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女筆試第一遭勸退 曝第二名經第三者利誘讓位
2026 年 8 月 7 日
當你沒找到自己的快遞，想查詢它的去向，可能會在手機上點擊一個按鈕：「未收到貨」，你不知道的是，對快遞員來說，這項指令就是投訴。你想撤銷投訴，給客服留言、給快遞公司打電話，卻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投訴怪圈：越努力反映問題，快遞員被算為投訴的次數就越多——在一個用戶體驗和效率至上的系統中，投訴在被設計之初，就不是為了取消而誕生的。 「製造投訴」 像往常一樣，我打開淘寶，查詢我的快遞，物流顯示已簽收，但我家門口沒有，於是我回到手機，點開訂單的物流頁，隨後我看到一個碩大的詢問句，「請問本次收件是否遇到問題？」我點了左邊的按鈕，「有問題，去解決」，按鈕旁是一個憨笑的emoji表情圖標。在接下來的彈窗我點了「未收到包裹」。我只是想問下包裹去哪了。 接下來，我接到快遞員的來電，他說他送錯了，並馬上把快遞找了回來，不過，他丟下一句話，「你的投訴害我被扣了50塊錢。」 「我什麼時候投訴你了？」我問。他說，「你點了沒收到，就是投訴。」 這是誤會，我說，你跟公司申訴下吧，說消費者點錯了，我會作證。他急躁地回我一句，現在的投訴都不能撤銷了，「沒有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下回有問題直接打我電話，別投訴我了。」 我不信，便在網上搜索投訴怎麼取消，隨即，我看到了大量的消費者莫名其妙「製造投訴」的情況，主要發生在這一兩年間： 因為快遞「已簽收」但沒找到，點擊了「未收到包裹」，算投訴；詢問了客服快遞去哪了，算投訴；諮詢快遞的進度、催單，算投訴；聯繫客服說希望送貨上門，算投訴。不少消費者表示，自己在被快遞員告知此事後感覺困惑和愧疚。 幾天後，我的同事也遇到了一樣的情況，她點完「未收到」按鈕，轉頭就在她家與鄰居家門口中間發現了「丟失」的快遞。為了撤銷投訴，她把電話從總部的快遞客服打到加盟商網點，每一次都是新的接線人員，她必須把事情從頭到尾再講一遍：「這是我的錯，你們為什麼要懲罰他？」 在系統里，投訴一旦發生，就會產生工單，工單只能被「完結」，沒有撤回選項。一般來說，客服會告知你，如果你想幫快遞員取消投訴，只需要在接下來快遞公司的回訪電話或簡訊中，及時回復「滿意」，就不會扣錢。但現實是，很多快遞員都表示，即便顧客回復了「滿意」，工單順利「完結」，還是會扣錢。 走到這一步，你最好不要再往下走了——在網上，許多人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在為快遞員維權的路上，給快遞員帶來更多罰款的。有人特意在快遞公司的回訪電話里，選擇了「對處理結果不滿意」，結果被定為二次投訴，二次投訴罰款翻倍，且不允許再複議。有人打電話到快遞公司，想批評投訴制度，被客服要求登記了該快遞單號，轉頭被快遞員告知，這也算二次投訴。 去年8月，一個上海的寶媽因按了一次「未收到貨」按鈕導致快遞員被罰200元，她最後就一路把電話打到了中國郵政。這是快遞行業的上級監管部門，也是消費者能走的最後一步。在「中國郵政-郵政業申訴服務平台」，她填寫了自己想幫快遞員撤銷投訴的訴求，然而，點擊提交後，她才發現，提交記錄頁面里，它被歸類在「我的投訴」欄。 她沒有等來郵政客服的聯繫電話，只等來快遞員的哭腔，「姐我知道你是好心，求你別再打電話了。」 回到我的投訴，研究了一通後，我只好給那名被我「投訴」的快遞員發去一條信息，「我很抱歉，看來我什麼也不做，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他說了三次，「我認了。」這句話在我腦海里盤旋了很久。 我想弄清楚，為什麼投訴就是不能撤回？ 在電商平台點擊「未收到包裹」會構成對快遞員的投訴圖源網路截圖 投訴循環 當消費者點下「未收到貨」時，快遞員那一端的那套系統是如何運轉的？ 一個韻達快遞員掏出手機給我展示了他的快遞APP，這是每個快遞員都被要求使用的、能實時監控他們工作進度的系統。我看到，一個「簽收未收到」剛剛彈出，一併顯示著該客戶的電話號碼與住址，系統要求他限時響應這個投訴，「你在那邊點擊按鈕，我這系統馬上就有工單，公司會罰我100，如果我解決了，並且客戶回復滿意，能少罰50。」 在最底層的快遞員之上，快遞加盟網點也同樣會受到「未收到貨」的支配。在快遞公司的評價體系中，「未收到貨」對應著「虛假簽收」類投訴，這是總部對加盟商網點服務質量的考核指標之一，就是投訴率——對每一千或一萬件快遞，總部規定了投訴數量的上限，如果投訴率不超上限，且每個投訴都「已解決」，總部會返還罰款，超標，則如實罰款。 但現實中，返款幾乎不可能。 一個網點的老闆講述了前不久剛剛發生的一樁投訴。賣家發貨發少了，買家就在淘寶點了「沒收到貨」，原本是賣家的責任，最後卻殃及快遞員，網點老闆找到總部辯稱，「商家的問題為什麼要轉嫁到快遞員身上？」幾番爭執下，總部丟下一句，「可以等到月末返款」。隨後，這位老闆給我看了她手機里的快遞軟體，一個圖表顯示，公司規定的投訴率是1.5‰，即1000件快遞里允許有1.5個投訴，數量不超標，且每個投訴都「已解決」的話，就能把罰款返回。但她手機里的軟體顯示，那個網點的投訴率已經達到了9.37‰。老闆說，「一天派這麼多件，根本不容易達標。」這次調查中，我所接觸的所有快遞網點，投訴率全部超標。 一家中通網點的老闆一邊忙著拼雙十一的快遞盒，一邊抱怨，「我們也很苦惱，它那個按鈕就是誘導你們點。你一點，我們電腦就會接到投訴，系統就等你們投訴來罰我們，我們罰快遞員，網購平台要求總公司，總公司要求我們，就是一級壓一級嘛。」 一個廣東的快遞員對我說，「我最大的願望是取消那個按鈕。」 但事實上，那個按鈕在設計之初，就沒有撤銷選項，在不同網購平台上，它的區別僅限於要不要讓消費者明確地知道這個按鈕就代表著投訴——在淘寶，一個快遞被簽收後，點進該快遞界面，會立即彈出一個詢問的按鈕，詢問本次收件是否有問題，如果點擊「有問題」，隨後的彈窗中便會出現「未收到」的按鍵；而在另一家電商平台，如果想要點擊「未收到貨」，你必須先從一個叫「物流投訴」的介面進入，你能明確知道這是投訴。 無論你是否知道這是投訴，只要「未收到貨」的按鈕一經點下，一則「工單」便會被製造，而它的分類標籤只有一個：投訴。「對我們接到的反饋，不管是詢問還是真的投訴，我們只能按照投訴處理，不然訴求無法上傳，也就無法解決。」一個菜鳥裹裹官方客服解釋說。 為什麼消費者打電話維權會被識別為2次投訴？一個中通的客服說，一則工單，網點處理完畢後，會在系統上登記為「已解決」，但這時，如果有人來維權，根據系統要求，想反映問題必須先給出單號，而當你報出那則想撤銷的投訴單號時，客服只能建造新的工單，和第一個工單一樣，它的分類只有唯一的選擇：投訴，於是，第二次投訴又產生了。如果你不甘心，逐級向上反映問題，就會製造一個又一個新的投訴工單。 在我訪談的幾十位快遞員里，常青是唯一花過時間為自己維權的。2023年6月，送快遞時客戶不在家，他就跟客戶打電話約定，把快遞放在消防栓門裡。結果客戶回來時忘了，就點了「未收到」。得知他會被罰款後，不管常青苦苦相勸，這名近60歲的女士堅持撥打快遞總公司的電話反映問題，希望能為他挽回損失。最後，3次投訴達成，罰款610元。 已經幹了6年快遞員的常青越想越難受，決定維權。他給快遞公司總部打電話，客服總是先問他要單號，按照規定，想反映任何問題，都必須先輸入單號，他不敢給，「（給了）等於我自己投訴我自己。」於是他打消了找公司維權的念頭，便打消費者熱線，隨後對方讓他找當地勞動保護部門，勞動保護部門讓他找政務服務12345，12345回復，這屬於快遞公司的內部事務，還是需要由快遞公司自己解決——兜了一圈，一切又回到了起點。 圖源電影《不可思異》 「服務體驗」 「你作為消費者，是不是體驗感比前幾年都要好很多了？」在一個中通網點，一名管理人員問我。 我必須承認的是，這些年，快遞的確正在變得越來越快，退換貨也越來越便捷，只需按下幾個按鈕，快遞員就會準時出現。但這種便捷的代價之一，正是那些無法撤銷的「未收到」投訴。 2014年開始，阿里先後入股了中通、圓通、申通、韻達，成立了菜鳥「數據王國」，自此，整個快遞系統開始進入數字時代——所有的快遞都實施電子面單，它能使訂單在生成時，快遞路徑已規划出來。一位從業16年的加盟商在接受科技媒體「甲子光年」採訪時透露，此前，雖然快遞公司對網點和配送效率也有考核，但限於技術條件，無法掌控快遞員的每日配送情況，就算收到快遞配送投訴問題，也無法及時對網點或快遞員做出罰款等制約。 不少從業多年的快遞員、網點老闆也有類似的表達，他們說，以前，消費者投訴的渠道少，主要靠打客服電話，平台上也沒有那麼多按鈕——當真實投訴的渠道都沒有暢通時，「不小心錯誤投訴」的狀況更加少之又少。但正因為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快遞的投遞質量問題一直是行業痛點。據2011年國家郵政局快遞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公眾對快件不能在承諾時間內送達、不能主動反饋投遞結果、快遞寄遞速度較慢不滿意。 面對這個問題，數字技術顯然要比人力高效得多。 在許多快遞員的記憶中，2023年之前，監督制約快遞員的投訴系統還沒有這麼嚴苛。一位快遞員告訴我，過去，淘寶會留有申訴窗口，給你兩次機會，限時沒處理好，才會罰款。那時候，許多老闆還有自行制定罰款政策的空間，在快遞員給客戶道完歉並獲得諒解後，老闆就會「發善心」不罰錢了，但從2023年開始，「未收到」按鍵出現了。 這背後，是各大電商平台的日漸激烈的競爭。 一個網點老闆對我談到，自動生成投訴工單，能讓客戶反饋的問題更迅速地得到解決，她猜想，這是淘寶在激烈的電商平台競爭下的策略。近些年來，在拼多多與抖音電商的巨大衝擊之下，怎樣讓更多的用戶留在淘寶，成為淘寶最關切的問題。據《晚點 LatePost》的報道，2022年，新上任的分管總裁就將改善用戶體驗作為工作的重心，他們寄希望於通過改善用戶體驗來增加流量，很多圍繞 「用戶體驗」 的改進很小，甚至瑣碎——比如未發貨訂單申請退款可以秒退；下單可以選擇多個地址……過去一年，這些改進也讓淘寶的產品經理們拿到了高績效。 我聯繫了淘寶相關負責人，對方表示，這個產品改動已經有大半年了，將這種反饋機制前置，是為了方便消費者及時反饋收貨情況，提升服務體驗而做的產品優化，「不少用戶覺得反饋鏈路縮短了，更簡便了，相關客訴也有所減少。」對方特彆強調，在選擇「未收到」之前，用戶會經過兩道選擇，「誤點的幾率很小」。 快遞堆積如山圖源視覺中國 在平台極力提高用戶體驗的同時，快遞公司也在競相表現著自己的上進心。 不同公司的快遞員都向我展示了他們手中的APP——一套嚴格的指標考核體系規範著他們的工作：簽收率（每個時段都要考核）、投訴率、攬件及時率、物流停滯率……每一項都對應著清晰的罰款制度。 與此同時，快遞公司的客服也越來越多地由機器替代人工。過去，人工客服是人與機器之間的第三方，但人工客服的成本是高昂的。一個前快遞從業人員告訴我，在他所在的那家公司，客服每處理一單客戶投訴電話，提成是1塊6，因此，公司一直希望壓縮客服人力成本。如今，機器客服可以代替大量這樣的處理投訴的工作，而機器的世界顯然更冰冷、更沒有斡旋餘地。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電商平台上，在淘寶，當你的快遞顯示簽收後，你點擊聯繫客服，出來的先是機器人客服，有時，機器人就會根據關鍵詞直接把訴求識別為投訴。當你點擊「人工服務」，有時機器人會直接轉給對應網點，讓網點自己來溝通處理，有時介面也會轉接給總公司，總公司會直接下投訴工單。 在投訴機制的設計中，完結投訴工單的最後一步，是總公司對網點的處理結果進行核實，但核實也是自動化的——有的公司會讓機器人撥電話，有的是自動發簡訊，或者發驗證碼給消費者並讓其轉交給快遞員。你必須按時回復、接聽電話，才可以完結投訴工單，否則，都會被視為「未解決」。許多快遞員都提到了消費者沒接電話的問題：沒看見，或不愛接陌生電話，或者超時未回復簡訊，時效過了，都會被系統定義為「未解決」。 對於快遞員的投訴處罰，業界也有一個普遍共識：直營體制企業相對有更多方式來管理員工，一位順豐的快遞員對我說，客戶點了「未收到」，影響的是他們的考評分；而加盟制企業則更多靠直接罰款進行管理——在目前的中國快遞行業，中通、申通、圓通、韻達和極兔都屬於加盟制企業，在「加盟制」下，所有的快遞員相當於外包員工，受雇於基層網點加盟商，受制於運營方式，為了提高服務質量和品牌聲譽，這類企業大多都會採取簡單粗暴的「以罰代管」。 物流行業專家楊達卿告訴我，如今的快遞市場，仍是「以低價換規模」及「以價換量」的生態，單件快遞的派送費不斷降低，「打的多是消耗戰」。很多快遞網點的管理者都提到，快遞的配送率是比投訴率更重要的考核指標。因此，儘管所有快遞公司都會要求快遞員簽收前電聯用戶，但在實際操作中，網點老闆也都默認，快遞員送件可以不打電話，這樣做的確會提高「未收到」投訴的風險，但至少可以保證快遞的配送率，畢竟，如果當天的快遞送不完，網點也會迎來總公司的自動罰款。 物流人員在倉庫核對快件圖源視覺中國 我們對惡意的管理 在北京，快遞加盟網店的辦公室大多非常難找，許多都在停車場里私自搭建的活動板房裡、衚衕深處、各類倉庫里。我走訪了十多家網點，問我想撤銷投訴，應該怎麼辦？有人一聽我說明來意，就露出一副「又來一個」的微笑，顯然，我不是第一個因為誤點了投訴而來申請撤銷的人。 儘管從業者們都對那個「未收到」的按鈕微詞頗多，但也有擁護者。一位中通網點的管理者說：「為什麼不允許投訴撤銷呢，比方說我給你送快遞，我態度不好，你投訴我了，那我給你道個歉，你感覺快遞員不容易，就不投訴了，那快遞員都去找消費者鬧去了。」在他看來，用戶的錯誤投訴，只不過是偶爾發生的「誤傷」。 但現實中，快遞員與普通消費者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在威科先行法律庫中，我搜索到50份與居民與快遞員的紛爭相關的行政處罰，其中，有36個因被投訴而導致快遞員與消費者發生激烈衝突的案例，基本都是快遞員在被投訴後採取了報復行為——用膠水把對方家門的鎖眼堵住；在公廁里寫上對方手機號並加上「找小姐」；2022年，因為被快遞點經營者多次電話辱罵，一個消費者在醫院初診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還有一方致另一方輕傷二級、被提起刑事公訴的情況。 這些文書只呈現了快遞員日常衝突的其中一隅。 曾為自己維權未果的快遞員常青談起一則他所聽聞的糾紛，一位韻達快遞員曾收到一則投訴，為此，他給客戶打了許多電話，對方一直不接，去家中敲門也沒人開，等到總部客服回訪客戶時，她接了電話，回答「不滿意」，構成了二次投訴，罰款金額升級到800塊錢。業務員急了，上門找業主，兩人隔著一道門吵起來。接下來，總部再次回訪，客戶再次回答不滿意，這下達成「三次投訴」，快遞員被罰上千元。快遞員再次上門，「最後地上打得都是血」。 常青很同情那個快遞員，這是一種難以下咽的委屈。「我跑一天掙200多塊錢，你這一票投訴扣我100多，我還得負責房租吃飯，算算我一天就白乾了。」到手的派送費逐年降低，他必須送得更多，才能掙到與往年一樣的錢，全年無休與過勞工作時常讓他心情煩躁。他配送一單的收入是1.2元，為了掙到這些錢，他要為每個1.2元背負無限的投訴風險。 2019年出版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4——懸停城鄉間的蜂鳥》指出，惡意投訴是快遞員工作的最大痛點之一，有42.43%的快遞員認為，工作的難點是「用戶不理解，投訴壓力大」。 在一則消費者發出的，詢問「該如何有效投訴快遞員」的知乎帖子上，有快遞員憤而留言：「你讓再高素質的人來干快遞也會素質變低。」在他看來，底層快遞員與用戶的矛盾是被製造出來的，而在這種矛盾中，快遞員顯然是更被擠壓的那一方。 中老年人也是誤操作的主力軍之一，一位快遞員告訴我，他每天要處理大量拼多多的退貨，因為那裡的用戶喜歡買了退，退了買，退2塊錢的貨物發現運費要付好幾塊於是又把已經離開小區的他叫回來說不退了。有時商家把幾件商品分拆發貨了，收到時消費者覺得內容物不對，或者覺得包裹內的貨品質量不好，就點了「沒收到包裹」。 不止是消費者，發貨方平台商家也有投訴快遞員的權力。有消費者說，她只是問了下商家，說貨沒收到，商家就把快遞員投訴了。 快遞員們最怕給群租房送件，丟件問題是家常便飯。我來到一個以群租房多聞名的小區，在那裡，一戶最多時住過39個人。幾個快遞員對我抱怨，有人拿錯、拆錯導致丟件的情況非常多，最討厭的，是現在的面單上的姓名隱私保護，有人是因為看錯姓名拿錯，而另一方找不到自己的快遞，也往往不會選擇詢問陌生的室友，而是選擇點擊「沒收到貨」，快遞員平白再背上一次投訴。 如果消費者真的沒有收到包裹，出現快遞丟失的狀況，按慣例，「通達系」的快遞員們需要自掏腰包賠償。這種規則也催生了很多詐騙案例。 我在威科先行法律庫中搜索到的50個快遞案例中，就有14個惡意投訴案例，消費者會謊稱自己沒有收到快遞，以投訴要挾快遞員賠償。其中，有人利用這個制度漏洞作案39次，騙取價值5萬的貨品。 一位中通快遞員說，一直以來，他和同事也高度懷疑訛詐的情況非常多，但能被證實的情況極少，因為居民家門口通常沒有監控。這一個月以來，他已經賠付了兩次快遞，雖然他可以確定自己已經把快遞送到了對方門前。最多一次賠款，是價值800元的快遞，那一次，監控雖然拍到了小偷，但他必須先給消費者賠了這筆錢。後來，小偷沒抓到，這筆錢也沒有被追回。 儘管投訴制度會向消費者進行極大的傾斜，但這其中也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有消費者告訴我，鑒於快遞員們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這會讓他們不敢進行哪怕是合理的投訴——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當消費者「投訴」過某個快遞員一次，當他再派你的快遞時，在快遞員端的快遞APP中，該消費者的名字旁會被系統划上紅色標記，表示警醒。這同樣被稱之為一個「提升服務體驗」的舉措。當我得知這個設計後，坦白說，這令我感到不安。 快遞員等待客戶取件圖源視覺中國 不是「快遞員」，而是一個「人」 「剛剛問我的人是不是你？」我突然收到一條簡訊。當時，我正在小區挨個找快遞員攀談，這期間我再次遇到了陳帥武，那個我在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被我誤投訴的快遞員。重逢已經是一個月後，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認出我來的。 這些天，我遇到了幾個快遞員，他們都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經常是一見我張口，他們就能準確地說出我住的房號，然後說：「今天沒有你的快遞。」他們已經給我送了很久的快遞，而我是第一次認識他們。我有一種感受，當我重新取得與附近的聯繫，當我對他們了解得更多，我曾經對快遞員的誤解也在慢慢消散。也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了解，就是消彌惡意，或者說，像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一樣，是吸收惡意的更好的方式。 我驚訝地得知，陳帥武今年才18歲，他16歲就輟學來北京了，但這從外表很難看出來。這個來自河南南陽的孩子有一張黝黑的方臉，小區里的老頭有時喊他兄弟，跟他年齡相仿的高中生喊他叔，「我送快遞送得這麼滄桑嗎？」 他是他們快遞網點的送件量第一名，他包攬最多的樓棟，並自己設計了最高效的送件路徑——在每進一個樓前，一次性點擊簽收所有快遞，然後進樓，在電梯開合間像打水漂一樣完成分派動作，回到快遞車上，他還要進行令人心驚的駕駛——一邊給客戶打取件電話、處理APP上的工作任務，一邊在車流的縫隙中飛馳。他2022年剛剛出過兩起事故，其中一次是他開車時累睡著了。出一次事賠幾萬塊，半年的積蓄沒了。 整個2023年，陳帥武沒敢休息過一天，因為一旦他請假，他所負責的樓棟的快遞就會滯留，公司就要高薪僱傭臨時工幫忙派件，多出的薪水需要他自己支付。 他賺到了錢，但也承受了這個年齡難以負荷的傷害。他一度有電話恐懼症，一來電話就是有人找麻煩。做快遞第一年，他曾遇到一個借投訴威脅他的顧客，幾番操作下來，公司罰了他500，他承認，當時「想砍了她的心都有」，一直憤恨到春節回老家過年，放鞭炮時心裡還在想這事。但後來也慢慢壓下來了，「必須接受我是底層人。」 他開始學著總結經驗，慢慢習得一些生存智慧。遇到誤投訴的情況，他會適當誇大罰款的金額，或者哭窮，有時好心人會主動幫他承擔點罰款。對於「無情」的消費者，他也毫不戀戰，很快掛掉電話，「干快遞久了，我就會看人了。」 「我會盡量加客戶微信，這樣他們找不到快遞，會習慣第一時間聯繫我，而不是去按按鈕。」一個快遞員對我說。幾個快遞員都提到了，他們是如何用這種熟人關係，來適當化解他們遭遇的投訴困境，「你被投訴，說到底還是因為你與客戶的關係建立得不夠好。」說到這裡，一個快遞員表情嚴肅起來，然後，他問我要不要加他微信。 學者張揚波在一項對快遞員的研究里談到過，在中國做快遞員，要有一種必要的生存智慧：用熟人關係，化解客戶投訴，軟化（幾乎是過於嚴苛和不實際的）服務合同。 常青也提到，一次，一個客戶誤點了投訴，便主動幫他承擔了罰款的一半，他認為，這是因為「我加了她兩年微信」。 在一個群租房眾多的小區里，一位從業7年的快遞員告訴我，過去，他常常會跟顧客起爭執，每個月都會因此被罰上千塊，但現在，「每天我一張口就道歉，所有情況都賴自己」，因為，「老婆孩子我得養，房貸車貸我得還」。如今，憑藉著被訓練的好脾氣，他每個月的罰款已經大大減少。 你必須變得越來越脾氣好，常青也這樣說。因為他態度好，每個月因投訴被罰掉的錢從來不會超過1000元，他見過被罰到兩三千塊錢的，都是因為快遞員「脾氣不好」、「不認」，不肯好好道歉，導致罰款升級。「你如果脾氣不好，即使你把錢都賠了，人家照樣投訴你。」 最近，陳帥武就遭遇了這樣的投訴，一個客戶丟失了快遞，按慣例快遞員最好自己私下賠掉，但因數額太貴，他故意拖延了幾天，客戶忍無可忍，終於投訴，這下他不僅需要賠商品費，還得賠一筆投訴罰款。這讓他後悔萬分。 我曾問陳帥武，為什麼不去直營系快遞公司，更有保障，快件丟失也有保險賠付一部分。但他並不青睞穩定，他告訴我，在流動性更強的通達系公司，新人更容易有機會分到好的片區，更容易掙到快錢。他想快點賺錢，儘早離開這個行業，不希望自己一直是「送快遞的」。 他說，被投訴感到委屈時，他會允許自己有一瞬間的分神，這時候他想起自己不是「快遞員」，而是一個「人」，曾經也被庇護著，「我真想回家，喝上一碗我媽給我煲的玉米排骨湯，躺在我的大床上，吹著空調，美美地睡上一覺，然後出門往左拐200米就是體育場。」 自小，他跟著在東莞打工的父母讀書，當地教育資源不錯，他的成績保持在班裡前十，他地理成績最好，希望將來去偏遠地區當勘探員。但由於戶口不在當地，中考前，他回到了河南老家。沒有了好的讀書環境，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高二那年，他主動提出輟學。 說著自己的故事，他給我發了一個在抖音上看到的笑話，一個殺馬特造型的農村少年抱著一個新生嬰兒，評論是，「十八年後電子廠又將新增一名大將。」他看著這個笑話，笑得停不下來。 笑聲中，是他的共情，還有對自己命運的洞悉，「我感覺，從我坐上從東莞回家的那趟列車開始，我就註定了現在要出現在北京的三輪車上。」 圖源電視劇《在遠方》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人物
重慶的燃氣表衝上熱搜之後，我在很多社交媒體的評論里看到了各地網友說「自家燃氣費好像也上漲了」的評論。 建議去查查價格，或許不是「好像」，而是真漲了。 據財聯社報道：多地天然氣價格上調，燃氣公司開始推行順價機制。 網路截圖 以前修改燃氣費，比如每立方單價多少，是要組織個聽證會來弄的。以後可能就不需要了，順價機制的意思大致相當於根據市場變化，隨時調整。沒錯，就是你想到的那樣，油價。 有人可能會說，順價機制，順應市場，同樣存在降價的可能。 這個吧，我覺得各位想想就好，每個人都要用的東西，憑什麼給你降？現在有個讓全國14億人每人給你一塊錢的機會，你會說「這是不勞而獲，我不要」嗎？ 天然氣不是豬肉、蔬菜，你不吃就可以不吃。油價這麼多年來，92號汽油都「降」到8.45每升了。所以這個順價機制在我看來，基本可以說是為漲價而生，燃氣公司不會給你做慈善的。 網路截圖 所有的事情發生，都必然存在著絕對的關聯性。重慶的燃氣費曝出問題後，成都一些駭人聽聞的問題也被拋了出來。 成都一名范女士，4個月燃氣費交了1.5萬。別說她整個人懵了，拒絕繳費，作為看客我都懵了。 她是在家裡吃燃氣嗎？ 檢驗燃氣表之後，燃氣公司給她的回應是：氣表沒問題，多收的錢屬於「滯後氣量」。 什麼叫「滯後氣量」，意思很簡單，就是「表有問題，以前轉的慢，少收了，現在讓你們補上。」 網路截圖 我都被氣笑了，這要是用水量、用電量也來這麼搞一搞，那豈不是亂套了？你說滯後就滯後，你說補繳就補繳，不交直接停燃氣。范女士家裡住的是老人，拒絕繳納這筆無理款項後，燃氣被停了。最終還是只能妥協，去把錢交了…… 隨著范女士和重慶燃氣費的問題曝出來，成都一些小區也開始對「換表後燃氣計費異常」的問題進行投訴，同樣引起了不小的社會輿論。畢竟是民生問題，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大家都很關心 重慶經信委的回復是：審核了1萬多戶，多收的將退款。 成都燃氣公司的回應是，「費用上漲或許是錯覺」。 是不是錯覺咱不知道，但是不是錯覺，居然只能由出問題的方面隨口去說。什麼燃氣表，什麼送檢，自己檢自己，也算呈堂證供？那我只能說，世道變了。 挺有名氣的編劇李亞玲也無法避免這個問題，她說自己在海南待了兩個月，成都的家裡居然產生了500多立方用力量，並且這種事在她們小區還不是個案，很多鄰居一查，同樣存在這種問題。 網路截圖 這難道也是錯覺？ 人不在家，是如何產生那麼多的燃氣用量的呢？燃氣表又為何會詭異的轉動的呢，難道是以前的「滯後氣量」找回來了？ 重慶的新燃氣表和燃氣費之後，有位博主說道，上了熱搜，問題解決了，現在燃氣表終於不轉的那麼快了，轉速恢復正常。但問題是為什麼燃氣公司的人連門都不用上，就能遠程動動手指解決問題？難怪燃氣表上寫著無線遠傳模式燃氣表，神不知鬼不覺，想怎麼玩全看心情。 網路截圖 該網友提到的問題是否真的存在，燃氣公司是否真的可以遠程控制燃氣表的轉速？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個燃氣表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對這種有著國資背景的企業又談何監督？說白了，你根本就沒法監督。秤砣是他們的，秤也是他們的，連計量單位都是他們定的。監督，那不是在搞笑嗎？ 燃氣是民生必用設施，不讓燒柴火的時候，如果連燃氣費也肆意亂來，那麼對普通人來說，真的只能焦頭爛額。 無論是重慶，亦或者成都，甚至是多地燃氣費的上漲，我想它所折射出來的不僅僅是這些事情本身以及個別的例外，而是這種情況會不會成為一個「開始」。我們必須意識到，當燃氣表由燃氣公司完全控制的時候，老百姓們所議論的費用和監督對他們而言，壓根就是個令人啞然失笑的話題，毫無意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網路圖片 一件「混蛋的事」 「抽血漿現在還能不能行了？」2023年春天，魏然最先收到趙偉這條消息。對方比他小3歲，剛剛成年。他們在網吧認識，幾乎每天聊遊戲，抱怨怎麼被拖欠工資，怎麼被女人劈腿。 獻血這事，魏然聽趙偉說了好幾回，還提過「賣腎」、「捐精」，但年齡是最大的阻力。他清楚趙偉的窘迫——平常干吃米飯和白面，交不上水電費，屋裡總黑著，得去朋友家才能洗澡，有時3塊錢都要借。 魏然還是選擇撒謊，說自己沒有血漿站的聯繫方式了。他考慮，趙偉身體那麼胖，對身體不好。一起混的人都見過趙偉睡覺的樣子，240多斤的大個子靠在那裡打呼嚕，一不小心就抽不上來氣。躺著更沒法呼吸，半夜也得坐起來睡。 而獻完血漿的感覺，魏然形容，就會想睡覺，手軟腳軟、胳膊疼，回去得喝上兩瓶水，才能慢慢緩過來。「虛，比偷情還丟人。」跟他們玩在一起的李旭表達更直接。他記得，趙偉以前還調侃他們，「誰家好人干這事？」 2021年秋天，他們幾個從網吧出來閑逛，在附近廣場上看到一個血漿站的宣傳牌。那裡居民樓和商業街交匯，常來打牌跳舞的中老年人正圍著看，他們擠進去，一下「對人民幣心動」了——上面寫著兩三百塊的補助。 除了沒成年的趙偉，其他有三人加了聯繫人呂某的微信，第二天一起坐上計程車，從縣城跑了八九十公里到市區。 做完心電圖、胸片和抽血檢查，量個血壓，再刷上身份證，就可以獻了。魏然第一次看見，血漿是淡黃色的，經過針管和離心機，流進袋子里。大概等半小時，他們會領到現金，要麼兩紅一綠，要麼全是綠的堆一起。 血漿是重要的醫療資源，目前我國血漿供應稀缺，會給自願獻血漿者發放補貼。魏然和朋友們從靜樂縣包車過去，大概頭次能給200，第二次280，第四次310，第八次320……實際上，這筆錢還可以討價還價，魏然每次都找呂某，有時候能多給點，最高拿過360。 之後兩年，他們時常這樣來來回回，體檢流程簡化到只需量血壓，有人最多去了20次。每次去完，他們拿著兩三百現金，回到網吧里。少年趙偉照例打招呼，「又去了？」 不上班的時候，沒錢買煙了，打麻將輸了，他們就用這個方式搞點小錢。魏然沉迷遊戲，手機總因此欠費，那些錢都填到這上面。18歲的李旭第一次賣完，拿了40塊去坐過山車，「圖刺激」。後來就是花「130塊開個房」。 在靜樂縣，除了做月薪兩千的服務員，這幾個青少年沒什麼工作選擇。魏然當時無業，覺得獻血相當於「一上午就能換兩天的工資」。2020年，靜樂縣高鐵開通，汾河西岸的新城建起樓盤，他發覺消費水平也漲了，「從前500一個月就能活，現在要1000，有女朋友了，就得四五千。」 圖片●汾河西岸的新城。 這個情況下，他們時常收到聯繫人呂某的提醒——推薦朋友有回扣，也就試了試。在血漿站的公告欄上，有關於宣傳員的獎勵政策，全年新增獻血漿者大於30名，同時滿足全年獻血平均大於5次，能拿特等獎，2000元。 魏然問過一個「關係不差」的朋友，換來一句「窮到餓死，都不去賣血」。另一個青年倒是推薦成了，可對方去了一次，不願意再去。李旭在朋友面前，輕易不提這事，總歸丟人敗興，「乃刀貨（混蛋的事）」。 後來，李旭還是把呂某的微信給了趙偉。他感覺趙偉實在著急用錢，也許想給剛出獄的父親買件衣服——他聽他念叨這事兒有半年了。去年，趙偉問過他，想不想搞錢？說要讓他擼網貸，或者一起放貸。但李旭沒同意，也再次勸過趙偉，「這（血漿站）不是好地方，少去。」趙偉就擺臉，說「你別管」。 「不該來到世上」 打開趙偉的黑色雜牌手機，更多信息出現在父親趙志傑眼前——拿到呂某微信後，兒子連發了三條好友申請，第二天一早通過後，他就問能不能去獻血漿。後面的記錄顯示，趙偉大多是間隔14或15天去一次——按照規定，兩次獻血漿間隔不得少於14天，這幾乎緊緊踩在了時間線上。 不過，去年光是10月，趙偉就去了三次。除了這個途徑，他還問過一個做護士的網友，有沒有血販子？甚至加上一個「血頭」的微信。他最後一次獻血漿的時間停留在2023年12月19日，因為下大雪，比往常的間隔期晚了6天。今年1月2日，血漿站的包車司機還提醒他去。而趙偉回復，「暫時去不成了。」 兒子為什麼到了這個地步？趙志傑想不通。5年前，他因毒品入獄，委託住在附近的哥哥照看趙偉。他們家在縣城邊緣地帶，有套自建房，一樓出租給早點鋪和修車鋪，每月租金1000，趙志傑讓哥哥代收，再轉給趙偉。照他說法，逢年過節，親戚也會給兒子些錢。 2023年底，趙志傑出獄回來，先拿了姐姐給的3000塊現金，放到趙偉床前。他想彌補虧欠，告訴兒子現在不缺錢，不要有打工壓力。直到兒子死後，他才發現，這些錢幾乎沒動。回想最後幾個月，趙志傑的印象里，是兒子很聽話，說想做網管、想學紋身，他都不同意，兒子就再沒提過。 圖片●在老家的房子里，趙偉有張靠窗的單人床。 後來，趙志傑找兒子的微信好友，想要些他生前的照片，問到了魏然。從聊天的跡象看上去，這兩年，趙偉和魏然走得最近。魏然後來去了外地，在工地開挖掘機，每次項目結束回老家，都會約趙偉吃喝一頓，再去KTV通宵。有時還特意轉兩三百塊錢，或者帶點米面糧油，給趙偉「改善一下伙食」。 魏然從沒聽趙偉提起父親，只知道他的壓力來自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因為這個緣故，趙偉沒法離開縣城打工。據魏然的了解，趙偉是靠做網管每月掙1300，養活自己和母親，經常死扛到「吃的也沒有了」，不得已讓他「接濟」一下。有次喝醉了，趙偉哭著對魏然說，為什麼人和人不一樣？ 趙偉曾經表達過羨慕，覺得魏然有健全、正常的父母。可魏然講，實際上家人都拿自己當空氣。他父親一天三頓沒酒不行，有次耍起酒瘋要把他往死里弄，他第二天拿刀去跟父親算賬，要斷絕關係。母親也會打罵他，他直接和她干架。他認為父母偏心小5歲的弟弟，有次就把弟弟打得滿嘴是血，想「殺了他」。 魏然額頭掛著斜劉海，發間還有深藍色，是染色過度留下的痕迹。他說很小就開始染髮，同學都排斥他，初中念不下去了，跟人出去打工。剛入社會，有一年半的時間，他隨身帶把開刃的匕首，看誰都是惡人。這兩年賣完血回家，他癱坐在沙發上緩勁兒，母親見了要念叨，「晚上不回來，班也不上，就知道往下躺。」 回家不如回網吧——最早跟魏然一起「賣血」的青少年，都有類似的處境。家庭破碎，有人幼年父母離異，有人喪母，都是初中輟學，被家人看作「二五仔」（不務正業的人），打架惹事，「逃到」網吧。 趙偉早年沉迷網吧時，趙志傑說自己阻止過，怕兒子走上他的老路。後來他還是看見，兒子總跟大兩三歲的人玩在一塊兒，還躲屋裡抽煙。他常常怪妻子給兒子零錢去玩，為此吵起來，有時會動手。現在，他在兒子手機備忘錄里，發現一些文字——「幼年那個小男孩，家裡每次發生爭吵，家暴的時候，他都把錯誤歸結於自己，認為自己不該來到世上。」 「不死鳥」 看見獻血漿的宣傳前，幾個青少年在「陽光網吧」住了個把月。門店在靜樂一中后街，開了十多年。那個夏天，趙偉在這做網管，他們組隊玩英雄聯盟。趙偉手速賊快，別人放一個技能的時間，他已經放了兩三個。一坐在電腦前，他們常會好幾晚不睡，被周圍的人叫作「戰神」「不死鳥」。 網吧最後面的包間，成了他們的休息區。這是趙偉特地騰出來的，不對外開放，玩累了就在裡面睡覺，睡夠了出門溜達。後來，他們會拿著獻血漿換來的錢，經過長長的西關街巷道，從廣場穿過去，到撞球廳或者最愛的燒烤店，就著辣條喝酒，接著去旁邊的廉價賓館睡一晚。「血汗錢」就花光了。 那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坦」，魏然說。他們共享一套「躺平哲學」——打工個把月就辭，錢用完再想些五花八門的辦法。比如去快遞點做日結，去工地上搬磚，實在不行把手機賣了換點錢，然後暫用廉價老人機過渡……這樣又夠活一陣子。 在李旭這裡，還有一個手段。他大冷天穿短袖，套牛仔衣，自稱「氣質男」，在女人堆里吃得開。他有一套篩選機制，找看上的女人搭訕，加微信後先問一句，姐你吃飯了沒？要是對方說吃了，他就說，我沒吃。「有意思」的姐姐會轉個兩三百。還有一招是，用10塊錢的玫瑰花，換520轉賬。有時交往三四個對象，一天就能有三四千。不轉錢的他就刪了，微信里現在留著的姐姐還有200多個。 趙偉曾經想過做遊戲陪練，或者開網店，但沒有啟動資金。他跟父親說的做紋身師，也行動了，最後在微信上給「師傅」交了錢，再也沒下文。有陣網吧老闆外出，由趙偉看店，他拉上魏然，想了個飢餓營銷的法子——那時周圍網吧漲到6、7塊一小時，他就維持5塊的價格吸客，一個暑假下來，兩人各賺了兩三千。 圖片●2021年家裡準備裝修，趙偉在門口裝沙子。講述者供圖 兄弟借錢是常事，趙偉和李旭之間，總是出現捉襟見肘的微信對話——「胖，有十塊了沒？」「手機欠費一個多月了都沒錢交，我還不知道問誰借錢交話費了。」李旭去太原的餐館打工時，也想著幫趙偉看工作機會，推薦過趙偉做保安，結果因為太胖，穿不上制服，事兒就吹了。 2023年4月，魏然接濟了趙偉將近兩千，三個月後自己也缺錢了，又問趙偉要。趙偉那時剛做網管沒幾天，急得說「來逼我了，你敢要小胖這條命？值多少錢了？」魏然只能說，「沒事，我問問其他人。」 那時魏然在工地也找不到活干，還騎電瓶車把人撞了，「窮逼的煙都買不起」。他就問趙偉，啥時候去忻州，再賣次血。因為能有工作支撐，魏然算賣得最少了，斷斷續續加起來5回。 每次去血漿站，他們一般會看到有一二十人在獻，多的時候四五十，其中約三分之一看起來是他們這樣的年紀。在網上，一位混跡附近網吧的年輕人說，時常會聽到周圍有人問，「去不去獻血？」換來的錢，就用來上網。另有郊區的年輕人說，身邊有五六個20出頭的網吧青年，會去上述血漿站，大都來自單親家庭，從農村到城裡打工，干一陣歇一陣，多少有些不良嗜好，例如網賭。 「完全是上了癮似的。」魏然感覺。去年暑假，他最後和趙偉去了一次，記得針管一插進去，趙偉就開始睡覺，打起呼嚕，「（去得）勤快到對這些都麻木了。」而李旭更頻繁，陸陸續續賣了10多次。有次他和對象鬧分手，為了證明自己也能賺錢，發了個朋友圈，「我從不投降，沒人扶我時也能站起來，因為骨氣這種東西我與生俱來。」 消失 去年冬天，魏然最先得知了趙偉的死訊。出事前一晚，魏然去看過他。聽說他生病了，「比感冒嚴重」，魏然買了一堆葯，還有肉和蔬菜。一進門，看到趙偉癱在床上，「臉上沒有一絲血色」。那時，趙偉也沒告訴親友，自己的具體病情。 在父親趙志傑印象中，兒子出生時有八斤，他覺得胖是天生的，沒做過什麼檢查。小學五年級時，趙偉就得半夜坐著睡覺，白天在課堂上老打瞌睡，被班主任勸退。那時趙志傑吸一種本地毒品，每次想著第二天要帶兒子鍛煉，一覺醒來毒癮犯了，什麼都顧不上。 後來，趙志傑整理遺物時，看到一張靜樂縣人民醫院的入院證明，時間是兒子去世前10天。因為「心悸」，趙偉去了急診，檢查結果顯示「全血細胞減少，重度貧血」。而那張證明上，聯繫人電話沒填家人的，是一串陌生號碼。 趙志傑從兒子的微信里，找到了號碼主人。是個女孩，被兒子備註為「天使」。兒子向她坦白，自己去賣血是因為——「開頭是（給你）慶生，差一點點湊足飯錢想了辦法……」趙志傑又搜到，賣血第二天，兒子在一家花店訂了花，定金200，老闆還誇他豪氣。然後，兒子跟「天使」說，「後面（獻血）就是『開源節流』了。」 去年七八月，忻州血漿站靜樂宣傳點要開了，發了暑期招聘啟事：認真、有責任心，溝通能力強，有團隊合作精神者優先，底薪1000起。魏然曾叫趙偉去，「這種輕鬆活相當於白嫖，肯定要去。」 之後，趙偉的手機聊天記錄顯示，他諮詢過血漿站的人，能否去上班？對方問他，會開車？什麼畢業？以前干過什麼？趙偉回說，還沒考本子，一直乾的服務員。血漿站的人這才說，主要做發展人，推薦一個來采漿，給50。他答應了試試，希望把這當成工作。 那時，魏然也想去，但後來他在一家烤肉店找到工作。靜樂縣的升學率不高，2020年高考達線率為25%，魏然之前聽了家裡的建議，先是學修車，又去學了半年挖掘機。據他說，看中的就是挖掘機工資高，能有八千到一萬。去年，他靠自己的存款在河西新城買了房。 這份工作依靠人脈關係，才有去工地的機會。這兩年，魏然加了許多挖掘機師傅的群，在群里搶活，有時剛看到消息，打電話過去，人家說已經定了人。找不到活干，他才一時將就去賣血。拒絕血漿站的邀約也很簡單，說「上班了」，那頭就懂了。 和「上岸」的魏然不同，李旭對賣血的「癮」還在持續。他的生存方式是，賺夠今天的生活費就辭。工作沒幹過超三個月的，如今做的火鍋店配菜工，也準備辭職了。失業就躺平——在出租屋裡玩手機、打麻將，做著中200萬的暴富夢，起來一看餘額0.03，再去打工，活一天算一天。趙偉出事前兩個月，他又去血漿站，是因為打麻將輸了幾千。 李旭約了另一個朋友一起去。對方在工地上打混凝土，一停下來就會被罵，去年11月跟領導吵了一架，失業後回到靜樂縣，很快花完了家裡給的1000塊，不敢繼續要了，就去蹭一些酒肉朋友的局，每天吃一頓，或者乾脆餓著。去獻一次血，夠他把45塊一瓶的酒喝上兩三天。 這位朋友每月去兩回，這兩年的記錄有20次左右。他說在快手上聽到，獻血漿對身體好，所以他「一有空就去」，感覺「弄完輕快多了」。李旭還聽到他給血漿站打電話問，「能不能提前去？能不能一次抽兩袋？」就這樣賣了幾次，他們聽說趙偉出事了，都開始後怕。 圖片●擺著血漿站宣傳牌的縣城廣場。 血漿點的宣傳牌上寫道，捐獻血漿能「預防和改善血脂異常的情況」。這一點還吸引了高血脂的中年人，一位50多歲的男子就因此坐上大巴，從外地跑去市裡血漿站。 他做裝修生意，今年沒活干，耗到了四月，天天在廣場上閑逛。那次獻血漿，他收穫滿滿——200元的補助、一大袋衛生紙、電飯鍋，還有80元代金券。15天後，到了下一次賣血時間，縣裡開始討論「獻血漿青年的死亡」，他沒等來血漿站的電話。現在，趙偉去的血漿站已經停業，靜樂縣的宣傳點也鎖上了門。 從趙志傑那兒，魏然知道，按照當地習俗，沒成家的孩子不能有葬禮，他們家請了陰陽先生，說是得當夜下葬，最後趙偉沒來得及穿上合身的壽衣。那幾天剛下過雪，趙志傑連夜把兒子就近葬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2023年的香港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社會管理體系全面向大陸模式轉型。這一轉型動作非常的堅決和徹底，從行政體系到立法體系、司法體系，乃至包括最底層的區議員選舉全都包含在內，一起向大陸模式轉型。而香港版本的區議員其實就跟大陸的居委會主任差不多，應對的就是社區居民之間的家常里短，其實基本上沒有立法權也沒啥參政議政的權利，即便是這樣也沒躲過大陸化的命運，同樣被管束得死死的。香港當局對這種轉型趨勢也完全不加掩飾。香港市長李家超的2023年年度市政報告，開篇的整整38頁都是說：如何加強愛國主義，如何調整香港的管理模式去適應大陸，如何融入大灣區，也就是全面向大陸轉型。而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既然香港的大陸化已經是既定的政策，那麼這種轉變對於香港的影響是什麼?一直以來，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大陸與歐美之間的溝通橋樑。這種獨特的橋樑作用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能夠發展成為整個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金融中心的根本。而要起到這樣的橋樑作用，香港可以保持中立也可以在法治層面偏向歐美，這都沒問題。對大陸、對歐美以及對香港自己來說，可謂是三方得意。而一旦香港下定決心全面向大陸轉型，那麼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不能再作為橋樑，而將淪為一個非常普通的海濱小城。 在講述下面的內容之前，各位必須建立一個對於香港的基本概念。香港的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今時今日來說其實已經非常小了。2023年香港的人口規模只有750萬，這大概相當於中國的二線城市的人口規模，跟河北唐山差不多，在全國的城市人口排名中只能排名第35位。香港2023年的GDP規模折約2.70萬億人民幣，大概和蘇州差不多，在全國城市GDP規模里排在第6位，大幅低於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和重慶。也就是說如果香港不再具備獨特的橋樑作用，其金融體系無法再維持的話，那麼就香港的人口和經濟體量來說根本就不足以稱其為特區。香港沒有製造業，航運業主要也就是服務於大陸的轉口貿易，連金融業都垮掉的話，那麼香港的經濟規模也會迅速縮減，最終退化為一個非常非常普通的海邊小城。基於它已經徹徹底底的產業空心化，所以它一定比不上廈門，撐死了就是個廣西北海的水平，靠廉價的海景吸引下東北遊客這都已經算是萬幸了。接下來我會系統性的介紹香港最新的經濟數據，詳細講述香港喪失自己的橋樑優勢，從國際金融中心淪落為普通的大陸地級市的過程。 這裡首先要講述的就是香港的核心金融數據：香港股市數據。港交所每個月都會發布詳細的市場數據報告。我這裡將它從2018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核心數據全部摘取出來，形成了下表。 注意，最重要的數據就是香港股票市場的融資額，這個數據就是反映一個地區金融活躍度最重要的指標——沒有之一。金融活躍度越高，優質企業和投資資金就越聚集，相對應的股票市場的融資規模當然也就越高。從數據表中可以看出，2020年和2021年是香港股市融資規模最高的兩年，融資規模都超過了7000億港幣。在這個時候，很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科技企業因為中美決裂的緣故，回歸到香港上市，因此大幅拉高了當年度的融資規模。然而，此後的情況就急轉直下。伴隨著香港橋樑地位的喪失，資金迅速地撤離香港，2022年香港股市的融資規模迅速下降到2509億。這種降幅已經不能用腰斬來形容了，只能說是腳踝斬。2023年繼續暴跌到1507億。就這種融資規模來說，香港已經完全稱不上是國際金融中心了。到了今年一季度，香港股市的融資規模只剩下265億，同比去年一季度的331億，同比降幅高達20%。從這樣的數據來看，今年香港股市的融資規模大概就在1000億港幣左右。大概跟泰國股市差不多，融資能力基本上已經喪失殆盡。伴隨著融資能力的喪失，香港的股價也是每況愈下。2021年2月份恒生指數還有31000點，到現在已經掙扎在16000點。伴隨著資金進一步撤離香港，香港股票市場的日成交額會從現在的900來億進一步下降，從趨勢上判斷到今年底大概就只剩下700來億，根本就無法承受住現在的2600隻股票。曾經的國際金融中心，就這麼一步步的變成了國際金融廢墟。 而伴隨著香港的金融廢墟化過程，香港當局的財政情況必然會出大問題，在邏輯上這是首當其衝的後果。於是2019年香港財政赤字106億，這是受當年度激烈的街頭政治運動衝擊的後果，我們可以理解。2020年的財政赤字2326億，2020年的財政赤字1884億，這都是受當時的新冠封控措施影響，這也還可以理解。香港當時的封控措施跟大陸沒有任何區別，同樣是出行綠碼加上各種嚴厲的7天隔離措施。然而到2023年香港的財政赤字依然達到了2073億，這種數據已經超出很多人的理解了。2023年，香港當局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實現財政收支平衡，結果出來令人十分震驚。伴隨著這種連續的赤字，香港當局被迫消耗自己多年積累的財政儲備，也就是此前的政府省吃儉用存下來的財富，來填補現在的虧空。2019年香港政府手裡的財政儲備高達11331億，到2023財年結束只剩下6851億，直接腰斬。2024年的財政預算方案香港當局已經放棄掙扎了，直接制定了一個赤字預算，預計總收入6330億，總支出7769億，赤字規模達到1439億。就這個預算眼看著也根本不可能完成，首先收入上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港府的收入已經處於激烈的下降狀態，2023財年已經不到5000億，伴隨著廢墟化程度的加深，2024財年根本就不能恢復到6000多億。而財政支出壓力全都是剛性的，龐大的香港公務員群體要高薪養廉。老年人口一天天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的壓力也是擺在眼前，根本就不可能縮減。這意味著香港2024年的財政赤字，一定會值本3000億而去。也就是說香港當局手裡的6000來億財政儲備，最多還能維持兩年。兩年之後，香港當局就會花光家底變成赤貧狀態。 香港經濟本質上就是一個城邦經濟而已，城邦經濟體是無法承受長期的財政赤字的。恢復收入增長是必須的，是香港當局眼前最大的治理目標沒有之一。而對於恢復財政收入增長，香港當局想出來的第一個辦法就是刺激樓市，以恢復賣地收入的增長。香港住宅市場其實是一個非常迷你的小型市場，形容起來可以說是螺螄殼裡做道場，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可以大起大落。我這裡給出的香港住宅成交數據表，數據來源是香港土地註冊處，數據口徑是向註冊處提交了登記申請的交易量，這也是最權威、最沒有爭議的口徑。香港住宅成交的峰值年份是2021年，當年度的住宅成交套數為7.43萬套。 注意香港的房價畸形的貴，所以它的住宅面積都非常小，平均戶籍面積只有50多平米。單就成交套數來說，深圳2021年的一手房加二手房的總成交套數是9萬多套，廣州是22萬套，市場的成交活躍度全都遠遠的超過香港。2022年香港的住宅成交套數銳減到4.5萬套，房價降幅是14%。2023年成交套數繼續下降到4.3萬套，房價降幅是7%。這樣的交易規模，已經創十年來的新低。2024年的前兩個月，成交套數只有5852套，同比2023年統計的7333套，繼續暴跌20%。就這樣的數據來看，香港樓市可以說已經完蛋了。為了刺激樓市，香港當局於今年2月28日宣布”撤辣”，也就是取消大陸人在香港購房的所有限制，並同時取消多套房按揭貸款的所有限制，可以說是將所有的調控政策一把清零。各路樓市中介和媒體歡呼雀躍，聲稱香港樓市自此必然迎來大爆發。呵呵，在不可抗拒的廢墟化的過程中，怎麼可能因為撤銷一些調控措施，就推動房地產市場這種核心資產市場的繁榮?香港土地註冊處剛剛發布了今年3月份的住宅成交數據，3971套。這是什麼意思呢?2023年3月的數據是6690套。這意味著撤辣之後的一個月內，香港樓市的成交量同比暴跌41%，跌幅較1-2月份還擴大了整整一倍。所謂的旺盛市場成交，根本就是媒體和地產商聯合起來虛構的一場假象。在冰冷的官方數據面前，一切謊言都無可遁形。 樓市已經是一灘死水，根本就不可能救活。更麻煩的事情在於，香港的零售行業也出了大問題，香港人逃離香港到大陸購物的趨勢已經是不可遏制。2021年，香港超市的銷售規模同比下降了8.4%，2022年也只恢復了1.3%。這都算正常，新冠封控期間超市生意不好都可以理解。2023年，在解除所有封控措施並取消兩地的通關限制之後，香港超市的銷售額依然下降了5.7%。至於今年以來，香港人到深圳消費的信息已經是鋪天蓋地，成為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現象。香港的零售行業已經是香港年輕人僅剩的兩條就業通道之一，但是一直以來服務體驗真的是一言難盡，超貴的商鋪租金並沒有與之匹配的商業服務。翻白眼是香港所有零售業服務人員的必備技能，每一個都練得爐火純青。超高的商鋪租金帶來的超高零售價格，本來就讓人難以承受。就這樣的服務態度，不要說大陸遊客受不了，香港本地人自己都無法承受了。現在廢墟化進程已經開啟，香港的老百姓也不傻，無論吃穿著用深圳那邊的商品種類齊全，服務又好，價錢又便宜，來回的路費也就是30塊錢，隨便買兩棵蔥就掙回來了。於是，香港人逐漸就拋棄了本地的零售業。而反過來香港的零售行業也陷入萎縮，意味著香港的年輕人就此丟掉了一條就業通道。這就是典型的惡性循環，猶如無法醒來的噩夢一般，根本就掙脫不開。 問題還不止這些，香港剩下的最後那條就業通道——轉口貿易，現在也陷入了劇烈的萎縮狀態。長期以來，香港就是大陸最大的轉口貿易港，現在這個身份也在迅速喪失。歐美世界開始對進出香港的貨物執行與大陸一視同仁的政策，取消了香港在外貿上的優惠待遇。因此，此前通過香港轉一下手以規避歐美的貿易禁令的做法，現在基本上行不通了。這種影響體現在數據上，就是香港對大陸的貿易數據日益萎縮。2021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規模3785億美元，到2023年銳減到了2975億美元。2021年香港自大陸進口的規模3120億美元，到2023年銳減到了2593億美元。就現在整個歐美世界動不動就取消香港的優惠待遇，並強化對港貨品的監察力度的趨勢來看，2024年香港的轉口貿易數據還要繼續劇烈萎縮。 綜合起來看，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經毫無爭議的喪失了。它的廢墟化進程，此時此刻正在進行之中，並且在兩年之內就會走到終點。而對於這一切，香港當局並沒有做出任何應對。甚至可以這麼說，香港當局甚至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切正在發生，它只是下意識地去貼合大陸，並且開始修訂自己與大陸相衝突的整個制度體系。這麼說吧，香港喪失橋樑作用，並因此喪失金融中心地位變成廣西北海這樣的普通海濱小城，大陸的中央政府真的願意見到嗎?就我看來，還真是未必如此。保留香港的特殊性，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香港當局應該做的，是在貼合大陸的背景下儘可能地保持自己管理模式上的特殊性，儘可能地保持法律體系的公平性，儘可能地保持社會氛圍的自由和開放，並且將這種施政方向釋放給全世界。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夾縫中求生存，並且大概率還可以活得不錯。至於完完全全地迎合大陸、適應大陸、向大陸靠攏，其結果只能使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大陸城市。而在此廢墟化的過程中，港幣體系必然崩塌，並將大概率因此而引發整個人民幣匯率體系的崩塌，這個後果是全中國都無法承受的。只不過，一切都已經註定，香港廢墟化的進程也已經無法改變，所以就讓我們安靜地等待著一切的發生吧。哈哈哈哈，哈哈…… 文章來源：微博
該地疑為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 受困於金錢與意識 劉麗在鎮上買的房子，爛尾了。 她今年45歲，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願掏出家底，想換一個在山清水秀的小鎮安靜養老的未來。 鎮上的樓盤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她交錢的那一年，也是這個小鎮熱鬧的一年。 鎮上一家地產公司工作日誌里寫著：xxx推薦到訪549名客戶、成交14套房（總價值3360萬元）；日常接待人數：15946人。在一本被遺棄的工作筆記里，一個人為2019年定了計劃：賣掉10套房，拿提成。 這些充滿鬥志的故事還有另一面：把房子賣給劉麗的那家地產公司後來沒錢了，賬單顯示，他們欠著菜農22598.5元的菜錢。 小鎮地產項目遺落的文件資料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菜農是否拿回了錢，沒人知道，但劉麗的房子和錢都沒拿到，儘管贏了官司。 現在的小鎮就像一場大馬戲結束，客人離場，大象回籠，剩下的人在場子里，漫無目的地清理垃圾。 鎮上旅館老闆李怡成了這樣的角色。今年67歲的他在暗夜裡倚靠在旅店門口，叼著一根煙，對偶爾住店的人報出228元一晚的房價——在曾經繁榮的鎮上，這個價格很合理。 但時過境遷。遊客只要穿過鎮口，就能輕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 李怡說，自己和小鎮一樣，心裡藏著一個通過土地實現繁榮的夢，真實又遙遠。 鐵礦小鎮轉身 回溯前半生，李怡捏著煙蒂猛嘬了兩口：「失控了。」 這個小鎮在華北地區，人口大約兩萬，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宮，鎮內的河水流進為京城供水的水庫，鎮上的人對這一點很驕傲。 李怡也很驕傲。 他思想傳統，對「水」著迷，認為這條河是祥瑞之兆，能夠帶著小鎮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邊，用他的話說，這是風水寶地——水流不斷，生意不斷。 除了河，小鎮還有山，有耕地。 這類華北平原村莊形成大約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際，明太祖結束了長期的戰亂，鼓勵墾荒並向華北移民，之後的明成祖將都城從南京遷往現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樂年。 用漢學家杜贊奇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小鎮提供了大量關於農耕經濟為主題的樣本。直到城市發展，現代工業崛起，小鎮因為探測豐富的鐵礦，逐漸脫離農耕的生活生產方式，但600多年農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 「怎麼能賺錢過日子，就做什麼……」，鎮上人說，這是屬於他們的循環。 那是上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大興土木。李怡承包了鎮上一個小鐵礦，每周往北京送幾卡車的鐵精粉和鐵砂石。 十數年，礦機不眠不休地運轉，讓他攢夠了資本，在當時花十幾萬買下鎮上的三畝地，搖身一變，從礦老闆變成地產「大亨」。三畝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裡，他在上面蓋了四間商鋪，用來收租。 那些年，小鎮經濟圍著鐵礦轉，每年一千萬噸的產量，貢獻了當地75%左右的GDP。 歷史學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提到，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基本線索，是國家權力逐漸延伸到鄉村，傳統的鄉村社會逐漸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性，進而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這個小鎮就是挖著鐵礦，投入國家建設大潮的。 2011年，省里把綠色經濟寫進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那之後，李怡發現來礦上做安全檢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鎮和所屬的縣城接連關停三四十家礦業企業。 機器的轟鳴聲停了，留下的礦機被賣到遠鄉。李怡變賣了礦上的那些設備，認真打理自己三畝地上的旅館。 李怡轉身很容易。但對於這個傳統的小鎮來說，失去了經濟支柱產業，要換個賽道卻不那麼容易。 躊躇了兩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開了旅遊發展大會，小鎮嗅到風向，決定發展文旅。 採礦是跟土地要錢，文旅也是。 小鎮內的無人居住的地產項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那之後，從縣裡到鎮上，仗著離京近的地理優勢，計劃新建和續建十餘個文旅項目，涵蓋40餘種旅遊業態。 以小鎮所在的縣城為例，2018年第三產業投資累計完成104.1億元，佔全部投資比重47.6%，全年旅遊接待人數、旅遊總收入達118萬人次和9.8億元，分別增長35%和38%。 挖礦的時代結束了，土地開發大潮在鎮上拉開序章。 文旅故事 土地開發是小鎮經濟發展的出路，也承擔了縣裡從「礦業」到「文旅」的轉型夢想。 十餘個文旅項目陸續在2017年前後開工建設，幾大耳熟能詳的地產開發商帶著巨額資金高光入場。 曾參與小鎮地產項目前期調研和投標的設計院總工楊曉記得，他和開發商來到小鎮後，受到了極大的禮遇。鎮領導特意安排他們入住附近景區的酒店，飯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礦泉水瓶里。 調研結束後，開發商支付了14697萬元，拍下了小鎮的2塊地。在楊曉提供的項目信息表中顯示，該項目初期規劃面積70餘萬平方米，面積和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航站樓相近。 對於從鐵礦向文旅轉型，李怡說他能理解，「有次和機關的人喝酒。對方說停了鐵礦之後，鎮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開發給財政帶來的好處。」 李怡這才知道，賣地賺的不止是土地的錢，還有稅——賣地的財政收入盡數留在當地，在這片土地上建起來的企業，都得繳稅。 空置的商業街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在這種邏輯下，全國各地反覆上演土地開發的故事，地產大亨帶來巨大的資本浪潮，一個一個縣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捲。人們將其視為繁榮的象徵之一，對拔地而起的高樓喜聞樂見。 小鎮想在這股浪潮中為自己裹上一件與眾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找好市場定位，說好產品故事」。 李怡回憶當年繁華的時候，也去售樓處湊過熱鬧，對蜂擁而至的外地人，銷售的話術是「緊鄰金山嶺長城、卧虎山長城、司馬台長城，坐享文化旅遊資源，以後肯定是升值的。」 楊曉曾參與的項目在宣傳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於繁華都市；周末就來小鎮，體驗綠色自然的環繞。 在小鎮房價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該項目的銷售均價超過1萬元/平米，一度飆高至接近2萬元。 土地開發讓各地的商人、勞動者和生意人像大遷徙一般蜂擁而至。 當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館、餐廳都開在鎮中心街道上，那會兒一輛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塊錢。 地產「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著早年在礦上積累的人脈，那些來鎮上修鐵路、蓋房子的老闆和包工頭都住在他店裡。 2018年，小鎮脫貧。 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華北下了一場大雨。 一場大雨 那場大雨，把小鎮的建築垃圾衝進了河裡，垃圾混著泥沙流進水庫，影響了下游的水源。 被雨水沖刷出來的，還有當地涉河建設項目的違法違規問題。水利部副部長為此親自挂帥，進駐小鎮調查。 中國水利於2019年發布的通報 圖源：中國水利網站 在2019年10月的調查報告指出，該鎮不少建設項目存在違法違規問題，部分建築物侵佔河道，個別項目嚴重超挖河道導致河勢改變，建築物緊鄰岸線存在防洪隱患等。 同年，當初主導文旅地產項目的縣領導被雙開。河邊蓋的100多棟別墅也被推平，籌建中的河邊酒店停止施工。 李怡記得，當時不少已經付了全款的業主到鎮上登記，要求賠付。但其中有五六套卻別墅無人認領——這成了廣為流傳的小鎮軼聞。 連鎖反應的序幕拉開。 周邊的幾個地產項目價格應聲下跌，交付定金准業主們要求退訂，原本還在觀望的則毅然選擇退出。開發商先開始拖，讓之前賣房的銷售來善後。但作為一個責權都沒有的打工人，只能反覆地回答：退款無法辦理。 開發商的資金問題也逐漸暴露。期房賣不掉，也就沒辦法給供應商結款。隨後，部分開發商試圖將房子賣給施工方，用於抵消工程款；也有開發商開始清編，原本100多人的銷售團隊被裁了50多人。 和劉麗一樣選擇訴訟解決的業主不在少數，但等了快一年，判決下來了，卡在了執行階段。有業主在群里說，（開發商）肯定沒錢了，「新聞說老闆跑路了」。 河道的別墅，目前已閑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人們離開了小鎮。 李怡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為鎮上的人貼上標籤——原住民、退不了房的，還有住不起知名景區酒店動輒單價千元的遊客。至於，原來那些和地產、基建相關的打工者，現在都散得差不多了。 一份2020年4月的值班表顯示，當月只有一個人在冊。而這個人在2018年人員花名冊中，是經營部負責年終總結的領導。 那位夢想在2019年賣出10套房子的銷售人員或許早已經離開了小鎮。 但當地人還是不理解，怎麼一場大雨，一切都停了。 「都沒了」 2023年12月末，雪落華北，傍晚5點，小鎮就黑透了。鎮上開了路燈，罕有行人。 一天下午，李怡心血來潮，吆喝著要去那些曾經喧鬧的項目轉轉。路上一片雪白，被他的車一碾，露出烏黑的瀝青。 離開小鎮不到4公里，一排建築孤立無援地立在坡上，李怡說這幾棟是那家頂頂知名地產商的項目。 「這還不算什麼」，李怡指著不遠處說，那是建到一半的酒店公寓，現在有幾間房，還堆著被褥和生活用品。 住在裡面的人說自己是「看攤兒」的，可放眼望去，大門、樓棟、銷售中心都掛了鎖。工作人員自己也說不清，還有什麼要「看」的。 「反正一個月有個幾千塊錢，什麼賺錢就做什麼。」一位工作人員自嘲道。 開過河上的一座小橋，李怡一邊叼著煙，一邊打方向。「華北地區很多山都是向斜構造，就像千層餅的構造，那些開發商竟然想得出在山上建房。」 從小鎮到縣城，李怡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各式各樣的地產項目都會在眼前掠過，有的建成、有的還沒。有那麼一瞬間，李怡在面對土生土長的原鄉之時，覺得有些陌生。 還有點生氣的是鎮上一處近山樓盤，據說裡面住著不到20戶來自京城的老人家，開發商在2022年11月15日勉強交付，只不過樓盤還沒有集中供暖，要辦理供水供電供氣之類的手續，得去40公里外的縣城。 鮮有人居住的新房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老人們感覺自己像是被遺忘的人。但李怡卻覺得他們還不錯——至少交了房。 小鎮很多事都變得物是人非。李株在學校邊上經營一家漢堡店，孩子讀4年級，從去年開始，她發現學校加收的雜費和學費都漲了。她和家長在小群里你一言我一語，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沒錢了。 李怡身邊不少朋友向他抱怨，工資和績效被拖了好久。 一場雨澆滅了小鎮的地產夢。 回旅店的路上，李怡嘀咕了一句：「之前靠礦，後來靠房地產。現在兩樣都沒了。」 「內卷」與無力 黃宗智在1979至1980年用英文書寫《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時候，創造了一個詞——involution。當時出版社將此翻譯為「內卷」。 他對內卷的定義是，「沒有發展的增長」。這是由小農經濟孵化出的小農意識產生，這種意識會讓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長遠的發展。 正是因此，一些社會有意識地進行轉型，在他們的小農經濟往市場轉化的一兩個世紀里，華北的小農經濟，仍是小農經濟。 時過境遷，儘管李怡早就擺脫了小農的身份，但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他的意識仍是。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漢化出版之後不到十年，深圳在1987年拍賣了中國的第一片住宅用地，面積8588平方米。此後，房地產產業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 空置的地產項目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 此後的2009年，央行和銀監會聯合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台，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 地方的城投公司，就是這類融投資平台。 同濟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鍾寧樺和團隊研究認為，地方城投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做了很多非盈利的項目，比如造橋修路。依據一線城市土地價格上漲的規律，當基建完善後，土地便會升值，通過拍賣以獲得更高的溢價。 小鎮所屬的城投公司，也在2009年成立。 依照當時的政策，小鎮把公有企事業單位的資產納入城投，比如自來水公司、燃氣公司等，更好地發揮投融資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減輕了當地財政的負擔；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的土地價值。 次年6月3日，鎮上賣出3萬多平方米的土地，這條消息掛在小鎮所屬的國土資源局的網站，這是網站里最早一條土地拍賣的信息。這筆交易比「中國第一拍」晚了13年，但賣出的面積是深圳的3.5倍，入局稍晚，但步履不停。 李怡試圖進入城投體系，為新建的商品房做終端的凈水設備。他用盡了自己的私人關係，可沒成功。 跟著一線城市的規律，小鎮很快嘗到了甜頭，土地價格隨之上漲。但十數年下來，被授權擁有土地拍賣資質的地方城投，為了基建，以及沒有及時收回土地拍賣款項，累計了高額債務。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用「飲鳩止渴」來形容想要依靠賣地而走出發展困境的縣城。他覺得，（房地產）不是解決縣城困境的方式，也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道路。 縣城規劃館一角 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
提起精英薈萃的地方，美國矽谷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科技是這裡的代名詞，海量的工作機會和可觀的薪水吸引著無數科技人才在此匯聚，其中包括數量龐大的亞洲移民。 然而在光鮮的背後，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卻承受著難以想像的壓力。 今年二月份，一個16歲的華裔女高中生卧軌自殺，讓矽谷的高中在美國互聯網又引起了討論。 網路截圖 網友們敘述著自己在矽谷上學時的經歷，以及對矽谷課業壓力的所見所聞。 「我女兒以前去過那裡，那個環境就是高壓鍋。」 「移民家庭給孩子的壓力太大了，競爭激烈得彷彿失控了一樣。」 網路截圖 更令人唏噓的是，在過去十幾年內，矽谷的高中經歷過不止一次的自殺潮。 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養成課業滿分的谷愛凌，然而他們的幻夢都破滅了。 01、爆棚的壓力 事發高中名字叫做岡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於加州的帕洛阿爾托市，這也是矽谷的主要城市。 在這所亞裔佔比近一半的學校里，學生十分優秀，每年約有20名學生進入斯坦福大學。74%的學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擁有研究生學歷。 與岡恩相距不遠的另一所精英中學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況也類似。亞裔近四成，美國高考SAT成績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隨亮眼成績一同出現的，是該地區難以忽視的青少年自殺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爾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殺。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殺。 由於城市裡有鐵道經過，因此學生們自毀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軌。 網路圖片 頻繁且大規模的案例讓輿論嘩然。隨後學區採取了多種措施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 不過，此後的幾年雖然沒有再出現過自殺潮，但總還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岡恩一名高年級學生在家中自殺身亡；2021年，已經從岡恩畢業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軌自殺，此前他已與抑鬱症抗爭多年。 在外人看來，精英學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無量，做出這樣的選擇實在令人費解。 事實上，這些悲劇的來源恰恰在於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爾托，學生的首要目標是進入頂級大學。 但申請名校談何容易？二十幾年來，頂尖大學的錄取率不斷下降。 以哈佛大學為例，1990年的錄取率為14.3%，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變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網路圖片 為了增加成功的幾率，學生只能儘可能多地選修高難度課程和參加課外活動。即使他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進學校就參加了水球訓練班。此外她還是校游泳隊、女童子軍、爵士樂隊和話劇團的成員。 回到家後，家裡也有一些雷打不動的規矩：家庭作業做完才能玩，學校布置的所有任務也必須要完成。 同大多數亞洲父母一樣，泰勒的媽媽每天準時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試時間和成績。 密不透風的作息安排讓泰勒喘不過氣，但她能做的卻只有遵從父母的意願。 最終在一天夜裡，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藥。好在父親及時發現，才沒有釀成悲劇。 競爭是加劇學生壓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著其他人正在落後。」這是帕洛阿爾托學生們的信條。 有時候，這種比較還會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當發現自己落後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失望感。 長此以往，沒有進入頂尖大學即是失敗，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當自殺潮被媒體報道後，畢業於哈佛的NBA球員林書豪發帖講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歷程。 網路截圖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高一的時候，就堅信接下來四年的平均績點將成就我的未來，或者毀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業、每個項目、每次考試都決定著我進入頂尖大學還是普通大學，決定著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 林書豪還表示，無數個星期日的晚上，他都會從沒考好的噩夢中驚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經歷了兩起同學自殺的事件。 高壓程度，可見一斑。 02、更艱難的亞裔 對於亞裔學生來說，面臨的壓力似乎還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們成績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視為「學習機器」。很多時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們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進入同一所大學。 這從紀錄片《再加把勁》里可以窺見一二。 該片展現了舊金山頂尖公立高中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情況。這所學校亞裔學生是主要群體，東亞人熟悉的「努力」隨處可見。 網路圖片 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的索菲婭是網球隊的隊長、慈善組織的聯合主席、編程俱樂部的副主席，同時還是校報的編輯。 網路圖片 父母來自中國台灣的埃文覺得成績無法定義一個人，但在台灣習慣了努力的媽媽不這樣覺得。 網路圖片 同帕洛阿爾托一樣，這裡的孩子也相信答錯一題，整個人生都會不同。因為那意味著：得分從A到B或從B到C，這會影響整體成績，進而影響平均績點，最終影響進入哪所大學。 不過，在洛威爾，就算GPA4.0、SAT接近滿分，被斯坦福錄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學校的物理老師直言：「即使你應該被錄取但你可能也進不去常青藤大學。因為——你是亞裔。」 網路圖片 在名校招生官眼裡，洛威爾的學生只會背誦一堆材料。而他們想要的，並不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學生。 紀錄片的最後，索菲婭被哈佛、耶魯等六所名校拒絕，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絕。 網路圖片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滿分的亞裔學生接連被六所名校拒絕引起廣泛熱議。 這名學生直言不諱地表示：「作為亞裔美國人，我有20%的機會被哈佛錄取，作為非裔美國人，我有95%的機會。」 當事人Jon Wang 至於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國的「平權法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為了保障少數族裔享有平等進入大學的權利。美國高校依照「平權法案」，為特定族裔學生保留固定的名額。 這原本是促進公平的事情，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亞裔與非裔、拉美裔同時進入候選名單時，該法案卻傾向錄取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 在很多人看來，這已經屬於反向種族歧視。 有公平招生組織認為，在亞裔美國學生中，對偏見的感知導致了「異常高」的焦慮和自殺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動的壓力，與骨子裡難以卸下的緊繃，亞裔青少年心理負擔更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極端一些的，則走向了更可怕的不歸路。 03、「別人家的孩子」 2010年，一場綁架案震驚北美。 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綁架父母，其中父親遭遇重傷，母親不治身亡。 從上學起，珍妮弗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三歲學鋼琴，六歲學花樣滑冰，家中擺滿了獎盃和證書。 學校里的珍妮弗成績也很優異，小學時門門功課都在85分到95分之間，屬於班級的榜樣。 整個童年，她都在訓練和家庭作業中度過。 滑冰訓練到晚上十點——熬夜做功課——第二天早起訓練，這一條按部就班的作息成為珍妮弗的日常。 就連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學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對更是幾乎不參加。 〓 珍妮弗·潘 不過，在嚴格的教育和模範學生的光環下，珍妮弗漸漸養成了極端完美主義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績超過她，她就會很惱火，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贏回來。不允許自己輸的好勝和志氣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裡。 然而到了八年級，珍妮弗還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沒能當上畢業生代表。 習慣了當優等生的珍妮弗無法接受現實，她覺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無意義。 到了九年級，珍妮弗的成績便開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從門門得A的好學生變成了中等生。 為了避免父親看到成績後的憤怒，珍妮弗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製造一份假成績單。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後，便再也無法關上。於是，珍妮弗的行為愈發大膽。 高中最後一年微積分掛科導致她無法上大學，她製造了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被「錄取」後，她每天都背著書包按時「上學」、「記筆記」，實際上則是前往社區圖書館。 後來她又騙父母說自己以優異成績轉學到多倫多大學的藥學專業。 這期間，她還瞞著父母交了一個涉嫌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紙哪裡能包得住火？謊言越多，被揭穿的壓力就越大。終於有一天，事情徹底敗露。 大發雷霆的父親不許珍妮弗再踏出家門。 無法獲得自由的日子裡，珍妮弗覺得這一切都是父親造成的。殺掉父親的念頭從此在她心裡埋下了根。 三個月後，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劇。 諷刺的是，庭審時，珍妮弗的父親說直到慘案發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覺得家人過得幸福快樂。 網路圖片 績優主義像植入華人家庭中的病毒，你無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個成員都為光鮮亮麗的成績而著迷。 而一旦超過了它應有的限度，便會將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的矽谷更是變本加厲，因為如果你的人生樣本是谷愛凌，那麼不僅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課業都要拿到A。 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還要成為單項運動的奧運冠軍，出入名利場與各國頂級名流推杯換盞。 網路圖片 但是，世界上又哪裡有這麼多的谷愛凌呢？那一整套的「優秀」模板，又真的適合每一個孩子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
據大象新聞報道： 4月16日，蕪湖市調查專班成員、市政府（市營商辦）相關負責人在「蕪湖市持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發布會」上回應此前網傳某企業「一年內被執法檢查超200次」的問題時表示已經第一時間組織專班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表明：2023年，蕪湖市直相關單位和繁昌區對該企業開展檢查、走訪活動共計65次。 但在這65次之外，相關部門還對該企業開展了安全環保等工作指導25次、宣傳走訪9次、助企紓困走訪5次，65+25+9+5=”104″。 也即，在政府統計中，一年政府官員到這個企業達到了104次。其中，執法檢查26次，內容涉及生產安全、環境保護、違法建設等，涵蓋交通、生態、水務、應急等領域事項。 但碼頭承包負責人稱，自拿到《港口經營許可證》之後一年的時間內的200餘次檢查，都「有據可查」。 也即，104次，是不是準確，現在都是存疑的。 這樣的事件，其實屢禁不止。 天真的群眾或許以為，這是政府機關人員盡心盡責，但只要有過中國社會的常識，就明白，這些執法機關人員的意圖是什麼？ 不就是吃拿卡要麼？ 2022年八月，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組在江蘇省興化市對群眾通過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反映的問題線索進行明察暗訪時發現，該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員在辦理培訓證明、出具檢測證書、開展現場評審等環節，向當地20多家企業吃拿卡要，干擾企業生產經營，造成企業沉重負擔。 「執法部門三天兩頭來廠里檢查，連門口放個孩子的玩具都被記錄說不規範。想在這裡辦企業，就要先認識有關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想認識就得送東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興化市創業的企業負責人說，截至目前，他至少轉給嚴某1萬餘元的申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資料整理費、8000元的其他資料費。 「興化市各個執法部門沒事就來廠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態。我們還必須找執法人員指定的第三方機構做檢測，每年檢測4次要花1萬元左右，想在這裡開廠不按他們的來不行。」一名企業負責人直言。 隨便來幾個政府官員，吃頓飯，就得上千。 其間，嚴某要求杜某在現任科長萬某親屬經營的酒樓接待專家組用餐，並支付餐費及煙酒費3000元左右，用餐人員除了2名評審專家，還包括嚴某、萬某及興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共9人。 不但要吃，還得拿。 此外，在嚴某要求下，杜某還向評審專家送紅包共計3000元，支付路費1600元、住宿費360元。 企業不僅要承擔這些費用，經營上能正常嗎？ 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上門檢查或是宣傳，企業里是不可能派一個普通員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數據來看，除去周六周末，兩天政府就得來一次，企業的管理人員，還能幹什麼事嗎？ 甚至很多企業老闆，根本不敢派副總或普通高層去接待，因為官員們會不爽，會認為你瞧不起他。 不管你是多大的老闆，哪怕是中國那些大企業企業的老總，不斷地接待各種官員，都是一種常態。 你敢不接待嗎？不接待，對方說不定就給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業，越害怕這種事情。 中國的大企業們，還往往設立了政府關係部門，聘請原政府官員來專職與政府部門協調各種事務。 有不少幼稚的人罵企業搞政商勾結，絕大部分老闆喜歡幹這種事嗎？不想乾的，只要市場是來源於消費者的企業，他們建立這樣的部門，就是要應對各種政府檢查，以及減少管制對於企業的影響。 而另一些做政府業務的企業，則建立了專業的政府攻關（沒寫錯）部門，既然做政府業務，總得找決策人，不搞政商關係，很難拿到業務。 這一問題，是存在了幾十年的一個老問題，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為熱點，但是，一直沒有改善。 因為始終找不到癥結所在。 更多的人將這種問題歸結於沒有監督，但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上，各種監督不管是輿論上的、體制上的監督機制多如牛毛，但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 真正的問題出來在權力本身上面。 這麼多官員，能到企業里去檢查的原因是什麼？他們手上有權力。這些權力具體叫什麼呢？來自於各種管制法律。 各種管制法律對企業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要求、標準，要求企業必須要達到，那怎麼保證他們達到呢？就依賴於政府機關人員頻繁地進行各種檢查。 正是各種管制授予了官員們管制企業的權力，而任何人擁有了權力，都不可避免會濫用，會用來服務於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指望幾百萬官員們，個個都有著高尚的理想，他們一切行動只為了「人民」的利益，他們也渴望過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開好車，住好房。 手上有權力，那麼為什麼不用他來換錢呢？ 靠監督，是解決不了權力濫用的問題的，因為監督者也會成為權力擁有者，他也會用這個權力換錢，公檢法系統的腐敗並不比其他領域少。紀委的官員們，也頻頻出事。 要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減少權力。 但減少權力，是史上最難的一件事情，他不僅來源於權力部門自身利益保護之必然，還來源於最為廣大的民眾。 民眾們不希望減少權力的存在，才是權力擴張、權力尋租更深層的原因。 食品出問題了，他們希望成立政府部門，從源頭、從生產端就開始檢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讓民眾們吃上安全的食品。 那個樓著火了，民眾們希望消防大隊最好天天檢查每一棟樓，恨不得讓所有的樓房都配上幾十個滅火器，不配就罰款。 人們對風險的恐懼，催生出他們對管制的呼籲。 這種呼籲的結果 是，瞌睡碰上了枕頭，政府部門因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擴權。 擴權不僅僅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麻煩，還讓全社會的稅負在不斷上升，你既然要求一個烏托邦式的安全世界，那麼，請一億公務人員也不算多。 所有的管制，其表面目的，都是為了消滅災難於萌芽之中。 為了防止交通事故，那麼車子就需要年檢，不年檢，不能上路。於是，哪怕你的車天天在4S保養，哪怕現代汽車有著優秀的自檢系統，不行，得政府來檢查，為了你好啊。 人們呼籲管制的結果，最終讓自己的稅收不斷上升。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生存，就取決於你的政府關係，只要你有關係，那麼，你受到的管制就少一點，只要你沒關係，在很多事上，你寸步難行或是只能接受各種管制下的高額成本。 我不想批評官員或政府部門，因為這種批評毫無意義，給予權力給到大部分普通人，人人都會這麼干。 我更希望地傳播一個觀念，不要追求一個無風險社會，不要為了安全，追求讓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 不能因為你保管密碼不慎，讓孩子在網上消費無度，就要求停止一切直播，甚至一切遊戲。 那些天天一碰到各種事故，就瘋狂批評政府沒管好的人，其實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們不相信市場，只迷信政府的力量，才導致管制越來越多。 最終，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個人都得承擔，對管制的呼籲，只會導致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形成一個拿高薪、有額外紅包收入、醫療有特權的龐大群體。 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管制導致的營商環境的惡化，最終讓企業在這個社會舉步維艱，他帶來的後果是工資的下降，集體的貧困。 什麼時候，碰上任何災難，我們不呼籲讓政府管一管，這個社會才能進步。否則，這樣的事，不但解決不了，反而會越來越嚴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民生無小事！ 沸沸揚揚的重慶燃氣「換表增費」事件持續發酵。 近日，重慶多個區市民集體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換新的智能燃氣表後，使用量未增加，燃氣費用卻增長了不少。 4月10日，重慶燃氣集團回應稱，收到個別客戶反映燃氣費用高、懷疑氣表計量不準的情況，「對此，我們秉著高度負責的態度，逐一核實情況，及時回復處置，得到了用戶的認可。」 4月12日，重慶燃氣集團發布《澄清公告》，稱該公司「新更換的氣表均經法定計量檢定機構檢定合格，並具有檢定合格的標識」，且「截至本公告發布日，未發現已複核氣表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但上述行為未能平息輿論風波。 網路圖片 目前，重慶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多個相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已經進駐重慶燃氣集團、凱源燃氣等相關燃氣企業開展調查工作。 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公眾的疑惑不會散去。這些天，重慶市民曬出的燃氣賬單，讓網友們大開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飛機都『跑得快』，家裡沒什麼人，換表之前從來沒有上過100元，現在每個月幾乎都得200元」。 重慶20萬更換了燃氣表的居民用戶發現，他們的燃氣費用，上漲到了原來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裡今年3月份的燃氣費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發布視頻顯示，小區停氣後，打開水龍頭，燃氣表仍然在轉動，驚呼離奇。 「七年前換了房子，搬進去後電錶從幾十度漲到幾百度一個月。現在最少一個月是421度。這事疑惑好幾年了。」 還有人拍視頻佐證，家中沒人，但燃氣表自動在走。 在網上，關於質疑和聲討重慶燃氣的輿情迅速引起廣泛共鳴和聲浪。但重慶燃氣公司稱，燃氣表符合國家規定，不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對此，有人認為，可能是他們人為地將燃氣的濃度或氣壓調低了，導致氣量增加，這種手段堪比入室搶劫。 網路圖片 我看了下重慶燃氣的財務數據： 2020年凈利潤3.76億。 2021年凈利潤4.56億。 2022年凈利潤4.02億。 2023年快報凈利潤約4.93億。 從數據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於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潤，低了約1個億。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潤卻大幅增長，同比增長約824%，達2.19億，佔了全年利潤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潤的暴增，和重慶「換表增費」的時間線高度重合。 網路圖片 一邊是居民燃氣費用出乎異常地翻倍，一邊是涉事企業大賺特賺，天然氣卻沒多賣多少，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 重慶燃氣事件的發酵過程說明，光靠燃氣公司自查自糾，或讓市民和燃氣公司來回扯皮，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輿情鬧大了，重慶市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進駐重慶燃氣公司：萬一查出點問題，你說這算是違法所得，還是財務造假呢？ 其實燃氣，自來水，電力等都是關於民生的相關企業，他們一旦業績大幅上漲，那麼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們業績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無法無天了！ 希望全國都徹底查一查。這是觸碰社會底線，更是從群眾口中奪食！ 一定要查出這些蛀蟲，必須將其繩之以法才能平息群眾怒火！ 這不是個例，在全國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甚至在水表，電錶上有沒有可能做了手腳。 今天又看到媒體報道，在問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說自己的房子1年沒住人，卻出現了燃氣費用及違約金。疑似是成都的網友曬出欠費截圖，稱自家更換新表後，短短20天內竟有高達17000元的天然氣費用。 同樣是更換新表，同樣是費用異乎尋常地暴漲，如果這些反映屬實，需要跟進投訴、聯合調查組進駐的，可能遠不止重慶一地。 我們國家計量儀錶，是有強制合格證和檢驗制度的，走表不準，這麼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過監管的？監管有沒有瀆職、腐敗？這個問題也是核心。 面對水電燃氣這樣關於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應該有當地政府來回答、釐清，讓每一戶有疑問的人家都得到滿意的解釋，不能讓人多花一分冤枉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非虛構故事
「年紀輕輕的，怎麼就想不開來當保潔了？」 幾乎每個轉行做保潔的年輕人都經歷過這樣的質疑。畢竟在世俗觀念中，保潔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乾的都是些臟活累活，如果不是別無退路，很難想像有年輕人願意主動投身其中。 但事實是，年輕的從業者，甚至是年輕的高學歷從業者，正不斷湧進家政行業。 保潔的臟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個月，「90後」江岳數不清自己打死過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悶熱的夏天遇上難度係數較大的單子，垃圾發酵的味道幾乎要將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對於入行兼職剛滿三個月的「95後」研究生張曉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態。由於過多接觸清潔劑，他的雙手經常脫皮，指肚上的指紋都快被「燒沒了」。陳浩凡仍記得第一單收費的單子是2000元，他和三個夥伴連續做了三天三夜。 張曉的手/受訪者供圖 但他們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選擇。江岳覺得，他們這幫做保潔的年輕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過各種各樣的苦後，他們變得更加務實，最終在保潔的「苦」中收穫到了自己渴求的價值。 1、一份「純粹」的工作 走進廚房，映入眼帘是瓷磚牆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點以及大片黃色油污，然後是銹跡斑斑的灶台；隨手翻開一個紙箱或挪動一個架子，十幾隻蟑螂逃竄四散，隨之而來是尖銳的爆鳴聲。 這是陳浩凡團隊2021年年底在B站上傳的第一個保潔視頻。三四個20多歲的年輕小夥子穿著統一的黑色短袖與深色背帶褲，手腳麻利，分工明確，視頻里的短短一分半鐘，屋子便煥然一新，變得既整潔且溫馨。 陳浩凡今年27歲，安徽人，2018年從部隊退伍。在進入保潔市場之前，他在教培行業做過幾年銷售。據他觀察，退伍軍人選擇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練或銷售。不久疫情來襲，教培行業生存困難，他決定尋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長們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衛生方面有更高的訴求，而傳統家政無法滿足，於是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機。 艾媒諮詢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2776億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億元，增長近3倍，未來將保持平穩的增長態勢，2027年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有望突破13000億元。據行業協會測算，我國家政從業人員超過3000萬，實際需求超過5000萬，是較為少見的供不應求的行業。 年輕的保潔員們與堆滿垃圾的屋子/圖源：馬俐管家 保潔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工作，但陳浩凡覺得，這一行的發展潛力大，門檻相對較低，況且部隊衛生要求嚴苛，搞衛生恰巧又是他擅長的領域，值得一試。2021年，他拉了三個退伍的朋友一起，籌了十幾萬，註冊了「超級管家」公司，並經營起自媒體賬號，將清潔過程配上歡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進而獲取客源。 年輕人愛看這類視頻，能從清潔前後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壓」，「90後」江岳也愛看，尤其愛看「馬俐管家」的視頻，他喜歡看把東西打掃乾淨的過程，也喜歡裡頭年輕的保潔員們輕鬆自在的相處氛圍。2022年7月，他決定加入這個保潔團隊。 江岳厭倦了複雜的辦公室生態。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設備公司做銷售，對錯綜複雜的職場關係怨言頗多。譬如，A領導跟B領導不和，但是兩個領導同時安排下來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沒法不得罪任何一方，總是會陷入兩難的境地。還有同事間勾心鬥角拉幫結派，下級巴結上級，類似的事見多了，他覺得沒勁。 他很喜歡目前的狀態，雖然身體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納師，實際做了清潔師，享受把髒亂的屋子收拾整潔帶來的成就感。他這兩年被調到了運營崗，但單子多起來，他也常去一線參與保潔。兩份工作薪資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區間內，但做保潔「更純粹一點」。他的同事也都是「90後」「00後」，彼此玩得來，偶爾幹活會開啟「PK模式」，看誰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數量更多，無論輸贏都覺得開心。「沒有那麼多組織框架，大家就一個目標，就是把這個客戶的單子做好，每個人都能拿到自己對應的回報。」 垃圾旁，牆面上爬著幾十隻蟑螂/圖源：馬俐管家社交平台發布視頻截圖 「（他們）基本都是看過視頻，覺得工作很解壓，相當一部分都是沖著這個來的。」江岳的同事來自各行各業，除開占相當大比例的退伍軍人，還有搞銷售的、搞業務的、外賣騎手、進廠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員構成中，本科生的比例達到了50%，大多有從事本專業相關工作的經歷。 江岳沒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轉行的原因，但要說這群人有什麼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體很累，但天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他們樂意吃保潔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潔 在「樂意吃保潔的苦」的年輕人中，張曉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張曉是「95後」，目前在廣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專業讀研究生，兼職做個人上門保潔已有三個月。在他接觸的做這個兼職的人中，老一輩居多，本科以上學歷的幾乎沒有。 他剛開始兼職保潔時，是跟著家政團隊一塊，「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壓榨得很厲害」。他一邊做一邊留心別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學懂了便決定脫離團隊，自己單幹。再加上本身當過兵，又愛整理，他一路收穫了很多好評，如今已積累起穩定的客源，時薪能達到50——60元，「算是比較高的」。 他有一個黑色的大雙肩包，平日里裝的是電腦、充電器和書本，做兼職時則裝滿了除膠劑、除油劑、小蘇打、百潔布、地刷等各類清潔工具，大概「兩個西瓜重」。周邊同學中知道他在干保潔的不多，常調侃他又「出門釣魚」。 張曉發布的小紅書帖子 張曉的工作日通常是這樣開始的。六點起床，吃過早餐，七點前抵達離學校１公里的地鐵站，再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趕在客戶早上出門上班之前到達。跟客戶確認過需求，張曉便進入房間，從天花板、牆壁，再到柜子、各種死角，最後再進行收納、收拾垃圾。「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得搞乾淨，到用白手套隨手擦拭都不見灰塵的地步。有時上午搞完衛生，他下午就得趕回學校敲論文或參加學術講座。 得知張曉在讀研究生，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驚詫。有一次，一個老客戶對他說：「只要願意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你一個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潔？」在更新保潔日常的小紅書賬號里，評論區也充斥著不解的聲音，甚至質疑他故意造人設。他明白對方沒有惡意，也猜測自己的選擇在別人看來或許是無能的表現。 事實上，張曉主動選擇保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此之前，他做過很多次嘗試，吃過許多保潔之外的苦。 他本科讀的是工科專業，畢業後當了兩年兵，退役後由於缺乏工作經驗無法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跑去國際物流公司做過半年銷售。 《不止不休》劇照 銷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資和無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積金到手2600元，再減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個月掙來的錢恰巧只夠他「拮据」地活著。電話推銷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撥50個電話，只能加上兩三個客戶。他本身不抵觸這份職業，但被拒絕多了，每回準備撥打電話時，他甚至暗暗地祈禱對面不要接聽。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戶維持聯絡，兩人交談甚歡，以為馬上要談攏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業務與公司產品不匹配，只能空歡喜一場。 當時受疫情影響，他感覺物流行業在走下坡路，決定另尋出路，辭職備考。張曉覺得自己不再年輕，「沒有孤注一擲的資本」，選擇了「多線作戰」，同時準備了省考、國考、軍隊文職考、研究生考試，「幾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時間，他每天四點起，晚上十一二點睡覺，中途還去擺攤賣過「黃酒」，最終意外上岸了花費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張曉選擇保潔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時間分配和相對豐厚的收入。 他的同學大多在大廠實習「鍍金」，為日後找工作做準備。對張曉而言，實習需要坐班一整天，時間不自由，補貼少，難以養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單位會給他交社保，讓他失去應屆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劇照 他做過考研諮詢老師，但機構太遠，需要坐班，遂放棄；他還做過家教，每周給四個學生上課，時薪在80——150之間，但學校課程和授課時間相撞在夜晚，再次放棄。 「在很多人看來（保潔）是比較低賤的」，但張曉對「現實的考慮更勝一籌「，而保潔這份工作確實能夠幫他更好地處理當下的狀態。他能夠在不耽誤學業的前提下自由協調工作時間，時薪較高，他手腳勤快些，每月能賺六七千。這筆錢足夠生活，還能額外給家人一些幫補。 「別人能幹，那我為什麼不能幹？」張曉的想法很簡單。畢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後都是會感到疲憊的」，保潔也只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不想讓父母覺得自己很辛苦，並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潔的事情告知他們。 ２月的最後一天，張曉在自媒體賬號上寫道：「不管怎麼樣，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錢多錢少不重要，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什麼都干，存錢最重要。」 3、酸痛，臭味，與成就感 入行保潔的年輕人會很快發現，這份工作比想像中的還要苦。 身體上的疲憊是顯而易見的。張曉愛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兩個西瓜重」的書包背多了，再加上搞衛生時需要持續地彎腰，他經常感覺腰酸背痛。有時太痛了，疊衣服時他會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這樣的姿勢能讓他舒服一些。由於經常接觸清潔劑，他的手經常脫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紋都被燒沒了」，指甲旁還常長出倒刺。 常規單是三四個小時，但碰上開荒保潔或面積特別大的單子，需要連續干八九個小時，更誇張的時候，他一天的工作時長是16個小時。「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會早點睡，早點睡覺就是我消除疲憊的一個方法。」 另一個變化是，飲食不再規律。由於體力下降或複雜的現場情況，花在某一單的時間經常會比預想的要長，他只能過了飯點再吃。有時是兩個單子時間挨得近，他需要趕去下一單；有時是單子結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鐵站搭末班車，張曉總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趕不及吃飯是常事，他一般會到便利店買一兩個菠蘿包，或者乾脆不吃，「一整天沒吃東西的時候都有過，不停地在做」。 為了趕上下一單，張曉買了兩個菠蘿包在路上吃/受訪者供圖 陳浩凡對這種高負荷的工作強度深有體會。他至今記得第一個收費的單子，他和另外三個創業夥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兩點，睡四個小時，然後五六點又起床趕路到客戶家中接著干。這一單的收費是兩千元，驗收完成的那天夜裡，四個人又餓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邊攤有賣烤全羊，於是花一千多點了一隻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壓清潔視頻吸引前來的江岳，發現實際面臨的工作環境比視頻中「還要惡劣幾十上百倍」。同事們做過最誇張的一單，垃圾在門口堆得半人高，搞衛生得爬進去，由於老鼠太多，屋裡甚至還有蛇。 最可怕的是氣味。高溫的夏天，狹小的空間，垃圾發酵的味道直竄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沒法阻擋。一整天待在裡頭，人幾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實打實的。 張曉在進行清潔工作時，時常會遇到害蟲/受訪者供圖 張曉本身有通過打掃衛生消除壞情緒的習慣，工作時也「把別人家當作自己家」，每當看到煥然一新的整潔房屋，看到客戶滿意的笑臉，張曉「看了也覺得開心」。客戶特別滿意時，還會額外給他轉個幾十塊甚至一百多塊。 成果是可見的，反饋是即時的，幹得多掙得就多，干保潔的年輕人喜歡這套簡單的邏輯。 對於江岳而言，保潔的意義還在於增長見識和幫助他人。 雖然是只佔極少數的情況，但他確實遇到過一些需要幫助的個案，譬如患有囤積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著許多動物屍體的中年男人，長期閉門不出、家中堆滿外賣垃圾的年輕人。他起初覺得不解，怎麼會有人把家弄成這樣？後來發現各有各的難處，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會關愛。 他碰見過一個住在老小區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間里，擺滿了各種保健品、洗衣液、調料品，光是醬油、生抽就幾十瓶，許多早已過期變質。他站在那裡，看到老人的手機屏幕里充斥著各種買東西的群，「很明顯就是上當受騙那種」，後來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溝通問題。那一單做了三天，老人不願意扔東西，他們就把上面的灰塵擦掉，擺放整齊，又細細地叮囑對方如何維持衛生。 張曉從客戶家中清理出來的垃圾/受訪者供圖 後來他們陸續回訪過幾次先前服務過的屋主，發現一些人的生活確實發生了積極的改變。一個家裡臟到「包漿」的老爺爺有意識地改變了衛生習慣，不再被鄰居抱怨。習慣是很難扭轉的。相當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潔過後又囤積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內，他們的精神狀態好了不少。 4、留下的，離開的，徘徊的 近幾年，隨著服務者地位與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務行業正逐漸被人們重新定義，從業人員開始迎來年輕力量。 《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十年里，月嫂、外賣員、保潔等中國藍領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藍領與白領群體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在並不樂觀的就業環境中，年輕人四處碰壁，變得更加務實，努力地為自己尋求更多可能性和後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傳統視角下「不體面」的保潔。 但真正留下來的年輕人不多。陳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過一位，上一位幹了幾單後發現自己無法接受，早早地離開了。「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絲總數超過一百萬，和江岳一樣帶著憧憬前來求職的年輕人很多，但大多數人試崗幾天便離開了。大概每十個人里，只有一個人會留下來。 張曉暫時沒想過放棄保潔，但在心裡悄悄崩潰過。 《不虛此行》劇照 一天早上，張曉覺得身體不舒服，但為了履行提前幾天約好的訂單，他還是一大早就背著「異常沉重」的雙肩包出發，搭乘一個多小時地鐵跨越三個區。抵達客戶樓下時，他發現對方給他留的鑰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當於白跑一趟。 對方提出給他轉20塊錢，請他吃午飯，他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麼感覺，很難受，但「再累也得繼續完成已經規劃好的東西」。他趕在下午前回到學校，把雙肩包放回宿舍，買了麵包，然後參加了一個學術講座，「當沒有事發生那樣」。 他有往保潔方向創業的想法，但更優的選擇依舊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間很抗拒考公，闖社會這幾年，想法有所改變，在他的預想中，「考上了不說大富大貴，但至少能保證小康」，公務員的穩定性優於其他行業。 張曉在客戶家中清理陽台灰塵/受訪者供圖 今年３月，他還去考了傳說中的「媽媽開心證」——教師資格證，一是滿足媽媽長期以來的願望，二是給自己多留一條出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總理先生，聽說德國已經合法化大麻了，那我們去德國留學是不是必須吸大麻啊？」 這樣的提問，發生在德國總理朔爾茨與同濟大學學生交流會上，很有代表性，也很值得討論。（上圖為現場圖片示意，非提問者） 首先，從邏輯層面來看，這當然是個愚蠢的提問。德國以及其他國家把大麻合法化，並不是強制推廣，不存在必須吸食大麻的問題。 所以朔爾茨總理的回答也是重申了這一常識： 「嗯，是的，德國確實已經合法化大麻了。但合法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降低非法交易和濫用的情況。至於留學嘛，當然沒有必須吸大麻的規定啦！」 朔爾茨還表示，他已經快66歲了，從來沒有吸過大麻，也不鼓勵任何人吸食。 就像煙草和酒精在中國合法，也絕對堪稱泛濫，但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來華留學生必須吸煙喝酒，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了。 然後，在分析這位同學提問方式愚蠢的同時，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值得關心的問題。 大麻合法化與否，既是中德兩國之間的法律差異，也是社會文化差異。 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將吸食大麻的行為合法化，是基於在當地大麻事實上無法禁絕的現狀，希望通過合法化以及納入公開監管的方式來對大麻進行限制和管理，背後的文化根源在於公眾接受政府的能力與職責有限，不要求政府承諾一個「絕對乾淨的完美社會」，也是警惕政府通過追求「大麻清零」而過度干涉公民生活。 而中國規定吸食和販賣大麻違法，是基於一個竭盡全力打擊毒品，無限壓縮吸毒販毒生存空間的決心和目標，背後的文化根源是近代歷史上中國社會飽受鴉片等毒品摧殘，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中國公眾也普遍更願意為打擊毒品犯罪而讓渡自由、隱私等權利，政府制定嚴格的禁毒法規有著堅實的民意基礎。 所以，我們中國人當然可以基於自己的經歷和價值觀來反對大麻合法化，但也不用覺得其他國家允許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惡的，就是被利益集團綁架的。至少，德國的朔爾茨總理不太可能比同濟那位提問的學生見識更少能力更差。 最後是一個公共場合溝通方式的問題。由於相關教育的缺失，很多中國學生其實特別不擅長提問，即使是中國最頂尖一批高校的學生也好不到哪去。 在演講交流的場合，最常見的問題是把提問的機會當成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站起來說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根本沒有與演講嘉賓溝通交流達成一致的打算。當然並不是說不能對演講嘉賓發表反對意見，關鍵是表達反對的方式，應該是基於事實和邏輯指出嘉賓的錯誤，繼而要求演講者補充論據或者重新論證，這樣才有機會澄清事實和道理。 另一種常見的問題是以「攻擊」為目標來提問，這也是本次同濟大學這位提問的同學犯的錯誤。 簡而言之，這位同學的「提問」其實是為了表達對德國大麻合法化的反對，並不打算傾聽德國制定相關法律的考量，也並不打算探討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純粹就是為了展現「我們國家把大麻管得很嚴格很好」的優越感。 或許，這是一種我理解不了的當代年輕人的自信吧。 這樣的學生，建議還是不要背井離鄉去留學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