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我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卡市longfield st 一幢四层楼公寓的第三层楼27号。爱好文学写作的朋友组织了作家协会,墨尔本一位叫心水的作家写信给我,说找了我好久才找到我。让我参加作协,并让我任理事。这样我认识了不少朋友。 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先在澳洲“星岛日报”连载,当时的老板是香港胡仙女士,主笔是刘渭平先生。连载结束后,我请悉尼友谊印刷厂给我印了500本,福建作家林茂生一个人就买了30本,给我180澳币,我定价是每本6澳币。 到茂生家送书时,听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先生即将路经悉尼去美国。我看过刘晓波的书评,观点前卫,不落俗套,印象非常好。随请茂生介绍认识。茂生答应了。 回家后,接到茂生电话,说晓波会给我打电话,紧接着接到晓波电话,我邀请他来吃个便饭。 我给晓波做的米饭,主菜是洋葱炒牛柳。我那时刚刚生完女儿不久,她总要我抱离不开手,我看着晓波一个人吃。这时,一位姓黄的作家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刘晓波在我这儿呢!”前几天,他和美女作家施国英带大陆著名作家韩少功来过我家。我问他:“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晓波?”他没几分钟开车就到了。 晓波吃饭特别有礼貌,菜他只动半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他太客气了! 紧接着,我女儿的爸爸也来了。 晓波抽烟,基本上什么话都没说,幸亏有黄先生,他很健谈,我们基本都听他讲。 当时,在英国的张戎出了“鸿”一书,很轰动,我问晓波怎么看?晓波慢悠悠地说:“咱们整天聊得不就是这些吗?”我点头称是,心中充满了喜悦,为了他的“咱们”。 晓波说他要走了,我问他去哪儿?我们可以开车送他。他笑着说:“要去找杨百万。”杨百万是留学生领袖杨军的外号,留学生凑钱交给杨军,跟澳洲政府打官司,要求给全体留学生澳洲永久居留权。晓波夸奖杨军:“真有号召力,一下子就凑一百万,有能力!” 我抱着女儿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女儿的爸爸开我的红车,晓波坐在后座,按着晓波给的地址开去,我拿了十本自传,请晓波带到美国送朋友。 在车上,晓波问“这儿车里许抽烟吗?”我说:“许!”他好像不信,他说:“中国不许汽车里抽烟!”他拿出一支烟偷偷地点着,像个明知故犯的孩子,带着调皮的微笑,捂着烟偷偷地抽着…… 三十年过去了,晓波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晓波,安息吧! 注:晓波带到美国的十本书,现在美国有两个图书馆各藏一本。王友琴女士94年读到一个完整的复印本。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变化往往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件看似无关的小事,随着各种因素的不断发酵,却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因向薄熙来汇报谷开来涉杀人案件一事而遭薄熙来一记耳光重搧,王立军由此出走美领馆。接下来的结局引发中国政坛重新洗牌,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出走,就不会有对薄熙来的调查。即使十八大后王歧山的反腐纵有为习近平扫清门户,建立党内一尊之心机,但在中共高层都不干净,党内又有刑不上前常委的潜规则,王歧山就很难找到一个公开的证据去撬开江曾集团的势力范围以剑指薄熙来和周永康。哪怕郭伯雄和徐才厚在军中所贪之事易被察觉,但对江曾集团的伤害也将是仅此而已。薄熙来无事,习近平也就无可能知晓王立军向美领馆供出的习先干二年再被薄取代的密谋。时间一旦流逝到十九大,薄熙来入常应是大概率事件。 试想,如果十九大薄熙来入了常,凭薄的能力、野心和折腾劲,再加上江曾集团没有受到重创的势力,薄绝对会在常委会上对习的修宪提出挑战,我甚至怀疑如果周永康和薄熙来不倒,习是否拥有足够的底气以提出修宪。 历史如果发展到这般境遇,习近平还能跨出他长期执政的关键修宪一步吗?如果习近平修宪未成,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五年里,习近平是从核心走向第三个任期,还是结束任期,退出党魁地位?哪种发展概率更大一点呢?无论如何,如果习近平不能在党内高层拿到长期执政这一许可证,就说明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地位远没有达到一尊的地位,他在中共高层就会受到更多牵制而无可能作出更体现他个人风格思想的决策,更谈不上以长期执政而实现他一系列政治抱负的志向,人们就有更多的理由看到二十大后的新人上台。而这一切发展的宿命转折恰恰蝴蝶效应起九年前的一记耳光。 历史的玄妙似乎又再现为当人们绝大一致比率认为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势不可挡时,栗战书的缺席政协新年茶话会引发各种猜测。如果栗是因病或公务缺席,时间即会抹平一切波澜。如果栗真是有事而习不得不让其下课,那绝对又是一个即将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标志性事件。 现在栗战书又再露面,看似一场风波已过,但风波引起的波澜和背后的推手却让人们看到反习势力的伺机而动和呼应基础。 其实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并非一锤定音,无人可挑战,关键是看何事和能否形成多大呼应。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讨论第三份历史决议时,习近平的许多提法就是受到相当人数的异议而遭阻。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各路诸侯呈上的各地经济困境,习近平不得不暂时收回年初以来他搞出的对房地产、教培产业和互联网企业等出手的政策,重回放贷基建和向房地产企业注资的老路。缓提共同富裕,重新依靠私人企业。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经济政策调整,类似于毛泽东当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只不过还没有输到毛退居二线的地步,但也足以铩羽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对反习势力而言,他们私底下并不乏党内的支持和社会基础,他们所欠缺的只是在找到一个习近平自己无法逃脱重大失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时机和掀翻他的出手勇气。也许这正是反习势力看到这一态势的转变而借栗战书缺席事件炒作的背景动力。 二十大如无意外,习近平应该可以连任。如有意外,经济首当其冲,其次是疫情,再三是突发事件。中国经济原本下行的轨迹在习近平去年的“辛丑新政”下突然加速下坠,以致引起全党反弹而重回老路。在今年的大规模放贷刺激下,带来经济发展严重隐患性后果的增长速度目标应该可以达到。如无突发黑天鹅事件,应能挺过2022年。如出现黑天鹅事件而不能有效制止,那必将引起雪崩反应而陷中国经济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疫情方面中国的动态性清零将与西方各国的与病毒共存模式一较高下,如能挺过,自然给习加分,否则将是对习致命一击。相对于经济和疫情方面中共还可以主动加以采取措施,但在突发政治事件上却防不胜防,有可能发生在党内,也有可能发生在社会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般突发事件必须严重到在政治局常委层面进行讨论并最终的结果是影响到常委会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否则不足以产生制衡习近平的力量。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最担心的和二十大之前最不放心的心腹之痼。如一旦出现这种事件,再加上北戴河会上政治老人们的干政,那老习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过了。 所谓历史可以温故知新纯粹是书斋中的提神剂,我们往往不会知晓历史的下一幕。 历史发展的戏剧性永远引人关注。 01-11-2022
盘古拨开混沌天, 嬴政商鞅意相连, 君臣合谋封建制, 害我华夏数千年。 及到春秋事更糟, 出个孔丘创儒教。 仁义道德当教义, 就此恩威成王道。 商鞅磨砺一把刀, 孔丘抛出绳一条, 柔绳缚手刀扬威, 帝王掌中两件宝。 法宝沿用两千载, 哀我愚民智不开。 倘有田舍读书郎, 跪拜圣座当奴才。 朝代兴废庙号改, 旧帝废去新帝来, 商鞅孔丘两神祗, 封建幽灵害百代。 辛亥惊雷霹雳向, 大清崩塌天呈祥。 军阀内战狼烟起, 天下苍生更遭殃。 三民主义西来风, 不忘国父盖世功。 世逢大乱英雄出, 北伐定鼎靠蒋公。 青天白日满地红, 江山万里归一统。 黄金岁月方十年, 卢沟鼙鼓惊天动。 蒋公临危挽狂澜。 卧薪八年尝苦胆 王师北返凯旋日, 镰锤萧墙贼发难。 五次剿匪力不从, 内贼俄虏鼠串通, 神器三年陷贼手。 总理遗愿成国痛。 洪杨作乱贼长毛, 杀人似麻血杵漂。 熟料短毛更阴险, 恶迹累累罪滔滔。 手捧《商子》旧唱本, 肆无忌惮玩乾坤。 可怜庶民皆恐惧, 荒冢不敢哭冤魂。 倏忽阴霾遮太阳, 商鞅孔丘魂还乡, 不禁百年伤心泪, 壮士哭拜黄花岗。 世界潮流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亡。 故国欲往何处去? 老夫袖手隔海望。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于食薇斋北窗
疫情当下,许多职业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曾经悉尼响亮的代名词,“悉尼歌剧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随着政府渐渐放宽限制,这座美丽的贝壳形建筑也渐渐恢复了热闹。《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根据童话《杜兰铎的三个谜》改编的三幕歌剧,是普契尼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而那首家喻户晓的《今夜无人入眠》就出自这里。用《图兰朵》作为悉尼歌剧院的返场再好不过,悉尼这座城市,在沉寂了许久之后,终于向世界宣告,我们回来了! 歌剧图兰朵(图:提供) 此次,我们采访了图兰朵的导演 Shane Placentino和主演 Anna-Louise Cole,请他们谈谈歌剧这项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艺术背后的点滴故事,以及疫情是如何影响他们的。 歌剧图兰朵(图:提供) Shane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舞蹈,他是一名职业的舞蹈演员,近20年都在舞台上兢兢业业。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最终在背部做了手术之后决定放弃舞蹈事业。 一开始,不能跳舞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煎熬的事情,那曾是他最热爱的事业。但慢慢的,他重新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他决定重返舞台。但这一次,他从台前转到幕后,成为了一名歌剧导演。 记者: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有遭遇过任何困难和挑战么? Shane: 当然有,而且困难和挑战时刻都有。一开始我作为一名舞蹈演员,我面临的困难是身体上的,作为导演,你所面临的困难则是脑力上的。这个转变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很困难的,作为舞蹈演员,我是一名表演者,我只需要与观众对话,只需要对我自己负责,锻炼身体,管理饮食,练习舞蹈。而导演要与很多人沟通,不仅仅是观众,还有演员、灯光、乐队…… 记者: 您为此次表演准备了多久?都做了什么准备? Shane: 这次演出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月,包括服装、演员、舞台调度等等,我们都做了万全的准备。演员的服装我们使用了许多丝绸,舞台上会有齐舞,到时候场面会非常壮观。除此之外,我自己作为导演也需要做很多准备。图兰朵作为一部享誉世界的歌剧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我仍旧想做一些自己的创新,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故事,去了解中国文化。 在采访过程中,shane也多次提到了在中国演出的经历,“我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食物真的非常好吃。我最喜欢的是‘shaokao’,它跟西方的BBQ非常不一样,人们用一种长长的黑色烤箱烤制食物,有一种烟熏的风味。”他说。 记者: 疫情大流行对此次表演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Shane: 在封城期间,一切工作都停了,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压力同时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在封城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静下心,思考。我在网上上了很多关于导演的课程,精进自己,阅读、写作。我希望这段时间能够成为自己继续前行的动力。 歌剧图兰朵(图:提供) Anna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即使是在不大的会议室内,我们也能听出来她声音的质感,那是一种非常坚韧的声音。 记者: 请问您是如何开始走上职业道路的? Anna: 我从5岁就开始学钢琴,同时也在学习唱歌,后来我又换到大提琴专业,可以说我一直是在音乐这条路上前行,我的生活被传统音乐填得满满当当。当我高中毕业时,我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大提琴,或者是歌唱事业。我的大提琴导师跟我说,我开始学习大提琴的时间太晚了。一般来说,专业音乐家需要在5岁就开始自己的学习,我还是可以选择大提琴这条路,但我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每天练习10-12个小时。然后他告诉我,有些时候,生活不需要那么难。所以我取消了大提琴的试镜,专心精进我自己的歌唱技巧。 记者: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有遭遇过任何困难和挑战么? Anna: 一开始找到我的歌唱工作很少,尤其是在澳洲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有全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但实际上,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澳洲的歌剧工作很少,而且要求很高。为了支持我的歌唱事业,一开始我还找了另一份工作,那时候我在维州政府里做公共政策,白天工作,晚上就去唱歌。澳洲有很多歌唱比赛,我差不多参加了所有的比赛。 记者: 作为门外汉,我们该如何接触歌剧? Anna: 如果我能改变歌剧,我认为只有一点需要改,那就是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多人都认为歌剧是非常高层次的,但其实,你不需要任何学历,不需要任何证书,不需要对歌剧有任何了解,它是很美的一种艺术,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像我们走进美术馆,卖票的工作人员不会检查你的学历,不会给你出考题问你有关艺术的知识,你只要走进去,你看到那幅画,你觉得好美。也许回家之后,你会对那幅画念念不忘,你会再去查阅相关的知识和背景,但那些都是后话了。如何入门歌剧?我想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动起来,走进剧院,你究竟喜不喜欢,只有听过才知道。 歌剧图兰朵(图:提供) 1月12日开始,歌剧图兰朵将重归悉尼歌剧院,向世界展示悉尼的声音。这部歌剧以中国元朝为背景,将童话模式与中国历史嫁接,用歌剧的形式演绎出一段传奇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希望、爱、人性,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图兰朵》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移居澳洲三十多年,澳洲华人人才济济,也曾见过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革命家,作家到悉尼访问。 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天文学家方励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娴女士。那是1988年8月,我住在卡市。卡市的居民主要是越南裔,越南华人,柬埔寨人,柬埔寨华人,老挝人,缅甸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疆、东北中苏婚血儿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一位香港移民王唯真先生主动找我,他和妻子也住在卡市,他是民运人士,还是某一届的中央后补委员,在“中国之春”杂志上登着他的名字和头衔。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保留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这篇文章4千4百多字,我在悉尼写的,原来的题目是“我和遇罗锦的一家”,我先寄给香港的金钟,他回信说:“我们杂志很小,你们作者动辄几千字,我们登不了。”但他没还我稿件。我把这事对王唯真先生说了,他跟金钟要回了我的稿子登在“中国之春”上。编辑把题目改了,一位姓薛的编辑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们的经历很是“唏嘘”,并附上一张二百多美元稿费支票。这篇文章被收集在“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里。 王唯真先生通知我说,大陆著名科学家方励之先生要来悉尼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会到卡市与大家见见面。 我一共见到了方先生三次。第一次是个星期天,会场挤满了人,只记得一个华侨老人激动地高呼:“打倒共产!”方先生在台上尴尬地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 第二次是在悉尼大学大礼堂听方先生用英文作学术报告,方先生演讲时,喜欢两眼看高高的顶棚,好像那是布满星星的苍穹。 他讲完之后,有外国学者想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可是大批的中国人,主要是大学生包围了他。王唯真先生带了一大箱子封面是方先生相片的书“方励之言论集”,免费发给大家,大家争相请方先生签名留念,我也得到了方先生的签名。 第三次还是在卡市澳华公会礼堂,这次对李淑贤女士印象较深,在悉尼大学那次她也去了,我们站在过道里,欢迎她和方先生进演讲大厅。 我带了一副耳环,递给台上的李淑贤女士,“送给您一个小礼物。”她看是耳环,摸着自己的耳朵笑着说:“我没有耳朵眼儿!”我说:“这个是卡上去的,不用耳朵眼儿!” 世事苍桑,一转眼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方励之先生已经作古。不知道李淑贤女士是否还记得那次的悉尼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