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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提案被民众骂的委员,或许可以多一些

春暖花开,两会又召开了。虽然可能各地的民众没有北京居民这样直观的体验,但即便没有发现快递限流,出门堵车,看看微博等热搜,也可以一起感受。 比如这几天的热搜中,就有不少都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提案。而热度最高的,就是下面这条了。 网络图片 这个话题有超过2亿的阅读量,让提出它的政协委员甘华田,再一次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网络图片 微博上河南日报做了个调查,在2.1万名投票的网友中,1.9万都认为这个建议如果实施,会导致女性在招聘中被歧视,只有800多人认为不会。 网络图片 所以需要感谢一下甘华田委员 —— 从微博上的讨论来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能团结绝大多数民众的事件。无论是民粹极右还是公知反贼;无论性别,无论省市,无论国内还是境外,对这个提案的反馈基本都一致:一起骂。 网络图片 前面之所以提到是“再一次”,其实是因为甘委员最近几年的两会期间,多次曾经因为“热议提案”而登上热搜。 或许你还记得以下的一些新闻: 2022年,建议取消中考,10年义务制直接高考。 网络图片 2023年,建议直接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网络图片 以及这个:建议追究诋毁中医药行为法律责任。 网络图片 而对我来说,对于上面的这些被热议过的提案,有些是赞同,有些是反对,有些则是认为太脱离现实了。 昨天再次看到新闻里出现他的名字时,我萌生出去整理一下他过往提案都有什么的想法,想看看是不是有更逆天的建议。 不过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引发讨论或者争议的提案之外,他在这几年中,其实还提出了好几个我认为“相当正经”的提案。 比如今年他提出的提案中就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青少年的死亡教育。他接受采访时认为,对青少年来说,死亡教育其实是一场最好的生命意义教育,只有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只有正视死亡这个话题,才能让青少年对生命有所敬畏。死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会青少年如何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促使他们珍惜生命、直面死亡,超越死亡,从而减少或杜绝青少年的自杀。 网络图片 以及关于扩大生前预嘱试点的建议。新闻里他是这样说的:临床上常常遇到许多老年终末期患者都希望“我的死亡我做主”,签署“生前预嘱”,放弃“强行续命”的医疗救治,有尊严地离世。但由于目前不少地方“生前预嘱”还没有得到相关法律支持,即使签署了,也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医生敢执行。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处于不可治愈疾病末期的患者,在本人清醒的时候自愿签署的,能让患者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以尽可能保持自身尊严的方式自然离世的一份文件。) 网络图片 之前也有不少,比如去年关于养老诈骗的提案。 网络图片 建议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 网络图片 再之前还有关于建立国家罕见病诊疗中心的建议。 网络图片 所以看完这些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他在提这些提案的时候,内容风格也和这次类似,甚至更极端些,再不切实际些:比如“强制进行‘生前预嘱’”;“高考加入死亡教育课内容”;“养老诈骗判死刑”……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议题呢? 当然,不管怎么说,“2年带薪育产假”都是一个挺扯的建议,如果真的实施,除非国家掏钱补贴,否则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女性就业歧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建议肯定是脱离实际的,被骂并不冤。 而且政协委员作为一个需要去为人民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的人,自己当然也不能害怕被批评。 所以本文也不是给甘华田委员洗什么白。全国政协委员,轮不到我一个自媒体来洗,就算有民主党派之间的渊源,我也不会这么自不量力。更何况在他的提案中,也有一些是我很想批评的。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我认为:甘华田委员的提案中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两点是对的:1,他在关注对民众很重要的社会议题;2,他肯主动跟社会沟通自己的提案,愿意被民众了解和评判。 每年三月,微博上似乎总是看到各种议案提案的热搜,但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 —— 即便只算政协,本届全国政协一共有2169名委员。每年这些委员提交的提案大概在5000件上下。因此虽然热搜刷屏,但数千名委员和他们的提案中,能被民众了解的,并不多。 政协不是人大,它没什么立法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简单地说,就是提提想法和建议。 如果有委员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引发热议,上了热搜,甚至被全民骂,当然可以认为这名委员在这个议题上缺少研究,水平不够,没有提出让民众认可的方案。但也需要承认,他至少在关注民众生活中的“痛点”,并且愿意通过提案、建言的方式,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甘华田委员这次的提案虽然引发批评和不满,但至少我们能了解他提案的内容。而如果他没有接受采访,不公布内容,我们是很难查到他每年提交了什么提案,连批评、评论的机会都没有。 至少我个人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能查询近些年的政协提案内容的平台。(政协官网的提案选登是更新到2016年初) 网络图片 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反对甘华田委员的这个提案,但却希望这种让普通民众能批评讨论提案的机会,可以多一些。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委员代表,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跟民众沟通自己的提案议案,因为这本身也代表着他们愿意被民众监督的态度。无论民众是否对提案满意,给出的是赞扬还是批评,这都能成为有效的互动,都可以帮助委员更进一步了解民情民意,完善自己的提案。比闭门自己写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非要在公开提案被民众骂,与民众不知道提了什么提案之间选。我希望前者更多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

最近除三害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经过不懈努力,网上的壮士们揪出了三害,就是清华大学、作家莫言、农夫山泉。 捷报传来,大家都很庆幸,也很后怕,纷纷说:幸亏当年没上清华,幸亏一直没读莫言……卧槽不对,喝过农夫山泉。完了完了,这下娶不了宗馥莉了。 除三害是怎么发动的,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比如为什么忽然要除清华?起初还没闹明白。网民们多数应该并不知道,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清华的风格一直是比较“又红又专”的,为此还不时受臭知识分子们调侃。 怎么突然就成一害了呢。 后来很多壮士留言告诉了我答案,原来关键的一点是,米国制裁了我们好几所高校,其中居然没有清华,这里面必定有问题,有大问题,所以要发起围攻,除了这个害。 但我还是表示担心,问:那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米国以后想收拾我们哪个厉害的单位、公司,只要搞一个word文档,宣布制裁它同行,偏不制裁它,我们自己人是不是就把它给捶死了? 地摊书里不是经常有“反间计”嘛,比如皇太极反间计除袁崇焕,岳飞爷爷反间计除了刘豫,如果米帝也把这个学去了怎么办,不用两三年,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家捶干净了? 对方想了想,终于说:艹你……祖宗……巴子……十八代。 又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也是很扑朔迷离。微博上很多壮士对我说:“踏马的,如果莫言是个好人,会给他发诺贝尔文学奖?” 我回复了一下,说,不对啊貌似当年我们流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你们老外搞歧视。 早年间民间更盛行的是:他们瑞典人标准有问题,不给我们的作家发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只看外语”,我们中国作家吃亏了,所以拿不到。 那些年国内经常都有这样的报道:某某某中国作家本来要评奖的,只不过因为谦虚拒绝了;某某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我们的,后来变卦发给外国人了。 当时还常有报道说,鲁迅高风亮节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两次(又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定了发给老舍,只不过老舍之前遭遇不幸,才改为给了川端康成。当时的媒体还老说,我们要搞好心态,不要有太重的诺贝尔文学奖心结,早晚一定会拿到的。 所以,我们到底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想得啊。 后来莫言得奖时,我还在社里工作没走,当时新华社发了报道祝贺的啊,说是“以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大家可以去查。原来闹了半天我们中计啦? 另外,有一个事你想过没: 如果这个奖存心是为了恶心我们,那么68年故意真的发给老舍先生,不是最能恶心我们吗?老舍先生是66年不幸去世的啊。 现在我们自己捶了自己的最高学府,捶了自己的诺奖作家,捶了自己的大企业,把市值真的“打下去”了,米国会不会暗地笑死了? 对方也是想了想,终于说:干你……坏人……你大爷……祖宗十八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MH370十年,失去子女的父母们仍在原地

马航MH370失联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10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地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 习惯动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树说话了,只遥遥地望向它们。一条公路隔断了他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肃冬,残存的土地一片荒芜,只在角落、侧坡上冒出六棵枝桠杂乱的榛子树。 九年前,他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种养了100多棵榛子树,日夜向这些树苗诉说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村里其他人都只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好奇地问栗二有为什么种榛子树,栗二有告诉他们:等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就会回家。 听到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们总是目光真诚地回以祝愿。 生活在河北省邯郸市下辖的峰峰矿区,栗二有自称是“老农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时习惯质问对方“是不是中国人”。八九十年代,为了供养三个孩子,他也下过煤窑干活。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儿子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中兴公司上班,2013年时就能拿到将近2万元的月薪。 2014年春节后,栗二有的儿子被外派到马来西亚工作。3月8日,他乘坐马航MH370暂时回国,飞机在中途失联,机身连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网络图片 栗二有66岁了,头顶的发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体在近年出现腰腹发胖。他脸上的皱纹不算密,一对半圆形的眼袋稍显突出,平时他说话连利,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别无二致。 “破绽”出现在谈话三十分钟后。持续说话,尤其当情绪有波动时,栗二有突然开始气喘,他默然背过身吸入气雾剂,几轮呼吸后才让自己缓和下来。不说话的时候,他的呼吸粗重,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飞机失联后,他成了重度吸烟者,积年累月,在2023年确诊了慢阻肺。曾经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烟熏得焦黄,在他因生病戒烟后它们才恢复正常。 栗二有与其他农民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的智识。为寻找儿子,他一次次研读晦涩的航空专业信息。他的书架上还放着《百年孤独》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十年来为了缓解悲痛,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陆续写了几千首关于马航和思念儿子的诗,和几十万字记录马航家属故事的小说。 网络图片 在峰峰矿区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刘双凤居住的村屋保留着几十年前时兴的装修款式,门厅里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中间悬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MH370失联”几个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数字“3340”。 3340天。这个数字已不准确。2014年事发后,栗二有与妻子去北京、马来西亚寻人未果,回家后他做了这个牌子,从垃圾堆附近捡来一些泡沫板做成立体数字,每天更换贴在板上。起初,记录是出于期盼,他想让儿子回家后鲜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这么多天。 那时他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数字从两位数到三位数再到四位数,增加的数字板已经装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换数字的动作,逐渐变成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重复。2016年,大雨浇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里开始限制烧煤,供暖变得困难,他和妻子搬离了村庄,到城里和小女儿一家居住。 他们会定期回村照料房后的那片榛子树,给它们浇水除虫。一回家,他们就更换计数板上的数字,再把儿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儿子的所有物品都装在两个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学时的旧物,还有一箱是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时不时地,母亲刘双凤会把这些物品拿出来重新整理摆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儿子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每逢中秋和春节,他们都会包格外多的饺子,晚餐时单独为儿子盛出一盘放在餐桌上,余下的冻进冰箱。有一年饺子做得过于多,之后的一整年都没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孙打开冰箱,看到冻了一年的饺子皮变得僵硬发白,奇怪地问姥爷为什么冰箱里有“纸饺子”。 他们坚持给儿子打电话。起初是每天一次,后来改成每周六晚上拨打,栗二有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影响儿子工作。电话那头总会传来“无法接通”或“已关机”的提示音,栗二有会在那之后继续跟儿子说几句关心的话。最近几年,失望累积下他们不再设固定时间,但如同肌肉记忆一般,刘双凤一有空就会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一个电话。 每年儿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刘双凤会坐上凌晨从邯郸启程到北京的绿皮火车,坐一夜硬座,在天刚放亮时到北京,辗转地铁到达首都机场,在T3航站楼的接机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机当天,夫妻俩几乎不说话,就一直默默坐着,偶尔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远处起飞降落的飞机。无数次,他们看到极似自己儿子的身影,却在距离拉近后清醒那不过又是一场幻觉。明知道会无功而返,每年他们都重复着这一行程,就是为了“万一”儿子回来了,可以第一时间接他回家。 习惯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们没再去机场,回村的次数锐减,镜子上的计数板也因此停在一个不准确的日期上。 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国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属们,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这样围绕着“寻找”与“思念”展开。家属群里,有母亲每天一早就会在家属群里发祈福信息,祈愿全体乘客平安回家。 马航失联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与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座巨大客机到底消失于何处。2015年,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坠落于南印度洋。但因为缺少完整的证据链条,猜测飞机出事的前因后果的推论层出不穷,有“机长劫机论”、“外星人劫持论”、“平时行空穿越论”,还有牵扯到大国间政治博弈的“阴谋论”——飞机没有坠毁,乘客们被转移到了某个地方。 阴谋论这个名字听起来带有不可信的意味,却在多年来备受老年家属拥护。并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这一推论下,飞机上的乘客至今生还的可能性最高。 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为此不断寻找飞机和人的下落,这是十年来许多老年家属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他们维持着孩子出事前生活环境的原貌,随时准备好迎接他们回家。 一对北京老俩口的女儿和外孙都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孩子家里打扫卫生,做一顿饭吃了再回去,就为了让屋子保持“人气”。最近几年意识到寻找孩子的“战斗”旷日持久,为保持健康,这位70岁的父亲痴迷健身,坚持游泳、跑步,在公园锻炼。一口气,他能做四五个单杠引体向上。只是日渐年迈的身体经不住过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损做了手术。 他们的亲家夫妻则是多年来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寺庙为飞机乘客敬香,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失联事发后,马航在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建立了家属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开家属见面会,后来次数递减直至取消。许多老年家属几乎不错过每一次见面会,尽管难以获悉实质性的进展。一次见面会上,有媒体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流着泪吃泡面。这位老人后来被称为“泡面爷爷”,他就是那对定期去寺庙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面爷爷”多年来身体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参加家属活动,却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着晚饭就从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疗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与他熟识的家属姜辉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泡面爷爷走了,多家医院都没查出任何病因,但我们都知道原因!” 马航取消家属见面会后,生活在北京的家属们开始定期与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员开联席会议。“泡面爷爷”夫妻和亲家,还有曾经雷打不动参加每次见面会的老年父母们聚集在这里继续追查飞机下落。这群家属中,最年轻的姜辉50岁,他的母亲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一直走在家属前列四处追查真相,与多方沟通,维护着家属间的联系。 每周四,老人们从北京各区坐公交车到外交部开会。会议室由传达室改造,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放着横竖两排椅子。冬天,姜辉坐在屋里感觉不到暖气的存在,他身边的老人各个都裹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有的连手套都不摘。 这还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开会的场所还有不停跑风的酒店大堂,和晒不到阳光的露天小院。 房间冷,但时不时地气氛火热。正月十三,过年后第一次开会,姜辉照例提出家属们的诉求:要求马航恢复举办家属见面会,恢复给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马来西亚政府给家属赔偿,重新启动对飞机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属们会在姜辉发言之后询问工作人员每项诉求的进展。 进度总是很缓慢。这天,家属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出具一份关于搜寻马航进展的“中期调查报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有五年没有按规定每年发布报告了。 工作人员却对家属们说,这件事应该找民航局。 家属们登时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外交部负责处理对外联系的事宜。“这不是把我们当球踢吗!”一时间,几个老太太同时提高音量,语速飞快地指责起工作人员。在一旁的几个男家属忙拉住她们,劝她们消消气。 姜辉说,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有时他希望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发泄出憋闷已久的情绪,但也怕她们过于生气,伤了身体。 栗二有的儿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学毕业后工作繁忙,每年只有过年期间回家几天。刘双凤好像已经习惯了儿子常年不在身边的感觉。她觉得母子连心,以前儿子在外感冒,她在家会突然觉得一阵揪心。2014年儿子坐飞机出事,她提前没有一点预感。这十年来,她一次都没有梦到过儿子。 如果没有旁人提起,日子这样过着,她时常觉得儿子没有失联,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飞机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刘双凤的生活彻底失常了。 事发时,家属被聚集在北京丽都酒店,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只有不断拉长的空等和懵然降临的噩耗。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在酒店召开发布会,宣布飞机坠海,终结于南印度洋。在台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双凤就晕倒在了地上。家属们的愤怒情绪被引爆,拥挤着冲上街头。栗二有在人流中护住妻子,一遍遍拨打救护车电话。 栗二有不相信这个结果,只觉得马来西亚总理是在诅咒他的儿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丽都酒店二楼的过道上看到一则告示,上面写着请家属在晚上六点半之前撤离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属都走了,刘双凤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转门前徘徊。栗二有心里只觉得,若是这时轻易离开,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乡官员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贴着的思念马航乘客的歌词海报,带回家贴到了客厅的镜子上。 网络图片 两人回家后就一直守在儿子房间里,栗二有坐在儿子的书桌前,没黑没白地看着网上关于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烟,房间里的烟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样重。刘双凤蹲坐在床边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呜咽。她会突然把手机摔在地上,事后神情恍惚,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 她的精神变得异常敏感,听到什么声响都会以为是孩子回来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机,很久没洗的脏衣服和擦眼泪的皱纸巾堆满房间。“她把所有东西都和孩子联系上了。”栗二有说,妻子不让他在屋里挂蚊帐,说这会影响儿子回家。天气热了以后,蚊虫满屋冲撞。 村里的医生告诉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缓解刘双凤的情况,一次吃两片即可,多了会损害身体。一段时间过后,刘双凤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她为重度抑郁症,治疗的药物20多天一疗程,要400多元。难以负担药价,她开了两次药就没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刘双凤总是在会上哭,栗二有则一有机会就钻进吸烟室,缩在角落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气来,却仍不断重复点烟的动作。 2015年3月至6月,马航为家属在见面会上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许多家属起初都对心理咨询师抱有抵触,认为他们会偏向马航。刘双凤也不想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在农村,人们普遍对情绪病不理解,会将其归为“精神病”“疯子”。 渐渐地,家属们发现咨询师很多时候只是关心地递来一张纸巾、一杯水,在家属哭泣时上前拥抱。开始有人走进咨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农民打扮与虚弱的状态引来了心理咨询师的关怀。他们与其中一位咨询师有了真心的交流。马航解散心理咨询团队后,那位咨询师仍经常邀请栗二有夫妻到家里吃饭,劝慰他们要保重身体。 听闻栗二有以务农为生,咨询师和丈夫驱车从北京到沈阳运了100多棵优质榛子树苗,在清明节前夜冒着雨夹雪把它们送到了栗二有的村里。 栗二有记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树苗种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树苗,等三五年后榛子树开花结果,孩子就会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来都是神情抑郁,那天在地里也是头发乱蓬蓬,未洗过的脸上挂着泪痕,听到咨询师的话后脸上却像放光一样,第一次有了笑意。当时栗二有觉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来,妻子能状态转好就足够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网络图片 之后的生活有了支点。刘双凤想让树苗快快长成,催着栗二有去镇上买浇水的长水管。他们从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着水管去地里浇水。 春夏交替之际,树上开始长虫。那是一种昼伏夜出的虫子,白天在土里睡觉,晚上出动,能把树叶啃个干净。为彻底除虫,栗二有除了喷洒农药,还会在天黑后和刘双凤到地里捉虫。一开始他们面对蠕动的虫身不敢下手,想着为了让树早日开花结果,抓虫的动作越发娴熟。一边抓,他们一边说着之后等儿子回家,一定要把这些事都讲给他听。 捉来的虫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们到硬地上把虫子倒出来,快步将它们踩死。这成了压抑生活中的一场发泄。 树苗成片地长起来后,栗二有想出了将希望扩大的计划。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树的根枝修剪下来移栽到土里,扩大了树苗的数量。他想着,榛子树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实际上,关于榛子树的希望并不是咨询师给的。那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从未跟栗二有夫妻说过“榛子树结果,孩子就会回家”这样的话,心理咨询师不会用非事实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绝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为自己和妻子种下了榛子树的希望,并在十年来无数次的叙述中对其加固。滋养这个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击后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作为父母的爱与决心。 坐在儿子的书桌前一根根抽烟时,栗二有浮想起与儿子的往事。儿子读中学时,父子俩就坐在这张桌前讨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剧情,当时儿子说他读了英文原著,以后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这样的小岛。命运就像提前书写好的一般。 这同样是一个他为自己坚定立下的希望。他让自己相信,儿子也许一直就在某个岛上生活。 许多老年家属和栗二有一样,在任何关于飞机去向的推测都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去想象自己的孩子毫发无损,只是被关押在某个地方。 “飞机残骸”的出现将家属的希望之网撕开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飞机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随后在印度洋群岛陆续有残骸出现,一部分被专业机构鉴定为MH370的残骸。 栗二有在网上看到关于残骸的信息时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绝望,开始相信飞机真的出事了。那段时间,家属群里升腾起关于残骸的纷争,有人坚决否认残骸的真实性,认为它们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滩的,有人想要探索个究竟,捕捉关于残骸的种种疑窦。 一个新的希望把栗二有从深渊里拉了上来。在他如今已经模糊的记忆里,大约是在2016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栗二有照例给儿子打电话,依旧听到“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样,他在挂断电话前兀自说了些关心的话,还叫儿子方便的时候给他发个定位。 栗二有说,没过多久,他听到电脑传来“嘀嘀”一声,亮起屏幕,竟看到儿子在QQ上给他发了一个“在”字。 他跟许多媒体都说起过这件事。有记者提出,可能是他儿子的QQ号被盗了,他却有坚固的解释。儿子失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催促儿子恋爱结婚,儿子听得厌烦,总是回应简短的一个字:“嗯”、“好”、“中”。栗二有觉得,这个“在”字和儿子一贯口吻契合。如果是盗号者,怎么能精准地把握他儿子的习惯?他也曾拜托在腾讯工作的媒体人去帮忙查找发这条消息时儿子账号的ip地址,却没有得到结果。这让他更加相信,儿子是被困在某个地方,出于种种原因,真相不能公开。 一个“在”字给了他恒定的信念,儿子还活着,“飞机残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们对残片真实性的质疑:有人说同一家媒体拍的同一残骸的两张照片上飞机的序列号不同,有人提出残骸上的附着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环境。他将这些信息都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钱,和几位中外家属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他在心里不认可残骸的存在,只觉得要尽全力完成“寻找儿子”的动作。 网络图片 一上岛,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滚烫的温度。他想去求证,如果自己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生存,那儿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滩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冲动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冲击的礁石,对着海面用撕裂的声音大喊:“孩子,你在哪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声高喊后不久,姜辉在附近的沙滩上发现了一片蜂窝状的板子,疑似是飞机残片。他叫栗二有下来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队伍 刚开始种树那几年春天,从树皮发青那天起,栗二有总会整晚不睡觉,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树说话,观察它们的生长。他是老庄稼人,以前种玉米时,他能在夜里听到玉米生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榛子树没有声响,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间枝叶颜色的细小变化。 从土黄到鹅黄,从嫩绿到青绿,每每看到小树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心底就会涌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长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里已经罕见。儿子生死未卜,寻找踪迹的进展亦是缓慢得与静止无异。 当年因同一目标聚在一起的家属队伍,也在缓慢的折磨中逐渐变得寥落。 十年来为了儿子四处奔走时,栗二有拍了许多照片,他把它们洗出来,收录成一本厚厚的相册。大部分照片摄于事发头几年,低像素的画面里成群的家属们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网络图片 翻到一张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属举着“坚决抗议”的牌子合影,栗二有凑近看,认出其中几人已经“和解”了。  事发后的头两年,大约有40名家属选择了与马航和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认同“飞机失事”的判定,而是困于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职人员身份。与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农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务工后搭上了MH370,栗二有从家属那里得知,这些务工者把辛苦挣来的工钱现金缝在了内裤上,和人一起留在飞机上了。这些本就贫穷的家庭,最终都选择了领取和解赔偿金。 栗二有不愿意和解。2015年12月31号,有律师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免费为家属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联保险公司谈到了250万元的赔偿金。栗二有听罢沉下声问律师:“你是中国人不是?” 律师不解地问他什么意思,栗二有依旧重复着那个问题,直到律师答了“是”,栗二有再问:“你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吗?”律师再度困惑,栗二有说,“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他告诉律师,自己纵使缺钱,也不愿受这样的羞辱。 当天深夜,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又争取来了2万元。栗二有觉得如此容易的谈判背后,可能有猫腻。 和解协议曾引发家属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拒绝和解的家属坚持认为,领了和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亲人去世,他们因此指责和解的家属“要钱不要人”。 但对于许多家属来说,“和解”过后的日子,痛苦没有减轻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济南的单身母亲多年熟识,这位母亲签署了和解协议后依然时时为飞机上的儿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退休工人。一次会面时她跟栗二有夫妻说,自己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一早坐车到郊区,在一块土坡上用尽全身力气种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为她想自己种菜吃,女人告诉他,自己只有在奋力挥动锄头的时候,才能够忘记那些让她难受的事情。 一度,家属见面会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撑。栗二有排斥旁人对他说“感同身受”,他觉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属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号,栗二有夫妻计划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在火车站却被拦下了。刘双凤趁着一个人上厕所的机会,甩开了阻拦他们的人,独自买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那天她还没有带手机。到北京后,她凭记忆坐地铁去了外交部,赶到时家属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她始终觉得非去不可。当时她下定决心,就算买不到火车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马航在第42次家属见面会上提出将解散调查团队。在那之后不久,有家属撑不下去领了和解金,还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亲发病去世了。栗二有记得,那段时间里,希望变得稀薄,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产生放弃的念头。 他给自己和家属们打气。他在家属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树的故事,说自己在夜里与它们对话,他讲到近期的苦恼,榛子树给了他坚定的回音,支撑他继续等下去。有人觉得他出现了幻觉,他说自己相信榛子树是通人性的。他鼓励家属们一定要等到结果,就像这榛子树,每到冬天叶子凋零,熬过年照样会长出绿芽。树犹如此,何况是拥有理性的人呢?  漫长的等待终究是过于磨人。近年来,大约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属选择了和解。马航自2015年起开始减少举办家属见面会的频次,最终在2018年取消了见面会。姜辉发现,老年家属的精神状态在这之后每况愈下。以往许多外地家属都会定期来北京参加活动,固定见面会取消后,时隔数月再见面,姜辉发现一些老年家属看起来变得神情迟滞、沉默寡言,有的还需要家中小辈搀扶照料着前往。 网络图片 马航许诺对家属提供的心理咨询也仅维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这一年里发现,许多家属的状态始终在恶化,饭量变小、睡眠减少、哭泣的次数增多。在得到最终确定的结果之前,他们无法“走出来”,心理咨询师的倾听与安慰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一时的缓痛。 心理咨询能带来的帮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响同样明显。姜辉说,一位内蒙古的家属如今已经住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需要靠大量药物和外界干预来保障生命,还有一位天津的家属有了自杀倾向,家人给窗户都焊上栏杆,请了专人看护。光是姜辉熟识的几十个家庭里,这十年来有六七位家属患上了癌症。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但他觉得家属中如此高的患癌率与他们常年的情绪压抑有强烈的联系。 与姜辉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进度的十几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属们见面的机会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见面活动上,栗二有见到一位故人,令他内心揪痛。那是一个生活在天津的母亲,老伴多年前就已过世,女儿在飞机上。女儿出事之前,曾把家里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长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脱。2015年的一次见面会上,家属们哭作一团。女人朗声说,哭有什么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来,我给你们哭。话音刚落,她就放声哭了起来。栗二有在一旁看得惊奇。疫情后再次见面,他看到女人已经瘦得脱相。交流后得知,她的女婿已经再婚。 栗二有问女人现在住哪里,女人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问,女人告诉他,自己在姐姐家住过一段时间,最近住在社区的义工房里。 他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房产的独身老年女性未来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农村,人情紧密,还有亲戚邻居帮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无援的境地。 谈起对儿子的思念时,栗二有不曾落泪,只是偶尔眼眶泛红。说起对其他老年家属的担忧时,他哭了。哽咽后,他又苦笑了起来。他想把家属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但苦恼于自己表达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体到访栗二有家时,拍下了大片苍黄色的榛子树林。虽然已不住在乡下,每次从北京回来后栗二有总要去村里看看榛子树是否需要浇水、打虫药。他记得就在马航宣布解散调查团队那次会议之后,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几棵榛子树结出了果实。他剥开一颗,尝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树都结果,便是孩子回家时。 最终,栗二有没有等来满地的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土地现在一眼望去光秃秃的。他告诉我,大约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独自回从女儿家回村,想回旧屋翻找一本曾经的诗集。走到房后的田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树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机的车辙。他去问邻居,才知道是因为土地流转,地被整个碾平了。 悲愤中,他接连几日在地里来回踱步,感觉消失的榛子树就像失联的孩子一样,自己拼命付出一切,却在突然之间全数落空。给予他希望与庇护的精神世界,最终在现实里被铲平了。  2021年在面对媒体拜访时,栗二有讲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说,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对榛子树疏于照料,地渐渐荒了。2020年,村里提出土地流转,栗二有夫妻向村长解释榛子树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后还是服从于集体意志。村民铲走了树,栗二有躲在屋里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间修起一条公路。冬日里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干净的路面上只有两侧留有未融的残雪。 网络图片 时间撕扯灵魂 刘双凤很难说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变得“正常”,只能将一切归为时间的作用。最近两三年,她感觉自己情绪稳定了许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儿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长久的呼喊没有回音,时间长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岛,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饥饿。 “人给不了我,给块骨头也行,我也认可。”她的语气维持着惊人的平静。 网络图片 栗二有的改变发生在疫情后。那三年,他深深意识到人对抗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买不到盐,连着几天吃没有滋味的饭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庄前一天还在严格防疫,第二天就响应国家号召实行了“放开”。他感慨世事无常,随即买了启程去深圳的车票,打算到儿子的公司索取工伤赔偿。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赔偿,眼见着日渐苍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得为现实生活考虑。 […]

湖南25岁医学高材生规培期自杀真相:医院拥有过高的管理权利,是掌握了对规培生的合法伤害权

近日,刷到一条令人痛心的消息。 湖南一位25岁的医学研究生,在医院做规培生时,因无法忍受连轴转的加班,在医院里,用手术刀割颈自杀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高材生,就这样殒落了。 千万别粗暴地指责这女孩心理脆弱,这样对这孩子太残忍了。 女孩在网上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都在声讨“规培”的变态。 培养一个医学生非常不容易,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医学高材生会拿命消失在实习期呢? 我特意做了功课,想了解什么是规培生。 在得知一些真相后,越发觉得“规培生”这个小世界里,有多么地黑暗和恐怖。 01 这是一个悲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女孩生前是湖南师大的医学研究生。 研三时,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做规培生。 她以为来医院做规培生是来实践的。 读了那么多的书,学了那么多的理论知识,毕业前来医院实习,就是希望能让自己的所学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未来能当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可惜,她心中的美好,以及导师给她描绘的未来,全部在这残酷的真相里一点一点被绞碎。 连同自己的青春,也都一起破碎了。 她的遗书,字里行间都是疲累和绝望。 她不是没有呼喊过,遗书里提到她的导师也不能左右规培的现状。 导师在接到她的呼救时,除了表达心有余力不足外,只能不断地描绘未来,隔空给她打鸡血,鼓励她坚持和忍受。 也许,过来人认为“规培”就是这样的,除了忍受,并没有其他的捷径。 虽然,25岁的年龄,在法律上已经是成年人,但她也只是一个学生,她的全部经历都在枯燥的学术里。 有些网友真的是在不客气地评论当代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说国内的学生想到去死也没想过退学。 但我想说,医学研究生啊,真的太不容易了。 本科5年,研究生3年,规培3年,还要工作2年,才有资格考主治医师。 13年的苦,这女孩走过了8年,还有5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过度地疲累和精神压力,真的会让人崩溃的。 一个医学研究生,难道不知道用手术刀割开颈动脉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悲剧,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02 规培生世界里的真相 令人痛心的是,湖南女孩的悲剧并非唯一。 2022年,华西医院一位23岁的规培生,阳性发热被迫带病上岗,在一线工作时猝死。 这个学生在小儿外普外科组工作,属于特别特别累的一个小组。 2022年还属于疫情阶段,他“阳了三天,发烧了三天,还在坚持上班……” 最终因为病毒感染加上过度劳累,引发了爆发性心肌炎,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然,华西的官方通报不是这样写的,懂的都懂,摊上人命,官方的说辞总能让不知情的人深感悲痛,让知情的人备感愤怒。 有网友说,华西医院避重就轻,是不是发烧三天还工作不是主要,重要的是他被压榨得受不了了,过度劳累。 当时还有一些规培生愤怒发声:“凭什么要让规培生去送死?学费一万块,工资500块,应该让医院的正式职工发着烧去上班、去送死,别什么活让我们干……” 23岁的小伙子在工作岗位上猝死,若不是过重过长的工作负担,怎么会让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受到重击? 次年,也就是2023年,也是一位25岁的规培生,才上了三天班,就在贵州遵义医科大学的附属口腔医院的11楼跳下身亡。 这位女孩在跳楼前,曾多次跟男友抱怨说实际工作跟她预期的相差太远了,工作太累了,完全没有时间休息。 这些消息,做父母的看了都会觉得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网上有一位博主揭开了一个秘密,他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医院离了实习生就得倒闭。 所以,每到年底,医院对实习生和规培生的管理会格外严格。 可能平时白天查完房就能溜走的科室,现在教秘每天都要在下班前点一次名,把没来的实习生名单上交给教育处进行后续处理。 为什么要严防实习生、规培生离岗? 因为医院的正式员工是真的要放假的。 大五的实习生、研一到研三的规培生,在医院里都被统一划分为“反向给医院交钱的廉价劳动力”,规培单位虽然无法造福某一位同学,但如果他们想要妨碍某位同学的“进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有的小科室,可能就三四个正式员工,后面跟几个进修医、规培医和实习医,就能支撑起一个20-30张病床的病房运营。 毕竟医疗工作的大部分工作内容都是一些只需要简单培训就能上手的杂活。 比如找病人收集病史、在电脑上写病历、按照上级的指示使用组套开医嘱、送病房病人去影像科做CT、超声等等。 这些杂活,不是医院雇不起,而是让实习生去干更有性价比。 锅里就这么点饭,少一张吃饭的嘴,其他人就能多吃一口,不是么? 反正上岸多年的上级医师们,一直认为实习生能在临床实践当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比如: 收集病史写病历能锻炼临床思维和疾病的鉴别诊断,在后续开医嘱的过程中还能对照上级的指令与自己的思考来完善自己的临床思维。 送病人去做CT更是能在运送的路上锻炼自己的口才与情商,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也能及时的开始胸外按压。 还有一个很黑暗的真相:可以让实习生和规培生背黑锅。 所以说,规培单位掌握规培生管理权的本质,是掌握了对规培生的合法伤害权。 03 什么是规培? 现在来讲讲,什么是规培。 所谓“规培”,也就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简称。 为了解决中国城乡医生医疗水平差距问题,平衡各地的医疗资源,华西医院刘进教授学习美国,推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即医学毕业生,不管本硕博,如果想继续从事医生工作,都需要进入三甲级以上的医院进行三年的规范化培训。 医院给规培生提供专业和临床诊断的相关培训,而规培生给医院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其实乍一看,这个制度完美无缺,还能解决中国医疗分级诊断的难题。  这个制度真正受益的就是三甲医院和我们普通老百姓。 三甲医院获得一批又一批青年廉价劳动力,而普通老百姓以后即使在社区医院也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 但真正吃亏的就是这些医学毕业生。 因为这项制度在真正落地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美国的规培对于实践操作、诊疗病例和主刀手术都有明确的量化要求,一切以量化指标为准。这才是真正的规范化培训。 而国内,大多数医院的规培医生做的还是收病人、写病例、贴化验单和换药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活。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医闹问题导致主任医师不敢让规培医生亲自操刀。 也可能是本院的一些代编的医生或者医二代都排着队等着主任教呢。 所以,那些主任会优先教你一个外人技术吗? 因此,每年规培完的医生竟然还存在无法独立完成阑尾炎和剖腹产的常规手术。 第二,美国的评价体系是代教老师、护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学科成员,都会给规培医生提出综合评价。 而国内的规培生能否拿到规培证,更多取决于代教老师的主观评价。 代教老师水平不一,这能标准化吗? 而且代教老师对于规培生拥有过高的权利。 如果权利过高,但不加以监管,会滋生什么?我就不用多讲了吧? 第三,待遇问题。美国的规培生每年大概有5万美金的收入。 而国内的规培生,一个月的收入最多只有两三千。这也是为什么网上很多医学生在骂刘进教授的原因。 刘进教授曾经捐出个人资产一个亿,用来支持华西医院的规培事业。 但国内规培制度因人为的变质,导致带来的负作用影响很大,简直可以用“变态”二字来形容。 有网友建议刘进教授亲自去参加一下规培,为期三年,全程直播,不能动用自己的积蓄和资源,完全要和规培生保持一致。 如果刘进教授能三年坚持下来,并且依然坚持现在的规培制度,也许社会舆论会站在刘进教授这边。 这位网友的建议很善良,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刘进教授真的参加规培生的工作,他所体验到的永远不可能跟真正的普通规培生一样的感受。 因为,刘进教授已是名人,医疗系统谁人不知呢? 在这样的江湖里,谁还不敢懂点人情世故? 规培生之所以熬不下去,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 规培生里有医二代或者“皇亲国戚”,他们的待遇也会有所不一样。 有压榨,就会有优待。 这是“江湖规矩”,就算是有人来查,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 04 这世界的阴暗面早点让孩子知道 近年,我们常在网络上听到这样一句话:“寒门难出贵子”。 先别急着否定这句话。 我想说的是,这句话有它另类的解读角度。 我大胆猜测,湖南的这位女孩、以及华西、贵州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特殊的背景和资源。 一定不是医二代或者规培单位的“皇亲国戚”。 所以,没有人跟这些孩子讲规培医生的工作真相。 他们一定都是抱着美好愿景来读医的。参加规培,是他们认为自己成为真正医生的最后一关。 普通家庭能培养出一个医学研究生,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父母们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更多的是和孩子一起憧憬未来高薪体面的工作。 没有了解规培真相的圈子,哪里能有这个认知去给孩子做心理预防呢?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自称是有关系的规培生发的帖子。 大概意思是,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做背锅侠。 他在值急诊夜班时,会随时做好录音准备。 因为每个单位总有那么几个老油条上级,不负责任不说,还特别会推卸责任。 如果新人没几点经验,分分钟被那些老油条拿捏。 这些经验,没有行内的熟人,谁会告诉你? 一个普通的家庭,想要把孩子往高端了培养,除了提供经济支持外,最好还能与孩子一路同行。 意思是,对孩子的未来培养方向,父母们尽可能去提前去了解这个行业的真相。 美好与阴暗,都让孩子知道。 别让孩子一直在七彩的童话世界里长大。 […]

尘肺病侵入 90 后

煤矿产业逐渐缩小的当下,与矿工群体息息相关的尘肺病并没有消失的趋势。 尘肺病盯上了在城市打工、正当壮年的90后。它埋伏在一系列新工种中,酝酿新一代青壮年工人的剧痛。这些年轻的90后工人,很多人没有下过矿,也没有太多途径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虽然远离矿洞,却面临严重的尘肺病侵蚀。 90后,连接尘肺 2013年,陈明入行台面切割的第三年,他结婚了。结婚这天,一家人留下了一张合影。合影中,父母亲坐在第一排,新娘子站在第二排中间,陈明、陈亮分别在她的左右。陈明的领带,新娘子、母亲的衣服都是喜庆的大红色。 陈明幸福地笑着,露出一排牙齿,陈亮笑得略显含蓄。 那时,这个家充满了希望与动力。老一辈身体健康,两个年轻人有手艺、有收入,也有对更好的生活的期盼。 陈明1991年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县城,他上学的时候,书桌得自己买。他的成绩不好,也不想读书。初三毕业,他和父亲一起坐着摩托车把书桌从学校运了回来。 陈亮是陈明的弟弟,1994年出生。陈亮刚上初一没多久就决定辍学。那天,他把书桌扔在学校,直接回家了。 对于陈家兄弟这样家庭条件的农村孩子来说,读书不是唯一解,甚至不是最优解。他们的父母往往务农或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不稳定,能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孩子们领上一条与上一辈相似的道路。 两兄弟辍学后,都经家里人介绍学手艺,学不下来,又到外地进厂打工,最后分别辞职回家。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把儿子们一起带到外地去做台面安装。 那时候,台面安装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尚算富足的收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取消福利分房,中国人开始购买住宅,装修的需求也随之急速增长。 不到20年,家装行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台面安装工人,便是这一新兴的硕大“金矿”中,觅得收入的普通劳动者。 2006年左右,陈家兄弟的父亲经由亲戚介绍入行做台面安装工人,后来自己组起了装修队。“我们这边都是亲戚带亲戚,一个带一个。”陈明说,“会互相告诉,哪个县能做,谁去哪个县。” 由父母帮带,算是一条便捷的生存之路,加上陈明听说这一行“来钱快”,在国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级别的年代,陈明发现做台面装修,“一个月最少也有个一万多”,于是,他跟随父母到山西做台面安装。弟弟陈亮不愿跟父母一起工作,跟随同乡南下广东,同样从事台面安装。 村里的矮房几十年如一日,但在县城、城市里,崭新、高大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它们承载着人们对新房、新生活的向往。在山西,陈明和父亲两人一组,如同流浪的鸟儿一般,游走在各处新房之间,今天在这家的檐下停留,明天又去往下一家。 台面安装的基本流程中,切板、挖孔、磨边、打磨抛光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粉尘。 平日里干活,陈明大多时候都戴着口罩:“还是挺好的那种口罩,一两百块一个。” 工作时,他们会打开窗户、风扇,尽量将粉尘散出去。 在广东的陈亮工作时也配有口罩,可他戴不住。干活累了,时常需要抽烟提神,边抽烟边干活,一天能抽一包烟,不知不觉间,粉尘混着烟雾入侵他的肺部。 安装完台面后,他们的身上总覆着一层白色的粉尘,或是在手够不到的背部,或是在裤腿、袖口,或是在鞋头,总有几团灰白,一眼就能看到。如果没带安全帽,头发里也会有不少。“头发是要天天洗的,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陈明说。 2018年,陈亮开始从其他工友的口中听说一种病——尘肺。听说,河源市和平县有好多尘肺病患者。口耳相传的传闻,总是不那么切实,似有若无,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  婚后,哥哥陈明和妻子于 2014年和 2017年 生育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2020年,陈明开始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常,当快步走时,很容易气喘、胸闷。他停下工作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尘肺病。 尘肺病目前仍是我国危害最严重和最常见的职业病。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致病的生产性矿物性粉尘,当粉尘肺内潴留,会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等肺部疾病。许多劳动者因此病带来的锁上丧失劳动力甚至失去生命。 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是典型尘肺病高发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越来越多可能导致尘肺的行业正在涌现。 《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指出,在传统行业之外,尘肺病还出现在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新型行业或工艺作业中。 以义齿加工为例,在义齿的手工抛光打磨环节,会产生各种树脂、陶瓷、二氧化硅等材料的粉尘,以及镍铬合金、钴铬合金、钛合金等金属粉尘,这些粉尘可能会产生呼吸道刺激和损害,甚至会引起过敏反应或其他健康问题。义齿制造行业发展迅速,工人大多数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 像陈家兄弟这样罹患尘肺的90后还有很多。公益组织大爱清尘近年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一些90后尘肺患者,他们拥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成年前便早早辍学,进入切割、家装行业,跟随亲戚、同乡到外地四处做工,买房、结婚、生子后确诊尘肺。 90后患者主要在涉及打磨、切割的私营小微企业、小加工坊工作。由于企业规模小、雇员人数少、从业门槛低等原因,这些商户往往存在用工不规范、工作环境恶劣、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这些工作场所粉尘超标严重,劳动者面临着更高的职业健康风险。 从入行到确诊尘肺,陈明从事台面安装的时间还不到十年。在山西休养一段时间后,他回到湖北老家。 陈明父亲手里的活渐渐停了,一是因为孩子查出了病,二是因为当时他们所在县城的台面安装需求已经基本饱和。 祸不单行,没隔多久,在广东的陈亮因频繁咳嗽到医院看病,被误诊为肺结核,后来在武汉被确诊为尘肺病。 家里的两个青年都病了。石材切割这条将一家人带往富足生活的生路,在此刻陡然显露凶相,他们这才发现,头顶已笼罩着重重阴霾。 维生 陈家兄弟确诊时,一家人都没有意识到,尘肺病会把他们的生活带入怎样的境地。 那时,陈亮还比较乐观:“不干这个,就换个事情做嘛。”他尝试送快递,可随着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最终还是回到家里休养。他能感知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呼吸。 早期尘肺病多无明显症状和体征,易被忽视。随着病情进展,患者肺功能下降,劳动能力降低,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即使脱离粉尘作业环境,病情仍会进展和加重。 尽管是因为工作患病,他们却几乎不可能争取到工伤赔偿。陈家父子接单干活是通过当地的橱柜店,客户在橱柜店下单,橱柜店再将手里的单子转给有合作关系的包工头去做。跟橱柜店的合作关系是自己跑出来的,一般一个装修队能同时跟多家橱柜店合作。装修队跟橱柜店之间往往没有合同,仅靠双方口头或当面建立合作关系。  “基本都这样,除非大公司才会讲究,小的(装修队)都是看诚信。”陈明说。生意最多的时候,陈明的父亲一个人接了二十多家橱柜店的生意。 这个“家庭作坊”没有“老板”,他们跟诸多橱柜店合作,流动且服务对象众多,缺乏明确落实到书面的证据,因此,想要找到为工伤负责的“责任人”极为困难,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怪谁。 实在找不到可责怪的对象时,人会倾向于责怪自己,尽管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赚钱以改善生活从来都不是错。 相对于弟弟陈亮,哥哥陈明的压力更大——两个孩子都要读书,收入不能断。为了维持生计,陈明的妻子离开了孩子和家,外出打工挣钱。陈家兄弟的父亲也再度外出,一身手艺用不上了,只能去工地上卖力气。 2021年,陈明一直在家休养身体。眼看着妻子和父亲在外劳作,自己却只能在家,他心里不是滋味。 陈明的尘肺病症状不算严重,但肺部的病症引起了一系列慢性病,如硬皮病。“医生说就是肺部带出来的病,我现在手的骨头都变形了。”陈明说。 网络图片 随着病情的加重,尘肺病患者大多会出现肺气肿、气胸、肺动脉高压、呼吸衰竭等并发症,随着年龄增长、抵抗力降低,还可能出现呼吸系统感染、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合并症。这是很多患者提前死亡的直接原因。 尘肺病无法治愈且不可逆,只能缓解、改善,延缓肺功能的衰退。 陈明的体力逐渐下降,他知道自己不如以前,但至少还四肢健全,如果咬咬牙勉强一把,多少能为家人分担一点。2022年,陈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再次离家到温州打工。 当时他因为硬皮病,手开始使不上力气,无法进厂干活。经由老乡介绍,陈明得以在一个高端小区做保安。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每月收入近7000元。 11月,天气渐冷。陈明发现自己的手越发无力,连手臂都抬不起来。活动受限,他唯一胜任的工作只剩下站岗。他知道自己无法长久地做这份工作,主动辞职。 没招到新人的期间,陈明还坚守在保安的岗位上。他的手越来越严重,每天都需要同事帮他穿衣服。 招到人后,陈明再次回到家乡。他知道,自己也许再也不会重返温州,像其他人一样打工了。 在家里,有愁容满面的母亲,有两个天真、健康的孩子。客厅里,还挂着陈明结婚时一家五口的合照。 合照时的陈明体重150多斤,身体壮实、气色红润。从2021年到2023年,他因病瘦了40斤,体重骤降到110斤的他瘦得近乎脱相,神色憔悴。 那张象征着家庭美满的合照还挂在客厅,成为一家人再也回不去的时刻。照片里两个高大、健康的年轻人已饱受尘肺病折磨,形同枯槁。 现在的陈明可以缓慢走动,只要不感冒,症状就不算严重。由于手上无力,他无法使用筷子,改用勺子吃饭。 陈亮的状况也不容乐观,2023年以来持续恶化,连饭都吃不下。他比陈明还瘦,几乎只剩骨架,衣服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挂在身上。肩膀将他的衣服顶起一个凸出的小包,下摆空荡荡的,显得人如纸片一般,风一吹就要倒下。 陈明有自己的小家,有孩子,也就有生的念想。陈亮长期养病,没谈过女朋友。 “我们这行一天都在干活,没有跟人接触的时间,他病了之后更不可能谈对象了。”陈明说。 长期在家卧床,陈亮变得越发沉默。“他不跟我们谈心,他根本就不想活,活什么活?反正身体就这样了,什么也弄不了。”陈亮的母亲说。 两兄弟生病的事不是秘密,但他们的母亲从不愿主动提起:“说出来干嘛?又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当她带着陈明的两个孩子出门时,总有乡亲问她:“两个孙子都长得挺好的,儿子是怎么搞的?” 孩子们听得多了,心里总有个模糊的概念,知道爸爸的身体不好。大儿子还在念小学,现在每天起床都先自己穿上衣服,再帮陈明穿上衣服。 网络图片 在中国石雕之都泉州惠安,庄怀安初一便辍学,跟他的父母一样,入行石雕,从学徒开始做起。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很早就出来干活了。”庄怀安说。他跟着村里的老板学了三四年雕刻,学成后经工友介绍到广东打工。 刚出门打工没多久,庄怀安就得到家里消息,父亲因多年从事石雕患上了尘肺病。父亲不再继续做石雕,母亲进了工厂打工,而他却没有停下。 “当时我以为能治好,没有在意。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庄怀安说。 庄怀安做学徒时,做石雕还没有相应的管制规范,最简陋的工作环境就设在路边,占上一块地就能开工,切割时产生的粉尘都消散在空中。到广东之后,庄怀安在全密封的工作环境里工作,要求是不能让粉尘吹到室外造成环境污染。 在封闭空间里做石雕,切割、打磨产生的所有粉尘都在屋里打转。“有时候那里面都看不到人,连灯都看不到,一片灰的、白的。”庄怀安回忆道。那时候的他每天工作时长在八个小时左右,长期不戴口罩。 石雕历史悠久,在过去,工人们都采用纯手工雕刻,产生的粉尘有限。90年代开始,各类工具开始替代手工雕刻,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粉尘危害。电动砂轮工具和风动工具在干式作业的条件下,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比传统手工雕刻的粉尘浓度平均高出8—13倍。 “手工雕没什么灰尘,就是机器雕才有很大灰尘。”庄怀安说。 网络图片 除了不同的工具影响着粉尘大小之外,石头本身也是重要因素,花岗石、大理石、青石、砂岩等都是石雕常用的石材。 “(粉尘)有的大有的小,像是花岗岩的粉尘就比较少,砂岩要大一点。”庄怀安说。 做石雕按计件算工钱,庄怀安时常在不同的厂子里流转。“这个厂没活了就跑到别的厂里去,不是一直在同一个厂里。”他说。由于其工作的流动性,他与各个厂不会签署任何劳动合同。 每件石雕的价格不等,材料、图案、大小都影响其定价。庄怀安做过最复杂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图,最大的订单要求20平方米,每平方造价800元左右,而完成这一件需要雕上近两个月时间。 庄怀安在广东一共做了10 年石雕。2018年,他发现身边有不少工友都得了尘肺病,甚至有的人因此离世,他开始感到害怕。消息越传越广,工友的死讯左右着他和他周围的工人们。他们决定离开这里,回家。 “都觉得怕。大家就不约而同一起回来了。”庄怀安说,“没跟老板签合同,直接全走了。老板也怕啊,怕找他赔钱,巴不得我们全都走。” 庄怀安和工友们一起回到福建,大部分人都先后到医院检查身体,有的人还没有结婚,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独自去医院检查。 “全都是尘肺,好几十个。”庄怀安说。 庄怀安由于当时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去医院检查。但他隐隐有预感,自己确诊只是时间问题。 2020年,庄怀安的父亲因尘肺病去世。2021年,庄怀安开始暴瘦,同时,他发现自己一旦感冒就很难康复。同年,他第一次气胸发作。 庄怀安在本应熟睡的深夜突然喘不上气,随后一直剧烈喘息、咳嗽,无法缓解,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起。他拨打120,被送到医院救治。 庄怀安确诊了尘肺三期,就像他预料的那样。“早晚的事情,我们在广东那边就知道,每个人早晚都会得。”他说,“就像是我们身上有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30出头,庄怀安已无法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的母亲年过60,也不能继续在厂里打工,两人只能靠之前攒下来的钱维系生活。 网络图片 尘肺不是遗传病,但家庭的经济条件会使父辈的困境在子女身上复制,形成尘肺病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 根据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调查数据,尘肺患者子女中,有过半在第三产业工作,从事的职业包括司机、服务员、物流、保安等,有9.8%的尘肺患者子女在继续从事涉尘工作。 偶尔,庄怀安会意识到,越来越瘦的自己跟已经去世的父亲很像。 “我们差不多瘦。”他说。 困斗 1991年出生的李立平, 32岁这年确诊了尘肺。2008年,他初中辍学后经家人介绍,入行成为水电工学徒。学徒做了 4年, 李立平开始自己单干。工钱按平方算,每单收入不一样。平均下来,李立平每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 水电安装主要的涉尘环节是开线槽,即开凿墙面,水泥墙、砖墙等各类墙体都会遇到。开凿需要先切割,再打钻,每个槽的面积不大,但数量多。 李立平回忆道,“入行以来没听说过有职业病,公司也从来没提过的。” 李立平干活时,由于公司管理要求不允许开窗户,粉尘都在屋内打转。他觉得戴口罩呼吸不顺畅,抽烟不方便,很少戴口罩。偶尔,他会戴纱布口罩,尽管戴了,干完活也能感觉到鼻腔里留有粉尘。那粉尘很细,不影响呼吸,但有明显的异物感,“擦的鼻涕都是灰色的。” 在罹患尘肺的病人中,李立平的情况还算乐观,他从最初入行到确诊尘肺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且公司现在仍在经营。其用人单位十分明确,然而,他的维权路依然不明朗。 李立平名义上是公司的工人,要按照公司的章程做事。公司要求工人们按公司的工艺要求干活,干活时需要穿上工衣,每人都有自己的工牌,以前以现金结算工资时,工牌也是领工资的凭证。 然而,李立平没有跟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他平时跟着工头干活,公司派活给哪一队,哪一队就去干。“工头也没有签合同。”他说。 2014年,李立平结婚,年底生了一个男孩。2018年,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成家后,李立平再没有想过换工作。“没成家你怎么换都可以,成了家之后什么都要用钱,承担不起。”他说。 工作十几年来,李立平从来没有体检过,一是公司没有要求过,二是他从不生病,也就不觉得自己需要检查身体。 现实中,尘肺病患者们要想拿到工伤赔偿,都需要经过重重关卡。 医学上初步被诊断为尘肺病以后,患者要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拿到诊断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后才能做工伤认定,之后通过劳动能力鉴定确定工伤待遇的具体标准。 以上流程完成以后,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部分工伤待遇,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则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确认劳动关系这一步卡住了很多人。多数尘肺患者都会遇到用工主体不明确甚至无法追溯的情况。《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数据显示,受访尘肺患者中只有6.0%的患者有明确的用人单位负责,18.3%的患者有明确用人单位但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而72.6%的受访者从事涉尘工作的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难以找到。 2023年,李立平突然咳血,被确诊为尘肺病。3月,他主动打电话告知公司自己的身体状况。 公司和他没有签署合同,也就没有“被辞退”一说,但自从公司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始停止给他派单。没有活干,自然就没有收入。 图片图 | 尘肺病人申请工伤赔偿的流程示意 确诊尘肺病的前后,李立平的两位亲人相继去世,母亲因心脏病晕倒住院。噩耗不停向这个家庭袭来,命运的重锤接连落到李立平的背上,他无力反击。 李立平没有将自己患尘肺病的消息告知亲人,只向亲人谎称自己得的是肺结核,他认为肺结核至少是可以治愈的。 也没和妻子说。“怕她受不了。”他说。 […]

起诉莫言与“骗廷杖”

近日惊闻一件事: 有人要起诉莫言,替每个中国人向莫言讨要1元名誉损失费,共计15亿。 先不提这个事合不合理,首先它就不合法。 因为个人是没有办法发起公益诉讼的。 这位毛先生翻遍了《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莫言作品,难道就没空看看民事诉讼法吗? 未必。 但他依然选择这么做,无非是在“骗廷杖”而已。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处官员的一种刑罚,说白了就是打屁股。 原本是想恐吓大臣听话的手段,但到后来有人发现,受廷杖的人虽然挨打,但立刻能获得“直臣”的身份名扬天下,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 于是就有人故意找茬骂皇帝,争取被打上几板子,然后青史留名。 这就是所谓的骗廷杖。 在古代,骂皇上能青史留名,归根到底是因为,皇帝是最大的IP,一举一动,都能引起风吹草动,传十传百。 到了自媒体时代,有流量的名人明星们成了新的“皇帝”。他们的拥护者和粉丝就成了随时抬起的廷杖。所以才有了越来越多故意找茬儿骂这些名人的人。 哪怕他们注定失败,但找准了“正义”的“直臣角度”,照样能收获流量和粉丝。于是人们纷纷群起而效之。我愿称之为“赛博骗廷杖”。 赛博骗廷杖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把屁事当成天大的事,秉承的还是古代骗廷杖的找茬儿精神。 你写小说,我就说你侮辱英雄; 你贴广告,我就说你悬挂旭日旗; 你喝果茶,我就说你模仿靖国神社。 你放个屁拉个屎,都能被他们一本正经地当做别有用心、外部渗透。 第二,就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被骂两句就能赚流量划算,但是号被封了,流量可就都让别人赚走了。 所以你看这些人,一张嘴都是家国大义,但话里话外都是安全第一。 在无数次养蛊试错后,终于有人发现了最好的骗廷杖对象:莫言。 写的文字够多,那找点文字茬儿,实在是容易。 又是一个拿过诺奖、有知名度的文学权威,流量哗哗响。 这对象也没风险。整天笑眯眯的,现在就是一个偶尔跟年轻人在公号聊聊天的小老头、一介书生。 方向更没风险,群众基础还相当广。批莫言的那些话,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有人说过了。无非还是那些家国大义。 最关键的是,这廷杖太好骗了。放出去的钩子,各个能被咬上。必能掀起“廷杖风浪”。 骂莫言是媚外才拿诺贝尔文学奖,那莫言拿矛盾文学奖是媚了谁? 骂莫言是文化汉奸,那他当作协副主席是卖了什么? 骂莫言抹黑英烈,那又怎么解释他党员的身份呢? …… 这些廷杖啪啪打脸的时候疼吗?会疼。 但不重要。 因为他痛并快乐着。他惨叫并又享受般地呻吟着。 因为他看到了名和利正在飞速朝他靠拢。 骗廷杖的恶,不止在于欺骗,更是拉低了道德的下限。 最开始被廷杖的,都是耿直之士,被打只是他们履历的一部分。 但是投机分子觉得,受廷杖就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开始骗廷杖,导致被廷杖后来成为了“沽直卖名”的代名词。 从那个时候开始,廷杖就成为了恶心人的工具,因为谁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挨那一顿打。 于是真正意义上的直臣和廷杖就这么被淹没了。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但人类是不可能做到以史为鉴的。 就像我们一部分人能看清骗廷杖的真实目的:起诉莫言表面是维护英雄和国家的名誉,实际是在消费民族主义,打造为民请命人设。 但还有很多人都不会发现。这些“很多人”就是这些骗廷杖的人沽名钓誉的池子。 其实想看一个人是真的想要实践心中的想法,还是打算扯大旗牟利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看他做不做与目标无关的事就好。 如果他真的觉得莫言罪无可恕,自己去起诉就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去年11月份开始发文,直到今年2月才开始起诉,期间每一天都高强度网上对线,生怕错过哪怕一点的流量。 其实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诉莫言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他成功了,是不是明天就会有人起诉鲁迅、起诉杜甫? 最后再起诉个孔子。 那就有意思了,哈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王左中右

农夫山泉并不冤枉,娃哈哈也别高兴太早

针对农夫山泉的这场‘锄奸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一个星期,话题热度不仅没有自然冷却,反而随着各路牛鬼蛇神和流量博主的加入有愈烧愈旺之势。 农夫山泉的包装图案被解读为富士山,红色瓶盖也被指责为日本旭日旗,东方树叶茶派的包装设计则被指为靖国神社……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对‘忘恩负义’的钟睒睒和他加入美国籍的儿子,高举爱国大旗的群众们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 那,农夫山泉冤枉吗? 要说什么富士山、旭日旗、靖国神社的指责,那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栽赃冤案。 无论是之前到商场恶意碰瓷的战马行动,还是这阵子起诉莫言的那个谁,名字不记得了,无所谓就叫跳梁小丑吧,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复制同一套爱国流量的密码,农夫山泉只是很不幸在宗庆后去世这个时间点被揪出来当成了活靶子。 这一波,即便不是农夫山泉中枪,也会有其他民营企业出来挨打。和战马行动一样想爬上位的正能量博主们蓄谋已久,必定要找新的伤口吸血,适逢爱国流量汹涌奔腾,必定要寻找新的出口倾泻,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正是好拿捏的攻击对象。 要说农夫山泉的公子是美国国籍,这个倒是没有冤枉,消费者如果因此而不喜欢这个品牌,那也可以理解。但我想指出另外两个事实来供大家更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某遥遥领先品牌的大公主,乘坐国家包机接回深圳的那一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第二,自今年起,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允许外籍人士担任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 在一种视角里,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接班人是美国公民,这简直不能容忍。在另一种视角里,一个美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实业,在中国纳税,是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莫大支持。愿意选择哪个视角,您随意。 我个人其实对农夫山泉这个品牌一直都没什么好感。一来,我喝不惯农夫山泉的瓶装水,口感不好,有味儿。二来,农夫山泉饮用水的整体营销都是建立在骗局之上的。 网络图片 农夫山泉当年起家的营销战役就是一个拿饮用水来养花的虚假实验,当时他们拿不同品牌的瓶装饮用水来养花,结果用农夫山泉养的花长得最好,以此证明“含有微量元素的天然水比精细过滤的纯净水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这个实验本身有猫腻存在,因为天然水里那痕量的矿物质根本不足以造成植物生产的明显差别,更别说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了。 正如宗庆后当年所说的,你拿粪水去养花肯定会长得更好,你要不要喝粪水? 当然,必须说明,农夫山泉的饮用水也是合法的、安全的水,一个产品主打差异化的卖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你用虚假科学实验来欺骗误导消费者,我作为科普博主批评你也是不会留情面的。 网络图片 另外,所谓‘弱碱性水’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谣言,大品牌里面最早也是农夫山泉搞出来的。但实际上,以瓶装饮用水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PH值差异,对人体健康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是的,我可以说得很绝对,不是影响很小,而是完全没有影响。 包括富硒水、某某长寿泉,吹得很神的小分子团水,还有娃哈哈曾经搞过的什么富氧水,对健康都没有一丁点的额外益处,它就是水而已,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最恶劣的是,钟睒睒至今还坚持那一套‘恐惧营销’的说法,前几天他发的声明《与的宗老的二三事》里,他仍然坚称天然水里的矿物元素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不承认当年用虚假实验发起不正当竞争的事实。 网络图片 别的不说,这一点我可以确信钟睒睒不是一个诚实的企业家。 但是,一码归一码,我不爱喝农夫山泉,但我认同它是合格的饮用水,我指出农夫山泉的营销骗局,但我并不主张这款产品退市,并不要求这家公司倒闭。 这是关键的底线: 你可以因为口味偏好、价值主张、民族感情等任何因素不喜欢某个产品或者自己抵制某个品牌,这是你的自由,不用管真实不真实,不用管理性不理性。 但是!对于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和产品,不能凭主观感受去要求人家下架,不能凭一己情绪去发动网暴围攻。 建立和维护这样的底线,不是为了保护农夫山泉,而是为了保护每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保护每一个在中国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和纳税的企业家,包括娃哈哈在内。 是的,任由底线一次次失守崩坏,娃哈哈这样的公司也会处在随时可能倾覆的危险之中。 作为一个有着上百种产品,上万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娃哈哈真能确保每一款产品都经得起爱国博主‘显微镜➕想象力’的审视?宗家真能保证子孙后代都牢牢守住中国国籍?我可听说某位女士早年就在美国结婚生子了。 之所以要反对战马行动,反对某些正能量博主的无赖碰瓷栽赃,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商业恐怖分子,是文学恐怖分子,是娱乐恐怖分子,他们威胁的是每一家守法经营的企业,迫害的是每一位用心创作的文学家,摧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 保卫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迫在眉睫!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好好的没事,你折腾快递业干什么?

大家好,我是老古。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看着这些各部委不断地在推出各种行业管理办法,我只有不停地摇头。 要知道,快递业是中国受到管制最少的行业之一,也因此,中国的快递业成为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快递产业。 中国快递业的价格,在欧美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在2021年爆发的快递行业价格战中,义乌地区0.3KG以下的快递收件价格从1.6元下调至1.2元。 你能想到吗?1.2元,从义务发到东北,需要仓库,需要发单,需要中转,需要货车,需要分拣,需要最后快递员送到驿站,还需要驿站进行整理。 一个快递从商家出发到达消费者手里,各个环节加起来的服务人员就十几个了,但是仅仅收1.2元。 价格就是效率的体现,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消费品价格不断的下降。二十年前,邮政发个包裹,得几十块钱,还是在工资干把块钱的时候。 这说明这么些年,政府对快递业的少干预是正确无比的。 没有高效的分工合作体系,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的。 要说,中国最值得骄傲的行业,不是手机,不是5G,而是快递。因为这个行业,最能代表中国的市场化水平。 正是对这个行业的管制少,比如,大部分快递员是个体经营者,没有劳动法管制,比如,快递业税收也比较低,所以中国才有一年发一千多亿单、超级发达的快递业。 快递业的发达,还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想想,一年1300亿单,快递业要是每单涨个四五块,中国人买同样的产品,就得增加五六千亿的支出。 这么好的、领先全球的一个行业,你管他干什么? 从交通运输部发的这个规定来说,看起来是为了消费者,实际上完全是拍脑袋的错误政策。 因为,快递要不要送上门,消费者自己可以选择的。 你只要和商家说一句,我要顺丰,并补上差价,马上就能送上门啊。这么发达的快递市场,有什么消费者需求是满足不了的呢? 你要是都想送上门,只在京东不就行了,京东自营全是送上门的,就是贵个20%左右,大把有钱人,就从来只用京东啊。 快递送到驿站和快递箱,不过是现在成为了默认的一种选择。而要求送上门,反而成为了客户需要个性化沟通的一种选择罢了。 消费者不是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他就不买了。 一个人的行动,才表示真实的偏好。 既然消费者依然在网上大量购买,就说明,他们真实的偏好,就是接受这种快递方式。 这些部委,把网上的一些舆论,当作政策出台的依据。这些部委们要学一点经济学常识,那就是言论无代价,行动才是偏好的反应。 没有错,网上的确很多人吐槽快递,这很正常,谁都想又便宜,还更好。但这些吐槽的人,大多数是离商业很远的人群,有家庭主妇,甚至有大量的老人。 他们对商业的认知是非常低下的,但你要知道,现在连八十岁的老人家都在网上评论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快递业的运作机制,只会说,以前怎么可以送上门呢?如果能送上家门,还是这个价格,那谁又不喜欢呢? 1.2元,你还想送上门?想什么呢?从义乌送到你家怎么可能是这个价格,你点个外卖配送费都要四五块起步了。 没有1.2这种快递价格,哪来这么多几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的东西? 他们还想用快餐的价格吃龙虾鲍鱼呢。你们是不是要规定快餐店,必须供应龙虾呢?是不是要规定龙虾只卖五块一斤呢? 但这种吐槽,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啊。 真按交通运输部这种管理办法实施下去,结果只有一个嘛,就是快递业全部涨价,从一块多一单,变成了四五块一单。 只要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去看一眼快递员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会明白了,要想现有价格上不涨价,还送上门。一个快递员一个月最多只能赚个五六百块钱。 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成立的。如果可以低价,又可以让快递员送上门,这个商业模式成立的话,早就有快递公司这么干了,他们就可以把顺丰干死了。 任何行业竞争的方向不都是,便宜、质量好吗? 快递业这么多年竞争下来的结果,不是越来越快了吗?不是越来越便宜了吗?这就是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政府规定带来的吗?十年前,你规定快递必须三天送到,他就能送到吗?不行啊,得依靠整个行业的效率革新、商业模式革新。 你规定快递一单必须多少钱,你能做到吗?不能,事实上,快递业的迅速降价,就是驿站的出现,让最后一公里的成本降低,使得快递员可以一拉就是一车货,直接倒在驿站就可以了。 他们送一份快递才五毛钱。如果你让他们每一个都打电话送,然后这个不在家,那个说下午送,然后要一个一个送上去的话,结果是什么,50单都会完不成。 一些傻子说,快递公司压榨快递员,让快递公司提高提成不就行了?一共1.2,全给快递员了,快递员一天的收入也才六十块。货车司机不要钱吗?分拣人员不要钱吗?快递公司不要交税,不要利润吗?五毛已经是快递业中最大的一个成本支出了。 驿站就是创新的商业模式,让快递价格变低的利器。 强行搞这种规则,行业不调整的话,只有涨价一途,最终,9.9的商品,就要从市场中消失了。最终谁受益了呢? 消费者买东西贵了,快递员收入少了,驿站倒闭了,商家卖货变少了。全是受损者。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部门官员,应该要懂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最懂消费者的,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而是市场中每一天在竞争的企业家们。 任何消费者的不满,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商业机会,都叫作客户的痛点和需求。 快递业之间的竞争无比激烈,就连顺丰这样的巨头,都要参与价格战,不参与,他就死定了。 如果有市场上潜在的消费者需求未被满足,官员们不必担心,他必定成为另一家企业战胜竞争对手最重要的进攻方向。 你一个政府部门,懂市场吗?懂消费者需求吗?懂商业吗? 你们根本不必要关心企业要怎么服务于消费者,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不是政府部门的职能。 不要错把消费者不真实的、甚至是无知的吐槽当作民意去迎合,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带来政策的反复,让这些部委的政策变得没有预期。 因为消费者会用行动来反应他们的偏好,等到快递价上涨几块了,所有的产品价格上升了,那最后,给你们的就是骂声一片。你搞这种管理办法的结果会让消费者满意吗?当然不会。 当然,对于这样的政策,我认为,也是一种无效政策。 电商平台只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在选择配送方式时,标明要不要送上门,送上门加十块,那不就行了? 这有什么意义呢?你以为大部分消费者会选这个加十块的吗?原来包邮卖10块,现在要20,有多少人会选送上门呢?一旦代价清晰,他们马上就不吐槽了。 行动马上会体现他们的偏好,这时,他们就会说驿站好了,因为便宜。 各种部委实在没有必要刷这种存在感,企业只要没有欺诈,没有违法,那么,怎么服务消费者,完全不必你们操心,在办公室喝喝茶、刷刷短视频多好? 中央多次提出不要出收缩性政策,要和鼓励企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保持一致,要构建好的营商环境,但你们就是喜欢出来折腾,何苦呢?难道规定企业服务消费者的具体方式,是一种好的营商环境吗? 不过是给企业绑手绑脚罢了。 如果每一个部委都天天追求管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给各种行业套上枷锁,那还搞什么经济发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县城里的心理教师,和学生一样在崩溃边缘

这两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10-16岁的未成年中小学生中,约有14.8%存在抑郁风险,相当于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更高。 心理老师的存在变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正是这一年,26岁的文莉入职县中,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这里的学生很需要文莉。在严格遵循军事化管理的县中,他们背负着更大的升学压力,得到的却是更稀缺的资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关注。甚至抑郁症去污名化尚还是件难事,因为生病无法继续学习的孩子会被指责,“你是不是就想偷懒?”。 只是文莉刚想开展一番事业,就被狠狠泼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发配”去当主科老师和班主任,身兼数职。高强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她比学生产生了更多困惑。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写,或许正是文莉的心声,“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老师们同样生活在整体的社会道德环境中,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又如何教给学生与众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据文莉的讲述整理: 一 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某偏远地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主科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主科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行政人员,需要额外承担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县里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网络图片 感冒药、头痛药、喉咙药、退烧药……我的办公桌上什么药都有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网络图片 那段时间唯一的慰藉,是抬头看看美丽的天空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经常会生出一种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路上,我无意识地不断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是脚会不自觉地骑车往学校的方向走。 有几次,我会莫名幻想突然出现一辆大车把自己撞飞的画面。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我已经是抑郁的状态了,可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关心自己的情况。 二 教育机器 这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初中,每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人很多,但学校不大,两排教学楼、四排宿舍楼,和一个由简易遮雨棚充当的食堂,构成了两千多个孩子全部的世界。 这也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网络图片 教学楼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铁栏杆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定死的,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从6:50上早读,从直到22:30寝室熄灯,学生们没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课,12:15去食堂已经几乎没有饭了,12:20要进宿舍,12:30值日老师开始查寝。 饭点的时候,食堂座位不够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满了教学楼一楼的阶梯。更多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坐也不坐,打饭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们打完饭,干脆边走边吃,走到洗碗池,饭也刚好吃完。 课间只有八分钟休息时间,有的课间才三分钟。已经如此短暂,学生们还只能在班级前后门之间的区域活动。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课间都有值日老师检查。如果有学生窜到别的班门口,就会挨批评。 我们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楼,背后就是一个花园,我经常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去花园里面玩玩。我说你们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鸟捉虫。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习惯了,很少有人下去。偶尔有学生玩闹一会儿,踩着铃声进来,就会有老师和我“告状”,他们觉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课就没精神了。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玩爱动的年纪,保证充足的运动量才会更有活力。长时间关在狭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响身心健康。 网络图片 教学楼背后的小花园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三 “抑郁就是矫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县城的孩子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谁说,没有任何能够求助的资源。 我过去接触过城市里的学生,他们会看书,会查阅资料后主动询问我:我有这些症状,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办? 但是县里面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自我觉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们仍旧觉得“心理疾病离我好远”。当疾病真正发生,他们格外手足无措。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 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一位中层领导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谁敢说自己最健康、最没病?敢的人举手!”底下有同学举起手,他接着说:“等下我带着你去医院,一诊断,就是个重度抑郁。”举手的同学又默默把手放下。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关的科普已经非常多,在网络上几乎是个常识了。 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网络图片 每个老师都要在校园的不同地方“站岗”,这是我值周时负责守的花园,晚上下自习也要来守,学校怕学生躲在这里谈恋爱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网络图片 我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沓待批改的作业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 县城地处流域的一处干热河谷,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大县,支柱产业是蔬菜水果种植和销售。在我们学校,只有极少数学生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做小生意,这些学生集中在最好的几个班。其他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农民,对心理疾病闻所未闻。 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还有一个尖子班的学生,最初班主任觉得不对劲,是因为他频繁地跟课任老师发生冲突。老师只是正常地说话,他会突然瞬间情绪爆发,站起来破口大骂,仿佛产生了一些妄想。 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他常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浅一道排满了暗红色的刀痕。在寝室,他会毫无征兆地将头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来咨询我。我们都很担心他的情况,把他的家长叫到学校面谈,想让家长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没想到,妈妈来了之后对孩子的自残行为并不在意,她反复说,她和孩子爸爸平时都很忙,孩子是因为离家远,觉得父母不够关心他,所以要装病,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在我的强硬要求下,这位妈妈才答应带孩子住院治疗。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 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父母会在他面前骂人、打架,说话也很难听,对他动辄打骂,但孩子从来不敢对家长说,这些行为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把家长喊来沟通,他们满口答应,但后来问孩子,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四 一则免责声明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 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我听到这个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说这种“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学,抑郁症很复杂,不是开个讲座,说两句话就可以好的。要一个个单独地做辅导,才能评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对症下药。该就医要就医。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他们选出的人未必是抑郁症,却让我针对抑郁症讲,相当于给别人贴标签。里面有真实抑郁的人,一看这种专题讲座,就会立马对标自己,也会有病耻感。一群同样抑郁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认识,某种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会相约“集体自杀”。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网络图片 23年的夏天,去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访,她们村有一棵酸角树 22年下半年,疫情卷土重来,学校三天两头封校。原本学生周末两天还能回家休息,现在只能呆在学校上课和自习。什么时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寝走过女生宿舍,经常听到阵阵哭声。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有个孩子住院后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没上报就回学校上课。副校长发现后非常生气,当着全办公室老师的面质问班主任:“你们班主任是怎么防的?怎么会让这种学生进来?赶紧让家长领回家去!”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医生出具建议书后,心理老师要对学生进行访谈,观察他的语言和认知,做一些小的测评。还要收集他周边人的反馈,看他的状态是否稳定。 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网络图片 封校的日子里,学生们说学校小卖铺的纸太粗糙且贵,让我帮忙“代购”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 其实在我们看来,充其量只能算是访谈。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只能和每位学生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难,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王五四:莫言莫敢言

上午去了下医院,量血压的时候,数值把旁边几个围观的老大妈吓坏了,当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围观,我量了几次都操作失误,导致血压无形中也更高了,围观改变不了中国,围观可以改变血压,医院得想办法保护病人的隐私。这种事其实就像围观网络荒诞剧,什么起诉莫言,什么不买农夫山泉,理它干嘛,越搭理它它情绪越高涨,也直接导致网民情绪高涨,血压能不高吗?怎么办呢?遵医嘱,医生看了我的检查报告说,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 现在有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希望能有代表委员提议给全国网民发放降压药,上网前服用一片,稳定情绪,平和发言,下网前服用一片,抑制思想波动,共建和谐社会。对于有些病情严重的,特别是经常打着爱国旗子的人,如果他们打着爱国旗号赚钱,倒也是正常人,但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是打着爱国旗号抠字眼扣帽子搞文字狱那就得全面检查了,查查脑子的含水量,查查心里的含屎量。特别是一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且利十五亿人的,比如说那个起诉莫言的毛星火,他要求莫言赔偿全国十五亿人一人一元的名誉损失费,但从这点要求来看,他应该是含水含屎量偏高的重度用户,据律师说,要求赔偿十五亿也不是不可以,但按照法律程序他得先交750万的诉讼费,这说明他脑子里有水,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纯净水也不是矿泉水,是坏水。另外,他把中国人民的名誉损失费定价为一人一元,连瓶农夫山泉都买不起,良心大大的被狗吃了又就地消化完毕,含屎量极高。 至于毛星火起诉胡锡进,真没啥好评论的,就四个字,同行相轻。都是吃屎的,但狗和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的,毕竟狗还会接盘,而且狗认为它只是舔舔尝尝,而蛆是生活在里面且乐在其中。其实毛星火这类人和事,二十年前的网络上就有了,都是无人搭理的,之所以现在发生还能有点热度,实在是现在的网络世界太干净了,清朗之风,徐徐吹来。就像一个抽水马桶,按钮一按,污秽之物冲尽,剩下的水清澈见底,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人,要求它是娃哈哈的,不知道他们是要喝,还是要洗头。更有一些人和部门,故意不按下冲水键,搞得网络环境臭烘烘,其实也不太臭,就是有些人喜欢凑近了闻一闻,所以对于毛星火这样的人,虽然暂时冲不掉,心里怪膈应的,但是只要你不凑近,它的影响力没那么大。 写到这,有人会说感觉写了很多屎尿屁,但没办法,评论对象如此,写作讲究有感而发,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最直观感受。对于莫言,我觉得他肯定感到委屈,更多的是无奈吧,作为公共人物,我们当然可以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作为个体,我们也得理解他的难处,这种区分有必要,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本来也不需要,但当下的舆论场,就是这么低端,二十年前讲过的话和不屑于讲的话,放到现在都是知识点和金句了。该表达的,莫言都表达过了,比如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莫言也谈过宇宙也说过人类的渺小以及对生死的看淡,莫言还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我非常理解。但争论是避不开的,你虽然可以一言不发,但恶人往往会主动找上门并且推动事件的发展,恶人自有恶人磨,但恶心的人,不仅没有恶心的人磨,它们反而会聚在一起。 所以对于莫言的态度,你可以简单的认为他就是公众人物,因着公众名声获得了公共资源和特殊的地位,你可以依此提出要求,但我们得明白,这肯定只是要求或者说期盼,而不是法院判决,因为你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都搞不太清楚也搞不太定,就别指望单纯的按照逻辑要求莫言干啥了。另外,你还可以依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你的专业研究领域,将莫言解剖慢慢分析,得出不同时期的莫言的不同结论,总而言之,批评和指责都可以,但别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另外,也没必要神话和膜拜,给莫老师祛祛霉,给自己祛祛湿。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挺有道理,而且这句话会让我想起几个人,他们很有勇气很有担当甚至很正直,但作为知识分子和榜样,他们的脑子和眼睛真的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良心也不好,更何况,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知识分子的人,既经不起光明的诱惑,也经不起黑暗的压迫。所以对于莫言,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曾经做了个梦,我跟莫言说,你不能莫言,你要敢言,莫言说好,我改名叫莫敢言,于是我想起那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生态或者说生存条件,什么样的生态决定了什么样的生物能存活下来,比如说我前几天提到的企业家、中产阶级以及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狗和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配不配,先看大环境是不是适合他们存活。就像我在网上看到的那段对话,唐僧被妖怪抓进洞穴,妖怪问:“那和尚,你凭什么说我是妖怪?”唐僧说:“在如此肮脏恶臭之地,你仍然能过得山好水好,多半不会是个人。” 有时候,其实雨不大,只是风搞得紧张,那滩屎不值一提,只是别凑近了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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