掙錢的不是賣書和咖啡，而是在書店寫稿——多麼荒唐的場景。 去派出所，有了第一次就會有很多次…… 到哥大訪學，看上去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真真正正的前途未卜，因為接下來會有很多麻煩。 在年底回望這一切，真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命運和生活似乎都脫離自己的掌控。我經常會像傻子一樣露出微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會有什麼樣的壞事？ 只有在跑步和讀書的時候我才安定下來。哈德遜河畔的局部風景，和中國山水畫幾乎沒有區別，而中央公園湖邊，路面鬆軟，感覺對膝蓋很友好。 前幾天和哥大王老師一起去高耀潔醫生的公寓，那裡的房子已退，高醫生留給世界的最後物品，是兩箱自己的寫的書，家人拜託王老師運回哥大。 想想，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她追求至真至善，得到的就是一種完滿。她面臨的磨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 一路上王老師講了不少高醫生的往事，這讓我們踏實起來。最近幾天想一想即將到來的2024，似乎有一點頭緒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最近無事，年前趁人少回家，衚衕轉轉，田間看看，街頭吃點喝點，找找小時候的童年，可能是歲月的沉澱吧，沒有找到童年，反而有了一點對家鄉縣城的思考。 早晨起床，冒著零下5度的寒潮，開著電動車，真刺激，找到一家縣城著名的胡辣湯，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味道確實正宗，用料也比較足，這就是我冒著嚴寒也要喝一口的原因。 喝完時，我在想，一家三代人煮湯五六十載，有了名氣，但在喝完胡辣湯轉了幾條街以後才發現，這家胡辣湯能佔據整個縣城50%以上的市場份額，其他胡辣湯店人流稀少，生意慘淡，而他家人流絡繹不絕，從7點-10點，幾十張桌子翻台率幾十次。 在喝湯，看到學生在喝湯，由此想到，不僅胡辣湯有點壟斷的勢頭，更是想到學校，現在教育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一座大山，而且是超級大山。 以前，每個村都有小學，每個鄉鎮都有中學，縣城也有中學，後來撤併改，鄉村，甚至鄉鎮的學校沒有了，由於縣城中學教育質量比較好，中國父母都是望子成龍，鄉鎮的學生一窩蜂都涌到縣城中學，從而形成縣城的超級中學，一個中學人數甚至達到一萬多人，每年收學費都以億計，但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縣，種地已經無法滿足孩子上學的花銷，從而大批量農民外出打工，辛辛苦苦一年只為了孩子上學，最終的結果，縣城的首富，不是當初的房地產，也不是高科技企業法人，而是校長，這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教育成為了賺錢的工具。 剛才說到胡辣湯有點壟斷市場，學校校長成為首富，由此想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不容易，鄰居年齡大了，沒有任何收入，時不時批發點蔬菜，到路邊集市賣賣，一天多者賣個百十塊錢，少者賣十幾塊錢，後來由於縣城發展，縣劃成區，可能領導認為自己是大城市了吧，開始嚴管，擺攤地點一而再，再而三的變換，然後建了一個市場，租攤位就可以賣，不用在路邊曬太陽吹寒風擺攤了，可很多老頭老太太，只是想多一點零花錢，多一點家庭補貼，這幺小的賣賣，租一個攤位不但不賺錢，反而會賠錢。 另外，還聽到一個搞笑但又很現實的事，縣城的公廁，清掃+維護，雖然一個月1200元，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你需要送禮找關係才能去，一旦別人有更大的關係，找個借口就不讓你幹了，在大城市習慣的人可能認為不可能，看個公廁還得找關係嗎？是的，必須得找。哪怕，你就是掃大街，你沒關係都不讓你掃。即便是到小區清掃生活垃圾，都得找關係，小城市，大江湖，事事關人情，處處是利益。 還有一個事，挺讓人驚訝的，現在催醫保，都催到學校去了，你家不交醫保，甚至說孩子都不讓你上學，老百姓咬咬牙，那就交了吧！可幾年前一個人一年10元，才短短几年已經達到380/人，一家五口人計算，將近2000，對於縣城平均月收入3000的老百姓，也是不小的負擔，而且還有不斷上漲的趨勢，斷交人數逐年增多。以前感冒發燒，10塊錢包幾包葯就好了，如今看個感冒都能上千，即便報銷也得幾百，這很讓人想不通，這到底怎麼啦？！ 唉，不說了，就這樣吧！但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故鄉河南
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工作穩定」、「工資待遇好」、「社會地位高」等等優勢因素，公務員成了人們眼中的香餑餑。 近日，網上流傳出全國許多地方的公務員工資待遇，讓許多人羨慕得要死！ 新疆公務員工資待遇： 某個新疆的公務員工資曝光，到手是8655元。許多網友說，公務員有許多補貼和福利，不知這個工資里是否包含了這些待遇，單看這一數字，就超過了很多地方的公務員薪資。 有在新疆做公務員的網友指出，烏魯木齊沒這麼高，但在南疆的工資很高。隨後有網友曬出了一位在南疆的29歲公務員工資。 看了這除去年終獎還有1萬多的工資，引得許多剛畢業的網友一陣心動，就算南疆艱苦，也想去試一試！ 曝光的山東淄博體制內工資： 一名90後網友在網上曝光出山東淄博體制內的工資，圖上是淄博市直屬部門下屬事業單位的薪資待遇，他表示考上已經三四年了。 從圖上可見崗位工資1720，薪級工資661，津貼補貼2370，住房補貼760，物業補貼750，基礎績效1980，除去扣除的項目，到手工資5700元。如果還有獎金，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這待遇算可以了！ 哈爾濱公務員工資： 哈爾濱道里區某機關公務員，工齡五年的一級科員，基本工資+津貼4700元，雙邊公積金1200元，還有一年的各項獎金共計4萬元左右。 2022年黑龍江城鎮非私營單位人員年平均工資為88235元，月平均工資為7353元。 由上圖可見，公務員的工資相對還是算高的，儘管黑龍江冬天很冷，但看了這薪資待遇，難怪許多網友都想去！ 甘肅蘭州省直機關公務員工資： 有網友在網上分享自己是甘肅蘭州省直機關的一級主任科員，每月到手6600元，平時30%的基礎績效10000元，13個月薪總共3500元，取暖費5400元，公休未休補貼8000元，年收入總共約106100元。這還沒算公積金、工會福利和其他隱形補貼。比起東部一些地方來，這薪資待遇也算高了。 據公開資料，2022年甘肅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90870元，一看就讓人羨慕！ 河南鄭州公務員工資： 網友曝出鄭州新引進的碩士正科公務員，轉正到手9-10個，最高的港區事業編到手16-18萬。 從網友曝出的內容來看，鄭州體制內薪資每年大概在7萬多，如包含15和16，每年大約8萬多近9萬，事業單位稍比公務員略低些。 西藏公務員工資： 網友分享西藏某縣教體局公務員，一級科員，工齡三年，每月到手8k，公積金2.7k，年底還有十三薪和包幹路費，全算上3w左右。 還有一網友分享西藏林芝的待遇：在編兩年科員，每月到手一萬左右，雙邊公積金2956，年底十三薪1萬左右，包干經費一萬左右，不算周末和節假日，每年有50天休假。 西藏的年收入一般都在12萬以上，主要是這地方艱苦，高薪也算是對這種艱苦的一種補嘗。 雲南昆明公務員工資： 有網友分享昆明區級一級科員，剛轉正定崗23-5，應發10000出頭，實發7500，包含級別工資1800，職務工資900，單邊公積金1300，聽說最近要砍2000績效了，表示很難受。 有網友評論說，其實早年雲南公務員的工資很一般，勉強夠養活家庭，後因中央轉移支付，工資才上漲了一波，所以相對其他大部分省份略顯高了一些。 西安公務員工資： 西安市公務員的待遇在陝西是首屈一指的。有網友說，西安法檢單位要更好些，科員試用期就有5600元，車補550，公積金700，績效獎4萬；工齡8年的公務員，月到手4700元，年終獎3.9萬，公積金1000多，年收入10萬多，這應該還是保守的。 有網友曬出西安的警察待遇更不錯，月薪加上各種補貼和福利可以達到1萬左右，年收入約11-15萬。 山東臨沂公務員薪資： 一位山東臨沂市某單位公務員分享了自己的薪資待遇——工齡6年的副科級別，月收入大概6900元，加上每月600元的車補，2200元的雙邊公積金和年底1.9萬的績效，每年到手的收入大概11萬元。加上公積金，每年綜合收入大概13.6萬元，平均下來，一個月綜合收入大概在11000元左右。 看了各地公務員的薪資待遇後，我想起了近日媒體披露的一組數字，12月26日「經觀快訊」引自「第一財經日報」的消息說，根據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發表的調查數據，我國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 一邊是月薪幾千上萬的公務員，一邊是9.64億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群，這差距不得不讓人們對公務員的收入充滿羨慕之情。 這還是2021年的數據，時值今日，隨著就業壓力持續增大，這個收入2000元以下的龐大群體應該又增加了不少人，而這個2000元的指標恐怕也縮減了許多…… 再想想眾多身負債務的人群，難怪，人們會對公務員的收入羨慕得要死呢！ 我想，更為重要的是，公務員這把寶貝椅子，一旦搶到手坐上去，不僅能領著讓人羨慕的薪水，更多的是——還能利用這特殊位置坐著輕鬆賺錢，那背後隱藏的巨大差距，恐怕才是眾多低收入人群「羨慕得要死」的真正原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現實的模樣
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23年12月26日發布《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 《該報告》數據指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5.47億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數為5250萬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總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42.85%，若以1090—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3.64億，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 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萬海遠和孟凡強發布的調研報告數據顯示，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然後，這一數據引起外界熱烈討論。 文章說，這個數據是中國最為真實的現實國情。 絕不能忽略中國的分配結構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事實，有相當大一部分群體還在生存線附近徘徊。他們遊離於我們的視線之外，他們沒有渠道發聲，社會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這個社會沉默的大多數。 有人疑惑，中國真有這麼多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 首先，這裡的月收入標準問題，是國家統計局一直使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不是市場化的工資水平，更不是城鎮部門平均工資。在扣除掉個人所得稅和各種社會保險費等之外還能用於實際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無特別說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這個指標，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夠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備開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醫療與養老負擔等最終的社會福利。所以說，通過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實的民生問題，最能反映家庭或個體生活福利的真實狀態，因此也是定性判斷一個國家發展階段的最為重要的指標，故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採用，甚至在歐美髮達經濟體中比GDP指標的重要性還要高。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分層線性隨機抽取了7萬個代表性樣本所作的調查顯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這與「6億人月收入約1000元」（準確地說是1090元）的說法是吻合的。 文章說，在這6億人中，有546萬人收入為零，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於800元，有5.5億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有6億人月收入低於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到3.64億。 也就是說，中國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 文章表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億人的群體中，來自農村的比例高達75.6%，這說明絕大部分低收入群體仍然分布於農村地區，城鄉分割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另外，這6億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為36.2%和34.8%，說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體的主要來源。 這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6億人中，成年人未婚的比例為19.8%，平均年齡為38.5歲。 從受教育的年限來分析，月收入低於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05年，處於剛剛完成義務教育的階段，說明這一群體的整體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43.7%，文盲的比例也佔到了9.6%。 從就業形式來看，非勞動力佔比最高為37.1%，自我僱傭者佔比達到很高的18.0%，而工資就業者佔比僅為37.4%，明顯低於其他收入群體。 總之，這6億人的典型特徵是，絕大部分都在農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負擔重，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部分是自雇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或乾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反觀發達國家美國，按照人均GDP標準來算，美國是6萬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萬美元，普遍認為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標準至少是3萬美元，而中國目前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因此中國目前還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 根據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公布的相關信息，2018年美國人均年收入為3.6萬美元（稅前收入），平均每個月3000美元，相當於22000元人民幣左右，是中國的8倍多。 若從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而同期美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算成人民幣是314427元，是中國的10倍還多。所以說，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標準來看，中國離全球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 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體為主的紡錘形結構，分布曲線呈現非常明顯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顯較大，容易出現明顯「被平均」的。 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約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達95%左右。 文章說，中國人口多、資源少、發展很不平衡的事實仍很明顯，有很大一部分居民仍然處於生存線附近。 特別說明：以上資料數據來源於：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發布的關於《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的援引數據。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數據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