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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一单无法撤销的快递投诉

当你没找到自己的快递,想查询它的去向,可能会在手机上点击一个按钮:“未收到货”,你不知道的是,对快递员来说,这项指令就是投诉。你想撤销投诉,给客服留言、给快递公司打电话,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投诉怪圈:越努力反映问题,快递员被算为投诉的次数就越多——在一个用户体验和效率至上的系统中,投诉在被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取消而诞生的。 “制造投诉” 像往常一样,我打开淘宝,查询我的快递,物流显示已签收,但我家门口没有,于是我回到手机,点开订单的物流页,随后我看到一个硕大的询问句,“请问本次收件是否遇到问题?”我点了左边的按钮,“有问题,去解决”,按钮旁是一个憨笑的emoji表情图标。在接下来的弹窗我点了“未收到包裹”。我只是想问下包裹去哪了。 接下来,我接到快递员的来电,他说他送错了,并马上把快递找了回来,不过,他丢下一句话,“你的投诉害我被扣了50块钱。” “我什么时候投诉你了?”我问。他说,“你点了没收到,就是投诉。” 这是误会,我说,你跟公司申诉下吧,说消费者点错了,我会作证。他急躁地回我一句,现在的投诉都不能撤销了,“没有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下回有问题直接打我电话,别投诉我了。” 我不信,便在网上搜索投诉怎么取消,随即,我看到了大量的消费者莫名其妙“制造投诉”的情况,主要发生在这一两年间: 因为快递“已签收”但没找到,点击了“未收到包裹”,算投诉;询问了客服快递去哪了,算投诉;咨询快递的进度、催单,算投诉;联系客服说希望送货上门,算投诉。不少消费者表示,自己在被快递员告知此事后感觉困惑和愧疚。 几天后,我的同事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她点完“未收到”按钮,转头就在她家与邻居家门口中间发现了“丢失”的快递。为了撤销投诉,她把电话从总部的快递客服打到加盟商网点,每一次都是新的接线人员,她必须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讲一遍:“这是我的错,你们为什么要惩罚他?” 在系统里,投诉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工单,工单只能被“完结”,没有撤回选项。一般来说,客服会告知你,如果你想帮快递员取消投诉,只需要在接下来快递公司的回访电话或短信中,及时回复“满意”,就不会扣钱。但现实是,很多快递员都表示,即便顾客回复了“满意”,工单顺利“完结”,还是会扣钱。 走到这一步,你最好不要再往下走了——在网上,许多人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在为快递员维权的路上,给快递员带来更多罚款的。有人特意在快递公司的回访电话里,选择了“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结果被定为二次投诉,二次投诉罚款翻倍,且不允许再复议。有人打电话到快递公司,想批评投诉制度,被客服要求登记了该快递单号,转头被快递员告知,这也算二次投诉。 去年8月,一个上海的宝妈因按了一次“未收到货”按钮导致快递员被罚200元,她最后就一路把电话打到了中国邮政。这是快递行业的上级监管部门,也是消费者能走的最后一步。在“中国邮政-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她填写了自己想帮快递员撤销投诉的诉求,然而,点击提交后,她才发现,提交记录页面里,它被归类在“我的投诉”栏。 她没有等来邮政客服的联系电话,只等来快递员的哭腔,“姐我知道你是好心,求你别再打电话了。” 回到我的投诉,研究了一通后,我只好给那名被我“投诉”的快递员发去一条信息,“我很抱歉,看来我什么也不做,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了三次,“我认了。”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 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投诉就是不能撤回? 在电商平台点击“未收到包裹”会构成对快递员的投诉图源网络截图 投诉循环 当消费者点下“未收到货”时,快递员那一端的那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一个韵达快递员掏出手机给我展示了他的快递APP,这是每个快递员都被要求使用的、能实时监控他们工作进度的系统。我看到,一个“签收未收到”刚刚弹出,一并显示着该客户的电话号码与住址,系统要求他限时响应这个投诉,“你在那边点击按钮,我这系统马上就有工单,公司会罚我100,如果我解决了,并且客户回复满意,能少罚50。” 在最底层的快递员之上,快递加盟网点也同样会受到“未收到货”的支配。在快递公司的评价体系中,“未收到货”对应着“虚假签收”类投诉,这是总部对加盟商网点服务质量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投诉率——对每一千或一万件快递,总部规定了投诉数量的上限,如果投诉率不超上限,且每个投诉都“已解决”,总部会返还罚款,超标,则如实罚款。 但现实中,返款几乎不可能。 一个网点的老板讲述了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一桩投诉。卖家发货发少了,买家就在淘宝点了“没收到货”,原本是卖家的责任,最后却殃及快递员,网点老板找到总部辩称,“商家的问题为什么要转嫁到快递员身上?”几番争执下,总部丢下一句,“可以等到月末返款”。随后,这位老板给我看了她手机里的快递软件,一个图表显示,公司规定的投诉率是1.5‰,即1000件快递里允许有1.5个投诉,数量不超标,且每个投诉都“已解决”的话,就能把罚款返回。但她手机里的软件显示,那个网点的投诉率已经达到了9.37‰。老板说,“一天派这么多件,根本不容易达标。”这次调查中,我所接触的所有快递网点,投诉率全部超标。 一家中通网点的老板一边忙着拼双十一的快递盒,一边抱怨,“我们也很苦恼,它那个按钮就是诱导你们点。你一点,我们电脑就会接到投诉,系统就等你们投诉来罚我们,我们罚快递员,网购平台要求总公司,总公司要求我们,就是一级压一级嘛。” 一个广东的快递员对我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取消那个按钮。” 但事实上,那个按钮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撤销选项,在不同网购平台上,它的区别仅限于要不要让消费者明确地知道这个按钮就代表着投诉——在淘宝,一个快递被签收后,点进该快递界面,会立即弹出一个询问的按钮,询问本次收件是否有问题,如果点击“有问题”,随后的弹窗中便会出现“未收到”的按键;而在另一家电商平台,如果想要点击“未收到货”,你必须先从一个叫“物流投诉”的接口进入,你能明确知道这是投诉。 无论你是否知道这是投诉,只要“未收到货”的按钮一经点下,一则“工单”便会被制造,而它的分类标签只有一个:投诉。“对我们接到的反馈,不管是询问还是真的投诉,我们只能按照投诉处理,不然诉求无法上传,也就无法解决。”一个菜鸟裹裹官方客服解释说。 为什么消费者打电话维权会被识别为2次投诉?一个中通的客服说,一则工单,网点处理完毕后,会在系统上登记为“已解决”,但这时,如果有人来维权,根据系统要求,想反映问题必须先给出单号,而当你报出那则想撤销的投诉单号时,客服只能建造新的工单,和第一个工单一样,它的分类只有唯一的选择:投诉,于是,第二次投诉又产生了。如果你不甘心,逐级向上反映问题,就会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诉工单。 在我访谈的几十位快递员里,常青是唯一花过时间为自己维权的。2023年6月,送快递时客户不在家,他就跟客户打电话约定,把快递放在消防栓门里。结果客户回来时忘了,就点了“未收到”。得知他会被罚款后,不管常青苦苦相劝,这名近60岁的女士坚持拨打快递总公司的电话反映问题,希望能为他挽回损失。最后,3次投诉达成,罚款610元。 已经干了6年快递员的常青越想越难受,决定维权。他给快递公司总部打电话,客服总是先问他要单号,按照规定,想反映任何问题,都必须先输入单号,他不敢给,“(给了)等于我自己投诉我自己。”于是他打消了找公司维权的念头,便打消费者热线,随后对方让他找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劳动保护部门让他找政务服务12345,12345回复,这属于快递公司的内部事务,还是需要由快递公司自己解决——兜了一圈,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图源电影《不可思异》 “服务体验” “你作为消费者,是不是体验感比前几年都要好很多了?”在一个中通网点,一名管理人员问我。 我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年,快递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快,退换货也越来越便捷,只需按下几个按钮,快递员就会准时出现。但这种便捷的代价之一,正是那些无法撤销的“未收到”投诉。 2014年开始,阿里先后入股了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成立了菜鸟“数据王国”,自此,整个快递系统开始进入数字时代——所有的快递都实施电子面单,它能使订单在生成时,快递路径已规划出来。一位从业16年的加盟商在接受科技媒体“甲子光年”采访时透露,此前,虽然快递公司对网点和配送效率也有考核,但限于技术条件,无法掌控快递员的每日配送情况,就算收到快递配送投诉问题,也无法及时对网点或快递员做出罚款等制约。 不少从业多年的快递员、网点老板也有类似的表达,他们说,以前,消费者投诉的渠道少,主要靠打客服电话,平台上也没有那么多按钮——当真实投诉的渠道都没有畅通时,“不小心错误投诉”的状况更加少之又少。但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快递的投递质量问题一直是行业痛点。据2011年国家邮政局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公众对快件不能在承诺时间内送达、不能主动反馈投递结果、快递寄递速度较慢不满意。 面对这个问题,数字技术显然要比人力高效得多。 在许多快递员的记忆中,2023年之前,监督制约快递员的投诉系统还没有这么严苛。一位快递员告诉我,过去,淘宝会留有申诉窗口,给你两次机会,限时没处理好,才会罚款。那时候,许多老板还有自行制定罚款政策的空间,在快递员给客户道完歉并获得谅解后,老板就会“发善心”不罚钱了,但从2023年开始,“未收到”按键出现了。 这背后,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日渐激烈的竞争。 一个网点老板对我谈到,自动生成投诉工单,能让客户反馈的问题更迅速地得到解决,她猜想,这是淘宝在激烈的电商平台竞争下的策略。近些年来,在拼多多与抖音电商的巨大冲击之下,怎样让更多的用户留在淘宝,成为淘宝最关切的问题。据《晚点 LatePost》的报道,2022年,新上任的分管总裁就将改善用户体验作为工作的重心,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改善用户体验来增加流量,很多围绕 “用户体验” 的改进很小,甚至琐碎——比如未发货订单申请退款可以秒退;下单可以选择多个地址……过去一年,这些改进也让淘宝的产品经理们拿到了高绩效。 我联系了淘宝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这个产品改动已经有大半年了,将这种反馈机制前置,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及时反馈收货情况,提升服务体验而做的产品优化,“不少用户觉得反馈链路缩短了,更简便了,相关客诉也有所减少。”对方特别强调,在选择“未收到”之前,用户会经过两道选择,“误点的几率很小”。 快递堆积如山图源视觉中国 在平台极力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快递公司也在竞相表现着自己的上进心。 不同公司的快递员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手中的APP——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体系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签收率(每个时段都要考核)、投诉率、揽件及时率、物流停滞率……每一项都对应着清晰的罚款制度。 与此同时,快递公司的客服也越来越多地由机器替代人工。过去,人工客服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第三方,但人工客服的成本是高昂的。一个前快递从业人员告诉我,在他所在的那家公司,客服每处理一单客户投诉电话,提成是1块6,因此,公司一直希望压缩客服人力成本。如今,机器客服可以代替大量这样的处理投诉的工作,而机器的世界显然更冰冷、更没有斡旋余地。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电商平台上,在淘宝,当你的快递显示签收后,你点击联系客服,出来的先是机器人客服,有时,机器人就会根据关键词直接把诉求识别为投诉。当你点击“人工服务”,有时机器人会直接转给对应网点,让网点自己来沟通处理,有时接口也会转接给总公司,总公司会直接下投诉工单。 在投诉机制的设计中,完结投诉工单的最后一步,是总公司对网点的处理结果进行核实,但核实也是自动化的——有的公司会让机器人拨电话,有的是自动发短信,或者发验证码给消费者并让其转交给快递员。你必须按时回复、接听电话,才可以完结投诉工单,否则,都会被视为“未解决”。许多快递员都提到了消费者没接电话的问题:没看见,或不爱接陌生电话,或者超时未回复短信,时效过了,都会被系统定义为“未解决”。 对于快递员的投诉处罚,业界也有一个普遍共识:直营体制企业相对有更多方式来管理员工,一位顺丰的快递员对我说,客户点了“未收到”,影响的是他们的考评分;而加盟制企业则更多靠直接罚款进行管理——在目前的中国快递行业,中通、申通、圆通、韵达和极兔都属于加盟制企业,在“加盟制”下,所有的快递员相当于外包员工,受雇于基层网点加盟商,受制于运营方式,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和品牌声誉,这类企业大多都会采取简单粗暴的“以罚代管”。 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告诉我,如今的快递市场,仍是“以低价换规模”及“以价换量”的生态,单件快递的派送费不断降低,“打的多是消耗战”。很多快递网点的管理者都提到,快递的配送率是比投诉率更重要的考核指标。因此,尽管所有快递公司都会要求快递员签收前电联用户,但在实际操作中,网点老板也都默认,快递员送件可以不打电话,这样做的确会提高“未收到”投诉的风险,但至少可以保证快递的配送率,毕竟,如果当天的快递送不完,网点也会迎来总公司的自动罚款。 物流人员在仓库核对快件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对恶意的管理 在北京,快递加盟网店的办公室大多非常难找,许多都在停车场里私自搭建的活动板房里、胡同深处、各类仓库里。我走访了十多家网点,问我想撤销投诉,应该怎么办?有人一听我说明来意,就露出一副“又来一个”的微笑,显然,我不是第一个因为误点了投诉而来申请撤销的人。 尽管从业者们都对那个“未收到”的按钮微词颇多,但也有拥护者。一位中通网点的管理者说:“为什么不允许投诉撤销呢,比方说我给你送快递,我态度不好,你投诉我了,那我给你道个歉,你感觉快递员不容易,就不投诉了,那快递员都去找消费者闹去了。”在他看来,用户的错误投诉,只不过是偶尔发生的“误伤”。 但现实中,快递员与普通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在威科先行法律库中,我搜索到50份与居民与快递员的纷争相关的行政处罚,其中,有36个因被投诉而导致快递员与消费者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基本都是快递员在被投诉后采取了报复行为——用胶水把对方家门的锁眼堵住;在公厕里写上对方手机号并加上“找小姐”;2022年,因为被快递点经营者多次电话辱骂,一个消费者在医院初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还有一方致另一方轻伤二级、被提起刑事公诉的情况。 这些文书只呈现了快递员日常冲突的其中一隅。 曾为自己维权未果的快递员常青谈起一则他所听闻的纠纷,一位韵达快递员曾收到一则投诉,为此,他给客户打了许多电话,对方一直不接,去家中敲门也没人开,等到总部客服回访客户时,她接了电话,回答“不满意”,构成了二次投诉,罚款金额升级到800块钱。业务员急了,上门找业主,两人隔着一道门吵起来。接下来,总部再次回访,客户再次回答不满意,这下达成“三次投诉”,快递员被罚上千元。快递员再次上门,“最后地上打得都是血”。 常青很同情那个快递员,这是一种难以下咽的委屈。“我跑一天挣200多块钱,你这一票投诉扣我100多,我还得负责房租吃饭,算算我一天就白干了。”到手的派送费逐年降低,他必须送得更多,才能挣到与往年一样的钱,全年无休与过劳工作时常让他心情烦躁。他配送一单的收入是1.2元,为了挣到这些钱,他要为每个1.2元背负无限的投诉风险。 2019年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4——悬停城乡间的蜂鸟》指出,恶意投诉是快递员工作的最大痛点之一,有42.43%的快递员认为,工作的难点是“用户不理解,投诉压力大”。 在一则消费者发出的,询问“该如何有效投诉快递员”的知乎帖子上,有快递员愤而留言:“你让再高素质的人来干快递也会素质变低。”在他看来,底层快递员与用户的矛盾是被制造出来的,而在这种矛盾中,快递员显然是更被挤压的那一方。 中老年人也是误操作的主力军之一,一位快递员告诉我,他每天要处理大量拼多多的退货,因为那里的用户喜欢买了退,退了买,退2块钱的货物发现运费要付好几块于是又把已经离开小区的他叫回来说不退了。有时商家把几件商品分拆发货了,收到时消费者觉得内容物不对,或者觉得包裹内的货品质量不好,就点了“没收到包裹”。 不止是消费者,发货方平台商家也有投诉快递员的权力。有消费者说,她只是问了下商家,说货没收到,商家就把快递员投诉了。 快递员们最怕给群租房送件,丢件问题是家常便饭。我来到一个以群租房多闻名的小区,在那里,一户最多时住过39个人。几个快递员对我抱怨,有人拿错、拆错导致丢件的情况非常多,最讨厌的,是现在的面单上的姓名隐私保护,有人是因为看错姓名拿错,而另一方找不到自己的快递,也往往不会选择询问陌生的室友,而是选择点击“没收到货”,快递员平白再背上一次投诉。 如果消费者真的没有收到包裹,出现快递丢失的状况,按惯例,“通达系”的快递员们需要自掏腰包赔偿。这种规则也催生了很多诈骗案例。 我在威科先行法律库中搜索到的50个快递案例中,就有14个恶意投诉案例,消费者会谎称自己没有收到快递,以投诉要挟快递员赔偿。其中,有人利用这个制度漏洞作案39次,骗取价值5万的货品。 一位中通快递员说,一直以来,他和同事也高度怀疑讹诈的情况非常多,但能被证实的情况极少,因为居民家门口通常没有监控。这一个月以来,他已经赔付了两次快递,虽然他可以确定自己已经把快递送到了对方门前。最多一次赔款,是价值800元的快递,那一次,监控虽然拍到了小偷,但他必须先给消费者赔了这笔钱。后来,小偷没抓到,这笔钱也没有被追回。 尽管投诉制度会向消费者进行极大的倾斜,但这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有消费者告诉我,鉴于快递员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这会让他们不敢进行哪怕是合理的投诉——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消费者“投诉”过某个快递员一次,当他再派你的快递时,在快递员端的快递APP中,该消费者的名字旁会被系统划上红色标记,表示警醒。这同样被称之为一个“提升服务体验”的举措。当我得知这个设计后,坦白说,这令我感到不安。 快递员等待客户取件图源视觉中国 不是“快递员”,而是一个“人” “刚刚问我的人是不是你?”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当时,我正在小区挨个找快递员攀谈,这期间我再次遇到了陈帅武,那个我在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被我误投诉的快递员。重逢已经是一个月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这些天,我遇到了几个快递员,他们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经常是一见我张口,他们就能准确地说出我住的房号,然后说:“今天没有你的快递。”他们已经给我送了很久的快递,而我是第一次认识他们。我有一种感受,当我重新取得与附近的联系,当我对他们了解得更多,我曾经对快递员的误解也在慢慢消散。也许,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就是消弥恶意,或者说,像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一样,是吸收恶意的更好的方式。 我惊讶地得知,陈帅武今年才18岁,他16岁就辍学来北京了,但这从外表很难看出来。这个来自河南南阳的孩子有一张黝黑的方脸,小区里的老头有时喊他兄弟,跟他年龄相仿的高中生喊他叔,“我送快递送得这么沧桑吗?” 他是他们快递网点的送件量第一名,他包揽最多的楼栋,并自己设计了最高效的送件路径——在每进一个楼前,一次性点击签收所有快递,然后进楼,在电梯开合间像打水漂一样完成分派动作,回到快递车上,他还要进行令人心惊的驾驶——一边给客户打取件电话、处理APP上的工作任务,一边在车流的缝隙中飞驰。他2022年刚刚出过两起事故,其中一次是他开车时累睡着了。出一次事赔几万块,半年的积蓄没了。 整个2023年,陈帅武没敢休息过一天,因为一旦他请假,他所负责的楼栋的快递就会滞留,公司就要高薪雇佣临时工帮忙派件,多出的薪水需要他自己支付。 他赚到了钱,但也承受了这个年龄难以负荷的伤害。他一度有电话恐惧症,一来电话就是有人找麻烦。做快递第一年,他曾遇到一个借投诉威胁他的顾客,几番操作下来,公司罚了他500,他承认,当时“想砍了她的心都有”,一直愤恨到春节回老家过年,放鞭炮时心里还在想这事。但后来也慢慢压下来了,“必须接受我是底层人。” 他开始学着总结经验,慢慢习得一些生存智慧。遇到误投诉的情况,他会适当夸大罚款的金额,或者哭穷,有时好心人会主动帮他承担点罚款。对于“无情”的消费者,他也毫不恋战,很快挂掉电话,“干快递久了,我就会看人了。” “我会尽量加客户微信,这样他们找不到快递,会习惯第一时间联系我,而不是去按按钮。”一个快递员对我说。几个快递员都提到了,他们是如何用这种熟人关系,来适当化解他们遭遇的投诉困境,“你被投诉,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与客户的关系建立得不够好。”说到这里,一个快递员表情严肃起来,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加他微信。 学者张扬波在一项对快递员的研究里谈到过,在中国做快递员,要有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用熟人关系,化解客户投诉,软化(几乎是过于严苛和不实际的)服务合同。 常青也提到,一次,一个客户误点了投诉,便主动帮他承担了罚款的一半,他认为,这是因为“我加了她两年微信”。 在一个群租房众多的小区里,一位从业7年的快递员告诉我,过去,他常常会跟顾客起争执,每个月都会因此被罚上千块,但现在,“每天我一张口就道歉,所有情况都赖自己”,因为,“老婆孩子我得养,房贷车贷我得还”。如今,凭借着被训练的好脾气,他每个月的罚款已经大大减少。 你必须变得越来越脾气好,常青也这样说。因为他态度好,每个月因投诉被罚掉的钱从来不会超过1000元,他见过被罚到两三千块钱的,都是因为快递员“脾气不好”、“不认”,不肯好好道歉,导致罚款升级。“你如果脾气不好,即使你把钱都赔了,人家照样投诉你。” 最近,陈帅武就遭遇了这样的投诉,一个客户丢失了快递,按惯例快递员最好自己私下赔掉,但因数额太贵,他故意拖延了几天,客户忍无可忍,终于投诉,这下他不仅需要赔商品费,还得赔一笔投诉罚款。这让他后悔万分。 我曾问陈帅武,为什么不去直营系快递公司,更有保障,快件丢失也有保险赔付一部分。但他并不青睐稳定,他告诉我,在流动性更强的通达系公司,新人更容易有机会分到好的片区,更容易挣到快钱。他想快点赚钱,尽早离开这个行业,不希望自己一直是“送快递的”。 他说,被投诉感到委屈时,他会允许自己有一瞬间的分神,这时候他想起自己不是“快递员”,而是一个“人”,曾经也被庇护着,“我真想回家,喝上一碗我妈给我煲的玉米排骨汤,躺在我的大床上,吹着空调,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出门往左拐200米就是体育场。” 自小,他跟着在东莞打工的父母读书,当地教育资源不错,他的成绩保持在班里前十,他地理成绩最好,希望将来去偏远地区当勘探员。但由于户口不在当地,中考前,他回到了河南老家。没有了好的读书环境,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高二那年,他主动提出辍学。 说着自己的故事,他给我发了一个在抖音上看到的笑话,一个杀马特造型的农村少年抱着一个新生婴儿,评论是,“十八年后电子厂又将新增一名大将。”他看着这个笑话,笑得停不下来。 笑声中,是他的共情,还有对自己命运的洞悉,“我感觉,从我坐上从东莞回家的那趟列车开始,我就注定了现在要出现在北京的三轮车上。” 图源电视剧《在远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收费上升的幻觉”,会不会只是刚刚开始?

重庆的燃气表冲上热搜之后,我在很多社交媒体的评论里看到了各地网友说“自家燃气费好像也上涨了”的评论。 建议去查查价格,或许不是“好像”,而是真涨了。 据财联社报道:多地天然气价格上调,燃气公司开始推行顺价机制。 网络截图 以前修改燃气费,比如每立方单价多少,是要组织个听证会来弄的。以后可能就不需要了,顺价机制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没错,就是你想到的那样,油价。 有人可能会说,顺价机制,顺应市场,同样存在降价的可能。 这个吧,我觉得各位想想就好,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凭什么给你降?现在有个让全国14亿人每人给你一块钱的机会,你会说“这是不劳而获,我不要”吗? 天然气不是猪肉、蔬菜,你不吃就可以不吃。油价这么多年来,92号汽油都“降”到8.45每升了。所以这个顺价机制在我看来,基本可以说是为涨价而生,燃气公司不会给你做慈善的。 网络截图 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必然存在着绝对的关联性。重庆的燃气费曝出问题后,成都一些骇人听闻的问题也被抛了出来。 成都一名范女士,4个月燃气费交了1.5万。别说她整个人懵了,拒绝缴费,作为看客我都懵了。 她是在家里吃燃气吗? 检验燃气表之后,燃气公司给她的回应是:气表没问题,多收的钱属于“滞后气量”。 什么叫“滞后气量”,意思很简单,就是“表有问题,以前转的慢,少收了,现在让你们补上。” 网络截图 我都被气笑了,这要是用水量、用电量也来这么搞一搞,那岂不是乱套了?你说滞后就滞后,你说补缴就补缴,不交直接停燃气。范女士家里住的是老人,拒绝缴纳这笔无理款项后,燃气被停了。最终还是只能妥协,去把钱交了…… 随着范女士和重庆燃气费的问题曝出来,成都一些小区也开始对“换表后燃气计费异常”的问题进行投诉,同样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舆论。毕竟是民生问题,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很关心 重庆经信委的回复是:审核了1万多户,多收的将退款。 成都燃气公司的回应是,“费用上涨或许是错觉”。 是不是错觉咱不知道,但是不是错觉,居然只能由出问题的方面随口去说。什么燃气表,什么送检,自己检自己,也算呈堂证供?那我只能说,世道变了。 挺有名气的编剧李亚玲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她说自己在海南待了两个月,成都的家里居然产生了500多立方用力量,并且这种事在她们小区还不是个案,很多邻居一查,同样存在这种问题。 网络截图 这难道也是错觉? 人不在家,是如何产生那么多的燃气用量的呢?燃气表又为何会诡异的转动的呢,难道是以前的“滞后气量”找回来了? 重庆的新燃气表和燃气费之后,有位博主说道,上了热搜,问题解决了,现在燃气表终于不转的那么快了,转速恢复正常。但问题是为什么燃气公司的人连门都不用上,就能远程动动手指解决问题?难怪燃气表上写着无线远传模式燃气表,神不知鬼不觉,想怎么玩全看心情。 网络截图 该网友提到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燃气公司是否真的可以远程控制燃气表的转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燃气表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对这种有着国资背景的企业又谈何监督?说白了,你根本就没法监督。秤砣是他们的,秤也是他们的,连计量单位都是他们定的。监督,那不是在搞笑吗? 燃气是民生必用设施,不让烧柴火的时候,如果连燃气费也肆意乱来,那么对普通人来说,真的只能焦头烂额。 无论是重庆,亦或者成都,甚至是多地燃气费的上涨,我想它所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这些事情本身以及个别的例外,而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一个“开始”。我们必须意识到,当燃气表由燃气公司完全控制的时候,老百姓们所议论的费用和监督对他们而言,压根就是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话题,毫无意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血浆站背后的县城青年

  网络图片 一件“混蛋的事” “抽血浆现在还能不能行了?”2023年春天,魏然最先收到赵伟这条消息。对方比他小3岁,刚刚成年。他们在网吧认识,几乎每天聊游戏,抱怨怎么被拖欠工资,怎么被女人劈腿。 献血这事,魏然听赵伟说了好几回,还提过“卖肾”、“捐精”,但年龄是最大的阻力。他清楚赵伟的窘迫——平常干吃米饭和白面,交不上水电费,屋里总黑着,得去朋友家才能洗澡,有时3块钱都要借。 魏然还是选择撒谎,说自己没有血浆站的联系方式了。他考虑,赵伟身体那么胖,对身体不好。一起混的人都见过赵伟睡觉的样子,240多斤的大个子靠在那里打呼噜,一不小心就抽不上来气。躺着更没法呼吸,半夜也得坐起来睡。 而献完血浆的感觉,魏然形容,就会想睡觉,手软脚软、胳膊疼,回去得喝上两瓶水,才能慢慢缓过来。“虚,比偷情还丢人。”跟他们玩在一起的李旭表达更直接。他记得,赵伟以前还调侃他们,“谁家好人干这事?” 2021年秋天,他们几个从网吧出来闲逛,在附近广场上看到一个血浆站的宣传牌。那里居民楼和商业街交汇,常来打牌跳舞的中老年人正围着看,他们挤进去,一下“对人民币心动”了——上面写着两三百块的补助。 除了没成年的赵伟,其他有三人加了联系人吕某的微信,第二天一起坐上出租车,从县城跑了八九十公里到市区。 做完心电图、胸片和抽血检查,量个血压,再刷上身份证,就可以献了。魏然第一次看见,血浆是淡黄色的,经过针管和离心机,流进袋子里。大概等半小时,他们会领到现金,要么两红一绿,要么全是绿的堆一起。 血浆是重要的医疗资源,目前我国血浆供应稀缺,会给自愿献血浆者发放补贴。魏然和朋友们从静乐县包车过去,大概头次能给200,第二次280,第四次310,第八次320……实际上,这笔钱还可以讨价还价,魏然每次都找吕某,有时候能多给点,最高拿过360。 之后两年,他们时常这样来来回回,体检流程简化到只需量血压,有人最多去了20次。每次去完,他们拿着两三百现金,回到网吧里。少年赵伟照例打招呼,“又去了?” 不上班的时候,没钱买烟了,打麻将输了,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搞点小钱。魏然沉迷游戏,手机总因此欠费,那些钱都填到这上面。18岁的李旭第一次卖完,拿了40块去坐过山车,“图刺激”。后来就是花“130块开个房”。 在静乐县,除了做月薪两千的服务员,这几个青少年没什么工作选择。魏然当时无业,觉得献血相当于“一上午就能换两天的工资”。2020年,静乐县高铁开通,汾河西岸的新城建起楼盘,他发觉消费水平也涨了,“从前500一个月就能活,现在要1000,有女朋友了,就得四五千。” 图片●汾河西岸的新城。 这个情况下,他们时常收到联系人吕某的提醒——推荐朋友有回扣,也就试了试。在血浆站的公告栏上,有关于宣传员的奖励政策,全年新增献血浆者大于30名,同时满足全年献血平均大于5次,能拿特等奖,2000元。 魏然问过一个“关系不差”的朋友,换来一句“穷到饿死,都不去卖血”。另一个青年倒是推荐成了,可对方去了一次,不愿意再去。李旭在朋友面前,轻易不提这事,总归丢人败兴,“乃刀货(混蛋的事)”。 后来,李旭还是把吕某的微信给了赵伟。他感觉赵伟实在着急用钱,也许想给刚出狱的父亲买件衣服——他听他念叨这事儿有半年了。去年,赵伟问过他,想不想搞钱?说要让他撸网贷,或者一起放贷。但李旭没同意,也再次劝过赵伟,“这(血浆站)不是好地方,少去。”赵伟就摆脸,说“你别管”。 “不该来到世上” 打开赵伟的黑色杂牌手机,更多信息出现在父亲赵志杰眼前——拿到吕某微信后,儿子连发了三条好友申请,第二天一早通过后,他就问能不能去献血浆。后面的记录显示,赵伟大多是间隔14或15天去一次——按照规定,两次献血浆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几乎紧紧踩在了时间线上。 不过,去年光是10月,赵伟就去了三次。除了这个途径,他还问过一个做护士的网友,有没有血贩子?甚至加上一个“血头”的微信。他最后一次献血浆的时间停留在2023年12月19日,因为下大雪,比往常的间隔期晚了6天。今年1月2日,血浆站的包车司机还提醒他去。而赵伟回复,“暂时去不成了。” 儿子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赵志杰想不通。5年前,他因毒品入狱,委托住在附近的哥哥照看赵伟。他们家在县城边缘地带,有套自建房,一楼出租给早点铺和修车铺,每月租金1000,赵志杰让哥哥代收,再转给赵伟。照他说法,逢年过节,亲戚也会给儿子些钱。 2023年底,赵志杰出狱回来,先拿了姐姐给的3000块现金,放到赵伟床前。他想弥补亏欠,告诉儿子现在不缺钱,不要有打工压力。直到儿子死后,他才发现,这些钱几乎没动。回想最后几个月,赵志杰的印象里,是儿子很听话,说想做网管、想学纹身,他都不同意,儿子就再没提过。 图片●在老家的房子里,赵伟有张靠窗的单人床。 后来,赵志杰找儿子的微信好友,想要些他生前的照片,问到了魏然。从聊天的迹象看上去,这两年,赵伟和魏然走得最近。魏然后来去了外地,在工地开挖掘机,每次项目结束回老家,都会约赵伟吃喝一顿,再去KTV通宵。有时还特意转两三百块钱,或者带点米面粮油,给赵伟“改善一下伙食”。 魏然从没听赵伟提起父亲,只知道他的压力来自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因为这个缘故,赵伟没法离开县城打工。据魏然的了解,赵伟是靠做网管每月挣1300,养活自己和母亲,经常死扛到“吃的也没有了”,不得已让他“接济”一下。有次喝醉了,赵伟哭着对魏然说,为什么人和人不一样? 赵伟曾经表达过羡慕,觉得魏然有健全、正常的父母。可魏然讲,实际上家人都拿自己当空气。他父亲一天三顿没酒不行,有次耍起酒疯要把他往死里弄,他第二天拿刀去跟父亲算账,要断绝关系。母亲也会打骂他,他直接和她干架。他认为父母偏心小5岁的弟弟,有次就把弟弟打得满嘴是血,想“杀了他”。 魏然额头挂着斜刘海,发间还有深蓝色,是染色过度留下的痕迹。他说很小就开始染发,同学都排斥他,初中念不下去了,跟人出去打工。刚入社会,有一年半的时间,他随身带把开刃的匕首,看谁都是恶人。这两年卖完血回家,他瘫坐在沙发上缓劲儿,母亲见了要念叨,“晚上不回来,班也不上,就知道往下躺。” 回家不如回网吧——最早跟魏然一起“卖血”的青少年,都有类似的处境。家庭破碎,有人幼年父母离异,有人丧母,都是初中辍学,被家人看作“二五仔”(不务正业的人),打架惹事,“逃到”网吧。 赵伟早年沉迷网吧时,赵志杰说自己阻止过,怕儿子走上他的老路。后来他还是看见,儿子总跟大两三岁的人玩在一块儿,还躲屋里抽烟。他常常怪妻子给儿子零钱去玩,为此吵起来,有时会动手。现在,他在儿子手机备忘录里,发现一些文字——“幼年那个小男孩,家里每次发生争吵,家暴的时候,他都把错误归结于自己,认为自己不该来到世上。” “不死鸟” 看见献血浆的宣传前,几个青少年在“阳光网吧”住了个把月。门店在静乐一中后街,开了十多年。那个夏天,赵伟在这做网管,他们组队玩英雄联盟。赵伟手速贼快,别人放一个技能的时间,他已经放了两三个。一坐在电脑前,他们常会好几晚不睡,被周围的人叫作“战神”“不死鸟”。 网吧最后面的包间,成了他们的休息区。这是赵伟特地腾出来的,不对外开放,玩累了就在里面睡觉,睡够了出门溜达。后来,他们会拿着献血浆换来的钱,经过长长的西关街巷道,从广场穿过去,到台球厅或者最爱的烧烤店,就着辣条喝酒,接着去旁边的廉价宾馆睡一晚。“血汗钱”就花光了。 那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坦”,魏然说。他们共享一套“躺平哲学”——打工个把月就辞,钱用完再想些五花八门的办法。比如去快递点做日结,去工地上搬砖,实在不行把手机卖了换点钱,然后暂用廉价老人机过渡……这样又够活一阵子。 在李旭这里,还有一个手段。他大冷天穿短袖,套牛仔衣,自称“气质男”,在女人堆里吃得开。他有一套筛选机制,找看上的女人搭讪,加微信后先问一句,姐你吃饭了没?要是对方说吃了,他就说,我没吃。“有意思”的姐姐会转个两三百。还有一招是,用10块钱的玫瑰花,换520转账。有时交往三四个对象,一天就能有三四千。不转钱的他就删了,微信里现在留着的姐姐还有200多个。 赵伟曾经想过做游戏陪练,或者开网店,但没有启动资金。他跟父亲说的做纹身师,也行动了,最后在微信上给“师傅”交了钱,再也没下文。有阵网吧老板外出,由赵伟看店,他拉上魏然,想了个饥饿营销的法子——那时周围网吧涨到6、7块一小时,他就维持5块的价格吸客,一个暑假下来,两人各赚了两三千。 图片●2021年家里准备装修,赵伟在门口装沙子。讲述者供图 兄弟借钱是常事,赵伟和李旭之间,总是出现捉襟见肘的微信对话——“胖,有十块了没?”“手机欠费一个多月了都没钱交,我还不知道问谁借钱交话费了。”李旭去太原的餐馆打工时,也想着帮赵伟看工作机会,推荐过赵伟做保安,结果因为太胖,穿不上制服,事儿就吹了。 2023年4月,魏然接济了赵伟将近两千,三个月后自己也缺钱了,又问赵伟要。赵伟那时刚做网管没几天,急得说“来逼我了,你敢要小胖这条命?值多少钱了?”魏然只能说,“没事,我问问其他人。” 那时魏然在工地也找不到活干,还骑电瓶车把人撞了,“穷逼的烟都买不起”。他就问赵伟,啥时候去忻州,再卖次血。因为能有工作支撑,魏然算卖得最少了,断断续续加起来5回。 每次去血浆站,他们一般会看到有一二十人在献,多的时候四五十,其中约三分之一看起来是他们这样的年纪。在网上,一位混迹附近网吧的年轻人说,时常会听到周围有人问,“去不去献血?”换来的钱,就用来上网。另有郊区的年轻人说,身边有五六个20出头的网吧青年,会去上述血浆站,大都来自单亲家庭,从农村到城里打工,干一阵歇一阵,多少有些不良嗜好,例如网赌。 “完全是上了瘾似的。”魏然感觉。去年暑假,他最后和赵伟去了一次,记得针管一插进去,赵伟就开始睡觉,打起呼噜,“(去得)勤快到对这些都麻木了。”而李旭更频繁,陆陆续续卖了10多次。有次他和对象闹分手,为了证明自己也能赚钱,发了个朋友圈,“我从不投降,没人扶我时也能站起来,因为骨气这种东西我与生俱来。” 消失 去年冬天,魏然最先得知了赵伟的死讯。出事前一晚,魏然去看过他。听说他生病了,“比感冒严重”,魏然买了一堆药,还有肉和蔬菜。一进门,看到赵伟瘫在床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那时,赵伟也没告诉亲友,自己的具体病情。 在父亲赵志杰印象中,儿子出生时有八斤,他觉得胖是天生的,没做过什么检查。小学五年级时,赵伟就得半夜坐着睡觉,白天在课堂上老打瞌睡,被班主任劝退。那时赵志杰吸一种本地毒品,每次想着第二天要带儿子锻炼,一觉醒来毒瘾犯了,什么都顾不上。 后来,赵志杰整理遗物时,看到一张静乐县人民医院的入院证明,时间是儿子去世前10天。因为“心悸”,赵伟去了急诊,检查结果显示“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而那张证明上,联系人电话没填家人的,是一串陌生号码。 赵志杰从儿子的微信里,找到了号码主人。是个女孩,被儿子备注为“天使”。儿子向她坦白,自己去卖血是因为——“开头是(给你)庆生,差一点点凑足饭钱想了办法……”赵志杰又搜到,卖血第二天,儿子在一家花店订了花,定金200,老板还夸他豪气。然后,儿子跟“天使”说,“后面(献血)就是‘开源节流’了。” 去年七八月,忻州血浆站静乐宣传点要开了,发了暑期招聘启事:认真、有责任心,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合作精神者优先,底薪1000起。魏然曾叫赵伟去,“这种轻松活相当于白嫖,肯定要去。” 之后,赵伟的手机聊天记录显示,他咨询过血浆站的人,能否去上班?对方问他,会开车?什么毕业?以前干过什么?赵伟回说,还没考本子,一直干的服务员。血浆站的人这才说,主要做发展人,推荐一个来采浆,给50。他答应了试试,希望把这当成工作。 那时,魏然也想去,但后来他在一家烤肉店找到工作。静乐县的升学率不高,2020年高考达线率为25%,魏然之前听了家里的建议,先是学修车,又去学了半年挖掘机。据他说,看中的就是挖掘机工资高,能有八千到一万。去年,他靠自己的存款在河西新城买了房。 这份工作依靠人脉关系,才有去工地的机会。这两年,魏然加了许多挖掘机师傅的群,在群里抢活,有时刚看到消息,打电话过去,人家说已经定了人。找不到活干,他才一时将就去卖血。拒绝血浆站的邀约也很简单,说“上班了”,那头就懂了。 和“上岸”的魏然不同,李旭对卖血的“瘾”还在持续。他的生存方式是,赚够今天的生活费就辞。工作没干过超三个月的,如今做的火锅店配菜工,也准备辞职了。失业就躺平——在出租屋里玩手机、打麻将,做着中200万的暴富梦,起来一看余额0.03,再去打工,活一天算一天。赵伟出事前两个月,他又去血浆站,是因为打麻将输了几千。 李旭约了另一个朋友一起去。对方在工地上打混凝土,一停下来就会被骂,去年11月跟领导吵了一架,失业后回到静乐县,很快花完了家里给的1000块,不敢继续要了,就去蹭一些酒肉朋友的局,每天吃一顿,或者干脆饿着。去献一次血,够他把45块一瓶的酒喝上两三天。 这位朋友每月去两回,这两年的记录有20次左右。他说在快手上听到,献血浆对身体好,所以他“一有空就去”,感觉“弄完轻快多了”。李旭还听到他给血浆站打电话问,“能不能提前去?能不能一次抽两袋?”就这样卖了几次,他们听说赵伟出事了,都开始后怕。 图片●摆着血浆站宣传牌的县城广场。 血浆点的宣传牌上写道,捐献血浆能“预防和改善血脂异常的情况”。这一点还吸引了高血脂的中年人,一位50多岁的男子就因此坐上大巴,从外地跑去市里血浆站。 他做装修生意,今年没活干,耗到了四月,天天在广场上闲逛。那次献血浆,他收获满满——200元的补助、一大袋卫生纸、电饭锅,还有80元代金券。15天后,到了下一次卖血时间,县里开始讨论“献血浆青年的死亡”,他没等来血浆站的电话。现在,赵伟去的血浆站已经停业,静乐县的宣传点也锁上了门。 从赵志杰那儿,魏然知道,按照当地习俗,没成家的孩子不能有葬礼,他们家请了阴阳先生,说是得当夜下葬,最后赵伟没来得及穿上合身的寿衣。那几天刚下过雪,赵志杰连夜把儿子就近葬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细说香港——废墟化进行时

2023年的香港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社会管理体系全面向大陆模式转型。这一转型动作非常的坚决和彻底,从行政体系到立法体系、司法体系,乃至包括最底层的区议员选举全都包含在内,一起向大陆模式转型。而香港版本的区议员其实就跟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差不多,应对的就是社区居民之间的家常里短,其实基本上没有立法权也没啥参政议政的权利,即便是这样也没躲过大陆化的命运,同样被管束得死死的。香港当局对这种转型趋势也完全不加掩饰。香港市长李家超的2023年年度市政报告,开篇的整整38页都是说:如何加强爱国主义,如何调整香港的管理模式去适应大陆,如何融入大湾区,也就是全面向大陆转型。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香港的大陆化已经是既定的政策,那么这种转变对于香港的影响是什么?一直以来,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大陆与欧美之间的沟通桥梁。这种独特的桥梁作用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能够发展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的根本。而要起到这样的桥梁作用,香港可以保持中立也可以在法治层面偏向欧美,这都没问题。对大陆、对欧美以及对香港自己来说,可谓是三方得意。而一旦香港下定决心全面向大陆转型,那么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再作为桥梁,而将沦为一个非常普通的海滨小城。 在讲述下面的内容之前,各位必须建立一个对于香港的基本概念。香港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今时今日来说其实已经非常小了。2023年香港的人口规模只有750万,这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跟河北唐山差不多,在全国的城市人口排名中只能排名第35位。香港2023年的GDP规模折约2.70万亿人民币,大概和苏州差不多,在全国城市GDP规模里排在第6位,大幅低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重庆。也就是说如果香港不再具备独特的桥梁作用,其金融体系无法再维持的话,那么就香港的人口和经济体量来说根本就不足以称其为特区。香港没有制造业,航运业主要也就是服务于大陆的转口贸易,连金融业都垮掉的话,那么香港的经济规模也会迅速缩减,最终退化为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海边小城。基于它已经彻彻底底的产业空心化,所以它一定比不上厦门,撑死了就是个广西北海的水平,靠廉价的海景吸引下东北游客这都已经算是万幸了。接下来我会系统性的介绍香港最新的经济数据,详细讲述香港丧失自己的桥梁优势,从国际金融中心沦落为普通的大陆地级市的过程。 这里首先要讲述的就是香港的核心金融数据:香港股市数据。港交所每个月都会发布详细的市场数据报告。我这里将它从2018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核心数据全部摘取出来,形成了下表。 注意,最重要的数据就是香港股票市场的融资额,这个数据就是反映一个地区金融活跃度最重要的指标——没有之一。金融活跃度越高,优质企业和投资资金就越聚集,相对应的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当然也就越高。从数据表中可以看出,2020年和2021年是香港股市融资规模最高的两年,融资规模都超过了7000亿港币。在这个时候,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因为中美决裂的缘故,回归到香港上市,因此大幅拉高了当年度的融资规模。然而,此后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伴随着香港桥梁地位的丧失,资金迅速地撤离香港,2022年香港股市的融资规模迅速下降到2509亿。这种降幅已经不能用腰斩来形容了,只能说是脚踝斩。2023年继续暴跌到1507亿。就这种融资规模来说,香港已经完全称不上是国际金融中心了。到了今年一季度,香港股市的融资规模只剩下265亿,同比去年一季度的331亿,同比降幅高达20%。从这样的数据来看,今年香港股市的融资规模大概就在1000亿港币左右。大概跟泰国股市差不多,融资能力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伴随着融资能力的丧失,香港的股价也是每况愈下。2021年2月份恒生指数还有31000点,到现在已经挣扎在16000点。伴随着资金进一步撤离香港,香港股票市场的日成交额会从现在的900来亿进一步下降,从趋势上判断到今年底大概就只剩下700来亿,根本就无法承受住现在的2600只股票。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这么一步步的变成了国际金融废墟。 而伴随着香港的金融废墟化过程,香港当局的财政情况必然会出大问题,在逻辑上这是首当其冲的后果。于是2019年香港财政赤字106亿,这是受当年度激烈的街头政治运动冲击的后果,我们可以理解。2020年的财政赤字2326亿,2020年的财政赤字1884亿,这都是受当时的新冠封控措施影响,这也还可以理解。香港当时的封控措施跟大陆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是出行绿码加上各种严厉的7天隔离措施。然而到2023年香港的财政赤字依然达到了2073亿,这种数据已经超出很多人的理解了。2023年,香港当局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结果出来令人十分震惊。伴随着这种连续的赤字,香港当局被迫消耗自己多年积累的财政储备,也就是此前的政府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财富,来填补现在的亏空。2019年香港政府手里的财政储备高达11331亿,到2023财年结束只剩下6851亿,直接腰斩。2024年的财政预算方案香港当局已经放弃挣扎了,直接制定了一个赤字预算,预计总收入6330亿,总支出7769亿,赤字规模达到1439亿。就这个预算眼看着也根本不可能完成,首先收入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港府的收入已经处于激烈的下降状态,2023财年已经不到5000亿,伴随着废墟化程度的加深,2024财年根本就不能恢复到6000多亿。而财政支出压力全都是刚性的,庞大的香港公务员群体要高薪养廉。老年人口一天天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也是摆在眼前,根本就不可能缩减。这意味着香港2024年的财政赤字,一定会值本3000亿而去。也就是说香港当局手里的6000来亿财政储备,最多还能维持两年。两年之后,香港当局就会花光家底变成赤贫状态。 香港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城邦经济而已,城邦经济体是无法承受长期的财政赤字的。恢复收入增长是必须的,是香港当局眼前最大的治理目标没有之一。而对于恢复财政收入增长,香港当局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刺激楼市,以恢复卖地收入的增长。香港住宅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型市场,形容起来可以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大起大落。我这里给出的香港住宅成交数据表,数据来源是香港土地注册处,数据口径是向注册处提交了登记申请的交易量,这也是最权威、最没有争议的口径。香港住宅成交的峰值年份是2021年,当年度的住宅成交套数为7.43万套。 注意香港的房价畸形的贵,所以它的住宅面积都非常小,平均户籍面积只有50多平米。单就成交套数来说,深圳2021年的一手房加二手房的总成交套数是9万多套,广州是22万套,市场的成交活跃度全都远远的超过香港。2022年香港的住宅成交套数锐减到4.5万套,房价降幅是14%。2023年成交套数继续下降到4.3万套,房价降幅是7%。这样的交易规模,已经创十年来的新低。2024年的前两个月,成交套数只有5852套,同比2023年统计的7333套,继续暴跌20%。就这样的数据来看,香港楼市可以说已经完蛋了。为了刺激楼市,香港当局于今年2月28日宣布”撤辣”,也就是取消大陆人在香港购房的所有限制,并同时取消多套房按揭贷款的所有限制,可以说是将所有的调控政策一把清零。各路楼市中介和媒体欢呼雀跃,声称香港楼市自此必然迎来大爆发。呵呵,在不可抗拒的废墟化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因为撤销一些调控措施,就推动房地产市场这种核心资产市场的繁荣?香港土地注册处刚刚发布了今年3月份的住宅成交数据,3971套。这是什么意思呢?2023年3月的数据是6690套。这意味着撤辣之后的一个月内,香港楼市的成交量同比暴跌41%,跌幅较1-2月份还扩大了整整一倍。所谓的旺盛市场成交,根本就是媒体和地产商联合起来虚构的一场假象。在冰冷的官方数据面前,一切谎言都无可遁形。 楼市已经是一滩死水,根本就不可能救活。更麻烦的事情在于,香港的零售行业也出了大问题,香港人逃离香港到大陆购物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遏制。2021年,香港超市的销售规模同比下降了8.4%,2022年也只恢复了1.3%。这都算正常,新冠封控期间超市生意不好都可以理解。2023年,在解除所有封控措施并取消两地的通关限制之后,香港超市的销售额依然下降了5.7%。至于今年以来,香港人到深圳消费的信息已经是铺天盖地,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香港的零售行业已经是香港年轻人仅剩的两条就业通道之一,但是一直以来服务体验真的是一言难尽,超贵的商铺租金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商业服务。翻白眼是香港所有零售业服务人员的必备技能,每一个都练得炉火纯青。超高的商铺租金带来的超高零售价格,本来就让人难以承受。就这样的服务态度,不要说大陆游客受不了,香港本地人自己都无法承受了。现在废墟化进程已经开启,香港的老百姓也不傻,无论吃穿着用深圳那边的商品种类齐全,服务又好,价钱又便宜,来回的路费也就是30块钱,随便买两棵葱就挣回来了。于是,香港人逐渐就抛弃了本地的零售业。而反过来香港的零售行业也陷入萎缩,意味着香港的年轻人就此丢掉了一条就业通道。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犹如无法醒来的噩梦一般,根本就挣脱不开。 问题还不止这些,香港剩下的最后那条就业通道——转口贸易,现在也陷入了剧烈的萎缩状态。长期以来,香港就是大陆最大的转口贸易港,现在这个身份也在迅速丧失。欧美世界开始对进出香港的货物执行与大陆一视同仁的政策,取消了香港在外贸上的优惠待遇。因此,此前通过香港转一下手以规避欧美的贸易禁令的做法,现在基本上行不通了。这种影响体现在数据上,就是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数据日益萎缩。2021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规模3785亿美元,到2023年锐减到了2975亿美元。2021年香港自大陆进口的规模3120亿美元,到2023年锐减到了2593亿美元。就现在整个欧美世界动不动就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并强化对港货品的监察力度的趋势来看,202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数据还要继续剧烈萎缩。 综合起来看,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毫无争议的丧失了。它的废墟化进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在两年之内就会走到终点。而对于这一切,香港当局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甚至可以这么说,香港当局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它只是下意识地去贴合大陆,并且开始修订自己与大陆相冲突的整个制度体系。这么说吧,香港丧失桥梁作用,并因此丧失金融中心地位变成广西北海这样的普通海滨小城,大陆的中央政府真的愿意见到吗?就我看来,还真是未必如此。保留香港的特殊性,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香港当局应该做的,是在贴合大陆的背景下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管理模式上的特殊性,尽可能地保持法律体系的公平性,尽可能地保持社会氛围的自由和开放,并且将这种施政方向释放给全世界。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大概率还可以活得不错。至于完完全全地迎合大陆、适应大陆、向大陆靠拢,其结果只能使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大陆城市。而在此废墟化的过程中,港币体系必然崩塌,并将大概率因此而引发整个人民币汇率体系的崩塌,这个后果是全中国都无法承受的。只不过,一切都已经注定,香港废墟化的进程也已经无法改变,所以就让我们安静地等待着一切的发生吧。哈哈哈哈,哈哈…… 文章来源:微博

一座华北小镇的梦想与现实:成也土地,危也土地

该地疑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受困于金钱与意识 刘丽在镇上买的房子,烂尾了。 她今年45岁,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愿掏出家底,想换一个在山清水秀的小镇安静养老的未来。 镇上的楼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她交钱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小镇热闹的一年。 镇上一家地产公司工作日志里写着:xxx推荐到访549名客户、成交14套房(总价值3360万元);日常接待人数:15946人。在一本被遗弃的工作笔记里,一个人为2019年定了计划:卖掉10套房,拿提成。 这些充满斗志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把房子卖给刘丽的那家地产公司后来没钱了,账单显示,他们欠着菜农22598.5元的菜钱。 小镇地产项目遗落的文件资料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菜农是否拿回了钱,没人知道,但刘丽的房子和钱都没拿到,尽管赢了官司。 现在的小镇就像一场大马戏结束,客人离场,大象回笼,剩下的人在场子里,漫无目的地清理垃圾。 镇上旅馆老板李怡成了这样的角色。今年67岁的他在暗夜里倚靠在旅店门口,叼着一根烟,对偶尔住店的人报出228元一晚的房价——在曾经繁荣的镇上,这个价格很合理。 但时过境迁。游客只要穿过镇口,就能轻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 李怡说,自己和小镇一样,心里藏着一个通过土地实现繁荣的梦,真实又遥远。 铁矿小镇转身 回溯前半生,李怡捏着烟蒂猛嘬了两口:“失控了。” 这个小镇在华北地区,人口大约两万,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宫,镇内的河水流进为京城供水的水库,镇上的人对这一点很骄傲。 李怡也很骄傲。 他思想传统,对“水”着迷,认为这条河是祥瑞之兆,能够带着小镇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边,用他的话说,这是风水宝地——水流不断,生意不断。 除了河,小镇还有山,有耕地。 这类华北平原村庄形成大约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际,明太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之后的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迁往现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年。 用汉学家杜赞奇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小镇提供了大量关于农耕经济为主题的样本。直到城市发展,现代工业崛起,小镇因为探测丰富的铁矿,逐渐脱离农耕的生活生产方式,但600多年农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 “怎么能赚钱过日子,就做什么……”,镇上人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循环。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李怡承包了镇上一个小铁矿,每周往北京送几卡车的铁精粉和铁砂石。 十数年,矿机不眠不休地运转,让他攒够了资本,在当时花十几万买下镇上的三亩地,摇身一变,从矿老板变成地产“大亨”。三亩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里,他在上面盖了四间商铺,用来收租。 那些年,小镇经济围着铁矿转,每年一千万吨的产量,贡献了当地75%左右的GDP。 历史学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提到,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是国家权力逐渐延伸到乡村,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进而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这个小镇就是挖着铁矿,投入国家建设大潮的。 2011年,省里把绿色经济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那之后,李怡发现来矿上做安全检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镇和所属的县城接连关停三四十家矿业企业。 机器的轰鸣声停了,留下的矿机被卖到远乡。李怡变卖了矿上的那些设备,认真打理自己三亩地上的旅馆。 李怡转身很容易。但对于这个传统的小镇来说,失去了经济支柱产业,要换个赛道却不那么容易。 踌躇了两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开了旅游发展大会,小镇嗅到风向,决定发展文旅。 采矿是跟土地要钱,文旅也是。 小镇内的无人居住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那之后,从县里到镇上,仗着离京近的地理优势,计划新建和续建十余个文旅项目,涵盖40余种旅游业态。 以小镇所在的县城为例,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完成104.1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47.6%,全年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达118万人次和9.8亿元,分别增长35%和38%。 挖矿的时代结束了,土地开发大潮在镇上拉开序章。 文旅故事 土地开发是小镇经济发展的出路,也承担了县里从“矿业”到“文旅”的转型梦想。 十余个文旅项目陆续在2017年前后开工建设,几大耳熟能详的地产开发商带着巨额资金高光入场。 曾参与小镇地产项目前期调研和投标的设计院总工杨晓记得,他和开发商来到小镇后,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镇领导特意安排他们入住附近景区的酒店,饭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矿泉水瓶里。 调研结束后,开发商支付了14697万元,拍下了小镇的2块地。在杨晓提供的项目信息表中显示,该项目初期规划面积70余万平方米,面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相近。 对于从铁矿向文旅转型,李怡说他能理解,“有次和机关的人喝酒。对方说停了铁矿之后,镇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开发给财政带来的好处。” 李怡这才知道,卖地赚的不止是土地的钱,还有税——卖地的财政收入尽数留在当地,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来的企业,都得缴税。 空置的商业街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在这种逻辑下,全国各地反复上演土地开发的故事,地产大亨带来巨大的资本浪潮,一个一个县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卷。人们将其视为繁荣的象征之一,对拔地而起的高楼喜闻乐见。 小镇想在这股浪潮中为自己裹上一件与众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找好市场定位,说好产品故事”。 李怡回忆当年繁华的时候,也去售楼处凑过热闹,对蜂拥而至的外地人,销售的话术是“紧邻金山岭长城、卧虎山长城、司马台长城,坐享文化旅游资源,以后肯定是升值的。” 杨晓曾参与的项目在宣传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于繁华都市;周末就来小镇,体验绿色自然的环绕。 在小镇房价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该项目的销售均价超过1万元/平米,一度飙高至接近2万元。 土地开发让各地的商人、劳动者和生意人像大迁徙一般蜂拥而至。 当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馆、餐厅都开在镇中心街道上,那会儿一辆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块钱。 地产“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着早年在矿上积累的人脉,那些来镇上修铁路、盖房子的老板和包工头都住在他店里。 2018年,小镇脱贫。 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华北下了一场大雨。 一场大雨 那场大雨,把小镇的建筑垃圾冲进了河里,垃圾混着泥沙流进水库,影响了下游的水源。 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还有当地涉河建设项目的违法违规问题。水利部副部长为此亲自挂帅,进驻小镇调查。 中国水利于2019年发布的通报 图源:中国水利网站 在2019年10月的调查报告指出,该镇不少建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部分建筑物侵占河道,个别项目严重超挖河道导致河势改变,建筑物紧邻岸线存在防洪隐患等。 同年,当初主导文旅地产项目的县领导被双开。河边盖的100多栋别墅也被推平,筹建中的河边酒店停止施工。 李怡记得,当时不少已经付了全款的业主到镇上登记,要求赔付。但其中有五六套却别墅无人认领——这成了广为流传的小镇轶闻。 连锁反应的序幕拉开。 周边的几个地产项目价格应声下跌,交付定金准业主们要求退订,原本还在观望的则毅然选择退出。开发商先开始拖,让之前卖房的销售来善后。但作为一个责权都没有的打工人,只能反复地回答:退款无法办理。 开发商的资金问题也逐渐暴露。期房卖不掉,也就没办法给供应商结款。随后,部分开发商试图将房子卖给施工方,用于抵消工程款;也有开发商开始清编,原本100多人的销售团队被裁了50多人。 和刘丽一样选择诉讼解决的业主不在少数,但等了快一年,判决下来了,卡在了执行阶段。有业主在群里说,(开发商)肯定没钱了,“新闻说老板跑路了”。 河道的别墅,目前已闲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人们离开了小镇。 李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为镇上的人贴上标签——原住民、退不了房的,还有住不起知名景区酒店动辄单价千元的游客。至于,原来那些和地产、基建相关的打工者,现在都散得差不多了。 一份2020年4月的值班表显示,当月只有一个人在册。而这个人在2018年人员花名册中,是经营部负责年终总结的领导。 那位梦想在2019年卖出10套房子的销售人员或许早已经离开了小镇。 但当地人还是不理解,怎么一场大雨,一切都停了。 “都没了” 2023年12月末,雪落华北,傍晚5点,小镇就黑透了。镇上开了路灯,罕有行人。 一天下午,李怡心血来潮,吆喝着要去那些曾经喧闹的项目转转。路上一片雪白,被他的车一碾,露出乌黑的沥青。 离开小镇不到4公里,一排建筑孤立无援地立在坡上,李怡说这几栋是那家顶顶知名地产商的项目。 “这还不算什么”,李怡指着不远处说,那是建到一半的酒店公寓,现在有几间房,还堆着被褥和生活用品。 住在里面的人说自己是“看摊儿”的,可放眼望去,大门、楼栋、销售中心都挂了锁。工作人员自己也说不清,还有什么要“看”的。 “反正一个月有个几千块钱,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一位工作人员自嘲道。 开过河上的一座小桥,李怡一边叼着烟,一边打方向。“华北地区很多山都是向斜构造,就像千层饼的构造,那些开发商竟然想得出在山上建房。” 从小镇到县城,李怡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各式各样的地产项目都会在眼前掠过,有的建成、有的还没。有那么一瞬间,李怡在面对土生土长的原乡之时,觉得有些陌生。 还有点生气的是镇上一处近山楼盘,据说里面住着不到20户来自京城的老人家,开发商在2022年11月15日勉强交付,只不过楼盘还没有集中供暖,要办理供水供电供气之类的手续,得去40公里外的县城。 鲜有人居住的新房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老人们感觉自己像是被遗忘的人。但李怡却觉得他们还不错——至少交了房。 小镇很多事都变得物是人非。李株在学校边上经营一家汉堡店,孩子读4年级,从去年开始,她发现学校加收的杂费和学费都涨了。她和家长在小群里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钱了。 李怡身边不少朋友向他抱怨,工资和绩效被拖了好久。 一场雨浇灭了小镇的地产梦。 回旅店的路上,李怡嘀咕了一句:“之前靠矿,后来靠房地产。现在两样都没了。” “内卷”与无力 黄宗智在1979至1980年用英文书写《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时候,创造了一个词——involution。当时出版社将此翻译为“内卷”。 他对内卷的定义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是由小农经济孵化出的小农意识产生,这种意识会让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发展。 正是因此,一些社会有意识地进行转型,在他们的小农经济往市场转化的一两个世纪里,华北的小农经济,仍是小农经济。 时过境迁,尽管李怡早就摆脱了小农的身份,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的意识仍是。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汉化出版之后不到十年,深圳在1987年拍卖了中国的第一片住宅用地,面积8588平方米。此后,房地产产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空置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此后的2009年,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地方的城投公司,就是这类融投资平台。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钟宁桦和团队研究认为,地方城投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很多非盈利的项目,比如造桥修路。依据一线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的规律,当基建完善后,土地便会升值,通过拍卖以获得更高的溢价。 小镇所属的城投公司,也在2009年成立。 依照当时的政策,小镇把公有企事业单位的资产纳入城投,比如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等,更好地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减轻了当地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的土地价值。 次年6月3日,镇上卖出3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这条消息挂在小镇所属的国土资源局的网站,这是网站里最早一条土地拍卖的信息。这笔交易比“中国第一拍”晚了13年,但卖出的面积是深圳的3.5倍,入局稍晚,但步履不停。 李怡试图进入城投体系,为新建的商品房做终端的净水设备。他用尽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可没成功。 跟着一线城市的规律,小镇很快尝到了甜头,土地价格随之上涨。但十数年下来,被授权拥有土地拍卖资质的地方城投,为了基建,以及没有及时收回土地拍卖款项,累计了高额债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用“饮鸠止渴”来形容想要依靠卖地而走出发展困境的县城。他觉得,(房地产)不是解决县城困境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道路。 县城规划馆一角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

美国华人父母,培养出多少“失败的谷爱凌”?

提起精英荟萃的地方,美国硅谷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科技是这里的代名词,海量的工作机会和可观的薪水吸引着无数科技人才在此汇聚,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亚洲移民。 然而在光鲜的背后,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今年二月份,一个16岁的华裔女高中生卧轨自杀,让硅谷的高中在美国互联网又引起了讨论。 网络截图 网友们叙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学时的经历,以及对硅谷课业压力的所见所闻。  “我女儿以前去过那里,那个环境就是高压锅。” “移民家庭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竞争激烈得仿佛失控了一样。” 网络截图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过去十几年内,硅谷的高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自杀潮。 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养成课业满分的谷爱凌,然而他们的幻梦都破灭了。 01、爆棚的压力 事发高中名字叫做冈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这所亚裔占比近一半的学校里,学生十分优秀,每年约有20名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74%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 与冈恩相距不远的另一所精英中学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况也类似。亚裔近四成,美国高考SAT成绩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随亮眼成绩一同出现的,是该地区难以忽视的青少年自杀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尔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杀。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杀。 由于城市里有铁道经过,因此学生们自毁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轨。 网络图片 频繁且大规模的案例让舆论哗然。随后学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过,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再出现过自杀潮,但总还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冈恩一名高年级学生在家中自杀身亡;2021年,已经从冈恩毕业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轨自杀,此前他已与抑郁症抗争多年。 在外人看来,精英学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无量,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 事实上,这些悲剧的来源恰恰在于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尔托,学生的首要目标是进入顶级大学。 但申请名校谈何容易?二十几年来,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不断下降。 以哈佛大学为例,1990年的录取率为14.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网络图片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学生只能尽可能多地选修高难度课程和参加课外活动。即使他们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进学校就参加了水球训练班。此外她还是校游泳队、女童子军、爵士乐队和话剧团的成员。 回到家后,家里也有一些雷打不动的规矩:家庭作业做完才能玩,学校布置的所有任务也必须要完成。 同大多数亚洲父母一样,泰勒的妈妈每天准时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试时间和成绩。 密不透风的作息安排让泰勒喘不过气,但她能做的却只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最终在一天夜里,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药。好在父亲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悲剧。 竞争是加剧学生压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后。”这是帕洛阿尔托学生们的信条。 有时候,这种比较还会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当发现自己落后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感。 长此以往,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即是失败,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当自杀潮被媒体报道后,毕业于哈佛的NBA球员林书豪发帖讲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历程。 网络截图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高一的时候,就坚信接下来四年的平均绩点将成就我的未来,或者毁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业、每个项目、每次考试都决定着我进入顶尖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决定着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 林书豪还表示,无数个星期日的晚上,他都会从没考好的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经历了两起同学自杀的事件。 高压程度,可见一斑。 02、更艰难的亚裔 对于亚裔学生来说,面临的压力似乎还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们成绩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视为“学习机器”。很多时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们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进入同一所大学。 这从纪录片《再加把劲》里可以窥见一二。 该片展现了旧金山顶尖公立高中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情况。这所学校亚裔学生是主要群体,东亚人熟悉的“努力”随处可见。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索菲娅是网球队的队长、慈善组织的联合主席、编程俱乐部的副主席,同时还是校报的编辑。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的埃文觉得成绩无法定义一个人,但在台湾习惯了努力的妈妈不这样觉得。 网络图片 同帕洛阿尔托一样,这里的孩子也相信答错一题,整个人生都会不同。因为那意味着:得分从A到B或从B到C,这会影响整体成绩,进而影响平均绩点,最终影响进入哪所大学。 不过,在洛威尔,就算GPA4.0、SAT接近满分,被斯坦福录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学校的物理老师直言:“即使你应该被录取但你可能也进不去常青藤大学。因为——你是亚裔。” 网络图片 在名校招生官眼里,洛威尔的学生只会背诵一堆材料。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学生。 纪录片的最后,索菲娅被哈佛、耶鲁等六所名校拒绝,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绝。 网络图片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满分的亚裔学生接连被六所名校拒绝引起广泛热议。 这名学生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亚裔美国人,我有20%的机会被哈佛录取,作为非裔美国人,我有95%的机会。” 当事人Jon Wang 至于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平权法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保障少数族裔享有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美国高校依照“平权法案”,为特定族裔学生保留固定的名额。 这原本是促进公平的事情,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亚裔与非裔、拉美裔同时进入候选名单时,该法案却倾向录取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 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属于反向种族歧视。 有公平招生组织认为,在亚裔美国学生中,对偏见的感知导致了“异常高”的焦虑和自杀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动的压力,与骨子里难以卸下的紧绷,亚裔青少年心理负担更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极端一些的,则走向了更可怕的不归路。 03、“别人家的孩子” 2010年,一场绑架案震惊北美。 来自越南华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绑架父母,其中父亲遭遇重伤,母亲不治身亡。 从上学起,珍妮弗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学钢琴,六岁学花样滑冰,家中摆满了奖杯和证书。 学校里的珍妮弗成绩也很优异,小学时门门功课都在85分到95分之间,属于班级的榜样。 整个童年,她都在训练和家庭作业中度过。 滑冰训练到晚上十点——熬夜做功课——第二天早起训练,这一条按部就班的作息成为珍妮弗的日常。 就连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学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对更是几乎不参加。 〓 珍妮弗·潘 不过,在严格的教育和模范学生的光环下,珍妮弗渐渐养成了极端完美主义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绩超过她,她就会很恼火,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赢回来。不允许自己输的好胜和志气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里。 然而到了八年级,珍妮弗还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没能当上毕业生代表。 习惯了当优等生的珍妮弗无法接受现实,她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 到了九年级,珍妮弗的成绩便开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从门门得A的好学生变成了中等生。 为了避免父亲看到成绩后的愤怒,珍妮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制造一份假成绩单。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便再也无法关上。于是,珍妮弗的行为愈发大胆。 高中最后一年微积分挂科导致她无法上大学,她制造了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被“录取”后,她每天都背着书包按时“上学”、“记笔记”,实际上则是前往社区图书馆。 后来她又骗父母说自己以优异成绩转学到多伦多大学的药学专业。 这期间,她还瞒着父母交了一个涉嫌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纸哪里能包得住火?谎言越多,被揭穿的压力就越大。终于有一天,事情彻底败露。 大发雷霆的父亲不许珍妮弗再踏出家门。 无法获得自由的日子里,珍妮弗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杀掉父亲的念头从此在她心里埋下了根。 三个月后,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剧。 讽刺的是,庭审时,珍妮弗的父亲说直到惨案发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觉得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网络图片 绩优主义像植入华人家庭中的病毒,你无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个成员都为光鲜亮丽的成绩而着迷。 而一旦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便会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硅谷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样本是谷爱凌,那么不仅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课业都要拿到A。 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还要成为单项运动的奥运冠军,出入名利场与各国顶级名流推杯换盏。 网络图片 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这么多的谷爱凌呢?那一整套的“优秀”模板,又真的适合每一个孩子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这么搞,还能发展经济吗?

据大象新闻报道: 4月16日,芜湖市调查专班成员、市政府(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在“芜湖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布会”上回应此前网传某企业“一年内被执法检查超200次”的问题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专班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2023年,芜湖市直相关单位和繁昌区对该企业开展检查、走访活动共计65次。 但在这65次之外,相关部门还对该企业开展了安全环保等工作指导25次、宣传走访9次、助企纾困走访5次,65+25+9+5=”104″。 也即,在政府统计中,一年政府官员到这个企业达到了104次。其中,执法检查26次,内容涉及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违法建设等,涵盖交通、生态、水务、应急等领域事项。 但码头承包负责人称,自拿到《港口经营许可证》之后一年的时间内的200余次检查,都“有据可查”。 也即,104次,是不是准确,现在都是存疑的。 这样的事件,其实屡禁不止。 天真的群众或许以为,这是政府机关人员尽心尽责,但只要有过中国社会的常识,就明白,这些执法机关人员的意图是什么? 不就是吃拿卡要么? 2022年八月,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沉重负担。 “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被记录说不规范。想在这里办企业,就要先认识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认识就得送东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兴化市创业的企业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他至少转给严某1万余元的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资料整理费、8000元的其他资料费。 “兴化市各个执法部门没事就来厂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态。我们还必须找执法人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每年检测4次要花1万元左右,想在这里开厂不按他们的来不行。”一名企业负责人直言。 随便来几个政府官员,吃顿饭,就得上千。 其间,严某要求杜某在现任科长万某亲属经营的酒楼接待专家组用餐,并支付餐费及烟酒费3000元左右,用餐人员除了2名评审专家,还包括严某、万某及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共9人。 不但要吃,还得拿。 此外,在严某要求下,杜某还向评审专家送红包共计3000元,支付路费1600元、住宿费360元。 企业不仅要承担这些费用,经营上能正常吗?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上门检查或是宣传,企业里是不可能派一个普通员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数据来看,除去周六周末,两天政府就得来一次,企业的管理人员,还能干什么事吗? 甚至很多企业老板,根本不敢派副总或普通高层去接待,因为官员们会不爽,会认为你瞧不起他。 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哪怕是中国那些大企业企业的老总,不断地接待各种官员,都是一种常态。 你敢不接待吗?不接待,对方说不定就给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业,越害怕这种事情。 中国的大企业们,还往往设立了政府关系部门,聘请原政府官员来专职与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务。 有不少幼稚的人骂企业搞政商勾结,绝大部分老板喜欢干这种事吗?不想干的,只要市场是来源于消费者的企业,他们建立这样的部门,就是要应对各种政府检查,以及减少管制对于企业的影响。 而另一些做政府业务的企业,则建立了专业的政府攻关(没写错)部门,既然做政府业务,总得找决策人,不搞政商关系,很难拿到业务。 这一问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问题,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为热点,但是,一直没有改善。 因为始终找不到症结所在。 更多的人将这种问题归结于没有监督,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各种监督不管是舆论上的、体制上的监督机制多如牛毛,但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真正的问题出来在权力本身上面。 这么多官员,能到企业里去检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手上有权力。这些权力具体叫什么呢?来自于各种管制法律。 各种管制法律对企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标准,要求企业必须要达到,那怎么保证他们达到呢?就依赖于政府机关人员频繁地进行各种检查。 正是各种管制授予了官员们管制企业的权力,而任何人拥有了权力,都不可避免会滥用,会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指望几百万官员们,个个都有着高尚的理想,他们一切行动只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开好车,住好房。 手上有权力,那么为什么不用他来换钱呢? 靠监督,是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的,因为监督者也会成为权力拥有者,他也会用这个权力换钱,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纪委的官员们,也频频出事。 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权力。 但减少权力,是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他不仅来源于权力部门自身利益保护之必然,还来源于最为广大的民众。 民众们不希望减少权力的存在,才是权力扩张、权力寻租更深层的原因。 食品出问题了,他们希望成立政府部门,从源头、从生产端就开始检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让民众们吃上安全的食品。 那个楼着火了,民众们希望消防大队最好天天检查每一栋楼,恨不得让所有的楼房都配上几十个灭火器,不配就罚款。 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催生出他们对管制的呼吁。 这种呼吁的结果 是,瞌睡碰上了枕头,政府部门因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扩权。 扩权不仅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麻烦,还让全社会的税负在不断上升,你既然要求一个乌托邦式的安全世界,那么,请一亿公务人员也不算多。 所有的管制,其表面目的,都是为了消灭灾难于萌芽之中。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那么车子就需要年检,不年检,不能上路。于是,哪怕你的车天天在4S保养,哪怕现代汽车有着优秀的自检系统,不行,得政府来检查,为了你好啊。 人们呼吁管制的结果,最终让自己的税收不断上升。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存,就取决于你的政府关系,只要你有关系,那么,你受到的管制就少一点,只要你没关系,在很多事上,你寸步难行或是只能接受各种管制下的高额成本。 我不想批评官员或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批评毫无意义,给予权力给到大部分普通人,人人都会这么干。 我更希望地传播一个观念,不要追求一个无风险社会,不要为了安全,追求让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 不能因为你保管密码不慎,让孩子在网上消费无度,就要求停止一切直播,甚至一切游戏。 那些天天一碰到各种事故,就疯狂批评政府没管好的人,其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不相信市场,只迷信政府的力量,才导致管制越来越多。 最终,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个人都得承担,对管制的呼吁,只会导致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形成一个拿高薪、有额外红包收入、医疗有特权的庞大群体。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管制导致的营商环境的恶化,最终让企业在这个社会举步维艰,他带来的后果是工资的下降,集体的贫困。 什么时候,碰上任何灾难,我们不呼吁让政府管一管,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否则,这样的事,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这简直就是入室抢劫!

民生无小事! 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换表增费”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重庆多个区市民集体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换新的智能燃气表后,使用量未增加,燃气费用却增长了不少。 4月10日,重庆燃气集团回应称,收到个别客户反映燃气费用高、怀疑气表计量不准的情况,“对此,我们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置,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4月12日,重庆燃气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未发现已复核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但上述行为未能平息舆论风波。 网络图片 目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凯源燃气等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公众的疑惑不会散去。这些天,重庆市民晒出的燃气账单,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飞机都‘跑得快’,家里没什么人,换表之前从来没有上过100元,现在每个月几乎都得200元”。 重庆20万更换了燃气表的居民用户发现,他们的燃气费用,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里今年3月份的燃气费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发布视频显示,小区停气后,打开水龙头,燃气表仍然在转动,惊呼离奇。 “七年前换了房子,搬进去后电表从几十度涨到几百度一个月。现在最少一个月是421度。这事疑惑好几年了。” 还有人拍视频佐证,家中没人,但燃气表自动在走。 在网上,关于质疑和声讨重庆燃气的舆情迅速引起广泛共鸣和声浪。但重庆燃气公司称,燃气表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对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他们人为地将燃气的浓度或气压调低了,导致气量增加,这种手段堪比入室抢劫。 网络图片 我看了下重庆燃气的财务数据: 2020年净利润3.76亿。 2021年净利润4.56亿。 2022年净利润4.02亿。 2023年快报净利润约4.93亿。 从数据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于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润,低了约1个亿。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润却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约824%,达2.19亿,占了全年利润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润的暴增,和重庆“换表增费”的时间线高度重合。 网络图片 一边是居民燃气费用出乎异常地翻倍,一边是涉事企业大赚特赚,天然气却没多卖多少,这种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过程说明,光靠燃气公司自查自纠,或让市民和燃气公司来回扯皮,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舆情闹大了,重庆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公司:万一查出点问题,你说这算是违法所得,还是财务造假呢? 其实燃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是关于民生的相关企业,他们一旦业绩大幅上涨,那么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们业绩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希望全国都彻底查一查。这是触碰社会底线,更是从群众口中夺食! 一定要查出这些蛀虫,必须将其绳之以法才能平息群众怒火! 这不是个例,在全国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在水表,电表上有没有可能做了手脚。 今天又看到媒体报道,在问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说自己的房子1年没住人,却出现了燃气费用及违约金。疑似是成都的网友晒出欠费截图,称自家更换新表后,短短20天内竟有高达17000元的天然气费用。 同样是更换新表,同样是费用异乎寻常地暴涨,如果这些反映属实,需要跟进投诉、联合调查组进驻的,可能远不止重庆一地。 我们国家计量仪表,是有强制合格证和检验制度的,走表不准,这么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过监管的?监管有没有渎职、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核心。 面对水电燃气这样关于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应该有当地政府来回答、厘清,让每一户有疑问的人家都得到满意的解释,不能让人多花一分冤枉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研究生也去干保洁了,“存钱最重要”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张晓的手/受访者供图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年轻的保洁员们与堆满垃圾的屋子/图源:马俐管家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垃圾旁,墙面上爬着几十只蟑螂/图源:马俐管家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截图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1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不止不休》剧照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剧照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2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为了赶上下一单,张晓买了两个菠萝包在路上吃/受访者供图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张晓在进行清洁工作时,时常会遇到害虫/受访者供图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张晓从客户家中清理出来的垃圾/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4、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不虚此行》剧照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 今年3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同济的学生用愚蠢的方式问了一个重要的大麻问题

“总理先生,听说德国已经合法化大麻了,那我们去德国留学是不是必须吸大麻啊?” 这样的提问,发生在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同济大学学生交流会上,很有代表性,也很值得讨论。(上图为现场图片示意,非提问者) 首先,从逻辑层面来看,这当然是个愚蠢的提问。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把大麻合法化,并不是强制推广,不存在必须吸食大麻的问题。 所以朔尔茨总理的回答也是重申了这一常识: “嗯,是的,德国确实已经合法化大麻了。但合法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降低非法交易和滥用的情况。至于留学嘛,当然没有必须吸大麻的规定啦!” 朔尔茨还表示,他已经快66岁了,从来没有吸过大麻,也不鼓励任何人吸食。 就像烟草和酒精在中国合法,也绝对堪称泛滥,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来华留学生必须吸烟喝酒,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然后,在分析这位同学提问方式愚蠢的同时,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值得关心的问题。 大麻合法化与否,既是中德两国之间的法律差异,也是社会文化差异。 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吸食大麻的行为合法化,是基于在当地大麻事实上无法禁绝的现状,希望通过合法化以及纳入公开监管的方式来对大麻进行限制和管理,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公众接受政府的能力与职责有限,不要求政府承诺一个“绝对干净的完美社会”,也是警惕政府通过追求“大麻清零”而过度干涉公民生活。 而中国规定吸食和贩卖大麻违法,是基于一个竭尽全力打击毒品,无限压缩吸毒贩毒生存空间的决心和目标,背后的文化根源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饱受鸦片等毒品摧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也普遍更愿意为打击毒品犯罪而让渡自由、隐私等权利,政府制定严格的禁毒法规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 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来反对大麻合法化,但也不用觉得其他国家允许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恶的,就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至少,德国的朔尔茨总理不太可能比同济那位提问的学生见识更少能力更差。 最后是一个公共场合沟通方式的问题。由于相关教育的缺失,很多中国学生其实特别不擅长提问,即使是中国最顶尖一批高校的学生也好不到哪去。 在演讲交流的场合,最常见的问题是把提问的机会当成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站起来说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根本没有与演讲嘉宾沟通交流达成一致的打算。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对演讲嘉宾发表反对意见,关键是表达反对的方式,应该是基于事实和逻辑指出嘉宾的错误,继而要求演讲者补充论据或者重新论证,这样才有机会澄清事实和道理。 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以“攻击”为目标来提问,这也是本次同济大学这位提问的同学犯的错误。 简而言之,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是为了表达对德国大麻合法化的反对,并不打算倾听德国制定相关法律的考量,也并不打算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纯粹就是为了展现“我们国家把大麻管得很严格很好”的优越感。 或许,这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当代年轻人的自信吧。 这样的学生,建议还是不要背井离乡去留学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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