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關於邯鄲少年遇害案，我刷到了好幾篇公號文，覺得大家說的很多了，似乎也不必要再寫一篇文章討論了。不過既然很多人都提到了外國對未成年犯罪的處理，那我就寫寫國外的案子吧。 01 國外類似案件里，最出名的應該是英國的「巴爾傑被殺案」。巴爾傑是個兩歲的男孩。殺害他的兩名兇手，一個叫羅伯特，一個叫喬恩，都是十歲。 那是在1993年。這兩個男孩從小學裡逃學了，在街上四處遊盪。他們在商店裡偷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小玩意，糖果，筆，玩具，顏料罐什麼的。過了一陣兒，他們覺得沒意思，就把偷來的大部分東西都扔了。他們想整點更刺激的：抓個小男孩來玩兒。 怎麼玩兒法呢？ 他們想把這個孩子弄得昏頭轉向，然後推到車流里去。說不定這孩子會被車撞倒，那肯定很有趣。 羅伯特和喬恩開始行動了。他們溜到購物中心，想要拐走一個小孩。他們先是勾到了一個小男孩，裝出一副知心大哥哥的樣子，逗男孩開心。可是，男孩的媽媽出現了，一臉警惕地看著他們。羅伯特和喬恩灰溜溜地逃跑了。 接著他們在肉鋪門口看到一個小男孩，正在專心致志地吃聰明豆。他媽媽正在一旁稱重、付賬。 這個吃聰明豆的孩子就是巴爾傑。 羅伯特和喬恩悄悄走過去，拉住男孩的手。小男孩毫無抵抗，搖搖晃晃地跟他們走了。攝像機拍下了他們離開的畫面。這個模糊不清的畫面非常有名，後來在電視上被播放過無數次。 網路圖片 媽媽當然很快就發現兒子丟了，慌慌張張跑到服務中心求助。在商場里，小孩子走丟是常事，就算在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保安也沒太當回事，只是用擴音器播放了這條消息，告訴大家誰看到這個孩子趕緊送過來。 沒人送過來。差不多半個小時以後，孩子的父母報警了。 羅伯特和喬恩帶著孩子走了很遠。孩子還走不太穩，很多時候他們只能抱著他走。孩子當然就開始哭，要找媽媽。走到運河邊的時候，他們倆忽然有點泄氣，不想玩這個遊戲了。他們狠狠打了巴爾傑幾下，把他扔在那兒，轉身要走。巴爾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那麼也沒什麼。可是這時正好有個女人走了過來。羅伯特和喬恩害怕露餡，又回過身來召喚巴爾傑：「來吧，寶貝」。巴爾傑太天真，對陌生地方又太害怕。所以雖然挨了打，也還是老老實實跟在這兩個大哥哥後面。就這樣，他他們一起走到公墓旁的鐵道線。這裡將是小巴爾傑的屠宰場。 從他們拐走孩子到開始殺人，中間有兩個小時。後來人們反覆調查整個過程，發現至少有38個人注意到了這幾個男孩，可是他們誰也沒有去救巴爾傑。這38個人也因此倒了霉，被輿論猛烈攻擊，還被起了個綽號「利物浦38」。其實真的不能怪這些人。在這38個人里，好多人都走過去詢問了，但是兩個大男孩說那是他們的弟弟，「我受夠了我弟弟，我回去就跟我媽說，再也不管他了！」這個解釋非常合理，正常人聽了並不會起疑。 總之，到了空無一人的鐵道線旁邊，他們開始折磨巴爾傑。他們從商店裡偷的一小罐藍顏料，還帶著身邊。他們就把顏料潑在小巴爾傑臉上。這樣看上去他就不太像個人，而是像個怪物。有些專家推測，這樣一來，可能刺激了兩個男孩的殺戮欲。他們開始瘋了一樣地折磨他，還從鐵軌旁邊找到了一個扳手，重重地砸他。折磨持續了很長時間，整個情況讓人難以複述。總之，小巴爾傑身上有42處傷口，10處顱骨骨折，而且其中可能還牽涉到了性折磨。不過，兩個男孩在被審問時斷然否認，「我們可不是變態！」但是，有些傷口難以解釋。 兩個男孩把小巴爾傑的屍體放到鐵軌上，希望火車一來能毀屍滅跡，這樣就沒人知道他們幹了什麼。過了好一陣，火車來了，把小巴爾傑的屍體碾為兩截，但是並沒有能毀掉傷口。 網路圖片 兩歲的受害者巴爾傑 這個時候，小巴爾傑失蹤的消息已經上了晚間新聞。警察開始地毯式的搜索，又仔細查看了商場錄像。「利物浦38」裡頭的不少人看到新聞後，也回過味兒來，紛紛報警。 結果毫無懸念地破案了。 02 這個事件太殘酷，也太邪惡，極大地刺激了當地人。當事件剛剛披露，兩個罪犯還沒有被逮捕歸案的時候，當地掀起了一個小型獵巫活動。 當時大家都知道是「兩個男孩」乾的，但具體是誰還不知道。市民們開始瞎猜，有的甚至往自己孩子頭上猜。有位家長就打電話給警察局：「我懷疑我們家的孩子跟這事有牽連……」警察曾經帶走一個12歲的男孩問話，鄰居們沸騰了：「原來小惡魔就在家門口！」他們衝到那家人門前，打碎了窗戶，要 「給小巴爾傑一個說法」。這家人不得不連夜逃竄，事後證明這件事和他們毫無關係。 喬恩是犯罪者之一。他媽媽也被謀殺案驚呆了，在家裡喋喋不休地講這件事是多麼可怕，小孩子出門要多幺小心。喬恩還裝模作樣地問：壞人給抓到了嗎？他媽媽說：甜心，還沒有呢。喬恩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世上居然有這麼壞的人！要是我抓到他們，會把他們的腦袋都踢掉！ 說完這話沒多久，警察就上門把喬恩帶走了。 一切真相大白。按照英國的法律，10歲以上的孩子刑事犯罪「可以」判刑。這讓市民們鬆了一口氣，如果這兩個小惡魔早一年干下這壞事，就要逍遙法外了！但是未成年人不能判死刑，這是沒辦法的事。於是，有人向這兩個孩子的家長發出匿名死亡威脅，「生出這樣歹毒的崽子，你們也好不了！等著被弄死吧！」後來，這些家長被緊急轉移，當局給了他們新身份，以保障他們的安全。 在受審期間，這兩個孩子再次激起人們的憤怒。記者拍到了喬恩拿著棒棒糖走向法庭的照片。這貨居然還有心情吃棒棒糖！小巴爾傑上哪裡吃去？羅伯特給大家的印象更壞，他在法庭上居然打起了哈欠。就連照顧小犯人的社工，對他們也心生厭惡。 網路圖片 喬恩和羅伯特 在英國有28萬人參加了請願，要求重判這兩個男孩，越重越好。還有些人跑到法庭門口，大喊「絞死這兩個混蛋「」，還向警察尖叫「把他們交出來！」最後的處理結果卻幾經波折，先是被判了八年，然後又被上級法院追加到十年，然後內政大臣又說要拘禁十五年，然後人權法庭又抗議說內政大臣無權這麼做，而且未成年人不應該公開庭審……. 經過翻來覆去的折騰後，2001年，羅伯特和喬恩獲釋，他們在監獄裡呆了八年，出獄的時候正好十八歲。 這個結果聽上去是不是讓人憤怒？ 好在但英國司法相當嚴密，不是像咱們想的那樣，釋放就沒事了。釋放有一大堆追加條件：他們不許相互聯繫，更不許聯繫小巴爾傑的家人，不許以任何理由再返回所在地區，必須每天向警方彙報，警方有權隨時給他們下宵禁令……警方對他們倆保持嚴密監視，一旦發現有問題，馬上就會把他們抓回去。 不過，限制他們的同時也提供了保護。當局覺得他們出去有性命之憂，就算能活命，也沒法正常工作生活。所以，當局給這兩個男孩新的名字、新的身份，轉移到了新的地點。護照、國民保險號碼、醫療記錄等等，當局全部替他們偽造了一套。 這麼做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根據估算，這些年下來，英國至少在他們倆身上花了150萬英鎊。每一英鎊都是納稅人的錢，有不少國民很不滿意：為什麼要把我們的血汗錢花在這兩個惡魔身上？！但是大部分英國人還是接受這個安排的。 03 那麼這兩個惡魔到底是怎麼回事？ 人們又開始了一個古老的討論：惡魔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這個爭論很重要，因為它牽涉到更具體的問題：這種犯罪到底是個人的責任，還是社會的責任？一個人變壞，是自己的問題？還是環境太殘酷，把他逼成了壞人？一般來說，右翼傾向於前者，左翼傾心於後者。 每到這種少年犯罪發生，大家都會去關注他的家庭背景。「巴爾傑被殺案」發生後，記者們也是一窩蜂地跑到了羅伯特和喬恩家，敲響每一個鄰居的大門，搜羅各種各樣的信息。最好能證明這兩家都是惡魔家庭，所以才培養出了小惡魔。 結果怎麼樣呢？ 只能說有點模糊。 羅伯特和喬恩都來自離異家庭，但情況有很大不同。羅伯特的爸爸是個十足的惡棍，有嚴重家暴傾向，打老婆，打孩子，最後拋妻棄子，離家出走。羅伯特的媽媽也好不到哪裡去。她是個不可救藥的酒鬼，對孩子極不負責，習慣用棍棒、皮帶收拾孩子。幾個孩子之間也是互相毆打，彼此虐待。總之，家庭環境糟透了。他完全符合「環境論」的假設。 但是喬恩不同。喬恩沒有受過虐待，家庭環境基本正常。他的爸爸雖然離婚了，但對孩子很關心，時常照料他。而且他爸爸性格溫和，從不使用暴力，倒是喬恩的媽媽更凶一些。喬恩怕媽媽，不怕爸爸。這樣的家庭雖然不算完美，但也不算離譜。要是這樣的家庭環境會逼著孩子變惡魔，那全世界到處都會是惡魔了。 那麼這兩個孩子本身又怎麼樣呢？ 一般來說，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羅伯特更壞。他是整個事件的主使者，喬恩不過是小嘍啰。警察和社工都覺得羅伯特有種不近人情的邪惡。他臉上經常浮現麻木不仁的笑容，顯得很冷酷，不像是十來歲的孩子。至於喬恩，似乎看著還算正常。 網路圖片 羅伯特在法庭上的表現讓很多觀眾憤怒 直到時過多年以後，人們反思這件事的時候，才覺得可能有點誤判。大家覺得羅伯特是主謀，也許不過是因為喬恩更會推卸責任。但是時過境遷，也很難完全還原當時的情形了，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出獄以後，喬恩（當然，他用了新名字）多次違反規定。其實倒也沒幹什麼具體的壞事，但是他收藏了很多虐待兒童的圖片，還有一本煉銅操作手冊，結果兩次被重新收押。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他不停地要求假釋，每次都被駁回，現在還在監獄裡呆著。 至於大家一度認定的「首要惡魔」羅伯特，倒是很循規蹈矩。據說他找到了固定的伴侶，而且他的伴侶也知道他的身份。羅伯特曾經發表過一個聲明，表示悔罪和道歉。他說自己跟當年比，已經變好了。但是小巴爾傑的父母絕不原諒他。無論他說什麼，他們都認為這是一種狡詐的自我洗白。 小巴爾傑被害後幾個月，他的父母就離婚了。他們沒能挺過那次慘劇。但是一直到最近，他們還在糾結這件事，要求取消羅伯特的的「身份保護」，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如今躲藏在哪裡。 從上述情況看，我們很難說這兩個孩子是不是天生的惡魔，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家庭、社會把他們變成了惡魔。羅伯特的家庭像個地獄，我們可以說環境因素佔了主流。但是對喬恩恐怕就不能這麼說。 那我們能不能得出另一個結論：羅伯特是被環境逼出來的惡魔，所以可以改邪歸正；喬恩是天生的惡魔，所以後來也無可救藥？數據太少，恐怕還得不出這麼強的結論。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查了十幾個未成年人謀殺他人的案例，發現他們的家庭背景確實都有點問題。最典型的是一個莎朗的女孩。她12歲的時候就拿刀殺掉了一個18歲的學徒理髮師。這個女孩兇殘到了極點，極度迷戀殺戮，連派來幫助她的心理師都被嚇著了。後來她被判處了終身監禁。她的家庭背景就特別糟糕。莎朗的媽媽跟她很像，曾經往老公身上澆滾燙的熱油，對女兒也兇狠到了極點，有些事情簡直難以複述。這樣的家庭就像是惡魔之家，培養出心理健康的孩子反而不正常了。 不過，有些家庭就像喬恩家一樣，只能說有點問題，不能說是一塌糊塗。所以，我們只能含糊地說：內生和外在，這兩個因素可能都有，只能就事論事地說。一股腦地推到社會上，恐怕也不客觀，但是健康社會確實能抑制住相當比例的惡魔。 這個結論聽上去不夠解氣，但我想應該更接近於實情。 04 說到這裡，還有一個案子很值得一提，因為它和「巴爾傑案」頗為相像，但處理方式完全不同。 案件發生在挪威的特隆赫姆，比「巴爾傑案」晚了一年半。兩個男孩，一個五歲，一個六歲，把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西爾傑虐殺了。先是不停地打，打到她發不出聲音，然後把小女孩衣服脫了，扔到雪地里，活活凍死。挪威對未成年人犯罪更加寬容，15歲以下就不受刑責，何況只有五六歲呢？所以，這兩個孩子沒受到處罰，只是要定期接受心理諮詢，直到18歲為止。 但是案件之外的細節，有些讓人驚悚。西爾傑的屍體被發現後，周圍的鄰居行動起來組織搶救，雖然沒有成功，但確實付出了努力。小女孩的父母就去某位鄰居家表示感謝。 鄰居安慰了他們一通，她五歲的兒子也坐到了客人腿上。然後鄰居吞吞吐吐地說，她知道這事兒是誰幹的。是兩個孩子闖的禍，其中之一就是自己的兒子。 對，就是坐在他腿上的這個。 西爾傑的爸爸看了看自己腿上的這個小男孩。他回憶說「我想掐死他」。當他意識到自己想掐死這個孩子的時候，就推下這個男孩，起身走了。 他的反應和巴爾傑的父母不同，而周圍人的反應也和英國人不同。小女孩屍體被發現的時候，人們的反應倒和英國人差不多。小鎮上充滿著一種「私刑的氣息」，大家都隱隱地想挖出兇手，然後弄死他。但是很快水落石出，是兩個小男孩乾的，「私刑暴徒的情緒就煙消雲散了」。沒有人遊行抗議，沒有人寫請願書，事情就算到此為止了。 有個挪威記者就說：「在當地社區，每個人都知道這兩個男孩是誰，但誰都不說。媒體當然也能查到，但也不說。就算他們像巴爾傑案里的兇手一樣，是十來歲，情況也會完全一樣。這是挪威和英國之間的巨大區別。他們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看法不同。」一個負責此事的社工也說：「我們不相信應該把未成年人關進監獄。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而不是懲罰他們。這才是我們該做的。」 簡單地說，人們原諒了這兩個孩子。 不光旁人原諒了，就連西爾傑的父母也原諒了。她媽媽說：「我原諒那兩個孩子。我們不可能去憎恨孩子。他們不能理解自己做的事。我們也不打算搬家，還是要住在這個社區。」記者向她提到了「巴爾傑案」，說英國人的態度可不是這樣。 她媽媽說：「挪威跟英國不一樣，我覺得我們挪威這樣做更好。」 情況真的更好嗎？也說不清。據說那兩個孩子里有一個長大了以後很正常，但另一個（也就是死者爸爸想掐死的那個）出了問題，酗酒，吸毒，經常露宿街頭。但是挪威社會工作者體貼地找出理由：他本來是個「友善」的人，可惜小時候那件事讓他受到了「心理創傷」，所以他走不出來。他需要社會的幫助……. 大多數英國人對此恐怕無法理解，如果小巴爾傑的父母也原諒了那兩個兇手，這些英國人恐怕不會認為這更「文明」，只會無名火起，認為天底下還有道理可講嗎？小巴爾傑難道白死了嗎？這難道不是對孩子的背叛嗎？ 在心理上，我也更認可英國人的反應，而不是挪威人的反應。但無論如何，「保護未成年人」有很多模糊的區域，我們無論怎麼選擇，其實都有一定的隨意性。比如多大才應該負刑責？14歲我們肯定會認為偏高，但10歲呢？8歲呢？6歲呢？我們會憑直覺選定一個歲數，但為什麼是這個歲數？其實也很模糊。至於原諒，到底誰有資格原諒呢？是旁觀者，是社會，是死者家屬，還是死者？我也說不準。 但是邪惡又是真實存在的。就像邯鄲少年遇害案，就像小巴爾傑案，裡面的邪惡氣息確實讓人難以面對。我們當然會想嚴懲兇手。 其實就連英國的那種做法，大部分中國人恐怕也不會接受。出獄了還要替他們更換身份？讓他們開始新生活？花這麼多錢讓兩個惡魔開始新生活？對死者公平嗎？對不明真相接觸到他們的人公平嗎？至於挪威人的做派，我們可能會覺得更是難以理喻的愚蠢。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很難評價，因為它根植於我們對生命、對責任、對自由意志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就會導致不同的態度，而這些看法我們可以去相信，卻很難向別人做解釋。作為個體，我當然有自己的態度。簡單地說，我希望嚴懲。但我不覺得其他態度的人一定是錯的。因為我無法把自己對生命、責任和自由意志的看法，強加於他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證明他們是錯的，而我是對的。 我只能說，在有些事情上，我們只能選擇，而很難彼此說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上世紀80年代，日本GDP大有超越美國之勢，一個東京(指房地產價值)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西方各大學(包括澳洲)都在教授日本經濟管理學，可以說是最早的東升西降(日升美降)。川普的偶像里根總統在任內恢復美國經濟，重新撿回自信，保住了美國GDP世界第一的地位。他發動星球大戰，打敗蘇聯贏得冷戰，讓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里根也因此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進入90年代後，全世界都還沉浸在冷戰的勝利之中，卻不知中國的崛起正在悄悄來臨，並將成為美國曆來最大的對手。而它的人口之多，土地之大，體量之大，都不是日本和蘇聯可以比擬的。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是另一個東升西降(中升美降)，中國的GDP佔世界的比重由改開時的1.6%上升至最高時的18%，而美國GDP佔世界的比重由32%下降到24%。日本GDP本來還是中國的8倍，一夜醒來己被中國超越，現在只是中國的4分之1。西方很多經濟學家之前紛紛預測中國的GDP最早將在2026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那時以美國領導的戰後國際體系將分崩離析，很多美國盟友為自保將站隊中國。當時很多美國政客和民眾都束手無策，都在靜靜地等待被超越。日本知名時評家矢板明夫說日本當時也己在討論美被中超越後的日本國家去向，包括跟著中國老大混的選項。 很多人以為川普總統是個商人而輕視他，卻不知在西方國家這樣的的商業社會，從商的往往都是最有創新能力和最有冒險精神的一個群體，成功的商人和公司除了他們超凡的能力外，更是國家的驕傲。川普總統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成了億萬富豪，而且還做了美國總統，取得了堪比里根的成就。大家不妨去數數全世界80億人有幾個這樣的人。川普總統任上就提醒歐盟要提高軍費，減少對俄的能源依賴，要做到防衛自主責任分擔，不能凡事都美國出錢，自己就坐享其成，甚至還資助對手。當初歐盟置之不理，還污衊他是孤立主義。現在歐盟各國隨著俄烏之戰都紛紛提高軍費，證明了川普總統的遠見。 上世紀後半葉是七大工業國集團G7(美日德英法意加)主導世界，進入本世紀後由G2(美中)取代，再後來有人提出新版的G2(中國和中國之外的世界其它國家)，北大學者甚至喊出G2隻是暫時的，最終將是G1(中)，也就是中國獨大引領全球。川普總統是唯一一個有魄力敢於行動的政治家。他加征中國產品關稅時，很多中西方人士都以為他瘋了，怎麼敢這樣做？但他就是做了，也只有他敢這樣做，他以洪荒之力扭轉了整個國際格局。如日中天貌似不可逆轉的中國崛起也在川普總統發動的貿易戰中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西升東降。
01 這個月月初，美國拜登公然違法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理論，說： 中國電動汽車危害美國國家安全，要運用一切手段，確保汽車行業的未來由美國創造。 隨後他們的商務部長更是扯大話： 「假如美國路上有300萬輛中國車，北京能讓它們同時熄火」。 網路圖片 這聽起來是無稽之談。 車子開得好好的，怎麼能讓它熄火呢？ 但是奇瑞似乎給出了新思路。 今年的「杭州問題車展」上，各家國產新能源大顯神通。 有的，是碰瓷記者，當場假摔。 有的，是搶奪維權資料，當場撕碎，然後說「我看沒人拿，當沒人要嘞！」 有的，是直接搶記者拍攝設備，防患於未然。 有的，當初掏出現金和解，講究一個以誠待人。 有的，把車主停在酒店的車直接賭上，釜底抽薪…… 網路圖片 但只有奇瑞，是從源頭解決問題的。 某奇瑞維權車主表示，自己報名車展後，當即有奇瑞的代表打電話給他要求協商，被拒絕之後，他竟然發現： 自己的車被遠程鎖了。 雖然不是熄火，但讓你打不著火。 作為一家本土企業，奇瑞算不算給美國的不懷好意，遞了刀子？ 網路圖片 02 當然了，鎖車技術不是奇瑞的首創。 現在的車，只要是能app控制的，幾乎都有這個功能，廠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盜搶。 只是奇瑞的有關方面開拓了思路，盜搶能防得？維權防不得？ 國產新能源技術，創新到什麼程度了，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這檔子汽車節目，比央視的3·15還好看。 網路圖片 我是一直鼓勵國產新能源的，而且不止一次提到中國新能源出口上已經超越德國、日本，未來大有作為。 但問題是，當我提到他們宏觀戰略的時候，表情即將達到了高潮。 可看到他們對付國內消費者的手段時，彷彿又被掏空了身體。 當然了，有人會說我不顧民族利益，不求事實真相，胡編亂造，斷章取義，把努力拚搏，艱難前行的民族品牌、本土企業扼殺在搖籃之中…… 問題是，他也不在搖籃了啊，溫室里泡了那麼久，是不是該長大了？ 你不能打著國產驕傲的旗號，去敗壞中國的國際形象吧？ 我住國產房，我吃國產梅菜扣肉，作為民族消費者，我現在很沒有安全感。 看到他們訓斥國產消費者不懂大棋戰略的樣子，我想到了《康熙王朝》里康熙在床戲後的那一聲得意： 「寶日啊，你可是強暴了朕，這可是死罪！」 網路圖片 03 這屆問題車展上，還有一個神秘的民族企業，我斷定他的企業地位，未來會直逼華為。 200多個報名問題車中，本有他的100多個名單。 但車能開進去的，幾乎一輛沒有。 一位車主對他們的工作人員如此嘆氣： 「你下去吧，我不去了。」 名字就不提了，我還指望他們以後能多賺點錢，對自家的工人兄弟好一點。 網路圖片 04 2020年，馬斯克為了節約銷售成本，解散了特斯拉的的公關團隊（保留了中國區，且不設置公關預算）。 馬斯克曾表示：「營銷是騙人的把戲，銷售產品的最佳方式，是讓大家口口相傳。」 年初我和特斯拉的一位公關聊了聊，他說： 面對企業的負面新聞，特斯拉是不會選擇投放公關對沖的，更多是自己發聲，讓消費者自己去判斷。 這屆國產汽車公關的最大問題，是理念出了問題。 現在很多人買特斯拉的車，倒不是因為車裡的內飾、沙發、屏幕、冰箱什麼的有國產好。 而是因為： 出了事，能罵。 罵了，有人能幫維權。 求求你們，就不要再給對手「遞刀子」了，未來還要走去出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我發現持續更新有一個好處，這讓我的所有文章形成了一個討論庫。隨著時間推移，無論此時此刻發生了什麼，都可以在歷史文章里找到很早之前的討論。比如說，這幾天人們正在關注的校園霸凌問題，在2019年5月28日的《珠峰大堵車》一文最後，我在禪定時刻里寫過這樣一段話： 「在微博上看校園霸凌的討論，許多人把問題歸結為一對一小孩之間的衝突，我覺得非常沮喪。人這種動物真的很奇妙，長大之後就會完全忘記小時候的經歷和處境，失去了對孩子感同身受的能力。 因為專業的關係，我對人際關係網路的建立和運行很有興趣。幾年前，我在一家餐廳等位，等位期間我看到幾個小學生在餐廳提供的電腦上玩網頁版小遊戲。此後，我多次在各種休息區見到了類似的一幕。為此我還專門去查看了電腦瀏覽器，發現並沒有首頁導航一類的東西。很明顯，這些孩子是知道小遊戲的網址，自己直接輸入的。同時，那些遊戲都是單機版，不存在需要加入遊戲網路和朋友一起玩的問題。 也就是說，孩子們之間一定存在某種社交網路，他們通過這種社會化網路，傳遞小遊戲的網址，小遊戲的選擇，小遊戲的玩法。因此，他們都知道網址和玩法。而且，這是一種他們社交網路內部的潮流，否則我不會在幾個不同市政區劃的不同休息區里都看到相同的行為、相同的遊戲和相同的網址。 這讓我想起了諸多童年往事。一個孩子去上學，不是去一個叫學校的地方，而是去加入一個叫「我們學校」或者「我們班」的社會化人際網路。這個網路有它獨有的文化，比如說打架打輸了告老師請家長是可恥的；也有這個社會所共有的文化，比如說對強者的尊敬和服從，對弱者的嘲笑和打擊。 遭到校園霸凌，最大的傷害來自於學校人際網路。如果在霸凌一開始，沒有得到同學的幫助，也沒有得到來自老師的阻止，那麼，遭受霸凌的人就會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向父母老師求助，那麼就相當於破壞了人際關係網路的規則，邀請外力介入，會受到人際網路所有成員的孤立和排擠；另一方面，持續不斷的霸凌會讓自己在人際關係網路中的地位不斷下降，於是會有更多人加入進來，最終會落到人際網路的最底層，被噩夢一般的打擊、嘲笑、霸凌、排擠所籠罩。 所以，校園霸凌根本不是一個孩子和另外一個孩子之間的問題。而是由於校方的失職和家長的不作為，沒有及時消弭校園人際網路中那些依仗暴力的人佔據社交等級上的高階位置，對其餘的學生造成了壓制，他們越過校方在班級里實現了基於自身暴力的有效管理。人際關係網的建立，本來可以有多種路徑，基於親疏，基於興趣，基於學習能力等等。但是，只要容許基於暴力的人際關係網路存在，那麼遲早其他的人際關係網路都會不復存在。」 在更早的2016年12月11日，我寫過一篇《校園霸凌的應對方式》，討論家長在校園霸凌中的兩難境地。4天後，針對需要面對校園霸凌的當事人—孩子，我寫了一篇《給小朋友：有人在學校欺負你該怎麼辦》，向小朋友們介紹了可能的應對方式。 現在是2024年，對比一下此刻網上對校園霸凌的討論，我個人感覺很複雜。一方面我認為討論在退化，焦點集中在應該把明正典刑的年齡降低到幾歲才好。一方面我也承認，我自己在今天也不大願意做過去那種討論了。因為這些討論都是建構性的，討論各方可以做點什麼，如何改善學生在校園裡的生存環境。如今大家都只想要一個針對問題的結果，至於說問題如何產生，如何消彌，沒多少人感興趣。有些時候，人們還會認為這種討論是一種對霸凌者的刻意開脫，因此產生相當程度的憤怒與惡意。 校園霸凌最輕的形式是起綽號，然後是造謠言，言辭羞辱，再然後是排擠和冷落，接下來是毆打和凌辱，最嚴重的形式是攻擊直至死亡。從起綽號到死亡，中間有很廣闊的中間地帶，意味著中間有很多機會進行干預，強行中止，避免事態一步步升級，避免校園環境一步步惡化，人們可以做的事情相當多，可以動用的手段也相當豐富。在最糟糕的結果發生時，討論如何處置最糟糕的結果，我認為意義有限。 這就像是每次空難發生之後，一堆人寫「在空難發生時逃生的十條建議」一樣。作為曾經的民航從業者，我學到的常識是應該盡量避免事故的發生，應該針對事故徵候進行及時調查和整改，把事故苗頭在第一時間消除。至於說逃生建議，應該由從飛機殘骸里成功爬出來的人去寫。即便去掉了這句話的嘲諷意味，最起碼逃生技巧也不應該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和逃生技巧相比，定期檢查、查找安全隱患能夠挽救更多生命，也更有效率。 網上討論不需要遵從這樣的常識。空難發生之後，最熱鬧的討論永遠是為什麼航空公司不肯給民航機安裝大型降落傘，或者在每個座位下給乘客一人一個降落傘包？類似的，高層建築為什麼不安裝速降索，學校門口人行道邊為什麼不安放拒馬，明正典刑的下限年齡為什麼不是8歲或者10歲？ 在解決最終癥狀的時候，人人都是名醫，恨不得自己親自下手。對於病源和病因，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彷彿癥狀即病因，可以一併解決再無後患。那我的確認為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必要，今天是春分，不如大家各自回家豎雞蛋來得更好。然後，此時此刻長在校園裡遭受霸凌的小朋友，他們還在默默承受。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槽邊往事
3.15過後，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成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澱粉腸不再單純之間的矛盾。澱粉腸里含骨泥這件事，徹底摧毀了底層人民的信念和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他們本來已經可以接受烤腸里沒有肉、肉腸里沒有正經肉的現實了，但現在居然連濃眉大眼的澱粉腸也背叛了群眾，人民不答應。從此以後，澱粉腸階級的未來變得暗淡無光、寡淡無肉香，三塊錢一根，五塊錢兩根這一唾手可得的美好生活方式蕩然無存，一口下去軟糯鮮香，再咬一口萬壽無疆的健康夢想從此破滅，天不生澱粉腸，萬古如長夜。 沒有人放著肉腸不吃吃澱粉腸，只有吃不到好的肉腸吃不起好的肉腸的人，才去吃澱粉腸。吃澱粉腸的人，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給自己做好心理建設，吃的心安理得，吃的心滿意足，可現在連澱粉腸都靠不住了，這是殺人誅心。我已自願消費降級，我已自我情緒穩定，為何卻又在這個基礎之上插上一刀，世間之事已經很悲慘了，卻沒有最慘只有更慘，梅菜扣肉是預製菜已然被接受，但你卻又用了槽頭肉，烤香腸里沒有肉用澱粉腸已經很慘了，你們卻又加上了骨泥料。我們總說有病的人越來越多，利欲熏心的人越來越多，陰險狡詐的人也越來越多，不是人的東西越來越多……，我不知道是否跟他們日常吃那麼多不是人吃的東西有關，我不知道是否跟他們從未被像人一樣對待有關。 今天看了個視頻，山東一家做澱粉腸的企業老闆聲淚俱下的控訴加骨泥的不良澱粉腸商家，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保證自己的澱粉腸多麼純潔無暇，改革春風吹滿地，澱粉腸商家真爭氣……。世道真是變了，以前做個澱粉腸都不好意思說，現在都可以站在舞台中央作為良心企業代表自豪的說了，我們是真正的澱粉腸。這說明我們的生活又不由分說的降了一個等級，這才是我們的生活消費降級的真正體現，從生產源頭開始降。就像早些年的道德模範評選，我記得河北有個炸油條的小販，堅持不用地溝油，當選了道德楷模，這說明什麼，說明用地溝油的已經很普遍了，已然成為大部分人或者說執法機構默許的行為了。 當我們意識到消費降級了，並且開始接受消費降級時，很有可能是我們沒有意識到消費降級到什麼程度，或者說我們還以為下面還有幾級，就像我們常說的股市跳水一樣，我們很悲傷的說著股市跳水，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悲傷，真正的悲傷是你以為股市跳水了，其實下面根本沒有水，以前有水，現在幹了，有水的時候叫跳水，幹了叫跳樓，吃個烤澱粉腸抑制梅菜扣肉還可以勉強叫消費降級，吃個骨泥澱粉腸梅乾菜扣糟頭肉，這不叫消費降級，壓根不是人吃的東西，網紅是消費你了，可你不能說這是消費，更不能說是消費降級，你得把自己當人。 像小楊哥和東方甄選這樣的帶貨機構已經不多了，他們其實已經屬於認真負責的那類商家了，也就是說即便出了事，他們也逃不掉，也不會逃，相對其他同行而言，給消費者的安全感更強一些，管理的也會更加規範一些。雖然我一直認為這類銷售方式對傳統零售行業的傷害很大，當然也包括很多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其實都很野蠻殘暴既破壞了已有的健全的商業生態，又無法迅速建立起有效的新的商業機制，在一片混亂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商業地盤，說白了就是我發了以後，哪管身後洪水滔天。但這背後真正的原因卻又不是他們，就像食品安全問題的背後，不是商家本身，而是監管部門。互聯網的效率放大了這一問題，商家有自身的責任，但這責任還是因為監管的放任或者說故意的忽視造成。以前還都是小作坊亂來，現在亂來的都有民族品牌、知名民企、大型國企了……，可以說是全線潰敗。再加上很多對消費者造成傷害的食品，往往都還是檢驗合格的產品，所以很多事情，很難一下子把責任都推給商家或者說賣家和平台，更不能指望所謂的良心，很多人的良心恐怕也是槽頭肉做的。 2021年我國食品添加劑主要品種銷售額達1341億元，同比增長4.8%，產量為1197.15萬噸，同比增長13.26%。按照目前的人口算，每人可以分得17.14斤。我查了一下食品添加劑的主要種類，防腐劑、抗氧化劑、增白劑、著色劑、護色劑、酶製劑、增味劑、增稠劑和穩定劑、甜味劑及其它食品添加劑。目前隨便在市面上買一種食品，都會有防腐劑、香精、甜味劑、色素等，雖然專家們一再強調，不要妖魔化添加劑，但依然很多消費者很擔心，這種擔心不僅僅是源於添加劑，還源於對專家的不信任，某種意義上來說，專家就是這個社會最大的添加劑。我倒是覺得，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可以把添加劑統一稱為幸福劑，美好劑，甜蜜劑……，防腐劑聽著也很刺耳，可以改為廉潔劑，特供有編製的人群。 為了人民群眾能早日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我們應牢牢守住澱粉腸不加骨泥這條底線，緊密團結在以澱粉為核心的澱粉腸周圍，跟胡亂使用添加劑的行為作堅決的鬥爭。不過，打鐵還需自身硬，怕就怕即便啥也不加，澱粉這東西本身也是靠不住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關於澱粉有問題的新聞還真多，幾十個大品牌的澱粉，分別出現了二氧化硫殘留量超標、菌落總數超標、黴菌和酵母超標、鋁殘留量和鉛超標等等。下一個3.15倘若再曝光純澱粉腸的澱粉問題，那麼我相信很多人再也不會相信有什麼美好生活了，為了捍衛群眾的美好生活，為了保衛人民的澱粉腸，當務之急，按照慣例，是要找出3.15自身的問題，並把它解決掉，或者說把這一天，從日曆上抹去。 現實如此殘酷且難以超越，讓我們珍惜街頭巷尾的每一根烤腸，無問西東，不問東西好壞，一起想像澱粉腸的美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邯鄲三名初中生殺人埋屍案，讓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孫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題為《不想討論別的，就想問一個問題：那三個少年，何以殘暴至此》。 文章講了四個故事，其中兩個，有關人與人；另外兩個，有關人與動物。 故事講完，答案呼之欲出。孫教授終歸沒有直說，只是拋給讀者一連串問號。 網路圖片 年齡大了，見不得殺戮。對於此案中的血腥慘烈細節，幾乎沒有勇氣細讀，只是記住了兩個案外的情節。 第一個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兇手，翹著二郎腿，臉上充滿笑意。 第二個是，一人事發後躺在床上打遊戲，第二天還能若無其事地去上學。 這種氣定神閑，比殺人埋屍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這一點，同樣刺中了孫教授。 案發後，校長說學生遇害純屬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學校沒有受到欺凌。 這難免有推卸學校責任之嫌，但我還是選擇相信校長。那麼問題來了，或許校長也不明白，抑或沒來得及思考，自己的學生何至於殘暴至斯。 如果有機會，很想拋開事件本身，跟這位校長聊一聊，在其從教生涯中，有沒有向學生施加過「仇恨教育」的東西——倘若有，或也會被其認為這沒什麼不好，屬於正確的事情。 暫不論家庭教育，無從知道邯鄲這三個少年，在各自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學校教育。 決計相信他們在學校里，雖然未必經歷過拿「槍」刺殺安倍、背炸藥包之類的遊戲——這些在校園裡真實發生過，卻大抵不是以愛心取代敵意、以悲憫取代強蠻、以寬厚取代偏狹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幽暗、殘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壓或無序社會中的人，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機緣，人性里的惡就會發芽生長。 好的教育，弘揚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內心變得柔和溫淳；壞的教育，誘發人性惡的一面，使人淪為禽獸。 根據孫教授講述的故事，邯鄲三少年的惡，連禽獸都不如的。 從生活經驗來說，在許多暴力、戾氣事件的背後，都有一種極端主義的思想魔影在推動。 仇恨教育、仇恨思維影響之下的孩子，必然從小對周圍世界缺乏安全感，對周圍人沒有真正的信任，長大後與人共事合作也會磕磕絆絆，往往對強者諾諾唯唯，對弱者施予暴戾。 這些年，校園欺凌現象愈演愈烈，很多行為殘忍到令人髮指，背後很難說沒有仇恨思維所強化的極端傾向在起作用。無非認為有些生命是可以輕視乃至消滅的。 其實不止於學校。我們成年人的社會，不也每天都能聽到對抗那個、抵制那個、平掉那個的聲浪嗎？總之都是仇恨的聲音，且分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為基礎，終將造成一種精神品質的畸形發展。 一個正在辦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決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學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驚悚。 孫立平教授憂心忡忡卻欲言又止的，不外乎於此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1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后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乾。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2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里，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裡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彆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癥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干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里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網路圖片 這種蒙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4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裡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里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裡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了，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裡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裡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5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Pro
孫立平老師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評論了邯鄲初中生殺人案。他講了幾個故事：一戰中有士兵要向敵人射擊的時候，發現對手在撒尿，他意識到對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隻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願意離開。 他的意思是，戰爭這種極端狀態下，人都不會這樣壞；而有時候，動物甚至也有惻隱之心，那麼，那三個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了這樣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發問，沒有給出答案——可能是出於謹慎擔心刪帖封號，不想說太多。 對這次殺人案，網上輿論集中在一點，那就是要求判這三個兇手死刑，雖然他們只有13歲。我不反對這個訴求，儘管在法律上還存在障礙，但是在中國「特別惡劣」「影響極壞」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懲罰兇手的監護人，我也支持。總之，我對兇手沒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認為，包括我在內，要求趕緊「殺掉這三個兇手」，除了是「樸素正義」外，也有一個因素：我們無法理解這三個小孩，也不想理解，我們甚至有一點恐懼，趕緊把他們除掉，讓這個事情趕緊結束。 說到底，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事件，世界上沒有他們，就還是一個好世界。 那個初中的校長，也是這樣的認知。事件發生後，受害家屬找到他，他說，「（殺人）這只是意外」。昨天央廣網的記者找到他採訪，他說，兇手中有一個成績其實挺好（前十名），完全沒想到他會幹這樣的事。 校長一定不是在為他們辯護。他可能如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這個事，難以理解，也不想理解。這次兇殺案，媒體比較努力跟進，我們也多少獲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時披露了一些內容。 三個小孩是分兩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傳說中的2米；三個13歲小孩，分兩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這個細節，其實只是說明，他們是有預謀的，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預謀的殺人，而且手段兇殘；完事後三個人還像沒事人一樣正常去上課，有一個還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發之前，他們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樣。 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是，就是這種若無其事：剝奪其他人生命，沒有對他們的心靈造成衝擊。作案手段兇殘，受害者的掙扎也對他們沒有觸動——他們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孫立平老師講的故事，也是這個意思。人和動物，會對同伴有惻隱之心，能夠感受到對方的痛苦，這是一種能力。 但是，這種能力是天生的嗎？現在看來，至少對人類而言，這不是「生來如此」，而是後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這次很多人都談到留守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問題，這可能會影響幾代中國人的「情感反應」。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今留守兒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機，遊戲和視頻代替父母，更多陪伴著他們。 很明顯，電子產品帶來的衝擊，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手機里的「殺戮」，只會讓人痛快，而不會讓人感到痛苦。 其實我很想看到媒體報道，這三個小孩平常玩什麼遊戲，看什麼樣的視頻，他們這個「小組」，是在模仿什麼，要「實現」什麼？說得殘忍點，與其讓他們趕緊死掉，還不如進行更充分的調查和研究——他們真的是全國初中生的異類，還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孫立平老師一樣，發出了疑問，沒有給出答案。這是因為現實中有一個屏障。 我們這個社會對教育和兒童都非常重視，過去幾年，每個學期開學，網上都有中小學生自殺的帖子，但是沒看到報道，更沒看到有質量的統計和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種事公開了不好，關於青少年的信息，應該更謹慎地管理。 對此我有相當大的疑惑。過去，我們是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認為自殺和犯罪事件可能會引來效仿，從而盡量保密。實際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機，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會」，而成年人卻還在「掩耳盜鈴」。 或許可以從這三個兇手開始，我們試著多了解一點，多公開一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邯鄲3名初中生虐殺同學的事件，震驚全國。對於這件慘案的細節和背後深層原因，人們已經進行了許多討論。 我一點都不想討論這些問題，儘管這些討論自有其意義。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三個少年，他們何以殘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殘暴手段殺人之後，還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學？ 所有的細節與此無關，所有的背景與此無關。我就想問，他們為什麼能殘暴到如此程度？ 促使我提出上面的問題，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過的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是上海紐約大學哲學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講中講的： 第一個故事：是一戰時一位士兵在日記中記錄的一件事。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我已經習慣隔著戰壕射擊敵人，但今天在休戰的間隙，我剛好看到敵人在撒尿，這種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點醒了我，讓我意識到敵人跟我一樣。面對一個在撒尿的人，我怎麼也無法開槍。 第二個故事：在阿富汗，美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分隊被困在了一個溝壑里，遭遇從一個土坯房裡發出的猛烈的射擊。在獲取了隊長的批准後，下士喬瑟夫·西安諾將火箭炮發射器舉到肩頭，瞄準土坯房開火，炸掉了大半個土坯房。當塵埃落定後，他們才發現，塔利班把婦女和兒童拉到了土坯房裡作為人體擋箭牌。據喬瑟夫的戰友回憶，當時喬瑟夫只是一個人靠著牆，默默地無聲哭泣。喬瑟夫退伍以後無法回歸到正常的生活，夜裡也常常受到噩夢的折磨。退伍的幾個星期後，他開車撞上了電樁，死的時候才23歲。 對此，袁源老師說：對很多士兵而言，殺人的恐懼，甚至勝過自己被殺的恐懼。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這兩個故事後是什麼感想。請各位注意，這兩個故事都是發生在戰場。我們都知道戰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那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場景。但即便是在那樣的場景之中，我們卻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 算了，我現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層面來談論這個問題了，我們從動物性的層面來說吧： 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慶市巴南區龍州灣，一隻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車撞倒在地，已沒有任何反應。另一隻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輕撫著它，並不時地用舌頭舔著它流血的傷口。由於當時馬路上依然車來車往，有行人擔心小白狗也會被車撞傷，準備抱它到路邊。白狗朝行人叫了幾聲，不願離開。交警趕來，將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邊，小白狗也一直跟隨著。然後他們在路邊找了一塊空地，將小黑狗埋了。直到這時，小白狗才默默離去。 再說一件動物與人類之間的事情吧。 在盧安達，動物學家黑斯受傷，躺在地上動彈不了，在那裡一邊呻吟一邊將目光落在一隻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遠都不會忘記：那隻黑猩猩走過來，坐在離他很近的地方，將臉幾乎貼到黑斯的臉上，一動不動地盯著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隻手輕柔地扶過黑斯的頭髮。這個友好的動作母猩猩重複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頓一下。黑斯被感動了，因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 至此，各位，我們還需要過多地討論人性與社會背景嗎？我就想問一個問題：這三個少年，他們何以殘暴至此？他們腦子裡有同類的概念嗎，是什麼樣的？他們腦子裡關於消滅另一個生命的想法是什麼樣的？他們腦子裡的那些東西都是哪來的？他們腦子裡灌進去的是什麼？清空的又是什麼？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孫薦讀
像「14歲以下免受刑責」這樣的規矩，究竟是咋來的。 各位好，昨天《全國的霸凌者，都在等著看這三個人渣的下場》一文，我們聊了一下邯鄲少年遇害案。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在要求判處三個未成年人殺人犯死刑，但不可否認，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即便有殺人這樣的重罪，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 具體說來我國現行刑法按照年齡大小的標準，設定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三重門」： 首先，年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刑法規定的所有犯罪行為負完全的刑事責任。 其次，年滿14周歲，但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等八類嚴重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最後，年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如果你了解司法語言，就會知道，這三名年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殺人犯，正好卡在了那個微妙的坎上，估計最終刑事責任他們可能是需要承擔的，但與很多人期望的一樣判處死刑，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甚至幾乎不可能。 網路圖片 但反過來說，為什麼我們的法律會制定未成年人減刑甚至免刑的相關條文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讀完這篇文章的解析，你會理解，今天看似司空見慣的法律常識，其實背後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源流。 我試著為您縷清。 1 我國的現行法律體系師承自蘇聯，而蘇聯的法律體系則是典型的大陸法系。目前全球遵循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如法國和德國等，都同樣有較高的未成年人刑責年齡標準，14歲以前不負刑事責任基本是個通則。 但這個「通則」是不被海洋法系國家所承認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法區的最低刑責年齡只有十歲，而美國有15個州最低刑責年齡是6-10歲不等，另外35個州則壓根沒有最低刑責年齡。完全依靠主審法官按照案件具體情況定罪。也就是說，不論你多小，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犯下，也是有很大概率上個電椅的。 那麼為什麼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會在最低刑責問題上拉開如此大的差距呢？ 其實「未成年人最低刑責年齡」這個想法，是很淺近的一種觀念。在人類「走出中世紀」以前，大部分文明的司法制度都不主張「慣著」少年犯。 比如唐代開元盛世時期，就發生過這樣一起案子，少年張瑝、張琇、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一歲，為了給父親報仇，殺死了他們的仇家。 案件報到朝廷，著名的賢相張九齡主張從輕發落這兩個孩子，主要理由倒不是因為他們未成年，而是他們為父報仇、符合儒家的孝道。 但唐玄宗卻不同意宰相的看法，他話說的非常邏輯清晰而狠厲：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為了止殺。如果想遵循孝道就可以殺人，天下人誰不想當孝子？都這麼殺來殺去，豈不是亂套了？只要法律制定了，就必須認真執行！ （國家設法，期於止殺。苟各伸為子之志，則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仇，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於是這個案子就在唐玄宗的欽定下結案了： 兩個少年犯，杖斃。 網路圖片 李隆基這人的功過……還是以後寫文專聊吧。 從被歷史偶然記載的這個案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司法制度的某些準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主張輕判的張九齡還是要求重判的唐玄宗，他們討論都是「徇孝」可否從輕發落。 至於殺人者的年齡問題，甚至沒有被當成一個輕判的正經理由。 古代司法是不太慣著少年犯的。 甚至到了近代，由於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增，歐洲在17-19世紀還產生過一段對少年犯加重處罰的潮流。 比如18世紀的英國就曾判決一名年僅8歲的男孩絞刑，理由僅僅是他是當地街區的一名慣偷。 法官在判詞中也給出了理由，認為這孩子這幺小就如此目無法律、屢教不改，那長大了，有能力犯更大的罪還怎麼得了？ 所以儘早幫社會切除這個毒瘤是正經，絞死吧！ 這種重刑主義，最終也引來了反制。 這就是義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和他的《論犯罪與刑罰》。 網路圖片 2 這裡要特彆強調一點，《論犯罪與刑罰》是法學界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今日大學法學學生最重要的必讀書目。 網路圖片 因為貝卡里亞在該書中對刑罰目的的探討、對公權力藉助懲罰犯罪胡亂施為所表現的警惕，以及慎刑主義的主張，都深深地影響了後世。如果沒有這些思想的啟蒙，人類不可能擁有現代社會這種相對寬鬆而昌明的生活。 但為了對那個時代的嗜血濫刑提出反制，貝卡里亞在書中的有些觀點，其實是矯枉過正、值得商榷的。 比如他首次提出了最低刑責年齡的問題。 貝卡里亞認為：認為只有當人具有自由意志時，其所做出的犯罪行為才是應當由其自身負責的，刑法對其施加懲戒，才合乎法理並具有威懾意義。 基於這種理論，不滿一定年齡的少年犯、甚至兒童犯，就不應該承受刑罰、或者至少應當部分免責。因為兒童的心智的確還不成熟，過小的孩子的行為很難說完全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更多是一種對成年社會的模仿與印隨。這種情況下對他門進行責罰，類似於「拿石子去擊打水中的月亮」——該反思、受懲罰的本來是社會，為什麼要懲罰印隨的孩子呢？ 那麼這個最低刑責年齡應該是多大呢？ 貝卡里亞說：十四歲。 為什麼是十四歲？ 這裡面有個當年的貝卡里亞覺得沒必要明說，大家都懂。但如今如果不說，多數人（尤其是東亞文化圈的人）肯定不懂的背景。 貝卡里亞所生活的義大利地區天主教氛圍濃厚，孩子剛生下來時就要受洗入教。 可是這就產生了一個教義上的難題，剛出生受洗這事兒畢竟不是孩子自己的靈魂的主動選擇啊！ 怎麼樣才能證明你真心皈依上帝呢？ 於是天主教會就會在判斷孩子「擁有成熟心智」之後，再舉行一次「堅信禮」(Confirmation，也譯為「堅振禮」)，該禮進行過後，你才算正式擁有了正式的教徒資格。 網路圖片 那麼這個堅信禮的舉行年齡一般是多少歲呢？ 十三歲，有些地區十四歲。 因為堅信禮的年齡是十三歲，於是歐洲大陸普遍最低刑責年齡就定到了十四歲。 這樣說來你是不是覺得有些荒唐？如今大陸法系幾乎通行「十四歲以下不受刑責」的這個標準。最初居然是受一項宗教儀軌的影響才制定的。 可人類的很多規矩，其實都來自於一些奇妙習慣的累加——比如現代鐵軌的寬度約等於兩個馬屁股。 但我們還是要說，貝卡里亞這個最低刑責年齡的主張放在他那個時代依然是寶貴的。因為18世紀的歐洲確實依然重刑主義思想泛濫，而且當時很多少年犯確實是在成人犯罪團伙的教唆乃至逼迫下才犯罪的。他們往往是作為孤兒被犯罪團伙所收養，然後被訓練成為利用成人對孩子的缺乏防備而進行犯罪的「工具」。那個時候的這種孩子確實很可憐。 網路圖片 想了解這個背景的朋友，請去看《霧都孤兒》 在這匯總背景下，貝卡里亞為這些誤入歧途的孩子辯護，主張他們的犯罪並非因為自由意志，而是「模仿」，他們只是大人犯罪的工具，應該讓這種孩子受正確的引導。這個辯護在當時是及時而正確的。 也正因如此，他的「最低刑責年齡」主張才逐漸隨著啟蒙思想在歐洲大陸遍地開花，逐漸被歐洲人所接受。 3 可是物極必反，當這種主張被推行到一定程度，反制的反制也來臨了。 最早對大陸法系「最低刑責年齡」提出質疑的，是同為義大利人、作為犯罪人類學開山祖師爺的龍博倫梭。 網路圖片 龍博倫梭採納了當時心理學對「反社會人格」研究，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假說，他假定認為有一部分人侵害他人的衝動是根植於其本能當中的，這種人生下來就有可能犯罪，不關自由意志什麼事。 那麼在這種假設下，給刑事責任設定最低年齡似乎就成為了一個惡法——假如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是天生的惡種，那麼儘早對其施以刑罰進行矯正甚至根除，就遠好過縱容他們在年齡的保護傘下屢教不改、持續作惡。 如果你看過《福爾摩斯探案集》，會發現小說中的很多犯罪分子都被描述為「看上去就一臉兇相」，這甚至成為了福爾摩斯開啟他對犯罪警覺機制的一個先兆，的確，出身醫生的柯南道爾，就是龍博倫梭「骨相犯罪人類學」的服膺者。 網路圖片 與今天很多讀者聽到這些主張深以為然一樣，龍博倫梭的理論很快也在歐洲大陸上引發了共鳴，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的新派刑法理論曾經在歐洲風行一時，導致了很多大陸法系國家一度降低了犯罪者的刑事責任年齡。 但這個時候，另一個意外出現了，龍博倫梭的「天生犯罪人」假說逐步與當時同樣風行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形成了一種嗜血的思潮——很多人認為既然有些人天生就是罪犯，生來就該死，那麼把這些人以某些名義直接殺掉，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 唯一的問題，哪些人生下來就該死？ 當時流行的劃分學說有好幾種，比如以財富、以階級成分劃分等等，而如果以民族、種族成分去劃分，那麼就通向了其中最恐怖的納粹主義。 所以龍博倫梭的「骨相犯罪學」，在二戰時期一度成為了德國法西斯進行種族滅絕的口實。當時的希特勒等人，最喜歡宣揚的就是猶太人都是先天罪犯、所以活該被毀滅，然後拿著遊標卡尺去測猶太人的顱頂、鼻尖——但頗為諷刺的是，龍博倫梭本人就是個猶太人。 網路圖片 所以到了二戰以後，一度盛行新派刑法理論再度被慎用了，各國重新拾起了古典主義刑法學說，強調只有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承擔刑事責任。 這就是今天大多數大陸法系的國家對未成年人犯罪都處罰力度較輕的原因。 所以大陸法系對於未成年人犯罪該不該與成年人同罪，甚至動用死刑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像鐘擺一樣來回搖擺的。 從啟蒙時代以前的重刑，到貝卡里亞主張的輕刑，再到龍博倫梭重新主張重刑，再到二戰之後對最低刑責年齡的重新重視與提升。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剛好是一個重拾古典主義刑法信仰的「波峰」將過未過的時期，所以每當發生惡性少年犯罪，你會發現無論國內還是海外，平民還是專業人士，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總體趨嚴的，都認為未成年人渣犯罪不值得被過度保護，目前的量刑太輕了，需要回調。 可是怎樣的回調才是恰當的？像20世紀初的新派刑法理論曾經給與公權力過大的權力、並讓民間輿論變得漠視生命，從而讓歐洲走向了兩次世界大戰時代的癲狂。 這樣的教訓是否也應當警惕呢？ 4 或許，對於大陸法系而言，不斷的修正與調整「最低刑責年齡」這樣的法條是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宿命。 因為人性是千姿百態的，而大陸法系的法條是剛性的一刀切一切的，無論你怎樣調整，都有無法照顧到不周與冤屈。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兩百多年前，當貝卡里亞提出「最低刑責年齡」的時候，他的本意是讓社會替未成年的犯罪者承擔更多的反思與問責，如果社會一方面輕判了未成年的惡性犯罪，另一方面卻對一再的悲劇缺乏觸動與變革。這種狀態，也是有違貝卡里亞主張初衷的。 最後，想起一本曾經看過、但終究想不起名字的日本推理小說，講的就是一個惡魔少年，趁著自己還沒過14歲生日不受刑事追責，以「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心態，肆意犯下強姦殺人等重罪。 但這本小說取材自一個真實的惡性案件，就是1997年的日本「薔薇聖斗殺人事件」，該案中少年A的犯罪心態，與小說里一樣的。 而悲劇的是，現實中的少年A最終得逞了。 網路圖片 我在看這本小說的時候就在想，如果我們始終墨守「十四歲免受（或減受）刑責」這個成規，卻不知道這個成規的最初來源，只是對一個距離我們甚遠的「堅信禮」宗教儀軌的傳承，那是否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呢？ 國家設法，期於止殺。 苟各伸其志，展轉相仇，何有限極？ 咎繇作士，法在必行！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