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榮光聯誼會第二十二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暨餐會圓滿舉行
2026 年 8 月 6 日
众所周知，港珠澳大桥自开通以来，吸引了众多关注，然而很多驾驶员驶上桥面之后，却又不得不在半途折返回程，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 作为当今全球最为庞大的跨海桥梁，港珠澳大桥不仅是连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广东省珠海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键性交通通道，其总长度亦达到惊人的约55公里，其中主桥部分约为29.6公里，主要由一座主跨长达约4.2公里的斜拉桥以及两座海底隧道构成，同时还包括多个人工岛屿和桥梁相互连接，以其超大规模的建筑结构、前所未有的施工难度以及卓越的建造技术享誉全球。 网络图片 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投入使用，它不仅极大地缩减了三地间的交通时间，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繁荣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许多驾驶员朋友对这座桥梁充满期待，通车后纷纷跃跃欲试，然而行驶不久即被劝退，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满足通行条件。 自大桥开通以来，共有五种类型的车辆获准通行，它们分别是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出租车、货运车辆以及跨境私家车，此外还有专供欣赏桥梁美景的观光车，然而，并非所有的五类车辆都能直接驶入大桥，还需办理相应的手续和牌照，且上桥名额亦受到严格限制。 网络图片 对于私家车车主而言，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须办理港澳通行证，港澳居民出入内地同样需要通行证，驾照则必须实现三地互通，除了对每位乘客证件的基本要求外，若想驾车通过港珠澳大桥，还需持有特定的牌照，例如悬挂粤港车牌的车辆或者经过三地政府部门批准的单牌照车辆方可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允许通过港珠澳大桥的跨境私家车上桥名额同样存在限制，在大桥开通之前，发放给香港两地牌私家车及内地私家车的配额分别约为10000个和1000个，拥有此类配额的私家车在有效期内可多次通过港珠澳大桥往返港澳市区。 网络图片 此外，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私家车配额对外开放，例如今年1月4日，香港运输署宣布将公开发放500个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香港配额）的申请。 由于港珠澳大桥独特的通行规定，部分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在上桥后会被劝返，尽管这一规定对广大市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但现阶段仍需严格执行。 网络图片 考虑到上述严苛的过桥条件，港珠澳大桥开通至今，实际情况并未如预期中那样繁忙，桥面显得颇为冷清，每日平均车流量仅为4000至5000辆，相比之下，同样享有盛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即使是非节假日的车流量也已超过10万辆，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部分热心观众进行了详细计算，按照每辆车平均200元的通行费标准，港珠澳大桥的整体建设成本预计高达1269亿元人民币，即便不计日常维护保养费用，也需要至少三百多年的时间方能收回投资。 网络图片 看到此处，您或许会认为这座桥梁的建设似乎得不偿失，然而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意义绝非仅仅体现在一组数据之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安安侃车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 重庆男子胖猫跳江的事情，迎来了终极反转。 5月19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一个超长的通报，厘清了胖猫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 网络图片 此前人们一再诟病的胖猫前女友谭竹，并不是诸多自媒体口中的“捞女”，她和胖猫之间，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期间的银钱来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间的财务来往。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胖猫的姐姐不仅仅侵犯隐私，虚假报警，并且发动水军制造了谭竹“捞女”形象，企图毁坏她的形象。 警情通报事实清楚，结论清晰，条理分明。 没想到，通报反而带来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舆论返潮。有人公然说，谭竹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变化呀，她不是顺利用胖猫的钱开了花店，不还是“捞女”吗？ 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于胡底，还是人们对于一个悲剧中人难以释怀的固执己见？ 一个解释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谭竹是捞女、情感骗子的人，因为持续不断地主动选择接收符合自己偏见的谭竹形象的信息，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导致他们无法正确地判断出事件的真相，从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捞女”的结论。 日常中，也总是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信息茧房”让人越来越沉迷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偏见越来越深，价值观越来越偏执。 问题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谭竹是“捞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还是“信息茧房”误导事实，让一些人坚信谭竹是“捞女”？ 在我看来，对“信息茧房”一词的夸大与滥用，可能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最大的误读之一。 01 “信息茧房”是什么？ “信息茧房”一词，为人熟知的来源是2006年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乌托邦》一书，是指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 在传统时代之中，人们的信息来源多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为了能够更加广泛地吸收订户与观众，往往会有意地把媒体塑造为公共论坛，提供多元化的声音，以造就更加广泛的用户基础。 但传统媒体时代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媒体都有明确的价值观与编辑偏好，故而媒体的信息偏见，其实十分明了。 而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借助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愈来愈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茧房”的概念，遂随之和算法进行了关联。 但实际上，算法的目标是高效分发信息，将原本孤立的创作者、信息、人连接起来。和过去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关注造成的“茧房”相比，在技术驱动下，推荐算法反而能打破“茧房”，以及在信息过载时代，高效获取信息。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者马里奥·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个谷歌新闻新账号，花一周的时间，通过搜索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关键词，模拟了四种典型的德国用户：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寡妇、一位50多岁的中产阶级父亲、一位40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位30岁的多金职业女性。 训练结束后，研究者再使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新闻关键词。结果发现，在四个人的共同搜索记录和结果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结果占所有搜索结果的2.5%，也就是说，大家搜到的结果其实有大量重叠之处，所谓的“信息茧房”并未出现。 图虫创意 在美国、加拿大等学术界中，也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实证研究，最终结果大同小异：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荐算法，并未造就所谓的“信息茧房”。 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的研究指出，“信息茧房”是一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信息茧房”是一个未经科学验证的社会学概念，人们更多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对于互联网时代个体的信息来源被单一化和格式化的担忧。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担忧，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它简单化地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风险一股脑儿地推诿给了一种技术，并且放大这种技术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而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威胁。 “信息茧房”一词在互联网时代的滥用，与笃信“信息茧房”使人们坚称谭竹是“捞女”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差别：利用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脸谱化的描述，能够快速造成互联网流量传播。 02 既然“信息茧房”并非科学概念，人们为什么还总是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此？因为它是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中一个方便的替罪羊。 互联网的普及，直接带来了信息的爆发式增长。这种言论爆发并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几何级扩张。 信息爆炸，同时意味着信息迷失。只不过，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从来不会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总在试图拓展信息的多元化来源，有意识地建立多元化价值观的信源。 更加简单一点讲：多平台，多信源，多价值观的信息渠道。 这原本就是在一个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所应当承担的自我责任。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一种算法，负有为任何一个个体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责任。 当指摘一个平台、一种算法造就了“信息茧房”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偏执寻找借口而已。 图虫创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认为更应该被重视的是“社交茧房”。“我们大部分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现在90%以上信息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 把社交媒体当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时，个体社交的同质化，就会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化，于是信息源和价值观日益固化，“社交茧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段时间来，我经常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推荐功能，尤其特别注意让算法给我推荐意大利和日本的音乐，于是在我的曲库中，就有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歌曲。 但是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偏好。在我的曲库中，还有闽南语、西班牙语、世界音乐和影视原声。我的曲库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为我在过往的使用经验中，经常变化曲风。 如果你长期只听网络热歌，然后你指摘网易云音乐的“信息茧房”导致了你的曲库风格太单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茧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还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荐？ 03 互联网把整个世界的知识无差别地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让原本昂贵的知识、技术与观念，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地获得。 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图书馆面前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约并不是喜悦，而是压力：知识虽然触手可及，但是选择却变得无比困难。 而算法恰恰就是带领人们走出信息迷宫的北极星。算法不仅没有减少信息的总量，反而是引导人们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帮手；而从另外一个方向，算法帮助信息的拥有方，精准推送给信息需求者。 在过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文旅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个接一个网红城市刷爆全网，先有淄博的“进淄赶烤”，然后是哈尔滨的“滨至如归”，而现在正在麻辣滚烫的是天水麻辣烫。 在铺天盖地的全民文旅热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这样的小城。这就是算法。算法总是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美，并且推荐给感兴趣的人。 有媒体总结，算法成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个互联网上对文旅感兴趣的人群，进行了精准的匹配。 图/网络 美国《在线》杂志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名为《长尾效应》。他认为，互联网使许多小众知识，能够聚集到足够多的相似人群，从而这条互联网的长尾，能够让众多的小众知识，也拥有了长足的生存能力。 而这些小众知识使这个世界上足够的多元化能够得以保存，知识得以传播。而其背后的力量，依旧是算法。 关于算法如何普及科学，如何推动农产品销售，如何帮助乡村孩子获取知识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深入到城市与乡村每个角落的短视频平台与产品，算法不仅没有使用户们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让更多的人获取知识，拓展眼界，找到同类，参与公共话题，推动人们更加热切地了解世界，勇敢发出声音。 污名化算法，归咎于“信息茧房”，无非是拒绝多元化，自我沉陷于单一价值观中的一个借口而已。 04 《2024抖音读书生态报告》中，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史铁生成为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抖音上相关的视频累计增长192%，视频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增加了51%。 史铁生一度是中国最火的作家，但是当时他的主要读者是70后。而抖音的报告显示，排名前三的读者年龄段为：00后，90后和80后。 也就是说，越年轻的用户，越喜欢史铁生。 这显然并不符合“信息茧房“”的预设。因为00后假设应该更喜欢穿越、科幻等这种爽文类型的作品。而《我与地坛》是沉闷的、内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算法应当抗拒把史铁生推送给00后才对。 这只是短视频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案例：算法拓展了年轻一代的阅读偏好，使看似过时然而隽永的作品，也能够在新的代际中不断传承。它打破了“信息茧房”的迷思，告知了这样一个信息：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图/CFP “信息茧房”并不会因为算法而存在，而会因为闭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维封闭的人，先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茧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价值观上，形成对多元化的排斥反应，从而将自己困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沉溺于其中。 滥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本身是试图混淆技术与社会的责任。当社会普遍认同是技术造就了“信息茧房”，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单一化之后，社会或舆论的失败，就变成某个平台或者一种技术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广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维的责任，欢迎更加平等的讨论，就无从谈起。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归咎于简单化、脸谱化的“信息茧房”，并不会让互联网世界更加美好，而只会不断毒化它的氛围。 偏见是这个世界的顽疾，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一个社会要突破被偏见绑架的现状，并不是给予它一个简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长久、耐心与全面的建设：它更加需要互联网和算法的帮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近日，快手、抖音、微信陆续公布微短剧备案细则。《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多个省市实施，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将目前未经备案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剧目相关信息，于2024年5月31日前报所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从2024年6月1日起，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近日，多个平台陆续公布微短剧备案细则。 网络图片 快手公告称，6月1日起，无备案号的微短剧作品，禁止在平台经营推广。平台将对6月1日起在平台经营微短剧作品进行审核，开发者不得采用技术手段躲避/对抗相关要求，否则将根据问题严重性，最高采取封禁小程序的方式进行处理。现有微短剧小程序开发者需要在5月30号前完成审核系统接入工作。延期接入将影响小程序正常经营。 抖音则在最近向短剧开发者和作者发布通知，5月30日前所有已上线播出的短剧需按照模板准备材料，平台在5月17日和5月23日开放上传入口。6月1日起新上线的短剧，上传抖音平台时需填写以下材料，包括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告表和片酬承诺书，将材料上传到抖音后再由平台统一向省级广电备案。 5月17日，微信平台发布微短剧备案机制调整新规。从今年5月27日起，制作成本低于30万元的微短剧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报告，经审核后获得备案号。已通过审查的剧如需变更，需符合规定或提交申请。 一度狂飙突进的短剧行业正迎来“最严新规”。 微短剧再迎监管： 未经审核且备案不得上网传播！ 据多地广电主管部门、短剧制作公司、从业者透露，《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以下简称“备案提示”）已在全国范围多个省市实施。 据备案提示，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将目前未经备案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剧目相关信息，于2024年5月31日前报所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从2024年6月1日起，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这也意味着一度狂飙突进的短剧行业或将迎来“强监管”：据艾媒咨询数据，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增长267.65%，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 网络图片 备案提示中提到，目前微短剧按照总投资额度被分为三类，采取分类分层审核，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的“重点微短剧”归广电总局管理，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的“普通微短剧”归省级广电部门管理，30万元以下的“其他微短剧”归平台管理。 澎湃新闻记者致电多地广电主管部门。某省广电局网络视听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具体备案流程按照网上发布的文件进行，各地备案流程是统一的。”据该工作人员表示，备案主体公司需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才能办理备案。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收到了这个通知。”广东广电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此前广东省对于微短剧上网播出一直有相关审核，此次出台的备案新规是在原来基础上更为细化。 云南广电局工作人员则表示，除备案新规开始实施之外，后续还会对微短剧制作经营机构进行政策宣讲。 除了新规落地，在全国多个省市，针对微短剧的“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海南广电局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海南的微短剧备案系统已经上线，正在试用阶段，备案主体公司可以按照《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在系统上提交备案申请。 广西广电局工作人员介绍了微短剧备案的流程：备案主体公司需先在相关广播电视局注册备案账号，后按照《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中对微短剧的分类向对应主管单位提交申报，经主管单位审核。网络微短剧需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才能上线播出。 各大短剧平台加大监管力度， 广电总局专项治理微短剧收费乱象 除了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外，直播平台对于短剧的审核也在收紧。 目前抖音、快手、微信的通知意味着平台备案的开启，平台负责内容审核把关与版权核定，根据规定将定期将审核剧目信息报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这意味着有些微短剧将无法上线，门槛的提高总体上将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网络图片 除了平台正在对内容进行把控以外，针对微短剧收费存在费用高、不透明、诱导付费、维权困难等问题，广电总局有关部门日前启动了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专项治理期间： 一是组织头部小程序主体和分发平台，全面排查当前尚未解决的用户退费申请，应退尽退、逐一解决。 二是要求小程序主体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优化收、退费界面和流程。 对收费内容、收费价格和会员权益进行更加明确的标示，为退订退费、投诉维权开通便捷入口、配备人工客服，严禁诱导收费、隐藏收费、强制二次收费和未经允许自动续费等行为。 三是要求小程序分发平台严格履行对小程序主体的管理，将制订完善的收、退费制度作为分发小程序的审核条件。 通过预收保证金、定期开展巡查、为用户端开通一键申请平台介入等方式督促小程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收、退费不规范及用户投诉较多的小程序，分级分类予以惩戒直至退出，违规小程序退出前由分发平台督促履行退费责任。 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以及点众、九州、容量等12家微短剧小程序主体分别发布公告表示，对微短剧运营、收费管理规则进行了积极响应，日前优化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价格说明和服务协议，切实解决微短剧小程序收费模式多、自动续费取消难、价格不透明、虚假宣传诱导充值等不良现象。同时，公告中明确收、退费规则，并清晰公布客服等联系途径和方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导筒directube
TVB电视剧里经常会有的情节，阿Sir历经艰辛终于抓住了犯罪嫌疑人：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名台湾艺人，在当前两岸关系相对紧张的局势下，有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呢？ 因为520台湾地区领导人宣誓就职，大陆这边也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军事演训来展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某些媒体借着这个机会，给台湾艺人布置起了“任务”：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然后，有“正能量博主”很快整理出了清单，进一步施压台湾艺人明确表态。 网络图片 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家媒体有权给艺人布置任务，但现实就是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台湾艺人“不表态”，或者用自选语言来表态，都会被解读为“吃饭砸锅”。 事实上，官方媒体引导的舆论就是认为台湾艺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且一次两次表态还不够，必须在每次媒体“布置任务”的时候都积极交作业，才算是根正苗红可靠的自己人。 涉及祖国统一的大局，立场方面我没有任何意见，但在标准和尺度方面，我有一点点个人的粗浅想法。 个人认为，一名在语言和行动层面都没有公开支持台独分裂主张的台湾艺人，就是一位可以结交的朋友，就是一份值得团结争取的力量，就是一名应该一视同仁的艺人。 艺人首先是个人，有着自己成长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有着赖以维系生活的人际关系纽带，有着自己的价值主张和利益诉求。 对于一名出生于台湾、定居在台湾的艺人来说，台湾歌迷是歌迷，大陆影迷也是影迷，如果艺人本身没有深度介入政治议题的意愿，那么其最经济理性的选择就是模糊表态，避免表态，同时顾及两岸不同政治立场歌迷影迷的感受，同时顾及两岸市场的经济收益。 强求艺人选择某一块市场而完全放弃另一块市场，在高压之下当然有可能做到，但平心而论，那终究是违背一个人经济理性的选择，是很难被真心认同的。 从实际效果来说，以舆论高压强求艺人站队表态的做法也很难说有助于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所向。这一点，从台湾网民近期的反馈也能直观地看出来。 另一边，某些极为卖力宣扬反台独的台湾艺人，其实很难确定一旦有更多的利益诱惑，他会不会立马倒戈到台独那一边。 网络图片 扪心自问，我们要展现给台湾同胞的，到底是一个富强自信对台湾同胞包容友好的祖国，还是一个霸气强势给台湾同胞布置任务的祖国？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展现祖国富强自信包容友好的一面，希望台湾艺人能保有一份沉默的权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3月28日，订婚不到20天的19岁女孩彤彤投河自尽。半个月后，有关她的消息以“花27万才订婚准新娘十余天后自杀身亡”的词条上了热搜。 3月初相亲，3月11日订婚，3月28日轻生。在这大半个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轻微地反对了一下”这桩仓促的婚事。别人稍加劝说，她便又同意继续推进议婚进程。直到轻生前，这个19岁的女孩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只言片语。没人明确知晓到底什么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围绕彤彤的轻生，她的亲人、男方与双方媒人各执一词。他们都认为，彤彤的死与自己无关。 虞城县二河口公园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点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县的周蓉接到派出所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她的女儿彤彤被从河里捞起，送到了虞城县人民医院。 周蓉赶到医院时，彤彤正在抢救。按老家的说法——当孩子掉河里救不过来时，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抢救室门口，不断叫着女儿的名字。20分钟后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经放大。医生通知，即便救回来可能也是植物人。 抢救进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还是停在一条直线上。 周蓉告诉深一度，其实彤彤出事前几天，她就觉察出些异样。那段时间，彤彤总有一种“不想活的状态”。她记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话后，觉得压力很大，还说自己胸口疼，喘不过气来。 担心女儿出事，那段时间周蓉去哪儿都带上彤彤。事发当晚，周蓉不想做饭，她决定带孩子们出去吃。可彤彤拒绝出门，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最终，她拗不过母亲，跟几个妹妹一起出了门。周蓉回忆，那晚彤彤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但等大家吃完饭后，她还是主动去结了账。 晚上9点左右，周蓉开车带着孩子们回到小区门口。彤彤突然说自己想出去转转。“转啥？别转了，明天还得送妹妹上学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坚持要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14岁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岁的小妹送上楼，再跑下来找姐姐时，已经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断给姐姐拨语音通话，却只收到了语音回复：“没事的，我出去透透气，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在最后这几段语音里，彤彤语气一如往常，听不出任何端倪。当晚近10点，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机放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附近的河岸上，然后翻越护栏投入河中。 从抢救失败到下葬，彤彤的后事操办得仓促。当地的风俗是，没成家的女孩过世后不能停放在灵棚。彤彤去世当天早上，她的几个舅舅建议将彤彤尽快下葬。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周蓉还是同意让女儿快一些入土为安。 女方媒人李颖在上午10点接到男方媒人张民的电话后，才得知彤彤去世。张民问：“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颖立马责怪道：“你瞎说什么，我大前天赶集还看见她在卖衣服。” 挂断电话，张民又再次打来。李颖决定向周蓉求证，中午，她收到消息，“刚埋完闺女回来”。 退婚与订婚 彤彤出事前几个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镇北街摆摊卖衣服。附近开店的人几乎都认得这对母女。李颖的店铺也在这条街上，主要卖香火、冥币和佛像。她告诉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没打过交道的表姐。两人建立联系后，周蓉委托她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没多久，李颖打听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岁。 在双方媒人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忆，彤彤对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实的”，就是有点显老。李颖主动向彤彤母女解释，邢亮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的，自然就显老些。 认识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订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时间再说。这时李颖出来劝说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这段姻缘。在她看来，这纯属做好事，“我不要他们一分钱。” 周蓉也是赞同订婚的。在她眼里，邢亮无疑是门“好人家”。据李颖介绍，邢家除了老家村里一套房外，在商丘市还有四套房。周蓉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给彤彤找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 在李颖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进一步接触。得知彤彤喜欢马面裙、簪子等古装服饰，他带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尽管彤彤表达过对订婚的抗拒，终于还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劝说下做了退让。就这样，相亲五天后，订婚如期举行。 网上传出的视频中，周蓉和李颖在订婚宴上当场数彩礼，收下了27万元。但订婚的过程并不愉快。周蓉解释，男方说好连彩礼带给女方舅舅们的礼钱，一共28万多元，却少拿了一万，最终到周蓉手上只有27万。因彩礼的问题，她曾跟男方提出过退婚。 张民告诉记者，邢亮家给出的27万彩礼，在当地并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万”。据张民介绍，很多村子里像邢亮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心急娶媳妇，“一个村子里，有20多个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还提到，彤彤觉得邢亮很强势，“问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好像我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样），质问逼问的那种（语气）。”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儿都处在“想退婚”的状态中。有一次，周蓉还跟李颖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别强求，万一出了事谁也扛不了。” 李颖说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围绕着原生家庭和经济能力。周蓉记得，李颖反复跟女儿强调，生活在单亲家庭本来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后，更不能帮母亲减轻经济负担。 听说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亲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说情。周蓉至今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邢亮父亲不断为儿子的说话语气道歉，还说自己办订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请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过丢人了。 顾及到一个快50岁男人的颜面，也考虑到刚订婚就退婚，名声不太好，彤彤心软了。婚，最终没退成。周蓉怪李颖给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李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女儿，是图那笔介绍费，但李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她告诉记者，周蓉要求过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新车。男方家里有两辆车，一辆三十多万，一辆十几万，任她挑，都不要。都是农村人，哪里（能马上）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她就不愿意。” 信号 彤彤轻生后，在她生活的村庄，乃至她常卖衣服的镇上，都流传着对这件事的叹惋。“小妮儿性格随和，人也好。”这是认识彤彤的人们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两个多月，父母离了婚。据知情人透露，彤彤母亲改嫁多次，共生下6个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彤彤的二舅妈张晓月告诉深一度，彤彤在15岁之前一直由姥姥抚养。读到五年级退学后，她去了母亲当时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俩最近两年回老家，带着妹妹们住在虞城县的出租房里。 在张晓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彤彤每天6点起床给妹妹买早餐，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学；周蓉身体不太好，她就揽下了许多家务；彤彤还间歇地打过好几份工，帮周蓉分担经济压力。张晓月记得彤彤曾经说过“我即使卖血，也要供妹妹上学。”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还去了张晓月家，说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后一次向舅妈提要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开导开导她，两个人说说心里话会好一点。”张晓月说。 回想事发前的某些细节，张晓月觉得早有预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给她买衣服。张晓月没当真，“你哪儿有钱啊，不买。”在彤彤的坚持下，她们去到附近镇上，买回一件带毛毛的褂子和一条黑色裤子。彤彤还想再买双鞋，张晓月嫌贵拒绝了。 那身衣服张晓月穿了两次。彤彤出事后，她再也没拿出来。“一穿就想起她，难受。”她甚至怀疑，彤彤当时说要给她买衣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为给她留个纪念。 还有一次，彤彤脱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几年前已过世，张晓月数落了她几句，没往深处想。 彤彤传递出轻生的信号，不止一次两次。事发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绪不佳，他告诉记者，3月28日晚上9点多，彤彤给他发消息，问他，“人死后会去哪儿？”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跟妈妈吵架而已。接下来我就联系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电话，“说我把她闺女逼死了。” 关于彤彤轻生这件事，邢亮始终觉得跟自己无关。他说，彤彤去世时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邢亮记得，彤彤跟他抱怨过家里的情况，“说母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弟弟妹妹还要她照顾，就连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也是她完成。” 但没有谁真正重视彤彤的话，亦或只是被当做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她还那幺小，谁能想到她寻思那个。”张晓月感叹。 第一次退彩礼的收据 退彩礼 彤彤头七当天，邢亮给周蓉打电话协商退彩礼。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见面时称，因彤彤抢救和安葬花了几万元，她手里只剩下183000元。在两个媒人的见证下，周蓉先退还了18万元彩礼，并签字、摁手印。 当天下午三四点，邢亮父子再次打电话给周蓉，催促她退还剩余的彩礼。事情闹到当地的派出所后，周蓉才发现，邢亮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儿大8岁。“他们这是欺骗。”之后邢亮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找上门，周蓉都躲着，“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们协商（彩礼一事）了。” 接下来的几天，为要回彩礼，邢亮和家人频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们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4月中旬，男方开着一辆三轮车进村，喇叭一连吆喝了好几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带着爷爷奶奶去张晓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说要死人家里。”周蓉告诉深一度。 李颖亦是此事的见证者。作为女方亲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里闹事。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画面——三轮车上挂着红色横幅，喇叭里高音循环播放着：“XX村周某与她闺女，订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礼28.5万。退我彩礼，还我血汗钱！”车子横停在她店门口的大街上，不让路人通行。 周蓉告诉记者，彤彤去世后，她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之前，听说彤彤订婚拿到了彩礼，父亲还曾找她要过钱。在周蓉口中，前夫是个“不正干”的人，女儿不愿跟他联系，还曾将他的电话、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让男方媒人张民很懊恼。他反复称，自己没有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几趟说亲，最后（男方）还把那4000块钱要回去了。”他对着采访电话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谁的问题。” 张民还透露，女方媒人李颖也曾收到过一笔介绍费。当时邢亮父亲将5200元发给周蓉，让她转交给李颖，“女方扣了她400元，只发给她4800元。”这笔钱最终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余的彩礼，邢亮一家选择了找电视台曝光。4月21日，在经过当地各部门的调解后，邢亮一家又要回7万元。纠纷至此作罢，邢亮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关于彤彤的死，他不愿再提起，“那跟我没关系”，在彩礼纠纷过后，他删掉了彤彤的微信号。 彤彤母亲与邢亮的调解书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孩子，我想你了。”配图是彤彤的一张照片。彤彤的朋友赵阳刷到这条动态，觉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后，她无意中刷到一则“商丘准新娘跳河自杀”的新闻。反复对比网上流传的多个视频后，赵阳通过里面晒出的微信头像，确认死者是彤彤。 赵阳跟彤彤相识是在2021年。彼时，17岁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赵阳的母亲是同事。看彤彤穿着朴素，手头也没什么钱，赵阳母亲就经常把彤彤领回家吃饭，两个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赵阳眼里，彤彤是个顾家又知恩图报的女孩。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彤彤会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赵阳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彤彤还送给赵阳母亲一张超市会员卡，让她买菜用。 彤彤有时会留宿在赵阳家，赵阳告诉记者，彤彤提起过，自己母亲有抑郁症，犯病时会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亲用衣架抽到不能动。 周蓉却表示，她在2021年确实得过产后抑郁症，但吃药半年已经痊愈，更没有打过大女儿彤彤，“她12岁以后我就没碰过她了，孩子已经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寻死，出事前几天，彤彤还跟她说想去割个双眼皮，还想给小妹妹买个3000元的手镯。这两件事，最终都没实现。 “彩礼钱都叫她妈给存起来了，孩子想拿出来花，一点权利都没有。”李颖称，彩礼钱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钱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称，密码虽是自己设的，但卡在女儿手里。 电视台的曝光让27万元彩礼成为舆论焦点。借由此话题，网友们争论着男方能否顺利要回彩礼，以及女方是否应该全额退还彩礼。还有人怀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为“婚骗”，建议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无销户。 当被问及外界流传的关于彤彤去世的传言，周蓉变得激动，“他们说，我给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给她花3万，我给她养了19年，我给她花多少钱？我给她养大了，我再去给她弄死？” 不过，周蓉承认她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4月2日，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凯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这位38岁的“青椒”在4年的首聘期考核里被评为“不合格”。 我们尚不能知晓宋凯博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在校方人事处的回复中，“宋凯生前患有抑郁症，且并未被降职”。 一位熟悉宋凯博士人士告诉《知识分子》，“因为考核被学校认定为不合格，宋凯从副教授降到讲师岗，薪水待遇也相应降低。尽管学校提到只退还了1万元安家费，但原本承诺的购房补贴，剩下的40%也不再发放了”。 《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中规定，科研项目和论文分别占50分，其中若没有完成协议中约定全部项目，项目部分计为0分，而考核的合格线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级聘任、不予发放剩余购房补贴，同时按下一层类人才引进待遇退还安家费、购房补贴差额部分。 这样的条款在近年来高校的聘任合同中并不鲜见。社交媒体中，学术青椒自嘲为“对赌协议”。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宋凯老师所在环境工程系实力还比较弱，没有博士点，系里20多位老师每年国自然命中不过一两项，有的年份为0。从履历上讲（北大硕士，UBC博士）宋凯可以说是系里“近十年来引进的最为优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职时已然33岁，青年基金申请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难度高，遂最终国自然没有进项。 这一切都以“自愿”的名义进行。《知识分子》收集的一些案例显示，订立合同时人事处轻松道“都会过的，只是走个形式”；正式入职后才发现，科研启动经费报批困难，一旦“分手”还面临追回风险；更有甚者，安家费的赔偿条款延续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过要求双倍赔偿安家费；服务期10年起步并一延再延。 从某种程度讲，离开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考核不通过降级留任意味着从招生、资金、资源等各方面被边缘，但服务期内主动辞职又面临着动辄几十万高额的违约金。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压抑，充斥着无尽的价值感剥削，不断吞噬年轻学者的职业尊严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师在经历聘期解职后写道。 倒赔几十万的科研人员 2023年初，距离中期考核还有11个月，常宁接到就职的大学通知，由于研究“进展缓慢”，他被降薪、停招学生。 同年11月，他决定辞职离开，人事处帮他算了一笔账，在离开前，他需要全额退还学校住房补贴150万。 一过完年，常宁东拼西凑，又问几个朋友借钱，把钱还给学校，才拿到离职文件，“150万的房补，税后我到手115万，但最后连税一起还给学校。” 日前，学校给他打电话，又少算了50万，让其补完，否则不放档案。 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该校不久，对于未来踌躇满志，尽管他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当时我觉得，‘青千’这个所谓小人才称号是一个保障，能够让我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确实也能作出一些东西。” 入职之前，常宁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回国后，他跟学校签署了聘用协议，服务期8年。 拿到国家“青年千人”后，学校要求他签署一个补充协议，聘期内至少发表1篇nature/science或两篇大子刊，“很多人会说，没人逼你签合同，你自愿的。但实际情况是，你不签补协议，他们就不兑现待遇，而且他们催着你签”。 2022年末，常宁被口头告知，“很可能过不了考核。”随后不久，他因“科研进展缓慢”被要求停招学生，停发津贴。 常宁还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进展缓慢”的评判依据是什么他都未被告知。与他相似，聘期内考核不过之后学校做出惩罚的并非孤例。一位老师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职，她告诉《知识分子》，中期考核后她被降薪。与此同时，原本作为独立PI的她被撤掉课题组，停止招生，自己和学生都并入其他人组里，研究方向再难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师反映，该校大量招聘博士，设置了6年两个考核期，考核期没有达标的，退还全部安家费、科研费，甚至包括所谓占编费（2万至4万）。 目前《知识分子》所知，一些高校对（可能）无法完成考核的老师做出辞聘、退还钱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残酷的经济赔偿更多发生在教师辞聘纠纷中，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科研启动经费和违约金等类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违约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减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决显示，在福建工程学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争议中，陈姓老师在入职六个月后提出离职，按照双方约定，服务期内离职则需双倍赔偿所有引进待遇（包括安家费、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费等）。聘用合同签订后，陈老师从学院处领取安家费6万元，住房补贴31万元。2022年9月，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就双方人事争议进行判决，最终陈姓老师需赔偿双倍赔偿该校安家费12万，双倍赔偿住房津贴62万，支付违约赔偿金6万，加上其他需要退还给校方的款项，共计80多万。 在审理过程中，陈老师曾就离职原因做出陈述，因为入职后发现多项与校方叙述不符。比如入职前校方原答应将其安排进入“建筑系”，但最终被分配到“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与校方原来承诺不符，也不利于陈某基于原有学术基础申请国家研究基金。同时，每月薪酬与校方引进人才时承诺不符。 时间回到今年1月，常宁在跟学校人事处确认需退还钱款金额时，“一个老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学校还给过我500万科研经费，按照规定，那个也要退，我说，没有，一分都没给。他们就不吱声了”。 被蹉跎的学术生涯， 被摧毁的科研信心 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初入职时，他们同时押上的还有数年学术训练累积的信心。这些年届30-40岁的科研人员，这一时期原本是他们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黄金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赔200万，相当于一年60-70万啊。但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他的黄金时间有多少呢？难道蹉跎了5年还不够吗？” 常宁今年41岁，他告诉《知识分子》，入职后，他没有拿到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和青千的1：1配套经费，“只拿到了一笔钱，科技厅给老大的项目，老大给了我400万，其中200万我用来买设备。在我来之前，这边生化实验室的相关设备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来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证了他们刚入职时现有的硬件并不匹配自己的实验方向，“在他之后陆续引进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显微镜这些才配置起来。”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很快到来。由于封校的缘故，学生无法进来做实验；外地的试剂送不进来；因为学校没有相关设备，只能将样本外送检测公司，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防控，“今天这里封了明天那里封了”，一会儿样品寄不出去，一会检测公司被封控，进展非常缓慢。 2022年底，两个国际团队在生物技术顶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发表了文章，设计与常宁几乎相同，美国纽约大学还申请了国际专利，“所幸我们的专利提交时间早一周。” 科研进展不顺的常宁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凯的新闻时，特别理解他，甚至当时我自己就很绝望。我明明不是来躺平的，整个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请了一周假，全年无休，周末上班。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 “我之后可能会离开学术界，”40岁的林茵告诉《知识分子》。 她刚生育不久，还在哺乳期就接到学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内我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文章和国自然项目，我其实都达到了，原本以为没有问题。” 她一路读博、做博后，一直推迟生育，直到35岁之后，她评估了家庭情况和手里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决定要一个孩子。 “结合我读博和做博后的履历，我觉得以过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这些要求的。当时我也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有点天真，也不觉得要靠这个来挣钱，后来才了解到，我的薪资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变故纷纷打断了林茵的研究计划，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考核任务。 但林茵在考核之后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发表的文章第一单位不是所在学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职机构。但这些并未约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惩罚很快到来，撤课题组、降薪，这些中期考核“失败”的后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课题组才是真正的打击，“我再也不是独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经过他的衡量，他来定夺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长项被砍掉，因为要向大老板靠拢，为他的方向服务；我想要做的课题，我的经费也不能自由主导，产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断”，这种环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务依然没有变，“我不再是一个独立PI，而他们还要以一个独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华侨大学老师孕期被解聘，很多网友留言，说怀孕时间怎么这么巧，为什么不计划好。这些都让我反复自我责备，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被同情，或者应该推迟一下（考核）。但我又会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么没有家庭羁绊，要么父母和爱人全身心支持，但现在这个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抱怨谁。像我领导说的，生孩子是你个人的问题，单位能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我上班要正常面对同事，面对学生，回家正常面对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学校的路上，宣泄一下，即使这样，也要想着哭一下就好，因为我要小心开车，视线不能模糊。” 对于这些“对赌失败”的科研人员来说，旁人总会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去工业界，或者去其他学校。一位打算离职的高校教师告诉《知识分子》，在专业方向固定的情况下，寻找到完全匹配的课题组和高校并不轻松，如果换方向或赛道，势必需要再花时间。而一些地方院校间又有所谓隐形门槛，“不挖兄弟院校墙角”，一些老师如果期待继续发展，必须离开当地。 事实上，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一段弯路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制度化压力下，他们的时间表必须严丝合缝，无法松懈。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申请基金、竞逐更高职称，这些都与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声望直接挂钩。一关失利，他们就会在后续的项目和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有人就此永远滑落。 “我换了赛道，如果想拼杰青只剩3年，”常宁跟我说，“再过几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释权在学校 从签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开始，青年教师便步入这个系统性的大网，松紧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约自由的背后，实则是无处可逃。 简尘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学院的教师，她在2022年被学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让她不满的是“中期考核形式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考核结束一周后，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项目，她以项目和即将出版的著作为筹码询问是否可以留下来，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这些成果离该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远。当年上会考核的6位文科教师，一半未通过。第二年，该校又举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师没有通过，学校趁机提出不解聘而转做博后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职前签一份合同，有时则会在入职后要求签署另一份补充协议，其中会设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们拒绝，高校则会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写着服务期离职的惩罚措施，要求赔偿违约金。碍于可见的惩罚，这样的套路屡试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颈间的圈绳，充斥着暧昧不清的模糊地带，而解释权往往归于人事部门，亦或是某位上任领导的临时起意。 一位在某双非高校任职的老师告诉《知识分子》，在他的合同中，对于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确具体的，但对于高校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只是简单提及“提供资金、场地、人员支持”，当自己组建课题组需要工作人员时，又遇到诸多限制。 “人事处告诉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资只能给到四五千，这按当地薪资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标准，招本科生，招硕士生，从头培养。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后，工作人员掌握了技术，要求涨薪，我觉得也很合理，但被学院拒绝，也不支持给他们正式编制。他们就流失了，我又没有工作人员了”。 按照常宁和学校的协议，入职后，学校需要提供5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但一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科研经费。 一位2015年入职、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属高校讲师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离职的经过。人事部门希望其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但她对协议中诸如会不会解聘、要不要赔钱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处做出具体解释，对方回应依旧模糊不清。学期结束后人事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马签署，不签则以考核不达标为由解聘。 该讲师最终也没有签署协议，而是接受不合格结局，用钱赎身。在离职过程中，她曾问人事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写清楚？对方的回复是“很多上会了才能决定，领导一直在换，换了一个领导就是另一套说法”。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考核过不过在学校一念之间。如果这一届老师大多没有完成指标，学校出于人员接续的考虑，会提出“延期考核”；如果这届领导比较仁慈，三个省部级课题可以顶一个国课题，但可能下届领导又说不行；横向项目替代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金额门槛也在水涨船高，“前几年50万能抵，后来变成100万能抵”。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像宋老师这种给个基本合格未尝不可，但大环境不好，学校没什么钱，横向更没什么钱，三万五万一二十万顶天了。出于节流的考虑，未来的考核只会越来越严”。就算勉强过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轮的聘岗考核。“虽然任务没有增加，但拿到的绩效在变少，也是变相增加任务。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区论文奖励2万，现在同样的论文奖励不到1万了”。 高校将一轮轮的人才筛选称为“瘦身强体”“人才强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趋势的应有之义。但在“青椒”们看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么呢？ 简尘在离职后依旧不断追问，“这些一路名校博士毕业参与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学生时代的翘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么点学术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会玩这套游戏规则。面对这些对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和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回报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等痼疾，形成相对开放和流动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基于能力和绩效分配、职务晋升与分流的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轨迹、问题与未来去向》一文中对过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短短数年，高校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规模扩大了4倍，高级职称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现诸多问题：因为高校教师无聘期限制，教师队伍长期只进不出，出现质量良莠不齐、队伍结构难以优化的问题；二是因为职称的称号性质，一旦获得就具有了终身性，高级职称比例就不断增加，且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资等职称现象就日益突出。 基于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政府几次将高校人事权放权给高校。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则，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与质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还有基于有限财政资源投入而不得不进行控制的考量。 伴随着近年来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大潮的兴起、“预聘-长聘制”的推广，教师早已摆脱了“国家干部”“终身制”等常见的人事关系范畴，与高校的关系也愈发趋向以绩效为核心的劳动市场主体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还是被视为人事关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行“劳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为先，接着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民事法规。前者遵循“公益优先原则”更倾向于保护事业单位，后者则秉持“向劳动者倾斜的单方保护理念”。 而处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无序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务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师聘用合同对教师服务期限约定平均在5-10年不等。违约金的数额和计算方式缺乏规范化的标准，甚至有高校提出赔偿包括工资、津贴、奖励、科研资助等一切费用的5倍金额。 服务期的约定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是高校保护自身利益、限制人员流动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编制中户口、退休待遇等旧要素确实没有剥离，无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关系转向到依法管理的劳动关系。 这才有了花样百出的违约金赔偿、人事档案卡人闹剧。根据《劳动合同法》，其中服务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投入了培训费用，且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此外，阎光才还提到了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与考核制度的悖论。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师的绩效？按中文的理解，‘绩’是工作业绩或者成果，带有客观性，‘效’是工作效果，带有主观价值判断意味。绩与效合于一起就意味着绩效是客观表现与主观评价的结合。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因为品质与价值所带有的主观性以及判断的复杂性，考核与评价往往更关注的是量化的业绩而不是内隐性的品质。这种取向的优点在于:为入编、晋升可以设定数量门槛，为奖金与津贴发放提供了最易计算的分值。无论你处于哪个职业发展阶段还是何种岗位，指标生产不仅成为教师维系其生存的基础，也是其获得职业地位与发展空间的依凭，因而它以一种完全行政介入与施压的方式形成一个全程性且无孔不入的外部激励机制。” 但这些年，高校教师们普遍反映这种外部激励机制引发的功利取向正在产生负效应。 “一些高校评职称，就不太注重质量，只看数量，这不就是鼓励人灌水？”一位老师发问。 另一位老师也表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喜欢坐多年冷板凳，埋头苦干，然后一鸣惊人的故事。但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我们首先需要一张坐得下的板凳。” 阎光才在论文中总结，“实行全员与全程合同制和绩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着教师已经完全沦为受雇者的地位。这种变化究竟是更有利于还是有损教师履行其学术责任和大学承担其使命，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都并不是一个容易问答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外部约束与激励没有转化为一种内部自觉与自我激励，反而因功利化与不确定性引发教师持续的精神紧张与焦虑，它不仅有可能带来人们的信念危机和职业尊严的丧失，甚至破坏整个职业环境与生态。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优秀人才流向非学术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人才流失，但是，当学术界对最为卓越的人才难以构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担当培育优秀后备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宁被宣布“科研进展缓慢”的当年，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还成为科技部十四五重点研发课题负责人。这一年，他作为共同通讯，和另一家机构合作的两篇学术论文见诸Apotosis，这是该机构历年发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讯，“因为我的实验设想在学校平台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去跟别的高校合作，别人出钱出力，在国内idea is cheap的大环境还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数的少数”。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别人先发表出来，因为疫情，我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做出了东西，我也有专利申请，还比别人早一周，你能说这叫失败吗？ ”但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绩效考核不通过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2024年5月27日到6月1日世界卫生大会(WHA)即将在瑞士日内瓦开议。台湾从2017年起年年期盼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会议，在政治干预下年年落空，今年恐怕没有例外。 台湾能不能参与WHA似乎离你我很遥远，真的是这样吗? 2019年12月底，台湾的卫生体系得知中国武汉出现疑似SARS的高度传染呼吸道疾病，基于2003处理SARS的经验，马上绷紧神经，除了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查证，并且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要求提供进一步资讯，立即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应对，启动边境检疫。2020年1月12日台湾防疫专家到武汉访查，在WHO发布讯息“新冠病毒仅有限度人传人”同时，1月15日台湾疾管署宣布为法定传染病，此后依据法律规定与疫情推动后续的因应措施，使台湾成为新冠疫情期间防疫模范生。 疫情初期，中共政府试图掩盖遮掩快速扩散中的疫情，以致病毒迅速向全世界扩散，又企图操控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体系，错失采取有效做法的时间，最后导致超过全球7亿病例、死亡人数超过7百万人。澳洲政府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疫情，中国以大规模贸易报复回应。典型的极权政府思维: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台湾的医疗水平居世界前端，经过2003年SARS疫情磨练，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更为完备，有经验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扩散与治疗，也深刻体认参与世界卫生体系的重要性。 可是台湾不在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之内。除了2009年到2016年之间，在中国的政治安排“通融”之下，台湾可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运作，2017年起，中国不通融了，台湾这个医疗与公卫的优等生，似乎只存在平行时空，想要贡献也不得其门而入，通报疫情刻意遭到忽略。世界卫生组织WHO名义上属于联合国，实际上仿佛中国的魁儡。一个以推动普世健康人权为宗旨的公共卫生专业机构，沦为无视人权的专制政权附庸，以严重曲解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衍申的“一中原则”，把WHO的宗旨钉上十字架。 台湾位居亚太交通枢纽，经济贸易发达。2019年疫情前2350万人口的台湾，入出境达5,800万人次，两岸关系人流互动频繁，半导体设计制造执世界牛耳。试想，Covid-19爆发之初，如果台湾没有守住，全球要付出多大的人命与经济财产代价? 1948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华民国是发起国，设立宗旨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福祉，直到1971年会员资格因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华民国被排除在外。回头来看2758号决议，解决的是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不涉及台湾代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声称代表台湾，阻挡台湾人民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不存在法理基础，WHO配合演出，除了伤害自己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也牺牲台湾人民的权利。 中国用政治金权干预世界的运作与秩序已经不是新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战狼式的言语与主张让世界各国反感，但是在经济利益之前，全球政治选择对霸权妥协，助长独裁者的气焰。如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言：‘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用在公卫防疫上，代价就是无数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即使是墙内的中国人民，也不例外。 落实普世健康人权是WHO成立宗旨，不应该因为政治目的而扭曲。Covid疫情之后，全球对防疫一体的体认更胜以往。在2024年世界卫生大会(WHA)开会前夕，本人期盼以微小的声音告诉大家，卫生与健康并非理所当然，任何形式的政治排挤都将削弱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卫生挑战的能力。台湾有愿意也有能力与世界分享卫生医疗资源，期望参与世卫大会，协助世界卫生组织落实健康人权的宗旨。 我们期盼不要有下一个李明亮，期盼全世界不需要再承受一次历时3年夺走数百万人命的瘟疫!请不要放弃健康人权的理想!请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 复旦大学教授竺干威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的改革经验。 4年后，山西启动了第三批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消息是从大同传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两会”召开期间，大同市委书记卢东亮在参加左云县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左云县要稳妥有序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口小县（左云县）机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年以来，山西先后分两批推进6个人口小县的改革试点，包括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包括大同市左云县、朔州市右玉县等在内，山西约有5个“人口小县”成为第三批改革试点县。 人口小县已成地方机构改革中的显性话题。山西之外，青海、内蒙古、湖南、安徽、甘肃、江西等地，亦有小县改革的尝试。 对部分改革亲历者来说，小县改革刚刚“平稳过渡”不久，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又将带来新的挑战。 2024年4月25日，左云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人口小县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机构合并，但是目前我县还没有推开。” 1、一定的自主空间 位于山西北部的左云，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县。左云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底，该县常住人口约为11.54万。 一般来说，常住人口小于20万的县级行政区被视为人口小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山西省117个县级行政区中，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有47个，不足10万的有16个。 人口小县的数量多了，一些共性问题开始显现。2019年年底，时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山西人口小县存在财政供养入不敷出的现象，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维惯性等问题。 山西省委编办有关负责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县大多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省委由此决策部署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2020年4月，临汾市浮山县和忻州市河曲县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县。 常住人口不足10万的浮山，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的问题同样突出。以浮山县2020年的数据为例，全年全县GDP完成39.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1.3亿元。在此财政收入水平下，供养公职人员的经费成了一笔庞大的开支。 南方周末记者从浮山县获取的数据显示，机构改革前，该县有财政供养人员5906人，人员经费支出4.6亿元。也就是说，彼时，浮山全县约每17个人中，就有1人是“吃财政饭”的。而全县每年给公职人员发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县召开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动员大会，两天后，县领导为新成立的机构揭牌。 浮山县委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县的机构改革得到了中编办和山西省委编办的指导。改革后，按照“大部制”的原则，浮山县党委序列的直属机关由9个精简为6个，政府序列由26个精简为16个，一共精简到22个。 在县党委序列，浮山县委办和县政府办合为一家，对外的名称表述为“县委办（政府办）”。县纪委监委机关和县委巡察办合并，县委组织部和县委编办合并，县文旅局、县文物局并入县委宣传部，民宗局并入统战部，县司法局和县信访局则划入县委政法委。 县政府部门中，民政局和人社局进行了合并，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合并，住建局和交通局合并，发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并成为发改和科技商务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扶贫办合并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在设计和执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阔斧”一些，但有些部门难以合并。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将审计局和其他局合并，但浮山县一位县领导介绍，调研中发现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很强，和其他局合并后不便于监督，就保持了单设的局面。 同为第一批改革试点的忻州市河曲县，改革之后，原有的36个党政机构也整合为22个，事业单位由186个整合为40个。 浮山和河曲的尝试，为后续的试点提供了经验。此后，2022年4月，山西省委确定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等4个县为第二批试点县。 王伟（化名）是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第二批试点县中A县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印象里，A县更具体的改革工作是从2022年5月开始推动的，“主要是合并机构、精简人员，把原来职能相近的部门都合并起来。”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省里给出改革指导意见后，县里负责制定具体改革方案，最终再报市里审批。 在机构改革的执行层面，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比如，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王伟说，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伟看来，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样的”，只有部分细节调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县改革第一批试点县，图为该县农村旅游航拍图。（人民视觉供图 / 图） 2、“改革不只是变几个名字” 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经验，机构撤并后，县领导兼任局长，同时每个局设置一名常务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确了14个县直机关由10名县委常委或副县长兼任“一把手”，还有1名副职主持日常工作。县领导担任这些局的党组书记、法定代表人。 A县延续了县领导兼任局长的做法。王伟介绍，改革后，有的局长成了常务副局长，继续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长没有合适的岗位，就适当晋升职级，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说原来你是正科，（现在）给你晋升成一级主任科员或者四级调研员。”王伟补充，此后，这些人员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乡村振兴、主题教育等县委、县政府的阶段性重点工作有关。 谁能留下？谁会离开？人员安排是否偏向年轻干部？王伟表示，面临着紧迫的改革任务，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首先是以稳定为主，再根据干部的个人专长、学历专业、年龄结构去调整。”他解释：“当时不敢硬考虑年轻。光考虑年轻，有些事情就没法操作了。” 王伟的担心不无道理。实际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过“阻力”。 据媒体公开报道，继浮山和河曲之后，山西原本选定了12个小县作为第二批机构改革试点，但后来减少为8个。最终，仅4个县接受改革指导意见并愿意推进改革。 李军（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县改革试点县的主政官员，他能理解地方对改革的某些“不乐意”。 “对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觉得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维持现状，我就可以运转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变几个名字、合并几个局长的问题，涉及的全是个人利益。” 李军补充：“在小县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辈子，天花板就是一个局长，甚至副局长。一旦涉及到机构改革，这里面肯定涉及机构合并和职务整合，有的正职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务员就成事业编了。所以一般对地方政府决策者来说，肯定是能不动就不动。” 具体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县改革试点数量的变化，李军觉得，这或许也和当时的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关。 李军记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中后期，“我们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两天就要开一次疫情防控会。经济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强制性必须要交账的，一般来说，那会儿肯定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3、公用经费下降明显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至今，一些效果开始显现。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张晓峰曾公开撰文表示，对稍早参与改革的6个试点县而言，“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记者此前从浮山县获取的材料显示，通过机构精简和职能融合，该县独立核算预算单位由改革前的124个压减到86个，2021年预算公用经费比2020年压减了283万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县民政和人社局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运行成本为12.8万元，人社局为33.9万，合并为一个局后，民政和人社局的运行成本为39.8万，一年节省6.9万元经费。 河曲县委组织部公布的信息显示，经测算，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将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伟表示，在A县，目前的人员经费“暂时省不了”，这和改革后部分部门暂时超编以及因职级调整带来的工资增长有关。 他解释，机构改革后，一些因部门合并而成立的新部门，整体而言出现了超编的情况，“比如说原来50个编制，现在只有40个了，目前看，在岗人员是超了的。” 超编人员的消化需要时间，三五年的政策过渡期后，部分人员退休了，整体的编制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从长远来看，这笔钱肯定是能省下来的。”王伟补充。 相较于人员工资，在A县，节省部门经费的效果立竿见影。王伟解释，过去，农业农村局、水利局、乡村振兴局等3个部门都是独立核算单位，每个部门都有公用经费。机构改革后，3个部门合并成1个，公用经费自然也只有一份，“钱肯定是省下来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改革经验。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编办会同果洛州委编办及玛多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调研组，赴山西省考察学习人口小县改革经验。 青海省委编办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结合学习考察情况和山西省涉改市县相关做法经验，调研组提出了“考察学习山西省改革经验做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实施方案》”“出台干部职级晋升、提前退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编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议。 常住人口不足1.5万人的玛多县是青海省人口总量最少、机构编制规模最小的建制县。2022年5月，玛多成为青海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县，设置党委机构6个，政府工作部门14个，党政机构由改革前的25个精简为20个。 2023年9月15日，玛多县正式印发并实施涉改部门“三定”和“九定”之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宣告完成。 左云县政务服务中心。（南方周末记者李桂 / 图） 4、“上下不对口”何解？ 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改革尝试，早已有之。 1990年代，财政自给率只有27%、需举债才能发工资的陕西省黄龙县率先开始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 黄龙县将职能相近的局委合并，并对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分三年逐年减少财政供给，直至全部脱钩。最终，该县撤并了党政事业单位58个，仅县直单位就减少了228个吃“财政饭”的人员。不过，几年后，不少机构又恢复了原样，财政供给人员甚至比改革前还增加了一千多人。 黄龙县机构改革的阻力与“条条的压力”有关。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改革后，有的上级政府部门在黄龙找不到对口单位，有人形象地总结说：“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继黄龙之后，湖北省随州市在2000年开始的改革也遇到了类似困境。机构改革7年之际，有媒体回访随州改革现状，发现反倒增加了9个机构。 2009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实施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后，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与区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合署办公，涵盖了原来统战、侨务、外事、民族宗教、民政、农村等9个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职能，工青妇残联也归口到该部。 此后，一个农村工作科就要对应省农业厅、省农办、省财政厅3个部门。到了写各类汇报材料和年终总结时，社工部(局)对应着14个省级部门，就要写14份总结报告。该部（局）秘书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个，而一般部（局）的秘书科只有两三个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竺干威长期关注机构改革，在他看来，黄龙、随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异。黄龙属于特例，“完全是因财政拮据问题引发的”；而随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既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一面，也有试图改变现状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开始的时间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机构改革提出的“允许地方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 与黄龙、随州、顺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内容差异不大，主要就是精简机构、缩减编制。竺干威认为，这与环境压力、路径依赖有关，“一般来说，沿着原有的路径往前走，要比另辟蹊径来得容易。” 对人口小县而言，是否只存在横向机构合并这一条出路？答案是不尽然。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李冬玉提交了《优化县级行政区划，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她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的小县试点先行合并，以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李冬玉的这一建议在陕西佛坪县受到了抵制。佛坪位于秦岭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县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佛坪后，当地两百余名退休干部马上联名向陕西有关领导写了一份“不赞成小县合并的建议”。 在山西，“合并”的动议早已有之，但最终没有下文。 临汾下辖的曲沃县和侯马市历史上曾是一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至今两地市县分置也不过五十余年。侯马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区域总面积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积最小的县。 2018年11月，曲沃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曲沃县和侯马市合并的意见（草案）》，同意曲沃县、侯马市合并，合并后称侯马市，新的市政府设在曲沃县城。 但此后，两地合并的事却不了了之。社会上对两地合并争议的焦点是，合并后地名是叫“曲沃”还是“侯马”。曲沃县曾获得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称号，旅游业发展潜力大，但侯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县级市。 人口小县的问题并非山西独有。《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公开的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的2075个县域单位中，户籍人口在10万到20万之间的县（市）有228个，10万以下的县（市）有206个。其中，又有90个袖珍县（市），常住人口在5万以下。 竺干威觉得，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从小县本身的特性下手。“这幺小的县，看上去有这么多的官员和机构，这个感觉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话，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不会显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来，改革要跳出政府来解决问题，发展经济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他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山西的试点县而言，“上下不对口”问题也已出现。 按照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人口小县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访局，将划到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对王伟等地方党委核心成员而言，这又是新的挑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当下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但有些人可能活得更不容易。 自己就是写作者的张畅说： 偶然得知，身边好多从事文化产业的朋友都失业了，大多是年龄30+/40+，经验丰富，学历高，专业很强的。一般的原因都是公司为了节约开支，裁掉用人成本高的，用更便宜、不需要缴纳五险一金的实习生/外包来替换。不少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都转行去做留学文案、旅行代理、游学、视频平台的博主了。 会不会在经济下行、文化产业不断边缘化的时期，专业、经验、行业资源、个人能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力便宜、性价比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硕士/博士学位除了能拖延找工作的时间，学位本身已不再重要，太好的背景反而会让用人单位更疑虑。我们会不会终将进入一个更加严苛的“用之即弃”、不断更迭、将人工具化、劳动力低廉化的阶段…… 这番话很容易让我代入，因为我本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年过不惑，四年来三度失业，原本二十多年赖以谋生的专业技能差不多已经一文不值，虽然还能写点东西，但无论是媒体约稿还是自媒体创作，论收入都是不稳定的。要活得好，谈何容易。 有一位“一滩青梅酱”，在做了一年多小红书博主后，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两期播客的内容，在豆瓣上发了一篇《想做自媒体的，我来劝退你》，总结了很多辛酸的经验之谈： 1、做优质内容≠能赚到钱。如果只是想赚快钱，可以放弃做内容 了，去研究各类目标人群、直播带货话术等等会更合适。 2、优质内容所筛选出的粉丝，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想法、 有审美，所以会更加挑剔。想让足够清醒和理智的人为你付 费，比忽悠傻子要难得多。 3、如果你的粉丝都很理智，那你不仅是赚钱难，还很容易跌落 神坛，因为他们是真的会动脑子、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骂 你大笨蛋。 4、赚钱的最佳目标：人傻、钱多、声音小，这三样至少得占一 样。某些群体一样不占，但做下沉市场的话，三样就全占了。 5、你喜欢看什么，平台就给你推什么，同时push博主继续生产 同样的“爆款”，直到这个话题充满了垃圾和抄袭。作为博主， 不可能不被爆款的流量所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垃圾生产 者。 6、所谓“莫名其妙火了”，都是小概率事件。平台上会火什么话 题，平台是有能力决定的，而且平台一定会把这个权力掌控在 自己手里，不会下放。 7、那些很“纯粹”的博主，大概率就两个结果： 缺乏足够强的正反馈，做段时间就不做了； 一直在做，但不愿迎合流量，所以不会被人看到。 8、想靠自媒体“轻松赚钱”的可以洗洗睡了。互联网流量的分配， 堪比现实中资源的分配——并不是足够努力、足够诚恳、足够 干货，就能得到相应回报。 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机会真的很少。大部分鼓吹自媒体的人都是卖课的，毕竟自媒体看起来门槛低且上限高，但，有这样的好事？ 她的结论是：既要形象又想赚钱是极难的；并不是有了流量就万事大吉，更不要为了流量去迎合平台规则，“最差的情况是：平台用流量引诱你做什么，你就傻傻地去做什么，这样既赚不到钱，也没有乐趣，纯粹是给平台白打工了。” 类似的观点看过很多，有的甚至我自己也苦笑之余颇有共鸣，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反市场的观点：这个“市场”至少目前很糟糕，劣币驱逐良币，洁身自好者无法胜出，而读者之所以付费则只是被“忽悠”了，因而那些“人傻钱多”的下沉市场是赚钱的最好目标。 至于幕后的平台，按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也往往谈不上筛选、推送优质内容（前两天腾讯和字节跳动高管还互骂对方都是在“喂猪食”），只是无情地操纵流量，利用创作者，迎合庸众，从中牟利。 平心而论，这里的一些控诉是情理之常：曲高必然和寡，流行音乐的受众肯定比古典音乐多；一篇2万字的学术论文，哪怕写得再好，在自媒体平台上，且不说得到多少阅读量和赞赏了，能耐心看完的人都不会太多。这一点无论在哪里、甚至哪个时代都一样，没有什么市场规则能确保严肃内容一定更受欢迎。 但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是当下的现实：鱼龙混杂，众声喧哗，陷阱很多，而那些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文化创作者，与其说是个人英雄，倒不如说是卖艺谋生的个体劳动者，过着一种毫无保障的动荡生活。 说这些至少有助于祛魅，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看清现实，别一头栽进去，费时费力还不自知。不合理的规则或现实当然需要反思，但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一直说，“还是要做事”。 亡友张晖在很多年前曾对我说过：“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话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 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认同这个现实，而是如何改变它——比如，不吝去支持那些值得支持的人。这种支持未必是赞赏，也可以是任何方式：点赞、点在看、转发、推荐、讨论，如此等等。 写这个公众号四年多了，我从来没要读者“一键三连”，倒也不是我多清高，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开这个口，愿意的人自会愿意。不过这两年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尽力去支持那些同道中人，转载、推荐，我相信人与人联结的力量。 当下的自媒体环境，确实“输出情绪”才有最多流量，理性的声音很难占上风，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去说，才能开辟出一点空间，新的一批公众才有可能逐渐成形。 这能有多大效果且不论，但重要的是值得去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有朝一日这世界变成我们不想要的样子时，我们就没有权利抱怨，因为我们自己就放弃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当郭有才突然爆火后一些人徒劳地想要找到原因，跌宕励志的人生经历、不离不弃的爱情、众多草根大众的情感投射、资本推动的流量密码，等等，这些因素有一些道理，但不是关键。 关键是，视频平台需要讲一个新的故事，让无数在平台免费打工的人们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得到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这故事比外卖小哥3年赚100万、摆地摊年入百万更加激动人心、更加接近梦想。 因为他们发现，郭有才相比于他们并没有壁垒，唯一的不同只是彩票号码牌上的数字。 张同学、闻会军、王婆、郭有才，不断会有故事产生，这样的故事是因为需求而产生，也就是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故事，只是郭有才被遴选了出来。 时传祥、张海迪或者某某人物，也是因需求而产生的故事，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你误以为再走几步就能吃到眼前的萝卜，实际上萝卜永远在你的前方。 郭有才大火之后，无数人来到菏泽南站去寻求那个萝卜。 这两天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个视频，画面是菏泽南站各种奇奇怪怪在直播的人，配上“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的音乐，让观看者油然产生一种审丑带来的优越感。 这里充斥着让人不悦的傲慢与歧视。中国人的歧视是很严重的，职业歧视、阶级歧视、审美歧视、民族歧视，因为在歧视中才能找到稀有的自尊。 考公大军不会比菏泽南站直播的人们更高贵，写字楼里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努力。要我说，他们是葱省难得的一抹亮点，因为他们并不依赖体制而生活。 当然你要说他们对体制是求而不得，这也是事实。但他们不是妖，不是魔，他们只是像以前胸口碎大石的卖艺人，努力而艰辛地寻求生存的机会，你没有任何理由去擒住、降住他们。 针对菏泽南站的直播“乱象”，当地政府进行整改，涌到菏泽南站的主播被驱离，据说只要出现“菏泽南站”，账号就会被平台封禁，理由是“以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为噱头博眼球”。 这不仅无法可依，而且相当残忍。 对弱者残忍，但对强者跪舔，这个长期的劣根性，在直播行业得到极致体现。倘若一个草根主播成了大V，那他就会得到尊敬和崇拜。比如董宇辉，一个视频显示董宇辉在逛某个公园时，公园管理方给他为数众多的安保人员。对此董宇辉也是安之如怡，向围观群众频频微笑挥手。 他、保安和公园管理方难道不应该是羞愧难当吗？ 现在的视频直播赛道，就像是众多鲤鱼在浅河里争先恐后地游到龙门前，跳过龙门就成了龙，没跳过龙门就死亡，岸边的人们对龙万分崇敬，对鲤鱼则无比唾弃，还说他们是妖魔鬼怪，把风气带坏了。 这种势利和虚伪让人作呕。 有不少评论说郭有才爆火以及到处是直播，会给孩子树立不良的价值观，让他们只想做主播赚大钱，而不立志于做科学家了，还说一个主播收入百万千万，而科学家生活清苦云云。 这样的说法充满了腐朽的恶臭。在台球室录像厅出现的时候，在电脑游戏网络游戏出现的时候，以及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那些前朝遗老、保守派们总是对新事物痛心疾首。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顽固。 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视频主播绝对是无法带坏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那你应该去看哪一个行业的犯罪率最高。 说做主播轻松赚大钱，这不是事实。如果某个事情能轻松赚大钱，那肯定轮不到他们。事实上，这个行业里遵循的是一九法则，绝大部分人只能得到点残渣。 对他们的直播，包括郭有才唱的《诺言》，我看不懂，但表示理解，展示才艺这事，最重要的是展示其次才是才艺。 我不太理解的是有数十万人在郭有才的直播间里消磨时间和手机电量，不太理解人们会去围观董宇辉逛公园，不太理解直播经济在中国一枝独秀，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爱凑热闹。 后来我觉得，核心原因可能是孤独和荒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