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擴大支援國際野火救援行動
2026 年 8 月 7 日
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自開通以來，吸引了眾多關注，然而很多駕駛員駛上橋面之後，卻又不得不在半途折返回程，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原因呢？ 作為當今全球最為龐大的跨海橋樑，港珠澳大橋不僅是連接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廣東省珠海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鍵性交通通道，其總長度亦達到驚人的約55公里，其中主橋部分約為29.6公里，主要由一座主跨長達約4.2公里的斜拉橋以及兩座海底隧道構成，同時還包括多個人工島嶼和橋樑相互連接，以其超大規模的建築結構、前所未有的施工難度以及卓越的建造技術享譽全球。 網路圖片 港珠澳大橋於2018年10月24日正式投入使用，它不僅極大地縮減了三地間的交通時間，對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繁榮和旅遊業的蓬勃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許多駕駛員朋友對這座橋樑充滿期待，通車後紛紛躍躍欲試，然而行駛不久即被勸退，原因在於他們並不滿足通行條件。 自大橋開通以來，共有五種類型的車輛獲准通行，它們分別是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計程車、貨運車輛以及跨境私家車，此外還有專供欣賞橋樑美景的觀光車，然而，並非所有的五類車輛都能直接駛入大橋，還需辦理相應的手續和牌照，且上橋名額亦受到嚴格限制。 網路圖片 對於私家車車主而言，內地居民前往港澳須辦理港澳通行證，港澳居民出入內地同樣需要通行證，駕照則必須實現三地互通，除了對每位乘客證件的基本要求外，若想駕車通過港珠澳大橋，還需持有特定的牌照，例如懸掛粵港車牌的車輛或者經過三地政府部門批准的單牌照車輛方可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允許通過港珠澳大橋的跨境私家車上橋名額同樣存在限制，在大橋開通之前，發放給香港兩地牌私家車及內地私家車的配額分別約為10000個和1000個，擁有此類配額的私家車在有效期內可多次通過港珠澳大橋往返港澳市區。 網路圖片 此外，每年都會有一定數量的私家車配額對外開放，例如今年1月4日，香港運輸署宣布將公開發放500個經港珠澳大橋往來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車常規配額（香港配額）的申請。 由於港珠澳大橋獨特的通行規定，部分不符合條件的車輛在上橋後會被勸返，儘管這一規定對廣大市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但現階段仍需嚴格執行。 網路圖片 考慮到上述嚴苛的過橋條件，港珠澳大橋開通至今，實際情況並未如預期中那樣繁忙，橋面顯得頗為冷清，每日平均車流量僅為4000至5000輛，相比之下，同樣享有盛名的南京長江大橋，即使是非節假日的車流量也已超過10萬輛，兩者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部分熱心觀眾進行了詳細計算，按照每輛車平均200元的通行費標準，港珠澳大橋的整體建設成本預計高達1269億元人民幣，即便不計日常維護保養費用，也需要至少三百多年的時間方能收回投資。 網路圖片 看到此處，您或許會認為這座橋樑的建設似乎得不償失，然而港珠澳大橋的通車意義絕非僅僅體現在一組數據之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安安侃車
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著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 重慶男子胖貓跳江的事情，迎來了終極反轉。 5月19日，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以一個超長的通報，釐清了胖貓自殺事件的前因後果。 網路圖片 此前人們一再詬病的胖貓前女友譚竹，並不是諸多自媒體口中的「撈女」，她和胖貓之間，是正常的戀愛關係，期間的銀錢來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間的財務來往。 令人跌破眼鏡的是，胖貓的姐姐不僅僅侵犯隱私，虛假報警，並且發動水軍製造了譚竹「撈女」形象，企圖毀壞她的形象。 警情通報事實清楚，結論清晰，條理分明。 沒想到，通報反而帶來了一場令人意想不到的輿論返潮。有人公然說，譚竹的形象並沒有什麼變化呀，她不是順利用胖貓的錢開了花店，不還是「撈女」嗎？ 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於胡底，還是人們對於一個悲劇中人難以釋懷的固執己見？ 一個解釋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譚竹是撈女、情感騙子的人，因為持續不斷地主動選擇接收符合自己偏見的譚竹形象的信息，以至於形成了一種「信息繭房」，導致他們無法正確地判斷出事件的真相，從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撈女」的結論。 日常中，也總是有些人持有這樣一種論調，認為「信息繭房」讓人越來越沉迷於單一的信息來源，偏見越來越深，價值觀越來越偏執。 問題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譚竹是「撈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繭房」，還是「信息繭房」誤導事實，讓一些人堅信譚竹是「撈女」？ 在我看來，對「信息繭房」一詞的誇大與濫用，可能是互聯網信息時代最大的誤讀之一。 01 「信息繭房」是什麼？ 「信息繭房」一詞，為人熟知的來源是2006年美國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烏托邦》一書，是指當個體只關注自我選擇的或能夠愉悅自身的內容，而減少對其他信息的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像蠶一樣逐漸桎梏於自我編織的「繭房」之中。 在傳統時代之中，人們的信息來源多依賴於大眾媒體。而大眾媒體為了能夠更加廣泛地吸收訂戶與觀眾，往往會有意地把媒體塑造為公共論壇，提供多元化的聲音，以造就更加廣泛的用戶基礎。 但傳統媒體時代的問題在於，所有的媒體都有明確的價值觀與編輯偏好，故而媒體的信息偏見，其實十分明了。 而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藉助演算法進行個性化推薦，愈來愈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繭房」的概念，遂隨之和演算法進行了關聯。 但實際上，演算法的目標是高效分發信息，將原本孤立的創作者、信息、人連接起來。和過去的傳統媒體、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的關注造成的「繭房」相比，在技術驅動下，推薦演算法反而能打破「繭房」，以及在信息過載時代，高效獲取信息。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研究者馬里奧·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個谷歌新聞新賬號，花一周的時間，通過搜索不同年齡、性別、教育、職業、收入的關鍵詞，模擬了四種典型的德國用戶：一位上了年紀的保守派寡婦、一位50多歲的中產階級父親、一位40歲忙於事業的單身漢，還有一位30歲的多金職業女性。 訓練結束後，研究者再使用這四個賬號，共同搜索一些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新聞關鍵詞。結果發現，在四個人的共同搜索記錄和結果中，僅出現過一次的結果占所有搜索結果的2.5%，也就是說，大家搜到的結果其實有大量重疊之處，所謂的「信息繭房」並未出現。 圖蟲創意 在美國、加拿大等學術界中，也進行過多次類似的實證研究，最終結果大同小異：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薦演算法，並未造就所謂的「信息繭房」。 在中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陳昌鳳的研究指出，「信息繭房」是一個似是而非、缺乏科學證據的概念。 可以這麼說，「信息繭房」是一個未經科學驗證的社會學概念，人們更多是以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表達對於互聯網時代個體的信息來源被單一化和格式化的擔憂。 但即便是這樣的一種擔憂，也具有巨大的風險，因為它簡單化地把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風險一股腦兒地推諉給了一種技術，並且放大這種技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進而把它當成一種真實的威脅。 「信息繭房」一詞在互聯網時代的濫用，與篤信「信息繭房」使人們堅稱譚竹是「撈女」的邏輯並沒有什麼差別：利用一個簡單的、易於理解的、臉譜化的描述，能夠快速造成互聯網流量傳播。 02 既然「信息繭房」並非科學概念，人們為什麼還總是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此？因為它是互聯網時代眾聲喧嘩中一個方便的替罪羊。 互聯網的普及，直接帶來了信息的爆髮式增長。這種言論爆發並不僅僅是數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幾何級擴張。 信息爆炸，同時意味著信息迷失。只不過，那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的人，從來不會依賴於單一的信息來源，而是總在試圖拓展信息的多元化來源，有意識地建立多元化價值觀的信源。 更加簡單一點講：多平台，多信源，多價值觀的信息渠道。 這原本就是在一個社會中，負責任的公民所應當承擔的自我責任。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一個平台、一種演算法，負有為任何一個個體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責任。 當指摘一個平台、一種演算法造就了「信息繭房」的時候，其實一個人不過是在為自己的懶惰、偏執尋找借口而已。 圖蟲創意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彪認為更應該被重視的是「社交繭房」。「我們大部分獲取信息的渠道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現在90%以上信息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 把社交媒體當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時，個體社交的同質化，就會造成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於是信息源和價值觀日益固化，「社交繭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這段時間來，我經常使用網易雲音樂的推薦功能，尤其特別注意讓演算法給我推薦義大利和日本的音樂，於是在我的曲庫中，就有了大量的義大利語和日語歌曲。 但是這只是我這段時間的偏好。在我的曲庫中，還有閩南語、西班牙語、世界音樂和影視原聲。我的曲庫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為我在過往的使用經驗中，經常變化曲風。 如果你長期只聽網路熱歌，然後你指摘網易雲音樂的「信息繭房」導致了你的曲庫風格太單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繭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還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薦？ 03 互聯網把整個世界的知識無差別地推到了每個人的面前，讓原本昂貴的知識、技術與觀念，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快速地獲得。 但是當一個人站在一個沒有邊界的圖書館面前的時候，他感受到的大約並不是喜悅，而是壓力：知識雖然觸手可及，但是選擇卻變得無比困難。 而演算法恰恰就是帶領人們走出信息迷宮的北極星。演算法不僅沒有減少信息的總量，反而是引導人們精準找到屬於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幫手；而從另外一個方向，演算法幫助信息的擁有方，精準推送給信息需求者。 在過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國文旅有了爆髮式的增長，一個接一個網紅城市刷爆全網，先有淄博的「進淄趕烤」，然後是哈爾濱的「濱至如歸」，而現在正在麻辣滾燙的是天水麻辣燙。 在鋪天蓋地的全民文旅熱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這樣的小城。這就是演算法。演算法總是能夠捕捉到生活中經常被人們忽略的美，並且推薦給感興趣的人。 有媒體總結，演算法成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於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個互聯網上對文旅感興趣的人群，進行了精準的匹配。 圖/網路 美國《在線》雜誌的總編輯克里斯·安德森曾經寫過一本暢銷書，名為《長尾效應》。他認為，互聯網使許多小眾知識，能夠聚集到足夠多的相似人群，從而這條互聯網的長尾，能夠讓眾多的小眾知識，也擁有了長足的生存能力。 而這些小眾知識使這個世界上足夠的多元化能夠得以保存，知識得以傳播。而其背後的力量，依舊是演算法。 關於演算法如何普及科學，如何推動農產品銷售，如何幫助鄉村孩子獲取知識的案例，不勝枚舉，在深入到城市與鄉村每個角落的短視頻平台與產品，演算法不僅沒有使用戶們陷入到「信息繭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讓更多的人獲取知識，拓展眼界，找到同類，參與公共話題，推動人們更加熱切地了解世界，勇敢發出聲音。 污名化演算法，歸咎於「信息繭房」，無非是拒絕多元化，自我沉陷於單一價值觀中的一個借口而已。 04 《2024抖音讀書生態報告》中，有一個令人意外的數據。 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史鐵生成為了抖音最受歡迎的作家。抖音上相關的視頻累計增長192%，視頻總時長增長415%，總分享增加了51%。 史鐵生一度是中國最火的作家，但是當時他的主要讀者是70後。而抖音的報告顯示，排名前三的讀者年齡段為：00後，90後和80後。 也就是說，越年輕的用戶，越喜歡史鐵生。 這顯然並不符合「信息繭房「」的預設。因為00後假設應該更喜歡穿越、科幻等這種爽文類型的作品。而《我與地壇》是沉悶的、內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演算法應當抗拒把史鐵生推送給00後才對。 這只是短視頻時代每天都在發生的尋常案例：演算法拓展了年輕一代的閱讀偏好，使看似過時然而雋永的作品，也能夠在新的代際中不斷傳承。它打破了「信息繭房」的迷思，告知了這樣一個信息：演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圖/CFP 「信息繭房」並不會因為演算法而存在，而會因為閉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維封閉的人，先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繭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價值觀上，形成對多元化的排斥反應，從而將自己困住——或者更準確地說，沉溺於其中。 濫用「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本身是試圖混淆技術與社會的責任。當社會普遍認同是技術造就了「信息繭房」，從而導致了人們的觀念和思維單一化之後，社會或輿論的失敗，就變成某個平台或者一種技術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廣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維的責任，歡迎更加平等的討論，就無從談起。 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著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歸咎於簡單化、臉譜化的「信息繭房」，並不會讓互聯網世界更加美好，而只會不斷毒化它的氛圍。 偏見是這個世界的頑疾，並不是互聯網時代所獨有的。一個社會要突破被偏見綁架的現狀，並不是給予它一個簡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長久、耐心與全面的建設：它更加需要互聯網和演算法的幫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近日，快手、抖音、微信陸續公布微短劇備案細則。《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目前已在全國範圍多個省市實施，按照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將目前未經備案上線播出的微短劇劇目相關信息，於2024年5月31日前報所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從2024年6月1日起，未經審核且備案的微短劇不得上網傳播。 近日，多個平台陸續公布微短劇備案細則。 網路圖片 快手公告稱，6月1日起，無備案號的微短劇作品，禁止在平台經營推廣。平台將對6月1日起在平台經營微短劇作品進行審核，開發者不得採用技術手段躲避/對抗相關要求，否則將根據問題嚴重性，最高採取封禁小程序的方式進行處理。現有微短劇小程序開發者需要在5月30號前完成審核系統接入工作。延期接入將影響小程序正常經營。 抖音則在最近向短劇開發者和作者發布通知，5月30日前所有已上線播出的短劇需按照模板準備材料，平台在5月17日和5月23日開放上傳入口。6月1日起新上線的短劇，上傳抖音平台時需填寫以下材料，包括成本配置比例情況報告表和片酬承諾書，將材料上傳到抖音後再由平台統一向省級廣電備案。 5月17日，微信平台發布微短劇備案機制調整新規。從今年5月27日起，製作成本低於30萬元的微短劇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報告，經審核後獲得備案號。已通過審查的劇如需變更，需符合規定或提交申請。 一度狂飆突進的短劇行業正迎來「最嚴新規」。 微短劇再迎監管： 未經審核且備案不得上網傳播！ 據多地廣電主管部門、短劇製作公司、從業者透露，《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以下簡稱「備案提示」）已在全國範圍多個省市實施。 據備案提示，按照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將目前未經備案上線播出的微短劇劇目相關信息，於2024年5月31日前報所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從2024年6月1日起，未經審核且備案的微短劇不得上網傳播。 這也意味著一度狂飆突進的短劇行業或將迎來「強監管」：據艾媒諮詢數據，2023年中國網路微短劇市場規模為373.9億元，同比增長267.65%，2027年市場規模有望達到1000億元。 網路圖片 備案提示中提到，目前微短劇按照總投資額度被分為三類，採取分類分層審核，投資額度在100萬元以上的「重點微短劇」歸廣電總局管理，30萬元到100萬元之間的「普通微短劇」歸省級廣電部門管理，30萬元以下的「其他微短劇」歸平台管理。 澎湃新聞記者致電多地廣電主管部門。某省廣電局網路視聽處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具體備案流程按照網上發布的文件進行，各地備案流程是統一的。」據該工作人員表示，備案主體公司需持有《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許可證》才能辦理備案。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都收到了這個通知。」廣東廣電局一位工作人員透露，此前廣東省對於微短劇上網播出一直有相關審核，此次出台的備案新規是在原來基礎上更為細化。 雲南廣電局工作人員則表示，除備案新規開始實施之外，後續還會對微短劇製作經營機構進行政策宣講。 除了新規落地，在全國多個省市，針對微短劇的「網路視聽節目備案系統」已經投入使用。海南廣電局工作人員透露，目前海南的微短劇備案系統已經上線，正在試用階段，備案主體公司可以按照《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在系統上提交備案申請。 廣西廣電局工作人員介紹了微短劇備案的流程：備案主體公司需先在相關廣播電視局註冊備案賬號，後按照《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中對微短劇的分類向對應主管單位提交申報，經主管單位審核。網路微短劇需獲得《網路劇片發行許可證》或節目登記備案號才能上線播出。 各大短劇平台加大監管力度， 廣電總局專項治理微短劇收費亂象 除了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外，直播平台對於短劇的審核也在收緊。 目前抖音、快手、微信的通知意味著平台備案的開啟，平台負責內容審核把關與版權核定，根據規定將定期將審核劇目信息報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這意味著有些微短劇將無法上線，門檻的提高總體上將促進行業健康、規範發展。 網路圖片 除了平台正在對內容進行把控以外，針對微短劇收費存在費用高、不透明、誘導付費、維權困難等問題，廣電總局有關部門日前啟動了專項治理，進一步加強規範管理，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專項治理期間： 一是組織頭部小程序主體和分發平台，全面排查當前尚未解決的用戶退費申請，應退盡退、逐一解決。 二是要求小程序主體健全長效管理機制，優化收、退費界面和流程。 對收費內容、收費價格和會員權益進行更加明確的標示，為退訂退費、投訴維權開通便捷入口、配備人工客服，嚴禁誘導收費、隱藏收費、強制二次收費和未經允許自動續費等行為。 三是要求小程序分發平台嚴格履行對小程序主體的管理，將制訂完善的收、退費制度作為分發小程序的審核條件。 通過預收保證金、定期開展巡查、為用戶端開通一鍵申請平台介入等方式督促小程序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對收、退費不規範及用戶投訴較多的小程序，分級分類予以懲戒直至退出，違規小程序退出前由分發平台督促履行退費責任。 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以及點眾、九州、容量等12家微短劇小程序主體分別發布公告表示，對微短劇運營、收費管理規則進行了積極響應，日前優化升級，為消費者提供清晰的價格說明和服務協議，切實解決微短劇小程序收費模式多、自動續費取消難、價格不透明、虛假宣傳誘導充值等不良現象。同時，公告中明確收、退費規則，並清晰公布客服等聯繫途徑和方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導筒directube
TVB電視劇里經常會有的情節，阿Sir歷經艱辛終於抓住了犯罪嫌疑人：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成為呈堂證供。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一名台灣藝人，在當前兩岸關係相對緊張的局勢下，有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呢？ 因為520台灣地區領導人宣誓就職，大陸這邊也展開了規模宏大的軍事演訓來展現祖國統一的決心。某些媒體借著這個機會，給台灣藝人布置起了「任務」：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然後，有「正能量博主」很快整理出了清單，進一步施壓台灣藝人明確表態。 網路圖片 雖然不太明白為什麼一家媒體有權給藝人布置任務，但現實就是氣氛已經烘托到這兒了，台灣藝人「不表態」，或者用自選語言來表態，都會被解讀為「吃飯砸鍋」。 事實上，官方媒體引導的輿論就是認為台灣藝人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且一次兩次表態還不夠，必須在每次媒體「布置任務」的時候都積極交作業，才算是根正苗紅可靠的自己人。 涉及祖國統一的大局，立場方面我沒有任何意見，但在標準和尺度方面，我有一點點個人的粗淺想法。 個人認為，一名在語言和行動層面都沒有公開支持台獨分裂主張的台灣藝人，就是一位可以結交的朋友，就是一份值得團結爭取的力量，就是一名應該一視同仁的藝人。 藝人首先是個人，有著自己成長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有著賴以維繫生活的人際關係紐帶，有著自己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 對於一名出生於台灣、定居在台灣的藝人來說，台灣歌迷是歌迷，大陸影迷也是影迷，如果藝人本身沒有深度介入政治議題的意願，那麼其最經濟理性的選擇就是模糊表態，避免表態，同時顧及兩岸不同政治立場歌迷影迷的感受，同時顧及兩岸市場的經濟收益。 強求藝人選擇某一塊市場而完全放棄另一塊市場，在高壓之下當然有可能做到，但平心而論，那終究是違背一個人經濟理性的選擇，是很難被真心認同的。 從實際效果來說，以輿論高壓強求藝人站隊表態的做法也很難說有助於爭取台灣同胞的民心所向。這一點，從台灣網民近期的反饋也能直觀地看出來。 另一邊，某些極為賣力宣揚反台獨的台灣藝人，其實很難確定一旦有更多的利益誘惑，他會不會立馬倒戈到台獨那一邊。 網路圖片 捫心自問，我們要展現給台灣同胞的，到底是一個富強自信對台灣同胞包容友好的祖國，還是一個霸氣強勢給台灣同胞布置任務的祖國？ 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展現祖國富強自信包容友好的一面，希望台灣藝人能保有一份沉默的權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3月28日，訂婚不到20天的19歲女孩彤彤投河自盡。半個月後，有關她的消息以「花27萬才訂婚準新娘十餘天后自殺身亡」的詞條上了熱搜。 3月初相親，3月11日訂婚，3月28日輕生。在這大半個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輕微地反對了一下」這樁倉促的婚事。別人稍加勸說，她便又同意繼續推進議婚進程。直到輕生前，這個19歲的女孩也沒有留下關於這個決定的任何隻言片語。沒人明確知曉到底什麼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圍繞彤彤的輕生，她的親人、男方與雙方媒人各執一詞。他們都認為，彤彤的死與自己無關。 虞城縣二河口公園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點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縣的周蓉接到派出所電話，工作人員告知，她的女兒彤彤被從河裡撈起，送到了虞城縣人民醫院。 周蓉趕到醫院時，彤彤正在搶救。按老家的說法——當孩子掉河裡救不過來時，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搶救室門口，不斷叫著女兒的名字。20分鐘後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經放大。醫生通知，即便救回來可能也是植物人。 搶救進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點，監護儀上的心電圖還是停在一條直線上。 周蓉告訴深一度，其實彤彤出事前幾天，她就覺察出些異樣。那段時間，彤彤總有一種「不想活的狀態」。她記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話後，覺得壓力很大，還說自己胸口疼，喘不過氣來。 擔心女兒出事，那段時間周蓉去哪兒都帶上彤彤。事發當晚，周蓉不想做飯，她決定帶孩子們出去吃。可彤彤拒絕出門，想一個人在家待著。最終，她拗不過母親，跟幾個妹妹一起出了門。周蓉回憶，那晚彤彤看上去有點不高興，但等大家吃完飯後，她還是主動去結了賬。 晚上9點左右，周蓉開車帶著孩子們回到小區門口。彤彤突然說自己想出去轉轉。「轉啥？別轉了，明天還得送妹妹上學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堅持要走，「我一會兒就回去。」 14歲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歲的小妹送上樓，再跑下來找姐姐時，已經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斷給姐姐撥語音通話，卻只收到了語音回復：「沒事的，我出去透透氣，一會兒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會扔下你的。」 在最後這幾段語音里，彤彤語氣一如往常，聽不出任何端倪。當晚近10點，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機放在虞城縣兩河口公園附近的河岸上，然後翻越護欄投入河中。 從搶救失敗到下葬，彤彤的後事操辦得倉促。當地的風俗是，沒成家的女孩過世後不能停放在靈棚。彤彤去世當天早上，她的幾個舅舅建議將彤彤儘快下葬。儘管有些不情願，但周蓉還是同意讓女兒快一些入土為安。 女方媒人李穎在上午10點接到男方媒人張民的電話後，才得知彤彤去世。張民問：「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穎立馬責怪道：「你瞎說什麼，我大前天趕集還看見她在賣衣服。」 掛斷電話，張民又再次打來。李穎決定向周蓉求證，中午，她收到消息，「剛埋完閨女回來」。 退婚與訂婚 彤彤出事前幾個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鎮北街擺攤賣衣服。附近開店的人幾乎都認得這對母女。李穎的店鋪也在這條街上，主要賣香火、冥幣和佛像。她告訴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沒打過交道的表姐。兩人建立聯繫後，周蓉委託她給女兒介紹相親對象。沒多久，李穎打聽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個23歲的小夥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歲。 在雙方媒人的撮合下，兩個年輕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憶，彤彤對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實的」，就是有點顯老。李穎主動向彤彤母女解釋，邢亮常年在外跑車，風吹日晒的，自然就顯老些。 認識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訂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時間再說。這時李穎出來勸說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這段姻緣。在她看來，這純屬做好事，「我不要他們一分錢。」 周蓉也是贊同訂婚的。在她眼裡，邢亮無疑是門「好人家」。據李穎介紹，邢家除了老家村裡一套房外，在商丘市還有四套房。周蓉覺得，女兒跟著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給彤彤找個家庭條件稍微好點的男人。 在李穎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進一步接觸。得知彤彤喜歡馬面裙、簪子等古裝服飾，他帶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儘管彤彤表達過對訂婚的抗拒，終於還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勸說下做了退讓。就這樣，相親五天後，訂婚如期舉行。 網上傳出的視頻中，周蓉和李穎在訂婚宴上當場數彩禮，收下了27萬元。但訂婚的過程並不愉快。周蓉解釋，男方說好連彩禮帶給女方舅舅們的禮錢，一共28萬多元，卻少拿了一萬，最終到周蓉手上只有27萬。因彩禮的問題，她曾跟男方提出過退婚。 張民告訴記者，邢亮家給出的27萬彩禮，在當地並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萬」。據張民介紹，很多村子裡像邢亮這樣的年輕人，都比較心急娶媳婦，「一個村子裡，有20多個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還提到，彤彤覺得邢亮很強勢，「問在幹嘛，怎麼不接電話？好像我女兒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樣），質問逼問的那種（語氣）。」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兒都處在「想退婚」的狀態中。有一次，周蓉還跟李穎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彆強求，萬一出了事誰也扛不了。」 李穎說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圍繞著原生家庭和經濟能力。周蓉記得，李穎反覆跟女兒強調，生活在單親家庭本來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後，更不能幫母親減輕經濟負擔。 聽說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親專程從外地趕了回來說情。周蓉至今對那個場景印象深刻——邢亮父親不斷為兒子的說話語氣道歉，還說自己辦訂婚宴是在五星級酒店，請的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過丟人了。 顧及到一個快50歲男人的顏面，也考慮到剛訂婚就退婚，名聲不太好，彤彤心軟了。婚，最終沒退成。周蓉怪李穎給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來，李穎當時苦口婆心地勸女兒，是圖那筆介紹費，但李穎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她告訴記者，周蓉要求過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和一輛新車。男方家裡有兩輛車，一輛三十多萬，一輛十幾萬，任她挑，都不要。都是農村人，哪裡（能馬上）拿得出那麼多錢，但她就不願意。」 信號 彤彤輕生後，在她生活的村莊，乃至她常賣衣服的鎮上，都流傳著對這件事的嘆惋。「小妮兒性格隨和，人也好。」這是認識彤彤的人們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兩個多月，父母離了婚。據知情人透露，彤彤母親改嫁多次，共生下6個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和兩個弟弟。 彤彤的二舅媽張曉月告訴深一度，彤彤在15歲之前一直由姥姥撫養。讀到五年級退學後，她去了母親當時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倆最近兩年回老家，帶著妹妹們住在虞城縣的出租房裡。 在張曉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順。由於家裡經濟條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裡的小學讀書。彤彤每天6點起床給妹妹買早餐，再開著電動三輪車，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學；周蓉身體不太好，她就攬下了許多家務；彤彤還間歇地打過好幾份工，幫周蓉分擔經濟壓力。張曉月記得彤彤曾經說過「我即使賣血，也要供妹妹上學。」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還去了張曉月家，說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後一次向舅媽提要求。「早知道這樣，我就不會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開導開導她，兩個人說說心裡話會好一點。」張曉月說。 回想事發前的某些細節，張曉月覺得早有預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給她買衣服。張曉月沒當真，「你哪兒有錢啊，不買。」在彤彤的堅持下，她們去到附近鎮上，買回一件帶毛毛的褂子和一條黑色褲子。彤彤還想再買雙鞋，張曉月嫌貴拒絕了。 那身衣服張曉月穿了兩次。彤彤出事後，她再也沒拿出來。「一穿就想起她，難受。」她甚至懷疑，彤彤當時說要給她買衣服，是早就計劃好了的，為給她留個紀念。 還有一次，彤彤脫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幾年前已過世，張曉月數落了她幾句，沒往深處想。 彤彤傳遞出輕生的信號，不止一次兩次。事發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緒不佳，他告訴記者，3月28日晚上9點多，彤彤給他發消息，問他，「人死後會去哪兒？」 「我就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跟媽媽吵架而已。接下來我就聯繫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電話，「說我把她閨女逼死了。」 關於彤彤輕生這件事，邢亮始終覺得跟自己無關。他說，彤彤去世時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邢亮記得，彤彤跟他抱怨過家裡的情況，「說母親給了她很大壓力，弟弟妹妹還要她照顧，就連家裡做飯和打掃衛生也是她完成。」 但沒有誰真正重視彤彤的話，亦或只是被當做隨口開的一個玩笑，「她還那幺小，誰能想到她尋思那個。」張曉月感嘆。 第一次退彩禮的收據 退彩禮 彤彤頭七當天，邢亮給周蓉打電話協商退彩禮。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見面時稱，因彤彤搶救和安葬花了幾萬元，她手裡只剩下183000元。在兩個媒人的見證下，周蓉先退還了18萬元彩禮，並簽字、摁手印。 當天下午三四點，邢亮父子再次打電話給周蓉，催促她退還剩餘的彩禮。事情鬧到當地的派出所後，周蓉才發現，邢亮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兒大8歲。「他們這是欺騙。」之後邢亮無論是打電話還是找上門，周蓉都躲著，「我就不願意再跟他們協商（彩禮一事）了。」 接下來的幾天，為要回彩禮，邢亮和家人頻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們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場景——4月中旬，男方開著一輛三輪車進村，喇叭一連吆喝了好幾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帶著爺爺奶奶去張曉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說要死人家裡。」周蓉告訴深一度。 李穎亦是此事的見證者。作為女方親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裡鬧事。店裡的攝像頭記錄下這些畫面——三輪車上掛著紅色橫幅，喇叭里高音循環播放著：「XX村周某與她閨女，訂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禮28.5萬。退我彩禮，還我血汗錢！」車子橫停在她店門口的大街上，不讓路人通行。 周蓉告訴記者，彤彤去世後，她的親生父親沒有任何表示。在這之前，聽說彤彤訂婚拿到了彩禮，父親還曾找她要過錢。在周蓉口中，前夫是個「不正干」的人，女兒不願跟他聯繫，還曾將他的電話、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讓男方媒人張民很懊惱。他反覆稱，自己沒有拿到本該屬於自己的介紹費，「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幾趟說親，最後（男方）還把那4000塊錢要回去了。」他對著採訪電話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誰的問題。」 張民還透露，女方媒人李穎也曾收到過一筆介紹費。當時邢亮父親將5200元發給周蓉，讓她轉交給李穎，「女方扣了她400元，只發給她4800元。」這筆錢最終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餘的彩禮，邢亮一家選擇了找電視台曝光。4月21日，在經過當地各部門的調解後，邢亮一家又要回7萬元。糾紛至此作罷，邢亮對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滿意。關於彤彤的死，他不願再提起，「那跟我沒關係」，在彩禮糾紛過後，他刪掉了彤彤的微信號。 彤彤母親與邢亮的調解書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賬號發布了一條動態，「孩子，我想你了。」配圖是彤彤的一張照片。彤彤的朋友趙陽刷到這條動態，覺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後，她無意中刷到一則「商丘準新娘跳河自殺」的新聞。反覆對比網上流傳的多個視頻後，趙陽通過裡面曬出的微信頭像，確認死者是彤彤。 趙陽跟彤彤相識是在2021年。彼時，17歲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趙陽的母親是同事。看彤彤穿著樸素，手頭也沒什麼錢，趙陽母親就經常把彤彤領回家吃飯，兩個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趙陽眼裡，彤彤是個顧家又知恩圖報的女孩。每個月4000元的工資，彤彤會給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趙陽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彤彤還送給趙陽母親一張超市會員卡，讓她買菜用。 彤彤有時會留宿在趙陽家，趙陽告訴記者，彤彤提起過，自己母親有抑鬱症，犯病時會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親用衣架抽到不能動。 周蓉卻表示，她在2021年確實得過產後抑鬱症，但吃藥半年已經痊癒，更沒有打過大女兒彤彤，「她12歲以後我就沒碰過她了，孩子已經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兒為什麼會尋死，出事前幾天，彤彤還跟她說想去割個雙眼皮，還想給小妹妹買個3000元的手鐲。這兩件事，最終都沒實現。 「彩禮錢都叫她媽給存起來了，孩子想拿出來花，一點權利都沒有。」李穎稱，彩禮錢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錢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稱，密碼雖是自己設的，但卡在女兒手裡。 電視台的曝光讓27萬元彩禮成為輿論焦點。藉由此話題，網友們爭論著男方能否順利要回彩禮，以及女方是否應該全額退還彩禮。還有人懷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為「婚騙」，建議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無銷戶。 當被問及外界流傳的關於彤彤去世的傳言，周蓉變得激動，「他們說，我給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給她花3萬，我給她養了19年，我給她花多少錢？我給她養大了，我再去給她弄死？」 不過，周蓉承認她欠女兒的實在太多了。最讓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沒有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4月2日，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副教授宋凱被發現在家中自殺。這位38歲的「青椒」在4年的首聘期考核里被評為「不合格」。 我們尚不能知曉宋凱博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在校方人事處的回復中，「宋凱生前患有抑鬱症，且並未被降職」。 一位熟悉宋凱博士人士告訴《知識分子》，「因為考核被學校認定為不合格，宋凱從副教授降到講師崗，薪水待遇也相應降低。儘管學校提到只退還了1萬元安家費，但原本承諾的購房補貼，剩下的40%也不再發放了」。 《南京林業大學高層次人才首聘期考核辦法》中規定，科研項目和論文分別佔50分，其中若沒有完成協議中約定全部項目，項目部分計為0分，而考核的合格線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級聘任、不予發放剩餘購房補貼，同時按下一層類人才引進待遇退還安家費、購房補貼差額部分。 這樣的條款在近年來高校的聘任合同中並不鮮見。社交媒體中，學術青椒自嘲為「對賭協議」。 前述熟悉宋凱人士表示，宋凱老師所在環境工程系實力還比較弱，沒有博士點，系裡20多位老師每年國自然命中不過一兩項，有的年份為0。從履歷上講（北大碩士，UBC博士）宋凱可以說是系裡「近十年來引進的最為優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職時已然33歲，青年基金申請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難度高，遂最終國自然沒有進項。 這一切都以「自願」的名義進行。《知識分子》收集的一些案例顯示，訂立合同時人事處輕鬆道「都會過的，只是走個形式」；正式入職後才發現，科研啟動經費報批困難，一旦「分手」還面臨追迴風險；更有甚者，安家費的賠償條款延續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過要求雙倍賠償安家費；服務期10年起步並一延再延。 從某種程度講，離開可能是一種更好的選擇，考核不通過降級留任意味著從招生、資金、資源等各方面被邊緣，但服務期內主動辭職又面臨著動輒幾十萬高額的違約金。 「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壓抑，充斥著無盡的價值感剝削，不斷吞噬年輕學者的職業尊嚴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師在經歷聘期解職後寫道。 倒賠幾十萬的科研人員 2023年初，距離中期考核還有11個月，常寧接到就職的大學通知，由於研究「進展緩慢」，他被降薪、停招學生。 同年11月，他決定辭職離開，人事處幫他算了一筆賬，在離開前，他需要全額退還學校住房補貼150萬。 一過完年，常寧東拼西湊，又問幾個朋友借錢，把錢還給學校，才拿到離職文件，「150萬的房補，稅後我到手115萬，但最後連稅一起還給學校。」 日前，學校給他打電話，又少算了50萬，讓其補完，否則不放檔案。 2019年，常寧拿到了國家「青年千人」，當時他作為省人才被引進該校不久，對於未來躊躇滿志，儘管他需要轉換研究方向。「當時我覺得，『青千』這個所謂小人才稱號是一個保障，能夠讓我去挑戰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確實也能作出一些東西。」 入職之前，常寧在美國做博後，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學術期刊發表SCI論文10餘篇。回國後，他跟學校簽署了聘用協議，服務期8年。 拿到國家「青年千人」後，學校要求他簽署一個補充協議，聘期內至少發表1篇nature/science或兩篇大子刊，「很多人會說，沒人逼你簽合同，你自願的。但實際情況是，你不簽補協議，他們就不兌現待遇，而且他們催著你簽」。 2022年末，常寧被口頭告知，「很可能過不了考核。」隨後不久，他因「科研進展緩慢」被要求停招學生，停發津貼。 常寧還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進展緩慢」的評判依據是什麼他都未被告知。與他相似，聘期內考核不過之後學校做出懲罰的並非孤例。一位老師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職，她告訴《知識分子》，中期考核後她被降薪。與此同時，原本作為獨立PI的她被撤掉課題組，停止招生，自己和學生都併入其他人組裡，研究方向再難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師反映，該校大量招聘博士，設置了6年兩個考核期，考核期沒有達標的，退還全部安家費、科研費，甚至包括所謂占編費（2萬至4萬）。 目前《知識分子》所知，一些高校對（可能）無法完成考核的老師做出辭聘、退還錢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殘酷的經濟賠償更多發生在教師辭聘糾紛中，其中爭議較大的是科研啟動經費和違約金等類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違約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減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書網的一則判決顯示，在福建工程學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爭議中，陳姓老師在入職六個月後提出離職，按照雙方約定，服務期內離職則需雙倍賠償所有引進待遇（包括安家費、住房補貼、科研啟動費等）。聘用合同簽訂後，陳老師從學院處領取安家費6萬元，住房補貼31萬元。2022年9月，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法院就雙方人事爭議進行判決，最終陳姓老師需賠償雙倍賠償該校安家費12萬，雙倍賠償住房津貼62萬，支付違約賠償金6萬，加上其他需要退還給校方的款項，共計80多萬。 在審理過程中，陳老師曾就離職原因做出陳述，因為入職後發現多項與校方敘述不符。比如入職前校方原答應將其安排進入「建築系」，但最終被分配到「歷史建築保護工程系」，與校方原來承諾不符，也不利於陳某基於原有學術基礎申請國家研究基金。同時，每月薪酬與校方引進人才時承諾不符。 時間回到今年1月，常寧在跟學校人事處確認需退還錢款金額時，「一個老師興高采烈地跑過來，問我，是不是學校還給過我500萬科研經費，按照規定，那個也要退，我說，沒有，一分都沒給。他們就不吱聲了」。 被蹉跎的學術生涯， 被摧毀的科研信心 除了經濟損失之外，對於科研人員來說，當初入職時，他們同時押上的還有數年學術訓練累積的信心。這些年屆30-40歲的科研人員，這一時期原本是他們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學突破的黃金期。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賠200萬，相當於一年60-70萬啊。但對於一個科研人員來說，他的黃金時間有多少呢？難道蹉跎了5年還不夠嗎？」 常寧今年41歲，他告訴《知識分子》，入職後，他沒有拿到學校給的啟動經費和青千的1：1配套經費，「只拿到了一筆錢，科技廳給老大的項目，老大給了我400萬，其中200萬我用來買設備。在我來之前，這邊生化實驗室的相關設備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來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證了他們剛入職時現有的硬體並不匹配自己的實驗方向，「在他之後陸續引進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顯微鏡這些才配置起來。」 真正的困難還在後面，新冠疫情很快到來。由於封校的緣故，學生無法進來做實驗；外地的試劑送不進來；因為學校沒有相關設備，只能將樣本外送檢測公司，但由於當時整個國內防控，「今天這裡封了明天那裡封了」，一會兒樣品寄不出去，一會檢測公司被封控，進展非常緩慢。 2022年底，兩個國際團隊在生物技術頂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發表了文章，設計與常寧幾乎相同，美國紐約大學還申請了國際專利，「所幸我們的專利提交時間早一周。」 科研進展不順的常寧一度懷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凱的新聞時，特別理解他，甚至當時我自己就很絕望。我明明不是來躺平的，整個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請了一周假，全年無休，周末上班。難道自己真的不適合科研？」 「我之後可能會離開學術界，」40歲的林茵告訴《知識分子》。 她剛生育不久，還在哺乳期就接到學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內我需要完成一定數量的文章和國自然項目，我其實都達到了，原本以為沒有問題。」 她一路讀博、做博後，一直推遲生育，直到35歲之後，她評估了家庭情況和手裡的工作，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勝任，決定要一個孩子。 「結合我讀博和做博後的履歷，我覺得以過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這些要求的。當時我也不了解自己的價值，有點天真，也不覺得要靠這個來掙錢，後來才了解到，我的薪資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變故紛紛打斷了林茵的研究計劃，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還是認為自己能夠完成考核任務。 但林茵在考核之後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發表的文章第一單位不是所在學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職機構。但這些並未約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懲罰很快到來，撤課題組、降薪，這些中期考核「失敗」的後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課題組才是真正的打擊，「我再也不是獨立PI，我成了大老闆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經過他的衡量，他來定奪我還能不能繼續；我的長項被砍掉，因為要向大老闆靠攏，為他的方向服務；我想要做的課題，我的經費也不能自由主導，產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斷」，這種環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務依然沒有變，「我不再是一個獨立PI，而他們還要以一個獨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華僑大學老師孕期被解聘，很多網友留言，說懷孕時間怎麼這麼巧，為什麼不計劃好。這些都讓我反覆自我責備，有時候，我覺得我應該被同情，或者應該推遲一下（考核）。但我又會覺得，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麼沒有家庭羈絆，要麼父母和愛人全身心支持，但現在這個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沒有辦法抱怨誰。像我領導說的，生孩子是你個人的問題，單位能怎麼辦？」 「很長一段時間，我上班要正常面對同事，面對學生，回家正常面對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學校的路上，宣洩一下，即使這樣，也要想著哭一下就好，因為我要小心開車，視線不能模糊。」 對於這些「對賭失敗」的科研人員來說，旁人總會輕描淡寫地說，可以去工業界，或者去其他學校。一位打算離職的高校教師告訴《知識分子》，在專業方向固定的情況下，尋找到完全匹配的課題組和高校並不輕鬆，如果換方向或賽道，勢必需要再花時間。而一些地方院校間又有所謂隱形門檻，「不挖兄弟院校牆角」，一些老師如果期待繼續發展，必須離開當地。 事實上，對於這些科研人員來說，一段彎路意味著他們要付出極大的「試錯成本」。制度化壓力下，他們的時間表必須嚴絲合縫，無法鬆懈。他們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申請基金、競逐更高職稱，這些都與科研經費、學術資源、聲望直接掛鉤。一關失利，他們就會在後續的項目和計劃申請中陷入劣勢，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馬太效應」的怪圈，有人就此永遠滑落。 「我換了賽道，如果想拼傑青只剩3年，」常寧跟我說，「再過幾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釋權在學校 從簽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開始，青年教師便步入這個系統性的大網，鬆緊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約自由的背後，實則是無處可逃。 簡塵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學院的教師，她在2022年被學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讓她不滿的是「中期考核形式並沒有在合同中明確規定」。 考核結束一周後，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項目，她以項目和即將出版的著作為籌碼詢問是否可以留下來，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這些成果離該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遠。當年上會考核的6位文科教師，一半未通過。第二年，該校又舉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師沒有通過，學校趁機提出不解聘而轉做博後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職前簽一份合同，有時則會在入職後要求籤署另一份補充協議，其中會設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們拒絕，高校則會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寫著服務期離職的懲罰措施，要求賠償違約金。礙於可見的懲罰，這樣的套路屢試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頸間的圈繩，充斥著曖昧不清的模糊地帶，而解釋權往往歸於人事部門，亦或是某位上任領導的臨時起意。 一位在某雙非高校任職的老師告訴《知識分子》，在他的合同中，對於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確具體的，但對於高校應該給予怎樣的支持，只是簡單提及「提供資金、場地、人員支持」，當自己組建課題組需要工作人員時，又遇到諸多限制。 「人事處告訴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資只能給到四五千，這按當地薪資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標準，招本科生，招碩士生，從頭培養。在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進行培訓後，工作人員掌握了技術，要求漲薪，我覺得也很合理，但被學院拒絕，也不支持給他們正式編製。他們就流失了，我又沒有工作人員了」。 按照常寧和學校的協議，入職後，學校需要提供500萬的科研啟動經費。但一直到離開，學校都沒有兌現之前承諾的科研經費。 一位2015年入職、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屬高校講師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離職的經過。人事部門希望其簽署一份補充協議，但她對協議中諸如會不會解聘、要不要賠錢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處做出具體解釋，對方回應依舊模糊不清。學期結束後人事處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立馬簽署，不簽則以考核不達標為由解聘。 該講師最終也沒有簽署協議，而是接受不合格結局，用錢贖身。在離職過程中，她曾問人事處工作人員，為什麼不寫清楚？對方的回復是「很多上會了才能決定，領導一直在換，換了一個領導就是另一套說法」。 多位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考核過不過在學校一念之間。如果這一屆老師大多沒有完成指標，學校出於人員接續的考慮，會提出「延期考核」；如果這屆領導比較仁慈，三個省部級課題可以頂一個國課題，但可能下屆領導又說不行；橫向項目替代也是一種方法，不過金額門檻也在水漲船高，「前幾年50萬能抵，後來變成100萬能抵」。 前述熟悉宋凱人士表示，「像宋老師這種給個基本合格未嘗不可，但大環境不好，學校沒什麼錢，橫向更沒什麼錢，三萬五萬一二十萬頂天了。出於節流的考慮，未來的考核只會越來越嚴」。就算勉強過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輪的聘崗考核。「雖然任務沒有增加，但拿到的績效在變少，也是變相增加任務。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區論文獎勵2萬，現在同樣的論文獎勵不到1萬了」。 高校將一輪輪的人才篩選稱為「瘦身強體」「人才強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趨勢的應有之義。但在「青椒」們看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麼呢？ 簡塵在離職後依舊不斷追問，「這些一路名校博士畢業參與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學生時代的翹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麼點學術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會玩這套遊戲規則。面對這些對學術有著濃厚興趣和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回報給他們的是什麼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來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為了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等痼疾，形成相對開放和流動的學術勞動力市場，和基於能力和績效分配、職務晉陞與分流的機制。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在《高校教師聘任制度改革的軌跡、問題與未來去向》一文中對過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進行了梳理。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的短短數年，高校教師規模不斷擴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規模擴大了4倍，高級職稱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現諸多問題：因為高校教師無聘期限制，教師隊伍長期只進不出，出現質量良莠不齊、隊伍結構難以優化的問題；二是因為職稱的稱號性質，一旦獲得就具有了終身性，高級職稱比例就不斷增加，且由於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資等職稱現象就日益突出。 基於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間，政府幾次將高校人事權放權給高校。從1999年開始，教育部就明確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則，由「身份管理」轉向「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與質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還有基於有限財政資源投入而不得不進行控制的考量。 伴隨著近年來高校高層次人才引進大潮的興起、「預聘-長聘制」的推廣，教師早已擺脫了「國家幹部」「終身制」等常見的人事關係範疇，與高校的關係也愈發趨向以績效為核心的勞動市場主體關係。 然而，長期以來，高校教師與學校的關係還是被視為人事關係，在法律的框架內實行「勞動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即《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為代表的行政法規為先，接著是《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民事法規。前者遵循「公益優先原則」更傾向於保護事業單位，後者則秉持「向勞動者傾斜的單方保護理念」。 而處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無序化。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服務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師聘用合同對教師服務期限約定平均在5-10年不等。違約金的數額和計算方式缺乏規範化的標準，甚至有高校提出賠償包括工資、津貼、獎勵、科研資助等一切費用的5倍金額。 服務期的約定和違約責任的承擔是高校保護自身利益、限制人員流動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編製中戶口、退休待遇等舊要素確實沒有剝離，無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關係轉向到依法管理的勞動關係。 這才有了花樣百出的違約金賠償、人事檔案卡人鬧劇。根據《勞動合同法》，其中服務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單位投入了培訓費用，且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此外，閻光才還提到了高校教師績效管理與考核制度的悖論。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師的績效？按中文的理解，『績』是工作業績或者成果，帶有客觀性，『效』是工作效果，帶有主觀價值判斷意味。績與效合於一起就意味著績效是客觀表現與主觀評價的結合。然而在現實操作中，因為品質與價值所帶有的主觀性以及判斷的複雜性，考核與評價往往更關注的是量化的業績而不是內隱性的品質。這種取向的優點在於:為入編、晉陞可以設定數量門檻，為獎金與津貼發放提供了最易計算的分值。無論你處於哪個職業發展階段還是何種崗位，指標生產不僅成為教師維繫其生存的基礎，也是其獲得職業地位與發展空間的依憑，因而它以一種完全行政介入與施壓的方式形成一個全程性且無孔不入的外部激勵機制。」 但這些年，高校教師們普遍反映這種外部激勵機制引發的功利取向正在產生負效應。 「一些高校評職稱，就不太注重質量，只看數量，這不就是鼓勵人灌水？」一位老師發問。 另一位老師也表示，「我們講故事的時候，都喜歡坐多年冷板凳，埋頭苦幹，然後一鳴驚人的故事。但在現在的評價體系里，我們首先需要一張坐得下的板凳。」 閻光才在論文中總結，「實行全員與全程合同制和績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著教師已經完全淪為受雇者的地位。這種變化究竟是更有利於還是有損教師履行其學術責任和大學承擔其使命，無論是從事實還是價值判斷的角度，都並不是一個容易問答的問題。」 「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如果外部約束與激勵沒有轉化為一種內部自覺與自我激勵，反而因功利化與不確定性引發教師持續的精神緊張與焦慮，它不僅有可能帶來人們的信念危機和職業尊嚴的喪失，甚至破壞整個職業環境與生態。目前，越來越多的年輕優秀人才流向非學術領域，對一個國家而言，這或許並不是人才流失，但是，當學術界對最為卓越的人才難以構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擔當培育優秀後備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寧被宣布「科研進展緩慢」的當年，他拿到了國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項目，還成為科技部十四五重點研發課題負責人。這一年，他作為共同通訊，和另一家機構合作的兩篇學術論文見諸Apotosis，這是該機構歷年發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論文發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訊，「因為我的實驗設想在學校平台無法實現，所以只能去跟別的高校合作，別人出錢出力，在國內idea is cheap的大環境還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數的少數」。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別人先發表出來，因為疫情，我比別人慢了一點，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過程中，我也做出了東西，我也有專利申請，還比別人早一周，你能說這叫失敗嗎？ 」但在那個評價體系里，他就成了一個失敗者，一個績效考核不通過的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2024年5月27日到6月1日世界衛生大會(WHA)即將在瑞士日內瓦開議。台灣從2017年起年年期盼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會議，在政治干預下年年落空，今年恐怕沒有例外。 台灣能不能參與WHA似乎離你我很遙遠，真的是這樣嗎? 2019年12月底，台灣的衛生體系得知中國武漢出現疑似SARS的高度傳染呼吸道疾病，基於2003處理SARS的經驗，馬上繃緊神經，除了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查證，並且向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要求提供進一步資訊，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應對，啟動邊境檢疫。2020年1月12日台灣防疫專家到武漢訪查，在WHO發布訊息「新冠病毒僅有限度人傳人」同時，1月15日台灣疾管署宣布為法定傳染病，此後依據法律規定與疫情推動後續的因應措施，使台灣成為新冠疫情期間防疫模範生。 疫情初期，中共政府試圖掩蓋遮掩快速擴散中的疫情，以致病毒迅速向全世界擴散，又企圖操控世界衛生組織通報體系，錯失採取有效做法的時間，最後導致超過全球7億病例、死亡人數超過7百萬人。澳洲政府要求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疫情，中國以大規模貿易報復回應。典型的極權政府思維:解決不了問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台灣的醫療水平居世界前端，經過2003年SARS疫情磨練，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更為完備，有經驗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擴散與治療，也深刻體認參與世界衛生體系的重要性。 可是台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體系之內。除了2009年到2016年之間，在中國的政治安排「通融」之下，台灣可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組織運作，2017年起，中國不通融了，台灣這個醫療與公衛的優等生，似乎只存在平行時空，想要貢獻也不得其門而入，通報疫情刻意遭到忽略。世界衛生組織WHO名義上屬於聯合國，實際上彷彿中國的魁儡。一個以推動普世健康人權為宗旨的公共衛生專業機構，淪為無視人權的專制政權附庸，以嚴重曲解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以及衍申的「一中原則」，把WHO的宗旨釘上十字架。 台灣位居亞太交通樞紐，經濟貿易發達。2019年疫情前2350萬人口的台灣，入出境達5,800萬人次，兩岸關係人流互動頻繁，半導體設計製造執世界牛耳。試想，Covid-19爆發之初，如果台灣沒有守住，全球要付出多大的人命與經濟財產代價? 1948年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中華民國是發起國，設立宗旨在促進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和福祉，直到1971年會員資格因為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被排除在外。回頭來看2758號決議，解決的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不涉及台灣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聲稱代表台灣，阻擋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不存在法理基礎，WHO配合演出，除了傷害自己的專業性與獨立性，也犧牲台灣人民的權利。 中國用政治金權干預世界的運作與秩序已經不是新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戰狼式的言語與主張讓世界各國反感，但是在經濟利益之前，全球政治選擇對霸權妥協，助長獨裁者的氣焰。如同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言：『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用在公衛防疫上，代價就是無數人的生命財產損失，即使是牆內的中國人民，也不例外。 落實普世健康人權是WHO成立宗旨，不應該因為政治目的而扭曲。Covid疫情之後，全球對防疫一體的體認更勝以往。在2024年世界衛生大會(WHA)開會前夕，本人期盼以微小的聲音告訴大家，衛生與健康並非理所當然，任何形式的政治排擠都將削弱國際社會共同應對衛生挑戰的能力。台灣有願意也有能力與世界分享衛生醫療資源，期望參與世衛大會，協助世界衛生組織落實健康人權的宗旨。 我們期盼不要有下一個李明亮，期盼全世界不需要再承受一次歷時3年奪走數百萬人命的瘟疫!請不要放棄健康人權的理想!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 復旦大學教授竺干威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的改革經驗。 4年後，山西啟動了第三批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消息是從大同傳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兩會」召開期間，大同市委書記盧東亮在參加左雲縣代表團審議時提到，左雲縣要穩妥有序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小縣（左雲縣）機構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年以來，山西先後分兩批推進6個人口小縣的改革試點，包括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信息顯示，包括大同市左雲縣、朔州市右玉縣等在內，山西約有5個「人口小縣」成為第三批改革試點縣。 人口小縣已成地方機構改革中的顯性話題。山西之外，青海、內蒙古、湖南、安徽、甘肅、江西等地，亦有小縣改革的嘗試。 對部分改革親歷者來說，小縣改革剛剛「平穩過渡」不久，新一輪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又將帶來新的挑戰。 2024年4月25日，左雲縣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人口小縣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機構合併，但是目前我縣還沒有推開。」 1、一定的自主空間 位於山西北部的左雲，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縣。左雲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年底，該縣常住人口約為11.54萬。 一般來說，常住人口小於20萬的縣級行政區被視為人口小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山西省117個縣級行政區中，常住人口不足20萬的有47個，不足10萬的有16個。 人口小縣的數量多了，一些共性問題開始顯現。2019年年底，時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山西人口小縣存在財政供養入不敷出的現象，財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轉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維慣性等問題。 山西省委編辦有關負責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體採訪時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縣大多存在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人浮於事等突出問題，省委由此決策部署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2020年4月，臨汾市浮山縣和忻州市河曲縣成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縣。 常住人口不足10萬的浮山，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的問題同樣突出。以浮山縣2020年的數據為例，全年全縣GDP完成39.2億元，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1.3億元。在此財政收入水平下，供養公職人員的經費成了一筆龐大的開支。 南方周末記者從浮山縣獲取的數據顯示，機構改革前，該縣有財政供養人員5906人，人員經費支出4.6億元。也就是說，彼時，浮山全縣約每17個人中，就有1人是「吃財政飯」的。而全縣每年給公職人員發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財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縣召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動員大會，兩天後，縣領導為新成立的機構揭牌。 浮山縣委負責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該縣的機構改革得到了中編辦和山西省委編辦的指導。改革後，按照「大部制」的原則，浮山縣黨委序列的直屬機關由9個精簡為6個，政府序列由26個精簡為16個，一共精簡到22個。 在縣黨委序列，浮山縣委辦和縣政府辦合為一家，對外的名稱表述為「縣委辦（政府辦）」。縣紀委監委機關和縣委巡察辦合併，縣委組織部和縣委編辦合併，縣文旅局、縣文物局併入縣委宣傳部，民宗局併入統戰部，縣司法局和縣信訪局則劃入縣委政法委。 縣政府部門中，民政局和人社局進行了合併，自然資源局和林業局合併，住建局和交通局合併，發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併成為發改和科技商務局（工信局），農業農村局、水利局、扶貧辦合併為農業農村和水利局。 在設計和執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闊斧」一些，但有些部門難以合併。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將審計局和其他局合併，但浮山縣一位縣領導介紹，調研中發現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很強，和其他局合併後不便於監督，就保持了單設的局面。 同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的忻州市河曲縣，改革之後，原有的36個黨政機構也整合為22個，事業單位由186個整合為40個。 浮山和河曲的嘗試，為後續的試點提供了經驗。此後，2022年4月，山西省委確定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等4個縣為第二批試點縣。 王偉（化名）是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第二批試點縣中A縣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在他的印象里，A縣更具體的改革工作是從2022年5月開始推動的，「主要是合併機構、精簡人員，把原來職能相近的部門都合併起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省里給出改革指導意見後，縣裡負責制定具體改革方案，最終再報市裡審批。 在機構改革的執行層面，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比如，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王偉說，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偉看來，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樣的」，只有部分細節調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縣改革第一批試點縣，圖為該縣農村旅遊航拍圖。（人民視覺供圖 / 圖） 2、「改革不只是變幾個名字」 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經驗，機構撤併後，縣領導兼任局長，同時每個局設置一名常務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確了14個縣直機關由10名縣委常委或副縣長兼任「一把手」，還有1名副職主持日常工作。縣領導擔任這些局的黨組書記、法定代表人。 A縣延續了縣領導兼任局長的做法。王偉介紹，改革後，有的局長成了常務副局長，繼續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長沒有合適的崗位，就適當晉陞職級，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說原來你是正科，（現在）給你晉陞成一級主任科員或者四級調研員。」王偉補充，此後，這些人員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鄉村振興、主題教育等縣委、縣政府的階段性重點工作有關。 誰能留下？誰會離開？人員安排是否偏向年輕幹部？王偉表示，面臨著緊迫的改革任務，已經「顧不上」考慮那麼多了，「首先是以穩定為主，再根據幹部的個人專長、學歷專業、年齡結構去調整。」他解釋：「當時不敢硬考慮年輕。光考慮年輕，有些事情就沒法操作了。」 王偉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過「阻力」。 據媒體公開報道，繼浮山和河曲之後，山西原本選定了12個小縣作為第二批機構改革試點，但後來減少為8個。最終，僅4個縣接受改革指導意見並願意推進改革。 李軍（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縣改革試點縣的主政官員，他能理解地方對改革的某些「不樂意」。 「對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覺得維持現狀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維持現狀，我就可以運轉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變幾個名字、合併幾個局長的問題，涉及的全是個人利益。」 李軍補充：「在小縣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輩子，天花板就是一個局長，甚至副局長。一旦涉及到機構改革，這裡面肯定涉及機構合併和職務整合，有的正職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務員就成事業編了。所以一般對地方政府決策者來說，肯定是能不動就不動。」 具體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縣改革試點數量的變化，李軍覺得，這或許也和當時的工作重點的變化有關。 李軍記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進入中後期，「我們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兩天就要開一次疫情防控會。經濟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強制性必須要交賬的，一般來說，那會兒肯定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3、公用經費下降明顯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至今，一些效果開始顯現。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編辦主任張曉峰曾公開撰文表示，對稍早參與改革的6個試點縣而言，「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記者此前從浮山縣獲取的材料顯示，通過機構精簡和職能融合，該縣獨立核算預算單位由改革前的124個壓減到86個，2021年預算公用經費比2020年壓減了283萬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縣民政和人社局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運行成本為12.8萬元，人社局為33.9萬，合併為一個局後，民政和人社局的運行成本為39.8萬，一年節省6.9萬元經費。 河曲縣委組織部公布的信息顯示，經測算，經過3-5年的過渡期後，河曲縣的行政成本將大幅下降，公用經費支出減少367萬元，下降8.2％；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偉表示，在A縣，目前的人員經費「暫時省不了」，這和改革後部分部門暫時超編以及因職級調整帶來的工資增長有關。 他解釋，機構改革後，一些因部門合併而成立的新部門，整體而言出現了超編的情況，「比如說原來50個編製，現在只有40個了，目前看，在崗人員是超了的。」 超編人員的消化需要時間，三五年的政策過渡期後，部分人員退休了，整體的編製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從長遠來看，這筆錢肯定是能省下來的。」王偉補充。 相較於人員工資，在A縣，節省部門經費的效果立竿見影。王偉解釋，過去，農業農村局、水利局、鄉村振興局等3個部門都是獨立核算單位，每個部門都有公用經費。機構改革後，3個部門合併成1個，公用經費自然也只有一份，「錢肯定是省下來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改革經驗。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編辦會同果洛州委編辦及瑪多縣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組成調研組，赴山西省考察學習人口小縣改革經驗。 青海省委編辦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調研報告顯示，結合學習考察情況和山西省涉改市縣相關做法經驗，調研組提出了「考察學習山西省改革經驗做法，進一步修改完善《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實施方案》」「出台幹部職級晉陞、提前退休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編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議。 常住人口不足1.5萬人的瑪多縣是青海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製規模最小的建制縣。2022年5月，瑪多成為青海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縣，設置黨委機構6個，政府工作部門14個，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 2023年9月15日，瑪多縣正式印發並實施涉改部門「三定」和「九定」之規，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宣告完成。 左雲縣政務服務中心。（南方周末記者李桂 / 圖） 4、「上下不對口」何解？ 以「精簡機構和人員」為核心內容的地方改革嘗試，早已有之。 1990年代，財政自給率只有27%、需舉債才能發工資的陝西省黃龍縣率先開始改革，試圖通過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方式緩解財政壓力。 黃龍縣將職能相近的局委合併，並對有經濟收入的單位分三年逐年減少財政供給，直至全部脫鉤。最終，該縣撤併了黨政事業單位58個，僅縣直單位就減少了228個吃「財政飯」的人員。不過，幾年後，不少機構又恢復了原樣，財政供給人員甚至比改革前還增加了一千多人。 黃龍縣機構改革的阻力與「條條的壓力」有關。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改革後，有的上級政府部門在黃龍找不到對口單位，有人形象地總結說：「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繼黃龍之後，湖北省隨州市在2000年開始的改革也遇到了類似困境。機構改革7年之際，有媒體回訪隨州改革現狀，發現反倒增加了9個機構。 2009年9月，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實施黨政聯動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後，順德區委社會工作部與區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僑務局合署辦公，涵蓋了原來統戰、僑務、外事、民族宗教、民政、農村等9個部門的全部或部分職能，工青婦殘聯也歸口到該部。 此後，一個農村工作科就要對應省農業廳、省農辦、省財政廳3個部門。到了寫各類彙報材料和年終總結時，社工部(局)對應著14個省級部門，就要寫14份總結報告。該部（局）秘書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個，而一般部（局）的秘書科只有兩三個人。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干威長期關注機構改革，在他看來，黃龍、隨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異。黃龍屬於特例，「完全是因財政拮据問題引發的」；而隨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自上而下的特點，「既有服從上級指示的一面，也有試圖改變現狀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開始的時間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機構改革提出的「允許地方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規定限額內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 與黃龍、隨州、順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內容差異不大，主要就是精簡機構、縮減編製。竺干威認為，這與環境壓力、路徑依賴有關，「一般來說，沿著原有的路徑往前走，要比另闢蹊徑來得容易。」 對人口小縣而言，是否只存在橫向機構合併這一條出路？答案是不盡然。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李冬玉提交了《優化縣級行政區劃，推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提案。她建議，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的小縣試點先行合併，以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冬玉的這一建議在陝西佛坪縣受到了抵制。佛坪位於秦嶺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縣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從北京傳到佛坪後，當地兩百餘名退休幹部馬上聯名向陝西有關領導寫了一份「不贊成小縣合併的建議」。 在山西，「合併」的動議早已有之，但最終沒有下文。 臨汾下轄的曲沃縣和侯馬市歷史上曾是一家，有著共同的文化底蘊，至今兩地市縣分置也不過五十餘年。侯馬位於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區域總面積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積最小的縣。 2018年11月，曲沃縣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對曲沃縣和侯馬市合併的意見（草案）》，同意曲沃縣、侯馬市合併，合併後稱侯馬市，新的市政府設在曲沃縣城。 但此後，兩地合併的事卻不了了之。社會上對兩地合併爭議的焦點是，合併後地名是叫「曲沃」還是「侯馬」。曲沃縣曾獲得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的稱號，旅遊業發展潛力大，但侯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縣級市。 人口小縣的問題並非山西獨有。《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1（縣市卷）》公開的數據顯示，在納入統計的2075個縣域單位中，戶籍人口在10萬到20萬之間的縣（市）有228個，10萬以下的縣（市）有206個。其中，又有90個袖珍縣（市），常住人口在5萬以下。 竺干威覺得，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從小縣本身的特性下手。「這幺小的縣，看上去有這麼多的官員和機構，這個感覺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話，這個問題相對來說就不會顯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來，改革要跳出政府來解決問題，發展經濟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他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山西的試點縣而言，「上下不對口」問題也已出現。 按照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人口小縣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訪局，將划到新成立的社會工作部。對王偉等地方黨委核心成員而言，這又是新的挑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當下每個人都活得不容易，但有些人可能活得更不容易。 自己就是寫作者的張暢說： 偶然得知，身邊好多從事文化產業的朋友都失業了，大多是年齡30+/40+，經驗豐富，學歷高，專業很強的。一般的原因都是公司為了節約開支，裁掉用人成本高的，用更便宜、不需要繳納五險一金的實習生/外包來替換。不少名校畢業的碩士/博士都轉行去做留學文案、旅行代理、遊學、視頻平台的博主了。 會不會在經濟下行、文化產業不斷邊緣化的時期，專業、經驗、行業資源、個人能力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力便宜、性價比高。那麼在可見的未來，碩士/博士學位除了能拖延找工作的時間，學位本身已不再重要，太好的背景反而會讓用人單位更疑慮。我們會不會終將進入一個更加嚴苛的「用之即棄」、不斷更迭、將人工具化、勞動力低廉化的階段…… 這番話很容易讓我代入，因為我本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年過不惑，四年來三度失業，原本二十多年賴以謀生的專業技能差不多已經一文不值，雖然還能寫點東西，但無論是媒體約稿還是自媒體創作，論收入都是不穩定的。要活得好，談何容易。 有一位「一灘青梅醬」，在做了一年多小紅書博主後，結合自己的感悟和兩期播客的內容，在豆瓣上發了一篇《想做自媒體的，我來勸退你》，總結了很多辛酸的經驗之談： 1、做優質內容≠能賺到錢。如果只是想賺快錢，可以放棄做內容 了，去研究各類目標人群、直播帶貨話術等等會更合適。 2、優質內容所篩選出的粉絲，多半是知識分子。他們有想法、 有審美，所以會更加挑剔。想讓足夠清醒和理智的人為你付 費，比忽悠傻子要難得多。 3、如果你的粉絲都很理智，那你不僅是賺錢難，還很容易跌落 神壇，因為他們是真的會動腦子、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罵 你大笨蛋。 4、賺錢的最佳目標：人傻、錢多、聲音小，這三樣至少得佔一 樣。某些群體一樣不佔，但做下沉市場的話，三樣就全佔了。 5、你喜歡看什麼，平台就給你推什麼，同時push博主繼續生產 同樣的「爆款」，直到這個話題充滿了垃圾和抄襲。作為博主， 不可能不被爆款的流量所誘惑，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垃圾生產 者。 6、所謂「莫名其妙火了」，都是小概率事件。平台上會火什麼話 題，平台是有能力決定的，而且平台一定會把這個權力掌控在 自己手裡，不會下放。 7、那些很「純粹」的博主，大概率就兩個結果： 缺乏足夠強的正反饋，做段時間就不做了； 一直在做，但不願迎合流量，所以不會被人看到。 8、想靠自媒體「輕鬆賺錢」的可以洗洗睡了。互聯網流量的分配， 堪比現實中資源的分配——並不是足夠努力、足夠誠懇、足夠 乾貨，就能得到相應回報。 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機會真的很少。大部分鼓吹自媒體的人都是賣課的，畢竟自媒體看起來門檻低且上限高，但，有這樣的好事？ 她的結論是：既要形象又想賺錢是極難的；並不是有了流量就萬事大吉，更不要為了流量去迎合平台規則，「最差的情況是：平台用流量引誘你做什麼，你就傻傻地去做什麼，這樣既賺不到錢，也沒有樂趣，純粹是給平台白打工了。」 類似的觀點看過很多，有的甚至我自己也苦笑之餘頗有共鳴，但仔細想想，這其實是一種反市場的觀點：這個「市場」至少目前很糟糕，劣幣驅逐良幣，潔身自好者無法勝出，而讀者之所以付費則只是被「忽悠」了，因而那些「人傻錢多」的下沉市場是賺錢的最好目標。 至於幕後的平台，按這種憤世嫉俗的看法，也往往談不上篩選、推送優質內容（前兩天騰訊和位元組跳動高管還互罵對方都是在「餵豬食」），只是無情地操縱流量，利用創作者，迎合庸眾，從中牟利。 平心而論，這裡的一些控訴是情理之常：曲高必然和寡，流行音樂的受眾肯定比古典音樂多；一篇2萬字的學術論文，哪怕寫得再好，在自媒體平台上，且不說得到多少閱讀量和讚賞了，能耐心看完的人都不會太多。這一點無論在哪裡、甚至哪個時代都一樣，沒有什麼市場規則能確保嚴肅內容一定更受歡迎。 但某種程度上，這確實也是當下的現實：魚龍混雜，眾聲喧嘩，陷阱很多，而那些站在舞台聚光燈下的文化創作者，與其說是個人英雄，倒不如說是賣藝謀生的個體勞動者，過著一種毫無保障的動蕩生活。 說這些至少有助於祛魅，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看清現實，別一頭栽進去，費時費力還不自知。不合理的規則或現實當然需要反思，但並不是說我們什麼都做不了了，我一直說，「還是要做事」。 亡友張暉在很多年前曾對我說過：「我有時覺得這是個末法時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東西留下來，要相信會有人看得見，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這話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撐。 我們應該想的，不是認同這個現實，而是如何改變它——比如，不吝去支持那些值得支持的人。這種支持未必是讚賞，也可以是任何方式：點贊、點在看、轉發、推薦、討論，如此等等。 寫這個公眾號四年多了，我從來沒要讀者「一鍵三連」，倒也不是我多清高，我只是覺得沒必要開這個口，願意的人自會願意。不過這兩年我漸漸意識到，自己也需要儘力去支持那些同道中人，轉載、推薦，我相信人與人聯結的力量。 當下的自媒體環境，確實「輸出情緒」才有最多流量，理性的聲音很難佔上風，但只有堅持不懈地去說，才能開闢出一點空間，新的一批公眾才有可能逐漸成形。 這能有多大效果且不論，但重要的是值得去做。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麼有朝一日這世界變成我們不想要的樣子時，我們就沒有權利抱怨，因為我們自己就放棄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的方舟
當郭有才突然爆火後一些人徒勞地想要找到原因，跌宕勵志的人生經歷、不離不棄的愛情、眾多草根大眾的情感投射、資本推動的流量密碼，等等，這些因素有一些道理，但不是關鍵。 關鍵是，視頻平台需要講一個新的故事，讓無數在平台免費打工的人們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得到潑天的流量和富貴。這故事比外賣小哥3年賺100萬、擺地攤年入百萬更加激動人心、更加接近夢想。 因為他們發現，郭有才相比於他們並沒有壁壘，唯一的不同只是彩票號碼牌上的數字。 張同學、聞會軍、王婆、郭有才，不斷會有故事產生，這樣的故事是因為需求而產生，也就是說，一定會有這樣的故事，只是郭有才被遴選了出來。 時傳祥、張海迪或者某某人物，也是因需求而產生的故事，他們的出現，是為了讓你誤以為再走幾步就能吃到眼前的蘿蔔，實際上蘿蔔永遠在你的前方。 郭有才大火之後，無數人來到菏澤南站去尋求那個蘿蔔。 這兩天應該很多人都看過一個視頻，畫面是菏澤南站各種奇奇怪怪在直播的人，配上「剛擒住了幾個妖，又降住了幾個魔，魑魅魍魎怎麼它就這麼多」的音樂，讓觀看者油然產生一種審丑帶來的優越感。 這裡充斥著讓人不悅的傲慢與歧視。中國人的歧視是很嚴重的，職業歧視、階級歧視、審美歧視、民族歧視，因為在歧視中才能找到稀有的自尊。 考公大軍不會比菏澤南站直播的人們更高貴，寫字樓里的人也不會比他們更努力。要我說，他們是蔥省難得的一抹亮點，因為他們並不依賴體制而生活。 當然你要說他們對體制是求而不得，這也是事實。但他們不是妖，不是魔，他們只是像以前胸口碎大石的賣藝人，努力而艱辛地尋求生存的機會，你沒有任何理由去擒住、降住他們。 針對菏澤南站的直播「亂象」，當地政府進行整改，涌到菏澤南站的主播被驅離，據說只要出現「菏澤南站」，賬號就會被平台封禁，理由是「以社會熱點事件或人物為噱頭博眼球」。 這不僅無法可依，而且相當殘忍。 對弱者殘忍，但對強者跪舔，這個長期的劣根性，在直播行業得到極致體現。倘若一個草根主播成了大V，那他就會得到尊敬和崇拜。比如董宇輝，一個視頻顯示董宇輝在逛某個公園時，公園管理方給他為數眾多的安保人員。對此董宇輝也是安之如怡，向圍觀群眾頻頻微笑揮手。 他、保安和公園管理方難道不應該是羞愧難當嗎？ 現在的視頻直播賽道，就像是眾多鯉魚在淺河裡爭先恐後地游到龍門前，跳過龍門就成了龍，沒跳過龍門就死亡，岸邊的人們對龍萬分崇敬，對鯉魚則無比唾棄，還說他們是妖魔鬼怪，把風氣帶壞了。 這種勢利和虛偽讓人作嘔。 有不少評論說郭有才爆火以及到處是直播，會給孩子樹立不良的價值觀，讓他們只想做主播賺大錢，而不立志於做科學家了，還說一個主播收入百萬千萬，而科學家生活清苦云云。 這樣的說法充滿了腐朽的惡臭。在撞球室錄像廳出現的時候，在電腦遊戲網路遊戲出現的時候，以及在商品經濟出現的時候，那些前朝遺老、保守派們總是對新事物痛心疾首。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頑固。 我們這個社會的風氣，視頻主播絕對是無法帶壞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那你應該去看哪一個行業的犯罪率最高。 說做主播輕鬆賺大錢，這不是事實。如果某個事情能輕鬆賺大錢，那肯定輪不到他們。事實上，這個行業里遵循的是一九法則，絕大部分人只能得到點殘渣。 對他們的直播，包括郭有才唱的《諾言》，我看不懂，但表示理解，展示才藝這事，最重要的是展示其次才是才藝。 我不太理解的是有數十萬人在郭有才的直播間里消磨時間和手機電量，不太理解人們會去圍觀董宇輝逛公園，不太理解直播經濟在中國一枝獨秀，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愛湊熱鬧。 後來我覺得，核心原因可能是孤獨和荒蕪。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