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中國房地產政策迎來巨變,多家媒體用「史詩級」來形容近幾日接連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經下調至15%,公積金利率下調0.25%,並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宣布,央行將設立3000億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預計將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 這意味著國企將直接進入房地產收購房屋,保障房市場將迎來大發展。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儘管關於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比如說住房自有率超過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價而精美的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徵以及背後的基本機制是什麼,卻沒有多少人深入細究過。 此時正值中國房地產政策巨變之際,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遠比你想的複雜 粗略地說,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給,並由政府制定價格。 新加坡房地產的主要供給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HDB)開發的保障性的組屋,覆蓋了大約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則主要面向沒有資格購買組屋的外國人和少數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組屋的供給做到了「應需而建、供給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發展局宣布建屋計劃,在申請期內如果申請購買的人數達到計劃的65%-70%,就動工建房,如果達不到則修改計劃,所以新加坡人申請組屋基本上幾乎沒有排隊輪候期。一經購買,組屋的產權就屬於購買者所有。此外還有供租賃用的組屋(相當於中國的「廉租房」),佔比不到5%。 定價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礎,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三房組屋價格,7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四房組屋價格為標準。一般來說,新開發組屋一般比二手組屋市場的價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標是保證新開發組屋的房價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價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補貼,例如在2015至2020年間,政府補貼平均佔到組屋銷售收入的31.8%。 2、嚴格的購買資格限制和內部流轉限制。 組屋僅限新加坡公民購買,且申請者必須在國內外沒有房產;單身人士得到35歲才能申請;兩居室申請者的月收入不能超過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請者收入不超過1.2萬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購買二手組屋的資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數量也相當有限。 新加坡對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出售組屋的次數。法律明確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5年之內不得轉售,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如果實在需要5年內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而且組屋也只能出售給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虛報收入「佔便宜」,在買房子的時候提供虛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將會被處以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判處最高6個月的監禁,或者二者兼罰。 3、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公積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撐保障性住房,摒棄土地財政。 房地產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規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業或工業區開發」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歸國有,當然後者需要付出一定補償,但是徵收價格一直壓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為參照土地被徵收時的市場價格,但是那時新加坡國有土地佔比已經從1960年時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時,新加坡的土地出讓金是以政府儲備資金的形式繳納到國庫,並需由總理和總統共同簽署方可使用的,這就限制了政府通過大規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財政」,房地產業也不是新加坡支柱產業。 其次是稅收制度。買賣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稅。對公民,第一套組屋不徵收,第二套稅率為12%,第三套及以上則為15%;對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時徵收15%。對外國人購房的印花稅長期高達30%,2022年為了抑制市場過熱,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還有針對房地產的財產稅,稅基為測算的房屋年租金,稅率按照0%-20%的累進位,且自住房屋遠低於非自住房屋,如一個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況下適用的財產稅稅率為4%,出租的情況下適用稅率為15.5%。 網路圖片 再次是公積金制度。新加坡建國以來一直推行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上個世紀70 年代開始逐步提高了繳存率,此後繳存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公積金總繳存比例甚至一度達到了50%,目前為37%(其中僱員繳納收入的20%,僱主繳納17%)。不過,新加坡的公積金,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五險一金」,而不僅僅是住房公積金。這樣,在購房組屋的時候,就可以用公積金支付首付。 這種「強制儲蓄」除了使人們有積蓄去支付首付之外,還給政府建設組屋提供了資金支持(因為大部分公積金用於購買政府債券,再由政府將出售債券所得資金以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的形式提供給建屋發展局),同時公積金的投資收益又支撐了為購房者提供的優惠貸款利率。 4、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質很高,且由政府維護。 組屋配有劃好車位的停車場,擁有游泳池、兒童遊樂場所等公共設施;中小學、社區醫院,診療所和商業及社會服務網點,都圍繞組屋布點,因此不論住在哪裡,居民都不會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業園區附近一般也會有配套的組屋區。 特別是近年來針對中高收入人群開發的大戶型組屋的品質,已經不亞於私人公寓。此外還出現了EC公寓,專門用於改善夾心層的住房,其價格大體上相當於私人住宅價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會重新粉刷組屋,並制定更新計劃,更換損耗的設備。 02 核心問題:如何避免有錢人套取保障房獲利? 許多人經常用香港來襯托新加坡模式的優越性。它們是亞洲相互輝映的兩顆明珠,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通過低稅率環境和優秀的法治、社會服務等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打造總部經濟,而且面積和人口也相差不遠。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房地產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積從建國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現在超過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了50%。 至於房價差距——用房價收入比來衡量——就更明顯:香港的房價收入比超過了47,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數量佔比高達82%的組屋只有4.8,甚至只針對外國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場的房價收入比也只有21(低於中國大陸所有一線城市和許多二線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歸結為新加坡採用了保障房制度,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標;而香港則採用了簡單地將住房視為商品和投資品的制度,結果政府大搞土地財政、開發商大發其財、中下收入群體無房棲身。然而,這種看法仍然流於表面,因為沒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徵和背後的機制。 從根本上說,保障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給無力按市場價格購買住房的居民。由於住房是一種特殊的稀缺資源,涉及基本公民權,因此當今世界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崇尚市場,都必定會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實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著,保障房的「價格」必定低於其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面對這種誘惑,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有一定權力或關係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強的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騙取」保障房。 中國前幾年廣受詬病的「開寶馬車住經濟適用房」怪象就源於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有非常強的激勵通過保障房去尋租。這樣一來,雖然政府會設置嚴格的保障房的申請標準(收入情況、現有住房條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仍然經常會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權力部門的默許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經濟適用房幾乎蛻變成了專供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一種福利,而且地段、面積也與「經濟」完全挨不上邊,原因就在這裡。 因此,為了保證保障房的非市場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規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條件欠佳者才能申請之外,通常還會設計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購買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的激勵的機制。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通過設計適當的機制,實現分離均衡,即,讓高收入家庭覺得,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商品房比偽裝成低收入家庭申請保障房對它們自己更加有利,從而達到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目標。 實現這個目標通常有以下兩種機制。 第一,截斷人們在獲得保障房後通過轉讓來套利的路徑,也就是說,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產權賦予購買者,讓他們無法在公開的市場交易中實現「財富升級」。中國以前規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後可以出售,就沒有做到這一點,結果導致尋租的大量出現。 第二,像一部電視劇中說的,「往賑災的米里滲沙子」,也就是說,有意將保障房從地段、面積、裝修標準、周邊配套等方面與商品房嚴格地區分開來,讓高收入家庭從一開始就不想去申請保障房。曾經有人建議保障房不要建單獨的廁所,這樣高收入家庭沒有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了。 以上兩點,可以進一步總結為,通過產權市場上和住房品質上的嚴格隔離,來保證保障與市場的分離。 這是通常的經濟學分析的結論,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採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細觀察可見,新加坡似乎並沒有這樣做。首先,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後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組屋的品質也相當高,與商品房相差不遠。 網路圖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核心特徵,或許恰恰就在於 「分離而不隔離」,即在上述兩種隔離不嚴格的情況下,實現了保障與市場的分離。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關鍵:高效政府與尊重市場 上面的討論意味著,新加坡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機制,來實現保障和市場的分離。從大的方面說,這與新加坡的國家體制有關。 新加坡是一個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潔的國家,而且這種高效和廉潔與它作為一個由執政黨控制的法治國家的特點分不開。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律師出身,畢業於劍橋大學,要求任何行動都必須有法律依據,而且特彆強調貿易和商業法律的公平和國際化。 不過,在新加坡採用的由大選中勝出的多數黨組閣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壟斷了議會90%以上的席位,於是擁有了完全的立法權,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進行「依法治國」的基礎。 有個笑話稱,新加坡政府想進行拆遷,原來的法律規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現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麼辦?議會就連夜開會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於是政府就可以馬上「依法拆遷」了。當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體制(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然後才是威權控制,因為有了前者才能保證執政黨一直擁有保持廉潔的意志(不然會被反對黨取代),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與這種控制相對應的是民眾對政府的高度服從以及相應的對違規者的嚴厲懲罰。 當然,新加坡容易實現全面控制也與它的「小國寡民」的特點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加坡整個國家,在一定意義上類似於一個在內部管理中採用了市場原則的巨型家族企業。一方面,在應該運用權力的時候絕不遲疑,另一方面,對市場原則的利用又是非常徹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把市場機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相應地,新加坡的官員的薪酬是完全與市場接軌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員的高薪,以及相對應的民眾的高度服從及對受到嚴厲懲罰的戒懼,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一方面保證了從征地到組屋分配的整個過程的極低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直接增大官員和民眾違規的機會成本,使得擁有公權力的官員和民眾都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尋租。 當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個跡象是,近幾年來,新加坡二手組屋的價格出現了非常迅猛的上漲勢頭,甚至有人認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這也許會對原來有效的機製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的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場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聲相當強烈。確實,大規模啟動保障房建議,除了保障民眾的基本居住權之外,對推動經濟復甦可能也有很大益處。不過,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獨特性,不可以貿然照搬。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好消息:中國傳媒大學又火了。 壞消息:物理意義上的。 網路圖片 就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陰冷的雨天的凌晨,一股濃煙再次在中國傳媒大學升起。半年以來,中傳已經燃氣了三把大火。整部《三國演義》,也不過烏巢赤壁夷陵三把火,你傳的風水確實遠在其他211之上。 迴旋鏢紀元三年,你傳終於發布了官方通告。無愧於中國傳媒大學之名,其筆法之水準堪比重慶警方。就像殖乎刪掉胖貓的內容一樣,你傳在小紅書上的相關話題更是難尋蹤跡。張雪峰臨近高考隨便說兩句話,不僅把梨31送進了新聞學院,也讓新聞學的魅力更加發揚光大。 網路圖片 住在八十年代的復古式公寓里,六到八個人聚居在不如大多數四人間大的商務空間里,火災想必是必然會有的事情。不過學校給食堂外面加裝3D大屏,在平地上建橋,修建現代化的新辦公樓,安裝孫悟空都想鑽進去的大石頭,想必對於宿舍的翻新也早已提上了日程。想到自己等到通知就能住進21世紀水準的宿舍,不由得在自由的空氣和土地中感謝領導。 有人批判道,這種事情在出人命之前永遠沒有人管。但見識過寶雞市新晉名校(疊個甲,說的不是我的高中母校)之後他就會明白,大多數時候出了人命也沒有人會管。相比之下,中傳在二把火之後能夠貼兩張禁煙海報,我覺得已經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 網路圖片 除了中傳對於大火的熱愛之外,似乎還存在著諸多坊間傳言。比如說空殼公司亂收租金之類的,不過這種東西已經司空見慣,學校里的人也已經習慣了高額的食堂價格。就像是房地產現在開始援神啟動了一樣,對於我們平民老百姓來講,大多數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對於這種東西也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當然,我們用答歷史題的術語來講,從一定程度上講——尤其是對於新聞人而言——這種事情還是有著豐富的啟示與意義。我們看到了在這種惡性事件下,熟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傳媒領導們是如何運用無形的大手讓學校全身而退,讓我們這些初入新聞行業的小登知道了新聞學的魅力所在,以及新聞學應當如何服務於該服務的人。偉大,無需多言。唯一的遺憾便是,這件事如果寫成深度報道會相當精彩,可惜期末作業沒辦法寫這個。 網路圖片 相較於絕大多數人的尖銳批判,我似乎沒有太多想要去批判的。還是那句話,我們是平民老百姓,那些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在迴旋鏢紀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獨善其身,在迴旋鏢一次次打來的時候,我們會看見某些群體被撕下人皮後的模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李三一的零碎理論
看到一則新聞,著實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發布的2023年總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驚呼「世界最低」。考慮到韓國事實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與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爾京畿地區,上海新統計錄得的0.6應該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紀錄。 網路圖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個全球現象。即使在被認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來也面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人類作為地球生物物種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長達百萬年的叢林演化平衡的結果。但是,現代醫學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現代醫學所賜,嬰兒死亡率和出生後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極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提高,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買成立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國1983年加入該組織。 在IPPF試圖通過呼籲和倡導有計劃的生育節制來緩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長趨勢的同時,全球性的人類生育意願確實也呈現出降低趨勢。 不過,與其說是像IPPF這樣的組織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和倡導生育節制產生了影響,毋寧說是現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類的生育意願。 「二戰」結束後,人類社會才算是進入現代。現代生活方式的特點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娛樂方式豐富而多元,生養子女的成本越來越高。這裡講的「成本」可不僅僅是經濟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為生養子女而導致的職場損失,性和愛情機會損失,娛樂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換生活方式變得異常艱難。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養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職場期待、社交期待、娛樂期待、愛情與性期待都將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現代生活伴隨生育率下降的還包括初婚年齡的不斷延後。像上海發布去年統計的生育率數據,同時也報告了初婚統計數據,上海平均初婚年齡為31.66歲,相當於本科畢業後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圖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會》書中引的一張圖。圖中標出了1980~2020年各國的生育率曲線,從上到下依次是法國、美國、泰國、芬蘭、德國、日本、韓國。 網路圖片 從圖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各國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來,多國更是降低到1.5,韓國更是降低到1.0以下。 雖然世界各國都面臨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東亞社會尤為嚴重。日本、韓國的生育率低於美國和歐洲。不僅日、韓如此、台灣、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新加坡也與此類似。 網路圖片 東亞國家和地區,除了北朝鮮沒有數據可以比較,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現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 東亞社會之所以普遍錄得比歐美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東亞社會的文化高度重視子女教育,導致生養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歐美更甚。東亞社會的特點是人口密度大,資源或優質相對稀缺,重視子女教育的結果就導致生養孩子對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對很多東亞夫婦來講,生養孩子意味著自己人生將付出巨大的犧牲。 相對而言,日本反而是東亞相對來說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地區。下面是中日兩國1990~2022年總和生育率的對比圖。由於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國在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都遠高於日本(2.51:1.54),高出62.9%。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的總和生育率拐點發生在2016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數據斷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國政府開放二胎政策發布,結果第二年開始生育率就斷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個拐點,中國社會的生育率開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國生育率數據明顯低於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點很難用前述現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東亞教育內捲來解釋,它具有中國社會的特異性。低工資、低福利、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高醫療成本的「兩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終反映在生育率數據上。 2016年前後,90後年輕人開始進入婚育期。前輩80後一代的高離婚率,高槓桿房貸、高強度教育內卷給90後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範。伴隨生育率的斷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結婚率也在絲滑地一路「滑翔」沖底。 網路圖片 上海不過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疊加:現代都市生活方式、東亞式教育內卷、中國式「兩低三高」,0.6的總和生育率就是這樣煉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 我們只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未有「治國平天下,匹夫有權」一說,只講責任,不給權力,需要百姓出力時就說「匹夫有責」,匹夫沒有權力,又談得上什麼責任呢? 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中,從來都沒有「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學說,沒有民眾參政傳統,多數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利。儒家講究「修身齊家」,在修身中泯滅獨立個性,因為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絕對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質上都和「個人權力」水火不容。在被極端異化的儒家統一思想的浸潤之下,習慣於等級化社會,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卻很少人想過自己的處境因何而來,從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從」「迎合」,因為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無條件聽話。 有學者說,中國人下「愚」而上「詐」。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專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下因上「詐」而「愚」,上因下「愚」而「詐」。 文化與信仰的專制統治很神奇,它摧毀你的身心,卻不令你感到異樣和痛苦,甚至還沉浸其中而津津樂道,讓你變得智力混沌而不會獨立思考,從而順從專制君王的統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為代表的偽儒思想便是專制主義推崇的這種文化與信仰,歷代專制君王在前赴後繼的儒家學派的推動下對孔子學說加以異化,神化專制王權,欺詐天下臣民,維持道德的同一性、統一性,讓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淹沒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維護皇權專制統治秩序。 那麼,孔子開創的的正統儒學是如何被極端異化而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的呢? 我們從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變便可觀其端倪。孔子認為「孝」是「為人之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然而,曾子卻將家庭倫理的孝道引入到國家層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對於父子之間的孝道推擴開來,認為對君主不忠誠、任官蒞事不虔敬,甚至臨戰出征無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現。 曾子之「孝」已遠遠超出純粹的贍養父母,將其延展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孝」從一種事親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鋪墊之下,秦漢後出現《孝經》,給予孝道以理論上的提升,稱「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孝之大,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從侍奉父母出發,延伸為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構成皇權專制倫理的基石,用這樣一部「經典」的方式凝固下來,以至於成為治國的標準,歷代君王加以拔高、異化而推廣行之。 當「孝」成為了一種權力和權術,就徹底與孔子儒學原意背道而馳了,新偽儒學作為一種個人修養、道德品質,卻進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治理的剛性制度之中。 《孝經》成為儒家經典之後,是否具備「孝」的品德在國家的人才選拔中發揮著極大作用,「舉孝廉」成為一種選拔機制而長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與儒家的禮樂思想結合起來,更是迷惑人民數千年。 得了「禮樂壯皇威」好處的劉邦,將儒家奉為上策,專程從長安一路顛簸到山東曲阜,以「太牢之禮」祭拜孔子。「身為皇帝而親自祭孔子,劉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劉邦是始作俑者。 漢初儒家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三綱五常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於找到了一種最適合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所需要的倫理基礎。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儒家思想成為此後二千年間專制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兩千多年裡,王莽將孔子追封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為「文聖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專門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到國子廟冊贈孔子為「文宣王」,給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權威資格。唐玄宗還為儒學經典《孝經》作註:「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義」,在價值觀上確立國家的導向。宋真宗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後嗣為「衍聖公」。宋後的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順治皇帝雖改稱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而不再稱王,但到了咸豐皇帝,又將祭孔禮典升格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禮。 難怪豫才要說: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這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仲尼這位胸懷開闊、誨人不倦的智者卻在徒子徒孫造神運動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聖人,在歷代皇帝前赴後繼的授封之下躺著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 儒家思想成為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單極,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幾千年來的皇權專制社會,代代傳授的不外乎《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忠孝倫理思想都是被極端異化的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從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德治」淹沒了「法治」,臣子淪落到以自稱奴才奴婢為榮,君臣子民關係淪落為主奴關係,最終把人變得不會思考了,變成了傻子。 個人言行必須符合禮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有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社會才能達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則是維護統治「質爾人民」使社會安定,而非個人的權益保護與生產力創新。 有學者認為,儒家對個性是深惡痛絕的,其修身是按照聖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個,那麼成功的修身就會產生出許多類似性格,而不是獨特個性。合乎道,正是要擺脫個性。 儒家對「個性」最大的限制則在於統治階級維護的等級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忠君報國」,要求個人作出一切犧牲來達到它,儘管忠君和報國常常相互矛盾,置人於兩難,君王有錯,大夫有責任去諫甚至死諫,但為什麼要為一個執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後像狗一樣被殺,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保護他們不受皇帝個人好惡的迫害,抗議的途徑就是自殺。那怕官至極品,也仍然處於君王的生殺之下,因為國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級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對高的人絕對服從,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個人的生命存續都被別人攥著,還談什麼個人權利與個性創新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鹽族
據機構媒體核查的寥寥消息看,太原多座橋樑連續發生跳橋輕生事件。但具體多少人跳橋,他們是得救還是死傷,自殺原因為何,詳情一概不知。官方的回應是「個人原因」,這意思是不算是公共事件,可它們確實引發了相當強烈的輿論反響。 在事實並不明朗的情況下,輿論中出現了大膽的猜測,終於眾口一詞地,將這些跳橋的人描繪為窮困潦倒的年輕人,將他們歸納為太原低收入環境的受害者,因為經濟困頓,走上絕望之路。這是一個目前流行的、眼看著被多數人接受的因果假定。 老實講,除非連續跳橋自殺之人的個資被清晰掌握,否則在轉述或附和前述推測時仍需謹慎。但是,五月至今,若跳橋的個案真像傳言的那樣密集,除了自殺者之間可能的模仿效應外,恐怕確實要深研其共性,哪怕並不能從根本上杜絕。 將連續跳橋者的畫像放在低迷的地方經濟場景中,試圖理出一個確切的解釋,反映出社會大眾對這一現象的強烈不安。而這種不安感,按照面目不清的跳橋者——交頭接耳的傳言者——焦慮的輿論參與者次第傳播,瀰漫成整體疑惑的最新內容。 但凡在某地集中出現系列極端個案,拋開不同的個體特徵不談,一定預示著這些人在生存環境中遇到了共同的難題,激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致於他們選擇了同一種方式,以極其駭人的行為自殘或製造社會影響。某種意義上。他們的選擇就是他們的表達。 往前看,與太原系列跳橋事件類似的場面,是富士康員工的連環14跳自殺事件。搜狗百科顯示,這些密集的自殺事件發生在2010年1月23日到11月5日間,據信與富士康超負荷運轉及枯燥的生活環境有關,年輕員工被生產線異化直至壓垮。 賈樟柯用電影《天註定》的片斷表現了這個歷史場景,片中打工仔 沒有任何片言隻語的宣告,徑直從宿舍樓走廊翻身墜下,其樸素至極的自殺動作是向《燦爛人生》中馬里奧自殺場面的致敬。在當時情況下,富士康對人的異化成為眾矢之的。 在富士康連環自殺事件之後,2011年至2014年4月間,廣州頻繁出現了85起跳橋維權事件。與太原跳橋者求死不同,廣州跳橋者是為求生,這些來自粵省內外等地的人將登上海珠橋、獵德橋當作發聲控訴冤屈的高地,製造了極具轟動效應的年度現象。 這些人之所以選擇攀登海珠橋,不僅因為它是一座有歷史淵源的鐵橋,更因為橋面相對狹窄,一旦爬上橋去,救援與處置隨即會封堵南北交通進而阻斷這條連接廣州鬧市的南北通道。因為這一預見的後果,作勢跳橋的人將獲得更大的關注度。 為了應對接連出現的跳橋者,海珠橋南北端設置了保安崗亭,但還是攔不住,接著在橋樑上布設鐵荊棘,可因為海珠橋結構容易攀援,這些人防與技防措施皆有漏洞,跳橋者仍然可以成功登臨。媒體集中報道,直到一個轉折的到來。 那次,一名外地跳橋者成功攀上海珠橋橫樑後,交通管制、緊急處置、喊話談判等程序如常展開。誰知道,一個廣州老伯像猴子樣輕巧地上橋,悄悄逼近跳橋者身後,猛一把將其推落到下面氣墊上。市民出手,象徵著人們對跳橋者的不耐煩升至頂點。 推落跳橋者的老伯受到圍觀市民的熱烈歡呼,前者開始意識到形勢變化,不再利於他們的訴求。隨即,廣州媒體執行一種新的報道策略,冷處理跳橋者,不再將其置於焦點位置。進一步地,將他們定義為「惡意跳橋者」,甚至支持追究他們擾民的刑責。 自此,趕赴廣州的跳橋秀很快絕跡。但與廣州系列跳橋秀相比,太原跳橋者是徘徊在生死線的絕望之人,一心求死,全心全意求速死,對自身的不幸或痛苦選擇了自裁的終極辦法。另外,他們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很像廣州跳橋者早期受到的禮遇。 之所以在談論太原跳橋者事件時,列舉歷史上的廣州跳橋者,是因為他們之間猶如草蛇灰線般的聯繫。他們在走上大城市橋樑時,雖然帶著各自不同的苦衷,有著具體且不盡相同的經歷,但一些宏觀的命題,將不同時空的他們連接起來。 這些孤獨的、下落不明的跳橋者在他們的生活中默默無聞,最後也不會被記住姓名,但他們翻過橋樑的舉動,並不能被簡單概括為自生自滅的「個人原因」,理應追尋這些絕望下墜之前、之後的社會原因與普遍問題。跳橋者縱身一躍所劃開的裂縫,當引出叩問之舉。 在感嘆太原跳橋者的輿論中,充斥著「死都不怕,為何偏偏懼怕活著」的泛泛之談,這是事實遠遠落後於情緒、背景探尋未能有效開啟的必然結果。十多年來,追問富士康對人的異化,竟珍貴如曇花一現的努力,而在廣州跳橋者遭厭憎後,太原跳橋者又將呈現何種寓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如果你或者你認識的人有輕生的念頭,請聯繫干預機構為自己和他們尋求幫助。 太原最近已經發生多起跳橋自殺事件。有媒體採訪有關部門,得到的回應是:屬於個人原因;知道此事,會和領導反映。 這樣的回應總覺得有點怪怪的——這些苦難和自己無關。它是個人悲劇,或者是領導應該思考的問題。 不過,這證明多起跳橋自殺是真實的。網上也有一些照片,有的地方安排專人巡視。 當地「有關部門的人」可能會對這樣的事感到困惑。他們不懂為什麼有人跳江,因為在政府上班,雖然辛苦,每天都是「充實」的,工資不會拖欠——一種連續性的生活,就會有好的預期。而那些跳橋的人,人生中則出現了難以跨越的「中斷」。 有不少太原當地人在討論。大家猜測的具體原因,可能是當事人壓力太大。貸款買房,房子爛尾,而自己也沒錢還貸款了。 不會有媒體去採訪那些人的家屬、鄰居,因為這樣的故事太過灰暗,未必能夠發表出來。說到底,跳江的也都是普通人,過一段時間大家都忘了。 我注意到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最近幾年的自殺方式中,在城市中跳橋的似乎越來越普遍。不久前引起全網關注的「胖貓事件」,也是在重慶長江大橋跳江。 媒體經常報道這樣的事情——通常是被救上來的,這是一種「好人好事」。如果沒有獲救,反而不會有報道。我印象中跳江被救起來都有好幾起,他們通常把手機放在橋上,身上不帶任何值錢的東西。 我想像他們的最後時刻,感到悲傷:那麼有條不紊地準備死亡,其實也是一種呼救吧。如果這個時候能有人遇到和他們聊上幾句,他們或許會放棄輕生的想法。一起在橋上拍一個合影,紀念一下人生的低谷,然後獲得新生。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心理現象:大橋通常是一個城市的標誌性建築物,選擇以這種方式自殺的人,內心可能還有最後一絲對世界的眷戀。他們想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死亡,這樣的死,其實是一聲哭泣,是最後的表達。 他們的最後時刻,可能有一種生與死之間的恍惚:他們想像中人們已經知道自己的死,並為之痛心。這樣,自己或許會獲得某種清白、解脫——如果親人、朋友能早一點聽到他們的呼救就好了。 說到底,這是一個關於「表達」的重要問題。城市地標就是一個城市的「媒體」,它每天都在「展示」。但是,它和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大橋經常出現在各種照片中,遊客也會和大橋合影,但是誰又曾經在乎過那些站在橋邊的人呢。 常見的應對,是給大橋安裝防護欄。網上有照片,「嚴禁跳江,違反者罰款1000元」,這應該是PS和惡搞,都到了這一步,誰還會在乎罰款。而且卡里可能已經沒有1000元。 如果有的話,也許可以找個酒吧喝一杯,就能再苟且一個晚上。 能夠有發聲渠道,有人願意傾聽自己的聲音,人的情緒就會好很多,就像我本人,在寫完這篇文章後會獲得一點解脫,如果還不夠,我會選擇去跑步,沿著哈德遜河,去看一眼華盛頓大橋。 城市中悲傷的人有很多。化解很難,但是城市起碼需要自己獨特的文化,去包容、承載這種悲傷。對個人而言,在下降時代,可能需要做好準備迎接一個又一個悲傷時刻的到來——試著去嘲笑或者反抗絕望,試著去表達自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賴清德已經就任自由台灣的總統,國際間有一種流行甚廣的觀點,認為「蔡規賴隨」將是賴清德執政的原則。但是這種觀點極其不準確,賴清德的520總統就職演講,一掃蔡英文陰柔悔暗的政治風格,為自由台灣的國家意志注入了生機蓬勃的陽剛之氣,注入了大開大合的世界胸懷,也注入了尊奉普世價值的浩然正氣。 特別是面對中共暴政,對於自由台灣日益猖獗的主權逼迫和文攻武嚇,賴清德藉助一篇總統就職演講,盡顯自由台灣國家意志壯麗堂皇的英雄氣概。遍觀台灣歷屆的民選總統,唯有賴清德一人如此清晰明確,堂堂正正的向世界說出了台灣人民心底里的國家願景,表明台灣人民維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鐵血戰志。 賴清德的總統就職演講使自由台灣走上了新的國家命運的起點。 儘管可能面臨諸多的艱難險阻、驚濤駭浪,但是戰勝艱難險阻與驚濤駭浪之後,自由台灣必定會迎來充滿希望的新時代。 在520就職演講中,賴清德以大無畏的氣概昭告世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事實。從而表明自由台灣絕不接受習近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方案,和所謂的「九二共識」。主權在民的自由台灣絕不會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同視人民為政治奴隸的中共暴政連接在一起。 賴清德闡明民主自由是台灣不可退讓的底線,自由台灣將在國際政治博弈中與自由民主國家堅定的站在一起。 賴清德是藉助這種論述講出了海峽兩岸關係的本質。兩岸關係的關鍵不在於什麼統獨之爭,中共的統一隻是一個政治騙局。 因為依據現代法(法律)的精神,真正的統一必須是自由人民的自願結合。現在海峽兩岸一邊是自由的台灣,一邊是極權專制的中共暴政。台灣人享有自由人的權利,14億中國人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自由與專制,民主與極權水火不能相容。所以在這種情勢下,兩岸根本就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基礎。 中共暴政口中的所謂統一,實際就是中共暴政吞併自由台灣的共產極權主義擴張的野心。 可見海峽兩岸的政治關係的實質,乃是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的擴張野心之爭。 賴清德演講中強調,和平是理想,但和平不能夠成為幻想。 面對中共極權擴張的武力威脅,自由台灣只有形成保家衛國的鐵血戰志和全民國防的戰力,才可能得到和平的祝福。 無論「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都是我們自己或國際友人稱呼我們國家的名稱,都一樣響亮。賴清德就是以此一語,痛快淋漓、大氣磅礴的表達出,在台灣人民心底里迴響已久的國家理想主義。 賴清德在演講的結語中說,讓自由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上令人尊敬的偉大國家。他實際是在宣告,民主台灣的光榮時代已經來臨。 賴清德的就職演講,猶如海域天風一掃各類各色台間所散布的恐共媚共的氛圍,大長自由台灣之志氣。賴清德是在向歷史宣告,如果和平是要用奴顏卑膝來交換,台灣人民就會讓你看到自由人的驕傲和英勇無畏。 賴清德的520就職演講一出,習近平當局的御用宣傳喉舌立刻暴怒裸奔,運用種種潑皮牛二,或者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換肩的、蠢漢式的謾罵,發泄對賴清德所昭示的自由台灣國家意志的仇恨,盡顯中共暴政、政治黑手黨的醜態。 習近平當局為什麼會如此氣急一敗壞?原因就在於,賴清德的就職演講,點中了中共暴政謀台戰略的死穴。 習近平謀台的基本戰略,可以最簡要的表述如下,那就是:運用認知戰,資訊戰,輿論戰,以及收買諸如郭正亮、鄭又平、游梓翔、賴躍遷、蔡正元、傅崐萁、黃國昌、馬英九等各類各色的台奸,散布恐共媚共思潮,從內部禍亂台灣社會,削弱乃至瓦解台灣社會反抗中共暴政并吞的意志,以利於中共黨衛軍發動台海戰爭時能夠如入無人之境。 同時,台灣人民保家衛國、抗擊入侵的鐵血戰志是國際間正義的力量投入保衛自由台灣之戰的前提。如果中共暴政事先就成功摧毀了台灣社會反抗中共暴政入侵的意志,那麼,國際正義力量投入保衛自由台灣之戰的前提,就將被摧毀。 賴清德520就職演講猶如驚雷乍起,振聾發聵,不僅是自由台灣反抗中共強權的國家意志如日中天,更是將凝聚起台灣社會保家衛國的激情和勇氣。 命運是意志的實現,只要自由台灣不喪失自我防衛的鐵血戰志,則必定會受到國際社會強大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及其黨衛軍發動台海戰爭,就只能是飛蛾撲火,自尋死路。習近平當局對賴清德演講的暴怒實態,正說明啊中共暴政對賴清德以輝煌的陽剛之氣所闡釋的台灣國家意志的深刻恐懼。 習近平的邪惡意志是台海戰爭的根源,只有讓習近平明確意識到,他發動戰爭必將遭致難以承受的後果,習近平才可能放棄發動戰爭的戰略想定。 從這個角度來審視,賴清德演講中反抗中共暴政的堅定意志,以及與民主國家形成反對極權擴張同盟的國家政策,是可能阻止習近平戰爭冒險的至關重要的舉措。 委屈不能求全,獨裁者從來不相信眼淚,而只能聽懂實力和堅定意志的聲音。當然,形格勢盡之下,習近平也可能在兩岸問題上,只敢嘴炮轟天假響,實際上的卻只能認慫。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他將面臨另一種絕境死地。 眾所周知,作為習近平統治基礎的中共官員和小粉紅,是一個崇拜強權,奴性入骨的政治族群。不過,越是奴性入骨,越是陰狠寡毒。當這個族群發現習近平並非強人,而只是一個色厲膽薄,有賊心沒賊膽的慫貨時,在中共暴政經濟下滑,財政艱困,民生凋敝的背景下,這個奴性入骨的族群,突然露出狼的獠牙,背叛習近平,將其政治分屍,就將是極大概率事件。 習近平可謂進也是死路,退也是絕境,發動台海戰爭是自尋死路,放棄發動台海戰爭,中共暴政內部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就將成為習近平揮之不去的噩夢,所以說,在與賴清德的政治對決中,習近平只有死路一條。
「那些被稱作「群魔亂舞」、被稱作「毒瘤」的「群魔」,只是一群用力生活的年輕人。」 郭有才爆火後,主播湧進菏澤南站。「群魔亂舞」引來指控,有人要割「毒瘤」,隨後,菏澤叫停直播。 網路圖片 網友什麼都不懂!對主播的指控,謬誤源於經濟、社會的多重根源。 一、 主播從事的是演藝娛樂服務業。這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服務業。大多數國人心中,這是虛擬經濟,而虛擬經濟不算經濟。 源於計劃經濟,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的經濟是:農民爭先恐後的畝產萬斤、工人熱火朝天的大鍊鋼鐵、科學家聚精會神的演算實驗。明星、主播、外賣都不是生產,是浪費資源,「消費者的慵懶」沒有價值。這是批判網紅的經濟觀根源。 網路圖片 這種經濟觀是錯誤的,是過時的。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合法交易行為,都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非生產性服務業意義重大。 直到1992年,中國才正式的從蘇聯的物質產品經濟核算(MPS)轉向GDP核算。GDP增加了非物質生產核算,比如文化娛樂等行業。某種程度上,採用GDP更多的反映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撇開娛樂功能不談,非生產服務業,能調節分配,促進經濟。 簡單的打個比方。做晶元的賺了很多錢,他怎樣把這些財富分散給其他人?捐贈、重稅都是不可行的。消費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給主播打賞、找人代練遊戲、去吃燒烤,他的錢才能花出去。然後,主播、代練、燒烤攤主,生意好了,就可以買房買車買手機用晶元,反哺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人口龐大,有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這就意味著,任何行業的頭部,特別是文娛行業的頂流,必然是非常賺錢的。 全球前十位收入最高的演員中,大部分是美國的,這不難理解,美國人口多,好萊塢覆蓋全球。此外,中印能有一兩個明星進入這個排行榜。無他,中印人多。 網路圖片 所以,「大國強盛」必有「大富」,一體兩面。很多人喜歡「大國強盛」,但痛恨「大富」。老子說小國寡民,他們喜歡「大國小民」。 如果禁掉郭有才與主播行業,以及那些明星,相應的,背後很多很多,默默無聞的小主播,群演,整個行業也就沒有了。些收入微薄的人將失去收入,。肅殺氛圍之下,製造業老闆也會瑟瑟發抖。 此時,「小民」仍可是「大國」,但必然沒有「強國」。 不妨直白一點。郭有才、范冰冰、肖戰這樣的明星,以及無數主播,他們並不能直接打螺絲造飛機,但他們的存在,能整體上加速經濟流動,提升經濟規模,從而使得國家有更大的力量、科技去造飛機。 二、 錯誤的指控,不僅是不懂經濟,更因不懂社會。 作為一個公共評論的寫作者,我一直在觀察。我發現,很多中國人在評論一件事時,就會立刻從「真實生活狀態」轉換到「大作文狀態」,完全忘記自己的生活,進入宏大敘事模式。腦子裡面蹦出的,就是平時看到的、聽到的最多的話術。 他們可以無縫的切換。「打開電腦看愛情動作片,關上電腦呼籲要凈化心靈」「進了麻將室賭錢,掏出手機批評不勞而獲」「進了KTV摸小妹,掏出手機噴擦邊」。於是,他們刷到菏澤南站,就立馬呼籲「禁掉網紅,割掉毒瘤,否則國將不國」。 這不是獨立思考,是一種源於陳舊觀念的條件反射。 網路圖片 在「大作文模式」的話術中,最最常見的是:「這會帶壞小孩」。 教育的目的,是讓孩子認知真實世界。讓他們明白真實世界中的道德、市場、人生、命運,到底是怎樣的,然後,趨利避害,盡量高尚。而不是給他們營造一個虛假的童貞化世界。 這種努力註定徒勞,只會讓孩子們覺得,教育是虛假的,成年人是虛偽的。然後,孩子們也會學到「行動與話術的分離」,一代一代,繼續虛偽下去。一個虛偽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更壓抑、更遲滯、更缺乏活力的社會。 那天從電台做完節目出來,我突然想到一句話:只有成年人真實生活,我們的孩子將來才能更好的生活,因為,他們終將成為成年人。 三、 很多人說,要普及邏輯,才能明辨是非,社會才能向好。其實,我覺得,知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善良。 可悲的是,那些叫嚷著要割掉毒瘤的人,沒有同理心。 主播是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行業。大多數主播辛辛苦苦播一天,也就200來塊,甚至只有幾十塊。不是生活所迫,誰願意對著鏡頭裝瘋賣傻。 這個事實並不難被察覺到。菏澤南站的年輕人,一人,一手機,衣著普通,賣力的表演,掙扎而生。這種底層氣息,不難看出。 網路圖片 他們是魔嗎? 誰都想一夜走紅,給孩子、給父母、給自己帶去更好的生活。這並不是錯。就像買一張彩票不是錯。 他們沒有製造事端,沒有抱怨社會,用勞動換錢。掙扎而生的年輕人還被被萬夫所指,那他們何處可去?他們帶紅了菏澤,給平台帶來了流量,可現在,賺了流量的菏澤和平台,害怕輿論,又一腳將他們踢開。 趕走他們,謀殺了他們的努力。郭有才已成名,機會很多,但更多的,更普通的,指望著在南站多掙一兩千塊錢的年輕人,沒了希望。 那些提出指控的人,只看到了群魔亂舞,看到菏澤南站的年輕人的「醜態」,他們就是無法去體會到、察覺到、感受的那些年輕人的生活。 但是,我也見到了他們正在用力生活。郭有才爆紅之前,不也是醜態嗎?把他們從菏澤南站趕走,就能把他們趕到生產線上了嗎?滿足了錯誤的經濟觀、發展觀,就能發展經濟了嗎? 先立才能後破。 網上的宏大批判,就是無法由己推人,與他人共情,去體會些年輕人的生活,眼中沒有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掙扎,沒有對具體人的同情、理解、寬容。有的,只有鸚鵡學舌的「大作文模式」與痛斥。 這種對個體的苛刻,相互之間沒有同理心,不是個案。 因為長期寫公共評論的原因,我被拉入過很多各種各樣的群。有抱怨學區分配不公的、有反對退休金事業企業雙軌制的、有維權超生被開除的,有呼籲增加農民養老金的,各種各樣、形形色色。 這些群訴求不同,但每個群都有同一個特徵,那就是每個群都覺得,只有本群反對的,才是國家、社會的瑕疵,應該改變,他們是愛國之舉。而其他群的議題,都是負能量,都是錯誤的——哪怕身處困難之中的人,哪怕感受到自己遭遇的不公與不義,也依然不能與他人共情。 網路圖片 張愛玲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但作為一個族群,同理心、同情、才是最底層的結構。否則,就不會有牢固的共同體,最後成為原子化的散沙。 指人為魔、濫用舉報,不但會破壞經濟發展,讓會社會變得更苛刻,最終,歷史路徑中的觀念,會塑造出未來的新路徑。 只有當「那個在菏澤南站扮演孫悟空的小夥子,那個矮個子的侏儒,今天賺了多少錢?能不能給自己的老婆孩子買份大餐」替代了「毒瘤」「群魔亂舞」的指控,只有當惻隱、同理心、寬容,替代無情、冷漠、苛刻,社會才會變得更好,才能有經濟發展,國泰民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常識和洞見
他不知道人生怎麼落到這個境地 連續一個月,周齊總是在半夜驚醒。他的手指無意識地顫抖,害怕睜眼就會看到五六個家長,套著白色T恤、黑色束腳褲,再普通不過的衣著,手裡握著綁人的繩子,「我會不會再次被抓走?」 就像一個驚恐的孩子,但他已經37歲。2008年,周齊被父母送入臨沂網戒中心,他只在裡面待了四個月,但之後16年,在網戒中心的每一天、發生的每一件事,遭受的每一次電擊,都反覆攫住了他——即使網戒中心早已關停,始作俑者楊永信銷聲匿跡,父母垂垂老矣,再沒有壓制他的力量和權力。他的人生由此分成了兩半:那一天到來之前的日子,以及之後幾乎摧毀一切的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直向前,只有他被困在原地。一年前,他再次出現在網路上,作為網戒中心的受害者,他報警,聯絡其他受害者,希望能追究始作俑者的責任,他無法入眠超過四小時,醒來就打開手機,看看是否收到法院有關「起訴楊永信一案」的最新回復,他反覆的希望又失望,「這個案究竟立不立呢?」 我在杭州見到了周齊。去年他與所有家人親戚斷聯,獨自住在郊區的農村,地圖上找不到具體的點位,只能導航到附近的小超市,等他來接我。他穿了一身黑,身材瘦削,鬍鬚茂密地攀上臉頰,透著一種長久不見光的憔悴。 我們走進他租住的農民房,靠門的地上攤著一副由幾塊長條鐵架拼湊而成的床骨,上面鋪著一床薄薄的褥子——這原本是網上購買的床架,在一條床腿崩壞之後,周齊直接拆掉了四個床腿,「就直接睡地上唄」。白色的瓷磚地面,滿是分散的小黑點,他說,這是兩天一條煙的後果,擦不幹凈。他向我展示了一包裝盒打火機,粗略看過去還剩十多個,「拼多多上買的,一大盒就幾塊錢。」 周齊的床 ©廖宇彬 白牆已經脫了幾層皮,碎渣隨機掉落,靠窗戶的一側是書桌,擺著這個小屋裡或許最值錢的東西,一台電腦。 來到杭州,最初周齊抱著重啟人生的願望。他先去食品廠應聘了裝卸工,工作內容是把約100斤的糖疊起來,幹了幾天被辭了,「老闆嫌我力氣小」。後來打聽租房中介,「沒有底薪只有提成」,他直接走了。他還去了保健品公司應聘銷售,很像傳銷,老闆給電話號碼,他負責加微信推銷,聽完要求他又離開了。現在周齊每月底還有網貸要還——App上的便捷借款,點一次到賬一千,他好奇盡頭在哪裡,一直點到了15000。他不敢再點了。 周齊的出租屋 ©廖宇彬 所有的錢都花光之後,周齊開始學習給自己做飯,第一次炒菜時,油和火候沒把控好,鍋里冒出濃煙,房東驚嚇地給他發消息,「後面著火了嗎?」 我見到他時,周齊已經好幾天沒吃一口飯,餓了就喝水,再不濟吃一片減肥藥——在某網購平台花6元購入,他說效果顯著。 周齊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他特別容易困,但很難入眠,有時一天睡個四五次,睡不著的時候,他常常哭泣,不知道人生怎麼落到這個境地。 她忘記了發生的一切, 只有她的兒子留在了那裡 周齊永遠難忘第一次被電擊的感覺,他被架上黑床,7個人按著身體,嘴裡塞進一個木頭做的筒狀牙套,電極片一挪開,周齊對工作人員說:「你讓我自殺吧。」而對方拿著電極片,「現在才電了20秒,還有3600秒。」 往後十六年,恐懼如附骨之疽,只要閉上雙眼,他總能想起那雙把在頭上的手,貼在額間的電極片,電流穿過大腦時那片瑩瑩的藍海。 臨沂四院全名為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2006年成立「網路成癮戒治中心」,楊永信擔任主任,開啟了13號室的電擊療法,他被許多家長奉為救世主。2009年,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推出《網癮之戒》,提到網戒中心使用的電休克治療儀,屬於未合規儀器,最高三十多伏的電流通過人體,已是人體能承受的極限。在眾多媒體輿論的質疑中,中心據說更換了合規電療儀器,但從未停止收治「網癮病人」。直到十年後,臨沂市衛計委向新華社回應稱,「網戒中心」於2016年8月取消,此後不再收治網癮人員。 楊永信接受媒體採訪 臨沂網戒中心邀請家長24小時陪伴,名為「促進溝通」,如今可以想見其中規避風險的用意。周齊記得母親林佩目送他進入13號室。第一次結束後,他出門直接給林佩跪下,母親臉上有著驚嘆的笑意。第二次,母親提前買了飯,在門口等他一起吃,周齊試圖從母親眼裡挖掘一點心疼,但他沒有找到。 除了電擊,周齊大多時間都在上課。課程圍繞「孝」字設置,包括學習《孝經》、念書和實操並行。周齊在肚子里揣過東西,體驗一天做母親的感覺;也和母親一起跑過兩人三足的遊戲;中心不允許父母隨意打罵孩子,所有人都在歌頌父母的偉大。出院前三周,中心要求他睡前做兩三百個「朝拜」,母親在旁監督,做完頭和膝蓋都磕破了。有一次周齊下跪時哭得輕了,母親舉報他「感悟不深」,他又進了13號房。 為什麼母親在自己被電後總是笑?為什麼她一點不心疼?後來許多年,周齊一直不能理解,他覺得心裡「空空蕩蕩」。直到我們相對而坐的此刻,他垂下頭,雙手無處安放,最後交叉護住自己的胃。他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了,2021年,林佩罹患阿爾茨海默症,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喪失所有記憶,她忘記了網戒中心,忘記了發生的一切,只有她的兒子留在了那裡。 我就是這麼一條狗了 「那會兒我們著急,他老媽在電視上找到了這個臨沂的中心,我就打電話去問,兒子愛玩遊戲,每天就看電腦,還會打人,你們中心能不能戒?對方說行,那裡都是這批人,幾個療程就能戒掉。我問他們有什麼辦法,他只說有辦法,我們又實在沒辦法管得了他,能出點錢治好,人回到正常的軌道就行,對不對?」 我輾轉聯繫到周齊的父親周才林。他們一家是浙江餘姚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普遍去外地謀生,村裡人都做汽車配件生意,周才林和林佩在成都,周齊從小都由爺爺奶奶帶大,只有假期時會接過去,但周才林給他的零花錢寬裕,讀書也在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直到成都的生意不順,一家人重聚在餘姚的老家。周才林不太記得周齊小時候的事情,等他意識到事情超出了掌控,周齊已經長大了。 「小時候沒管著他(周齊),才這樣叛逆。」2006年周齊大專輟學,隨後兩年,周才林沒怎麼見兒子出過門,每天都待在房間里擺弄電腦,沒份正經工作,周才林找遍親戚朋友諮詢,去過各大精神病院詢問「兒子有沒有心理疾病?」最後得到的答案都是「這一定有網癮。」 夫婦兩人為此想過各種方法,有激烈的也有荒唐的,比如他們帶著周齊去求助神婆。早上四點,三人一起出發,神婆是一個普通的、五十多歲的女人,周才林急切地問,「他什麼時候會聽話不打遊戲了?」神婆灑了一把香灰在白開水裡,讓周齊喝下,告訴他們,孩子慢慢就會好的。但孩子沒有「好」,激烈的衝突於是無法避免,林佩曾闖進房間直接下跪,「我求求你不要再玩遊戲了」;周才林喝完酒後,菜刀砍向電腦顯示屏,裂了一條縫,他指著電腦說,「再玩斷絕父子關係!」周齊直接搬出了家,沒告訴任何人地址。 一個家庭的裂痕如此深重,似乎已經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對於周齊來說,他以一個留守兒童的身份長大,父親不記得自己小時候的事,那是因為他並不在場。從中學開始,他就飽受校園霸凌,他發育得比較慢,瘦瘦小小的個子,於是常常挨揍。上鋪用指甲劃破了他的臉,血珠滲出來,原因是廁所只有一個洗漱池,周齊刷牙時擠了他;他走路慢了點擋住路,同班同學把他推到了牆上,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所謂「網癮」,不過是一個內向自卑的小孩見到了全新的世界,「至少遊戲里的人不會欺負我。」 但父母不理解這些,他還記得有一次,他拿了10元去網吧,玩了兩三小時後回家,父親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再後來,晾衣桿也打斷了好幾根。 送他去網戒中心。在當時,這大概是一個沒什麼大不了的決定,不過幾個月而已,無人能想像它可以摧毀一個人的一生。 ©視覺中國 「他父母給我打電話,說周齊網癮嚴重,托我叫他來山東,他們再找個理由去臨沂,我那會兒哪知道網戒中心什麼樣?周齊在網路這塊兒比我們腦子都好,很早就能賺錢,但可能父母眼裡他每天只會玩電腦。我想著去中心待個兩三天也無所謂,是不是?人家父母從小認識我,又拜託我了,我不可能拒絕呀?我就喊周齊來看我,沒想到關了四個月。」 王磊是周齊三十多年的好友,當年也是他將周齊騙了過去。我通過電話聯繫上王磊,當年按照周齊父母的囑咐打完電話後,他並不知道後續,只是過了幾天突然接到電話,周齊打來的,「和我說他在網戒中心被電了,很疼。」 他曾去中心看望過周齊,剛踏進門,就看到幾個小孩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抱著父母的腿痛哭,「我腦子一懵,不會是找演員來給我們看的吧?」他困惑地看著小孩們撕心裂肺,家長們涕泗橫流。王磊看見了混在人群中的周齊,周齊也看到他,眼神閃爍著一點驚訝和遲疑,快速轉過頭去,王磊意識到,「他不敢過來。」探望結束,王磊再次聯繫上周齊,是兩年之後的事情。 後來他們還是好朋友,周齊沒有怪過他,「那個時候他也就二十歲,我父母叫他喊我過去,那時誰不聽父母的話呢?」 出來之後,周齊感覺自己脖子上拴了條鏈子,「我就是這麼一條狗了。」早上七八點起床,晚上九點睡覺,給父母捏肩按腳,中心有過規定,如果沒有遵循中心的生活模式,家長隨時能再送他們進去。如果是「二偏」,待遇將完全不同,周齊見過太多反覆被父母送進中心的人,同期最高有11次記錄,他們很好識別,只能靠牆以軍姿站立聽課,有時連站四五個小時,有的幾乎每天都要被電,飯菜只有白菜豆腐。 在周才林的眼裡,兒子從網戒中心出來之後,終於有點正常人的樣子了。 我很好奇地問周才林,「他哪裡變好了?」周才林沒什麼猶豫,「最起碼出來後跟你說話了啊,也能溝通了。原來話都不說一句的。不過只聽話了一年,後面又對著干,就被虛擬世界腐化了,但好歹能生活。」 「你有想過再把他送進去嗎?」周齊說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周才林對此感到不解,「他從中心出來已經變好了,還送進去幹嘛?又要陪又要錢,有必要嗎?」至於那些「送回去」的威脅,「大概就是嚇嚇他吧,沒這個想法。」 我覺得自己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網戒中心把周齊塑造成一個「溫馴」的人,但水面之下隱藏著一座火山,常常突然爆發。從中心出來後,周齊時常會體驗到這種失控感,他似乎沒辦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緒,朋友偶爾回消息慢了一點,他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覺得被冒犯了;刷到某個人的朋友圈,他覺得在內涵自己,私信質問對方,發完脾氣又會迅速後悔。 面對父母,他常常在恐懼和憤怒的兩極間切換。他能一瞬間變得亢奮、暴躁,傷人的髒話脫口而出。周齊有一個小他十五歲的妹妹,不同於在老家留守,妹妹周滿從小和父母在成都生活,他們的關係遠為融洽。周滿記得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哥哥喜怒無常的樣子,正常的時候能跟她開開玩笑,脾氣上來就扯她的頭髮。吃飯的時候她最害怕哥哥突然摔碗,拿筷子指著父親,前者一米八的個頭,後者只有一米六,她擔心動起手來父親打不過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周齊有著自己發火的限度,他不敢摔門後離家出走或拒絕聯繫,「那肯定會把我送回中心。」 2018年,外公去世。周滿說哥哥在葬禮上遲到,父母不斷打電話才來,結束後在車上他們又吵起來,她幫父母說了兩句,周齊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臉頰迅速紅腫,她愣住了。 而在周齊的記憶里,那只是又一次失控:回家的路上,母親說,「周齊你這樣子不行啊,要不去工地里搬磚,給別人打工都行?」聽到這句話時,正值夏日,他卻渾身冒冷汗,頭腦開始發暈,彷彿又被扔回剛從網戒中心出來的那兩年,他已經三十一了,直接哭了出來,「我覺得自己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十年前,所謂沉迷「網癮」的時候,周齊其實已經摸索出了賺錢的路徑——販賣遊戲點卡。08年時,這是個暴利行業。他開了網店,做了幾個月,就能賺一兩萬。從網戒中心出來後,這成了昨日泡影,他聽從父母有個正經工作的意見,陸續打了幾份工。比如在賣水暖的店裡送貨上門,把下水管道搬運到客戶家;他去過工廠做速控擰螺絲;他還自己找了份商場的女裝銷售。 世界縮小到只有父母,他不聯繫朋友,同學聚會也直接拒絕,「沒錢,也不像人樣啊。」直到街上偶遇之前跟他一起做淘寶的朋友,對方面露驚訝,「你這一年多哪兒去了?我淘寶賺瘋了,得有百萬了。」周齊勉強地笑笑,網戒中心他說不出口,「但我真的不甘心。」 煙酒成了麻醉劑。剛出來的兩三年,他維持著煙酒不沾的狀態,「抽煙是我的罪狀,被電過手的。」但後來,兩天抽一條,吸一口煙過肺,那種飄飄然的氣味順著喉嚨呼出,「就不用再思考了。」他一個人喝酒,目的只有喝醉。勁酒能喝兩三瓶,黃酒喝一斤,一天沒喝他就難受。抱著幾個酒瓶,坐在電腦前,酒就往喉嚨里灌,也不嘗什麼味兒。 「有次我去吃飯,一個路過的服務員都勸我少抽點對身體不好,為什麼我的父母從沒對我這麼說過一句?」 其實離開網戒中心的前幾年,他的生活在慢慢重回軌道,一切似乎都在好轉,他重開了網店,賺了錢,還能貼補生意不順的父母(但周才林說沒有這回事),他談了女朋友,買了車還要買房,他已經過了三十而立的年紀,忙起來的時候,也會有種錯覺,覺得自己就快忘記網戒中心的四個月。 周齊發貼講述經歷 他和前女友打算買房,一個三十多平的單身公寓。母親和前女友一起去看房,他沒去,「我那個時候總覺得,很多事情比如買房,要經過我父母同意的。」但母親不滿意,「這房子不能買啊,太小了,住著多沒面子。」回來之後,女友和周齊大吵一架,一周之後,她提了分手,「你多大的人了?為什麼還要聽父母的話?」 但後來,周齊還是聽從母親的想法,買了大房子。 從葬禮回去後,周齊在房裡躺了三天,沒吃一點東西,只喝了幾口水,大腦里有種中暑的感覺,特別疼,又特別恨,他感到所有情緒好像終於到了頭,無法忍耐又無從訴說,回到最熟悉的互聯網,他想寫下過去這十年的痛苦,「網戒中心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這種恐懼一直籠罩著我,不敢對自己的爸媽說不,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一切都直轉而下了,網店生意從大不如前到入不敷出,他撐不住還貸的壓力,又賣掉了房子。還完所有貸款之後,還剩五十多萬,他徹底放棄工作和生活,一年之內錢全花光。那些錢究竟怎樣花掉的?他說不出來,只是語氣有點激動,「你覺得我那時候精神不好能做出什麼理智的事嗎?」 恨也好,不恨也好,時間都過去了 去年5月,豫章書院案公開一審宣判(編者註:2013-2017年,民辦教育機構豫章書院以戒「網癮」為名,對未成年學員進行非法囚禁、嚴重體罰,暴力訓練。2019年,經學員報警,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等人被批捕。),被告人吳軍豹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禁止從事教育相關職業五年。看到判決結果,周齊又感覺重燃希望,他恨楊永信,如果沒有楊永信的存在,他認為自己早就能離開父母,「楊永信害了更多人,難道不可以判嗎?」他去杭州報警,對方告知要去臨沂本地才行。周齊先嘗試網路報警,當地公安分局讓他聯繫衛生監管所,他將答覆公布在網路上,一小時後,當地派出所警察聯繫他,「歡迎你來線下報案。」周齊很高興,刪掉了在所有平台發布的信息。 他鼓足勇氣,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臨沂育才路派出所,做了2次筆錄。此後的一年多他沒能收到任何回復。周齊也打電話問過,對方告訴他正在調查,在家裡等消息就行。 他也想尋找當年的受害者共同發聲,在網上發帖後,他收到了一些私信,有一位許諾他,如果能立案能打官司,他就加入。另一位對周齊感到不可思議,「他告訴我不論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把中心拉下來」。還有一位似乎從過去完全走出來,已經結婚生子,過上所謂正常人的生活,「他勸我放下執念,可我有正常生活嗎?」周齊很憤恨,「父母和楊永信把我的生活毀了」,他無法起訴父母,唯一能對準的只有楊永信,「如果沒有他,父母就沒有這個工具來控制我。」 比起案件有什麼判決的補償,「我只想要一個結果,是對前面三十多年人生的交代。」但由於時間過去太久、證據鏈條模糊,立案成為一件困難事。他沒錢請律師,自己琢磨在網上申請立案,第一次被駁回是沒交起訴狀,第二次是起訴狀格式不對,文件大小不夠,第三次是法官駁回——他走的民事通道,但這算刑事案件,要走刑事通道。 ©周齊 他也諮詢過一些律師,對方都會問他:「有沒有留下當時電擊的照片或視頻呢?」周齊感覺莫名其妙,「你說奇不奇怪?當時做這些事時會允許留下視頻嗎?」 周齊很後悔,如果在2018年全網關注時,他勇敢一點,選擇去起訴,現在的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 周滿最近知曉哥哥準備起訴,作為家人她支持維權,這是一件正義的事,「只是我希望他能把矛頭對準楊永信,不要杜撰莫須有的事抹黑父母、引導網暴。」 而從法律維度,「時間長,取證難,我覺得勝訴希望不大。」 她無法理解哥哥的冷酷,母親患阿爾茲海默症住院期間,她在期末考試周,拜託周齊去看護,「照顧期間他一直說要走,一周多後留下『找個護工吧』就離開,找我媽要護工費,給我發消息抱怨父母。」周滿忍無可忍,他們吵了一架,關係自此徹底惡化。 她常常覺得自己非常割裂,一方面想理解哥哥的處境和遭遇,但又無法接受他對父母的咒罵與怨恨。她問周齊,這麼多年過去了,為什麼要把所有失敗歸咎於父母?為什麼始終沉溺於過去不能向前看?周齊發來一串辱罵,把她拉黑了。 周才林並不知曉這件事。他現在開著一家生物燃料的小廠,早上七點出門,中午給工人燒飯,晚上七點回家,同時肩負照顧妻子的責任,周齊的「不務正業」已經成為全家人的心病,林佩即使失去大部分記憶,仍然在見到他時念叨著「沒結婚沒工作不成器」。周才林只希望周齊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他對兒子的期待沒變過,一直都是找個安穩踏實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但從前年開始兒子持續向他要錢,「我知道他生意不行了,房也賣了,我給他付水電房租,也買保險,不求他還掙什麼,他來幫幫我工廠的班也行,但他不願意的。」我向周齊求證,他有些激烈地反問,「他找我借了那麼多,我現在要回一點不很正常嗎?」 去年周齊到杭州之後,找過周才林要錢付房租,最後一次他沒給。後來周齊發了一長段話,「你們總是否定我……我工作生意最好的時候,你們折騰各種事…… 父母會對孩子這樣嗎?」周才林回了一句,「我們原來真是太溺愛你了。」他們彼此拉黑,再無聯繫。 「他現在生活不太好。」我盡量委婉,「你覺得他現在這樣,是什麼問題呢?」周才林沒有猶豫,「網路里的虛擬世界啊。」 「周齊到現在仍然介意08年被送到網戒中心這件事,甚至非常恨,您有感覺到嗎?」 電話里,周才林停頓了一下,「恨也好,不恨也好,時間都過去了,對不對?」他想了想告訴我,「如果當初沒有送進去,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我都不知道的。網戒中心即使有些方法(比如電擊)可能不當,但總體的教育很不錯。你看,人還是需要這種洗腦的地方,給大腦帶來改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