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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話談

提案被民眾罵的委員,或許可以多一些

春暖花開,兩會又召開了。雖然可能各地的民眾沒有北京居民這樣直觀的體驗,但即便沒有發現快遞限流,出門堵車,看看微博等熱搜,也可以一起感受。 比如這幾天的熱搜中,就有不少都是兩會代表、委員們提出的建議、提案。而熱度最高的,就是下面這條了。 網路圖片 這個話題有超過2億的閱讀量,讓提出它的政協委員甘華田,再一次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字。 網路圖片 微博上河南日報做了個調查,在2.1萬名投票的網友中,1.9萬都認為這個建議如果實施,會導致女性在招聘中被歧視,只有800多人認為不會。 網路圖片 所以需要感謝一下甘華田委員 —— 從微博上的討論來看,這是近年來少有的,能團結絕大多數民眾的事件。無論是民粹極右還是公知反賊;無論性別,無論省市,無論國內還是境外,對這個提案的反饋基本都一致:一起罵。 網路圖片 前面之所以提到是「再一次」,其實是因為甘委員最近幾年的兩會期間,多次曾經因為「熱議提案」而登上熱搜。 或許你還記得以下的一些新聞: 2022年,建議取消中考,10年義務制直接高考。 網路圖片 2023年,建議直接為第三孩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的免費教育。 網路圖片 以及這個:建議追究詆毀中醫藥行為法律責任。 網路圖片 而對我來說,對於上面的這些被熱議過的提案,有些是贊同,有些是反對,有些則是認為太脫離現實了。 昨天再次看到新聞里出現他的名字時,我萌生出去整理一下他過往提案都有什麼的想法,想看看是不是有更逆天的建議。 不過結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上面提到的這些引發討論或者爭議的提案之外,他在這幾年中,其實還提出了好幾個我認為「相當正經」的提案。 比如今年他提出的提案中就有兩個: 一個是關於青少年的死亡教育。他接受採訪時認為,對青少年來說,死亡教育其實是一場最好的生命意義教育,只有認識死亡,才能更好地認識生命;只有正視死亡這個話題,才能讓青少年對生命有所敬畏。死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會青少年如何去面對人生中的各種挫折,如何堅強地面對人生,促使他們珍惜生命、直面死亡,超越死亡,從而減少或杜絕青少年的自殺。 網路圖片 以及關於擴大生前預囑試點的建議。新聞里他是這樣說的:臨床上常常遇到許多老年終末期患者都希望「我的死亡我做主」,簽署「生前預囑」,放棄「強行續命」的醫療救治,有尊嚴地離世。但由於目前不少地方「生前預囑」還沒有得到相關法律支持,即使簽署了,也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醫生敢執行。 (生前預囑(Living Will)是指處於不可治癒疾病末期的患者,在本人清醒的時候自願簽署的,能讓患者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統等,以儘可能保持自身尊嚴的方式自然離世的一份文件。) 網路圖片 之前也有不少,比如去年關於養老詐騙的提案。 網路圖片 建議6歲以下兒童免費醫療。 網路圖片 再之前還有關於建立國家罕見病診療中心的建議。 網路圖片 所以看完這些的時候,我產生了一個有趣的想法:如果他在提這些提案的時候,內容風格也和這次類似,甚至更極端些,再不切實際些:比如「強制進行『生前預囑』」;「高考加入死亡教育課內容」;「養老詐騙判死刑」……是不是能讓更多的人關注這些議題呢? 當然,不管怎麼說,「2年帶薪育產假」都是一個挺扯的建議,如果真的實施,除非國家掏錢補貼,否則很容易導致嚴重的女性就業歧視。在目前的環境下,這個建議肯定是脫離實際的,被罵並不冤。 而且政協委員作為一個需要去為人民發現問題、提出批評建議的人,自己當然也不能害怕被批評。 所以本文也不是給甘華田委員洗什麼白。全國政協委員,輪不到我一個自媒體來洗,就算有民主黨派之間的淵源,我也不會這麼自不量力。更何況在他的提案中,也有一些是我很想批評的。 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我認為:甘華田委員的提案中存在不少問題,但有兩點是對的:1,他在關注對民眾很重要的社會議題;2,他肯主動跟社會溝通自己的提案,願意被民眾了解和評判。 每年三月,微博上似乎總是看到各種議案提案的熱搜,但實際上只是一小部分 —— 即便只算政協,本屆全國政協一共有2169名委員。每年這些委員提交的提案大概在5000件上下。因此雖然熱搜刷屏,但數千名委員和他們的提案中,能被民眾了解的,並不多。 政協不是人大,它沒什麼立法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簡單地說,就是提提想法和建議。 如果有委員提出的意見和想法引發熱議,上了熱搜,甚至被全民罵,當然可以認為這名委員在這個議題上缺少研究,水平不夠,沒有提出讓民眾認可的方案。但也需要承認,他至少在關注民眾生活中的「痛點」,並且願意通過提案、建言的方式,引起相關部門的關注。 甘華田委員這次的提案雖然引發批評和不滿,但至少我們能了解他提案的內容。而如果他沒有接受採訪,不公布內容,我們是很難查到他每年提交了什麼提案,連批評、評論的機會都沒有。 至少我個人嘗試了各種方法,都沒有找到能查詢近些年的政協提案內容的平台。(政協官網的提案選登是更新到2016年初) 網路圖片 這也是為什麼我雖然反對甘華田委員的這個提案,但卻希望這種讓普通民眾能批評討論提案的機會,可以多一些。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委員代表,通過媒體或其他方式跟民眾溝通自己的提案議案,因為這本身也代表著他們願意被民眾監督的態度。無論民眾是否對提案滿意,給出的是讚揚還是批評,這都能成為有效的互動,都可以幫助委員更進一步了解民情民意,完善自己的提案。比閉門自己寫要有意義得多。 如果非要在公開提案被民眾罵,與民眾不知道提了什麼提案之間選。我希望前者更多一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一小時爸爸

報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華、莫言、農夫山泉

最近除三害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經過不懈努力,網上的壯士們揪出了三害,就是清華大學、作家莫言、農夫山泉。 捷報傳來,大家都很慶幸,也很後怕,紛紛說:幸虧當年沒上清華,幸虧一直沒讀莫言……卧槽不對,喝過農夫山泉。完了完了,這下娶不了宗馥莉了。 除三害是怎麼發動的,一開始我不太明白。比如為什麼忽然要除清華?起初還沒鬧明白。網民們多數應該並不知道,在國內的頂尖高校里,清華的風格一直是比較「又紅又專」的,為此還不時受臭知識分子們調侃。 怎麼突然就成一害了呢。 後來很多壯士留言告訴了我答案,原來關鍵的一點是,米國制裁了我們好幾所高校,其中居然沒有清華,這裡面必定有問題,有大問題,所以要發起圍攻,除了這個害。 但我還是表示擔心,問:那您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假如米國以後想收拾我們哪個厲害的單位、公司,只要搞一個word文檔,宣布制裁它同行,偏不制裁它,我們自己人是不是就把它給捶死了? 地攤書里不是經常有「反間計」嘛,比如皇太極反間計除袁崇煥,岳飛爺爺反間計除了劉豫,如果米帝也把這個學去了怎麼辦,不用兩三年,我們是不是就把自家捶乾淨了? 對方想了想,終於說:艹你……祖宗……巴子……十八代。 又比如諾貝爾文學獎,這個事也是很撲朔迷離。微博上很多壯士對我說:「踏馬的,如果莫言是個好人,會給他發諾貝爾文學獎?」 我回復了一下,說,不對啊貌似當年我們流行的話不是這樣說的啊,而是說:一直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是你們老外搞歧視。 早年間民間更盛行的是:他們瑞典人標準有問題,不給我們的作家發諾貝爾文學獎。而且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只看外語」,我們中國作家吃虧了,所以拿不到。 那些年國內經常都有這樣的報道:某某某中國作家本來要評獎的,只不過因為謙虛拒絕了;某某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本來是我們的,後來變卦發給外國人了。 當時還常有報道說,魯迅高風亮節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林語堂兩次(又說四次)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定了發給老舍,只不過老舍之前遭遇不幸,才改為給了川端康成。當時的媒體還老說,我們要搞好心態,不要有太重的諾貝爾文學獎心結,早晚一定會拿到的。 所以,我們到底是想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是不想得啊。 後來莫言得獎時,我還在社裡工作沒走,當時新華社發了報道祝賀的啊,說是「以中國精神中國氣魄走向世界」。大家可以去查。原來鬧了半天我們中計啦? 另外,有一個事你想過沒: 如果這個獎存心是為了噁心我們,那麼68年故意真的發給老舍先生,不是最能噁心我們嗎?老舍先生是66年不幸去世的啊。 現在我們自己捶了自己的最高學府,捶了自己的諾獎作家,捶了自己的大企業,把市值真的「打下去」了,米國會不會暗地笑死了? 對方也是想了想,終於說:干你……壞人……你大爺……祖宗十八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MH370十年,失去子女的父母們仍在原地

馬航MH370失聯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這座巨型客機在深夜驟然消失,機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國人。10年里,失聯者的家屬們飽含希冀地等待、尋找又絕望,苦海翻滾,有人掙錢養家、結婚生子,有人贍養老人、照顧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們是家屬中最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絕大多數父母們停留在了飛機消失的那刻,他們維持著孩子還在時的生活原貌,往返於追查真相和心理門診之間,在一個個春天裡老去。 習慣動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樹說話了,只遙遙地望向它們。一條公路隔斷了他耕種了幾十年的田地,肅冬,殘存的土地一片荒蕪,只在角落、側坡上冒出六棵枝椏雜亂的榛子樹。 九年前,他像養孩子一樣細心種養了100多棵榛子樹,日夜向這些樹苗訴說自己對兒子的想念。村裡其他人都只種小麥和玉米,他們好奇地問栗二有為什麼種榛子樹,栗二有告訴他們:等榛子樹開花結果,他的兒子就會回家。 聽到這個帶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們總是目光真誠地回以祝願。 生活在河北省邯鄲市下轄的峰峰礦區,栗二有自稱是「老農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時習慣質問對方「是不是中國人」。八九十年代,為了供養三個孩子,他也下過煤窯幹活。三個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兒子是唯一的大學生,畢業後在中興公司上班,2013年時就能拿到將近2萬元的月薪。 2014年春節後,栗二有的兒子被外派到馬來西亞工作。3月8日,他乘坐馬航MH370暫時回國,飛機在中途失聯,機身連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網路圖片 栗二有66歲了,頭頂的發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體在近年出現腰腹發胖。他臉上的皺紋不算密,一對半圓形的眼袋稍顯突出,平時他說話連利,看起來和普通老人別無二致。 「破綻」出現在談話三十分鐘後。持續說話,尤其當情緒有波動時,栗二有突然開始氣喘,他默然背過身吸入氣霧劑,幾輪呼吸後才讓自己緩和下來。不說話的時候,他的呼吸粗重,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飛機失聯後,他成了重度吸煙者,積年累月,在2023年確診了慢阻肺。曾經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煙熏得焦黃,在他因生病戒煙後它們才恢復正常。 栗二有與其他農民不同的地方還在於他的智識。為尋找兒子,他一次次研讀晦澀的航空專業信息。他的書架上還放著《百年孤獨》和《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十年來為了緩解悲痛,他對寫作產生了興趣,陸續寫了幾千首關於馬航和思念兒子的詩,和幾十萬字記錄馬航家屬故事的小說。 網路圖片 在峰峰礦區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劉雙鳳居住的村屋保留著幾十年前時興的裝修款式,門廳里掛著一面巨大的鏡子。鏡子中間懸有一塊白板,上面寫著「MH370失聯」幾個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數字「3340」。 3340天。這個數字已不準確。2014年事發後,栗二有與妻子去北京、馬來西亞尋人未果,回家後他做了這個牌子,從垃圾堆附近撿來一些泡沫板做成立體數字,每天更換貼在板上。起初,記錄是出於期盼,他想讓兒子回家後鮮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這麼多天。 那時他沒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數字從兩位數到三位數再到四位數,增加的數字板已經裝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換數字的動作,逐漸變成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重複。2016年,大雨澆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裡開始限制燒煤,供暖變得困難,他和妻子搬離了村莊,到城裡和小女兒一家居住。 他們會定期回村照料房後的那片榛子樹,給它們澆水除蟲。一回家,他們就更換計數板上的數字,再把兒子的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兒子的所有物品都裝在兩個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學時的舊物,還有一箱是從馬來西亞寄回來的。時不時地,母親劉雙鳳會把這些物品拿出來重新整理擺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兒子喜歡吃豬肉大蔥餡的餃子,每逢中秋和春節,他們都會包格外多的餃子,晚餐時單獨為兒子盛出一盤放在餐桌上,餘下的凍進冰箱。有一年餃子做得過於多,之後的一整年都沒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孫打開冰箱,看到凍了一年的餃子皮變得僵硬發白,奇怪地問姥爺為什麼冰箱里有「紙餃子」。 他們堅持給兒子打電話。起初是每天一次,後來改成每周六晚上撥打,栗二有覺得這個時間不會影響兒子工作。電話那頭總會傳來「無法接通」或「已關機」的提示音,栗二有會在那之後繼續跟兒子說幾句關心的話。最近幾年,失望累積下他們不再設固定時間,但如同肌肉記憶一般,劉雙鳳一有空就會掏出手機給兒子打一個電話。 每年兒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劉雙鳳會坐上凌晨從邯鄲啟程到北京的綠皮火車,坐一夜硬座,在天剛放亮時到北京,輾轉地鐵到達首都機場,在T3航站樓的接機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機當天,夫妻倆幾乎不說話,就一直默默坐著,偶爾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遠處起飛降落的飛機。無數次,他們看到極似自己兒子的身影,卻在距離拉近後清醒那不過又是一場幻覺。明知道會無功而返,每年他們都重複著這一行程,就是為了「萬一」兒子回來了,可以第一時間接他回家。 習慣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們沒再去機場,回村的次數銳減,鏡子上的計數板也因此停在一個不準確的日期上。 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國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屬們,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這樣圍繞著「尋找」與「思念」展開。家屬群里,有母親每天一早就會在家屬群里發祈福信息,祈願全體乘客平安回家。 馬航失聯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與關注,所有人都想知道這座巨大客機到底消失於何處。2015年,馬來西亞民航局代表馬來西亞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墜落於南印度洋。但因為缺少完整的證據鏈條,猜測飛機出事的前因後果的推論層出不窮,有「機長劫機論」、「外星人劫持論」、「平時行空穿越論」,還有牽扯到大國間政治博弈的「陰謀論」——飛機沒有墜毀,乘客們被轉移到了某個地方。 陰謀論這個名字聽起來帶有不可信的意味,卻在多年來備受老年家屬擁護。並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這一推論下,飛機上的乘客至今生還的可能性最高。 堅信自己的孩子還活著,為此不斷尋找飛機和人的下落,這是十年來許多老年家屬活下去的唯一支撐。他們維持著孩子出事前生活環境的原貌,隨時準備好迎接他們回家。 一對北京老倆口的女兒和外孫都在飛機上。十年來,他們每個月都會去孩子家裡打掃衛生,做一頓飯吃了再回去,就為了讓屋子保持「人氣」。最近幾年意識到尋找孩子的「戰鬥」曠日持久,為保持健康,這位70歲的父親痴迷健身,堅持游泳、跑步,在公園鍛煉。一口氣,他能做四五個單杠引體向上。只是日漸年邁的身體經不住過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損做了手術。 他們的親家夫妻則是多年來每逢初一、十五都會去寺廟為飛機乘客敬香,祈禱他們平安歸來。 失聯事發後,馬航在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園建立了家屬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開家屬見面會,後來次數遞減直至取消。許多老年家屬幾乎不錯過每一次見面會,儘管難以獲悉實質性的進展。一次見面會上,有媒體捕捉到一個鏡頭: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在流著淚吃泡麵。這位老人後來被稱為「泡麵爺爺」,他就是那對定期去寺廟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麵爺爺」多年來身體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騎自行車參加家屬活動,卻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著晚飯就從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療後沒多久就去世了。與他熟識的家屬姜輝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泡麵爺爺走了,多家醫院都沒查出任何病因,但我們都知道原因!」 馬航取消家屬見面會後,生活在北京的家屬們開始定期與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員開聯席會議。「泡麵爺爺」夫妻和親家,還有曾經雷打不動參加每次見面會的老年父母們聚集在這裡繼續追查飛機下落。這群家屬中,最年輕的姜輝50歲,他的母親在飛機上。十年來,他一直走在家屬前列四處追查真相,與多方溝通,維護著家屬間的聯繫。 每周四,老人們從北京各區坐公交車到外交部開會。會議室由傳達室改造,一個10平米左右的房間,放著橫豎兩排椅子。冬天,姜輝坐在屋裡感覺不到暖氣的存在,他身邊的老人各個都裹著羽絨服,戴著帽子和口罩,有的連手套都不摘。 這還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開會的場所還有不停跑風的酒店大堂,和曬不到陽光的露天小院。 房間冷,但時不時地氣氛火熱。正月十三,過年後第一次開會,姜輝照例提出家屬們的訴求:要求馬航恢復舉辦家屬見面會,恢復給家屬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馬來西亞政府給家屬賠償,重新啟動對飛機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屬們會在姜輝發言之後詢問工作人員每項訴求的進展。 進度總是很緩慢。這天,家屬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馬來西亞政府出具一份關於搜尋馬航進展的「中期調查報告」。馬來西亞政府已經有五年沒有按規定每年發布報告了。 工作人員卻對家屬們說,這件事應該找民航局。 家屬們登時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確規定外交部負責處理對外聯繫的事宜。「這不是把我們當球踢嗎!」一時間,幾個老太太同時提高音量,語速飛快地指責起工作人員。在一旁的幾個男家屬忙拉住她們,勸她們消消氣。 姜輝說,這樣的場景經常出現。有時他希望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發泄出憋悶已久的情緒,但也怕她們過於生氣,傷了身體。 栗二有的兒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學畢業後工作繁忙,每年只有過年期間回家幾天。劉雙鳳好像已經習慣了兒子常年不在身邊的感覺。她覺得母子連心,以前兒子在外感冒,她在家會突然覺得一陣揪心。2014年兒子坐飛機出事,她提前沒有一點預感。這十年來,她一次都沒有夢到過兒子。 如果沒有旁人提起,日子這樣過著,她時常覺得兒子沒有失聯,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飛機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劉雙鳳的生活徹底失常了。 事發時,家屬被聚集在北京麗都酒店,他們在那裡住了將近兩個月,期間只有不斷拉長的空等和懵然降臨的噩耗。3月24日,馬來西亞總理在酒店召開發布會,宣布飛機墜海,終結於南印度洋。在台下一聽到這個消息,劉雙鳳就暈倒在了地上。家屬們的憤怒情緒被引爆,擁擠著衝上街頭。栗二有在人流中護住妻子,一遍遍撥打救護車電話。 栗二有不相信這個結果,只覺得馬來西亞總理是在詛咒他的兒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麗都酒店二樓的過道上看到一則告示,上面寫著請家屬在晚上六點半之前撤離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屬都走了,劉雙鳳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轉門前徘徊。栗二有心裡只覺得,若是這時輕易離開,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鄉官員的勸說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貼著的思念馬航乘客的歌詞海報,帶回家貼到了客廳的鏡子上。 網路圖片 兩人回家後就一直守在兒子房間里,栗二有坐在兒子的書桌前,沒黑沒白地看著網上關於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煙,房間里的煙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樣重。劉雙鳳蹲坐在床邊的板凳上,斷斷續續地嗚咽。她會突然把手機摔在地上,事後神情恍惚,意識不到自己的異常。 她的精神變得異常敏感,聽到什麼聲響都會以為是孩子回來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機,很久沒洗的臟衣服和擦眼淚的皺紙巾堆滿房間。「她把所有東西都和孩子聯繫上了。」栗二有說,妻子不讓他在屋裡掛蚊帳,說這會影響兒子回家。天氣熱了以後,蚊蟲滿屋衝撞。 村裡的醫生告訴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緩解劉雙鳳的情況,一次吃兩片即可,多了會損害身體。一段時間過後,劉雙鳳的身體有了耐藥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帶她去醫院,醫生診斷她為重度抑鬱症,治療的藥物20多天一療程,要400多元。難以負擔葯價,她開了兩次葯就沒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車去北京參加家屬見面會。劉雙鳳總是在會上哭,栗二有則一有機會就鑽進吸煙室,縮在角落裡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氣來,卻仍不斷重複點煙的動作。 2015年3月至6月,馬航為家屬在見面會上提供心理諮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許多家屬起初都對心理諮詢師抱有抵觸,認為他們會偏向馬航。劉雙鳳也不想被人發現自己有抑鬱症。在農村,人們普遍對情緒病不理解,會將其歸為「精神病」「瘋子」。 漸漸地,家屬們發現諮詢師很多時候只是關心地遞來一張紙巾、一杯水,在家屬哭泣時上前擁抱。開始有人走進諮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農民打扮與虛弱的狀態引來了心理諮詢師的關懷。他們與其中一位諮詢師有了真心的交流。馬航解散心理諮詢團隊後,那位諮詢師仍經常邀請栗二有夫妻到家裡吃飯,勸慰他們要保重身體。 聽聞栗二有以務農為生,諮詢師和丈夫驅車從北京到瀋陽運了100多棵優質榛子樹苗,在清明節前夜冒著雨夾雪把它們送到了栗二有的村裡。 栗二有記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樹苗種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囑他們一定要照顧好樹苗,等三五年後榛子樹開花結果,孩子就會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來都是神情抑鬱,那天在地里也是頭髮亂蓬蓬,未洗過的臉上掛著淚痕,聽到諮詢師的話後臉上卻像放光一樣,第一次有了笑意。當時栗二有覺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來,妻子能狀態轉好就足夠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網路圖片 之後的生活有了支點。劉雙鳳想讓樹苗快快長成,催著栗二有去鎮上買澆水的長水管。他們從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著水管去地里澆水。 春夏交替之際,樹上開始長蟲。那是一種晝伏夜出的蟲子,白天在土裡睡覺,晚上出動,能把樹葉啃個乾淨。為徹底除蟲,栗二有除了噴洒農藥,還會在天黑後和劉雙鳳到地里捉蟲。一開始他們面對蠕動的蟲身不敢下手,想著為了讓樹早日開花結果,抓蟲的動作越發嫻熟。一邊抓,他們一邊說著之後等兒子回家,一定要把這些事都講給他聽。 捉來的蟲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們到硬地上把蟲子倒出來,快步將它們踩死。這成了壓抑生活中的一場發泄。 樹苗成片地長起來後,栗二有想出了將希望擴大的計劃。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樹的根枝修剪下來移栽到土裡,擴大了樹苗的數量。他想著,榛子樹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實際上,關於榛子樹的希望並不是諮詢師給的。那位心理諮詢師說,自己從未跟栗二有夫妻說過「榛子樹結果,孩子就會回家」這樣的話,心理諮詢師不會用非事實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絕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為自己和妻子種下了榛子樹的希望,並在十年來無數次的敘述中對其加固。滋養這個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擊後堅韌的生命力,以及作為父母的愛與決心。 坐在兒子的書桌前一根根抽煙時,栗二有浮想起與兒子的往事。兒子讀中學時,父子倆就坐在這張桌前討論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的劇情,當時兒子說他讀了英文原著,以後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這樣的小島。命運就像提前書寫好的一般。 這同樣是一個他為自己堅定立下的希望。他讓自己相信,兒子也許一直就在某個島上生活。 許多老年家屬和栗二有一樣,在任何關於飛機去向的推測都難以被證實或證偽的情況下,他們願意去想像自己的孩子毫髮無損,只是被關押在某個地方。 「飛機殘骸」的出現將家屬的希望之網撕開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飛機殘骸在法屬留尼汪島被發現,隨後在印度洋群島陸續有殘骸出現,一部分被專業機構鑒定為MH370的殘骸。 栗二有在網上看到關於殘骸的信息時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絕望,開始相信飛機真的出事了。那段時間,家屬群里升騰起關於殘骸的紛爭,有人堅決否認殘骸的真實性,認為它們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灘的,有人想要探索個究竟,捕捉關於殘骸的種種疑竇。 一個新的希望把栗二有從深淵裡拉了上來。在他如今已經模糊的記憶里,大約是在2016年中秋節前夕的一個晚上,栗二有照例給兒子打電話,依舊聽到「無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樣,他在掛斷電話前兀自說了些關心的話,還叫兒子方便的時候給他發個定位。 栗二有說,沒過多久,他聽到電腦傳來「嘀嘀」一聲,亮起屏幕,竟看到兒子在QQ上給他發了一個「在」字。 他跟許多媒體都說起過這件事。有記者提出,可能是他兒子的QQ號被盜了,他卻有堅固的解釋。兒子失聯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經常催促兒子戀愛結婚,兒子聽得厭煩,總是回應簡短的一個字:「嗯」、「好」、「中」。栗二有覺得,這個「在」字和兒子一貫口吻契合。如果是盜號者,怎麼能精準地把握他兒子的習慣?他也曾拜託在騰訊工作的媒體人去幫忙查找發這條消息時兒子賬號的ip地址,卻沒有得到結果。這讓他更加相信,兒子是被困在某個地方,出於種種原因,真相不能公開。 一個「在」字給了他恆定的信念,兒子還活著,「飛機殘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們對殘片真實性的質疑:有人說同一家媒體拍的同一殘骸的兩張照片上飛機的序列號不同,有人提出殘骸上的附著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環境。他將這些信息都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錢,和幾位中外家屬一同前往馬達加斯加尋找飛機殘骸。他在心裡不認可殘骸的存在,只覺得要盡全力完成「尋找兒子」的動作。 網路圖片 一上島,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滾燙的溫度。他想去求證,如果自己能在這惡劣的環境下生存,那兒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灘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衝動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衝擊的礁石,對著海面用撕裂的聲音大喊:「孩子,你在哪裡,我們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聲高喊後不久,姜輝在附近的沙灘上發現了一片蜂窩狀的板子,疑似是飛機殘片。他叫栗二有下來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隊伍 剛開始種樹那幾年春天,從樹皮發青那天起,栗二有總會整晚不睡覺,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樹說話,觀察它們的生長。他是老莊稼人,以前種玉米時,他能在夜裡聽到玉米生長時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榛子樹沒有聲響,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間枝葉顏色的細小變化。 從土黃到鵝黃,從嫩綠到青綠,每每看到小樹有了新的變化,他的心底就會湧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長的感覺。這種感覺在他的生活里已經罕見。兒子生死未卜,尋找蹤跡的進展亦是緩慢得與靜止無異。 當年因同一目標聚在一起的家屬隊伍,也在緩慢的折磨中逐漸變得寥落。 十年來為了兒子四處奔走時,栗二有拍了許多照片,他把它們洗出來,收錄成一本厚厚的相冊。大部分照片攝於事發頭幾年,低像素的畫面里成群的家屬們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網路圖片 翻到一張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屬舉著「堅決抗議」的牌子合影,栗二有湊近看,認出其中幾人已經「和解」了。  事發後的頭兩年,大約有40名家屬選擇了與馬航和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非認同「飛機失事」的判定,而是困於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職人員身份。與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農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務工後搭上了MH370,栗二有從家屬那裡得知,這些務工者把辛苦掙來的工錢現金縫在了內褲上,和人一起留在飛機上了。這些本就貧窮的家庭,最終都選擇了領取和解賠償金。 栗二有不願意和解。2015年12月31號,有律師打電話給他,說自己免費為家屬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聯保險公司談到了250萬元的賠償金。栗二有聽罷沉下聲問律師:「你是中國人不是?」 律師不解地問他什麼意思,栗二有依舊重複著那個問題,直到律師答了「是」,栗二有再問:「你知道二百五是什麼意思嗎?」律師再度困惑,栗二有說,「二百五」是罵人的話。 他告訴律師,自己縱使缺錢,也不願受這樣的羞辱。 當天深夜,律師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又爭取來了2萬元。栗二有覺得如此容易的談判背後,可能有貓膩。 和解協議曾引發家屬間的矛盾衝突。一些拒絕和解的家屬堅持認為,領了和解就相當於承認自己的親人去世,他們因此指責和解的家屬「要錢不要人」。 但對於許多家屬來說,「和解」過後的日子,痛苦沒有減輕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濟南的單身母親多年熟識,這位母親簽署了和解協議後依然時時為飛機上的兒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裡的退休工人。一次會面時她跟栗二有夫妻說,自己買了一把鋤頭,每天一早坐車到郊區,在一塊土坡上用盡全身力氣種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為她想自己種菜吃,女人告訴他,自己只有在奮力揮動鋤頭的時候,才能夠忘記那些讓她難受的事情。 一度,家屬見面會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撐。栗二有排斥旁人對他說「感同身受」,他覺得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根本無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屬們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號,栗二有夫妻計划去北京參加家屬見面會,在火車站卻被攔下了。劉雙鳳趁著一個人上廁所的機會,甩開了阻攔他們的人,獨自買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從未獨自出過遠門,那天她還沒有帶手機。到北京後,她憑記憶坐地鐵去了外交部,趕到時家屬見面會已經結束了。儘管如此,她始終覺得非去不可。當時她下定決心,就算買不到火車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馬航在第42次家屬見面會上提出將解散調查團隊。在那之後不久,有家屬撐不下去領了和解金,還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親發病去世了。栗二有記得,那段時間裡,希望變得稀薄,不安的情緒在家屬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樣會傳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產生放棄的念頭。 他給自己和家屬們打氣。他在家屬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樹的故事,說自己在夜裡與它們對話,他講到近期的苦惱,榛子樹給了他堅定的迴音,支撐他繼續等下去。有人覺得他出現了幻覺,他說自己相信榛子樹是通人性的。他鼓勵家屬們一定要等到結果,就像這榛子樹,每到冬天葉子凋零,熬過年照樣會長出綠芽。樹猶如此,何況是擁有理性的人呢?  漫長的等待終究是過於磨人。近年來,大約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屬選擇了和解。馬航自2015年起開始減少舉辦家屬見面會的頻次,最終在2018年取消了見面會。姜輝發現,老年家屬的精神狀態在這之後每況愈下。以往許多外地家屬都會定期來北京參加活動,固定見面會取消後,時隔數月再見面,姜輝發現一些老年家屬看起來變得神情遲滯、沉默寡言,有的還需要家中小輩攙扶照料著前往。 網路圖片 馬航許諾對家屬提供的心理諮詢也僅維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諮詢師在這一年裡發現,許多家屬的狀態始終在惡化,飯量變小、睡眠減少、哭泣的次數增多。在得到最終確定的結果之前,他們無法「走出來」,心理諮詢師的傾聽與安慰很多時候只是起到一時的緩痛。 心理諮詢能帶來的幫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響同樣明顯。姜輝說,一位內蒙古的家屬如今已經住在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需要靠大量藥物和外界干預來保障生命,還有一位天津的家屬有了自殺傾向,家人給窗戶都焊上欄杆,請了專人看護。光是姜輝熟識的幾十個家庭里,這十年來有六七位家屬患上了癌症。雖然沒有明確的科學研究,但他覺得家屬中如此高的患癌率與他們常年的情緒壓抑有強烈的聯繫。 與姜輝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進度的十幾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屬們見面的機會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見面活動上,栗二有見到一位故人,令他內心揪痛。那是一個生活在天津的母親,老伴多年前就已過世,女兒在飛機上。女兒出事之前,曾把家裡唯一的房產過戶給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長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脫。2015年的一次見面會上,家屬們哭作一團。女人朗聲說,哭有什麼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來,我給你們哭。話音剛落,她就放聲哭了起來。栗二有在一旁看得驚奇。疫情後再次見面,他看到女人已經瘦得脫相。交流後得知,她的女婿已經再婚。 栗二有問女人現在住哪裡,女人說她也不知道。「怎麼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問,女人告訴他,自己在姐姐家住過一段時間,最近住在社區的義工房裡。 他難以想像,一個沒有房產的獨身老年女性未來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農村,人情緊密,還有親戚鄰居幫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無援的境地。 談起對兒子的思念時,栗二有不曾落淚,只是偶爾眼眶泛紅。說起對其他老年家屬的擔憂時,他哭了。哽咽後,他又苦笑了起來。他想把家屬的故事都記錄下來,但苦惱於自己表達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體到訪栗二有家時,拍下了大片蒼黃色的榛子樹林。雖然已不住在鄉下,每次從北京回來後栗二有總要去村裡看看榛子樹是否需要澆水、打蟲葯。他記得就在馬航宣布解散調查團隊那次會議之後,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幾棵榛子樹結出了果實。他剝開一顆,嘗到一股濃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樹都結果,便是孩子回家時。 最終,栗二有沒有等來滿地的榛子樹開花結果,他的土地現在一眼望去光禿禿的。他告訴我,大約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獨自回從女兒家回村,想回舊屋翻找一本曾經的詩集。走到房後的田邊,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樹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機的車轍。他去問鄰居,才知道是因為土地流轉,地被整個碾平了。 悲憤中,他接連幾日在地里來回踱步,感覺消失的榛子樹就像失聯的孩子一樣,自己拚命付出一切,卻在突然之間全數落空。給予他希望與庇護的精神世界,最終在現實里被剷平了。  2021年在面對媒體拜訪時,栗二有講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他說,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對榛子樹疏於照料,地漸漸荒了。2020年,村裡提出土地流轉,栗二有夫妻向村長解釋榛子樹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後還是服從於集體意志。村民鏟走了樹,栗二有躲在屋裡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間修起一條公路。冬日裡幾乎沒有來往的車輛,乾淨的路面上只有兩側留有未融的殘雪。 網路圖片 時間撕扯靈魂 劉雙鳳很難說清自己從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而變得「正常」,只能將一切歸為時間的作用。最近兩三年,她感覺自己情緒穩定了許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兒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長久的呼喊沒有迴音,時間長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島,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飢餓。 「人給不了我,給塊骨頭也行,我也認可。」她的語氣維持著驚人的平靜。 網路圖片 栗二有的改變發生在疫情後。那三年,他深深意識到人對抗不確定性時的無力。最困難的時候,家裡買不到鹽,連著幾天吃沒有滋味的飯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莊前一天還在嚴格防疫,第二天就響應國家號召實行了「放開」。他感慨世事無常,隨即買了啟程去深圳的車票,打算到兒子的公司索取工傷賠償。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賠償,眼見著日漸蒼老,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得為現實生活考慮。 […]

湖南25歲醫學高材生規培期自殺真相:醫院擁有過高的管理權利,是掌握了對規培生的合法傷害權

近日,刷到一條令人痛心的消息。 湖南一位25歲的醫學研究生,在醫院做規培生時,因無法忍受連軸轉的加班,在醫院裡,用手術刀割頸自殺了。 一條鮮活的生命,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高材生,就這樣殞落了。 千萬別粗暴地指責這女孩心理脆弱,這樣對這孩子太殘忍了。 女孩在網上留下了遺書,字裡行間都在聲討「規培」的變態。 培養一個醫學生非常不容易,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醫學高材生會拿命消失在實習期呢? 我特意做了功課,想了解什麼是規培生。 在得知一些真相後,越發覺得「規培生」這個小世界裡,有多麼地黑暗和恐怖。 01 這是一個悲劇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女孩生前是湖南師大的醫學研究生。 研三時,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做規培生。 她以為來醫院做規培生是來實踐的。 讀了那麼多的書,學了那麼多的理論知識,畢業前來醫院實習,就是希望能讓自己的所學理論結合臨床實踐,未來能當個救死扶傷的好醫生。 可惜,她心中的美好,以及導師給她描繪的未來,全部在這殘酷的真相里一點一點被絞碎。 連同自己的青春,也都一起破碎了。 她的遺書,字裡行間都是疲累和絕望。 她不是沒有呼喊過,遺書里提到她的導師也不能左右規培的現狀。 導師在接到她的呼救時,除了表達心有餘力不足外,只能不斷地描繪未來,隔空給她打雞血,鼓勵她堅持和忍受。 也許,過來人認為「規培」就是這樣的,除了忍受,並沒有其他的捷徑。 雖然,25歲的年齡,在法律上已經是成年人,但她也只是一個學生,她的全部經歷都在枯燥的學術里。 有些網友真的是在不客氣地評論當代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說國內的學生想到去死也沒想過退學。 但我想說,醫學研究生啊,真的太不容易了。 本科5年,研究生3年,規培3年,還要工作2年,才有資格考主治醫師。 13年的苦,這女孩走過了8年,還有5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 過度地疲累和精神壓力,真的會讓人崩潰的。 一個醫學研究生,難道不知道用手術刀割開頸動脈意味著什麼? 這是一個悲劇,令人扼腕嘆息的悲劇。 02 規培生世界裡的真相 令人痛心的是,湖南女孩的悲劇並非唯一。 2022年,華西醫院一位23歲的規培生,陽性發熱被迫帶病上崗,在一線工作時猝死。 這個學生在小兒外普外科組工作,屬於特別特別累的一個小組。 2022年還屬於疫情階段,他「陽了三天,發燒了三天,還在堅持上班……」 最終因為病毒感染加上過度勞累,引發了爆發性心肌炎,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然,華西的官方通報不是這樣寫的,懂的都懂,攤上人命,官方的說辭總能讓不知情的人深感悲痛,讓知情的人備感憤怒。 有網友說,華西醫院避重就輕,是不是發燒三天還工作不是主要,重要的是他被壓榨得受不了了,過度勞累。 當時還有一些規培生憤怒發聲:「憑什麼要讓規培生去送死?學費一萬塊,工資500塊,應該讓醫院的正式職工發著燒去上班、去送死,別什麼活讓我們干……」 23歲的小夥子在工作崗位上猝死,若不是過重過長的工作負擔,怎麼會讓一個如此年輕的生命受到重擊? 次年,也就是2023年,也是一位25歲的規培生,才上了三天班,就在貴州遵義醫科大學的附屬口腔醫院的11樓跳下身亡。 這位女孩在跳樓前,曾多次跟男友抱怨說實際工作跟她預期的相差太遠了,工作太累了,完全沒有時間休息。 這些消息,做父母的看了都會覺得壓抑得喘不過氣來。 網上有一位博主揭開了一個秘密,他說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醫院離了實習生就得倒閉。 所以,每到年底,醫院對實習生和規培生的管理會格外嚴格。 可能平時白天查完房就能溜走的科室,現在教秘每天都要在下班前點一次名,把沒來的實習生名單上交給教育處進行後續處理。 為什麼要嚴防實習生、規培生離崗? 因為醫院的正式員工是真的要放假的。 大五的實習生、研一到研三的規培生,在醫院裡都被統一划分為「反向給醫院交錢的廉價勞動力」,規培單位雖然無法造福某一位同學,但如果他們想要妨礙某位同學的「進步」,也就是一句話的事情。 有的小科室,可能就三四個正式員工,後面跟幾個進修醫、規培醫和實習醫,就能支撐起一個20-30張病床的病房運營。 畢竟醫療工作的大部分工作內容都是一些只需要簡單培訓就能上手的雜活。 比如找病人收集病史、在電腦上寫病歷、按照上級的指示使用組套開醫囑、送病房病人去影像科做CT、超聲等等。 這些雜活,不是醫院雇不起,而是讓實習生去干更有性價比。 鍋里就這麼點飯,少一張吃飯的嘴,其他人就能多吃一口,不是么? 反正上岸多年的上級醫師們,一直認為實習生能在臨床實踐當中獲得寶貴的經驗,比如: 收集病史寫病歷能鍛煉臨床思維和疾病的鑒別診斷,在後續開醫囑的過程中還能對照上級的指令與自己的思考來完善自己的臨床思維。 送病人去做CT更是能在運送的路上鍛煉自己的口才與情商,哪怕在這個過程中患者出現呼吸心跳驟停,也能及時的開始胸外按壓。 還有一個很黑暗的真相:可以讓實習生和規培生背黑鍋。 所以說,規培單位掌握規培生管理權的本質,是掌握了對規培生的合法傷害權。 03 什麼是規培? 現在來講講,什麼是規培。 所謂「規培」,也就是「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簡稱。 為了解決中國城鄉醫生醫療水平差距問題,平衡各地的醫療資源,華西醫院劉進教授學習美國,推出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 即醫學畢業生,不管本碩博,如果想繼續從事醫生工作,都需要進入三甲級以上的醫院進行三年的規範化培訓。 醫院給規培生提供專業和臨床診斷的相關培訓,而規培生給醫院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其實乍一看,這個制度完美無缺,還能解決中國醫療分級診斷的難題。  這個制度真正受益的就是三甲醫院和我們普通老百姓。 三甲醫院獲得一批又一批青年廉價勞動力,而普通老百姓以後即使在社區醫院也能享受到三甲醫院的醫療資源。 但真正吃虧的就是這些醫學畢業生。 因為這項制度在真正落地執行的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第一,美國的規培對於實踐操作、診療病例和主刀手術都有明確的量化要求,一切以量化指標為準。這才是真正的規範化培訓。 而國內,大多數醫院的規培醫生做的還是收病人、寫病例、貼化驗單和換藥等技術含量較低的活。 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醫鬧問題導致主任醫師不敢讓規培醫生親自操刀。 也可能是本院的一些代編的醫生或者醫二代都排著隊等著主任教呢。 所以,那些主任會優先教你一個外人技術嗎? 因此,每年規培完的醫生竟然還存在無法獨立完成闌尾炎和剖腹產的常規手術。 第二,美國的評價體系是代教老師、護理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其他學科成員,都會給規培醫生提出綜合評價。 而國內的規培生能否拿到規培證,更多取決於代教老師的主觀評價。 代教老師水平不一,這能標準化嗎? 而且代教老師對於規培生擁有過高的權利。 如果權利過高,但不加以監管,會滋生什麼?我就不用多講了吧? 第三,待遇問題。美國的規培生每年大概有5萬美金的收入。 而國內的規培生,一個月的收入最多只有兩三千。這也是為什麼網上很多醫學生在罵劉進教授的原因。 劉進教授曾經捐出個人資產一個億,用來支持華西醫院的規培事業。 但國內規培制度因人為的變質,導致帶來的負作用影響很大,簡直可以用「變態」二字來形容。 有網友建議劉進教授親自去參加一下規培,為期三年,全程直播,不能動用自己的積蓄和資源,完全要和規培生保持一致。 如果劉進教授能三年堅持下來,並且依然堅持現在的規培制度,也許社會輿論會站在劉進教授這邊。 這位網友的建議很善良,但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 就算劉進教授真的參加規培生的工作,他所體驗到的永遠不可能跟真正的普通規培生一樣的感受。 因為,劉進教授已是名人,醫療系統誰人不知呢? 在這樣的江湖裡,誰還不敢懂點人情世故? 規培生之所以熬不下去,不是制度有問題,而是人有問題。 規培生里有醫二代或者「皇親國戚」,他們的待遇也會有所不一樣。 有壓榨,就會有優待。 這是「江湖規矩」,就算是有人來查,也不一定能查出什麼。 04 這世界的陰暗面早點讓孩子知道 近年,我們常在網路上聽到這樣一句話:「寒門難出貴子」。 先別急著否定這句話。 我想說的是,這句話有它另類的解讀角度。 我大膽猜測,湖南的這位女孩、以及華西、貴州的這兩個年輕人,他們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沒有特殊的背景和資源。 一定不是醫二代或者規培單位的「皇親國戚」。 所以,沒有人跟這些孩子講規培醫生的工作真相。 他們一定都是抱著美好願景來讀醫的。參加規培,是他們認為自己成為真正醫生的最後一關。 普通家庭能培養出一個醫學研究生,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父母們更多的是驕傲和自豪。 更多的是和孩子一起憧憬未來高薪體面的工作。 沒有了解規培真相的圈子,哪裡能有這個認知去給孩子做心理預防呢? 我在網上看到有一個自稱是有關係的規培生髮的帖子。 大概意思是,他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不讓自己做背鍋俠。 他在值急診夜班時,會隨時做好錄音準備。 因為每個單位總有那麼幾個老油條上級,不負責任不說,還特別會推卸責任。 如果新人沒幾點經驗,分分鐘被那些老油條拿捏。 這些經驗,沒有行內的熟人,誰會告訴你? 一個普通的家庭,想要把孩子往高端了培養,除了提供經濟支持外,最好還能與孩子一路同行。 意思是,對孩子的未來培養方向,父母們儘可能去提前去了解這個行業的真相。 美好與陰暗,都讓孩子知道。 別讓孩子一直在七彩的童話世界裡長大。 […]

塵肺病侵入 90 後

煤礦產業逐漸縮小的當下,與礦工群體息息相關的塵肺病並沒有消失的趨勢。 塵肺病盯上了在城市打工、正當壯年的90後。它埋伏在一系列新工種中,醞釀新一代青壯年工人的劇痛。這些年輕的90後工人,很多人沒有下過礦,也沒有太多途徑意識到自己的職業雖然遠離礦洞,卻面臨嚴重的塵肺病侵蝕。 90後,連接塵肺 2013年,陳明入行檯面切割的第三年,他結婚了。結婚這天,一家人留下了一張合影。合影中,父母親坐在第一排,新娘子站在第二排中間,陳明、陳亮分別在她的左右。陳明的領帶,新娘子、母親的衣服都是喜慶的大紅色。 陳明幸福地笑著,露出一排牙齒,陳亮笑得略顯含蓄。 那時,這個家充滿了希望與動力。老一輩身體健康,兩個年輕人有手藝、有收入,也有對更好的生活的期盼。 陳明1991年出生在湖北黃岡的一個縣城,他上學的時候,書桌得自己買。他的成績不好,也不想讀書。初三畢業,他和父親一起坐著摩托車把書桌從學校運了回來。 陳亮是陳明的弟弟,1994年出生。陳亮剛上初一沒多久就決定輟學。那天,他把書桌扔在學校,直接回家了。 對於陳家兄弟這樣家庭條件的農村孩子來說,讀書不是唯一解,甚至不是最優解。他們的父母往往務農或從事體力勞動,經濟收入不穩定,能為他們提供的幫助僅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將孩子們領上一條與上一輩相似的道路。 兩兄弟輟學後,都經家裡人介紹學手藝,學不下來,又到外地進廠打工,最後分別辭職回家。父親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決定把兒子們一起帶到外地去做檯面安裝。 那時候,檯面安裝為這個家庭帶來了尚算富足的收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中國人開始購買住宅,裝修的需求也隨之急速增長。 不到20年,家裝行業迅速發展,吸納了大量勞動力。 遊走於全國各地的檯面安裝工人,便是這一新興的碩大「金礦」中,覓得收入的普通勞動者。 2006年左右,陳家兄弟的父親經由親戚介紹入行做檯面安裝工人,後來自己組起了裝修隊。「我們這邊都是親戚帶親戚,一個帶一個。」陳明說,「會互相告訴,哪個縣能做,誰去哪個縣。」 由父母幫帶,算是一條便捷的生存之路,加上陳明聽說這一行「來錢快」,在國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萬元級別的年代,陳明發現做檯面裝修,「一個月最少也有個一萬多」,於是,他跟隨父母到山西做檯面安裝。弟弟陳亮不願跟父母一起工作,跟隨同鄉南下廣東,同樣從事檯面安裝。 村裡的矮房幾十年如一日,但在縣城、城市裡,嶄新、高大的樓房正在拔地而起,它們承載著人們對新房、新生活的嚮往。在山西,陳明和父親兩人一組,如同流浪的鳥兒一般,遊走在各處新房之間,今天在這家的檐下停留,明天又去往下一家。 檯面安裝的基本流程中,切板、挖孔、磨邊、打磨拋光環節都會產生大量粉塵。 平日里幹活,陳明大多時候都戴著口罩:「還是挺好的那種口罩,一兩百塊一個。」 工作時,他們會打開窗戶、風扇,盡量將粉塵散出去。 在廣東的陳亮工作時也配有口罩,可他戴不住。幹活累了,時常需要抽煙提神,邊抽煙邊幹活,一天能抽一包煙,不知不覺間,粉塵混著煙霧入侵他的肺部。 安裝完檯面後,他們的身上總覆著一層白色的粉塵,或是在手夠不到的背部,或是在褲腿、袖口,或是在鞋頭,總有幾團灰白,一眼就能看到。如果沒帶安全帽,頭髮里也會有不少。「頭髮是要天天洗的,不管冬天還是夏天。」陳明說。 2018年,陳亮開始從其他工友的口中聽說一種病——塵肺。聽說,河源市和平縣有好多塵肺病患者。口耳相傳的傳聞,總是不那麼切實,似有若無,好像和他沒有什麼實際的關係。  婚後,哥哥陳明和妻子於 2014年和 2017年 生育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2020年,陳明開始察覺自己的身體有些異常,當快步走時,很容易氣喘、胸悶。他停下工作到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塵肺病。 塵肺病目前仍是我國危害最嚴重和最常見的職業病。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長期吸入致病的生產性礦物性粉塵,當粉塵肺內瀦留,會引起肺組織瀰漫性纖維化等肺部疾病。許多勞動者因此病帶來的鎖上喪失勞動力甚至失去生命。 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是典型塵肺病高發行業,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越來越多可能導致塵肺的行業正在湧現。 《塵肺病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年版)》指出,在傳統行業之外,塵肺病還出現在牛仔服砂洗作業、廚房檯面等人造石材加工、義齒加工、珠寶拋光和水力壓裂頁岩氣開採等新型行業或工藝作業中。 以義齒加工為例,在義齒的手工拋光打磨環節,會產生各種樹脂、陶瓷、二氧化硅等材料的粉塵,以及鎳鉻合金、鈷鉻合金、鈦合金等金屬粉塵,這些粉塵可能會產生呼吸道刺激和損害,甚至會引起過敏反應或其他健康問題。義齒製造行業發展迅速,工人大多數都在20歲到30歲之間。 像陳家兄弟這樣罹患塵肺的90後還有很多。公益組織大愛清塵近年在全國各地發現了一些90後塵肺患者,他們擁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成年前便早早輟學,進入切割、家裝行業,跟隨親戚、同鄉到外地四處做工,買房、結婚、生子後確診塵肺。 90後患者主要在涉及打磨、切割的私營小微企業、小加工坊工作。由於企業規模小、僱員人數少、從業門檻低等原因,這些商戶往往存在用工不規範、工作環境惡劣、防護措施不到位等問題。這些工作場所粉塵超標嚴重,勞動者面臨著更高的職業健康風險。 從入行到確診塵肺,陳明從事檯面安裝的時間還不到十年。在山西休養一段時間後,他回到湖北老家。 陳明父親手裡的活漸漸停了,一是因為孩子查出了病,二是因為當時他們所在縣城的檯面安裝需求已經基本飽和。 禍不單行,沒隔多久,在廣東的陳亮因頻繁咳嗽到醫院看病,被誤診為肺結核,後來在武漢被確診為塵肺病。 家裡的兩個青年都病了。石材切割這條將一家人帶往富足生活的生路,在此刻陡然顯露兇相,他們這才發現,頭頂已籠罩著重重陰霾。 維生 陳家兄弟確診時,一家人都沒有意識到,塵肺病會把他們的生活帶入怎樣的境地。 那時,陳亮還比較樂觀:「不幹這個,就換個事情做嘛。」他嘗試送快遞,可隨著身體狀況持續惡化,最終還是回到家裡休養。他能感知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尤其是呼吸。 早期塵肺病多無明顯癥狀和體征,易被忽視。隨著病情進展,患者肺功能下降,勞動能力降低,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即使脫離粉塵作業環境,病情仍會進展和加重。 儘管是因為工作患病,他們卻幾乎不可能爭取到工傷賠償。陳家父子接單幹活是通過當地的櫥櫃店,客戶在櫥櫃店下單,櫥櫃店再將手裡的單子轉給有合作關係的包工頭去做。跟櫥櫃店的合作關係是自己跑出來的,一般一個裝修隊能同時跟多家櫥櫃店合作。裝修隊跟櫥櫃店之間往往沒有合同,僅靠雙方口頭或當面建立合作關係。  「基本都這樣,除非大公司才會講究,小的(裝修隊)都是看誠信。」陳明說。生意最多的時候,陳明的父親一個人接了二十多家櫥櫃店的生意。 這個「家庭作坊」沒有「老闆」,他們跟諸多櫥櫃店合作,流動且服務對象眾多,缺乏明確落實到書面的證據,因此,想要找到為工傷負責的「責任人」極為困難,甚至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怪誰。 實在找不到可責怪的對象時,人會傾向於責怪自己,儘管通過自己的合法勞動賺錢以改善生活從來都不是錯。 相對於弟弟陳亮,哥哥陳明的壓力更大——兩個孩子都要讀書,收入不能斷。為了維持生計,陳明的妻子離開了孩子和家,外出打工掙錢。陳家兄弟的父親也再度外出,一身手藝用不上了,只能去工地上賣力氣。 2021年,陳明一直在家休養身體。眼看著妻子和父親在外勞作,自己卻只能在家,他心裡不是滋味。 陳明的塵肺病癥狀不算嚴重,但肺部的病症引起了一系列慢性病,如硬皮病。「醫生說就是肺部帶出來的病,我現在手的骨頭都變形了。」陳明說。 網路圖片 隨著病情的加重,塵肺病患者大多會出現肺氣腫、氣胸、肺動脈高壓、呼吸衰竭等併發症,隨著年齡增長、抵抗力降低,還可能出現呼吸系統感染、肺結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合併症。這是很多患者提前死亡的直接原因。 塵肺病無法治癒且不可逆,只能緩解、改善,延緩肺功能的衰退。 陳明的體力逐漸下降,他知道自己不如以前,但至少還四肢健全,如果咬咬牙勉強一把,多少能為家人分擔一點。2022年,陳明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再次離家到溫州打工。 當時他因為硬皮病,手開始使不上力氣,無法進廠幹活。經由老鄉介紹,陳明得以在一個高端小區做保安。工作時間為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每月收入近7000元。 11月,天氣漸冷。陳明發現自己的手越發無力,連手臂都抬不起來。活動受限,他唯一勝任的工作只剩下站崗。他知道自己無法長久地做這份工作,主動辭職。 沒招到新人的期間,陳明還堅守在保安的崗位上。他的手越來越嚴重,每天都需要同事幫他穿衣服。 招到人後,陳明再次回到家鄉。他知道,自己也許再也不會重返溫州,像其他人一樣打工了。 在家裡,有愁容滿面的母親,有兩個天真、健康的孩子。客廳里,還掛著陳明結婚時一家五口的合照。 合照時的陳明體重150多斤,身體壯實、氣色紅潤。從2021年到2023年,他因病瘦了40斤,體重驟降到110斤的他瘦得近乎脫相,神色憔悴。 那張象徵著家庭美滿的合照還掛在客廳,成為一家人再也回不去的時刻。照片里兩個高大、健康的年輕人已飽受塵肺病折磨,形同枯槁。 現在的陳明可以緩慢走動,只要不感冒,癥狀就不算嚴重。由於手上無力,他無法使用筷子,改用勺子吃飯。 陳亮的狀況也不容樂觀,2023年以來持續惡化,連飯都吃不下。他比陳明還瘦,幾乎只剩骨架,衣服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掛在身上。肩膀將他的衣服頂起一個凸出的小包,下擺空蕩蕩的,顯得人如紙片一般,風一吹就要倒下。 陳明有自己的小家,有孩子,也就有生的念想。陳亮長期養病,沒談過女朋友。 「我們這行一天都在幹活,沒有跟人接觸的時間,他病了之後更不可能談對象了。」陳明說。 長期在家卧床,陳亮變得越發沉默。「他不跟我們談心,他根本就不想活,活什麼活?反正身體就這樣了,什麼也弄不了。」陳亮的母親說。 兩兄弟生病的事不是秘密,但他們的母親從不願主動提起:「說出來幹嘛?又不是什麼好事。」 然而,當她帶著陳明的兩個孩子出門時,總有鄉親問她:「兩個孫子都長得挺好的,兒子是怎麼搞的?」 孩子們聽得多了,心裡總有個模糊的概念,知道爸爸的身體不好。大兒子還在念小學,現在每天起床都先自己穿上衣服,再幫陳明穿上衣服。 網路圖片 在中國石雕之都泉州惠安,庄懷安初一便輟學,跟他的父母一樣,入行石雕,從學徒開始做起。 「我們這邊的人都是很早就出來幹活了。」庄懷安說。他跟著村裡的老闆學了三四年雕刻,學成後經工友介紹到廣東打工。 剛出門打工沒多久,庄懷安就得到家裡消息,父親因多年從事石雕患上了塵肺病。父親不再繼續做石雕,母親進了工廠打工,而他卻沒有停下。 「當時我以為能治好,沒有在意。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病是治不好的。」庄懷安說。 庄懷安做學徒時,做石雕還沒有相應的管制規範,最簡陋的工作環境就設在路邊,占上一塊地就能開工,切割時產生的粉塵都消散在空中。到廣東之後,庄懷安在全密封的工作環境里工作,要求是不能讓粉塵吹到室外造成環境污染。 在封閉空間里做石雕,切割、打磨產生的所有粉塵都在屋裡打轉。「有時候那裡面都看不到人,連燈都看不到,一片灰的、白的。」庄懷安回憶道。那時候的他每天工作時長在八個小時左右,長期不戴口罩。 石雕歷史悠久,在過去,工人們都採用純手工雕刻,產生的粉塵有限。90年代開始,各類工具開始替代手工雕刻,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同時造成了嚴重的粉塵危害。電動砂輪工具和風動工具在乾式作業的條件下,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比傳統手工雕刻的粉塵濃度平均高出8—13倍。 「手工雕沒什麼灰塵,就是機器雕才有很大灰塵。」庄懷安說。 網路圖片 除了不同的工具影響著粉塵大小之外,石頭本身也是重要因素,花崗石、大理石、青石、砂岩等都是石雕常用的石材。 「(粉塵)有的大有的小,像是花崗岩的粉塵就比較少,砂岩要大一點。」庄懷安說。 做石雕按計件算工錢,庄懷安時常在不同的廠子里流轉。「這個廠沒活了就跑到別的廠里去,不是一直在同一個廠里。」他說。由於其工作的流動性,他與各個廠不會簽署任何勞動合同。 每件石雕的價格不等,材料、圖案、大小都影響其定價。庄懷安做過最複雜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圖,最大的訂單要求20平方米,每平方造價800元左右,而完成這一件需要雕上近兩個月時間。 庄懷安在廣東一共做了10 年石雕。2018年,他發現身邊有不少工友都得了塵肺病,甚至有的人因此離世,他開始感到害怕。消息越傳越廣,工友的死訊左右著他和他周圍的工人們。他們決定離開這裡,回家。 「都覺得怕。大家就不約而同一起回來了。」庄懷安說,「沒跟老闆簽合同,直接全走了。老闆也怕啊,怕找他賠錢,巴不得我們全都走。」 庄懷安和工友們一起回到福建,大部分人都先後到醫院檢查身體,有的人還沒有結婚,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的身體情況,獨自去醫院檢查。 「全都是塵肺,好幾十個。」庄懷安說。 庄懷安由於當時還沒有明顯的癥狀,沒有去醫院檢查。但他隱隱有預感,自己確診只是時間問題。 2020年,庄懷安的父親因塵肺病去世。2021年,庄懷安開始暴瘦,同時,他發現自己一旦感冒就很難康復。同年,他第一次氣胸發作。 庄懷安在本應熟睡的深夜突然喘不上氣,隨後一直劇烈喘息、咳嗽,無法緩解,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起。他撥打120,被送到醫院救治。 庄懷安確診了塵肺三期,就像他預料的那樣。「早晚的事情,我們在廣東那邊就知道,每個人早晚都會得。」他說,「就像是我們身上有一個定時炸彈,隨時都會爆炸。」 30出頭,庄懷安已無法從事任何體力勞動,他的母親年過60,也不能繼續在廠里打工,兩人只能靠之前攢下來的錢維繫生活。 網路圖片 塵肺不是遺傳病,但家庭的經濟條件會使父輩的困境在子女身上複製,形成塵肺病在家庭中的代際傳遞。 根據大愛清塵發布的《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2022)》調查數據,塵肺患者子女中,有過半在第三產業工作,從事的職業包括司機、服務員、物流、保安等,有9.8%的塵肺患者子女在繼續從事涉塵工作。 偶爾,庄懷安會意識到,越來越瘦的自己跟已經去世的父親很像。 「我們差不多瘦。」他說。 困鬥 1991年出生的李立平, 32歲這年確診了塵肺。2008年,他初中輟學後經家人介紹,入行成為水電工學徒。學徒做了 4年, 李立平開始自己單幹。工錢按平方算,每單收入不一樣。平均下來,李立平每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 水電安裝主要的涉塵環節是開線槽,即開鑿牆面,水泥牆、磚牆等各類牆體都會遇到。開鑿需要先切割,再打鑽,每個槽的面積不大,但數量多。 李立平回憶道,「入行以來沒聽說過有職業病,公司也從來沒提過的。」 李立平幹活時,由於公司管理要求不允許開窗戶,粉塵都在屋內打轉。他覺得戴口罩呼吸不順暢,抽煙不方便,很少戴口罩。偶爾,他會戴紗布口罩,儘管戴了,幹完活也能感覺到鼻腔里留有粉塵。那粉塵很細,不影響呼吸,但有明顯的異物感,「擦的鼻涕都是灰色的。」 在罹患塵肺的病人中,李立平的情況還算樂觀,他從最初入行到確診塵肺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且公司現在仍在經營。其用人單位十分明確,然而,他的維權路依然不明朗。 李立平名義上是公司的工人,要按照公司的章程做事。公司要求工人們按公司的工藝要求幹活,幹活時需要穿上工衣,每人都有自己的工牌,以前以現金結算工資時,工牌也是領工資的憑證。 然而,李立平沒有跟公司簽署勞動合同,他平時跟著工頭幹活,公司派活給哪一隊,哪一隊就去干。「工頭也沒有簽合同。」他說。 2014年,李立平結婚,年底生了一個男孩。2018年,他有了第二個兒子。成家後,李立平再沒有想過換工作。「沒成家你怎麼換都可以,成了家之後什麼都要用錢,承擔不起。」他說。 工作十幾年來,李立平從來沒有體檢過,一是公司沒有要求過,二是他從不生病,也就不覺得自己需要檢查身體。 現實中,塵肺病患者們要想拿到工傷賠償,都需要經過重重關卡。 醫學上初步被診斷為塵肺病以後,患者要到職業病診斷機構進行職業病診斷,需要提供勞動關係證明。拿到診斷機構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後才能做工傷認定,之後通過勞動能力鑒定確定工傷待遇的具體標準。 以上流程完成以後,用人單位依法繳納了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部分工傷待遇,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則由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 確認勞動關係這一步卡住了很多人。多數塵肺患者都會遇到用工主體不明確甚至無法追溯的情況。《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2022)》數據顯示,受訪塵肺患者中只有6.0%的患者有明確的用人單位負責,18.3%的患者有明確用人單位但無法確認勞動關係,而72.6%的受訪者從事涉塵工作的用人單位已經不存在或難以找到。 2023年,李立平突然咳血,被確診為塵肺病。3月,他主動打電話告知公司自己的身體狀況。 公司和他沒有簽署合同,也就沒有「被辭退」一說,但自從公司得知這個消息後,開始停止給他派單。沒有活干,自然就沒有收入。 圖片圖 | 塵肺病人申請工傷賠償的流程示意 確診塵肺病的前後,李立平的兩位親人相繼去世,母親因心臟病暈倒住院。噩耗不停向這個家庭襲來,命運的重鎚接連落到李立平的背上,他無力反擊。 李立平沒有將自己患塵肺病的消息告知親人,只向親人謊稱自己得的是肺結核,他認為肺結核至少是可以治癒的。 也沒和妻子說。「怕她受不了。」他說。 […]

起訴莫言與「騙廷杖」

近日驚聞一件事: 有人要起訴莫言,替每個中國人向莫言討要1元名譽損失費,共計15億。 先不提這個事合不合理,首先它就不合法。 因為個人是沒有辦法發起公益訴訟的。 這位毛先生翻遍了《豐乳肥臀》《紅高粱家族》等莫言作品,難道就沒空看看民事訴訟法嗎? 未必。 但他依然選擇這麼做,無非是在「騙廷杖」而已。 廷杖,是明朝皇帝懲處官員的一種刑罰,說白了就是打屁股。 原本是想恐嚇大臣聽話的手段,但到後來有人發現,受廷杖的人雖然挨打,但立刻能獲得「直臣」的身份名揚天下,這買賣簡直太划算了。 於是就有人故意找茬罵皇帝,爭取被打上幾板子,然後青史留名。 這就是所謂的騙廷杖。 在古代,罵皇上能青史留名,歸根到底是因為,皇帝是最大的IP,一舉一動,都能引起風吹草動,傳十傳百。 到了自媒體時代,有流量的名人明星們成了新的「皇帝」。他們的擁護者和粉絲就成了隨時抬起的廷杖。所以才有了越來越多故意找茬兒罵這些名人的人。 哪怕他們註定失敗,但找准了「正義」的「直臣角度」,照樣能收穫流量和粉絲。於是人們紛紛群起而效之。我願稱之為「賽博騙廷杖」。 賽博騙廷杖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把屁事當成天大的事,秉承的還是古代騙廷杖的找茬兒精神。 你寫小說,我就說你侮辱英雄; 你貼廣告,我就說你懸掛旭日旗; 你喝果茶,我就說你模仿靖國神社。 你放個屁拉個屎,都能被他們一本正經地當做別有用心、外部滲透。 第二,就是要保證自身的安全。 被罵兩句就能賺流量划算,但是號被封了,流量可就都讓別人賺走了。 所以你看這些人,一張嘴都是家國大義,但話里話外都是安全第一。 在無數次養蠱試錯後,終於有人發現了最好的騙廷杖對象:莫言。 寫的文字夠多,那找點文字茬兒,實在是容易。 又是一個拿過諾獎、有知名度的文學權威,流量嘩嘩響。 這對象也沒風險。整天笑眯眯的,現在就是一個偶爾跟年輕人在公號聊聊天的小老頭、一介書生。 方向更沒風險,群眾基礎還相當廣。批莫言的那些話,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就有人說過了。無非還是那些家國大義。 最關鍵的是,這廷杖太好騙了。放出去的鉤子,各個能被咬上。必能掀起「廷杖風浪」。 罵莫言是媚外才拿諾貝爾文學獎,那莫言拿矛盾文學獎是媚了誰? 罵莫言是文化漢奸,那他當作協副主席是賣了什麼? 罵莫言抹黑英烈,那又怎麼解釋他黨員的身份呢? …… 這些廷杖啪啪打臉的時候疼嗎?會疼。 但不重要。 因為他痛並快樂著。他慘叫並又享受般地呻吟著。 因為他看到了名和利正在飛速朝他靠攏。 騙廷杖的惡,不止在於欺騙,更是拉低了道德的下限。 最開始被廷杖的,都是耿直之士,被打只是他們履歷的一部分。 但是投機分子覺得,受廷杖就可以名利雙收,所以開始騙廷杖,導致被廷杖後來成為了「沽直賣名」的代名詞。 從那個時候開始,廷杖就成為了噁心人的工具,因為誰都知道你為什麼要去挨那一頓打。 於是真正意義上的直臣和廷杖就這麼被淹沒了。 我們總說以史為鑒,但人類是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鑒的。 就像我們一部分人能看清騙廷杖的真實目的:起訴莫言表面是維護英雄和國家的名譽,實際是在消費民族主義,打造為民請命人設。 但還有很多人都不會發現。這些「很多人」就是這些騙廷杖的人沽名釣譽的池子。 其實想看一個人是真的想要實踐心中的想法,還是打算扯大旗牟利是非常簡單的。 只需要看他做不做與目標無關的事就好。 如果他真的覺得莫言罪無可恕,自己去起訴就好。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從去年11月份開始發文,直到今年2月才開始起訴,期間每一天都高強度網上對線,生怕錯過哪怕一點的流量。 其實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訴莫言的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他成功了,是不是明天就會有人起訴魯迅、起訴杜甫? 最後再起訴個孔子。 那就有意思了,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王左中右

農夫山泉並不冤枉,娃哈哈也別高興太早

針對農夫山泉的這場『鋤奸行動』已經轟轟烈烈開展了一個星期,話題熱度不僅沒有自然冷卻,反而隨著各路牛鬼蛇神和流量博主的加入有愈燒愈旺之勢。 農夫山泉的包裝圖案被解讀為富士山,紅色瓶蓋也被指責為日本旭日旗,東方樹葉茶派的包裝設計則被指為靖國神社……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對『忘恩負義』的鐘睒睒和他加入美國籍的兒子,高舉愛國大旗的群眾們恨不得食其肉飲其血。 那,農夫山泉冤枉嗎? 要說什麼富士山、旭日旗、靖國神社的指責,那當然是捕風捉影的栽贓冤案。 無論是之前到商場惡意碰瓷的戰馬行動,還是這陣子起訴莫言的那個誰,名字不記得了,無所謂就叫跳樑小丑吧,這些人其實都是在複製同一套愛國流量的密碼,農夫山泉只是很不幸在宗慶後去世這個時間點被揪出來當成了活靶子。 這一波,即便不是農夫山泉中槍,也會有其他民營企業出來挨打。和戰馬行動一樣想爬上位的正能量博主們蓄謀已久,必定要找新的傷口吸血,適逢愛國流量洶湧奔騰,必定要尋找新的出口傾瀉,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正是好拿捏的攻擊對象。 要說農夫山泉的公子是美國國籍,這個倒是沒有冤枉,消費者如果因此而不喜歡這個品牌,那也可以理解。但我想指出另外兩個事實來供大家更全面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某遙遙領先品牌的大公主,乘坐國家包機接回深圳的那一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第二,自今年起,上海浦東新區已經允許外籍人士擔任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法人代表。 在一種視角里,一家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接班人是美國公民,這簡直不能容忍。在另一種視角里,一個美國人願意來中國投資實業,在中國納稅,是對中國營商環境的莫大支持。願意選擇哪個視角,您隨意。 我個人其實對農夫山泉這個品牌一直都沒什麼好感。一來,我喝不慣農夫山泉的瓶裝水,口感不好,有味兒。二來,農夫山泉飲用水的整體營銷都是建立在騙局之上的。 網路圖片 農夫山泉當年起家的營銷戰役就是一個拿飲用水來養花的虛假實驗,當時他們拿不同品牌的瓶裝飲用水來養花,結果用農夫山泉養的花長得最好,以此證明「含有微量元素的天然水比精細過濾的純凈水更有利於人體健康」。 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這個實驗本身有貓膩存在,因為天然水裡那痕量的礦物質根本不足以造成植物生產的明顯差別,更別說對人體健康有什麼影響了。 正如宗慶後當年所說的,你拿糞水去養花肯定會長得更好,你要不要喝糞水? 當然,必須說明,農夫山泉的飲用水也是合法的、安全的水,一個產品主打差異化的賣點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你用虛假科學實驗來欺騙誤導消費者,我作為科普博主批評你也是不會留情面的。 網路圖片 另外,所謂『弱鹼性水』更有利於身體健康的謠言,大品牌裡面最早也是農夫山泉搞出來的。但實際上,以瓶裝飲用水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PH值差異,對人體健康是完全沒有影響的。是的,我可以說得很絕對,不是影響很小,而是完全沒有影響。 包括富硒水、某某長壽泉,吹得很神的小分子團水,還有娃哈哈曾經搞過的什麼富氧水,對健康都沒有一丁點的額外益處,它就是水而已,既不更好也不更壞。 最惡劣的是,鍾睒睒至今還堅持那一套『恐懼營銷』的說法,前幾天他發的聲明《與的宗老的二三事》里,他仍然堅稱天然水裡的礦物元素對人體健康至關重要,不承認當年用虛假實驗發起不正當競爭的事實。 網路圖片 別的不說,這一點我可以確信鍾睒睒不是一個誠實的企業家。 但是,一碼歸一碼,我不愛喝農夫山泉,但我認同它是合格的飲用水,我指出農夫山泉的營銷騙局,但我並不主張這款產品退市,並不要求這家公司倒閉。 這是關鍵的底線: 你可以因為口味偏好、價值主張、民族感情等任何因素不喜歡某個產品或者自己抵制某個品牌,這是你的自由,不用管真實不真實,不用管理性不理性。 但是!對於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和產品,不能憑主觀感受去要求人家下架,不能憑一己情緒去發動網暴圍攻。 建立和維護這樣的底線,不是為了保護農夫山泉,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家合法經營的企業,保護每一個在中國社會創造就業崗位和納稅的企業家,包括娃哈哈在內。 是的,任由底線一次次失守崩壞,娃哈哈這樣的公司也會處在隨時可能傾覆的危險之中。 作為一個有著上百種產品,上萬名員工的巨型企業,娃哈哈真能確保每一款產品都經得起愛國博主『顯微鏡➕想像力』的審視?宗家真能保證子孫後代都牢牢守住中國國籍?我可聽說某位女士早年就在美國結婚生子了。 之所以要反對戰馬行動,反對某些正能量博主的無賴碰瓷栽贓,是因為他們本質上是商業恐怖分子,是文學恐怖分子,是娛樂恐怖分子,他們威脅的是每一家守法經營的企業,迫害的是每一位用心創作的文學家,摧毀的是我們每個人的正常生活。 保衛我們的正常生活,已經迫在眉睫!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好好的沒事,你折騰快遞業幹什麼?

大家好,我是老古。 日前,交通運輸部公布了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未經用戶同意,不得代為確認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將快件投遞到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快遞末端服務設施。 看著這些各部委不斷地在推出各種行業管理辦法,我只有不停地搖頭。 要知道,快遞業是中國受到管制最少的行業之一,也因此,中國的快遞業成為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快遞產業。 中國快遞業的價格,在歐美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 在2021年爆發的快遞行業價格戰中,義烏地區0.3KG以下的快遞收件價格從1.6元下調至1.2元。 你能想到嗎?1.2元,從義務發到東北,需要倉庫,需要發單,需要中轉,需要貨車,需要分揀,需要最後快遞員送到驛站,還需要驛站進行整理。 一個快遞從商家出發到達消費者手裡,各個環節加起來的服務人員就十幾個了,但是僅僅收1.2元。 價格就是效率的體現,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消費品價格不斷的下降。二十年前,郵政發個包裹,得幾十塊錢,還是在工資干把塊錢的時候。 這說明這麼些年,政府對快遞業的少干預是正確無比的。 沒有高效的分工合作體系,是不可能做到這個價格的。 要說,中國最值得驕傲的行業,不是手機,不是5G,而是快遞。因為這個行業,最能代表中國的市場化水平。 正是對這個行業的管制少,比如,大部分快遞員是個體經營者,沒有勞動法管制,比如,快遞業稅收也比較低,所以中國才有一年發一千多億單、超級發達的快遞業。 快遞業的發達,還極大地降低了消費者的成本。想想,一年1300億單,快遞業要是每單漲個四五塊,中國人買同樣的產品,就得增加五六千億的支出。 這麼好的、領先全球的一個行業,你管他幹什麼? 從交通運輸部發的這個規定來說,看起來是為了消費者,實際上完全是拍腦袋的錯誤政策。 因為,快遞要不要送上門,消費者自己可以選擇的。 你只要和商家說一句,我要順豐,並補上差價,馬上就能送上門啊。這麼發達的快遞市場,有什麼消費者需求是滿足不了的呢? 你要是都想送上門,只在京東不就行了,京東自營全是送上門的,就是貴個20%左右,大把有錢人,就從來只用京東啊。 快遞送到驛站和快遞箱,不過是現在成為了默認的一種選擇。而要求送上門,反而成為了客戶需要個性化溝通的一種選擇罷了。 消費者不是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他就不買了。 一個人的行動,才表示真實的偏好。 既然消費者依然在網上大量購買,就說明,他們真實的偏好,就是接受這種快遞方式。 這些部委,把網上的一些輿論,當作政策出台的依據。這些部委們要學一點經濟學常識,那就是言論無代價,行動才是偏好的反應。 沒有錯,網上的確很多人吐槽快遞,這很正常,誰都想又便宜,還更好。但這些吐槽的人,大多數是離商業很遠的人群,有家庭主婦,甚至有大量的老人。 他們對商業的認知是非常低下的,但你要知道,現在連八十歲的老人家都在網上評論了。 他們根本不了解快遞業的運作機制,只會說,以前怎麼可以送上門呢?如果能送上家門,還是這個價格,那誰又不喜歡呢? 1.2元,你還想送上門?想什麼呢?從義烏送到你家怎麼可能是這個價格,你點個外賣配送費都要四五塊起步了。 沒有1.2這種快遞價格,哪來這麼多幾塊錢就能在網上買到的東西? 他們還想用快餐的價格吃龍蝦鮑魚呢。你們是不是要規定快餐店,必須供應龍蝦呢?是不是要規定龍蝦只賣五塊一斤呢? 但這種吐槽,不是消費者的真實偏好啊。 真按交通運輸部這種管理辦法實施下去,結果只有一個嘛,就是快遞業全部漲價,從一塊多一單,變成了四五塊一單。 只要坐在辦公室的領導們,去看一眼快遞員是怎麼工作的,你就會明白了,要想現有價格上不漲價,還送上門。一個快遞員一個月最多只能賺個五六百塊錢。 也就是說,這種模式是不可能在市場上成立的。如果可以低價,又可以讓快遞員送上門,這個商業模式成立的話,早就有快遞公司這麼幹了,他們就可以把順豐乾死了。 任何行業競爭的方向不都是,便宜、質量好嗎? 快遞業這麼多年競爭下來的結果,不是越來越快了嗎?不是越來越便宜了嗎?這就是迎合消費者需求的結果。 這些結果是政府規定帶來的嗎?十年前,你規定快遞必須三天送到,他就能送到嗎?不行啊,得依靠整個行業的效率革新、商業模式革新。 你規定快遞一單必須多少錢,你能做到嗎?不能,事實上,快遞業的迅速降價,就是驛站的出現,讓最後一公里的成本降低,使得快遞員可以一拉就是一車貨,直接倒在驛站就可以了。 他們送一份快遞才五毛錢。如果你讓他們每一個都打電話送,然後這個不在家,那個說下午送,然後要一個一個送上去的話,結果是什麼,50單都會完不成。 一些傻子說,快遞公司壓榨快遞員,讓快遞公司提高提成不就行了?一共1.2,全給快遞員了,快遞員一天的收入也才六十塊。貨車司機不要錢嗎?分揀人員不要錢嗎?快遞公司不要交稅,不要利潤嗎?五毛已經是快遞業中最大的一個成本支出了。 驛站就是創新的商業模式,讓快遞價格變低的利器。 強行搞這種規則,行業不調整的話,只有漲價一途,最終,9.9的商品,就要從市場中消失了。最終誰受益了呢? 消費者買東西貴了,快遞員收入少了,驛站倒閉了,商家賣貨變少了。全是受損者。 我覺得中國的政府部門官員,應該要懂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最懂消費者的,從來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的官員,而是市場中每一天在競爭的企業家們。 任何消費者的不滿,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商業機會,都叫作客戶的痛點和需求。 快遞業之間的競爭無比激烈,就連順豐這樣的巨頭,都要參與價格戰,不參與,他就死定了。 如果有市場上潛在的消費者需求未被滿足,官員們不必擔心,他必定成為另一家企業戰勝競爭對手最重要的進攻方向。 你一個政府部門,懂市場嗎?懂消費者需求嗎?懂商業嗎? 你們根本不必要關心企業要怎麼服務於消費者,這是企業家的職能,不是政府部門的職能。 不要錯把消費者不真實的、甚至是無知的吐槽當作民意去迎合,這樣的結果,最終只能帶來政策的反覆,讓這些部委的政策變得沒有預期。 因為消費者會用行動來反應他們的偏好,等到快遞價上漲幾塊了,所有的產品價格上升了,那最後,給你們的就是罵聲一片。你搞這種管理辦法的結果會讓消費者滿意嗎?當然不會。 當然,對於這樣的政策,我認為,也是一種無效政策。 電商平台只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在選擇配送方式時,標明要不要送上門,送上門加十塊,那不就行了? 這有什麼意義呢?你以為大部分消費者會選這個加十塊的嗎?原來包郵賣10塊,現在要20,有多少人會選送上門呢?一旦代價清晰,他們馬上就不吐槽了。 行動馬上會體現他們的偏好,這時,他們就會說驛站好了,因為便宜。 各種部委實在沒有必要刷這種存在感,企業只要沒有欺詐,沒有違法,那麼,怎麼服務消費者,完全不必你們操心,在辦公室喝喝茶、刷刷短視頻多好? 中央多次提出不要出收縮性政策,要和鼓勵企業發展的宏觀政策保持一致,要構建好的營商環境,但你們就是喜歡出來折騰,何苦呢?難道規定企業服務消費者的具體方式,是一種好的營商環境嗎? 不過是給企業綁手綁腳罷了。 如果每一個部委都天天追求管這個行業、那個行業,給各種行業套上枷鎖,那還搞什麼經濟發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縣城裡的心理教師,和學生一樣在崩潰邊緣

這兩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10-16歲的未成年中小學生中,約有14.8%存在抑鬱風險,相當於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農村地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更高。 心理老師的存在變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正是這一年,26歲的文莉入職縣中,成為這所中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心理老師。 這裡的學生很需要文莉。在嚴格遵循軍事化管理的縣中,他們背負著更大的升學壓力,得到的卻是更稀缺的資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關注。甚至抑鬱症去污名化尚還是件難事,因為生病無法繼續學習的孩子會被指責,「你是不是就想偷懶?」。 只是文莉剛想開展一番事業,就被狠狠潑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發配」去當主科老師和班主任,身兼數職。高強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她比學生產生了更多困惑。 社會學家塗爾干在《自殺論》中所寫,或許正是文莉的心聲,「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老師們同樣生活在整體的社會道德環境中,本身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又如何教給學生與眾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據文莉的講述整理: 一 沒有成績,你什麼都不是 我大學讀的是應用心理學專業,2017年本科畢業,我沒有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轉行,而是去了某偏遠地鄉鎮學校,考上了特崗心理教師職位。 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當老師的感覺。在鄉鎮工作滿三年時,我看到縣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師,想著有編製、專業對口,縣城中學應該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於是果斷報名。 那時我以為,心理老師就是單純地負責心理方面的工作。沒想到我一進校,就被要求擔任班主任和兩個班的主科教師。 事實上,我從沒接觸過主科教學,學校也不在乎我有沒有相關資質。因為語數外三大主科的教學任務更重:課程多、批改量大、還需早起看早讀,資歷老的老師只要有機會轉崗去教小科目,就不願意教主科。主科老師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課時量達到30節以上,是正常課時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學已經很忙了,入職第二年,我還成了校行政人員,需要額外承擔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個月,縣裡都會下達任務——3月學雷鋒,4月緬懷先烈,5月青年節……從前期策劃、中期執行到後期宣傳,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最頭疼的是,學生實際上沒有課餘時間開展活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六點五十就必須出現在教室,上完晚自習下班已經十點。上課、守自習、改作業、做材料……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經常整個半天都來不及去喝口水、上個廁所。 大小病不斷,卻沒時間看病,都是自己買葯,對著說明書服用。有時候,連去藥店的時間都沒有,儘管藥店就在學校門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團買葯送到校門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網路圖片 感冒藥、頭痛葯、喉嚨葯、退燒藥……我的辦公桌上什麼葯都有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開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經找領導協商,我理解學校不容易,可以先帶別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師了,能允許我全身心投入熱愛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有一次,有個領導同意給我調去教政治,開會時都說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學期的教學安排,發現還是讓我繼續教語文。 而我提出的許多設想,也沒有落地的可能。過去我在辦公室、操場或者食堂遇到領導,就和他們說自己的規劃:能上心理課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篩查、開活動。 這是寫在心理教育教科書上的話,也是我大學一直在學的東西。一個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首先要有穩定、持續的心理課程,最少也要兩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動,比如講座、團輔、遊園。還要有篩查測評,最少一年篩查一次,對有問題的學生不斷地跟蹤和反饋。最後,還要開展個體諮詢作為輔助。 而以上這些「應有」的環節,這裡一個都沒有。 領導總是打個哈哈敷衍過去,後來學校的中層直接告訴我,不會給我開心理課的,「十年後估計也開不起來」。 只有當上級需要完成的某項檢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園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會要求我提供一些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講授的課件和教案。 和縣裡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交流過後,我發現我並非個例。縣裡只有一所高中有專職心理老師,其他中小學的心理老師要麼由教其他學科的非專業教師掛名,要麼像我一樣雖然是學心理出身,實際上身兼數職,沒有接觸心理工作的機會。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這兩年國家重視,對心理老師的師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學校年年都有跳樓未遂的學生,所以我入職那年,上級給了學校一個心理教師的編製。 可是進學校之後,我就完全歸學校管理了。縣教體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師在教語文,他們沒有插手。 對於心理老師的考核,從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縣裡那位唯一的專職心理老師,因為不帶班,沒有成績,所以考核被領導隨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傷自尊。因為各種阻力,她也沒有在校園裡開成心理課。 其實國家是有規定的,心理老師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幾乎沒有地方能落實。我與副校長爭辯,他顯得很無所謂:「那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縣是縣說了算,甚至是學校說了算,我們學校就是拿成績說話的。沒有成績,什麼都不算,你什麼都不是。」 網路圖片 那段時間唯一的慰藉,是抬頭看看美麗的天空 有段時間,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騎車去學校的路上,我經常會生出一種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路上,我無意識地不斷問自己,我要去哪裡,我要幹什麼,這些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腳會不自覺地騎車往學校的方向走。 有幾次,我會莫名幻想突然出現一輛大車把自己撞飛的畫面。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那時我已經是抑鬱的狀態了,可當時的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和心情關心自己的情況。 二 教育機器 這是縣裡規模最大的初中,每個年級有十幾個班。人很多,但學校不大,兩排教學樓、四排宿舍樓,和一個由簡易遮雨棚充當的食堂,構成了兩千多個孩子全部的世界。 這也是全縣升學率最高的初中,把縣裡其他初中遠遠甩在後面。即使是全年級成績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學生能考上高中。 和許許多多縣中一樣,作為「全縣的希望」,它肩負著巨大的考核壓力,只能靠高強度的學習和軍事化的管理苦幹出成績——這是心理教育無法開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滋生心理問題的溫床。 每個建築從二樓起都被金屬質地的防盜網封得嚴嚴實實——我到學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險些在校園內跳樓自殺,那之後沒多久,學校就裝上了這些防盜網,從物理上切斷了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舊。 從此之後,這裡就更像一個監獄,從內到外都密不透風,讓人感到壓抑。 網路圖片 教學樓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鐵欄杆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定死的,像機器一樣不停運轉。從6:50上早讀,從直到22:30寢室熄燈,學生們沒有半刻喘息,去哪裡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課,12:15去食堂已經幾乎沒有飯了,12:20要進宿舍,12:30值日老師開始查寢。 飯點的時候,食堂座位不夠坐,端著碗的孩子坐滿了教學樓一樓的階梯。更多的學生為了節約時間坐也不坐,打飯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們打完飯,乾脆邊走邊吃,走到洗碗池,飯也剛好吃完。 課間只有八分鐘休息時間,有的課間才三分鐘。已經如此短暫,學生們還只能在班級前後門之間的區域活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課間都有值日老師檢查。如果有學生竄到別的班門口,就會挨批評。 我們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樓,背後就是一個花園,我經常把他們「攆」出去,讓他們去花園裡面玩玩。我說你們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鳥捉蟲。但是他們已經麻木習慣了,很少有人下去。偶爾有學生玩鬧一會兒,踩著鈴聲進來,就會有老師和我「告狀」,他們覺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課就沒精神了。 可是十多歲的孩子,正是愛玩愛動的年紀,保證充足的運動量才會更有活力。長時間關在狹小的屋子裡面,非常影響身心健康。 網路圖片 教學樓背後的小花園 我時常覺得這裡像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每一個老師都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負責把學生加工成符合標準的合格產品。學生們被剝奪了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允許有不同的想法。 縣中評價人的方式是如此單一,只有成績。除了成績,沒有任何可以給到孩子支持的東西,孩子有特長、優勢,也不被認可,不被尊重。學校沒有任何課外活動,唯一一次破天荒地開了「興趣課」,還是為了應付檢查,抽出一個年級上,後來檢查不嚴了,「興趣課」再也沒開過。 有一種說法是,「心理學面對的已經是最末端的問題了。」無法改變現實,才只好訴諸心理,這樣高壓的環境得不到改善,我一個成年人都覺得壓抑,要這些孩子怎麼不抑鬱呢? 三 「抑鬱就是矯情」 和城市裡的孩子相比,縣城的孩子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誰說,沒有任何能夠求助的資源。 我過去接觸過城市裡的學生,他們會看書,會查閱資料後主動詢問我:我有這些癥狀,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鬱了?我怎麼辦? 但是縣裡面的孩子是沒有這種自我覺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們仍舊覺得「心理疾病離我好遠」。當疾病真正發生,他們格外手足無措。 孩子對心理疾病的覺察和周圍人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這個環境不允許學生有心理問題。 在縣城,對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不是將其妖魔化,而是將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領導不止一次公開說心理學是假的,「信不信把學生送去州醫院、市醫院,全部都會診斷成抑鬱症」。他們向學生傳輸的也是這種觀念,「你不要覺得自己有病,你沒有病」或者「我們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開全校學生大會,一位中層領導問台下的同學們:「你們誰敢說自己最健康、最沒病?敢的人舉手!」底下有同學舉起手,他接著說:「等下我帶著你去醫院,一診斷,就是個重度抑鬱。」舉手的同學又默默把手放下。 當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學校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他是「裝的」,是為不想讀書找的借口。即使有學生已經去縣醫院得到抑鬱症的診斷結果,他們也覺得醫院的診斷是「騙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這樣認為,每天說說笑笑的人怎麼可能抑鬱呢?哪怕相關的科普已經非常多,在網路上幾乎是個常識了。 而學生因為擔心被老師貼上「矯情」、「懶」、「不想學習」的標籤,不敢發現自己的問題,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結果就是越來越嚴重。 網路圖片 每個老師都要在校園的不同地方「站崗」,這是我值周時負責守的花園,晚上下自習也要來守,學校怕學生躲在這裡談戀愛 我剛去的第一個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趕緊去一條公路,幫他勸一個學生回校上學。這個學生在媽媽送他上學的路上,突然說,要是再逼他去讀書,他現在就從這個大橋跳下去,或者撞車撞死掉。 我當時人不在縣裡,沒法馬上趕到,就在電話里多問了幾句學生的情況,才知道他已經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我很震驚,告訴副校長,孩子這種情況已經明確地在實施自殺行為,要引起關注,趕緊就醫,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著讓他回學校了。 可是無論我說什麼,副校長依然堅持讓我把學生「勸回學校」。我不同意,最後,他失去耐心,憤怒地掛了我的電話。 後來這個學生怎麼樣了我不知道——這是我工作的常態。雖然是名義上的心理老師,但我幾乎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蹤一個案例。學校只在危急情況時把我拉過去,讓我和學生聊幾句,沒頭沒尾的。 網路圖片 我的辦公桌上,總有一沓待批改的作業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僅得不到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幫助和關懷。 縣城地處流域的一處乾熱河谷,是全省聞名的農業大縣,支柱產業是蔬菜水果種植和銷售。在我們學校,只有極少數學生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做小生意,這些學生集中在最好的幾個班。其他學生的父母基本都是農民,對心理疾病聞所未聞。 我接觸過一個女生,通過量表和結構化提問判斷她確實有一些心理問題。和學生說了之後,她告訴我,「沒關係的,我還能再撐一下」。我想聯繫家長,幫她尋求更多幫助,她只說,「老師你不要說了,說了家長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我矯情,他們不會支持我的。」 還有一個尖子班的學生,最初班主任覺得不對勁,是因為他頻繁地跟課任老師發生衝突。老師只是正常地說話,他會突然瞬間情緒爆發,站起來破口大罵,彷彿產生了一些妄想。 進一步觀察後發現,他常用小刀劃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淺一道排滿了暗紅色的刀痕。在寢室,他會毫無徵兆地將頭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來諮詢我。我們都很擔心他的情況,把他的家長叫到學校面談,想讓家長帶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治療。 沒想到,媽媽來了之後對孩子的自殘行為並不在意,她反覆說,她和孩子爸爸平時都很忙,孩子是因為離家遠,覺得父母不夠關心他,所以要裝病,以此來獲得父母的關注。在我的強硬要求下,這位媽媽才答應帶孩子住院治療。 和一些學生聊下來我發現,他們的癥結其實是在家庭。我在學校給他們做好了心理疏導,但是很難說服家長改變相處方式,學生一回到家,面對糟糕的家庭關係,很快又會重新陷入抑鬱。 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父母會在他面前罵人、打架,說話也很難聽,對他動輒打罵,但孩子從來不敢對家長說,這些行為對他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我把家長喊來溝通,他們滿口答應,但後來問孩子,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更何況,很多時候,孩子心理上出了問題,並不比孩子成績下降更能引起家長的重視。 四 一則免責聲明 疫情之後,整個社會對心理問題都越來越關注了。縣裡先後發生了兩起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之後,全縣範圍內的學校都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問題的重視。 這看起來是件好事,但我總覺得,我們離正確的路還有很遠。 有學生自殺後,縣教體局要求各個學校上報名單,排查「問題學生」。所謂「排查」,其實就是讓班主任把單親重組家庭學生、貧困生、殘疾學生還有「刺頭」都統計出來,選出他們眼中疑似抑鬱症的學生,匯成一個六七十人的名單,讓我給這些的學生開場講座。 我聽到這個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說這種「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學,抑鬱症很複雜,不是開個講座,說兩句話就可以好的。要一個個單獨地做輔導,才能評估到底是什麼原因,對症下藥。該就醫要就醫。 學校想的很簡單,講一場講座就可以讓他們舒緩情緒、不自殺了。他們不專業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會帶來更多不可想像的問題。 他們選出的人未必是抑鬱症,卻讓我針對抑鬱症講,相當於給別人貼標籤。裡面有真實抑鬱的人,一看這種專題講座,就會立馬對標自己,也會有病恥感。一群同樣抑鬱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認識,某種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會相約「集體自殺」。 我不願意成為二次傷害學生的那個人,因此我拒絕了。他們又去找了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人家當然也沒答應。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測,也許學校也知道這樣沒什麼效果,他們只是把這些行動看作一則免責聲明,一種出事之後可以為學校開脫的理由——「我們給他們做過心理輔導了」。 網路圖片 23年的夏天,去一個經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訪,她們村有一棵酸角樹 22年下半年,疫情捲土重來,學校三天兩頭封校。原本學生周末兩天還能回家休息,現在只能呆在學校上課和自習。什麼時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寢走過女生宿舍,經常聽到陣陣哭聲。 那段時間,很多學生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光我們年級就有七八個。副校長對抑鬱症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毫不在意變成了嚴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著「抑鬱症不是病」,聽說哪個學生得了抑鬱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臨大敵,讓他們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長領回家,「反正不能在學校」。 有個孩子住院後覺得自己恢復得差不多了,沒上報就回學校上課。副校長發現後非常生氣,當著全辦公室老師的面質問班主任:「你們班主任是怎麼防的?怎麼會讓這種學生進來?趕緊讓家長領回家去!」 從專業的角度看,評估學生能否復學需要很多流程。醫生出具建議書後,心理老師要對學生進行訪談,觀察他的語言和認知,做一些小的測評。還要收集他周邊人的反饋,看他的狀態是否穩定。 只不過,學校也並不遵循這一套,全憑副校長自己判斷,標準是成績。如果住院的學生成績很好,他會希望學生儘快返校;如果學生成績較差,他就會讓學生趕緊回家。 網路圖片 封校的日子裡,學生們說學校小賣鋪的紙太粗糙且貴,讓我幫忙「代購」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兩位不同學校的心理老師,被縣裡組成群訪工作組,為各學校排查出的問題學生做心理諮詢。 其實在我們看來,充其量只能算是訪談。心理諮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只能和每位學生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難,更不用說幫助他們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我們都覺得,拉我們去只是走個過場,假裝全縣很重視這個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覺到其他兩位老師和我一樣,還是想努力做點什麼,可能學心理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情懷。每個孩子有什麼問題,需要校方、家長注意什麼,我們還是會整理成文字交給他們的班主任。 群訪結束時,我們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提交給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問題,以及對部門和學校的建議。報告交上去,沒有任何回應。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王五四:莫言莫敢言

上午去了下醫院,量血壓的時候,數值把旁邊幾個圍觀的老大媽嚇壞了,當時也是因為她們的圍觀,我量了幾次都操作失誤,導致血壓無形中也更高了,圍觀改變不了中國,圍觀可以改變血壓,醫院得想辦法保護病人的隱私。這種事其實就像圍觀網路荒誕劇,什麼起訴莫言,什麼不買農夫山泉,理它幹嘛,越搭理它它情緒越高漲,也直接導致網民情緒高漲,血壓能不高嗎?怎麼辦呢?遵醫囑,醫生看了我的檢查報告說,保持良好的心態,避免情緒激動。 現在有病的人的確越來越多,希望能有代表委員提議給全國網民發放降壓藥,上網前服用一片,穩定情緒,平和發言,下網前服用一片,抑制思想波動,共建和諧社會。對於有些病情嚴重的,特別是經常打著愛國旗子的人,如果他們打著愛國旗號賺錢,倒也是正常人,但如果不是為了自己利益,而是打著愛國旗號摳字眼扣帽子搞文字獄那就得全面檢查了,查查腦子的含水量,查查心裡的含屎量。特別是一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且利十五億人的,比如說那個起訴莫言的毛星火,他要求莫言賠償全國十五億人一人一元的名譽損失費,但從這點要求來看,他應該是含水含屎量偏高的重度用戶,據律師說,要求賠償十五億也不是不可以,但按照法律程序他得先交750萬的訴訟費,這說明他腦子裡有水,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純凈水也不是礦泉水,是壞水。另外,他把中國人民的名譽損失費定價為一人一元,連瓶農夫山泉都買不起,良心大大的被狗吃了又就地消化完畢,含屎量極高。 至於毛星火起訴胡錫進,真沒啥好評論的,就四個字,同行相輕。都是吃屎的,但狗和蛆是不會成為好朋友的,畢竟狗還會接盤,而且狗認為它只是舔舔嘗嘗,而蛆是生活在裡面且樂在其中。其實毛星火這類人和事,二十年前的網路上就有了,都是無人搭理的,之所以現在發生還能有點熱度,實在是現在的網路世界太乾淨了,清朗之風,徐徐吹來。就像一個抽水馬桶,按鈕一按,污穢之物沖盡,剩下的水清澈見底,只不過有時候有些人,要求它是娃哈哈的,不知道他們是要喝,還是要洗頭。更有一些人和部門,故意不按下沖水鍵,搞得網路環境臭烘烘,其實也不太臭,就是有些人喜歡湊近了聞一聞,所以對於毛星火這樣的人,雖然暫時沖不掉,心裡怪膈應的,但是只要你不湊近,它的影響力沒那麼大。 寫到這,有人會說感覺寫了很多屎尿屁,但沒辦法,評論對象如此,寫作講究有感而發,這就是我對他們的最直觀感受。對於莫言,我覺得他肯定感到委屈,更多的是無奈吧,作為公共人物,我們當然可以對他有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作為個體,我們也得理解他的難處,這種區分有必要,但對於大部分人而言,本來也不需要,但當下的輿論場,就是這麼低端,二十年前講過的話和不屑於講的話,放到現在都是知識點和金句了。該表達的,莫言都表達過了,比如說「我有一種偏見,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成分。」莫言也談過宇宙也說過人類的渺小以及對生死的看淡,莫言還說過,「是內心深處的軟弱,使我千方百計地避開一切爭論」,我非常理解。但爭論是避不開的,你雖然可以一言不發,但惡人往往會主動找上門並且推動事件的發展,惡人自有惡人磨,但噁心的人,不僅沒有噁心的人磨,它們反而會聚在一起。 所以對於莫言的態度,你可以簡單的認為他就是公眾人物,因著公眾名聲獲得了公共資源和特殊的地位,你可以依此提出要求,但我們得明白,這肯定只是要求或者說期盼,而不是法院判決,因為你連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合法權益都搞不太清楚也搞不太定,就別指望單純的按照邏輯要求莫言幹啥了。另外,你還可以依據你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你的專業研究領域,將莫言解剖慢慢分析,得出不同時期的莫言的不同結論,總而言之,批評和指責都可以,但別犯知識分子的幼稚病,另外,也沒必要神話和膜拜,給莫老師祛祛霉,給自己祛祛濕。 之前看過一篇文章說「知識分子往往經得住黑暗的壓迫,但無法經得起一絲光明的誘惑。」挺有道理,而且這句話會讓我想起幾個人,他們很有勇氣很有擔當甚至很正直,但作為知識分子和榜樣,他們的腦子和眼睛真的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良心也不好,更何況,大部分看起來像是知識分子的人,既經不起光明的誘惑,也經不起黑暗的壓迫。所以對於莫言,我的感情是複雜的。我曾經做了個夢,我跟莫言說,你不能莫言,你要敢言,莫言說好,我改名叫莫敢言,於是我想起那句,「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對於很多事情的判斷,我覺得有一個標準很簡單,那就是生態或者說生存條件,什麼樣的生態決定了什麼樣的生物能存活下來,比如說我前幾天提到的企業家、中產階級以及今天說的知識分子,狗和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配不配,先看大環境是不是適合他們存活。就像我在網上看到的那段對話,唐僧被妖怪抓進洞穴,妖怪問:「那和尚,你憑什麼說我是妖怪?」唐僧說:「在如此骯髒惡臭之地,你仍然能過得山好水好,多半不會是個人。」 有時候,其實雨不大,只是風搞得緊張,那灘屎不值一提,只是別湊近了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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