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話談

2023年12月31日，是項天騏購買的商品房交房的日子，但在12月月初，他卻早一步收到了開發商發給業主的延期交房通知。通知說，因多種不可抗力，交房日期將延期至2024年8月30日。而與開發商的通知不同，鄭州市委、市政府的新媒體權威發布平台——「鄭州發布」，此前在回應輿論關切時，在其微信公眾號表示，上述項天騏購買的商品房項目將於2024年5月交房。 政府與開發商的信息不統一，讓項天騏陷入了焦慮。在他看來，兩方信息存在出入意味著交房日期的不確定，這表明政府和開發商的承諾均可能是出於對業主進行安撫的權宜之計。「也就是說，不管是明年（2024年）5月還是8月，我們都可能仍然拿不到房子」，他說。 2022年6月，「鄭州670名碩博業主陷入爛尾困境」的話題衝上微博熱搜。這一熱搜緣起於購買了河南省鄭州市永威金橋西棠住宅項目（下稱「西棠」）的業主因購買的房子於2022年初陷入無限期的停工，業主與開發商多番溝通無果後，自發錄製視頻維權。視頻中業主們紛紛自報自己畢業的高校及最高學歷，以期能夠引起外界關注。 項天騏也在此次視頻維權之列，當時他是一所985高校的在讀博士生，三個月後將博士畢業。 「西棠」被人們稱作鄭州「最高學歷樓盤」。它與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學——鄭州大學僅一街之隔，距離河南工業大學兩公里，不遠處還有鄭州輕工業大學、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與工程大學等高校。正是得益於這一地理位置及周圍校園雲集帶來的濃厚的人文環境，周邊高校新引進的青年教職工，及鄭州市人才引進計劃吸引到的很多高學歷年輕人都選擇購買了這個項目的房子，該項目現已出售1800餘套。 據業主自發統計，「西棠」的購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隆德大學、多倫多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擁有博士和碩士學位，這些高學歷業主中甚至包括100多名鄭州大學的教師。 與中國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一樣，鄭州近幾年也加入了「搶人大戰」，頻頻出台政策並通過高額的人才補助吸引全球範圍內的高級人才落戶鄭州、建設鄭州、發展鄭州。這是除地理位置優勢外，「西棠」的博士、碩士業主們選擇回到鄭州、購買「西棠」的另一個原因。但沒有人想到，厄運會不期而至。 日本金融服務機構野村證券曾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大概有2000萬套沒有完工的預售樓，而要完成這些房屋的建設大約需要3.2萬億人民幣。 但因風控管理不到位導致的高槓桿、資產負債率飆高，大陸很多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已經斷裂，建設難以為繼。在這一輪的債務違約中，甚至以高周轉著稱的知名房企碧桂園，都未能倖免。「保交樓」也成為了以國務院為首的各個政府機構反覆通過黨媒對外宣傳的口號，以及制定救市政策的核心要求。但到目前為止，政策乏力，後續收效甚微。 中國大陸的商品房預售制引進自香港，但與香港對預售市場進行嚴格監管以及制定嚴密的風險分擔機制不同，在中國大陸，預售資金的監管主要由銀行及政府相關部門負責，其中政府部門僅為行政部門，沒有執法許可權；而房子一旦達到預售條件，銀行就會發放按揭貸款，將風險轉移至購房者。因此，購買到爛尾樓的業主，要想不留下不好的信用記錄，即使房子爛尾，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償還銀行的按揭貸款。 這令「西棠」的高學歷業主們苦不堪言。兩年的維權經歷後，眾多業主紛紛感慨：「高學歷和專業知識的積累並沒有我們為帶來任何助力，相反，我們在竭力維持著知識分子的體面和尊嚴，選擇依法依規表達訴求，誰知卻步履維艱。」 而在更廣泛的輿論中，這是一個被大眾認定為通過自己不懈努力，終於爬到了知識的「食物鏈頂端」並被政府當做「人才」「精英」引進的群體，但即便如此，面對爛尾樓他們仍節節敗退。於是有微博網友問到：「所以奮鬥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努力學習對於普通人來說又有什麼用？」 學成歸來還未大展拳腳，便被房子困入牢籠 項天騏2023年9月順利通過博士答辯，按照原本的人生規劃回到了家鄉河南，併入職一所位於鄭州的大學，成為了一名青年教師。而同樣按照原本的規劃，他現在本應已經在著手準備裝修新房了。 2021年8月，項天騏父母擔心房地產市場價格會持續上漲，便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積蓄40萬元人民幣作為首付，為他購買了一套「西棠」的房子，以備他工作後居住。但到了2023年，形勢卻在朝著全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鄭州的房價不漲反跌，「西棠」也陷入了爛尾危機。於是，博士畢業後，項天騏不得已在就職的學校附近花1000多塊錢租了一套房子暫時棲身，同時每月仍需還6000餘元的貸款。房租和房貸兩項開支接近每月8000元，超過了他的工資收入。 姚兵和項天騏的境遇相似。因看中「西棠」周邊雲集的高校資源，2020年9月，在「西棠」開盤僅一個月時，作為某985高校在讀博士生的他便集父母、女友父母的積蓄，再加自己積攢的博士津貼，全家合力出資45萬元的首付，以每平米1.56萬元的價格購買了一套房子。貸款30年，每月還貸6300元，月供從自己的博士津貼和女友的工資中扣除。 對於做出這一選擇的初衷，他直言：「我和女友都是河南人，我有很重的鄉土情結，與其漂泊在外，不如回去更好的建設自己的家鄉。」 而彼時，恰逢鄭州市向高學歷人才拋出橄欖枝，制定了各種膾炙人口的人才招攬計劃。政府釋放的人才引進政策也誠意滿滿，如每位在鄭州落戶、購置房產的博士，市政府會發放10萬元的購房補貼。 這種金錢補貼比鄉土情結更讓蘇一鳴動心。蘇一鳴的家位於鄭州周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父母均是農民，而他是家裡的長子。在中國北方的傳統文化中，長子意味著需擔負起照顧父母、培育弟妹、振興家族的重任。於是2020年從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工科院校博士畢業後，蘇一鳴儘管拿到了華為、中國科學院、航天科技院等多家知名單位的offer，但他算了一筆賬，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工資水平，他要很多年後才買得起房，更遑論安養父母和照顧弟弟妹妹。 對於他這樣的寒門子弟，鄭州市發放的10萬元購房補貼足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相較於北京，鄭州的房價更便宜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蘇一鳴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北京的工作機會，選擇入職了鄭州的一所高校當老師。 在他回到鄭州工作的第一年，蘇一鳴便用鄭州市發放的10萬元及其所入職的高校為其發放的35萬元安家費再加上他在博士期間攢的10萬元，以及向同學和朋友借的錢，共計90萬元首付，在2021年6月底，以1.68萬每平米的價格購買了西棠的房子，公積金貸款80萬，需還貸30年。買完房後，相較於還貸壓力，他更有一種「終於在城市安家」的成就感。 但這種成就感僅維持了短短的幾個月，到2022年年初，「西棠」項目因背後的兩家合作公司產生矛盾，房子陷入停工危機。 更具戲劇性的是，包括姚兵和蘇一鳴在內的很多年輕、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博士業主在「西棠」項目傳出停工的消息後，才驚覺自己購買的樓盤全名「永威金橋西棠」的真正含義。 鄭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發布的公告顯示，「西棠」項目所在的地塊持有者為鄭州金威實業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20年2月23日，股東分別為鄭州金橋置業有限公司（下稱「金橋」）和永威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永威」），兩者持股比例分別為51%和49%。 據時代財經的報道，金橋和永威在合作協議中約定：「項目公司（即金威實業）所有收支賬戶由雙方共同監管，金橋負責資金及土地運作，永威負責操盤，統籌規劃、設計、運營、管理、建設、銷售等工作，項目銷售期間和交付後的物業管理由永威物業管理公司承接負責。」 同樣據企查查信息，永威和金橋在2020年5月14日，將鄭州金威實業有限公司的100%股權質押給了鄭州銀行，這意味著「西棠」項目所在地塊的土地出讓金是鄭州銀行的貸款。而據永威公關負責人與業主的多條線索也顯示出，永威與金橋的合作模式並非共同開發建設，而是融資代建。這為之後兩家公司的矛盾，以及永威退出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融資代建是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商慣用的且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目的在於提高房企的資金周轉效率。但企業之間交易的不透明、監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到位以及政府的缺位，會直接導致銀行以及企業之間的資金流向不明，這會將所有購房業主曝露於風險之中。在這種模式下，到最後，房子是否交付將全憑開發商的良心。 永威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是鄭州本地的開發商，曾以優質的建設設計質量和完善的物業配套服務備受鄭州業主的追捧，在鄭州開發了多個樓盤，公司創始人李紅建同樣為河南本土人。 在這個案例中，鄉土信賴完全取代了不完善的法律監管，成為包括蘇一鳴在內的多名業主的定心丸。因此在得知「西棠」項目由永威開發後，他們便毫不猶疑的出手「搶購」了「西棠」的房子，對項目中的「金橋」二字根本沒有進行過多的聯想。 相較於周邊小區當時均價1.3萬每平方米的價格，「西棠」的售價為每平方米1.6萬-2萬元。「高出的部分相當於是品牌溢價，我們願意為之買單，圖的就是放心」，多名業主表示。 而業主之一的李明磊甚至直言：「我選擇買貴的樓盤，就是擔心便宜的會爛尾，和家人商量後覺得貴的會更靠譜一些，但是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還是被套住了。」 自感被套住的不止他一個人。 自2023年3月份以來，姚兵時刻在關注業主群的動態，以及業主與金橋及永威兩家企業的溝通進展。對於現在的生活狀態，他表示已經被房子拖得筋疲力盡了，有種悔不當初的感覺。「還沒來得及在家鄉大展拳腳，便被房子困入了牢籠」，他說。 面對企業、銀行、政府任何一方，業主都沒有制約能力 在「西棠」項目被傳停工之初，蘇一鳴在業主群與傳播停工消息的業主有過多次爭執。在他看來，沒有確定的事，有謠言的成分，不能隨便傳播，否則對國家和社會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在駁斥「謠言」的同時，他篤定的向業主們保證：「一旦出事，我絕對會沖在最前邊」。 他的承諾在2022年3月得以兌現。那個時候，所有施工工人均撤出了「西棠」的在建樓盤，該項目正式進入停工狀態。樓盤以沒有任何人跡的建設現場向業主傳遞出「西棠」項目正式進入爛尾樓序列的信息。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蘇一鳴以業主志願者的身份多次參加了業主與鄭州市高新區管理委員會（「西棠」項目所在的城區）及業主與金橋、永威兩家公司協商、尋找解決方案的會議。 正是在這些會議上，業主們才得知他們的購房款項已被金橋公司單方面挪用。一份標記為2022年5月18號由高新區管理委員會、金橋、永威、業主共同參加的內部會議的會議記錄顯示，「西棠」項目的銷售款被金橋公司主導挪用到了另一個樓盤——北龍湖項目的開發。而北龍湖地塊的土地出讓金始終未繳清，項目進展並不順利，被挪用的款項未及時轉回，西棠項目由於開發資金的短缺以致停工。 這同樣是非常具有代表意義的中國式爛尾樓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大陸，很多房地產企業為了從政府手裡拿到更多的土地，以換取更多的銀行抵押貸款以及建設更多的項目，而慣常採取這種「拆了東牆補西牆」的資金轉移方法。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會賣出更多的土地，銀行會放出更多的貸款，企業則能拿到更多的融資和收到更多的銷售款。而僅有購房的業主處於絕對弱勢的位置，且個人資產不受任何法律保護。 「我們沒有和包括政府、企業、銀行在內的任何一方討價還價的權力，也沒有能力制約開發商一定要用我們付的首付錢去建設我們購買的房子。其實我們都知道，交完首付後，我們就是案板上的魚肉，只能任人宰割」，李明磊說。 李明磊2020年碩士畢業於位於北京的一家國內知名的科學研究院，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一個農村，在戀鄉情結加鄭州市此前大肆宣傳的「招才引志」計劃的雙重感召下，決定回鄭州發展。之後他掏空了自己和女友及雙方父母的口袋，湊夠了70萬元的首付，以1.69萬每平米的價格購買了西棠的房子。「交完首付後，我口袋裡只剩下了300塊錢」，他說。 回鄭州之前，他放棄了一家位於北京的國內top級晶元製造企業的offer，「當時覺得回到家鄉會發展的更好，但是沒想到反而不行」，同時他補充到，「我現在背負著30年的債務，每個月需要還8000多塊錢的房貸，整個人負能量爆棚。」 鄭州當時推出的「招才引志」計劃意在吸引高精尖人才回鄭州，以加速鄭州的發展，從而在與南京、長沙、武漢、成都等城市的競爭中拔得頭籌。該計劃明確，來鄭州的博士生的購房補貼為每人10萬元，外加每月1500塊的生活補貼，碩士的購房補貼為每人5萬元，外加每月1000元的生活補貼，生活補貼的發放年限均為三年，但前提是這些人才需要在三年內落戶鄭州。戶籍的限制，將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來到鄭州的博士、碩士緊緊的與這座城市捆綁在一起。 鄭州的引進人才政策隨後被包括西安、武漢等含在內的多個省會城市效仿。但對於這些城市的做法，一位常年研究中國城市發展規劃的學者私下透露，2018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初露疲態，疫情加速了房地產市場的下滑頹勢。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路徑是以土地財政作為支撐，而正是基於土地財政的利益，各地開始大肆開發房地產項目，以致很多地方的房地產數量開始過剩。 「其實這些城市以發放補貼為誘餌，吸引高學歷人才去落戶，根本目的是為了去房地產市場的庫存。如此一來，這些年輕的碩士、博士不僅把市政府發放的人才購房補貼重新投入到了房地產市場，而且還把父輩及自己的往後餘生積累的財富都要投入進去。這是政府在下的一盤大棋，房子賣出去了，政府、銀行也都拿到了錢，屬於一舉幾得。而政府所付出的不過是多發了幾張戶口」，該學者表示。 這一點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西棠」業主意識到。 「我相當於是把當年政府人才引進發放的補貼再搭上全家人的積蓄全部投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房子上」，李明磊說。除此之外，更讓他感到失望的是，對於他這種工科前沿專業的畢業生來說，鄭州並沒有匹配的高精尖工作崗位，迫不得已，他入職了一家央企在河南的子公司。而因為所有的積蓄投入了西棠的房子，他沒有信心在10年之內再攢夠另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在下墜」，他說。 看到房子背後的系統性問題，令他們對家鄉失去信心 李明磊出生於1995年，在房子的事情發生之前，作息規律，那時的他相信鄭州是個有希望的城市，認為在這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闖出一番事業。但近兩年，他每天失眠，對於鄭州的看法也已經變成了，這個城市是一個「想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到頭來卻發現實現不了」的地方。 「我的自信心已經被全面擊潰了」，他很崩潰。 同樣對鄭州倍感失望的還有蘇一鳴。「作為業主代表，我參加了多次業主和高新區管理委員會、房管局的會議，我發現在鄭州，房管局沒有行政權，只能發口頭通知。可是這種通知，沒有任何行政和法律效力，以致企業根本不會理會。這直接導致，問題永遠在協商中、永遠沒法解決」，他說。 在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從來沒有暢通的溝通渠道。「鄭州670名碩博業主陷入爛尾困境」的話題成為熱搜話題後，多家媒體記者曾致電鄭州市高新區房管局局長，但對方知曉記者來意後，均選擇一言不發然後直接掛斷電話。 而與業主之間，政府部門也從來沒有主動建立連接，大多數時候政府選擇冷眼旁觀，不聞、不問、不管是政府官員的主要應對之策。 但在碩博爛尾樓維權的輿論升級為全國範圍內關注的話題、引發大規模討論後，出於整治負面輿情、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鄭州市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並將「西棠」問題升級，主管部門也由鄭州市高新區上升到了鄭州市委市政府。但具體負責部門和具體的負責人是誰，上千名業主無人知曉。 「我們沒有任何和市政府對話的渠道，政府也從來沒有詢問過我們的意見。更詭異的是，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後，感覺和我們業主已經沒什麼關係了，全然脫離了我們的掌控，而變成了政府部門的暗箱操作」，多名業主表示。 他們的猜測很快得到了印證。 幾乎在問題被升級的同一時間，與市政府拒絕記者採訪的「低調」截然相反，鄭州市公安局迅速找到了多名維權業主，要求他們停止與媒體溝通，刪除網路言論，否則將對他們實施行政拘留的處罰。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項天騏被迫退出了維權群。而堅持留在群里的業主，也迅速分成了兩派，一派維護開發商和市政府，一派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多名業主形容，當時群里的氛圍火藥味十足，一言不合，兩派人員就會開始對罵。 喪失理智的爭論讓蘇一鳴心力交瘁。「很多業主被開發商和政府收買了，那些人已經淪為了走狗，團結起來太難了」，他說。 而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隨著他對問題了解的深入，他發現西棠的問題不僅僅是房子的事情。「這是一個系統性的監管問題，在鄭州，房地產企業的資金是由銀行監管的，這太匪夷所思了，只要監管亂象還在，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人利益受損。所以僅僅解決一個房子的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共同努力杜絕這種事情的發生，給年輕人和我們的後代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這才是對家鄉最負責任的態度」，蘇一鳴說。 但是，「家鄉」似乎從來沒想過要對他們負責任。 經過長期觀察後，多名被鄭州市人才招攬計劃「引誘」回來的年輕業主們共同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鄭州並不是一個對高精尖人才友好的城市。 因為產業結構的緣故，銷售和保險是鄭州從業人數最多的兩個行業。對於回到鄭州的專攻前沿學科的博士們來說，回鄭州只有進高校當老師這一個選擇，這導致很多回來的高學歷人才在鄭州反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所以在我看來鄭州市之前推出的『全球人才引進大會』非常可笑」，蘇一鳴說。 這也是對鄭州有著強烈鄉土情結的姚兵的判斷，「我從來不看好鄭州最近十年的發展，再過20或30年，這座城市可能會依託其人口紅利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對於其能培育互聯網、科技、高新產業氛圍我從來不抱任何期待。」 「我現在超級後悔回鄭州了，當時還不如直接去華為」，蘇一鳴直言。因此，當有師弟師妹諮詢蘇一鳴回鄭州發展的問題時，他現在的回復都是，「不要回來，千萬不要回來！」 李明磊也是同樣的態度，在他看來，鄭州市政府的短視將會使這座城市失去人才競爭力。「鄭州對『西棠』問題的處理態度和能力讓人非常失望，我們這些業主都有同門的師弟師妹，所有人對他們的建議都是不要回來，鄭州不值得。」 童夢實同樣認為，西棠問題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一個開發商的問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才是問題的根源。童夢實原本想在鄭州紮根，於是和父母2021年全款在西棠買了兩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總價共計320餘萬。 但是他現在改變了想法。 面對未來，他們難以逃離的困境與抱殘守缺的妥協 童夢實是河南安陽人，博士畢業於歐洲一家全球頂級的科學學院，他自認為自己深受中國傳統的「父母在，不遠遊」思維的影響，於是前兩年博士畢業後便拒絕了海外高校，以及國內多所頂級知名工科院校的的邀請，回鄭州入職了當地一所高校。 為更進一步表達自己最初想在鄭州紮根的意願非常強烈，他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引進補貼其實遠高於鄭州，但自己是獨生子，又常年在外求學，所以想在父母退休後更多的陪伴父母，於是堅決回到了鄭州。 但是回到鄭州尤其是經歷過西棠房子的諸多風波後，童夢實直言對鄭州很失望並喪失了在這個城市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讓我失望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營商環境糟糕、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裙帶現象嚴重，這幾個方面鄭州和國內其他大城市差了很多」，他說，並進一步舉例稱，「以在『西棠』買房為例，『西棠』的房子是一房一價、一戶一議，沒有統一的市場價格。房子產生問題後，解決方案、解決問題的優先程度都是根據業主與開發商的關係好壞來單獨制定的，這並不是一個開放、透明、公平的交易市場。」 對於未來的規劃，童夢實坦言，將來他會離開鄭州，去北京、上海或深圳發展。「北京和上海也能解決我的戶口問題，而且我之前曾經和這些地方的科研團隊有過合作，算是有一定的了解，深圳的人才引進補貼是80-300萬，遠高於鄭州的」，他說。 但回到現實，他卻不得不承認，他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他和父母的所有存款都投入到了「西棠」的房子中，雖然生活不至於捉襟見肘，但還是打亂了很多安排。「比如我和女朋友準備結婚了，但是我手裡已經沒有太多的錢用來買新的婚房，考慮經濟因素的話，我其實沒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國家頂層政策一直都是好的，只是被鄭州這些人給搞壞了，所以我相信國家不會一直不管我們」，他表示。 國家確實沒有一直不管。2023年4月，在鄭州市政府介入近一年的時間後，開發商通知全體業主，永威公司退出了「西棠」項目，該項目的後期承建工作將全權交由金橋公司處理。 但業主對此處理結果並不滿意。「我們當初都是因為『永威』的品牌效應才選擇購買這個項目的，現在這個公司說退出就退出，今後房子質量出現問題，我們該找誰維權？」多名業主質問到。 但擺在他們面前的並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2023年中國的房地產企業陷入債務違約潮，全國各地的房價均在穩步下降，大眾對房產具備的金融屬性完全祛魅，房子賣不出去已經成了一個全民話題。與此相伴生的則是，房地產企業自顧不暇。 因為周邊房子房價均下降了上千塊錢，加上房子被延期交付，多名業主以中途更換開發商以及房子未準時交付為由，要求退房。但金橋公司給出的答覆則是，退房可以，但是不會退錢，因為公司已經沒錢了。 這變相導致業主們根本無法根據最初簽訂的購房合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此外，對於房產的延期交付，鄭州市政府聯合開發商發出通知表示，因2020-2022年的疫情管控、鄭州市的特大暴雨等不可抗力導致的延期交付，合規合法。「這意味著，即使延期8個月，我們這些業主也拿不到一毛錢的補償。另外，政府和企業全然不顧去年（2022年）兩家公司的內鬥導致的停工，把延期全部歸到了疫情和天氣原因」，項天騏說。 而更讓他氣憤的是，金橋公司的相關負責人統計鄭州過去幾年的天氣狀況，總共推算出了超過600天的因不可抗力導致的無法開工時長。「這說明按照他們的計算，房地產公司可以合理延遲交付600多天，近兩年的時間。而目前只延期了8個月，開發商認為自己已經很仁慈了」，他表示。 「600天」的數字讓「西棠」的高學歷業主們心驚肉跳，儘管開發商一直安撫他們說，項目已經有序開工了。但維權兩年來，很多業主知道這只是開發商的「話術」。「房子一直在開工，導致我們也不能再繼續維權，否則很可能會被警察以『尋釁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進行行政拘留」，多位業主表示。 在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商的「話術」中，對外宣稱房子仍然在開工，便意味著項目並沒有爛尾；沒有爛尾，便意味著維權帶有非法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多數購買到這種房子的業主只能自認倒霉在繼續償還房貸的同時，慢慢等著房子一點一點的建。 而基於上述閉環，很多現金流斷裂的開發商會選擇對每棟未建完的樓房，只配備一到兩名建築工人，工人會每天假裝忙碌，拿工具到處敲敲打打，但房子並不會因此加高一寸。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名義上房子沒有停工，但離完工卻也遙遙無期。這被業主稱之為「表演式復工」。 而讓業主的境況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此前承諾的給博士每月發放1500元、碩士1000元的租房補貼，因政府財政危機，已數月未發放。 項天騏博士畢業後，最初並不想按照原本的規劃再回鄭州，但是父母的積蓄都投入到了「西棠」，他及家人同樣已經沒有能力再買第二套房子了。因此基於現實壓力，他最終還是回到了這個讓他悲喜交加的城市，並表示，「我被房子套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回來，沒有其他選擇了」。 這是很多業主共同的心聲：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家能有多少錢？很多業主兩代人、三個家庭的積蓄都投入到了「西棠」，年輕一代還背負著一輩子房貸，很多人可能終生都沒有購買第二套家庭住房的能力了。 鄭州也因此成為了他們想走都走不了的城市，而在焦灼的等待與抗爭中，很多年輕的業主在出租房中迎來了家庭的新成員。 2023年7月，李明磊與妻子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新生命的到來，讓李明磊在欣喜之餘更多了一份責任與壓力。在現在的他看來，與其去未知的世界重新開始打拚，不如抱殘守缺去堅守當下的確定性。「在中國，走到哪裡都一樣，我們奉行的就是叢林法則。在河南，我還有很多親戚和同學，可在其他地方，我舉目無親，更容易被欺負」，他說。 項天騏也開始認命了。在他看來，他太過普通、平凡與渺小，他的高學歷也無法成為能夠用以對抗的武器，所有這一切都導致他不得不認命。 「古話說得好：窮不與富斗，富不與官斗。人家有一萬種整治我們的方法，而我們只有一條活路」，他說。 文章來源：歪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