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實體零售被「殺光」 鍾睒睒：須限制電商能力
2026 年 8 月 10 日
在国内，烂尾楼是房地产在城郊肿瘤化扩张的产物，而住进烂尾楼，是抗争的最后手段。 本文首发于NOWNESS，编辑当时找到我，想让我采访拍摄烂尾楼的摄影师。聊了几句，我发现摄影师就是拍了几张照片，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具体生活。底层的苦难又被轻易地被利用，成为创作者的文化资本。在一家以图片为主的文化媒体，我能做的，是用文字尽可能还原烂尾楼里的生活，但单独的描写和拍照一样，是轻飘飘的。因此，我在文末做了一些资料上的总结。在国内，烂尾楼是房地产在城郊肿瘤化扩张的产物，而住进烂尾楼，是抗争的最后手段。 2022年四月，摄影师Thomas看到了up主@环华十年 拍摄的烂尾楼系列。位于西安灞桥区的“易合坊”，烂尾七年，今年三月开始，陆续有三百多户住户搬进了烂尾楼。 这个本应在2015年交房的小区，外面堆着建筑垃圾，建筑只有一个主体的灰色框架结构，还没封窗户。电梯不通，也没通水电。业主们把简易的床板拉进烂尾楼里，有些就直接搭了帐篷、打了地铺。夜晚，靠着一点太阳能板积蓄的能量，发出一团惨白的灯光。 一个67岁的奶奶住在十三层。前几年出了事故，花了很大力气才保住腿，腰上打了十几个螺丝，背上还有二十几个螺丝。她每天提着水桶上下十三层，一趟就要半个小时。而这个房子，本来是用来养老的。 住在烂尾楼里的人，每一户都有自己的不幸：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既要还贷，又要付房租；本来是婚房，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本来是婚房，因为烂尾楼已经离婚了。 Thomas发现这样住进烂尾楼里的人，并不是个例。平常他是风光摄影师，坐着火车游中国。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记录时代变迁下人的境况。六月，他从重庆出发，先后去了西安、郑州、青岛的几个烂尾楼盘。 惨败的光 摄影师Thomas第一次真正走进西安“锦岭公寓”的时候，像踏入一片废墟。只有晚上亮起灯光时，才会注意到里面住了人。和远处的万家灯火相比，烂尾楼里的光惨败、小团，聚不成气候。 晚饭时间，十几个业主围在一起吃饭。他们在一楼搭了一个临时的公共食堂，轮流做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男人在木板搭出的简易灶台上掌勺，两个人在旁边拿着手电，给他打光。他炒了一大锅青菜炒面，一人分走一碗。 王立是今年五月份搬进“锦岭公寓”的，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对别人来说，这是西安高新区的一幢烂尾楼。对他来说，这是“家”。与他一同搬进烂尾楼的，还有100多户业主，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 沿着一段没有整修的土路，一幢高楼突兀地立在一片荒地上。外围的施工设施都没拆，杂草的高度已经盖过了建筑垃圾。“锦岭公寓”于2015年开工，本应在2017年10月交房。三栋楼，一栋烂尾，还有两栋根本没动工。 王立的房子位于八楼，他买来最便宜的地板革，往上一铺，把床板和家具抬上去。找了一块矮木板挡住窗户，防止孩子顽皮掉下去。入住后，开发商切断了他们的水电，把临时厕所锁住。业主们只好在旁边挖了个旱厕。喝水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得把纯净水从一楼提上去。 孩子对烂尾房没有太多概念，有时会问，“我们的家怎么这么脏？”，而王立小两口已经在尽量维持家的整洁了。 “锦岭公寓”位于西安高新区，距离市中心有二十几公里。2010年前后，城市向外扩张，本是郊区的高新区成为众多开发商抢地的地盘，一座座高层小区拔地而起，拓展了城市的高度和围度。王立在2017年买下“锦岭公寓”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户型，九十平。全款四十多万，掏空了父母和小俩口的积蓄。那时候结婚两年，孩子刚出生，他想给孩子一个家。 “锦岭公寓”的开发商是西安华岳实业有限公司，是西安本地的小开发商。买的时候，王立特地注意了楼盘的证件，确保“五证齐全”才敢签订合同。谁知到了10月，本应交房的楼盘却停工了。 2018年，开发商说要复工，让业主补齐尾款进行自救。两百多户业主东拼西凑九百多万交给开发商，有些人还是借的信用卡甚至高利贷。他们满怀希望地看到几个工人在工地干了十几天活，之后又没了动静。 今年西安疫情，整座城市静默。对从事零工、服务行业的人来说，“手停口停”。王立平常跑货拉拉，封控的几个月，他没有拿到通行证。再出来干活，经济萧条，一天都挣不了几个钱。作为家里唯一个赚钱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千多的房租无以为继。 “要不是没有办法了，谁会住进烂尾楼？”疫情的冲击下，大多数业主的生活都入不敷出。做小生意的无法开门，打工的没有活干。对很多业主来说，这幢房子是他们全部的资产，掏空了全部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几年，业主和开发商打过官司，打赢了，没法强制执行。王立也一直在维权的路上，开发商和政府两头跑，没有下文。住进烂尾楼或许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 西安的夏天酷暑难挨，40度以上是常事。对住在烂尾楼里的人来说，一切的不方便，都只能硬抗。王立说，自己从农村出来，吃点苦没什么，睡大街、打地铺、住帐篷都可以。令人心疼的是孩子，夏天的蚊子毒，“孩子全身都起了疙瘩。” 眼看着孩子都要上小学了，烂尾楼落不了户，孩子的教育成了问题。这几年，王立带着孩子，在西安的城郊之间辗转。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城中村陆续被拆迁，便宜的房子越来越少。而因为这栋烂尾楼，王立申请不了公租房。 烂尾的五年间，旁边的小区已经陆续建好，发展出配套的生活区、商业区。唯独这幢高楼被落在后面，闪着幽暗的白光，显得荒诞又诡异。 公社生活 Thomas是在抖音上找到@即墨香香哥 的，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从2021年10月开始，香香哥做了180场直播，记录他的烂尾楼生活。 房子的二楼，临时性地砌了几排砖。搬进烂尾楼的业主，在“阳台”上放了一盆绿植。 这个烂尾楼盘，叫“香榭丽舍”，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市中心。两幢高层共有289户人家。站在下面仰看，只有灰色的基本框架，连门窗都没有。 香香哥的房子在13楼。他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梦想有一天能住进高层。站在这间复式，相当于普通楼房26层的高度，他可以看到半个即墨区的夜景。只不过，爬上这13层，中途不休息，需要20分钟。 买房是顺其自然的事情。2014年，香香哥的孩子刚出生，想尽快从父母家搬出来。回想起来，那时候开发商的资金链已经出了问题。全款50多万的房子，香香哥先是交了20多万的首付，开发商以各种理由搪塞贷款的进度，最后以降价为诱惑劝说香香哥一次性交全款。首付已经掏空了两代人的钱包，香香哥又管朋友借了钱才交上房款。 那时，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烂尾楼”这个概念。何况这是当时的热门楼盘，地段好，要托熟人关系才能买上。 买完房不出几个月，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在2014年末彻底停工，至今已经烂尾九个年头。这九年里，大部分业主一边租着房、一边还着房贷。房贷都快还完了，房子还没完工。而香香哥也有了第二个孩子，一家六口人，挤在父母70平的房子里。 2017年，即墨市“撤市划区”，变成即墨区，房价暴涨。相比2014年，现在的房价已经翻倍了。当时香香哥的房子，买一层送一层，相当于有110平。按现在的市价计算，得要150多万。香香哥已经买不起另一套房了。 2021年6月开始，几位业主陆续在二楼搭起了一个据点，放了帐篷、桌子。香香哥有了一件专属的“业主委员会”，他们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房子装起来。几个业主算了一笔帐，每年房租两万，如果拿出来简单装修，就可以住进自己的房子。之后条件好了，再改善公共区域、比如水电、扶手，甚至布置院子。 在其他业主看来，住进烂尾路像是住进虚幻的海市蜃楼。香香哥他们几个，想给其他人打个样。 他们把房子楼下堆的建筑垃圾用挖掘机清理走，弄了一块公共区域。有时候，他们就在这里做大锅饭，用的是农村的大铁锅，捡拾一些建筑废料当柴火。 青岛多雨，由于没有封闭，挖的地下二楼已经变成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的基底，就这么一直泡在水里。六月的一场暴风雨，吹倒了临时的铁皮围栏、也把他们辛苦收拾的院子吹得七零八落。 没有门窗，几个业主从二手市场淘回了防盗门，接力背着上楼。香香哥给自己家装上门窗的那刻，他觉得有家了，“只不过是自己准备的钥匙。” 这里成了几个业主临时的据点。大部分时间，香香哥在做他的销售工作，还是住在父母那里。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就去楼里整修自己的房子，偶尔干活累了，会在二楼的帐篷里过夜，一点一点收拾出自己的屋子。 自从房子烂尾以来，香香哥一直密切关注全国烂尾楼的动态。在他看来，“烂尾楼”要得到解决，要么寄希望于开发商，要么由政府介入、进行兜底。两种方法他们都尝试了很久。现在只能“自救”，“我们业主自己变成了开发商，买的经济适用房变成了自建房。” 周末的“香榭丽舍”格外热闹，几位业主带着自己的孩子，聊聊工作，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还一起在荒地上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了菠菜、葱、辣椒、西红柿、韭菜，在菜地里拔一些自己种的蔬菜，用土灶做一顿“大锅饭”，过成了“公社生活”。 何时搬出烂尾楼？ 从西安到郑州的火车将近7个小时。当火车快到达郑州站时，Thomas看到郑州之行的目的地，“豫森城”，就矗立在铁轨旁边。高楼上密密麻麻的空洞触目惊心，“阴森，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每个空洞后面，都是一个遭受重创的家庭。 在Thomas两周多的烂尾楼之旅中，郑州的“豫森城”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里，2020年，十几户人家住进“烂尾楼”，45天后潦草收场。“豫森城”的地块，原来是大孟砦村，现在，村民们已经在烂尾楼底下的临时安置房里住了七八年。 这是一排由铁皮组合而成的棚户房。村民抗拒Thomas的镜头，拒绝了他想进屋拍摄的请求。他只能远远按下几张快门。 河南是全国烂尾楼最多的省份，南阳被称为“烂尾楼之都”。《南方周末》的报道显示，2019年，南阳有302个烂尾楼盘。2012年，南阳开启大规模城市建设，五万多人因此搬迁，大大小小的开发商涌入南阳，地方政府默许开发商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盖房甚至出售。 南阳是近十年中国城市激进扩张的一个缩影。在老城的外围，开发商抢占地盘，一座座高楼在城市的新区拔地而起，许诺着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愿景。过去10年间，中国约80%的新房都是预售，预售所得成为开发商的最大资金来源，他们依靠增加未完工楼盘的销售来维持资金流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旦资金链断裂，房子就有了烂尾的风险。 2020年，昆明的烂尾7年的楼盘，“别样幸福城”，几百户业主住进烂尾楼。这是媒体对住进烂尾楼第一次的大规模报道。“住进烂尾楼”成为业主们自救的最后方式。 今年6月，河南郑州的几个楼盘相继发布“停贷通知书”。据开源平台 GitHub 数据，郑州有45个楼盘宣布“断供”。这是自断手脚的抗争方式。业主可能会成为和开发商一样的“老赖”，征信出现问题。 对“锦岭公寓”和“香榭丽舍”的业主来说，全款买的房，甚至都无法“断供”。这种方法只对刚烂尾的楼盘奏效。银行和开发商，还在乎后续那一笔钱。 在Thomas看来，“住进烂尾楼”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随着关注度的上升，业主们或被驱赶、或被安置、或等到了楼盘复工，都有可能。 在“锦岭公寓”住了三个月后，八月，王立等来了复工的消息，一百多户业主高高兴兴从烂尾楼搬了出来。但直至现在，工地上，仍迟迟未见工人的身影。 文章来源：Matters
空气里年末的气氛正在缓慢地堆积，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时间又到了。迅雷不及掩耳，有官办或民办的媒体放出成文的献词，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上路心态，主打一个抢跑动作，为自家献上年度例牌，也替其他献词作者品尝读者的第一声厌弃。 新年献词演变到今天，像清明点着的第一刀纸钱、中秋再也吃不下的五仁月饼、除夕的春晚，以及中年人的爱情，你说它不合时宜吧，可似乎又被盼望已久；你说它有多大价值吧，有它没它都无妨。新年献词的尴尬，映衬着白话文革命之后最流行的文字废墟。 新年献词最早的功能是市场化报纸对读者的抒情，本质而言，是文人论证传统的情绪性表达。南方周末开了这个先河，写过一些传颂很久的新年献词，奠定了这一文体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尽管有后来者曾经狠狠地超越过南周，但这些都不足道了。 早年新年献词的轰动效果，表现为写的人与读的人会产生强烈共鸣，那时候的家国叙事与明亮基调，代表着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曾有过一段被时代加持的蜜月期。报纸所代表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被读者认为理所当然，献词是两下情投意合的象征。 在那样的时期，新年献词只是作者们一年到头停笔休闲的闲草，而读者也不会将它当作唯一重要的媒体出品，毕竟在新闻尚有力度的时候，写的人与读的人都会凝聚于更正规的报道作品周边。元旦新年，不过是一年中饱含劲头的365分之一天。 这么说来，是想说媒体的新年献词曾有的好时光，它与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追求交织在内，是一篇文章立于大量同体量的文章丛林，而不像现在这般突兀。新年献词走到今天这个田地，预示了它的孤独，以及由此沾染上的种种不良习气与时代的病症。 于现时而言，新年献词的价值孤悬状况特别严重。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媒体希望用一篇献词来冲抵大量无价值或反价值的日常作为，对献词的刻薄评价，有意无意地触及到这点。二是献词的价值表达，因为现实壁垒无从落根，价值倾诉变成修辞之战。 新年献词的作者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明知现实的坚硬，却要读的人相信柔软的人心可期可用；他们也知晓在希望、温暖、坚持、不惑等主题词下，现实逻辑会击败行文逻辑，让后者暴露出虚伪、无所用心的一面——即使写的人并不想这样。 献词作者在驱动修辞来实现相应主旨时，他们已经与现实世界有了分隔，他们想要鼓励读者的那些话语，只有少量传达到已经分化的读者那里。最不幸的情况也会发生，那就是读的人无情抗拒献词的辞令，这会让写的人陷入自我感动的抓狂境地。 对献词作者的嘲弄变得比十年前更加容易，好像也很普遍。对于来自读者的反响，作者照例是要有所反思的，但作者的反思意识不等于读者的胜利，更不等于读者是无可挑剔的。写的人真为难，读的人假正经，只怕是未被坦率揭露的献词读写场景。 新年献词与读者曾有的共鸣大量流失，并不总是因为献词写的不好，也因为读者认为未能从献词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或者对现实的不满表达不够，抑或读的人未能看到献词代表真正的媒体那样发挥曾经的作用。 献词的人预先知道红线，也划定了表达的程度和范围，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写作任务。但是在读者那里，他们觉得献词应该给他们所有期待从媒体哪里得到的东西，不设限。献词作者只能提供限制级的文本，而读的人想要彻底的火力全开。 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也是献词日益降低的现实批判力与未来展望能力，与读者日益愤懑且沮丧心态之间的矛盾。献词描绘了一个含糊且可以容身的未来，希望读的人不要纠缠站立的所在及现在，读的人说“可拉倒吧”。 献词周围满是不屑的读者、愤怒的读者和伤心的读者，这是献词作者预先知道且无法尽力安慰的。因为安慰的来源，要么是来自对现实的同一种理解，乃至于承认读者内在的破碎与毁坏——而这些恰是献词大忌惮——献词作者与读者的隔阂正在于此。 在献词受吹捧的年代，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矛盾与隔阂，两下对现实的理解以及就此产生的观念水平一致，这让读者乐于承认献词作为他们的嘴替。而现在读者不乐意了，不舒服了，像打量怪物一样轻视献词，与献词作者不共鸣导致了巨大裂痕。 根本而言，是社会大众（哪怕是更小规模的媒体受众）与媒体在如何表达现实伤痕上无法实现共识，而后才在献词这一表达样式上分道扬镳。作者本以为读者会与他们共享一个伤痕的壕沟，可读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冲锋，而你们只知道美化蜷缩。 如果说，过去的献词是对社会共识和问题意识的确认、观照与共鸣，那如今的献词已经在决定其价值的诸多方面与读者拉开距离，献词从大众共鸣的发生器，退化为媒体小众的哀鸣，甚至是孤芳自赏的词汇公园，献词无法点燃黯淡的原子化人心。 某种意义上，新年献词以其沉潜的乐观，承揽了大众对它们的羞辱式评价。大众从各自的无能为力中走出来，聚集在这一公共属性稀薄的文本周边，诉说他们的挫折与失败。人们需要一个暂时走出现实的可击打之物，新年献词在历史性坠落中迎向民众的铁拳。 煮字疗伤，这是文人聊以自慰的空想主义。读者挟全部的社会经验，无情地讥讽献词，实际上也是创伤心理在新年前后的爆发。献词的无用之用，兴许是贡献了心理治疗的发泄工具，如果能这样，献词在走下历史高地后，陈列于“泄愤房”也是功德。 这是中国阳历新年堪为壮烈的景观，少数作者写下用积极外观层层包裹的沉郁和悲观，散布于大众最容易接触的信息路口，而在读者拒绝乐观、无暇深究悲悯的年度沮丧时刻，献词丛集吸引了醒着数伤痕的人们。献词即为献祭，惭愧的献词作者终于得到解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万圣书园把开业重张定在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这次它搬进了商场里——新店是上下两层的格局，面积更大，空间和视野也更开阔，位于三层的店面拥有一整面朝东的落地窗。万圣书园夹在两家服装店之间，大约十米之外，有一家电玩城。 书店暂停营业的日子里，书商们从各地赶来支援，帮着把一架架的书打包、装车、运输，再重新上架；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图片、视频夹杂着文字，雪片般涌入信息流。 一家书店搬迁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就像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书店之于旧金山，在北京，万圣书园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不确定的日子里，人们来这里找寻某种答案或慰藉。 书店开了30年，几度迁址，并屡屡在挑战中存活下来，并且“活得还算体面”。在一切都变得速朽的年代，这几乎可以视作奇迹。 告别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最热闹的日子。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学者、出版人会在这天拥进书店，三三两两地凑在紧邻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热情交谈。书店取名“万圣”，原本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只是浅显的巧合——老板刘苏里的生日恰逢万圣节前夜，书店也在这一天诞生。 不同于往年店庆，今年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创办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后一天。12月，它将搬进一公里外的购物中心。 人们赶在最后一夜来告别。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人，排队买书的队伍从收银台一直延伸到厕所门口。气氛并不伤感。店里挂满南瓜色纸灯笼、鬼脸和蜘蛛形状的纸拉花，温暖明亮。醒客咖啡一进门的长桌上铺着印有黑猫“平安”画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摆着蜡烛、蛋糕、葡萄酒和各种水果。在场的大多是熟面孔，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摆出端庄的姿势，拉着刘苏里拍照。老板娘张焕萍在一旁来回走动，挨个跟刚进门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嘴角一直没放下来。她个子不高，嗓门清脆，身穿一件大红色衬衫，配一条黑色丝绒长裙。实在累了，就倚在门口，悄悄脱下一只高跟鞋，踩在刻有“万圣书园”字样的石砖上休息。 作为书店经营者，刘苏里和张焕萍早就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比起书店那只出名的黑猫“平安”——今年18岁，相当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夫妻俩还很年轻。每天出门前，张焕萍都会把“平安”抱在怀里，脸贴住它的额头，轻声嘱咐：“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离开了。于是她一边在心里默默告别，一边又计划着，新店开业那天，要让“平安”去跟新老读者和店员们，再打个照面。 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有种强烈的“old school”气质。在这里，书是真正的主角。店里有八万多种书，但其中超过一半的情形是，两到三年才能卖掉一本。因为主营人文社科类图书，万圣书园也被视为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风向标。 光顾这里的读者多是知识分子和广泛的精英阶层。季羡林、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汤一介、乐黛云、沈昌文、罗新、刘擎、周濂、刘瑜、罗翔、梁文道、马家辉、许知远……耳熟能详的名字多得一口气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员工都了解了杨振宁喝咖啡的口味，见他走进来，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过去。 书店最早开在北三环西路三义庙，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范围内。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子，连通了北大东门和清华西门。书店搬到这里，打通了与北大、清华的“血脉联系”。再往后迁至成府路，背靠的蓝旗营小区，是北大清华的教师宿舍。兜兜转转，万圣书园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目标人群。 虽然开在学校边上，但它几乎从不打折。图书品牌“甲骨文”的创始人董风云上大学那几年，每周末都会骑着自行车逛书店。路线一般是从人大一路向北，先经过海淀图书城，再到万圣。大部分时间里，他去万圣只是看，偶尔也买，“有些贵的，就跑到海淀图书城去买打折的。”董风云隐约记得，“后来大概买到100块钱，有个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是在万圣买书最多的读者之一。1996年他从美国回来创业，惊喜地发现北京出现了一批接近国外独立书店概念的民营书店，“我记得有三味书屋、风入松、万圣，离我最近的就是万圣。”打那起，他就成了万圣的常客。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后来开车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样，每次都能一口气买满两大袋子，塞进后备厢。 在他的认知里，好像去书店就等于去万圣。 “流动的盛宴” 或许可以这样说，万圣之于读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这里，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你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圣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几乎每一年，都有新读者变成老读者，老读者变成好朋友。 书店开在三义庙那会儿，作家李静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有天她在校园里骑车，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学的老师，“他说他去万圣，北京最好的学术书店。”那是李静第一次知道万圣，“那时候店面不是很大，书也摆得很朴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濂对万圣最初的记忆则是一辆中巴车。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远远地就看到一辆中巴车，门口放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书名。他好奇地钻了进去。中巴车不大，里面放满了书，大多是学术著作，年轻的周濂买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底黄皮。” 后来，万圣搬到了成府街的一处小平房。“当时到万圣看书的穷学生多得要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说，年轻时有些书买不起，只能站在店里看，“别的书店可能看你老不买书就会赶你走，苏里他们绝不会。”万圣开了30年，他在万圣看了28年书。1995年，萧瀚辞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上，离当时的万圣只有50米。“那时候年轻，精力也充沛，虽然准备考试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但是看别的书，我的兴趣高得要死。”几乎每天，他都会去万圣看书。时间久了，刘苏里忍不住跟他开玩笑：“你究竟是来考研的，还是研究考研的？” 没有收入的日子里，去不去万圣也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呢，兜里没钱，看到想买的书又不敢买，“感觉很不好”；不去呢，又担心错过那些好书，“书店跟菜市场不一样。菜市场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书店里的书，每种可能只进几本，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有一次，萧瀚攒了好几天才去，一进门冷不丁碰上了刚出版的《国史大纲》，他咬着牙买了一套，“当时觉得用不了一天，别人就会把它买光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成府街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文化气息。万圣对面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经常会放些小众新潮的电影，与万圣一墙之隔的“闲情偶寄”，每周举办学术沙龙。 出了这条街，整个北京还是灰蒙蒙一片。1997年，董风云从云南大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回忆，当时的北京风沙很大，人大东侧的白颐路还没有改造成后来的中关村大街，没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树木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虽然校园生活很美好，学生们的愿景很丰满，但整个社会还处在上一个时代的审美和气氛之中，色调是灰暗的。 万圣在这个特殊时期进入董风云的视野。“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他强烈地感觉到，这家书店有别于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氛围，“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小鬼Logo，进去以后完全像是一个书屋，一眼望去什么书都想买，买完书还可以盖一个蓝色的章。”有时候他不买书，也愿意去万圣泡着。 那时候中关村一带涌现出好几家洋溢着人文气息的书店。除了万圣，还有国林风、风入松。风入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王炜开办的，周濂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地下室，走进书店门口，抬头就是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 但在董风云的记忆里，最好的书店就是成府街那家万圣的样子。“可能因为我们年轻时是那样过来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我们的青春，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在了那间小平房里。” “偏执”的老板 作为城市公共客厅，万圣书园接待过的人既包括早年萧瀚、董风云这样的穷学生，也不乏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这样的老先生。“许知远自己开书店，可他老在我这儿买书。”刘苏里说，万圣之外，他们是名人、是网红。但在万圣，所有人精神层面都是平等的，“都是万圣的读者。”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刘苏里家有五万册左右的藏书，每一本书都是从万圣买回来的。王强问过他，拥有一家书店还用买书吗？刘苏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恪守商业规则的书店经营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强的印象里，刘苏里一直不太像书店老板，而更像是一个资深读者。他经常看到刘苏里戴着厚厚的眼镜，在书店最深处的书架前翻一本哲学或是政治学著作，“你很少见到一个书店老板是这样的。”王强觉得，刘苏里就和书店那只著名的黑猫一样，“老是在书堆里扎着，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说，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万圣报到，而且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见不着。” “苏里自己就是个疯狂看书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书该看，哪些书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还有哪些书付你钱你也不能看。”总的来说，萧瀚觉得这位书店老板还是宽容的，“他可能看不上这个人的书，甚至觉得这个人的学术、品格都不行”，但出于思想上的平衡和体系上的完善，有些书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义”，也会被选入万圣的书架。 李敖的书是个例外。萧瀚问过刘苏里，万圣为什么一本李敖的书都没有，得到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我非常讨厌他，就是不卖他的书。”印象里，这是萧瀚唯一一次听到刘苏里亲口说自己不卖谁的书，语气还很严肃，“他可能不喜欢李敖的文风——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欢，否则到不了这个地步。” 在萧瀚眼里，这是刘苏里骨子里非常固执的一面。“万圣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的名声、规模和象征性地位，都跟苏里的性格连在一起。他远不只是个卖书的，你说他偏执也好，坚持也好，总之他赋予了万圣一个非常特别的灵魂。” 大多数人对刘苏里的第一印象都是严肃。他讲话慢条斯理，配上东北汉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采访时，刘苏里一落座就表明态度，“老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来，他又像个憨态可掬的老头。因为出生在乌苏里江畔，父母给他取名刘苏里。他是虎林这个县级市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高考时，他原本填报的志愿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没想到放榜后收到一份教育部电报，说他的分数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龙江省第13名，虽然数学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题都没看，就做最后一道题，写了三页纸，最后给求证出来了，直角等于直角。熟悉刘苏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计老师也看烦了，给40分吧。” 排行榜 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刘苏里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尽管没有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学者，但他一直在和书打交道。 李静记得，万圣开在成府街那会儿，有一天她去买书，看到刘苏里坐在门口，严肃又语重心长地跟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话，“语气很像一位严师，内容挺学术”。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刘苏里，只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书店老板的人”。 开书店的人大多都有几分理想主义气质。刘苏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书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大部分书，他只需要扫一眼作者、选题和目录，再翻翻前言，几分钟就可以决定这本书能不能卖。 很多书都是这样从万圣走出去的。比如《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是作家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印出来七八千册，三联书店发行部的负责人找到刘苏里，“你帮着看看这书能卖吗？”刘苏里翻了十来分钟，说，“这是好书！这个作者太厉害了！”他当场采购了200本——1997年，这笔钱让书店背负了不小的压力。但刘苏里没犹豫，“后来林达火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学者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部历史学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万圣当月推荐的新书之一。过去一年里，它多次登上万圣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没上榜，是因为去年12月书店关门——当时万圣的员工几乎全员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业，万圣的月排行和“年度图书”具有极高权威性。“月排行是严格按照销售量排序来的。”刘苏里唯一可以做调整的空间，是当销量出现并列的情况，“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书，我可以从中选一本。”算下来，书店老板的个人意志大概占10%-15%，剩下的“都是读者投票”。李静还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如果是作者到万圣买自己的书，无论买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万圣，买榜是不可能的。 “早期免不了会夹带私货。”刘苏里有些不好意思，“张总（指张焕萍）接手管理之后已经杜绝这种现象了。”至于卖什么书不卖什么书，既不是追随市场潮流的结果，也不是刘苏里个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学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筑一样，为书店搭建了一套“产品体系”。 中间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有一两年，学术思想类图书“卖得不好”，刘苏里解释，“实际上不是卖得不好，是因为你开始想卖别的品类的书了，冲淡了，资源分配就是那么一个格局。我们不会追着读者的兴趣走，也不会不照顾读者的兴趣。与其说是照顾读者的兴趣，不如说是把着社会的脉搏。后来还是张总意识到，学术思想类的图书依然是刚需，因为各方面形势越来越差，人们想要从书中找答案。” 最近几年，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书店里上演：有两类图书的销量越来越突出。一类是科学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变世界》，老上榜。另一类是以《秋园》为代表的写实类作品，“这些书替代了原来的那些时事评论。”刘苏里一一列举，像《张医生与王医生》《盐镇》，包括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漫长的余生》，“9个月连续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几个月都在第一第二，吓死了。” “总指挥” 书店30周年店庆前，夫妻俩把1994年以来的年度图书和2001年以来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纪念册。“哎哟，看到有一些书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刘苏里撇撇嘴，“没办法，那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纪念册下印厂那天，张焕萍往微信群里丢了几张成品照片。周濂转述梁文道的话，“印象中只有美国的一家独立书店干过这事，国内绝无仅有。”在万圣，印纪念册这种大大小小的事务性工作，基本都是张焕萍在张罗。 刘苏里打了个比喻，“万圣就像是一个乐团，张总是乐团里的总指挥。” 工作很繁琐，但张焕萍也有方法。她从来不召集员工开会，“有事说事，开什么会啊。”在万圣，员工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汇报工作——每天早上老板娘一进店，负责打扫卫生的员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板娘面前，轻轻喊一声“张总”，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张焕萍笑着回应，“好，可以”。 万圣的员工学历都不高，来的时候十八九岁，高中或中专毕业。张焕萍虽然要求严格，但很少发脾气。员工犯了错只要能举手承认，就不算错。她也不允许员工阿谀奉承，万圣因此没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私下里，没有她不管的事。员工生病、谈婚论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里人被抓了，她都跟着操心打点。大部分正式员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离职的员工则会在每年10月31日准时回来看看。有员工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张焕萍年年春节给对方打钱买猪崽。 对大多数万圣员工来说，老板刘苏里更像是一个模糊的精神象征。张焕萍或许没那么耀眼，没那么名声在外，但谁都知道，离了这位老板娘，万圣无法成为今天的万圣。 刘苏里也承认，万圣活到今天，活得还算体面，张焕萍功不可没。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是醒客咖啡一直养着万圣，“其实它从开业第一天就没挣过万圣。”醒客开业之前，张焕萍就提出来，书店和咖啡是两门生意，各养各的。二者之间恐怕唯一的联系是在给咖啡取名这件事上——方法很简单，从万圣月排行里挑一些好听的书名，比如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单上就叫“装睡”，“如果周濂、刘瑜（两口子）的书都在上面，买两杯就打折。” 在朋友们眼中，张焕萍直爽、干练、热情，能说会道且幽默风趣，总之是一个活泼的人。她给刘苏里严肃、深沉的世界开了一扇窗。纪念册里，刘苏里原本写了一些“煽情”的、对妻子表示感谢的话，最后都被张焕萍删掉了。她说自己不需要夸奖。“万圣是一棵树，我就负责好好浇灌它。”她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不习惯也不愿意“以万圣的名义”说话，“我没那么大能量，就跟苏里打架时劲头足，哈哈哈。” 两人都有主见，也难免有争执，但丝毫没影响感情。韩国出版家金彦镐在《书店东西》一书中，摘录了一段张焕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记： “夫妻店好开也不好开，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们俩的性格都强。刘苏里一身的大男子气，我这个被逼出来的‘没头脑’，经历了多少隐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苏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当他发现他管不好钱时，就对钱再也不过问。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因为性格都太强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对待公共事务上，我俩很少分岐。我们有明确分工，他管采购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内政。刘苏里和我都认为，万圣的‘胜’和‘盛’都在书，我们只懂书，不能做别的。所以万圣走到今天，书仍是如此丰盛。” 总有人正年轻 “猫吃晚饭了吗？”告别日的晚上，10岁的布谷关心起书店里的猫。她是周濂和刘瑜的女儿，眼睛大大的，扎着两条麻花辫，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刘瑜。就在刚刚，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猫丛丛懒洋洋地钻出桌子，从布谷脚边溜走了。 在万圣书园，猫的元素无处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挂在墙上，张焕萍的微信头像也是一只思考的猫。 黑猫“平安”是万圣书园最著名的猫之一。它来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那天刚好是平安夜，张焕萍脱口而出给它起名“平安”。之后的日子，“平安”长得比别的猫都快，大家就开始叫它“大平安”。 张焕萍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和苏里到店后一般我在收银台看数据，他到办公室开电脑。我当然会先抚摸书台上的平安，告诉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来了。’平安便常常轻啊一声，踱着猫步款款地，穿过长长的书架通道去办公室视察。它知道爸爸来店里要做订书单，长年累月地坚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给人以安慰，更知道这种时候它去比妈妈去更管用。常常会听到从苏里办公室传出：‘哎呀，我们平安来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艰难与烦恼，都云散了。” 艰难和烦恼不是没有过。疫情期间，人出不了门，书店的读者也少。最难的日子里，刘苏里心生退意。两年前，朋友们约着去郊外“放风”，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烧烤，他大概是说了几句丧气话。“我们当时都力劝他不可以关门，这么多读者这么多年跟着你，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如果资金上有问题，我们可以众筹。”周濂记得，刘苏里当时态度很坚决，众筹是不可能众筹的，“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平安”退休后，接班的是一只长得像海盗的小花猫“丛丛”。它更年轻，也更懒，用刘苏里的话说，“懒到家了”。搬迁前一晚，收银台前排队的读者一直没有断过，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学生。而此刻丛丛已经瘫倒在地，任由店员随意抚摸、摆弄。 营业时间早就过了，还有人往书架前面冲。那是个年轻女孩，一头浅绿色长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张焕萍在门口叫住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闭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转身走开，过了一会儿又举着手机跑回来，像是急得快要哭出来，“我就找一下这本书可以吗？”张焕萍心一软，“进去吧”，并招呼店员帮女孩找书。 年轻读者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始于书店上一次搬迁。当时为这事，王强没少在背后奔走牵线——前一个店址租约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最坏的打算是关门。王强听了，当即在饭桌上表态，“我虽然不开书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之后他便想办法托人帮忙，2012年年底，书店向东挪了198步，从成府路123号搬到了59号。 那两年正好碰上全国范围内独立书店的倒闭潮，很多书店都以“寻求新地址”为由歇业，但很少真的会重张。怕读者担心，张焕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过程，隔些日子发几张照片，报告装修进展。“那时候微博还是最热闹的，那些所谓的大V带动了一批以前不知道万圣的新读者。” 自那以后，万圣40岁以上的读者比重从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岁左右、挣到钱的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IT创业者一跃成为这家书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体作者小西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到北大进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学带到万圣，灯光昏黄，书架通天，他甚至能闻到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像木头的香味”。小西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哈利·波特》中的“奥利凡德魔杖商店”。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口气读了下去。 “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识到，伽利略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还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之后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万圣，“随便看哪本书，总会有点启发”。有时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触一下最前沿的（学术思想）潮流”。小西觉得，这是图书馆提供不了的视角。 “信息时代的主题是拣选，要从大量庞杂的信息中选择有效的信息和知识，如果碰到懂行的书店老板，帮你过滤一些书，会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在小西看来，关于“人们是否还需要实体书店”这个问题，万圣给出了答案。 最近这段时间，万圣书园陆续在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上开了账号。10月份，刘苏里还做了三场直播。 刘苏里说，他们一直想找一条有万圣特点的卖书渠道——既不想学传统电商，“据说传统电商现在已经落后了，属于外婆级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这样看来，新兴社交平台的出现就成了契机，“转悠了几天了，我发现它的玩法有点像微博，这个我有经验啊。”他嘿嘿一笑，“还得再观察观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猫。新店开在购物中心，书店里养猫或许不再可行，“这可能是最终最大的遗憾，还在交涉。”至于书店的未来，他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成府路59号最后一夜，将近零点，门口还聚集着些许年轻人，迟迟不愿离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久别三年多，终于能够亲自发表自己的近况了。在发布此文此文之际，我已安全抵达英国，并正式向入境人员申请政治庇护。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从大榄惩教所刑满获释，在墙外重获自由，但一切却只是要承受严密监控的开端。在预定䆁放日期前一个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担心国安人员会否以公务探访名义，前来告知将会加控我什么罪行。 最终他们如我预期出现了向我警告，以及质问我会否继续“分裂国家”，并提醒我在未来一年内不要离境，并预告将会在我出狱后持续约见。 惩教处的保安组、更生事务组以及监督亦早在刑满一个月前开始，多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对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当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获自由的消息。 基于我判刑时未满21岁，出狱后必须遵守惩教处监管令一年，一开始我的监管内容与一般人无异，必须就学或就业。获䆁时刚好临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时觅得一份暑期工，却在不久后被惩教处高层告知不容许我受雇于“特定店铺”（监管令条文并没禁止），于是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月，我也只能够无奈等待开学。他们的要求变相剥夺了我的财政自主权，并为国安处后来的金钱利诱铺垫。 其后我接到惩教电话，表示高层决定更改监管内容，需要与更生事务组更高级的职员会面。我被勒令签署修订版监管令，增加（一）禁止发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关内容的发布物，包括公开发言和访问、（二）禁止发布任何“客观而合理地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发布物，以及（三）禁止公开发言。 国安人员从六月份开始，每隔两至四星期便会要求见面，我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每次都被约到随机地点，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车，然后把我载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约见他们都会要求我交代过去数周的行踪，查问我与什么人见面，即使是小学同学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连到过什么食肆酒吧、过程中的交谈内容也要详尽告知。到我九月开学后，他们要求我将学生证交给他们拍摄，申请学生资助也需要向他们通知，并需要交出银行户口资料。若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换来一轮训话，告诫我他们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踪，着我向他们坦白，实情要勒索我继续就范。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这半年间，国安人员不断威逼利诱我投向他们。以我猜测，他们透过我在银行户口的资料，得悉我的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给予线人费，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资料，并以此证明我已经改过自新，乐意投诚。 在九月初一个例行约谈中，两位国安人员向我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当时我极度警惕，担心会被送中，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我根本无法拒绝他们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回避的反问他们：“我不可能申请到回乡证吧？”他说只要我想的话他们便可以安排到，并会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们见状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我唯有如实告诉他们，我不想。他们遂质问我是否仍然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迟疑，随后他们要求我在下次见面时向他们给予回复。幸好直至我离开香港前，他们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这种要求在未来也只会接踵而来。 从十月起至今，我时不时便会无故生病，期间曾向西医中医求诊，均诊断我是由于极大的精神压力及心理因素，导致免疫力下降，并建议我长远下去需寻求心理辅导。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头突然被接近十名国安人员从后扑出制服我，并抢走我的电话。自刑满获释以来，我每日都恐惧同样的往事会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门，害怕在街上使用电话，担心会再次在街上被国安人员拘捕。每次被国安人员约见，我都充满恐惧，惧怕他们会说我危害国安，要求我自证清白。有时他们偶尔的断联，会令我更担心他们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检椌，故没有再需要与我约谈的必要。 但基于他们要求我签署有关《国安法》第63条的文件当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与他们的一切沟通内容，所以我亦根本无法寻求律师协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庞大的压力及恐惧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过国安人员会否信守承诺，在一年后的六月还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扰我的生活，但我心里明了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他们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条立法后，继续向我施加额外的罪名。经心思熟虑后，以调适情绪为由，说服惩教批准在圣诞期间离境旅游。我选择了符合经济状况且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冲绳为目的地，在起行数天前向他们提交机票住宿等资料，并成功获惩教署批核。 在离开的最后一天，我仍深思这个决定是否适当，毕竟这个月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但惩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终相信这已是最好的时机。当日我带著仅余的四万港元前往香港机场，直至起飞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担心能否安全离境。到飞机起飞刹那，我才稍松一口气。 但始终因行程及住宿细节已报备当局，我也未敢怠慢。在冲绳的几天，我与英美加三地认识的相关人士及机构求助并共同商讨，他们向我讲述了当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审核状况，并提供有关英国庇护及签证的法律建议。在得悉三地的资讯后，考虑到英国有更多我认识的抗争者已获批庇护，并且近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变得明确，我们最终一致认同循英国的政治庇护程序入境为最保险及适当的途径。 于是当下我便赶在理应回港的限期前买了往英国的机票，并在当地时间12月27日晚上7时到达英国。这也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这个家，纵然过去曾有预想过这天的到来，但在下定决心的当刻，我的心情还是一副沉重。自十四岁投身社会运动以来，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们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园，要走的从不应是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我将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为香港奉献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我相信只有全体香港民族持续竭力，香港才会重新成为那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弃，自由民主的种子终有一天能够重新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会在煲底再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钟翰林
柴静你好！ 此刻我在爱尔兰给你写信。 本科时我过的不很愉快，最初我带着朦胧的爱国主义情怀，讨厌一位老师。大一大二我对她极厌烦，一到她的课我就躲到最后一排带上耳机，两耳不闻。 很难说我到底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或许就因为从小受过的教育，从来都是只听见一种声音，于是我就只能成为这“一种声音”。 所以我一开始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老师，觉得她“恨国”。如果党和国是合二为一的，国和个人是合二为一的，一切宏大都是个体的责任，那么当有人质疑宏大的时候，就是在质疑你。 她挑战了十几年来我所相信的，所以我不想听她讲课。 但后来因为我希望能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我开始大量的看电影。但最近几年，那些让我想要成为导演的电影，全都在电影院里看不到了。所有的人文学科一定是开智的，这个重塑自己的过程很痛苦，但我终于醒过来。当然疫情三年在这个过程中也功不可没。那段时间早上一睁眼：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你，其实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里。 于是我终于意识到谁在和我说真话，谁在和我撒谎。 我明白了那位老师想教给我们什么。有一次她和我们讲，有一位学生期末考试没有通过，想让老师高抬贵手，老师以成绩上传系统已经关闭为理由没有答应。后来我们学院院长找到这位老师，劝说她为其改成绩。老师在电话里说，“你要是再来因为这事儿找我，我就去中纪委举报你们！” “是谁家公子？” 我当时半开玩笑问。 老师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我尊敬在这种体制下依然敢说不的人。大三大四那阵子再上她的课，我次次坐第一排，她反而没有再对政治表达过意见了.能独立思考的人一定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只能沉默。 2018年某个新闻一出，我的高中班主任在当天晚自习把教室门关上，和我们说了一番话。当时的我怎么能懂呢？只觉得他不该说这样的话，但那时候也并没有人觉得要举报老师。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想现在他也不得不保持沉默吧。 如今我感谢生命里有过这些老师，即使我当时不懂，甚至厌恶，但今天我回想这一路，我感谢他们愿意把学生当作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被填的“鸭”。他们本可以加入赞歌的合唱，但是他们没有。 站在讲台上，面对着笃信一样东西的学生们，表达对它的质疑。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唯一的、真正的、稀缺的美德是勇敢。而他们很勇敢。非常勇敢。 人是会变的。当你回望从前，你发现当时有一个人并没有因为你的无知而欺骗你，没有因为你的幼稚而敷衍你，你会感谢她。当我想写封信给你时，不知何故，很自然地想起她。一个人可以不同流合污、可以挺直腰板、可以说“不行”，即使只有一个人。想起她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假如你公开了我的信，我想和每一个听见这封信的人说：当那个决断的时刻来临，我们要听从自己的良心。 文章来源：推特
聊下“裁判文书公开”的话题。 在22号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以下简称为最高院回应）之后。就近几天我的观察来看，相较于此前热火朝天的讨论氛围，如今大家对于文书公开的讨论热度反而冷却很多。对于最高院这篇回应，法律界有价值有深度的分析似乎并不多——自卖自夸一下，我自己写了一篇分析《法律 | 对最高院关于文书公开回应的解读与隐忧》，文中表达了我的一些担忧；另外我也看到师姐王旭坤律师写的《读最高院就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答记者问有感》一文，以及仝宗锦老师写的《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例库答记者问几则随想》，两位同样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也有态度似乎没那么悲观的，比如《裁判文书网的前路和未来：四点疑问与解读【斑斓·观点】》一文。 以上几篇文，连同最高院的回应，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在此，我也想再梳理、汇总、丰富一下我的观点。不过本文不想继续强调“裁判文书公开”一事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论者已经有很多，比如《共议︱裁判公开：法治和正义的底线》一文，众多教授已经将文书公开的重要性讲得相当透彻。并且，最高院自己也并不否认裁判文书网的重要性（只是需要“优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应该已经达成了最基本的共识。 只不过，对同一件事、同一个概念，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最高院对裁判文书网的表态就相当暧昧，“裁判文书网会继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裁判文书上网的标准也需要优化”，至于何谓“应有作用”，何谓“优化”，就很耐人寻味了。 所以本文想重点分析的是最高院对于“裁判文书公开”可能的政策倾向，更具体而言，便是裁判文书网未来的发展前景。而我的态度也正如题目所说——悲观。 01 从我在本文开头贴出的“数据库对比图”，便可看出裁判文书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裁判文书网收录着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并且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相较之下，裁判文书库虽然同样收录着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但却仅限法院系统内部使用，社会公众无权接触；而案例库虽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但其收录的仅仅是经最高院把关过的典型案例，数量极少，远达不到广泛公开的程度。 所以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圈才会对裁判文书网如此重视，而无论新开通的裁判文书库与案例库建设得有多好，也都无法替代裁判文书网的重要性。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最高院在回应中强调“案例库建成后将向社会公众开放”，但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案例库的问题，而是裁判文书网的问题。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02 而根据最高院自己给出的数据，裁判文书网“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0年的1920万件、2021年的1490万件降至2022年的1040万件。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可以说，最高院主动承认了近几年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数量呈逐年阶梯式暴跌的趋势，在此背景之下，最高院又将开通仅限法院系统内部使用的裁判文书库。 如果说此前大家还期待着最高院能够再抢救一下裁判文书网，那么此举无疑会让人怀疑最高院要彻底放弃裁判文书网，而将重心转移到新的裁判文书库。因此才会引发大家普遍的恐慌。 即便裁判文书网与裁判数据库之后会同时存在，但两者也已经无法相提并论。因为裁判文书网与裁判数据库的差异肯定不仅仅体现在“公开对象”上，在这种“公开对象”差异的背后，也必然意味着“收录内容”上的差异。虽然两者的收录范围似乎都是“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但其数量并不会一致。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两者的收录内容是几乎一样的，而两者的差异仅限于公开对象，那么最高院其实没有必要花两份钱来同时运营两个近乎相同的法律数据库，毕竟两者的核心内容（即文书）都是一样的。即便对外公开的文书与法院内部保留的文书存在差异，那也顶多是一些隐私保护方面的细小差异（比如对公众公开的文书可能需要隐去部分个人信息），而这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远不至于到最高院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重新开通一个新数据库的程度。 之所以要开通一个新的数据库，肯定就是要在新旧两个数据库的内容上作出差异化。 根据最高院在回应里的说法，未来裁判文书库主要承担着“司法大数据”的职能，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后裁判文书库里的裁判文书会是相当齐全的，会完整收录有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与此相对应，显而易见，裁判文书网所收录的裁判文书便不会是齐全的，文书数量相较于裁判文书库肯定会少一个量级，未来的裁判文书网只会是选择性的公开。（我再次强调，如果两者内容是几乎一样的，那么最高院就没有必要开通这个新的裁判文书库了。） 可以说，从最高院开通裁判文书库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数量很难再重回以往的“高光时刻”了，短期内不大可能再恢复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 03 因此，即便最高院在回应中明确强调“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但这回应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家担心的并不是网站的直接关停，而是网站文书公开数量持续地断崖式暴跌，这才是问题所在。毕竟，对裁判文书网而言，“关停”与“停更”没有实质性区别。 因此，大家希望在回应中看到的，并不是最高院否认“叫停文书上网”，而是希望最高院用更具体的举措去促进文书的上网，使得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数量能够尽快恢复到以往正常的水平。 比如，最高院可以给各级法院以及法官设定政策上的激励，将裁判文书网的文书上传率作为法院或法官的绩效考核标准，以更强有力的手段去推进文书的上网公开。 我最担心的正是——如果没有文书上网的绩效考核标准，没有文书上网率的强制要求，在此情况下，各级法院根本没有动力去主动公开自己的裁判文书，这也就等同于任由裁判文书网自生自灭，裁判文书网很可能就此荒废下去。 但在最高院的回应当中，并没有就前述问题进行明确的表态，最高院没有从正面回应大家的担心。在明知公众普遍担心的情况下，这种“避而不谈”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信号。 04 在对裁判文书网的表态上，最高院用了一个极其暧昧的词——优化。而并没有明确说明未来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量是会扩大还是限缩。 裁判文书网的运行过程当中，的确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也可能确实需要改进。对此，最高院总结了三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很难站得住脚，我的意见详见《法律 | 对最高院关于文书公开回应的解读与隐忧》一文。 对“优化”一词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最高院也完全可以在不必明显减少文书公开数量的情况下去进行裁判文书网的优化。比如，如果确实发现涉及国家安全的裁判文书，可以下架，但这部分文书必定是少数；此外，如果担心部分裁判文书暴露当事人个人隐私，也可以对这些文书做隐名化的处理。但无论如何，不至于导致文书公开数量暴跌的结果。 但是，客观来看，过去几年对裁判文书网“优化”的结果就是文书公开数量的“断崖式暴跌”。作为普通人，便很容易将“优化”与“限制文书上网”产生直接的关联。并且最高院也大大方方承认了，文书上网数量下降就是最高院主动介入、主动优化的结果，最高院这种“主动”的姿态，也更容易加剧公众对裁判文书网未来文书公开数量是否会进一步限缩的担心。 05 最高院对于未来文书上网的一些举措，也很容易让人忧虑。比如最高院在回应中表示，“我们将采取线上公开和线下查询相结合的方式”，言外之意就是会有部分裁判文书不会再上网公开，而是只会通过线下的方式供人查询，就等于变相表明了对裁判文书上网的限制；在回应中，最高院还批评了过往的文书公开工作属于“上传了事、简单累加”，言外之意就是未来会更注重文书的筛选，这也就意味着肯定会有一部分裁判文书不会再上网公开。 06 在回应当中，最高院的一些表达也很耐人寻味。 比如最高院强调：“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那最高院该如何去面对与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依法提起抗诉或者上诉的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 又比如，最高院还表示：“民事、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公众可以查阅生效裁判文书，但并未要求生效文书必须在同一网络平台上集中公开。”那最高院又该如何去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国裁判文书网是全国法院公布裁判文书的统一平台。” 对于这种修辞游戏，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这种表达背后所释放出的微妙的信号。大家细品，我就不再展开了。 又聊了这么多。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我不是刻意想要去唱衰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相对理性、客观地去看待目前我们法律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从而对我们自身做出恰当的安排与调整。 可以说，我们正在走向“后裁判文书网”的时代，文书公开数量的限缩是未来的趋势，所以我对裁判文书网的前景并不乐观。现在已经是2023年底，只需再过一年，等到2025年初，我们再来回顾裁判文书网在2024年度的文书公开数据，其实就能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杞人忧天。 我很希望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过度解读，我很希望自己是庸人自扰，我很希望自己在未来被现实打脸。 如果被打脸，我会很开心。因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虚惊一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吾我五木
我觉得自己的年度汉字是“新”。2023年经历的大事情，几乎都是新的。 一个是办书店。这是我过去一直想做又一直抵抗的，当然知道开书店不是浪漫的事，但是最后还是做了。 在杏树下和朋友喝茶，说起开书店的事，他们都支持，我突然来了使命感。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不试试呢。 第二个新事是到派出所。来成都18年，除了办身份证，还没去过警局。但是突然有一天因为一篇文章被喊过去了。 不能不说有点紧张、激动甚至期待。我是骑着共享单车去的。问他们：你们看了文章吗？警察叔叔没看过。他们只是接到上面的电话找我，这让我有点失望。 “文章已经被和谐了，要不我找原稿给你们看看？” “算了。反正你以后注意点吧，尽量别写那种文章。”所长说。 “那是他的工作呀，你不让写他怎么办？”一位警察叔叔说。 最后所长说：“你还是注意点吧。现在的言论环境确实恼火。” 还有一件事是此前没想过的，在10月20号，我启程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 申请的环节就不必说了，办签证也很艰难。更重要的是在2023年到美国访学似乎不太正面，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在沈阳办的加急签证，然后从那里出发先到香港再飞旧金山。过海关的时候非常忐忑，女警问我：你怎么从成都到沈阳出境？ “成都的美领馆不是没有了吗？” 我是周五下午拿到的签证，周六上午的飞机。沈阳机场阳光很好，这对我是一个鼓舞。前途茫茫，我专门买了一个讯飞翻译机，结果到纽约后就没再用了。 就像玩游戏一样，打开了一幅新地图。 很多事都是措手不及，很慌乱。有那么几天感觉自己是在逃亡，离开成都前的那天晚上才和书店合作伙伴说，“明天我要去美国访学，顺利的话……” 他坐在书店的椅子上一脸震惊。我万分惭愧，也有点愤怒，访学这么光明正大的事情，竟然一直小心翼翼隐瞒。 今年的很多事都是这样。战战兢兢，有时候感到相识在逃亡。大多数场合我都尽量表现得很镇定，但是有时候突然惊觉：一个“不认识”的我正在出现。 天翻地覆的变化：戒了几年的可乐破戒了；喝咖啡也不再坚持美式，改回拿铁了。可能，在纽约这个陌生的地方，我需要一种新的“格式”。 这些“新”都不意味着好。 开书店是好事，但是主要是责任，对我来说最挣钱的不是卖书和咖啡，而是在书店写稿——多么荒唐的场景。 去派出所，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很多次…… 到哥大访学，看上去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真真正正的前途未卜，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 在年底回望这一切，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命运和生活似乎都脱离自己的掌控。我经常会像傻子一样露出微笑：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坏事？ 只有在跑步和读书的时候我才安定下来。哈德逊河畔的局部风景，和中国山水画几乎没有区别，而中央公园湖边，路面松软，感觉对膝盖很友好。 前几天和哥大王老师一起去高耀洁医生的公寓，那里的房子已退，高医生留给世界的最后物品，是两箱自己的写的书，家人拜托王老师运回哥大。 想想，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她追求至真至善，得到的就是一种完满。她面临的磨难，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 一路上王老师讲了不少高医生的往事，这让我们踏实起来。最近几天想一想即将到来的2024，似乎有一点头绪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最近无事，年前趁人少回家，胡同转转，田间看看，街头吃点喝点，找找小时候的童年，可能是岁月的沉淀吧，没有找到童年，反而有了一点对家乡县城的思考。 早晨起床，冒着零下5度的寒潮，开着电动车，真刺激，找到一家县城著名的胡辣汤，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味道确实正宗，用料也比较足，这就是我冒着严寒也要喝一口的原因。 喝完时，我在想，一家三代人煮汤五六十载，有了名气，但在喝完胡辣汤转了几条街以后才发现，这家胡辣汤能占据整个县城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胡辣汤店人流稀少，生意惨淡，而他家人流络绎不绝，从7点-10点，几十张桌子翻台率几十次。 在喝汤，看到学生在喝汤，由此想到，不仅胡辣汤有点垄断的势头，更是想到学校，现在教育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而且是超级大山。 以前，每个村都有小学，每个乡镇都有中学，县城也有中学，后来撤并改，乡村，甚至乡镇的学校没有了，由于县城中学教育质量比较好，中国父母都是望子成龙，乡镇的学生一窝蜂都涌到县城中学，从而形成县城的超级中学，一个中学人数甚至达到一万多人，每年收学费都以亿计，但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县，种地已经无法满足孩子上学的花销，从而大批量农民外出打工，辛辛苦苦一年只为了孩子上学，最终的结果，县城的首富，不是当初的房地产，也不是高科技企业法人，而是校长，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教育成为了赚钱的工具。 刚才说到胡辣汤有点垄断市场，学校校长成为首富，由此想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不容易，邻居年龄大了，没有任何收入，时不时批发点蔬菜，到路边集市卖卖，一天多者卖个百十块钱，少者卖十几块钱，后来由于县城发展，县划成区，可能领导认为自己是大城市了吧，开始严管，摆摊地点一而再，再而三的变换，然后建了一个市场，租摊位就可以卖，不用在路边晒太阳吹寒风摆摊了，可很多老头老太太，只是想多一点零花钱，多一点家庭补贴，这幺小的卖卖，租一个摊位不但不赚钱，反而会赔钱。 另外，还听到一个搞笑但又很现实的事，县城的公厕，清扫+维护，虽然一个月1200元，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你需要送礼找关系才能去，一旦别人有更大的关系，找个借口就不让你干了，在大城市习惯的人可能认为不可能，看个公厕还得找关系吗？是的，必须得找。哪怕，你就是扫大街，你没关系都不让你扫。即便是到小区清扫生活垃圾，都得找关系，小城市，大江湖，事事关人情，处处是利益。 还有一个事，挺让人惊讶的，现在催医保，都催到学校去了，你家不交医保，甚至说孩子都不让你上学，老百姓咬咬牙，那就交了吧！可几年前一个人一年10元，才短短几年已经达到380/人，一家五口人计算，将近2000，对于县城平均月收入3000的老百姓，也是不小的负担，而且还有不断上涨的趋势，断交人数逐年增多。以前感冒发烧，10块钱包几包药就好了，如今看个感冒都能上千，即便报销也得几百，这很让人想不通，这到底怎么啦？！ 唉，不说了，就这样吧！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故乡河南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工作稳定”、“工资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等等优势因素，公务员成了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近日，网上流传出全国许多地方的公务员工资待遇，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 新疆公务员工资待遇： 某个新疆的公务员工资曝光，到手是8655元。许多网友说，公务员有许多补贴和福利，不知这个工资里是否包含了这些待遇，单看这一数字，就超过了很多地方的公务员薪资。 有在新疆做公务员的网友指出，乌鲁木齐没这么高，但在南疆的工资很高。随后有网友晒出了一位在南疆的29岁公务员工资。 看了这除去年终奖还有1万多的工资，引得许多刚毕业的网友一阵心动，就算南疆艰苦，也想去试一试！ 曝光的山东淄博体制内工资： 一名90后网友在网上曝光出山东淄博体制内的工资，图上是淄博市直属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的薪资待遇，他表示考上已经三四年了。 从图上可见岗位工资1720，薪级工资661，津贴补贴2370，住房补贴760，物业补贴750，基础绩效1980，除去扣除的项目，到手工资5700元。如果还有奖金，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这待遇算可以了！ 哈尔滨公务员工资： 哈尔滨道里区某机关公务员，工龄五年的一级科员，基本工资+津贴4700元，双边公积金1200元，还有一年的各项奖金共计4万元左右。 2022年黑龙江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8235元，月平均工资为7353元。 由上图可见，公务员的工资相对还是算高的，尽管黑龙江冬天很冷，但看了这薪资待遇，难怪许多网友都想去！ 甘肃兰州省直机关公务员工资： 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自己是甘肃兰州省直机关的一级主任科员，每月到手6600元，平时30%的基础绩效10000元，13个月薪总共3500元，取暖费5400元，公休未休补贴8000元，年收入总共约106100元。这还没算公积金、工会福利和其他隐形补贴。比起东部一些地方来，这薪资待遇也算高了。 据公开资料，2022年甘肃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870元，一看就让人羡慕！ 河南郑州公务员工资： 网友曝出郑州新引进的硕士正科公务员，转正到手9-10个，最高的港区事业编到手16-18万。 从网友曝出的内容来看，郑州体制内薪资每年大概在7万多，如包含15和16，每年大约8万多近9万，事业单位稍比公务员略低些。 西藏公务员工资： 网友分享西藏某县教体局公务员，一级科员，工龄三年，每月到手8k，公积金2.7k，年底还有十三薪和包干路费，全算上3w左右。 还有一网友分享西藏林芝的待遇：在编两年科员，每月到手一万左右，双边公积金2956，年底十三薪1万左右，包干经费一万左右，不算周末和节假日，每年有50天休假。 西藏的年收入一般都在12万以上，主要是这地方艰苦，高薪也算是对这种艰苦的一种补尝。 云南昆明公务员工资： 有网友分享昆明区级一级科员，刚转正定岗23-5，应发10000出头，实发7500，包含级别工资1800，职务工资900，单边公积金1300，听说最近要砍2000绩效了，表示很难受。 有网友评论说，其实早年云南公务员的工资很一般，勉强够养活家庭，后因中央转移支付，工资才上涨了一波，所以相对其他大部分省份略显高了一些。 西安公务员工资： 西安市公务员的待遇在陕西是首屈一指的。有网友说，西安法检单位要更好些，科员试用期就有5600元，车补550，公积金700，绩效奖4万；工龄8年的公务员，月到手4700元，年终奖3.9万，公积金1000多，年收入10万多，这应该还是保守的。 有网友晒出西安的警察待遇更不错，月薪加上各种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1万左右，年收入约11-15万。 山东临沂公务员薪资： 一位山东临沂市某单位公务员分享了自己的薪资待遇——工龄6年的副科级别，月收入大概6900元，加上每月600元的车补，2200元的双边公积金和年底1.9万的绩效，每年到手的收入大概11万元。加上公积金，每年综合收入大概13.6万元，平均下来，一个月综合收入大概在11000元左右。 看了各地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后，我想起了近日媒体披露的一组数字，12月26日“经观快讯”引自“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说，根据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发表的调查数据，我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 一边是月薪几千上万的公务员，一边是9.64亿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群，这差距不得不让人们对公务员的收入充满羡慕之情。 这还是2021年的数据，时值今日，随着就业压力持续增大，这个收入2000元以下的庞大群体应该又增加了不少人，而这个2000元的指标恐怕也缩减了许多…… 再想想众多身负债务的人群，难怪，人们会对公务员的收入羡慕得要死呢！ 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公务员这把宝贝椅子，一旦抢到手坐上去，不仅能领着让人羡慕的薪水，更多的是——还能利用这特殊位置坐着轻松赚钱，那背后隐藏的巨大差距，恐怕才是众多低收入人群“羡慕得要死”的真正原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3年12月26日发布《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 《该报告》数据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42.85%，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3.64亿，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万海远和孟凡强发布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然后，这一数据引起外界热烈讨论。 文章说，这个数据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 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有人疑惑，中国真有这么多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 首先，这里的月收入标准问题，是国家统计局一直使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是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无特别说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指标，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够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备开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等最终的社会福利。所以说，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实的民生问题，最能反映家庭或个体生活福利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是定性判断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故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甚至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比GDP指标的重要性还要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的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6亿人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的说法是吻合的。 文章说，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 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文章表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这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6亿人中，成年人未婚的比例为19.8%，平均年龄为38.5岁。 从受教育的年限来分析，月收入低于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例也占到了9.6%。 从就业形式来看，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总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反观发达国家美国，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至少是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因此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相关信息，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若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算成人民币是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所以说，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看，中国离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纺锤形结构，分布曲线呈现非常明显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显较大，容易出现明显“被平均”的。 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 文章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的事实仍很明显，有很大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特别说明：以上资料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的援引数据。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数据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