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我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卡市longfield st 一幢四層樓公寓的第三層樓27號。愛好文學寫作的朋友組織了作家協會,墨爾本一位叫心水的作家寫信給我,說找了我好久才找到我。讓我參加作協,並讓我任理事。這樣我認識了不少朋友。 我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先在澳洲「星島日報」連載,當時的老闆是香港胡仙女士,主筆是劉渭平先生。連載結束後,我請悉尼友誼印刷廠給我印了500本,福建作家林茂生一個人就買了30本,給我180澳幣,我定價是每本6澳幣。 到茂生家送書時,聽說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劉曉波先生即將路經悉尼去美國。我看過劉曉波的書評,觀點前衛,不落俗套,印象非常好。隨請茂生介紹認識。茂生答應了。 回家後,接到茂生電話,說曉波會給我打電話,緊接著接到曉波電話,我邀請他來吃個便飯。 我給曉波做的米飯,主菜是洋蔥炒牛柳。我那時剛剛生完女兒不久,她總要我抱離不開手,我看著曉波一個人吃。這時,一位姓黃的作家打來電話,我告訴他:「劉曉波在我這兒呢!」前幾天,他和美女作家施國英帶大陸著名作家韓少功來過我家。我問他:「你要不要過來看看曉波?」他沒幾分鐘開車就到了。 曉波吃飯特別有禮貌,菜他只動半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覺得他太客氣了! 緊接著,我女兒的爸爸也來了。 曉波抽煙,基本上什麼話都沒說,幸虧有黃先生,他很健談,我們基本都聽他講。 當時,在英國的張戎出了「鴻」一書,很轟動,我問曉波怎麼看?曉波慢悠悠地說:「咱們整天聊得不就是這些嗎?」我點頭稱是,心中充滿了喜悅,為了他的「咱們」。 曉波說他要走了,我問他去哪兒?我們可以開車送他。他笑著說:「要去找楊百萬。」楊百萬是留學生領袖楊軍的外號,留學生湊錢交給楊軍,跟澳洲政府打官司,要求給全體留學生澳洲永久居留權。曉波誇獎楊軍:「真有號召力,一下子就湊一百萬,有能力!」 我抱著女兒坐在副駕駛座位上,女兒的爸爸開我的紅車,曉波坐在后座,按著曉波給的地址開去,我拿了十本自傳,請曉波帶到美國送朋友。 在車上,曉波問「這兒車裡許抽煙嗎?」我說:「許!」他好像不信,他說:「中國不許汽車裡抽煙!」他拿出一支煙偷偷地點著,像個明知故犯的孩子,帶著調皮的微笑,捂著煙偷偷地抽著…… 三十年過去了,曉波的一舉一動,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里,曉波,安息吧! 註:曉波帶到美國的十本書,現在美國有兩個圖書館各藏一本。王友琴女士94年讀到一個完整的複印本。
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變化往往風起於青萍之末,一件看似無關的小事,隨著各種因素的不斷發酵,卻改變了整個歷史的走向。 2012年1月28日,王立軍因向薄熙來彙報谷開來涉殺人案件一事而遭薄熙來一記耳光重搧,王立軍由此出走美領館。接下來的結局引發中國政壇重新洗牌,如果沒有王立軍的出走,就不會有對薄熙來的調查。即使十八大後王歧山的反腐縱有為習近平掃清門戶,建立黨內一尊之心機,但在中共高層都不幹凈,黨內又有刑不上前常委的潛規則,王歧山就很難找到一個公開的證據去撬開江曾集團的勢力範圍以劍指薄熙來和周永康。哪怕郭伯雄和徐才厚在軍中所貪之事易被察覺,但對江曾集團的傷害也將是僅此而已。薄熙來無事,習近平也就無可能知曉王立軍向美領館供出的習先干二年再被薄取代的密謀。時間一旦流逝到十九大,薄熙來入常應是大概率事件。 試想,如果十九大薄熙來入了常,憑薄的能力、野心和折騰勁,再加上江曾集團沒有受到重創的勢力,薄絕對會在常委會上對習的修憲提出挑戰,我甚至懷疑如果周永康和薄熙來不倒,習是否擁有足夠的底氣以提出修憲。 歷史如果發展到這般境遇,習近平還能跨出他長期執政的關鍵修憲一步嗎?如果習近平修憲未成,從十九大到二十大這五年里,習近平是從核心走向第三個任期,還是結束任期,退出黨魁地位?哪種發展概率更大一點呢?無論如何,如果習近平不能在黨內高層拿到長期執政這一許可證,就說明習近平在黨內高層的地位遠沒有達到一尊的地位,他在中共高層就會受到更多牽制而無可能作出更體現他個人風格思想的決策,更談不上以長期執政而實現他一系列政治抱負的志向,人們就有更多的理由看到二十大後的新人上台。而這一切發展的宿命轉折恰恰蝴蝶效應起九年前的一記耳光。 歷史的玄妙似乎又再現為當人們絕大一致比率認為習近平二十大的連任勢不可擋時,栗戰書的缺席政協新年茶話會引發各種猜測。如果栗是因病或公務缺席,時間即會抹平一切波瀾。如果栗真是有事而習不得不讓其下課,那絕對又是一個即將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標誌性事件。 現在栗戰書又再露面,看似一場風波已過,但風波引起的波瀾和背後的推手卻讓人們看到反習勢力的伺機而動和呼應基礎。 其實習近平在中共黨內並非一錘定音,無人可挑戰,關鍵是看何事和能否形成多大呼應。去年十九屆六中全會討論第三份歷史決議時,習近平的許多提法就是受到相當人數的異議而遭阻。接下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面對各路諸侯呈上的各地經濟困境,習近平不得不暫時收回年初以來他搞出的對房地產、教培產業和互聯網企業等出手的政策,重回放貸基建和向房地產企業注資的老路。緩提共同富裕,重新依靠私人企業。 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經濟政策調整,類似於毛澤東當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只不過還沒有輸到毛退居二線的地步,但也足以鎩羽習近平的一尊地位。對反習勢力而言,他們私底下並不乏黨內的支持和社會基礎,他們所欠缺的只是在找到一個習近平自己無法逃脫重大失策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時機和掀翻他的出手勇氣。也許這正是反習勢力看到這一態勢的轉變而借栗戰書缺席事件炒作的背景動力。 二十大如無意外,習近平應該可以連任。如有意外,經濟首當其衝,其次是疫情,再三是突發事件。中國經濟原本下行的軌跡在習近平去年的「辛丑新政」下突然加速下墜,以致引起全黨反彈而重回老路。在今年的大規模放貸刺激下,帶來經濟發展嚴重隱患性後果的增長速度目標應該可以達到。如無突發黑天鵝事件,應能挺過2022年。如出現黑天鵝事件而不能有效制止,那必將引起雪崩反應而陷中國經濟於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疫情方面中國的動態性清零將與西方各國的與病毒共存模式一較高下,如能挺過,自然給習加分,否則將是對習致命一擊。相對於經濟和疫情方面中共還可以主動加以採取措施,但在突發政治事件上卻防不勝防,有可能發生在黨內,也有可能發生在社會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般突發事件必須嚴重到在政治局常委層面進行討論並最終的結果是影響到常委會內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否則不足以產生制衡習近平的力量。這恐怕也是習近平最擔心的和二十大之前最不放心的心腹之痼。如一旦出現這種事件,再加上北戴河會上政治老人們的干政,那老習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過了。 所謂歷史可以溫故知新純粹是書齋中的提神劑,我們往往不會知曉歷史的下一幕。 歷史發展的戲劇性永遠引人關注。 01-11-2022
盤古撥開混沌天, 嬴政商鞅意相連, 君臣合謀封建制, 害我華夏數千年。 及到春秋事更糟, 出個孔丘創儒教。 仁義道德當教義, 就此恩威成王道。 商鞅磨礪一把刀, 孔丘拋出繩一條, 柔繩縛手刀揚威, 帝王掌中兩件寶。 法寶沿用兩千載, 哀我愚民智不開。 倘有田舍讀書郎, 跪拜聖座當奴才。 朝代興廢廟號改, 舊帝廢去新帝來, 商鞅孔丘兩神祗, 封建幽靈害百代。 辛亥驚雷霹靂向, 大清崩塌天呈祥。 軍閥內戰狼煙起, 天下蒼生更遭殃。 三民主義西來風, 不忘國父蓋世功。 世逢大亂英雄出, 北伐定鼎靠蔣公。 青天白日滿地紅, 江山萬里歸一統。 黃金歲月方十年, 盧溝鼙鼓驚天動。 蔣公臨危挽狂瀾。 卧薪八年嘗苦膽 王師北返凱旋日, 鐮錘蕭牆賊發難。 五次剿匪力不從, 內賊俄虜鼠串通, 神器三年陷賊手。 總理遺願成國痛。 洪楊作亂賊長毛, 殺人似麻血杵漂。 熟料短毛更陰險, 惡跡累累罪滔滔。 手捧《商子》舊唱本, 肆無忌憚玩乾坤。 可憐庶民皆恐懼, 荒冢不敢哭冤魂。 倏忽陰霾遮太陽, 商鞅孔丘魂還鄉, 不禁百年傷心淚, 壯士哭拜黃花崗。 世界潮流浩蕩盪, 順之者昌逆之亡。 故國欲往何處去? 老夫袖手隔海望。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於食薇齋北窗
疫情當下,許多職業都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曾經悉尼響亮的代名詞,「悉尼歌劇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輝。隨著政府漸漸放寬限制,這座美麗的貝殼形建築也漸漸恢復了熱鬧。《圖蘭朵》是義大利作曲家賈科莫•普契尼根據童話《杜蘭鐸的三個謎》改編的三幕歌劇,是普契尼影響力最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部作品它講述了一個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國傳奇故事,而那首家喻戶曉的《今夜無人入眠》就出自這裡。用《圖蘭朵》作為悉尼歌劇院的返場再好不過,悉尼這座城市,在沉寂了許久之後,終於向世界宣告,我們回來了! 歌劇圖蘭朵(圖:提供) 此次,我們採訪了圖蘭朵的導演 Shane Placentino和主演 Anna-Louise Cole,請他們談談歌劇這項看起來很「高大上」的藝術背後的點滴故事,以及疫情是如何影響他們的。 歌劇圖蘭朵(圖:提供) Shane的職業生涯開始於舞蹈,他是一名職業的舞蹈演員,近20年都在舞台上兢兢業業。但隨著年紀的增長,他漸漸感到力不從心,最終在背部做了手術之後決定放棄舞蹈事業。 一開始,不能跳舞對他來說是一件非常令人煎熬的事情,那曾是他最熱愛的事業。但慢慢的,他重新找到了自己所熱愛的東西,他決定重返舞台。但這一次,他從台前轉到幕後,成為了一名歌劇導演。 記者: 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您有遭遇過任何困難和挑戰么? Shane: 當然有,而且困難和挑戰時刻都有。一開始我作為一名舞蹈演員,我面臨的困難是身體上的,作為導演,你所面臨的困難則是腦力上的。這個轉變對我來說一開始是很困難的,作為舞蹈演員,我是一名表演者,我只需要與觀眾對話,只需要對我自己負責,鍛煉身體,管理飲食,練習舞蹈。而導演要與很多人溝通,不僅僅是觀眾,還有演員、燈光、樂隊…… 記者: 您為此次表演準備了多久?都做了什麼準備? Shane: 這次演出我們準備了好幾個月,包括服裝、演員、舞台調度等等,我們都做了萬全的準備。演員的服裝我們使用了許多絲綢,舞台上會有齊舞,到時候場面會非常壯觀。除此之外,我自己作為導演也需要做很多準備。圖蘭朵作為一部享譽世界的歌劇已經流傳很多年了,但我仍舊想做一些自己的創新,因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理解故事,去了解中國文化。 在採訪過程中,shane也多次提到了在中國演出的經歷,「我非常喜歡中國,這個國家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而且食物真的非常好吃。我最喜歡的是『shaokao』,它跟西方的BBQ非常不一樣,人們用一種長長的黑色烤箱烤制食物,有一種煙熏的風味。」他說。 記者: 疫情大流行對此次表演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Shane: 在封城期間,一切工作都停了,這確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壓力同時也會變成一種動力,在封城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靜下心,思考。我在網上上了很多關於導演的課程,精進自己,閱讀、寫作。我希望這段時間能夠成為自己繼續前行的動力。 歌劇圖蘭朵(圖:提供) Anna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即使是在不大的會議室內,我們也能聽出來她聲音的質感,那是一種非常堅韌的聲音。 記者: 請問您是如何開始走上職業道路的? Anna: 我從5歲就開始學鋼琴,同時也在學習唱歌,後來我又換到大提琴專業,可以說我一直是在音樂這條路上前行,我的生活被傳統音樂填得滿滿當當。當我高中畢業時,我面臨這樣一個選擇,大提琴,或者是歌唱事業。我的大提琴導師跟我說,我開始學習大提琴的時間太晚了。一般來說,專業音樂家需要在5歲就開始自己的學習,我還是可以選擇大提琴這條路,但我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每天練習10-12個小時。然後他告訴我,有些時候,生活不需要那麼難。所以我取消了大提琴的試鏡,專心精進我自己的歌唱技巧。 記者: 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您有遭遇過任何困難和挑戰么? Anna: 一開始找到我的歌唱工作很少,尤其是在澳洲這個地方。雖然我們有全世界聞名的悉尼歌劇院,但實際上,比起德國和義大利這些國家,澳洲的歌劇工作很少,而且要求很高。為了支持我的歌唱事業,一開始我還找了另一份工作,那時候我在維州政府里做公共政策,白天工作,晚上就去唱歌。澳洲有很多歌唱比賽,我差不多參加了所有的比賽。 記者: 作為門外漢,我們該如何接觸歌劇? Anna: 如果我能改變歌劇,我認為只有一點需要改,那就是人們對他的印象。很多人都認為歌劇是非常高層次的,但其實,你不需要任何學歷,不需要任何證書,不需要對歌劇有任何了解,它是很美的一種藝術,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像我們走進美術館,賣票的工作人員不會檢查你的學歷,不會給你出考題問你有關藝術的知識,你只要走進去,你看到那幅畫,你覺得好美。也許回家之後,你會對那幅畫念念不忘,你會再去查閱相關的知識和背景,但那些都是後話了。如何入門歌劇?我想說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動起來,走進劇院,你究竟喜不喜歡,只有聽過才知道。 歌劇圖蘭朵(圖:提供) 1月12日開始,歌劇圖蘭朵將重歸悉尼歌劇院,向世界展示悉尼的聲音。這部歌劇以中國元朝為背景,將童話模式與中國歷史嫁接,用歌劇的形式演繹出一段傳奇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我們看到了希望、愛、人性,故事情節一波三折,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圖蘭朵》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視覺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心靈上的慰藉。
移居澳洲三十多年,澳洲華人人才濟濟,也曾見過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革命家,作家到悉尼訪問。 我第一個見到的是天文學家方勵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嫻女士。那是1988年8月,我住在卡市。卡市的居民主要是越南裔,越南華人,柬埔寨人,柬埔寨華人,寮國人,緬甸人,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疆、東北中蘇婚血兒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一位香港移民王唯真先生主動找我,他和妻子也住在卡市,他是民運人士,還是某一屆的中央後補委員,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登著他的名字和頭銜。他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保留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和遇羅克的一家」。 這篇文章4千4百多字,我在悉尼寫的,原來的題目是「我和遇羅錦的一家」,我先寄給香港的金鐘,他回信說:「我們雜誌很小,你們作者動輒幾千字,我們登不了。」但他沒還我稿件。我把這事對王唯真先生說了,他跟金鐘要回了我的稿子登在「中國之春」上。編輯把題目改了,一位姓薛的編輯給我回了一封信,對我們的經歷很是「唏噓」,並附上一張二百多美元稿費支票。這篇文章被收集在「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里。 王唯真先生通知我說,大陸著名科學家方勵之先生要來悉尼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會到卡市與大家見見面。 我一共見到了方先生三次。第一次是個星期天,會場擠滿了人,只記得一個華僑老人激動地高呼:「打倒共產!」方先生在台上尷尬地笑,不知道怎麼回答是好。 第二次是在悉尼大學大禮堂聽方先生用英文作學術報告,方先生演講時,喜歡兩眼看高高的頂棚,好像那是布滿星星的蒼穹。 他講完之後,有外國學者想跟他討論學術問題,可是大批的中國人,主要是大學生包圍了他。王唯真先生帶了一大箱子封面是方先生相片的書「方勵之言論集」,免費發給大家,大家爭相請方先生簽名留念,我也得到了方先生的簽名。 第三次還是在卡市澳華公會禮堂,這次對李淑賢女士印象較深,在悉尼大學那次她也去了,我們站在過道里,歡迎她和方先生進演講大廳。 我帶了一副耳環,遞給台上的李淑賢女士,「送給您一個小禮物。」她看是耳環,摸著自己的耳朵笑著說:「我沒有耳朵眼兒!」我說:「這個是卡上去的,不用耳朵眼兒!」 世事蒼桑,一轉眼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方勵之先生已經作古。不知道李淑賢女士是否還記得那次的悉尼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