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過35周歲1天時間,意味著於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報名資格——他所在的省發布的公務員招考公告里,將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於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希望通融,得到的答覆是,「差一天,一分鐘都不行」。 上岸無望。於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裡,「不讓我上岸,你也別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從寺院求來的,說是讓大師開過光。彼時他剛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給他帶來好運。但這串珠子似乎沒能加持他的命運,尤其在考公這件事上。 進入2024年,意味著包括於超在內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齡死線上。 一般來說,國內考公對本科學歷年齡要求普遍是35周歲以下。這個年齡線依據,來自於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這不僅成為日後35周歲報考上限規定的依據,也成為民企招聘市場中默認的年齡紅線。 然而外部世界的變化,讓公務員考試這一曾經被相當一部分「80後」視作雞肋的考試變得炙手可熱——互聯網大廠裁掉35歲以上員工的消息頻頻傳出,社交媒體上擠滿了再就業的離職博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盡數瓦解,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擁有一個編製、一個鐵飯碗似乎成了更為穩妥的選擇。有人因此感嘆,以前的故事從「下海」開始,現在的故事到「上岸」結束。 而對最後一批「80後」來說,當他們意識到該上岸的時候,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岸的誘惑 想要上岸的時候,於超還是名律師。他本碩都讀的法律,學生時代就通過了司法考試。25歲研究生畢業時,也有同學考公。但對於超來說,公務員在彼時並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看得到盡頭的未來,這些顯然不是他當時想要的。「我那時候想掙錢。和律師比,公務員雖然穩定,但收入一般。」 27歲那年,於超成了執業律師。 幾年律師做下來,他的案源並不穩定,平均每年掙5萬元已經是上限。最慘的時候,全年收入只有1.5萬元,甚至沒達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他還陷入了一個怪圈,「每天各種應酬,到處推銷自己。」 30歲那年有了孩子後,生活壓力更大了,漸入中年的於超開始意識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辭職考公,他也動了這個念頭。 他注意到,律師考公的,大多進了公檢法單位。他們除了有穩定的基本工資外,還不乏各種津貼、年終獎、節日福利等。一個岸上的朋友告訴於超,他們在食堂吃飯,每餐只要1塊錢。平時即便請假,對薪資也沒什麼影響。 而這種穩定,對整日為案源焦慮的於超來說,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這更堅定了他考公的決心。 對大齡青年來說,編製意味著鐵飯碗 一千個大齡考公者,會找出一千個考公理由。而當何國權告訴我他是山東人時,他似乎也不用解釋太多理由了。「一個過了35周歲還沒上岸的山東人,能有什麼未來?」坐在我對面的何國權,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圖」香煙,煙霧打著轉從鼻孔里鑽了出來。 何國權是獨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裡經濟條件過得去。因為整個家族沒人從政,在何國權很小的時候,爸爸就給他「洗腦」,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就是:「士農工商,做官才最厲害。」但何國權對當官沒興趣,他覺得做生意掙錢最實在。 當年在山東某大學讀書時,他學了經濟學,2010年本科畢業時,在父親命令下,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失敗後,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何國權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對成本和利潤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親承認,自從兒子在家幫忙後,家裡每年能多掙幾十萬。 但何國權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父親驕傲的資本。後者不斷提醒兒子再去考公,並時常念叨著,要真考上了,會對家裡生意有什麼幫助,自己跟朋友們說起來臉上也有面子。 父親念叨了好幾年,也沒能打動何國權。他對考公還是沒興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遊戲,中途倒是談了個戀愛,甚至一度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見家長時,女方父親勸他,「你上了個大學,就應該去考公。」何國權明確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對方當面沒說什麼,私下卻跟女兒說,「小何這人,沒啥大出息。你是老師,在編的,他配不上你。」 後來兩人分手後,何國權的父親也藉此再次鼓動兒子考公,「人家就是因為你不是公務員,才看不起你。」父子倆為此吵了起來,當兒子的說,不考公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當父親的則不斷重複,「我是為你好。」 生意做到33歲那年,何國權突然沒了興趣,他「覺得沒什麼尊嚴」。所謂的尊嚴,來自幾次同學聚會。 幾個畢業後進了體制的同學當了領導,哥兒幾個聚會時,體制外的同學給他們敬酒,總是低頭哈腰,一口一個「領導」「主任」叫著,氣氛尷尬又局促。何國權說,實際上,那幾個體制外的同學都挺有錢,但在體制內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來。起初何國權看不上這種「卑微」,參加了幾次飯局後,他對權力迷戀起來。 他突然意識到,金錢在權力面前,一文不值,並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頭。當時是2020年,何國權33歲。 大齡考生 按照35歲的年齡上限推算,當時的何國權理論上還有上岸機會。 當年11月,他老家公務員局發布2021年度招錄公務員時,對專科、本科年齡要求是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間出生)。何國權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報考的那個區級單位,只招錄1個人,意味著需要走「獨木橋」上岸。 備考的日子漫長又難熬。300多頁的申論教材,與400多頁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何國權通常看不到10頁就開始打瞌睡。醒來後,發現之前看的幾頁,幾乎忘光了。為了不讓自己犯困,他試過各種濃茶、咖啡,但都無濟於事,他無法保持專註。 他也到考公培訓機構考察過。剛一進去,工作人員就滿臉堆笑地走過來,「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編嗎?」何國權尷尬地笑了笑,悻悻離開。從那之後,他再未考慮過上培訓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中也提到過一個類似細節:在某考公線下衝刺班裡,一個大齡考公者和一名「95後」學員同桌。後者做判斷推理題的速度很快,寫完後對前者說,「阿姨,你不適合考試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這麼長時間還沒算完。」 何國權似乎也不適合考試了。2020年12月中旬參加完筆試,他的成績只有40分(滿分100分)。當年,該地筆試合格分數線為50分,他連面試資格都沒拿到。 考公這條路上,屢戰屢敗的大有人在。何國權決定再戰。 2021年11月,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2年招錄公務員公告,何國權沒有超齡,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筆試仍然沒過線。2023年,再考,還是沒過。 連續三次考公失敗,何國權的父親不耐煩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後,他對兒子說。何國權沒有反駁。這次失敗,意味著他只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2023年11月,當地發布2024年度錄用公務員公告,何國權年齡上屬於壓線。 這次他的筆試過了,進入到面試流程。憑藉自己生意場上的能說會道,何國權本以為面試會順利通過。結果考官三個問題一出,他腦子裡一片空白,完全不記得自己在說什麼。當時是4月,從考場出來,他的後背被汗水浸濕了一大片。最終,綜合成績未達到錄取標準。 於是,在35周歲前,何國權失去了最後一次考公機會。 「35歲,就是一個廢人了。」何國權徹底被擊倒了。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晚泡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白天窩在家裡睡覺,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親安排,甚至連頭髮和鬍子也懶得打理,衣服半個月換一次,身上飄著汗水和頭油混雜在一起的味道。 長久以來,35周歲一直是考公年齡紅線 扔了佛珠的於超,在未超齡前,也是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的。 2023年1月下旬,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3年度公務員招錄公告,於超符合條件。在完成報名、資格審查、繳費等程序後,他報了某區的紀委監委。 報名成功後,於超在家自學——得益於法律專業的學習,對於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他學起來很是得心應手。2023年3月下旬成績出來,他超了當地筆試最低控制分數線幾十分,順利進入面試。 「我當時根本不擔心面試。」做了多年律師的於超,對自己的口才和應變能力非常滿意,在他看來,面試無非是走個流程。2023年4月,他穿著筆挺的西裝,戴著佛珠去參加面試。 面試過程只有十幾分鐘——做完自我介紹,考官問了他三個問題。一是分析熱點事件,二是如何處置突發事件,還有個與法學相關。面試成績滿分100分,合格線為60分。 最終,於超面試拿到了70多分,但在當天所有面試人員中,處於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膩膩的佛珠,突然問:「面試當天也戴著?」於超回答「是」。妻子搖搖頭:「你都考公了,怎麼還戴佛珠?」於超辯解說那只是個裝飾。妻子則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讓面試官有了什麼誤解。 再後來,有人問起於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著,自己才34歲,還有一次機會,可以來年再戰。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個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傑也輸給了年齡,儘管他選擇了難度相對較小的上岸途徑——考編。不同於公務員考試,考編指的是參加事業編製考試,考上以後取得事業編製,如教師、醫生等。 和於超們一樣,武俊傑也沒打算在畢業之初就捧一份鐵飯碗。2010年從南京的一所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先是到了當地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上班。彼時教培還是朝陽產業。當年,全年共有34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主要的交易所進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領域公司就佔了4個席位,成為五大上市行業的主力軍。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稱,「2010年我國教育培訓行業市場規模已達7800億元」。 剛入職時,於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時候,拿過3萬多。 一切來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機構尚能勉強維繫,但最終還是沒能撐下去。2020年,武俊傑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個小縣城裡,工作並不好找,有朋友建議他,不如考事業單位。武俊傑對考編考公了解不多,僅有的常識讓他覺得,考編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鐵飯碗。 武俊傑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編的2020年,顯然在年齡線之內。 於是他報了當地某單位的「財政全供」專業技術崗,該崗位招兩個人。 筆試是在當年7月下旬進行的,考試科目有《綜合知識》和《申論》兩科。兩個科目滿分分別是100分。考試成績下來後,武俊傑離筆試分數合格線差了一點,第一次考編失敗。 武俊傑想放棄,但老家留給他的工作機會太少了。他曾經工作過的教培行業,在2021年經歷了一次大規模整頓,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訓監管司給出的數據是,「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4.1%」。 這意味著,想要回到從前的賽道,也變得愈發艱難。他只能繼續備戰考編。 2021年,該縣招事業單位人員時的年齡要求和上一年一樣。彼時33歲的武俊傑仍然沒有超齡,但拿到筆試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於第一次考的是《綜合知識》和《申論》,他在之後的備考中,也一直惡補這兩門。但到了2021年,筆試科目換成了《職業能力傾向測驗》和《綜合應用能力》,武俊傑只能倉促學習。 武俊傑記得,那年一共招101個人,「35周歲以下好像只要15個,其餘全是30周歲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歲以下。」而在為數不多的「35周歲以下」的崗位中,還有幾個是面向特殊經歷人員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齡和專業等要求後,他發現只有某執法大隊和殯儀館適合自己。即便如此,這兩個單位也分別只招一人,武俊傑選擇了執法大隊。筆試成績一出,又失敗了。 考編人員的模擬題 武俊傑還是得考,考編幾乎成了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2022年6月,當地再次招事業單位人員時,彼時34歲的武俊傑在招聘公告中發現了一個細節,「之前對年齡問題,縣裡會特彆強調30周歲以下,和35周歲以下。2022年時,只提了30周歲以下,完全沒提35周歲。」 他趕緊打開當年的崗位計劃表,認真數了下,發現當年該縣80多個崗位共招104人,只有11個崗位要35周歲以下的。讓武俊傑難以接受的是,這11個崗位的專業要求,他一個都不符合。相當於,這一年的武俊傑,儘管有年齡優勢,但因專業不對口失去了報名資格。 那次之後,武俊傑知道自己在考編市場中,幾乎沒有任何希望了。 於是他開了家小超市,閑來無事,還是會時刻關注考編信息——2023年,他發現,縣裡在招聘事業單位人員時,大多數要求為30周歲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後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歲以下。對35周歲以下的只有兩個「定向招聘」崗位。 看著這份公告,他越想越氣,到最後,直接抓起電話打給有關部門,表示希望將大部分崗位年齡放寬到35歲。有關部門的回復客氣又官方,只說是根據要求,合理設置的崗位,但也表示,會根據歷年招聘情況進行優化。 實際上,「35歲」門檻被詬病已久。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正國此前提出,「設定『35歲門檻』不僅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更涉嫌違反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侵害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 2024年3月,武俊傑發現,自己所在的縣打算招聘的70多個事業單位人員中,35周歲以下年齡崗位,佔到了30多人。他有些驚喜,但這一年,他已經超齡了——這份公告上,「35周歲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後出生的人。武俊傑出生於1988年2月。 「對大齡青年來說,差一個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傑說,在決定考編之前,他從來沒有過年齡焦慮,朋友們一起吃飯,他總是最小的那個。而這些年,都開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終讓我覺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齡,真是悲涼。」 岸上危機 當越來越多的人擁入考公賽道時,這條賽道的廝殺也變得愈發殘酷。 比較一下這些年的數據,2022年的國考,計劃招錄3.12萬人,報名過審人數突破200萬,最終有142.2萬人實際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46:1。2023年的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達到259.7萬,達到近些年審核通過人數最多的一年,招錄比達到70:1。到了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人,招錄人數為39561,今年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7:1。 而在大齡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夠壓線上岸,毫無疑問是被無數人艷羨的幸運兒。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已然上岸,她在接受採訪時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歲那年,周燕燕決定考公。年齡意味著她只有這唯一的一次機會,而她抓住了。 實際上,做這個決定前,她是有些冒險的。因為各地招錄公務員,對年齡的限制,都會卡在發布公告日期,比如,該地2021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5年1月後出生,2022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6年2月後出生。而出生於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報考時卡在1月份,她還有機會;但如果卡在2月,就沒機會了。 「輸了,就當學習了。」周燕燕決定賭一把。 備考半年後,2023年1月份,該省公務員局發布考試公告,周燕燕的年齡剛好壓線,她賭贏了。接下來是筆試、面試,再進入到體檢考查環節時,周燕燕知道,上岸穩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報社辭職,領導和同事嚇了一跳。有報社領導表示完恭喜,趕緊說,「以後當領導了,記得咱報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臉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後告訴她,「我們領導托我說,想請你吃飯。」周燕燕一概拒絕了,「你們這些男人,我這個年紀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著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職後,周燕燕先是進行了初任培訓,並分到相關崗位去實習。實習期為一年,其間有工資和社保。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的話,才能任職定級,如果不合格,則要被取消錄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實習期,和她一同實習的,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 她一刻不敢放鬆,「我能在這個年齡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輕人不想乾的我干,年輕人干不好的我干,他們下班吃火鍋、看電影,我在學公文寫作。」相比之前在報社的工作,周燕燕覺得無比疲憊,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齡上沒有優勢,就要贏在工作態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樣有35歲焦慮。」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機感。他在29歲那年考公上岸,在鎮上的綜治辦工作。 周喆上班的鄉鎮離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沒有突髮狀況的話,他一般會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綜治辦,用官方說法,是主要負責維穩、信訪、平安建設、防範與處理邪教、社會治理等。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解決發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種矛盾,細碎又繁瑣。 「經常被一群人圍著,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腦仁疼。」前幾年周喆還敢大聲訓斥群眾,智能手機普及後,他只要大聲說話,立馬有人舉著手機拍他。每到這時周喆就異常緊張,「怕他們發社交媒體,畢竟輿情壓倒一切。」他覺得自己足夠小心謹慎且和善了,但還是經常被投訴。上面查了一圈,發現沒有實際問題,又都不了了之。 最讓周喆難以接受的是,從前在企業時,他可以兼顧家裡。自從做了鄉鎮公務員,基本與家庭割裂了。夫妻倆起初還會為此吵架,現在發展到基本不聯繫,只是保持著一份有名無實的婚姻。 周喆想過離開鄉鎮,到市裡工作,可這太難了。 按照組織部門要求,像他這種鄉鎮公務員,在鄉鎮機關最低服務年限為5年,並且要簽訂書面服務協議,這5年不能辭職。想要離開,只有辭退和被開除兩種。後果就是,如果被辭退,五年內不得報考公務員;開除的話,終身不得報考公務員。 2021年,周喆5年服務期滿。他已經適應了公務員工作,不想離開這個隊伍。 即便考公上岸,也沒那麼輕鬆 而如果想要離開鄉鎮,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務員遴選。所謂公務員遴選,簡言之,就是上級機關直接向下級基層機關選人。其中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可越級遴選,這是很多基層公務員晉陞的黃金通道。具備遴選資格的人,除了已經是公務員外,一般也要求35周歲以下,甚至有些崗位要求在30周歲以下。 2022年2月,該省公務員局發布當年省直機關遴選公告後,周喆趕緊報了名。當時,省里對年齡規定是「35周歲以下(1986年2月以後出生)」。周喆生於1987年4月。 他報考了一個省直部門。有同事鼓勵他好好考,並和他開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後多照顧老同事」。公務員遴選也分筆試和面試,筆試滿分100分。周喆沒能通過筆試,回到單位,當時鼓勵他的同事說起了風涼話,「好好待在鄉鎮干,就別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歲「大限將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沒有考過。 「如果不辭職,我大概是要在鄉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經是燒高香。」周喆遴選徹底失敗後,妻子基本不和他說話,偶爾吵起來,就抱怨他遴選時不找關係,走門路。 周喆無言以對,他還會時不時關注各地遴選信息。他發現,網路平台上經常有基層公務員抱怨遴選年齡的問題,並建議將遴選年齡拓寬到40周歲。而在四川、貴州等一些地方,已經將遴選年齡改到了40周歲。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內,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這樣的調整。 接受完採訪不久,頹廢消沉了一段時間的何國權突然主動聯繫我,說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終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是從2023年開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確將碩士、博士應屆生年齡限制放寬到40歲,新疆更是將縣(市、區)及以下機關職位的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年齡放寬到45歲。不過,這种放寬,基本只針對應屆碩士和博士生。 何國權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畢業不到40歲,還能以應屆碩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別到時候把研究生學歷也卡到35周歲,畢竟現在滿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於超則放棄了上岸打算,繼續做回了律師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還會對那串佛珠耿耿於懷。偶爾他也會想到那句經典的佛教用語,「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文章來源:冷杉RECORD
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 年輕人不願繳社保,已經是一個半公開的秘密。 但在公開場合,這仍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議題,有限的一些討論,還是以批判年輕人為主:躺平、得過且過、對未來生活缺乏規劃…… 在某些輿論聲音中,年輕人不願繳社保,是一件對自己和社會都不負責任的非理性行為。 至於年輕人為什麼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就這麼被不知所謂的道德批判掩蓋住了,似乎只要不討論就不存在一樣。 圖/視頻截圖 總之,社保沒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是年輕人。 當然,不願繳社保只是一種意願,社保有其強制性,大多數年輕人未必真能落實,有機會踐行的更多是靈活就業者,但這的確是一種真實的情緒。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一次公開論壇(首屆中國養老論壇)上,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01 周小川退休以後很少就公共政策公開表態,但一說話就是直言不諱。 上一次,他引爆輿論的發言還是在去年2月,主題仍然是「養老金缺口」,當時放的話也很重:「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以後再做選擇會更艱難。」 這一次,有別於主流聲音對年輕人不願繳養老金的嘲諷及批判,周小川對年輕人的挫敗情緒表達了認可與共情。 周小川認為,養老金缺口壓力正層層傳導至年輕一代身上,「現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輕人覺得即使勞動再多,也很難買房、結婚、養孩子,乾脆直接躺平」。 「站在勞動者視角,當衡量社保繳費貢獻大於所獲收益時,自然削弱積極性」,周小川認為,在現有名義個人賬戶下,個人繳費實際用以統籌基金,若過度突出現收現付制,即在崗職工繳費支付當期退休老人的養老金,面對持續攀升的撫養比,難免消解年輕人的制度參與意願,甚至激化代際矛盾。 周小川說得很明白了,年輕人不願意繳社保,不是年輕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所謂「現收現付制」,是中國社保的一種特殊制度設計。簡單說就是,由於時代原因(社保制度還沒出現),目前退休的老人當年並沒有實繳社保;而現在年輕人繳納的社保,也不會進入個人賬戶以供未來使用,而是在當年度就會「統籌」發給退休老人;而當現在的年輕人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將來自那時候的年輕人繳費。 也就是說,當年老人沒繳的那一筆社保,導致中國社保的賬上永遠缺少一筆錢,或者說存在虧空,只能依靠一代代的「代際轉移」來解決。 圖/圖蟲創意 我曾和身邊的老人討論過這個問題,正在拿退休金的老人對此無不極其敏感,他們無法接受「自己是被年輕人養」這個事實。他們的反駁當然也有道理:我們年輕時為國家做了貢獻啊,工資也很低,那時候也沒社保,我們的養老金是我們應得的。 對此,我經常幽幽地說上一句:那也是國家欠你們的,不是年輕人欠你們的。 還有老人會說,老人多拿了養老金,不是正好幫年輕人養孩子么,殊途同歸,左口袋進右口袋,又有什麼可以計較的。 我還是幽幽地說:很多年輕人的父母生活在農村,根本拿不到多少養老金,他們一直抱怨「幫別人父母養老」。 在這個問題上,老人,或者說城市退休老人是現收現付制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的養老金,經常比正在工作的年輕人還高出一截;而相應地,年輕人和中年人就是現行制度設計的利益受損群體。 年輕人(也包括中年人)面對的養老金窘境,可謂是「兩面挨耳光」:一方面,他們要為現在的退休老人支付養老金,這導致他們無法真正擁有一個如銀行儲蓄賬戶一般的「個人社保賬戶」;另一方面,現在的生育率正在下滑,當現在的年輕人變老之後,從哪裡找到足夠的新一代年輕人為他們支付養老金。 「腹背受敵」之下,很多年輕人自然也就不願意繳社保了,他們對未來缺乏清晰的預期,這也正如周小川所說:「如果我們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礎養老金,怎麼能苛求(年輕人)不積极參与個人養老金計劃呢?」 圖/視頻截圖 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多的年輕人(中年人)不願意繳社保,養老金缺口就越大。但站在年輕人的角度,他們的利益權衡又有什麼不對呢? 如果不願意承認每一個年輕人作為真實個體的利益權衡,總是要靠「集體利益」「長遠利益」來做輿論綁架,那就是一種PUA。而PUA一旦被勘破,就註定無法持續。 我想,這就是周小川此次發言的真意所在:正視年輕人的利益導向,理解他們的利益權衡。 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 02 周小川在這次論壇上也提出了養老金缺口的解決方案。 目力所及,這是我近幾年來看到的最靠譜改革方案了。 周小川指出,現階段更應重視「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性,據此,他提出了人賬戶養老金「供一配一」的設想,「等於個人儲存100元,最終賬戶上有200元,並以此作為基數投資」。 周小川的「供一配一」設想部分參考了美國養老保險制度「401K計劃」:員工每月從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個人賬戶,企業也按一定比例向賬戶存入相應資金。 如果周小川這一想法可以落實,自然可以突破現行「現收現付制」的弊端,重新激發年輕人和中年人的繳納社保熱情。 說白了,就是年輕人覺得繳社保划算了、透明了、有未來了,這三者缺一不可。 圖/圖蟲創意 但周小川在一個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如果將年輕人和中年人繳金的一大部分拿去「充實個人賬戶」,年輕人的確有了未來;但誰來支付當下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缺口呢? 這才是最為關鍵之處。 應對方案無非有三種:即刻推進延遲退休;財政補缺,資金來源可以是國企上繳利潤,也可以考慮定向發債;逐步降低養老金髮放水平,或至少凍結養老金的逐年增長。 但是,這三種方案哪一個不是知易行難?哪一個不是地雷陣蛟龍潭?何況,任何一種單一方案都不足以彌補缺口,需要三箭齊發才能真正見效。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周小川的方案說到了點子上,真正解決了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的「動力問題」,但真要落地執行面臨重重困難。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收現付制潛藏的弊端,但又豈能是說改就改、一廢了之的。 03 周小川的發言並沒有引發多少輿論關注,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被「搶戲」了。 在同一個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的發言引發了軒然大波。他認為,當前社保能擴面的空間是大量年輕的靈活就業者,但這一人群現在參保率、尤其繳費率仍低,「要調動年輕人的參保積極性,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所繳納的費用,家鄉的父母祖輩是能領到錢的」。 朱恆鵬的發言在社交媒體上被噴成了篩子,被視作PUA年輕人的最新例證。 圖/圖蟲創意 本文的唯一男主角是周小川,這裡也無意對朱恆鵬的發言做過多闡發。雖然朱恆鵬的方案也幾乎沒有任何可行性,但他至少有一點說對了:針對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現行社保制度不改不行了。 幾乎所有人都發現了問題,但有些人出於既得利益(比如拿高退休金的城市老人等群體),不願承認問題,不願接受任何付出代價的改革;有些人迴避問題,還想依靠PUA年輕人得過且過(比如某些輿論);有些人直面了問題,但提出了啼笑皆非的方案(比如朱恆鵬);有些人提出了可以治根的方案,卻千難萬阻很難落實(比如周小川)。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辦,這才是問題。 但年輕人也應該滿意了,至少周小川提供了情緒價值。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昨天,談及普京訪華,我朋友朴同志說:每次來,A股都是鋪綠地毯。今日收盤,果然,上證指數尾盤轉綠。 一方面我覺得朴同志預測和記憶很是靠譜,一方面也懷疑是否真有這樣神奇的事,於是就對此進行了求證。 開局一張圖。 網路圖片 這是來自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一張圖,列舉了普京自任總統或總理以來到2024年初的歷次訪華記錄,加上今天這次一共是20次。我複查了幾次訪問,日期是準確的,那就以此表為準,來看看他每次到達中國的當天上證指數的表現。 其中,2014年11月9日、2016年9月3日、2017年5月14日和2017年9月3日是周末,2022年2月4日是春節假期,A股不開盤,那麼15次有數據。 歷次表現如下。 網路圖片 2000年7月17日 這是普京第一次訪華,大盤指數上升趨勢明顯,但就在這一天來了一個綠。 網路圖片 2001年6月3日 股民喜迎普京總統。 網路圖片 2001年10月18日 大盤在探底 網路圖片 2002年11月27日 普京總統前來吹響觸底反彈衝鋒號 網路圖片 2004年10月10日 普京總統前來吹響蹦極衝鋒號 網路圖片 2005年3月21日 普京總統力挽狂瀾? 網路圖片 2008年8月8日 這天可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啊! 網路圖片 2012年6月6日 普京總統跑馬溜溜地衝下去 網路圖片 2014年5月20日 在這個甜蜜的日子,就當給總統過節吧 網路圖片 2015年9月2日 小有收穫 網路圖片 2016年6月24日 這叫積蓄反攻的力量? 網路圖片 2018年6月8日 參加過這次3000點保衛戰嗎? 網路圖片 2019年4月26日 普京總統前來支援繼續打保衛戰 網路圖片 2023年10月17日 普京總統送來了彈藥 網路圖片 2024年5月16日 普京總統:你們怎麼還在打保衛戰? 總結下來,1、並非每次普京來都鋪綠地毯;2、但是普綠地毯的比例非常高,20次來華訪問,有15次是開盤時間,其中跌10次,漲5次,也就是「三天兩頭」跌。 自從他2000年首次就任總統以來,已過去24年,中國歷經了高速發展時期和穩步發展時期,中國股市經歷大起大落,已有8任證監會主席上下求索,而中國股民的心情,可用一首詩來形容: 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股市歲月催。紅紅綠綠都成空,不勝人間一場醉。 普京總統對我大A股的影響,自然不能用技術面、政策面等來分析,也很難用「資金走向最能說明問題」來總結,只能上升到玄學層次。 新世紀,普京陪我們走過了紅紅綠綠悲悲喜喜的24年,自然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了。 正值這位老朋友又一次訪華,作為股民,你最想和他說的一句話是什麼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百度副總、公關一號位璩靜對著鏡頭霸氣側漏「員工提離職我秒批」震驚江湖,沒成想最終竟以她自己被秒批收場。 據說她的離職還挺戲劇性的,老闆李彥宏震怒,老闆娘馬東敏「亮劍」。被老闆老闆娘「混合雙打」擊倒,璩靜預定本年度互聯網那「搬石砸腳」大獎,小金人定製中。璩靜的戲份算是落幕了,企業公關同行們遙望她的背影,滿臉懵圈和迷茫。 網路圖片 企業公關的神秘面紗,以這樣慘烈的方式被揭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1 「璩風波」剛鬧起來時,就有業內人士表示擔心——本來就處於企業邊緣的公關部門會更加邊緣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內幕曝光,「公關一號位」不懂公關被群嘲,情況更加惡化了。 網路圖片 堂堂央媒出身的高級科班生,竟然花大錢向網紅學習視頻流量秘訣,對得起多年的媒體業務訓練嗎?照葫蘆畫瓢,竟然搞成了網黑。璩靜不僅以一己之力給自家公司製造了一起史詩級公關危機,更暴露了「公關一號位」業務能力低下的短板。這不禁讓人懷疑,中國的大廠公關都是這樣的水平嗎?並不是。 從媒體走向企業公關的業內精英很多,但是他們的職業環境並不好。大型企業的公關業務定位偏差,造成了逆淘汰的職業環境,才會讓璩靜這樣「傻賣力氣」、「向上管理」的偽精英走上了與自身能力不符的高位。 中國大型企業公關的最大問題是「急」——急於求成、急功近利。 典型癥狀是公關和營銷不分,公關成了營銷的附庸。其實,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公關的業務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創業之初,大家都不知道你這個品牌,你不就得大聲吆喝嗎?營銷就是公關、公關就是營銷,沒毛病。但是,企業成長為行業頭部,到達了生態位的頂層,營銷和公關就不能混為一談了。 營銷和公關都是和社會公眾的溝通互動,卻有著很大的差異。受眾不同、目標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同。 營銷關注的是發現和發掘市場需求,針對的是客戶或潛在客戶,是商業信息的傳播。而公關是培育市場環境,增進社會公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是商業文化的養成和傳播。 營銷是一連串目標明確的商業運作,今天推出一個新產品、明天搞個促銷活動。打了多少廣告,增加了多少社會關注度,創造了多少商業價值,KPI明確、立桿見影。 公關則是長期的的環境培育,公眾的好感度、美譽度需要潤物無聲的長期培育,投入產出比不是一時一事可以算得清楚的。 公關和營銷混為一談,是處理不好公眾關係的。 02 中國大型企業崛起的時間不長,一切為營銷服務的「銘印」還沒有消除。無論怎麼強調公關的重要性,還是無法擺脫砸了多少錢、辦了多少事立竿見影的營銷思維。 所以,公關部門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負面輿情發生時當「消防隊員」,平時就是給市場營銷打下手、吹喇叭的「龍套角色」。殊不知,日常的繡花功夫不到位,臨陣磨槍救不了火。 比如百度上一次史詩級公關危機「魏則西事件」,平時對關鍵詞競價排名的爭議沒有充分及時的公關運作,相關機制缺乏透明度,更沒有和公眾充分溝通合理調整。這些基礎工作一點不做,負面輿情一爆炸,公關部門裸奔進場,談何救火?硬鋼輿論質疑,沒這個底氣。 沒有日常建立和維護的信用基礎,臨時發多少公告、言辭多麼懇切,都是蒼白無力的。進退失據,臨陣磨槍的貢獻約等於沒有。這種場景在中國大型企業的公關危機中反覆出現,不是危機公關無能,而是缺乏長期運作準備的必然結果。 不是公關部門沒人懂這個道理,而是營銷壓到一切的思維下,公關日常難有所作為。「魏則西事件」爆發之前,公關部門想要直面爭議、正面溝通,營銷部門肯定不答應。這要是影響了賣廣告的業績怎麼行?反正負面輿情爆發,千夫所指、股價大跌的後果,「未能妥善處理輿情」的大鍋又不用營銷部門背…… 公關部門日常跑龍套、遇事就背鍋的邊緣化,就成了璩靜之流的舞台。跑龍套入戲深,「全員IP」的無效折騰能來事,主打個「向上管理」。遇事不能平事,但是在辦公室里給媒體「扎小人」的誇張表演,能提供情緒價值,還是「向上管理」。這種業務水平能幹到「公關一號位」,不是百度公關部門沒能人,而是劣幣驅逐良幣鬧小人。正經事幹不了,不正經幹事的「沒事忙」脫穎而出,合情合理。 中國的媒體行業雖然有種種問題,但是也曾經歷了黃金時代,也培育了一大批真正的人才。但是,這些真懂輿情、理解公眾心理的媒體人才,沒有在企業里真正發揮才能的空間。 中國的大企業還沒有正確處理公共關係的意識。抓不住重點,找不到痛點,疼了白疼。 03 社會輿論對企業營商環境有多重要,這幾年被民粹大潮反覆折騰的大型企業應該最有感受。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的商業文化、商業意識長期薄弱,錯誤的經濟觀念泛濫。僱傭即剝削、利潤即罪惡的意識形態原罪意識泛濫。這些長期困擾中國的營商環境。中小企業缺乏公關能力,只能被動受害。大型企業應該有所作為。這種改造生態環境的公共關係運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用營銷思維替代。 比如說,這些年很多大型企業斥巨資搞公益慈善,希望以此改善公眾形象。然而,基礎環境不改變,這種「品牌營銷」式的公關勞而無功。因為,在憤世嫉俗的經濟原罪視角下,這些公益慈善行為說好聽點是「贖買」,說難聽的就是「主動罰款」,道德價值約等於零。充其量是反派劇本里加了點「人性之光」的橋段,不過是劇情的點綴。天生的「大反派」,就不配有好結局。 所以,在民粹泛濫大環境下,大企業的慈善公益干再多,也無濟於事。 如果公眾不能了解經濟運作的真相,企業的輿論環境就不會得到改善。這才是大型企業最重要的公關任務,是企業與公眾關係的基礎工程。 然而,營銷思維主導下,這是無法完成的任務。甚至有些大企業的公關操作,還主動迎合民粹,大打所謂的「民族主義牌」,段位拉低到了「香飄飄」之流。更有甚者,還有借民粹之風拉踩抹黑,把公關搞得烏煙瘴氣。那些「能力超群」的害群之馬,危害遠甚於「德不配位」的璩靜。 真正重視公關工作,發揮對輿論環境的長期建設性作用,不僅關乎企業長期經營的環境,更關係到中國營商環境的整體改善。因此,這已經成為大型企業的長期社會責任,無法迴避。聽任經濟民粹主義大幅回潮,社會輿論環境惡化,大廠難有未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關胖本胖
據知情人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宋凱患有重度抑鬱症,從高中起即有病史,常年服用抗抑鬱藥物。去世前幾個月,宋凱出現了軀體化癥狀,家人還曾陪伴去醫院檢查,未查出軀體疾病。宋凱自殺後,也未留下遺書。 5月13日下午,就南京林業大學青年教師宋凱自殺一事,南京林業大學相關工作人員回復新京報記者稱,宋凱確已於上個月離世,此前網傳自殺原因並不屬實。 上述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對於宋凱這類高層次人才引進,學校沒有「非升即走」的政策,宋凱此前的確考核未通過,但並未降級,直到去世仍然是副教授。根據此前合同約定,宋凱退還了一部分安家費,「但是數額絕對不大」,並且宋凱是「主動配合退的」。新京報記者了解到,對於網傳不實信息,家屬已報警。 公開信息顯示,宋凱於1986年出生,2013年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後,在國家留學基金(CSC)資助下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和博士後。2019年4月,宋凱作為高層次人才引進到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任職副教授。宋凱多位同事與學生回憶他,「性格謙和,工作認真負責。」 據知情人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宋凱患有重度抑鬱症,從高中起即有病史,常年服用抗抑鬱藥物。去世前幾個月,宋凱出現了軀體化癥狀,家人還曾陪伴去醫院檢查,未查出軀體疾病。宋凱自殺後,也未留下遺書。 宋凱生前的實驗室。新京報記者 李照攝 01 去世前幾個月出現抑鬱症軀體化癥狀 新京報獲悉,宋凱妻子是在4月2日一早發現宋凱自殺身亡並報警的。據知情人稱,宋凱與妻子育有一個2歲的孩子,今年春節前,宋凱稱晚上要寫論文擔心影響妻兒,主動提出與妻子分房睡。事發當晚,妻兒就睡在另一個房間,因此直到次日一早,妻子才發現異常。 知情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宋凱在出事前幾個月出現了明顯的軀體癥狀。據了解,年前宋凱需要提交一個基金課題,他經常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難以起床,很少進食,晚上才開始寫論文,但文章幾乎沒有進展。 因為身體上的不適,妻子曾經陪他去做過全身體檢,但沒有查出任何軀體疾病。妻子是後來才發現宋凱從高中起的抑鬱症病史,知情人稱,他們夫妻感情很好,宋凱情緒低落時,妻子一直陪在他身邊寬慰他,但是沒想到還是走上了這一步。 除此之外,身邊其他人並未發現宋凱的異常。另一知情人稱,宋凱自殺前一天還曾去實驗室簽報銷單給研究生髮放助研費。所謂助研費從科研經費里支出,發多少由導師決定。宋凱的學生在清明節之後才得知宋凱去世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傷心,宋老師去世前沒有任何反常,他是那麼溫和的一個人。」 宋凱的兩位博士導師在得知宋凱去世後,也表示十分震驚。他們對宋凱讀博時期的學術能力給予了肯定,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和生物工程系教授Madjid Mohseni告訴新京報記者,宋凱是一位勤奮刻苦的學者,讀博時期他不僅能按時完成科研任務,甚至超越了預期標準。Madjid Mohseni提到,每次參加組會,宋凱都會做充分準備,常常有很多創新想法。「他和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 另一位導師Fariborz Taghipour則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在他印象中,宋凱性格非常溫和,「我之前沒有發現他有抑鬱症,也許他是有點兒害羞,但這種性格在亞洲文化里也很常見。」Fariborz Taghipour說,今年中國春節時,他給宋凱寫過一封拜年郵件,還收到了宋凱的回復,「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聯繫。」 南京林業大學。新京報記者 李照攝 02 被爭議的首聘期考核與「非升即走」 在網傳信息中,宋凱自殺與受聘期考核未通過有關。網傳截圖稱,宋凱是因為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導致考核未通過,被學校降級降薪,並退還了部分安家費和住房補貼。對此,南京林業大學相關工作人員表示並不屬實。 公開信息顯示,宋凱於2019年4月作為高層次人才引進到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任副教授。據南京林業大學官網顯示,人才招聘被分為A、B、C、D、E、F、G七檔。其中A、B、C、D類被稱為「水杉學者」;E、F、G類被稱為「水杉英才」。 知情人稱,宋凱是作為F類人才被引進,被聘為副教授。據《南京林業大學高層次人才受聘期考核辦法》顯示,對於學校引進的F類及以上的高層次人才引進實行協議管理,受聘期一般為3-4年。學校和引進人才簽訂《南京林業大學引進教師協議書》,依據協議進行考核。 考核總分滿分為100分,其中,科研項目滿分50分,論文類滿分50分。計算方法包括:(1)科研項目類,獲批協議中約定全部項目得50分,否則不得分。(2)論文類,考核得分=實際完成的協議約定的論文績效點/應完成的協議約定論文績效點×50,論文績效點依據協議簽訂當年學校有關文件計算。考核得分100分為合格,75分及以上為基本合格,75分以下為不合格。 文件稱,考核合格將一次性發放剩餘購房補貼;基本合格不予發放剩餘購房補貼,享受待遇者降級聘任;不合格則不再續聘或者經雙方協商一致予以有條件降級聘任,不予發放剩餘購房補貼,同時按照下一類人才引進待遇退還安家費,購房補貼的差額部分。 根據《南京林業大學引進F類以上人才協議書》,F類人才的服務期為15年,學校以借款形式資助高層次人才引進的教師在南京市購置住房,學校為其提供購房補貼和安家費。如乙方申請用購房補貼及安家費支付購買住房款,安家費可全額支付,購房補貼支付的額度不超過總額的60%。首聘期考核合格後一次性發放剩餘40%的購房補貼,個人所得稅自理。 知情人稱,對於高層次人才引進如果不合格,不會「非升即走」,「高層次人才引進是有編製的。」 5月13日下午,南京林業大學人事處一名工作人員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宋凱退還了1萬元的安家費,原因是他沒達到學校的考核要求,這是當時入職合同中學校約定好的條款。按照學校規定,副教授也是不單獨配備實驗室的,並沒有區別對待宋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剝洋蔥people
Part.1 前兩天,青海天峻縣法院在審理一起發回重審的刑事案件,被告律師在休庭時偶然發現,審判長的電腦上,一審、二審法院的領導們在微信群里遙控指導審判長進行庭審。 其中哈斯庭長直接給出了「口播文案」:「審判長現在說,僅是核實身份及訴訟權利,合議庭也相信翻譯人員能履行好職責。請尊重法庭的決定,服從法院的安排。」隨後他還補充:「硬氣點,不要隨意發言。」 對於這樣「掰碎了揉爛了嚼碎了,手把手、口對口」的指導,審判長竟然還能保持「獨立思考」,沒有把「硬氣點」這三個字也一起說了出去。 這件事曝光後,引起「國民驚詫」,因為上級法院指導下級法院審判,直接違法:違反了《憲法》、《刑訴法》規定的審判獨立原則,違反了《法官法》所規定的職業道德和紀律要求。 以往我們認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導,可能是庭審前後的溝通,只能猜測,沒有證據。現在竟然現場直播,於是當場被「司法捉姦」了。 所謂獨立審判、司法公證,就這樣被他們玩弄。 但我今天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指導方海西中級人民法院發出的《情況通報》。 網路圖片 這份情況通報的主要意思是,律師「違法捉姦」;律師和被告人把照片發到網上,讓我很沒面子;上級法院現場指導審判是符合規定的;當然我們也是有不對的地方,那就是「不規範」;你們再繼續說就是不遵守秩序了。 一個「不規範」,就把涉嫌違規違法給抹掉了。 所謂獨立審判、司法公證,又被他們玩弄了一次。 Part.2 我懷疑海西中院的通報,是「借鑒」了雲南箇舊市。 拍攝於5月10日的一段行車記錄儀視頻顯示,一輛車拐彎匯入道路後,從馬路旁衝出了5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車輛減速時,一名執法人員直接撲到了車輛前機蓋上,隨後翻了個身,這時錄像中能明顯地聽到「啊啊……」的喊疼聲。 他碰瓷的演技,和很多老大爺一樣精湛,如不是有記錄儀,車主有怎能說得清楚呢?「妨礙公務」、「尋釁滋事」這些罪名,極可能就按在車主身上。 普通人碰瓷行為,妥妥的涉嫌詐騙、敲詐勒索、故意毀壞財務等等罪名。執法人員碰瓷,知法犯法,其後果更為嚴重。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如果普通人違法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話,那麼執法者違法犯罪就污染了水源。」 更可怕的是,箇舊執法人員違法,其目的是涉嫌「陷害」普通人。由人民授權的公權力被用於陷害人民,除了恐懼,我們又能怎樣呢? 隨後,箇舊調查組發了情況說明,主要內容是:張某(女)涉嫌非法營運,態度惡劣並辱罵執法人員;張某丈夫駕車(視頻中車輛)趕來,多次言語威脅執法人員,後又駕駛車輛欲掩護涉案車輛強行離開現場,執法人員在緊急情況下採取了「不當的」處理方式。 一個「不當」,就抹去了執法人員違法的嫌疑。 Part.3 我擔心,海西中院和箇舊政府的「情況通報」,已經成為權力機關應對執法人員知法違法時的一種「模式」。 這種模式包括以下要件。 一:指出受害者一方「情況惡劣」; 二:執法人員違法是迫不得已; 三:執法人員的違法行為被定義為「不規範」、「不當」; 四:必須加一句「不信謠、不傳謠」。 第一點是為了混淆視聽模糊焦點轉移矛盾,第二點是博得輿論同情,第三點是以退為進減輕責任,第四點是警告恐嚇,再繼續說就「網路不是法外之地」了。 比如前段時間內蒙古「鎮幹部阻擾春耕」一事,開魯縣官方的通報就包括:1、別人都交了新增的費用但他們不交;2、鎮幹部是執行政策;3、鎮幹部工作方式「不當」。 這個通報,把權力越界定性為「工作方式不當」,混淆了公權力介入承包戶與村集體的合同糾紛侵害當事一方利益的問題。 很可惜,開魯縣還沒有學會「不信謠不傳謠」警告。 按照這個思路,貴州省調查組對「女企業家討工程款被以刑化債」一事,可做這樣一個「情況通報」: 1:女企業家誇大工程欠款數額,以安裝定位器等手段惡意討薪; 2:經查六盤水有關方面依法展開債務化解工作; 3:六盤水警方在對待女企業家、律師維權時「工作不規範」; 4:媒體報道爭議事件需公正客觀,希望廣大人民群眾「不信謠不傳謠」。 當然,我只是舉個例子,我期待貴州省調查組歷經3個月還沒有出來的調查情況,是經得起檢驗的。 但是,以後很多違法事情被轉化成「不規範」,我們又能怎樣呢? 我想最可能的結果是,律師即使在休庭時也不能拍照、更不能拍審判長的電腦、審判長的微信群要及時退出、提高執法人員的演技水平和說話水平,這樣就逐漸規範起來了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今天這個小文,聊一條很有趣的留言。 昨天收到一條這樣的留言,批評我從來不「讚美」: 「你們的問題,就是只有嘲諷和否定,絕無讚美,還美其名曰『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同樣邏輯,『若讚美不自由則批評同樣無意義』,做的不好的批評了,做的好的不讚美,是不是太過雙標?」 網路圖片 再一想更有趣,這天還是5.12,汶川大地震紀念日。 真是小刀拉屁股,開了眼了。 我得憋住笑,用事實說話。 因為當天我的那篇推文,本身就是一個讚美。 是讚美b站的公益片拍得很好,讚美它努力弘揚五四精神,教人求真求實,理性上網。 而且,聯合推出這條公益片的,還有中新社、檢察日報、正義網、環球時報、新京報、澎湃新聞、南方都市報等。 這就等於對它們幾家都是讚美,讚美它們有眼光,關心網路環境,敢行動,肯擔當。 在近期的推文里,我也有很多很多的讚美。 比如讚美了《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讚美了武當派的功夫,讚美了國產影視劇。 寫幼兒墜樓案,讚美了我親眼所見的一位民警的正義感。 讚美了重慶的鄉土美食,讚美了小米雷軍捐助母校。 讚美了女性兩癌防治的公益項目。 這些都是前不久的文章,很容易看到的。 我還經常讚美傳統文化,舊文里隨便找找都有,比如: 「我真心愛我們的文化,愛竹林里的嵇康,峴山上的孟浩然,愛北固樓頭的辛棄疾,黃葉村的胖子曹雪芹。」 事實上,眾所周知,我的這整個專欄,都是在讚美中國武俠作家金庸。 可是呢,這個人他看不到這些,非要抓瞎不承認,腚眼一看,認為這些統統都不算讚美,「絕無讚美」。 他一共留言有9條,哪怕是我讚美上述那些的文,他一樣不樂意,照懟不誤。 說明什麼?說明在他內心深處,文化不文化其實不重要,女性重疾和健康問題其實不重要,一兩個基層民警的熱血不重要,一些行業踏踏實實的進步也不重要。 都踏馬的不重要,都是細枝末節,所以讚美這些,都尼瑪不算讚美。 他認為只有「讚美」什麼才算「讚美」呢? 有一條留言,終於是讓人看懂了: 網路圖片 恍然大悟,原來,你是恨人不讚美這個哇。 你早說啊。 可是在我這裡,也是實實在在讚美了的啊。 隨便舉例,20年2月的文,讚美了信息通報上的進步。 同年3月的一個文,讚美了帶著病人看落日的醫護工作者。等等。 這些讚美的文,記得閱讀量都是百萬。 可是對他而言,不算。 要全盤、全部讚美。否則就不樂意。 平之你好疼人的咧。 看小刀拉屁股的傷,你肯定是全報銷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湖南衛視一個綜藝節目,請了幾位外國歌手來同台切磋,多和諧多精彩的事兒。然而很快事情就起變化了…… 在前幾期節目中,兩名外國歌手暫時排名第一第二,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那英只排到第三。於是,一種莫名其妙但又預料之中的情緒就爆發了: 網路圖片 不止是韓紅,還有紀敏佳等多位歌手主動「請戰」,誓要把外國歌手「斬於馬下」,而網友們則在評論區瘋狂@他們認為實力強大的歌手,比如騰格爾,希望這些實力歌手代表「中國隊」出戰。 網路圖片 老實說,在當下的網路輿論環境里發生這種事並不算很意外。 但我就是有一點點不理解: 假如中國歌手在某綜藝決賽中輸給了外國歌手,會有什麼天塌下來的問題呢? 是說明了中國人唱歌不行,14億同胞都五音不全是『東亞啞巴』嗎? 還是代表了中國音樂文化底蘊薄弱,比不上西洋人千年傳承? 又或者暴露了華語音樂式微,從此歐美娛樂巨頭長驅直入摧毀民族音樂市場? 要這麼說,中國歌手如果輸給外國歌手,算不算喪權辱國的民族罪人,要不要自殺以謝天下? 你也覺得很離譜對不對?但如果不是這麼離譜的腦迴路,又怎麼會有現在這樣烽煙四起紛紛「請戰」的氛圍呢? 國家榮譽感,民族自豪感,這些本身都是挺好的東西,但也要看用在什麼場合吧…… 聽說有美國的百萬粉絲博主在Facebook上放話,說偌大的中國根本沒有專業的科普作者,真要是同題寫作,中國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那你說,我作為中國的科普博主要不要拍案而起,翻牆而出,去Facebook跟他大戰三百回合?到時我的粉絲比他多了是不是代表中國科普天下第一,要是我發的文章轉發點贊沒有他多,算不算丟盡中國人臉面呢? 我想,我還沒那麼大臉面……就算哪天我真成為公認的中國科普第一人,我寫文章的能力也只能代表我自己的姿勢水平,是輸是贏都不影響中國的國家榮譽,是好是壞都不影響中文的世界地位。 一名歌手,無論你演唱水平多高,無論你表演能力多強,無論你有多少忠實歌迷,都是你的個人能力,代表你的個人風格,參加比賽贏得的是你的個人榮譽,啥時候中國組了一支流行音樂國家隊了呢? 即便真是有這麼一支流行音樂國家隊,不管是官方組織的還是民間推選的,你們去音樂競技節目比賽總歸也是個娛樂圈的表演行為,怎麼就蹭上國家、民族、文化這些大詞了呢? 恕我直言,這一波「音樂救國」情緒背後就是深深的自卑。 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的音樂,原本都是人類音樂藝術之下無可替代的瑰寶,每位歌迷有自己的偏好,但音樂本身並沒有高低之分。 具體到每一位歌手,音樂風格不同,演唱功力不同,臨場發揮不同,所以在音樂競技場上能排出一個暫時的名次來,但這種歌手臨場表現的排名和背後音樂藝術的高低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啊! 指望通過自己國家的歌手贏得比賽,來證明自己國家文化優越,這是多麼自卑的人才會擁有的觀念? 說得不客氣點,那英或者韓紅贏了,跟你我有一毛錢的關係嗎? 網路圖片 其實,不只是音樂領域,也不只是現在,從一百年前起,這片土地上就充斥著一種說不上是什麼滋味兒的集體情緒: 中國人必須在任何領域取得天下第一。 往好的方向說,這當然是一個勤勞勇敢拼搏向上的民族性格,是進步的力量。 但往另一個方向說,任何領域都輸不起,又何嘗不是深入骨髓的自卑呢? 真正強大的人,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也一定清楚自己不可能是全能的人; 真正強大的國家,清楚自己的在人類社會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一定清楚自己的國家不可能是360度無死角碾壓其他國家的存在。 一點建設性意見: 是歌手就好好唱歌表演,是歌迷就好好享受音樂。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南通發生了車禍,就目前公開的官方通報來看,已有學生不幸離世。 渣土車出現在了它不應該出現的時段和行駛區域,責任很大。事實上,剛看到這則信息時,下意識,我的腦子裡就蹦出平日經常遇到的呼嘯而過的渣土車。每每看到這樣的車輛,心中不免罵娘——你們TM早晚得出事。 然而,昨晚睡前看到新華社發布的通稿,其中對事故與責任的描述: 初步查明,事發前大巴與渣土車均在直行車道,大巴由北向南通過路口時,直行信號燈因故障不亮,司機未仔細觀察路口情況,以30多公里時速通過,此時渣土車從西向東以50多公里時速直行,撞到大巴右前部。涉事渣土車涉嫌違反規定在限行區域內行駛,目前渣土車司機已被控制。南通市政府已於事故當日成立事故調查組,並在省相關部門和有關專家指導下進行事故責任認定,後續將依法依規嚴肅追究相關責任人責任。 新華社明確了幾個細節: 1、信號燈「故障不亮」。2、雙方均在直行車道;3、司機未仔細觀察路口情況;4、客車時速 30、渣土車時速 50;5、渣土車出現在限行區域;6、渣土車司機被控制;7、後續將追究相關責任人。 第一個問題,新華社通稿沒有解釋「故障不亮」是徹底「黑燈」了,還是「光亮度不足」。從微博上流傳的照片來看,大部分人認為信號燈壓根就壞掉了,不亮。但也有人說,老舊信號燈在強光照射下,拍攝出來 的效果同樣會近似「黑燈」。 「銀柿財經」在 11 日刊發了一篇《南通交通事故疑與信號燈故障有關,誰是交通設施養護方?》,文中提及: 銀柿財經留意到,多名南通市民反映,事故發生時,渣土車行駛方向的道路交通信號燈是綠燈,而大巴車行駛方向的直行信號燈不亮。 銀柿財經獲得的一段記錄事發過程的視頻顯示,在大巴直行方向一共有三個交通信號燈。從視頻中看,事故發生前,前方最左邊的交通燈隱隱可見是紅燈,因此有車輛停在左轉車道上等待。但是中間和右側的兩個信號燈並沒有看見有信號。大巴車經過這個路口時車速沒有變化,徑直向前開了過去,在信號燈附近被右側駛來的渣土車從側方撞擊。 如果「銀柿財經」的報道是真實的,那麼綜合新華社與「銀柿財經」的稿件,現場情況應該是,渣土車直行方向綠燈,客車方向信號燈的左轉指示燈正常工作、直行指示燈「黑燈」。 第二個問題,渣土車出現在限行時段和區域,肯定是最大的問題。一個簡單的道理——只要你不出現,一切都不會發生。因此,如果就案件談案件,我認為本案中控制渣土車司機,沒有問題,法律適用正確。 然而,然而,然而 新華社的官方通稿發出,很明顯,微博上的留言,絕大部分都在追問兩個問題:一是平日為什麼沒人查禁渣土車;二是為什麼對信號燈問題一帶而過。 對於第一個問題,依然是「銀柿財經」的《南通交通事故疑與信號燈故障有關,誰是交通設施養護方?》一文,也提到: 南通網友「小狐狸」告訴銀柿財經,自己上下班常開車走洪江路,經常能遇到渣土車經過,「這些渣土車無論空車與否車速普遍較快,目測時速高於80公里,偶爾還要『逼』一下小車,如果是兩輛渣土車有時還會互相飆車。」亦有多名網友證實,渣土車在該路段不受工作日高峰時段區域限行。 新華社通稿明確事發路段屬於「限行區域」,而接受「銀柿財經」採訪的當地居民又反應事發路段常有渣土車。於是,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限行區域會如此頻繁地出現渣土車?平時沒人管? 對於第二個問題,事發時,如果信號燈正常工作,客車司機及時制動,也許就能避免悲劇。可遺憾的是,信號燈壞了。通稿對信號燈等問題也說得最少。 如果留心,會發現近年來已經多次發生一種現象——官方通報往往刺激出二次輿情,甚至因官方通稿所引發的質疑遠遠超越事件本身,比如我昨天也寫過《看完教育局的致歉,才真的讓我害怕》。著名的「長安街知事」也專文討論過《官方通報為什麼每每推高輿情》,提出如下一些問題: 姍姍來遲。「謠言已經跑遍半個地球了,真相還在穿鞋。」第一時間不發聲,錯過了回應窗口期,喪失了第一定義權,遲到的解釋在沸反盈天的輿論面前,顯得被動又羸弱。 避重就輕。或分不清主次,或顧左右而言他,總給人遮遮掩掩、答非所問之感。提供的信息增量拉不直外界心中的問號,反而在大家反感的內容上過多著墨,無異於自引炮火。 論據不足。對調查過程語焉不詳,對論證過程含糊帶過,通報結論自然顯得不夠給力,而「情緒穩定」「妥善解決」「達成和解」等粗線條表述,則免不了招致懷疑甚至陰謀論。 措辭欠妥。明明談的是社會悲劇,卻態度冷漠、言語生硬;明明講的是嚴肅問題,卻抖了機靈、夾雜網語;有的甚至違背人情常理,搞出「低級紅,高級黑」的鬧劇。 急於求成。忽視傳播規律,總想通過「一次性答覆」讓熱度散去,通過定性的話語給事件蓋棺定論。但公眾並不會聽一個結論就自動畫上句號,越想儘快平事越有可能招事。 我簡單搜集了一下南通事件的微博信息,近乎一邊倒地在關注信號燈問題。可惜,情理之外,又是意料之中,信號燈問題在通稿里果然「惜字如金」。 我在《看完教育局的致歉,才真的讓我害怕》中寫過的,作為曾經的記者,我至今還保持著「媒體屬性的職業觀察」,依然習慣性地去關注傳播現象。同時,作為今天的律師,除了傳播現象,當下的我更希望了解——問題的出路在哪裡。 趙宏老師的新書《權力的邊界》記錄一段趙、陳、羅、李四位老師的讀書小組: 吵歸吵,我們依然是朋友。我還擔心過,如果我們所有觀點都一致,會不會相看兩厭啊?目前看來那不可能發生。我們自己都在變化,年輕時我們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二十年後已經開始交流《貪婪已死:個人主義之後的政治》。我們也在琢磨另一個問題:公共權力除了守住邊界,它還能為身在其中的國民為人類福祉做點什麼呢?有些事情不管,會讓一部分人痛苦,管了又會讓另一部分人痛苦。當民眾既要求合格的產品質量又不能容忍職業打假人從中牟利,既要求生育自由又不能容忍傳統的婚姻家庭受到衝擊,當「權利」這個概念被無限延展……,政府權力到底要如何自我調適?這個問題,哈耶克可沒有給出答案,但社群主義的想法又讓自由主義者心生警惕。哪裡才有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兩全法? 當年我看姜明安老師的書,非常認同姜老師說:「公法就是限制公權力的法」。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然,我依然打心眼裡認同和佩服姜老師的觀點,唯一的變化是——如何定義「限制」? 年輕時的我,對於「限制」的理解,就是不斷地說:「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 但今天的我,更願意把「限制」理解為「劃清楚權力的清單,不能越權而為,也不能怠權不為」。作為法律人,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去解決」越權而為「與「怠權不為」這兩個問題。就像趙老師書中說的: 公共權力除了守住邊界,它還能為身在其中的國民為人類福祉做點什麼呢? 當然,我知道有」行政不作為之訴「。但是,以南通事件等為例,法律人如何去發起一個訴? 平時渣土車亂跑,怎麼訴?誰來訴? 信號燈長期損壞,怎麼訴?誰來訴? 假設有熱心人真地訴了信號燈問題,如果恰好是一位南通附近的行政法學者或律師,成本尚不成為問題。如果北上廣的熱心人想訴一下,原告是誰?成本如何分擔?為了理想自行埋單? 此外,新華社通稿在最後也提到了「追究相關責任人」。那麼後續如何追究?是刑事責任還是行政責任?相關責任人是否包括行政人員?如果民眾不滿意處理結果,法律人和法律程序如何提出異議?還是法律程序根本無能為力? 我很好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金宏偉
這兩天我和助理吳曇律師正在太原中院參加某涉黑案的二審開庭,庭審間隙,聽聞青海省海西地區的天峻法院突發一起震驚司法界的輿情:上級法官通過微信遙控指揮一審法院開庭,被諸多刑辯律師現場「捉姦」,聊天截圖被轉到了網上,鬧得沸沸揚揚。恰好,後天我們要去青海高院參加一個重大刑事案件的二審,所以對這起奇葩事件不關注都不行了。 執業十餘年來,對上級法院法官指揮下級法院開庭,多有揣測,只是沒有直接證據。記得在湖南某刑事案件開庭中,我目睹主審法官在主持庭審時戴藍牙耳機,時不時出神,似乎在暗自收聽重要訊息,就算懷疑有姦情,我還是不敢唐突地去揭穿。這回倒好,赤裸裸的床照甩在臉上,他們反倒急赤白臉地提起褲子就喊起來了,「你們侵犯隱私!」 網路圖片 事發5月11日下午,在索某等人尋釁滋事案開庭約一小時後,審判長突然宣布休庭,隨即與合議庭其他成員離開法庭。之後,辯護律師無意間發現,該案原二審審判長和天峻縣法院院長,利用微信群實時遙控指揮庭審,什麼「不用跟他商量」、「打斷」、「硬氣點」、「不要讓他發言」……觸目驚心。辯護律師認為,這種行為公然破壞兩審終審的司法制度,有關人員涉嫌瀆職犯罪。他們當場報警讓警方扣押、封存合議庭成員使用的電腦主機。 5月12日上午,部分律師前往青海省檢察院和青海省高院反映情況。律師們說,省檢方面對此十分震驚,不知道是對上級法官如此指揮下級法院庭審感到震驚,還是說這種事情被律師當場抓現行感到震驚。事實證明,可能是後者。因為今天中院就出了一份《情況通報》,矛頭直指律師,說律師不遵守法庭紀律,引發輿情,責無旁貸,他們的做法符合規定,只是略顯不規範,云云。 網路圖片 我實在不知道中院怎麼會有如此厚顏出此通報,而且把通姦說得如此清新脫俗。如果二審法官可以公然指揮一審法院開庭,那還要二審程序幹什麼呢,一審終審就好了啊,還節省司法資源。如果重大敏感案件或者借重大敏感之名的案件都可以這麼做,也可以取消基層法院,統一由中院或者高院把關定調。可《通報》中說中院派員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工作是怎麼回事?有何依據? 海西中院認為,這是最高院規定的,最高院發布的關於四類案件理解適用:院庭長在分管領域、職務許可權範圍內,按工作程序採取上述監督管理措施,或者對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四類案件」依法履行監督指導職責,不屬於違反規定干預過問案件。我認為,這完全是扯虎皮做大旗,是對最高法規定的「上級人民法院監督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業務工作」曲解! 網路圖片 根據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上下級法院在審判工作上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但審判工作的監督一般是個案的、事後的,而且必須依法、依程序進行,要確保審級獨立。這種監督和指導的方式,主要是上級法院通過審級制度和裁判案件對一審法院進行監督,並不包括上級法院直接參与下級法院的庭審,更不是手把手地教法官怎麼制止律師發言,這種「垂簾聽審」根本就不是「監督和指導」的本意。別拿什麼「四類案件」說事,《關於進一步完善「四類案件」監督管理工作機制的指導意見》第十條明確了院庭長對「四類案件」能夠採取的監督管理措施,涉及庭審活動的僅限於「(五)調閱卷宗、旁聽庭審」,並不包括實時指揮庭審。 海西中院和天峻法院應該知道,《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第23條明確規定,院長、副院長、庭長的審判管理和監督活動應當嚴格控制在職責和許可權的範圍內,並在工作平台上公開進行。院長、副院長、庭長除參加審判委員會、專業法官會議外不得對其沒有參加審理的案件發表傾向性意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第四條明確規定:「司法機關領導幹部和上級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因履行領導、監督職責,需要對正在辦理的案件提出指導性意見的,應當依照程序以書面形式提出,口頭提出的,由辦案人員記錄在案。」二審法官都垂簾聽審了,都有傾向性意見了,還裝模作樣二審幹嘛?你們的這種做法真的不違背審級獨立原則嗎? 網路圖片 也許對輿情過於敏感,青海當地已經開展了「滅火」工作,海西中院《通報》下面清一色的青海IP,都是「不信謠不傳謠」。可是,這個事情是真實的啊!律師又沒有PS出一張假的聊天記錄,你們怎麼對聊天記錄的內容諱莫如深,閉口不談呢?對於這份《通報》,我還有幾點吐槽:公訴席和辯護席本來就屬於審判區,律師一直都在審判區,怎麼能叫「擅自進入審判區」?法庭紀律約束的是庭審活動中,宣布休庭後還有哪門子法庭紀律啊?法院工作人員通過遮擋屏幕、拔掉電腦電源線,並試圖搬走主機,是涉嫌轉移、毀滅證據的行為,律師拍照是屬於取證行為,怎麼就顛倒是非變成了「律師擾亂法庭正常工作秩序」,法院工作人員「制止」呢?堂堂人民法院,如此睜眼說瞎話,怎麼相信你們會明斷案件呢? 今天晚上,我注意到參加該案的全體律師有回應,稱:「我們希望海西州政法委、青海省高院、青海省檢察院向我們了解現場情況,不能聽信作為當事方的海西州中院的一面之辭,針對海西州中院、天峻縣法院暴露出來的嚴重違法問題,我們注意到有媒體報道稱,海西州政法委已牽頭組成調查組,青海省高院和青海省檢察院均已高度重視。我們希望海西州政法委、青海省高院、青海省檢察院向我們了解相關情況後,依法對這一事件做出處理。」好,這也代表我,一位研究刑訴法近三十年,又從事刑辯近二十年的一位老兼職律師的態度吧。此事若得不到正確處理,本就孱弱的司法公信力再遭沉重打擊!三思啊法官們,為司法保留一點顏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下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