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錢還是方便？捷星航空大改頭頂行李艙政策
2026 年 8 月 6 日
有段視頻的調查截圖在網路流傳。它是共青團中央製作並發布的，標題是《真正躺平的是極少數》，下面是調查：大家是極少數還是大多數？ 有趣的是，選擇「躺平的極少數」的有93%，而「不懈奮鬥的大多數」是7%，與視頻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反差，諷刺效果拉滿。 網路圖片 能夠理解網路流傳這張截圖的原因，發布者試圖倡導大家不懈奮鬥，但是現實經驗卻告訴大家，奮鬥並不能使奮鬥者得到應有的報償。在很多人看來，不奮鬥會窮，但是奮鬥卻會又累又窮。 不過，我要潑一盆冷水。在諷刺發布者，通過投票表達不滿的同時，不要被93%「躺平的極少數」給忽悠了。 且不說這樣的調查本身就不能反映人群的全樣本，「不懈奮鬥者」很少能有閑觀看視頻並參與調查，反而是「躺平者」更可能有閑觀看視頻並參與調查。這樣的調查只作戲耳，不可當真。 我想說的是，「躺平」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最年輕的躺平，也就是從高校甫畢業的年輕人，要躺平先得自食其力。如果不能輕鬆地自食其力，那麼年輕人想躺平也不能。 智聯招聘前不久發布的數據，普通本科院校的本科畢業生收到工作offer的比例只有43.9%，研究生更是低至33%。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新畢業年輕人很難自食其力。 當自食其力頗為艱難的時候，躺平是萬萬不可能的。 不信，城市裡那些日晒雨淋、風雨無阻的外賣騎手、快遞小哥，他們中有不少就是畢業沒幾年的年輕人。他們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被平台演算法拿捏得死死的，無論他們多麼辛苦，也只能勉強自食其力而已。 網路圖片 問題是，新畢業的年輕人面臨著各個中心城市外賣騎手崗位飽和，想入行恐怕都難擠入的地步。 自食其力的躺平對於絕大多數年輕人來說是相當困難和艱辛的，搵食尚不易，談何躺平？ 解決了自食其力，才算是有了最初步的躺平可能性。 從心理學角度，當一個人解決了自食其力，那麼必然就會有生活安康的追求。也就是要尋求一份穩定、安全的工作機會。所謂躺平，也就是能夠自食其力的基礎上，放棄追求安康的念想。 網路圖片 談何容易！在解決了自食其力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後，人類有著天性驅使著去尋求安全和穩定。也就是滿足安全的需要。 如果說自食其力的賽道已經充滿艱辛，那麼追求安全和穩定的賽道更是舉步維艱。 網路圖片 像上面這條新聞圖片，能供養孩子去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都不會差，也就是有條件的家庭。年輕人出身這樣的家庭，自食其力的壓力就要小很多，至少無須去競爭外賣騎手。 不過，要追求穩定和安全，舉目四望，即便是家境優渥，曾經留學斯坦福的學霸，竟然只剩下鄉鎮公務員可做考量。那些普通家庭的年輕人呢？ 更多好不容易熬到自食其力，希望能繼續追求穩定和安全的年輕人，恐怕連機會都覓不到。外賣騎手肯定不是一份有安全保障的工作，也不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它充其量只能讓從業者自食其力。 現在所謂的「四不青年」，不談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娃，與其說他們「躺平」，毋寧說他們根本沒有機會「上升」，苟活於自食其力。 心理學裡，這樣的躺平，也被稱為習得性無助。人類有天然的內驅力改變處境，但是當無數次艱辛的努力並不能帶來事實的改變，人們就會放棄努力，習得性無助。 網路圖片 事實上，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1》披露的數據，中國社會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6億人；1000～2000元之間的有3.1億人，二者相加就佔據了中國人口總數的62.1%，妥妥的大多數。相對地，超過5000元的佔比只有10.8%，絕對少數。 可以這麼來理解，中國社會90%的人都在自食其力和穩定和安全之間不懈奮鬥，他們根本無法躺平；如果他們看起來放棄努力，也只是習得性無助。 所以，我認為共青團中央的視頻結論是成立的，真正躺平的是極少數。從需求金字塔來看，起碼要越過安全需求；從收入圖釘來看，起碼要月收入5000元以上，才有可能躺平。 網路圖片 作為高校心理學課教師，我告誡台下的年輕大學生——他們都來自普通家庭——如果你們沒有拼爹的家庭支持，那就只能拼自己，不要被那些所謂的「躺平」給忽悠了。 就醬。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說起來悲壯，也確實悲壯，但是無能為力。因為新媒體時代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幾乎所有人都走過去了，我們卻依舊堅定地想走在那條狹窄的老路上。 我越來越確信，新媒體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 這麼說，似乎有點絕對。那些偉大的媒體，《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和《紐約客》不也都成為了新媒體嗎？ 這些新甁裝舊酒的媒體，不過是新身體，老靈魂，他們依然運行在原有的媒體規則之上，在本質上，並沒有做出多少改變。 況且，他們的靈魂也正在被新媒體所侵襲。看吧，《紐約時報》在過去10年里遭受到的觀念批評，比過去100多年加起來都多。 ▲《新聞編輯室》劇照（圖/豆瓣） 這麼說，其實還挺得罪人的。難道我們沒有看見過新媒體海洋中，依然有著兢兢業業，甚至是哪怕小眾，依舊堅持專業的人嗎？ 他們的聲音太薄弱了，在數量優勢的壓迫之下，他們或被淹沒在巨大的眾聲喧嘩之中，或者逐漸在污濁的海洋中被溺斃。這本身就是彎路的一部分：巨大的庸俗，消滅了少量的優秀。 在新媒體的短短几十年歷程之中，它就以自己龐大、惡劣與暴戾，摧毀了人類傳播得以健康運行的基礎原則，無限制地放大傲慢、偏見與惡意，使真相變得極其稀薄，思維走向極端化，控制無孔不入，而迅速消解了人類思想的厚度與深度。 它以希臘海妖塞壬一樣的聲音蒙蔽了公眾的心智，從而讓人類的思想能力快速退化。 01 在幾年前，曾經有一篇爆文：《互聯網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段彎路嗎？》。這是一個問句。這是一個長久的拷問，作者沒有答案。 我也沒有答案。我不知道。 但我確切知道的事情是：互聯網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知識解放。 它將數以億計的人拔擢出了知識的貧乏，也將數以億計的人拔擢出了貧困的深淵，也賦予了數以億計沉默的人以發言的空間。 精英壟斷世界的歷史，在互聯網誕生的那一刻，徹底淪亡了。 但是這一切是福還是禍，無法斷言。 如果互聯網是福是禍無法斷定的話，新媒體卻充分地展露了它邪惡的獠牙。 新媒體又是為什麼會敗壞人類的思想與傳播？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盧梭對於大眾文化有著深刻的恐懼。他極端反對公共大劇院的建立。因為公眾劇院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娛樂大眾。 為了增加票房的收入，公共劇院的劇目是向下看齊的。也就是，越是滿足更多人的審美能力，就越能夠獲得票房的勝利。於是，大劇院成為了比下限的競爭。它終將敗壞人類的心靈。 新媒體就是互聯網時代的大劇院。但是它走得更遠，向得更下，並且更加便於利用。 圖/圖蟲創意 流量控制與思想媚俗。新媒體誕生之日起，就是追逐流量的。當智能手機普及至鄉村級別的時候，流量的競逐使內容成為了審美與觀念的噩夢之地。 在流量的競賽中，傲慢、偏見與情緒，更加容易獲得缺乏訓練的公眾的認可，理性的、中立的、客觀的內容從來都處於劣勢。為了生存與競爭，良性的新媒體必須不斷地調低自我的設定，以獲得生存空間。 在流量思維中，有許多固有的原則，必須被犧牲。如果你滿足於成為一個小眾的媒體，那麼顯然，你也就被邊緣化。即便你願意被邊緣化，你也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 因為在生存壓力之下，思想媚俗就成為一種必須。要想有流量，你就必須滿足公眾所期待的傲慢、偏見與情緒。 即便你想要摒棄新媒體所帶來的流量控制，你卻仍然無法擺脫流量控制所帶來的思想影響：因為人是群居動物，必須生長在社會之中。 新媒體的社交功能控制了幾乎所有人，於是你就依然暴露在流量之中，被流量控制的內容和思想所控制。 02 流量的背後是演算法。演算法操控了人們的喜怒哀樂。 不要誤會。我並沒有說，演算法的背後是一群邪惡的資本家或者工程師。他們不過是商人，是職員，他們只是在做他們的工作。 但是演算法不是教育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是哲學家。演算法推動的，是媒體和內容的更加慘烈的比下限。因為只有下限越低，才會有越大的流量。 演算法旨在發現人性的卑劣之處，好在人們的脆弱之中獲得商業的成功。 在傲慢、偏見與情緒之中，人們更加容易對內容以及推送產生共鳴。演算法並不平衡人們多元化需求，它所攫取的，是最簡便獲得流量和認可的地方。 於是人們的傲慢、偏見和情緒被摘取出來，不斷放大，人們才會不斷地沉迷、沉陷與執著，把時間、言論和慾望交付給新媒體。 圖/圖蟲創意 信息的長度也越來越被裁剪，思想與觀念於是越來越碎片化。演算法的借口是因為人們的生活與時間越來越碎片化，因為現代社會的節奏需求。但演算法的實質是，只有碎片化才能快速銷售。 碎片化的副產品是極端化。在極其短暫的時間裡，要達到對用戶心智的控制，就必須把信息極端化、情緒化與片段化，只有用最短的時間攫取用戶的注意力，才能獲得用戶的認可。 碎片化加強了公眾的輕率，降低了他們的耐性。真相不可等待，言論不可思考。只有同樣的極端化，才能獲得更多人的參與與認可，流量的效應才能夠放到最大。 真相的時長與思考的審慎於是被全面放棄。在演算法的孕育之中，思想賴以成長的根莖逐漸萎縮。 思想的創造性與獨立性，來自於整體化與深度。在碎片化中，思想的整體性被打消，知識的整全性被放棄。碎片化的學習所包含的，從來都是對知識的片面理解和掌握。人們越是急於從碎片化的學習中獲得職業的好處，或者社交的勝利，就越是對整體性知識和深度思想嗤之以鼻。 圖/圖蟲創意 整全性知識和深度思想的淪亡，使人類思想如同星際碎片，在廣袤的空間中無望地漂流，而無法凝聚成為一個有效的整體。 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人們開始耽溺於長和平所創造的富足，思想的銳度開始下降。而到了互聯網與新媒體時代，思想的資源日益枯竭，思想的深度日益淺弊，以至於整個世界都處於哲學荒原之中。 創造性和多元化，同時在流失。 03 《不服軟的時代》，是一群評論員針對新媒體時代的無望的抵抗。 它是由一群傳統媒體人所構建的新媒體，期望用新媒體的方式，實現傳統媒體的使命。 在傳統時代里，媒體是一門職業，新聞是一個專業。信息的發布與觀念的輸出，需要經過專業的訓練。它有一整套完整的職業培訓，和信息發布的準則。 公眾發布的是信息，記者發布的是新聞。 公眾發布的是言論，評論員發布的是評論。 公眾根據信息各自發布的言論，形成輿論。評論員根據輿論走向發布評論。評論與輿論可能相左，也可能相合。 評論員並不對公眾負責，他首先對自己負責，其次對自己所供職的機構負責。機構需要在規則的框架中行事，否則就會被公眾所詬病，乃至被逐出市場。 所以新聞與評論，都必須在真實、客觀、平衡的原則下進行。 圖/杭州曉風書屋 並非所有的新聞與評論都是合格的。但是有市場競爭的存在，於是優秀與合乎規則的機構，就越加獲得公眾的信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信力。公信力是機構得以存在的生命線。 公眾與記者的身份是可以轉換的，但是必須經過嚴格的職業訓練。這其實在任何職業中都存在。 冰川思想庫的評論員，都是經過訓練的，並且在類機構的規則流程中運行。我們不允許對未經確認的信息進行評論，不允許偏激的思維得以發布，不允許傷害公序良俗的信息得以出現，我們也不允許一元化和極端化的文章刊佈於我們的媒體。 因為我們是曾經經過嚴格訓練的職業的媒體人。 圖/杭州曉風書屋 我們當然會犯錯。你要允許一位醫生開1000台手術的時候，會有一次甚至兩次的失敗。但我們不會故意傷害病人。就是說，我們不會有意扭曲信息。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在新媒體時代中必須堅守的準則。 還有一些其他經過訓練的媒體人做了新媒體，但是他們變成了壞的、糟糕的新媒體。這也並不奇怪。一位擁有正規執照的醫生也可以成為一個坑蒙拐騙的醫生。因為他覺得賺錢更重要。 所以，當你閱讀《不服軟的時代》的時候，你會發現它與大多數新媒體格格不入。因為它依然想在新媒體時代中，守舊著傳統媒體時代的準則與使命。 但是蚍蜉撼樹，螳臂擋車。我們是新媒體時代汪洋中的一條船，弱小、無助、固執，風雨飄搖，隨時可能傾覆。 說起來悲壯，也確實悲壯，但是無能為力。因為新媒體時代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幾乎所有人都走過去了，我們卻依舊堅定地想走在那條狹窄的老路上。 冰川思想庫8年，我們也曾經頻繁地出現爆文，是因為仍然有一群人，願意傾聽理性與多元。但是我們越掙扎越絕望，越奮發越弱小，越固執越與世隔絕，因為新媒體時代以雷霆之力，摧毀沿路上想要堅持獨立、自由與思考的所有一切殘餘。 不服軟其實已經是一種妥協。它放棄了向上的努力，而因此努力支撐的，不過是一些維持人性基本尊嚴的準則。我們所能信守的，不過是無法退卻的底線。 但是就像三體中被放逐了的青銅時代號，茫茫宇宙，我們又能去向何方？ 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能本能地守著一方小小小小小小的最後的方陣。哪日宇宙大火，我們無非也是與汝偕亡的一顆小小灰塵。 連這，大概也不過是一種奢望。 04 可是，為什麼是一條彎路，而不是一條絕路？ 總有人和稀泥說，沒有你說的那麼絕望啦。人類總能找到一條向上的道路。你看人類不是生存到了現在，還在不斷進步嗎？ 這種論調幾乎無處不在。在面對氣候變化的時候，很多人說，誇張了。人類怎麼會因為氣候變暖而滅絕呢？總會找到出路的。 美國著名的脫口秀老頭喬治·卡林在一個著名的段子里說，人們總在說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哪裡需要你保護。地球45億年了，人類消滅之後很久很久，地球還在那裡。所以根本並不是什麼保護環境，而是保護人類而已。 道理就這麼簡單。 流量還在搶，演算法還在算，新媒體活得好著呢。 圖/圖蟲創意 所謂的彎路，是有一種可能性。人們突然被釋放出來，他們失去了方向和導引，於是開始放縱自我。但是他們慢慢會發現，放縱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有準則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審慎的言論才是負責任的觀念，而獨立而多元的思想，才是人類自我進步的思想。 然後，他們或許會撥亂反正，開始尋找約束自我，約束產業，以及規範內容的道路。 但是你也沒法那麼樂觀。被揭去封印的魔鬼，並不會那麼輕易就自己輕飄飄回到魔瓶里去。潘多拉魔盒打開，妖魔鬼怪魑魅魍魎依舊活躍在世間。 把彎路重新掰直，需要很大的代價，需要每個人都要參與進去的鬥爭。 它不是一條絕路，並不因為有什麼確切的證據，而是只是對人性最後的希望。就像希望環境可以被保護，演算法可以被校正，自由可以被施行那樣希望。 《不服軟的時代》，說的是，我們一群人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你願不願意也履行你的職責？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近年來，職校學生實習亂象頻發，社會與公眾也愈發關注職校學生在實習過程中的境遇。然而，主流媒體在報導相關新聞時，總是避重就輕，僅僅談論職校學生表面上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長久以來，職校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所遭受到的多重壓迫，不僅僅來自於勞務中介與實習單位，更有學校的從中作梗。職校學生作為弱勢的一方，即便有所作為，迫於層層的壓迫，也只能忍氣吞聲。即便在2022年1月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了新修訂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規範實習環境，但類似的新聞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因為職校生實習迄今仍未被承認為勞動者，無法獲得勞動保障。本文從多個方面淺探職校學生的實習困境，以及講述職校生們的抗爭嘗試。 職校學生與社會上的普通藍領工人的區別在於，學生作為未成年人，對於實習單位與勞務中介來說往往是更為「廉價且易管理」的勞動力，也往往更缺乏相關的知識保護自身的權益。相較於普通的成年藍領工人，學生的反抗意識相較之下顯得沒那麼強勢，學校與勞務中介也可通過更多的方式來壓迫學生就範。 在實際過程中，實習單位的真實情況與學校以及中介所宣傳的大相徑庭，實習單位往往是與學生專業不符的電子廠等基礎製造產業。（來源） 職校生實習工廠外部 「開始以為會讓我們接觸計算機類的東西，可現實並不是那樣，我們被安排進了廠。說的是實習實則，可和專業根本不對口，無非就是讓你進廠。累死累活幹了一天到頭來只有135」 即便學生們對此表達不滿與抗爭，學校也會以扣押畢業證、開除等手段強制學生實習。 「不實習或實習期未滿就不給畢業證」 學生們為了那一紙證書也不得不作出妥協，對惡劣的實習環境與本就低價且被多重剋扣的時薪一再忍讓。 一、被侵犯的勞動權益 專業不符、層層剋扣的流水線實習 2023年6月，洛陽市商業中等專業學校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被統一安排從洛陽出發到電子廠打工，大約有200多名學生，專業各有不同。（來源） 2023年9月，鄭州軟體應用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生被送去在液晶顯示器廠里打螺絲（來源）。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八條：實習崗位應符合專業培養目標要求，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來源）然而大部分職校學生都會被學校安排進電子廠。這中間一個很重要的推手即是「勞務中介」。在勞務中介看來，市場上的求職人員極其不穩定，他們需要「廉價且易管理」的勞動力，而職校學生需要實習以完成學業。中介與學校一撮合，將學生們安排進電子廠，從中產生的巨大利潤則被學校、勞務中介、工廠聯合瓜分。 學校掛著金燦燦招牌，背地裡卻與工廠、勞務中介勾結 今年4月，雲南新西南技工學校的學生在工廠實習，工資每小時23元，學生卻只能拿到14元（來源）。中間相差了9元，到底去了哪裡？學生詢問學校，學校說是勞務中介扣走了錢。錢最後去哪，不了了之。這並非個案，勞務中介、工廠、學校從中賺得盆滿缽滿，類似「300個學生干一月，學校提成63萬」等新聞層出不窮（來源）。這樣的實習唯獨苦了學生，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工資，也學習不到與專業相符的實踐經驗。 有網友對此調侃道：「你不進廠，校長怎麼換勞斯萊斯？」 廉價的勞動力與高強度的工作時長 「一天工作12小時還要輪值夜班，9塊/小時低價壓榨實習生」 「每天工作11小時，還是站班，工廠按照25元/小時發放工資，學校卻只給學生髮16元/小時，其中9元遭學校吃回扣」 「一天除去吃飯工作十小時以上，工資還是正式工的1/3」 「上的是夜班，基本上從晚上八點多到次日早上八點多，工資14元/小時，中間有休息，沒有加班費」（以上部分來源：1、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職校學生一天工作十一十二個小時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實習工資普遍低於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難以抗爭的境遇 「你不去參加實習，不完成這門課程，你的畢業證，要是你能拿走，找我說話」（來源） 「身份證被帶隊老師收走了，沒身份證想走也走不了」 以各種手段壓迫學生強制參與實習已是層出不窮，「扣押畢業證」「收走身份證」等手段已是慣用伎倆。 鄭州軟體應用中等專業學校學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揭露： 「我們如果要辭工的話，就得先給學校交560塊錢才可以走」 對於想要離職的學生，學校也會以加收各類雜費為由來迫使學生就範。走，或是不走，對於學生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選項。在此境遇之下，學生們並沒有選擇權。 而對於學校的做法，學生們也對此怨聲載道，在相關新聞視頻： 「以畢業來威脅，如果我們不完成實習，就會影響我們畢業」 「非常不合理，我們是來上學，又不是來打工的」 「課表上教育實踐寫的是兩周，但現在安排我們實習的是兩個月，而且是佔用暑假時間，不是在教學時間內，這還是教育實踐嗎？」 「根本就不合理，實習和不發畢業證完全就不沾邊」 「說實話，不管你讀的是哪個專業，安排的實習工作永遠是電子廠，跟自己學習的專業沒有一點關係」 隱形的剋扣 在深圳實習的職校學生拍了一段短視頻揭露學校的一些隱形剋扣（來源1、來源2）： 「第一天體檢每個人交55」 「說食堂吃飯正式工補貼300，我們每個人上個月剛交500伙食費，這個月要交1000多」 「水電費也貴得要死，上個月60塊錢一個人」 「宿舍衛生不幹凈被宿管拍照還要罰款50」 對此，這位學生也在視頻中表示：「反正來了都是被黑的」、「實習生活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美好」。後續他還在評論區補充道： 「下次實習我寧願自己去其他廠，也不願意跟著學校吃虧」 由此可見，此等境遇早已被學生們詬病已久。而在評論區里也有貌似同為職校學生的網友表示同感。 某職校生的實習產線 雖然近年來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讓學校不再那麼明目張胆地隨意剋扣學生們的工資，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校用其餘的隱形雜費從中剋扣學生的工資以此牟利，如不合理的水電費、伙食費等。 城市裡高昂的生活成本與學生最終所得到的一兩千塊錢的工資形成明顯的對比，付出的工時與勞力在此時顯得極為低廉。這些背井離鄉來到另一座城市謀生的學生們被學校當成了牟利的工具，在昏暗且密不透氣的廠房裡日復一日地重複流水線工作。 二、來自學生的反抗 即使職校學生處於被壓迫的艱難處境當中，一些具有反抗意識的學生也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對策。 有專科院校的學生在社媒平台分享自身經驗（來源）： 「報考專升本的學生可以申請不去頂崗實習」 「上網找家店或家裡有關係蓋個章搞定就行」 亦有一些被工廠剋扣工資的學生向一些專門援助此類事件的博主求助，最終拿回了自己應有的工資。（來源1、來源2）當然，能像這樣順利拿回工資的例子少之又少，大多數職校生依舊是拿不回自己的工資且只能認栽。這些大多數是沉默的，他們在社會輿論上的聲量極小，整個系統也並從來不會傾向學生。 職校生被威脅恐嚇，快手博主協助爭取工資 上述學生的抗爭或許微小，或許最後不了了之，但我們相信星星之火，終會燎原。一顆雞蛋撞石牆，難免會碎裂斷腸；但一堆雞蛋可以圍成一面力牆，繼續擴張。只要學生們的抗爭意識還在，面對來自各方的逼壓，依舊可以作出抵抗。當更多人，不只是職校學生，還有社會各界加入進來，我們才能一步步地改變與消除此類不公，維護職校學生應有的權益。 三、各層級的狼狽為奸與法治體系的30年漏洞 職校學生所遭受的壓迫不是單一的，而是來自學校、勞務中介、工廠的多重壓迫。學校甚至會跟當地政府打通關係，做好所謂的備案。各層級間的相互庇護構成了一張針對職校學生的利益關係網。 不管是學校、勞務中介、工廠，亦或者是當地政府，甚至於整個體系，從始至終都沒有站在職校學生的一方。它們所想的僅僅只是「利益至上」「利益最大化」。如何運用最低的成本去招攬更為廉價的勞動力來獲取更大的利益，是它們最主要的行動準則。 學校作為本該教書育人的地方，卻在利用學生從中牟利。工廠需要廉價且易管理的勞動力，因而盯上了職校學生。勞務中介與地方政府都想從中分一杯羹，勞務中介為學校與工廠之間建立聯繫，地方政府提供靠山。各取所需，各為其相互支撐，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一張以捕獵職校學生的利益網在保護傘之下日漸龐大與牢固。 勞動保障制度的刻意忽視也是導致此種情況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二條：在校生利用業餘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係，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來源）如果在校生不符合建立勞動關係的年齡條件，那麼勞動關係不成立。然而，即使在校生符合年齡條件，其在勤工助學的同時擁有「在校學生」的身份，工作活動屬於脫產學業外的兼職性質，因而職校學生實習一般無法被認定為勞動關係。 在此情形之下，職校學生無法受到勞動法的保護，只能適用於民法中「誰傷害誰賠償」的原則。從1995年勞動部發布這個意見開始已經過去了近30年，然而，時代在變化，學生實習已經完全與當初勤工助學的情境不同，這樣一個造成實習生缺失保障的漏洞卻從來沒有被認真討論與修復。 面對愈演愈烈的職校生勞動問題，教育部曾帶頭於2016年發布《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明確了學校、實習單位應對職校生進行保障，禁止重複勞動等。然而，這套規定並未起到實質作用，以至於直到2024年的現在，職校生仍經歷著一遍遍的剝削傷害。因為這套規定徒有其法，沒有明確罰則，主管單位也不明確，教育部門想管勞動部門該管的事情卻又沒有相應能力。 於是，遲遲無法被承認為勞動者的職校學生將大好的青春貢獻在電子廠里，干著與所學專業不符的流水線工作，拿著本就極為低廉的工資，在此中間還要被層層剋扣，同時還要遭受來自惡劣的實習環境所造成的身體傷害，甚至因此落下終身殘疾： 「右手被捲入機器一個多小時，食指和中指被截肢，落下殘疾」（來源） 不僅如此，職校學生還要遭受精神上的巨大壓力。不僅僅來自於學校與工廠，更來自於家庭與社會。在多重壓力之下，學生心理問題頻發。然而相較於普高，大眾對於職校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關注度顯然由於社會本就對於職業學校持有偏見而沒那麼高。職校學生在此中沉淪。 「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煎熬，明知道自己在墮落，卻無能為力」（來源） 即便學生想要在此過程中停下來休息，學校老師也會動用一切資源，如口頭勸說、口頭警告、學校規章制度等，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本人要麼堅持下去，要麼無奈之下採取極端方式以尋求自救。（來源） 當職校生歷經千辛萬苦拿到那一紙證書，出到社會後，不僅僅沒有任何能傍身的專業技能，還有來自社會的偏見與學歷上的歧視。當進入普高的同齡人正在思考高考後要報哪所學校的志願，暑假要去哪裡旅遊的時候，許多剛滿十八歲的職校生就要踏出社會學會生存。職校學生的未來何去何從我們無從得知，但那張厚如繭的利益關係網依舊在捕食著更為年輕的學生們。 工人有事，我們報道 我們收集一線工人的聲音，呈現不被主流媒體看到的勞動者生活；我們探究政治經濟背景下的勞動體制、剝削邏輯，力求呈現勞動者的處境，看見來自工人的行動和抵抗。快手、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體是我們的主要信息來源。採訪勞動者、與工人建立連接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希望通過文章和報道的連接，能使所有勞動者團結為一張巨網。我們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工人的聲音需要被聽到，工人的聲音最有力量！ 勞動者築起一磚一瓦，在一條條產線上鑄造中國製造的奇蹟。勞動本應該被尊重，現實中，勞動者被剝削、被邊緣化，主流話語一邊將勞動者塑造為卑微、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一邊忽視、貶抑、打壓勞動者的行動。我們希望在勞動者的世界中，重新看見勞動的價值，重建勞動者的尊嚴。 文章來源：工事有料
這些都是「新聞業務」嚴重退化的典型癥狀：文字水平低端化，錯字、病句、不規範用法一大堆。新聞寫作「野雞材料化」，沒有導語，沒有5W，即使是正面報道，通篇也全是匿名。新聞採訪「社交媒體化」，很多根本不用腳採訪，靠材料整合、素材新編、狂加情緒雞精。內容推送同質化，文本嚴重「裹腳布化」，編輯「一驚一乍小編化」，傳統新聞三要素「時效性、真實性、準確性」被亢奮的流量慾望演繹成了「斷章、取義、搞對立」。選題「黃色新聞化」，融媒體「低水平視頻化」，明明可以用文字可以說清的，非要搞沒幾個人會看的視頻，所謂「全員視頻轉型」，已成為一種內耗、內卷、內傷的媒體形象工程。 前段時間，一篇題為《警惕，「新聞業務」呈嚴重退化趨勢》的文章在媒體圈中熱傳。那篇文章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新內容，但標題卻狠狠地戳中了當下某些媒體報道的現狀：某些單位，媒體融合熱熱鬧鬧，技術概念層出不窮，而最基本的「新聞業務」卻嚴重退化！ 不說其他，就拿一件看起來似乎很「小」的事來說。某媒體主持的一個熱搜話題，叫「必須割掉危害孩子這顆全民網紅毒瘤」 ——這叫什麼話？怎麼讀都覺得非常不通，割誰呢？什麼叫「全民網紅毒瘤」，「危害孩子」這個動賓搭配的片語，怎麼跟「毒瘤」在詞義上並列？評論區很多網友吐槽說，語文是誰教的，就算是AI都寫不出這種病句，實在病得不輕。相關評論在判斷上也有問題，動輒上升到「全民網紅」這種全稱判斷，依據在哪裡？網紅危害孩子，邏輯又在哪裡，可有深度調查和科學研究的支撐？昨天還是網紅經濟，今天怎麼就成毒瘤了？一個病得不輕的熱搜話題背後，可以看到「新聞業務」嚴重退化的縮影。 新聞業務是新聞從業者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領，是媒體的「基本盤」，是新聞業的底層邏輯，它的底線要求是：用腳採訪用筆還原，尊重事實，新聞要素齊全，簡潔明快少廢話，文字通順，要有「新聞味」。——要求較高一點：能夠與眾不同，要有新聞乾貨，在鋪天蓋地的同質化推送外，能提供不同的、核心的、公眾最渴求的事實。不客氣地說，某些媒體所謂「平台矩陣」每天爆炸般的新聞信息，新聞客戶端推送的新聞數以億萬計，有幾條新聞符合「傳統新聞業務要求」？不說什麼「新聞味」了，單單就說文字通順這一條，如果有「啄木鳥」把每天某些新聞客戶端的錯別字、病句做一個統計彙編，可能每天都能編本厚厚的「媒體錯訛笑話大全」。 這些都是「新聞業務」嚴重退化的典型癥狀：文字水平低端化，錯字、病句、不規範用法一大堆，地名張冠李戴是常事；新聞寫作「野雞材料化」，沒有導語，沒有5W，即使是正面報道，通篇也全是匿名，像段子、像廣告、像故事會、像公文材料，就是不像新聞；新聞採訪「社交媒體化」，很多根本不出門，不用腳採訪，不去現場一線，辦公室里打個電話加個微信採訪一下，已經算很不錯了，很多靠材料整合、素材新編、狂加情緒雞精，網傳素材＋官方回應＋評論區截屏＋表情包集錦＋浮誇標題；內容推送同質化，一個視頻一張圖片一個所謂「正能量故事」火了，媒體鋪天蓋地全是複製粘貼，沒有任何體現自身采編附加值和觀察角度的再生產。 還有：文本嚴重「裹腳布化」，沒有了簡潔明快的新聞短稿，幾十字就能說清楚的，都拉拉雜雜灌水灌到上千字，明明標題可以說清的事，故弄玄虛彎彎繞繞。編輯更「一驚一乍小編化」，失去了準確、精緻、嚴肅和負責任，醉了愛了慕了跪了怒了瘋了嘎了，標題背後好像沒幾個正常人、正經人、專業人——傳統新聞三要素「時效性、真實性、準確性」被亢奮的流量慾望演繹成了「斷章、取義、搞對立」；選題「黃色新聞化」，雞毛蒜皮，平民隱私，家長里短，直播屁事，缺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融媒體「低水平視頻化」，明明可以用文字就可以說清楚的，非要費人費力搞個沒幾個會看的視頻，所謂「全員視頻轉型」，已成為一種內耗、內卷、內傷的媒體形象工程；采編「躺平等人餵養化」，不是主動出擊去找選題挖新聞，而是等著公關通稿的餵養。 當然，這些肯定並不能代表新聞界整體水平，並不是新聞業的底色，並不能否定媒體為推動社會進步所做的努力。但這些看得見的問題，對比傳統媒體時代那些可進入教科書的文字、文本、專業、操守，確實能看到新聞業務的明顯退化。 為什麼退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某些媒體在融合和轉型中轉暈了頭，熱衷於流量和爆款，丟掉了業務基因和內容靈魂，系統性地不重視新聞業務。不說其他，看看新聞業界和學界的一些研討會，很多都在拽概念、傍大詞、耍黑話，談技術，談流量，談元宇宙，談人工智慧，談數字化和媒體融合，很少有幾個在研討「新聞業務」的。談新聞業務，好像成了很低級很不上學術檯面的事。即使是談新聞業務的作品研討會，也很少有真正純粹的業務探討，而是以流量和傳播效果分析為指控棒。評價作品不是看內容本身，而是流量為王。有人參加某媒體的作品研討分享，領導介紹自家新媒體作品時自始至終都是在談流量，傲人的閱讀量，牛逼的出圈傳播，多少平台轉發。流量確實驚人，動輒幾十億的閱讀量。可，幾十億？流量太大，是不是國人已經都不夠用了？有一種數學叫「目中無人的流量數學」。 流量信息的洪流中，真相如何呢？一位專家坦言，有「端」無「客」，一些單位客戶端建了不少，客戶卻沒了！流量在通貨膨脹，用戶卻反向縮水。內容是媒體的根本，新聞業務在退化，記者不去積極跑新聞拼獨家，端不出有價值的新聞內容，整天一驚一乍撒情緒味精，用戶怎麼會買賬？脫離基本的「新聞業務」談流量和爆款，結果只會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通脹流量數字」去自欺欺人。那種沒有真正下沉到人心的所謂流量，那種需要靠外力去推的流量，那種一鎚子買賣式的流量，那種自己人在自家圈裡轉轉自娛自樂的流量，就不要吹了，咱們自己心裡得有點數。 流量沒有原罪，轉型和融合也是大勢所趨，但在這個過程中不能丟了作為媒體底色本色的「新聞業務」。新聞報道是媒體的主業、正業，做新聞，跑起來，嚴謹把關，把字寫對，句子寫通順，要素齊全，標題正派，信息誠實，維護內容的專業、體現和尊嚴，這也是底線的業務要求。不守住業務的根，就是不務正業，那不是轉型，是給行業和專業挖坑。 網路圖片 《時評中國4：用知識和思想馴服不確定》是前面幾本的升級版，精選了這兩年我最滿意的評論作品，用暖評、熱評、深評在不同視角中回望這兩三年的關鍵時事。我主要想向讀者推薦的是新增的兩大部分，一是閱讀方法，一是寫作技巧。寫作需要閱讀形成的知識供給，怎麼形成有效的、可積累的、能支撐寫作的深度閱讀？是需要方法的！專門增加了高考作文寫作的方法與技巧，以這幾年的各地的高考作文題為案例，分析了作文寫作怎麼跳出套路，怎麼用批判性思維去驅動，找到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的好角度，怎麼在「熱啟動」中讓寫作有話可說。選擇這本寫作寶典，打開《時評中國4》，努力讓寫作視角高人一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吐槽青年博士
「軟體行業全軍覆沒」，這是最近的一個熱門話題，可能很多人已經看到了。 網路圖片 我本來不想寫這個話題，因為說實話我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消息實在是寫膩了。這一年來，負面數據層出不窮，而我始終抱著「這可能是暫時的」的心態，去適當批評，並希望儘快好轉。 今年初經濟有所復甦，我立刻懷著期望寫「有弱復甦勢頭」。但很快，5月以後經濟重新走向蕭條，我的心態也受到打擊。 我雖然目前生活在歐洲，但我的家人、父母、親友，加起來也有數百人都在中國生活，我的公眾號讀者們也經常表達生存焦慮，而我自己也還有生意在國內，出於這些基本的利益我都是希望中國經濟越來越好的。 所以當我聽到老家親戚的菜按照一斤2分錢賤賣、一車羊凈賠10萬這種事情，都感到非常痛心。我知道農民的辛苦有多麼不易，也知道在經濟蕭條下，農民的收入銳減意味著什麼。 另一方面，我是真心希望中國經濟好起來（當然也希望同時伴隨著深入的改革和走向社會文明）。因為就全世界來說，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都是一件好事，而美國一家獨大肯定是會出問題的。 因為無論是在國內環境下還是國際政治中，充分的自由競爭都是好事，而壟斷都一定會導致衰敗。 所以我在不斷地批評、不斷地發出真實的聲音去對沖那些陷於盲目自戀、自大情緒中的主流聲音，我知道，那些聲音不僅無益於國家進步，反而會貽害萬年。 說回正題，軟體行業的全軍覆沒，究竟是危言聳聽，還是難以啟齒的真相？ 我選擇後者。 我甚至可以總結一句話：所謂「軟體」行業的這塊遮羞布，終於要被揭下來了。中國的很多軟體公司，說句不好聽的，對於「軟體行業」這個詞來說本就是一種羞辱。 因為真正的軟體公司，是要標準化的、有工業體系的，同時要有核心的創新能力和生產力推動潛質，而這些在中國軟體公司中幾乎都沒有。 中國的軟體公司，絕大部分可以說就是搞人力外包的官僚機構而已。人力外包路線本來就是軟體行業的「低端加工業」，賺的是體力錢；而且現在的軟體公司還紛紛變得官僚化，內部人治嚴重。 整個行業的劣質化，已經到了量變引起質變的階段，所以紛紛出現巨虧。 因為在以前，它們靠著出賣廉價的程序員勞動力還能搞利潤，但現在隨著行業內卷日益嚴重，企業效率日益低下，利潤也被逐漸攤薄，就成了現在這種看起來快要爛掉的樣子。 類似的公司還有一些赴美上市的電商企業，別看現在賺得盆滿缽滿，走上這條路也是遲早的事——因為本來就沒利潤，只是靠極限壓榨。 中國軟體行業有點像電影行業，缺乏自己的工業標準和工業體系。有時候看似能搞出來一點東西，也是靠一時堆積資源搞上去的，但本質上還是沒有建立整套的工業規則。 同時也有點像中國足球，拼一下，有時候也能混出點小成績，但無法持續。因為不好好搞青訓、不好好經營聯賽、足球機構衙門化、貪腐嚴重。現在，連泰國都要「逼平」了。 網路圖片 中國軟體行業還有個特點像中國足球，就是每一任公司領導上來都試圖推倒重來，不好好進行底層架構的夯實，變來變去之間，就成了持續的內耗和浪費。 另外，急功近利也是兩者類似的特徵。軟體產品做出來立刻就想賺錢，而且是賺快錢，撈一票就走，從未想過真正的革新和長期戰略。足球也一樣，每任領導都想在任上儘快撈政績，同時還要避免給下一任做嫁衣，最後的結果就是把自己也給送進去了。 中國軟體行業總依靠「開源」，就像中國足球總想依靠外教。 你以為中國軟體行業是亮麗的高科技，真實的軟體行業卻跟製造廉價襪子的血汗工廠沒啥區別。 關鍵是，做了一堆爛貨出來，還要打著「高科技」的旗號騙補貼，不僅不賺錢，還要浪費納稅人的錢。這些年，軟體行業靠吹牛吃了多少補貼？而足球又靠著忽悠造就了多少富翁球星？ 但最後留下的，都是一地雞毛。 正如開頭所說，我是希望中國經濟好起來的，但我也絕對不會因此就吝惜對這些垃圾行業、混子行業的批判。 現在輿論流行粉飾太平的可怕就在於此：「自家的娃捨不得罵」，到最後養成廢材，禍害的是三代人。 軟體行業、中國足球，都給我狠狠罵！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三年前，衡水中學高三學生張錫峰在演講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城裡的白菜」，因為用力過猛、充滿恨意，引發人們的討論。 當時，他還說：「總有一天我會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燈打向我，攝像機對準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張錫峰的表現不可謂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學計算機系，這是無數高三學生夢想的頂峰。 但三年後的今天，他在鏡頭前只剩下無奈和迷惘。他不願再提起「鄉下土豬拱城裡白菜」，反而說自己不想成為做題機器，對自己的應試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厭惡考試，不想再考研。對於未來，他也充滿悲觀，因為大學乃至大城市的許多事情跟自己想像中不一樣。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經有無數人預見。當時，某平台在張錫峰演講新聞的標題中提煉了「我們不是高考機器」這一元素。我當時就寫道，刻意強調「不是高考機器」大可不必，因為「既然進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當然是高考機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機器並不丟人。更何況，社會上大多數工作本質都是機器，大多數人也終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機器頂多算是個預演。」 張錫峰當年並不坦誠。他說自己家裡並不是太窮，是輿論流量將之渲染成窮人家孩子。可當年他確實有意往這個方向包裝自己，所以明明家裡有輛帕薩特，卻在演講中喊出「看著一些同學陸續被家長用轎車接走，而我只能背著沉重的書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從不同情這種投機者，這種打雞血的演講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張錫峰的演講應該是我第二次關注到衡水中學學生演講，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學「優秀畢業生」。 這位名叫萬思遠的畢業生考上了東南大學，曾獲得「東大好青年」「東南大學五四獎章」「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等一系列榮譽，經常代表學校出席各種高大上場合。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前幾年他上了個新聞熱搜——前往山村支教時，他像街頭小混混一般一腳踹飛山村小學生的視頻曝了光。當然，這種人後來混得不錯也不奇怪，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同學扒了許多他的黑歷史，包括「學歷造假、指導他人造假、坑學弟學妹、創業比賽走穴撈金、涉嫌性騷擾女同學、參選最具影響力畢業生跟隊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幾副面孔著稱，在面對領導和面對普通同學時，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前者卑躬屈膝，對後者趾高氣揚。 大學期間，萬思遠也曾回衡水中學演講。他顯然習慣了衡水中學打雞血喊口號的風格，所以在網路可見的各種演講與表達中，他的話語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講腔和衡水熱血，看起來很老土和彆扭。 網路圖片 這種演講腔並非衡水中學獨有，隨便找個中小學看一場演講比賽，大家的腔調都好聽不到哪裡去，無非是「土豬拱白菜」多了些太明顯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齒的「土豬拱城裡白菜」，不過是假大空式學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國人的求學經歷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過去的陰影，誰沒遭遇過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製造虛無的道德感、虛無的成功學，還有虛無的恨。它的最大問題，是讓一個孩子沉浸於虛幻中，設置各種假想敵，卻忽視了具體問題。在這種狀態下培養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機的，吃相也不會好看。張錫峰和萬思遠，不過是兩個路徑有些區別、但本質一樣的例子而已。 但必須承認，張錫峰面對的困境也是真實的。他的「拱城裡白菜」當然粗鄙，但一個社會沒有了「窮小子逆襲」的故事，又說明社會是粗鄙的。 在這種逆襲式個人粗鄙和社會粗鄙中，如果非要選一樣，我選擇接受前者的存在。因為前者存在時，它只會是正常社會中的一部分，且有機會改變和進化。 後者呢？它看似只剝奪了底層的機會，實際上是在漸漸剝奪每個人的機會。那些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贏在起跑線上的人，會發現因為機會越來越少，自己只能讓路給那些條件更「好」的人。而且這種讓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競爭狀態下完成，比如一個互聯網大廠的高薪員工，會發現自己在孩子落戶和各種抽籤搖號中比不過一個科長。 到最後，所有人都會失去機會。所謂「垃圾時間」，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剝奪人們正常實現理想的機會。「拱城裡白菜」是一個少年的妄想，但所謂「生活的教育」，比這種個體的粗鄙更為粗鄙。 對於張錫峰來說，真正好的社會，會讓他有審視自己並改變自己的機會，而不是只剩下迷惘。當然，如果這種社會形態存在，那麼他一開始也不會充滿恨意地喊出「拱城裡白菜」。 因為，一個好的社會，不會讓鄉下窮小子變成獵物，被吃干榨凈。一個好的學校，不會讓學生以為自己是能撬動地球、拱城裡白菜更是輕而易舉的土豬，而是會踏踏實實告訴他們，考大學時應該如何選擇城市和專業，如何告別小鎮做題家身份，如何為自己未來的人生打算，如何去愛，如何真誠。 很可惜，張錫峰乃至這個時代的無數孩子，並沒有這樣的機遇。因為，相比「土豬拱城裡白菜」的粗鄙，現實更為粗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網路圖片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開始的日子。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過這些過去的日子，我已經離開它們快十年了。而我妹妹正在經歷的一切，讓我又不得不重返這種幾乎生、幾乎死的歲月。 雖然高考的恐怖記憶已經從身體上褪去，只留下認知，我終於可以用成年人的眼光、而不再是一個高中生近乎絕望赴死的決心去看待它，但這仍然是我最恨的日子。 我想到的仍然是我妹妹所忍受的苦楚，她為了跳出那個漩渦所付出的一切，而我作為大人、作為成年人竟無能為力，而且還要目睹那麼多和我妹妹一樣大的孩子，目睹他們紛紛跳進去——要有多麼幸運才能順利走出來。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場不斷折損孩子們精神和軀體的災難，是大逃殺。 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妹妹回家休息，她太緊張了，畫了很多畫，還給我畫了頭像。她跟我聊天，聽起來很高興，像是在為高考這個日子即將過去感到慶幸不已，我也被那種情緒感染了，險些忘了她不是去參加慶典，而是參加大逃殺。 後來我們再也沒有說過話，接著就到了今天，漫長高考的第一天，從今天就開始出發和準備。我一醒來就認識到了這個現實，然後內心焦灼，又有種疲憊想吐的感覺，儘管我已經睡得足夠久，幾乎是報復所有醒著的時間，從昨晚十點睡到了今天早上十點。 我還是恨高考，我希望沒有人再經歷它，但還是要目睹每年「超多少多少考生」往裡跳，就好像那是一個什麼慶典，所有的大人們談笑風生，翹首以盼，唯獨忘了自己是怎麼從裡面爬出來的——或許這也有點勉強，從中國的教育情況來看，雖然每年參加高考的人數驚人，但是在高考之前就被教育甩出去的人數只會更加驚人。 根據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 21836 萬人，包含高職、大專、本科及以上。 當然，還有另一些觸目驚心的數據還包括：約 12 億人沒有護照、超過 10 億人沒坐過飛機，繼李克強宣布「中國約 6 億人口月收入不足 1000元 」之後，據中金公司調查顯示，2022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人口累計 13.28 億，佔總人口的 94.8%。 我相信這所有的數據（或者說結果）都是有所關聯的，或者直指一個答案。 我妹妹最焦慮的時候跟我聊天，她說她們班上有個女學生割腕了，然後被通知家長帶回家去「休息」，在那之前有接二連三的跳樓自殺，所有孩子的內心都受到了強烈的波動影響，有的人在教室做題，突然大哭，或者大笑起來。 我想中國今天這種局面，政治高壓、經濟下行，最痛苦的無疑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壓力都向最弱者傾斜，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從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開始面對整個社會的壓力。 微博有一個俗稱「窮廁」的 bot，它記載的大都是這個時代未成年人的精神狀態和處境，非常之恐怖，只要讀過一條，就很久才能緩過來。然後一旦長久地呆在裡面，嘗試不停地往下劃，簡直到了一種直接觸發 PTSD 的恐怖狀態。然而就是這種東西，卻每天都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未成年人身上。且不在少數，而是最普遍不過。 我覺得有時候要訴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必須看清在人和人之間究竟橫亘著什麼，不能盲目地將感情塗抹在一面水泥牆上，然而翻過去，那一面仍然寸草不生，什麼都沒有留下，什麼都沒有傳遞過去。在共產國家，就連愛也傳不了太遠。 我和我妹妹的感情也是這樣的，我妹妹肯定不會覺得高考是她必須翻過去的山，她是很敏感的一個孩子，她能覺察到這個世界上的大人都在對他們的遭遇袖手旁觀，還一邊翹首以盼地欣賞這種苦難，她的內心深處是恨的。我就是那種無能的大人，哪怕我是她的姐姐。 既然這個社會能將整體的壓力投射到孩子們身上，又怎麼不允許孩子們的恨意存在。老實說我寧願接受他們的恨，也不願意看到他們自戕。 我受夠了千百年來的哪吒敘事，以自戕實現反抗，這太慘痛了。然而沒有意義，厚顏無恥的大人們還在等待新的孩童，還將觀賞他們新一輪的大逃殺遊戲。 孩子的自殺就和夭折一樣普遍，且能夠被「成熟」的大人們接受，為了某種「效益」的實現，他們還將生產出另一個孩子，另一些孩子——就像那個新聞里，弟弟自殺後，父母決定代孕再生一個兒子，最後被女兒舉報而告終。 但真的就此告終了嗎，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今年最著名的新聞，不就還有多益網路「煮肘徐波」訴前女友捲走財產，而前情就是這個人通過法律漏洞和女人們生了十多個孩子。嘆為觀止。 我自己來到這個世上都夠煩了，我真的很難忍受所有不被愛的孩子們被製造出來的前前後後，只能看到人類男性糟糕的繁殖慾望。他們得到孩子，然後折磨孩子，就是這麼回事。 你以為我在這裡是寫我與妹妹的關係，實際上我可能是在寫我幾乎素未謀面的爹的關係：不存在，但又幾乎無處不在。只是他早已不值得我用「百感交集、層次複雜」來形容，索性到此為止。 2024 年 6 月 5 日 文章來源：Matters
一種紀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紀念晚會的沿革變化背後，是兩岸三地政治局勢和人們的認同結構35年發展變遷的縮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陰天。 中正紀念堂前一塊被專門划出來的場地內，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會，於6點40分正式開始。 六四晚會開始前（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晚會舞台的兩側，分別是不同公民組織設立的攤位，除了關注台灣本地議題的組織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關注香港的組織，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在不同攤位出現多次。在晚會的入口，豎立著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作品「國殤之柱」的小型複製品，再往裡走，參與者在地上用燭光拼出了「8964」的字樣。 用燭光拼成的「8964」（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這場悼念晚會被視為目前「華語地區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晚會」，主辦方稱有兩千人參加。雖然規模已數台灣歷屆六四晚會中較大的，但人數仍遠不及曾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 台灣六四晚會在不同人的眼裡，意味著什麼？在兩岸逐漸走向敵對、台灣本土意識興盛的今天，台灣六四晚會的舉辦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 現場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會的兩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過程中更是用國語和粵語交替進行。在晚會的一開始，主持人便用粵語帶領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責任！」，這是過往每年都會在維園六四晚會出現的口號；在晚會即將結束時，大家亦用粵語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晚上八點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除了幾乎隨處可以聽到的粵語之外，辨別現場的港人還有兩種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這樣一位戴著口罩、身著黑衫的年輕港人，她身形瘦小，語氣活潑，極具親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會組織「職工盟」工作，2022年，「職工盟」迫於壓力解散，Wendy為了避免被捕，決定移居台灣。 香港職工會聯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組織，成立於1990年7月，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迫於政治壓力宣布解散。（圖片來源：端傳媒 / 林振東 攝） 那時，仍是疫情期間，從香港到台灣需要進行七日隔離，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結束隔離後，第一件事便是來到自由廣場悼念，發覺現場幾乎都是香港人。隔離時的孤單、在港時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氛圍中爆發，那晚，她多次流淚。 從前，在香港，因為在NGO工作，她亦會參與六四晚會，和同事一起在維園擺攤，宣傳、籌款。如今，在台灣，為了謀生，她選擇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時難免覺得可惜」，她說。 「台灣的六四晚會好不同，首先是規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黨在這裡發表演說」，Wendy說，「今年的形式還多了一些，有行動劇等等，我上次（2022年）來的時候，就是請不同的政黨上來講話，一直講一直講，好像變成一個政黨活動。」 這次專程從香港趕來參加六四晚會的Emma，也體會到了差異。她看起來三四十歲的年紀，戴著口罩，手持燭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她說，「在香港，我們會唱很多和六四有關的歌，在台灣，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現場基本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很少見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希望小朋友記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樂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在維園晚會中演唱《回憶有罪》，這首歌由「達明一派」為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創作。（圖片來源：香港01 / 羅君豪 攝） 她上一次參加六四晚會是在2019年的維園，那也是香港最後一次舉辦六四晚會。六四發生時，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太小，只模糊知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後來才通過書籍和維園六四晚會了解到了更多來龍去脈，之後很多年，她在「天安門母親」組織中做義工，用這樣的方式記住六四。 晚會結束時，Emma再一次感慨：「這裡真的和香港的晚會好不同！」但又很快接著說，「但在離香港這麼近的一個國家，還願意紀念這樣的晚會，很難得，我作為香港人，覺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則覺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無需去比較」。他六十多歲，精瘦，從帽檐露出來的頭髮已經花白，戴著黑色的口罩，身著一件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訴我，他原本也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組織遊行示威，2020年因為《國安法》被捕，期間和妻子分開，2023年隻身一人移居台灣。 六四發生時，他27歲。他記得那時香港掛起八號風球，120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他也是其中一員。「當時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現場和記者演示，左腳往前挪一小步，右腳再很快跟上。他在電視上看到坦克碾壓學生的場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他每一年都會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百日祭大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去年移居台灣後，他亦每年都來參與。 談起台灣的六四晚會，阿炳說，「台灣不像香港，他們對六四沒有感覺，辦得沒有香港那麼投入」，然後立刻話鋒一轉，「但他們肯辦，我就很高興，要感謝他們。」 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從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間從無間斷，亦是香港每年標誌性的政治集會。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僅是悼念逝者與銘記歷史，也蘊含著改變中國現狀的政治訴求。 2014到2016年隨著香港本土派的興起，也出現過對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評，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聯會分庭抗禮，另外舉辦集會紀念六四，並傳遞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聲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也在那時引來許多爭議，本土派青年挑戰道：「民主中國與我何干？」 Wendy那時也關注到這些批評，但她仍堅持參加六四晚會，「當時感受到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有一天會辦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維園六四晚會重新被注入現實意義，紀念六四，不僅是悼念亡者，也是當下香港人反抗中國極權侵蝕香港自由的抗爭。主辦方稱當年有超過18萬人參與，僅次於2009年的20萬人（編者註：連同未能進場的市民計算共20萬人）。此後，由於政治空間急劇緊縮，香港無法再舉辦六四晚會。 現場幾位受訪者，都提到「台灣六四晚會不唱歌」這點，他們所指的是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中，每年都會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會戰勝歸來》等。這些歌曲大多為粵語，表達對六四的傷痛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許多香港人通過這些熟悉的旋律，傳承著對六四的記憶，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維園六四30周年集會，六四樂隊演唱《自由花》。（視頻來源：YouTube賬號@Victor Wong） 在台灣的六四晚會，則明顯不同。六四民運學生、在台港人、海外參與「白紙運動」的華人等人物輪番上台發表講話，講述中國對不同群體的打壓，「反中」的意涵明顯，但傳遞出的信號並不是反抗或改變，甚至不是銘記，只是以此說明對岸政權的無情與殘酷，比起香港維園，多了一種旁觀的距離感。 大陸人：「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 在現場的大陸人，更加低調、隱匿，不可辨認。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以「鑒於兩岸目前關係」為由，取消大陸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後，大陸方面暫停了陸生赴台留學、交換的計劃。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全面拒絕包括大陸遊客在內的所有外國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灣開放了除大陸遊客以外的遊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陸遊客能夠申請台灣的觀光簽證進入台灣。也就是說，此次能夠來到台灣六四晚會的大陸人，要麼是常居海外以遊客的身份而來，要麼是台籍異性伴侶（兩岸同婚尚未通過），要麼是此前已經獲得學生簽證的陸生。 Lou是2011年來到台灣念書的第一批陸生，已經以學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過10年的時間。十年中，她只在剛來台不久時參與過一次六四晚會。 「台灣的六四晚會常常會把西藏議題、新疆議題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並不是覺得這些議題完全無關，而是感到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是非常簡化的，就是『你看，中國就是這麼邪惡』，真的就只是如此，沒有其他。」 她對這樣的簡化感到失望，又習以為常。Lou本身在台從事中國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當你談到一些中國的勞工運動、維權或者社會抗爭的時候，它們全被都被用來證明『中國多麼邪惡』，沒有人覺得這些抗爭和台灣有任何關係，不管是好的或壞的關係。六四也是一樣，永遠被用來向台灣人喊話：我們應該遠離中國，越遠越好。大家沒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陸的公民社會，她也關注國際議題，曾組織過聲援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行動，發現也是關注寥寥，「大家真的只關注台灣本土議題。」 而作為北京人，她對六四卻有著更不同的感情。「我還在母親肚子里的時候，發生了六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就和我們講六四，講我們的學校在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在北京路過一些相關的地點時，這段歷史就會在我腦海中跳出來。怎麼說，對我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理性的認知，更是一個和我的身體相關的記憶。」 在北京讀大學時，同學們也會在每年6月4日三三兩兩地坐在學校草坪上，談論時事。雖然極其隱晦，但也是對六四的一種紀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參與過維園六四晚會，她感到雖然在表面上，香港採用的論述和台灣有相似性，「但如果對香港的主辦單位、參與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談論一個要遠遠踢開的東西，即六四是『與我有關』的，那種切身性與台灣的氛圍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來到六四會場，最終卻決定提前離去，「這麼多年，這一套論述並未改變」，她說。 小點2016年左右從大陸來到台灣讀書，每年六四，她都會看關於六四晚會的報道，卻只在2023年因為恰好路過短暫去過一下現場。她說：「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現場。我甚至覺得，真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是不會去（台灣六四晚會）的。」 「在台灣六四晚會的語境中，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當然，它的確失敗了。但也影響了之後的無數人，就算是89年之後出生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這段歷史，拼湊那個碎片。所以在我看來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個後來發生的繼續的過程。但是在台灣的語境裡面，從來都沒有人想要去呈現這個。」 來台灣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與一位台灣人結婚後，一直留在台灣。十年間，他只來過三次六四晚會，今年，他拿著相機在會場拍照，當被記者問到為什麼會來時，他用「我純粹只是來看看」表達自己的失落。 他說：「在台灣，紀念六四的活動跟六四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這裡，大家是想借六四來談論其他議題。比如2014年，大家會談論更多和「太陽花」有關的議題；近幾年，會更多談論香港。我其實能理解他們（台灣人）的角度：『六四這件事我能談什麼呢，其他的我也談不了，我只能談我能談、想談的東西』。我覺得也有一種無力感。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一場基本上就是變成了台灣跟香港為主的一個晚會，它不僅是紀念六四了。」 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關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灣香港協會」的攤位背後，掛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反送中運動時期的口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在大陸人眼中，六四在台灣被符號化了，它只是一個歷史的證據，用來證明對岸的邪惡和台灣的民主。在這樣的敘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記憶、悼念，和可能的反抗與行動，都被抹除了。記住六四，只是為了提醒人們，台灣一定不能被那個政權統一，而至於對岸政權具體如何發展，則與我們無關。 除了台灣六四的論述讓大陸人感到疏離之外，安全亦是大陸人的一個考慮。小點提到，2023年現場許多攝像機讓她感到「緊張」，所以很快便離開。在今年的現場，記者亦遇到另一位極其低調、戴著口罩的大陸男生，對方婉拒了採訪請求。 舉辦者：他國事物，難道我們就不能關心嗎？ 今年的台灣六四晚會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華人民主書院是一個致力於關注華人社會民主進程的非盈利組織，成立於2011年，當時的發起人有兩岸三地的民運人士，首屆主席是王丹。據了解，2019年後，機構內的香港職員逐漸迫於壓力離開，目前工作人員以台灣人為主。 「華人民主書院」是由兩岸三地民運人士共同創辦的非營利組織，2011年於香港註冊，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過網上教育向華人社會推廣民主。2020年，因《國安法》實施，華人民主書院停止在香港運作。（圖片來源：大紀元） 胡嘉穎是這場晚會的統籌，她今年23歲，亦是第一年作為主辦者參與六四晚會。她是一名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此前，她更多參與台灣本土議題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土地議題。2022年，她曾站在台灣南鐵反強拆的第一線，聲援最後一戶拆遷戶黃春香家，並在強拆現場和警察爆發肢體衝突，但最終仍無法阻擋強拆進程。 「我之前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台獨工作者，我要優先紀念與台灣這片土地有關的事物。而六四，我覺得是他國事務。」 胡嘉穎的自我介紹總是以台語的「大家好，我是嘉穎」為開始，再轉換成國語。 2022年，她作為台灣青年運動者參與了華人民主書院主持的六四相關活動，與香港、中國的青年運動者對談。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在紀念六四，她也因緣際會地參與到在台灣豎立「國殤之柱」的過程。她說：「那時候發現，原來六四這件事有這麼多國際的關注，我感到我對六四這件事開始有了一份參與。」 在現場豎立的3D列印複製雕像「國殤之柱」。「國殤之柱」是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為了悼念六四所創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去年開始，她正式加入華人民主書院工作，「一開始其實是對台灣的議題感到疲憊，我想，如果換成中國議題，我應該不會投入那麼多感情吧」，她補充道，「但還是放了很多感情。」 記者追問是什麼樣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籠統：「我們都是對世界很關懷的人，自然就會放很多的感情到議題裡面。」 2024年6月4日當晚，六四親歷者、史學家吳仁華在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中發言。（圖片來源：大紀元） 她提及六四參與者和史學家吳仁華。吳仁華是六四的親歷者，六四發生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後來通過「黃雀計劃」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灣。多年來，他致力於搜集六四相關資料，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吳仁華老師。他一直在努力地書寫，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什麼，寫到直到不能再寫。而且，作為一個很關注這個世界的發展的人，怎麼可能不關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吳仁華老師的背影，我都會問自己，我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責任。」她這樣解釋自己對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吳仁華老師接觸並不多」，但覺得對方很關心一線運動的學生。 舉辦六四晚會，對胡嘉穎來說，是出於對自由民主精神的認可，是需要記住的一個」與人權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因為它與自己的「台灣人」身份有何關聯。 過往多年，台灣對於到底為何要舉辦六四晚會有許多爭論。 最初，台灣的六四晚會由一個在1989年成立的「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統派組織舉辦，當時六四晚會主要傳遞的信息是，「大陸和台灣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們關注同胞的民主運動」，更有台灣上百位當紅明星共同錄製了《歷史的傷口》，作為聲援學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後的二十年間，隨著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血援會和六四晚會也逐漸被邊緣化，參與人數從一開始的上萬人到2009年最後一次活動的幾十人。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廣場也在陳水扁任上更名為「自由廣場」。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台灣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 （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 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王丹一直希望能夠在校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2011年，他聯絡台灣不同高校學生會、社團的學生領袖，在校外舉辦了六四晚會。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個組織由港澳學生和台灣學生組成，大家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有的偏藍，有的偏綠。 從2011年開始，到2017年前後，台灣六四晚會主要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主辦。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國立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會會長周慶昌表示，「從一開始，為什麼要辦六四晚會，就成為我們組織內部和對外的爭論焦點。」 偏藍的學生認為，紀念六四，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而偏綠的學生則認為，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我們關心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會上，當時的學生領袖林飛帆上台發言：「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 林飛帆（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 Artemas Liu 攝） 這一發言立刻引爆了組織內部一直存在的統獨分歧：在紀念六四的場合提到「台灣獨立」，是在消費六四，還是正當的表達？ 周慶昌提到：「大家開始討論，『我們關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關心的？還是說這是鄰國事務，我們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去關心它？』」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思考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獨裁正在影響全世界，包括台灣，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關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參與六四晚會的香港人、大陸人的失落。「他們心目中是有一個六四晚會的樣子，就是拿著蠟燭，一起悼念；但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晚會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他們的，但如果辦成可以吸引台灣人來參與的晚會，更側重在台灣視角，又會被另外一邊罵，說我們在消費六四。」 他感受到這樣的兩難。在各種原因下，他和當時其他的一些學生領袖，在2017年左右逐漸淡出六四晚會的主辦。 此後，六四晚會開始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 今年，在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這次六四晚會的統籌胡嘉穎提到，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澳門人。在過去，她一直很怕別人知道爸爸是澳門人這件事，儘管澳門有著自己的歷史脈絡，但從台灣的視角看來，澳門和中國有著更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胡嘉穎說，通過參與六四活動的主辦，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門部分建立了聯結。 但她不認同「華人」這樣的身份。 她強調：「不存在『華人』這樣一個群體，我不是華人，我是台灣人」。 胡嘉穎作為當晚六四晚會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發言。（圖片來源：台灣綠黨Instagram賬號@greenparty_tw） 「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歷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藉此讓六四的歷史敘事有著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歷，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繫「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WOMEN我們
近日，有網友分享在安徽省立醫院內，一座高18層的樓，竟有7層都是幹部病房。 網傳圖片顯示，在這座樓內，負一是保健食堂與地下停車場，1層為介入學放射中心與CT室，2層到9層為部分科室門診以及手術室。 網路圖片 從10層開始，一直到16層，均標註的是幹部病房，後面括弧內顯示為老年醫院科1-7病區。 資料顯示，安徽省立醫院前身為合肥基督醫院，始建於1898年，2017年12月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直屬附屬醫院。現已發展成為一所設備先進、專科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康復、急救為一體的省級大型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 通過該院網站上有關國際醫療部的簡介，也可以得知，該座樓為醫院總部內的醫學保健中心大樓，但並未找到有關醫學保健中心的相關介紹。 文章來源：小蘿蔔絲
作為雄性動物標記領地的一種方式，在特殊地點撒尿的做法可謂歷史相當悠久，最知名的應該屬孫猴子在如來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網名「鐵頭」的華人遊客在日本靖國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並用紅漆塗鴉英文Toilet，意思是廁所。按「鐵頭」的自述，他的做法是為了抗議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國神社變為「靖國神廁」。 網路圖片 視頻傳回國內，引發歡聲一片，也引發罵聲一片，當然，歡呼聲是占絕對多數的。 網路圖片 歡呼的人們普遍認為，在靖國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紀日本侵華的舊恨，也有近幾年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新仇。這些人認為，雖然沒辦法踏平日本島屠盡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國神社撒泡尿噁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網路圖片 譴責「鐵頭」的人們普遍認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來表達抗議，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實在算不上什麼長臉的事情。而且這種做法對日本並沒有任何實質傷害，卻可能會導致日本收緊華人簽證政策，甚至影響在日留學生和華人的安全，屬於不負責任的做法。 這兩種觀點，你更傾向於哪一邊呢？ 評價現實問題太過複雜，我就分析下孫悟空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的情節，供大家參考，請勿對號入座。 首先是客觀事實層面，孫悟空錯得相當離譜 當年孫悟空和如來佛祖打賭能不能飛出手掌心，孫悟空一個跟頭飛出十萬八千里，以為來到了天地的邊界，錯把如來的五根手指當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來做標記。 之所以犯這麼離譜的錯誤，主要是由於孫悟空法力相對淺薄，認知能力相對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實，還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後是主觀層面，孫悟空的做法並不能達到他預想的效果 孫悟空在柱子上寫了到此一游還嫌不夠，又用撒尿的方式來加強證明，防止如來抵賴。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此時的孫悟空野性未脫，沿用獸類的本能，另一方面顯然也是想借撒尿這種戲謔做法來消解如來佛祖的權威，侮辱如來的形象。 可惜結果並不盡如猴意，孫悟空的做法並沒有絲毫侮辱到敵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潑猴本性，最終還落得個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場。 面對強大的敵人如來佛祖，孫悟空打不過，潛心修鍊增強法力才是正道，撒尿塗鴉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後，總體來說，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塗鴉的經歷，是整部《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最糟糕，距離大英雄「齊天大聖」最遙遠的情節。 一點建設性意見： 愛國挺好，抗議靖國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場合把生殖器露出來的，希望還是別自稱愛中國，咱丟不起那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