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讓掉自己一手打拚的家居帝國，並沒有讓車建新（曾用名車建興）擺脫困境。上個月，他所實控的紅星控股（全稱紅星美凱龍集團有限公司）因無力償債，已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 白手起家創立帝國 傳聞中，車建新出生於江蘇常州市的一個農家，最早是一名小木匠，靠著借來的600塊錢啟動創業，創辦了國內首批家居專賣商城，最終打造出一個家居連鎖帝國。 鼎盛時，紅星美凱龍開出了300多個家居Mall，超過王健林的萬達。尤其是紅星美凱龍2018年在A股上市之時，作為「中國傢具零售A+H第一股」，其在資本市場一時風頭無兩，兩股總市值最高超過千億元。車建新的身家也水漲船高，2020年一度高達430億元，成為江蘇常州首富和行業首富。 短短四年，一方首富又因何深陷債務困局呢？又是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套路：槓桿經營+入局房地產。 與外界印象中車建新做的是家居零售生意不同，他實際上更像一個商業地產商。他旗下有三個平台：紅星控股、紅星美凱龍和紅星企發（全稱重慶紅星美凱龍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擁有紅星地產和紅星置業兩個地產平台）。 紅星美凱龍作為核心業務，負責家居賣場運營。但它並非簡單的家居渠道商或者零售商，而是一個地產運營商+平台服務商。公司只負責做商場管理，不做具體經營，為入駐的品牌商提供「統一的營銷、統一的售後服務、統一培訓」等服務，從而收取租賃和管理費用。 換句話說，車建新做的是收租或者房東的生意，具有典型的商業地產特徵，只不過專註於家居建材領域，進行特色連鎖經營而已。 紅星美凱龍快速發展時期，正是商業物業費暴漲的時期，這種先行一步，讓車建新迅速將紅星美凱龍複製到各大城市，且吃盡了最初的地產紅利。然而拿地、招商收租、運營、物業資產化、抵押、再買地，看上去是一個閉環，實際上每一個環都很重，對資金鏈的要求有多高可想而知。 地產規模達到頂峰 車建新對房地產的執念遠不止於此。早在2007年，他便提出「複合地產」模式，即以家居賣場立項拿地，再進行開發住宅項目，這些都曾被外界解讀為公司快速尋求現金流的方式。兩年後，他成立紅星企發。不同於紅星美凱龍主要以自持物業、自建賣場為主，順帶「圈地」搞搞房地產；紅星企發利用紅星美凱龍的影響力，在傢具城周邊獲取商業住宅項目，進行商業地產住宅的開發、運作及銷售。 2017年，國內地產行業一片向好，車建新嘆息自己走了二十年專業化的冤枉路，才登上地產行業的晚班車。次年，他喊出千億目標，開啟大舉拿地的模式。2019年，車建新又創辦房地產中介經紀平台美凱龍愛家，試圖比肩鏈家。 在地產行業的黃金十年里，車建新的這一套很奏效。孰料，房地產行業遇冷很快就來了，雄心勃勃的車建新卻並未意識到其中的危機。 2020年，車建新依舊耗費47億重金，接手了孫宏斌拋售的金科股份。這一年，他全年拿地金額168億元，旗下的紅星地產規模達到頂峰，全年銷售額達654億元。紅星控股大幅擴表，2020年底總資產達2678.62億元，接近美凱龍的兩倍。 疫情令首富跌入深淵 繁榮的背面，是債務的不斷膨脹。2020年底，紅星控股債務總額超過1,960億元。之後，房地產大周期下行疊加疫情影響，紅星系的家居、地產板塊業績雙雙倒退。 車建新終於意識到危機，開始甩賣旗下的資產，以圖自救。2021年，紅星控股將旗下7家物流子公司以23.12億元出售給遠洋資本，以40億元出售了紅星地產70%的股權，以6.96億元的價格將美凱龍物業80%股權轉讓給了旭輝永升。 去年6月，為擺脫困境，車建新賣掉紅星控股所持紅星美凱龍29.95%股份，換來62.86億元資金，從此失去自己打拚多年的上市公司實控人位置。 但紅星控股最終還是沒熬過去。2024年以來，紅星控股被執行總金額接近20億元。公司多次遭遇股權凍結。車建新和陳淑紅所持公司股份均已被司法凍結。 一方首富債台高築，近幾年也算不上新聞，車建新的敗局仍讓人唏噓感概。他本是寒門貴子的典型，憑藉著個人努力，完美踩中了時代上升的節點，由農家小木匠一刀一槍打拚為行業霸主。他最初的品牌型商業地產模式，曾是商業創新的典型，2014年被哈佛商學院選為商業案例。 然而，這樣過於激進、一味追求規模擴張的首富，又何止車建新一個呢？他們的命運終局，最終又會有多大的區別呢？
獲得以色列政府同意後，聯合國15日表示將運送更多裝甲車和個人防護裝備進入加沙走廊（Gaza Strip），以利在當地進行人道援助作業。 據路透社報導，以巴戰爭進入第10月，以軍和哈瑪斯在加沙走廊的戰鬥已使得當地法律和秩序不復存在。聯合國負責「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人道事務副協調長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示，以色列這次允許聯合國對加沙走廊增援裝備，系回應聯合國上個月致函以色列對於加沙走廊安全的關切。 聯合國長期以來不斷指稱運送援助物資進入加沙走廊遭遇困難，因為以軍會審查所有入境當地的貨車才會放行。此外，聯合國也煩惱如何分送救援物資給加沙走廊230萬名居民，因為當地已陷入「完全失序」的狀態。一位負責監偵全球飢餓情況的人士上月表示，加沙走廊當地面臨饑荒的風險很高。 安德森告訴路透社記者，「通訊設備如手持式無線電對講機也已被核准入境」，但對於聯合國要求的穩定的網路服務，仍在與以色列持續討論中。 聯合國表示，他們不想仰賴行動通訊基地台提供通訊服務，因為網路品質不可靠。然而，以色列當局擔心，若使用衛星通訊技術，一旦哈瑪斯取得使用，屆時哈瑪斯會藉此採取何種手段造成安全上的危害，將成為一大隱患。
韓國國家情報院(NIS)星期二(7月16日) 證實，朝鮮駐古巴大使館負責政治事務的一名外交官已在去年11月叛逃至韓國的媒體報道屬實，但未提供進一步細節。 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朝鮮駐古巴大使館參贊李一奎(（Ri Il Kyu，音譯）於去年11月初攜家眷投奔韓國，他成為自2016年以來叛逃至韓國的最高級別朝鮮外交官。 李一奎被視為朝鮮外務省代表性的「古巴通」，在他叛逃後三個月，作為朝鮮傳統友邦的古巴於今年2月剛與韓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李一奎從2019年4月開始擔任駐古巴政治事務參贊，直到11月初帶著妻子和子女流亡之前的工作具體任務是「阻撓韓國和古巴建交」。 韓聯社指出，這是繼朝鮮駐義大利臨時代辦曹成吉(2019年7月)和駐科威特臨時代辦柳賢雨(同年9月)之後，朝鮮外交官棄朝投韓的消息第三次獲得了證實。 近幾年旅外朝鮮精英人士棄朝投韓人數不斷增加，韓國統一部的數據顯示，在2023年的196起脫北事件中，朝鮮精英脫北人數有十多人，為自2017年以來最高水平。 52歲的李一奎在接受《朝鮮日報》的獨家採訪中表示，他因對朝鮮政權的失望和對其工作遭到不公平評價而決定叛逃。他說，2019年8月當他返回平壤討論在古巴開設朝鮮餐廳的項目時，朝鮮外交部一名高級官員向其索取賄賂，他在資金不足下予以拒絕，之後他努力工作仍得到不公平評價。 李一奎表示，他去年患上了頸椎損傷引起的神經損傷症，由於古巴缺乏專門的醫療器械，無法在當地接受必要的治療，因此提出前往墨西哥就醫的請求，卻隨即遭到平壤拒絕，這促使他做出最終決定。 「每個朝鮮人都至少想過一次去韓國生活，」他向《朝鮮日報》說道。「對朝鮮政權的失望和黯淡的未來讓我考慮叛逃。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坎農周一(7月15日）裁定，負責前總統川普涉嫌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案的特別檢察官史密斯(Jack Smith)，其任命違憲，無權提出訴訟，因此駁回指控。路透社稱，這是川普在法律戰又一場重要勝利。 據法廣報導，佛羅里達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坎農(Aileen Cannon)在裁決中稱，沒有任何法院賦予司法部長加蘭德（Merrick Brian Garland）廣泛的下級官員任命權，或賦予他任命具有像特別檢察官史密斯所擁有的那種起訴權的聯邦官員權利。 坎農在裁決中表示，國會在任命史密斯等高級官員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她說，加蘭德對他的任命「實際上篡奪了重要的立法授權」，將其轉移到司法部負責人加蘭德身上，「並在此過程中威脅到美國政府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三權分立所固有的結構性自由」。 坎農裁定，如果國會和白宮想賦予加蘭德任命史密斯「以全權調查和起訴此案」的權力，而史密斯是一名通常負責起訴聯邦刑事案件的聯邦檢察官，那麼國會和白宮可以將他的名字提交給國會參議院尋求批准，就像司法部派駐全國各地的93名聯邦檢察官一樣。 另外，坎農並裁定史密斯使用永久無限期撥款，為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提供資金，同樣違反憲法條款。 路透社報導指出，坎農的裁決標誌著川普在針對其一系列司法指控中取得又一項重大勝利，這也是川普面臨的四起刑事案件中首起被完全駁回的案件。 這項有利於川普的裁決令人意外，因為其他法官駁回了川普律師在機密文件案中提出的質疑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的同一論點。30年來，美國一些備受矚目和爭議的案件，尤其是涉及知名政治人物不法行為的白領指控，都未經國會批准就任命了特別檢察官。 美國之音在報導中稱，司法部很有可能對坎農的裁決提出上訴，該案最終可能會提交美國最高法院審理。 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這次裁決只是第一步，他並認為其他刑事案件也應被駁回。川普並再次指責這些司法案件，是政治對手拜登干擾他的選舉，呼籲結束司法部門的政治化。 據悉，司法部提起的僅有的兩起案件都是史密斯提起的，但拜登否認指使了針對川普的聯邦起訴。 加蘭德拒絕對這一裁決發表評論，史密斯的發言人沒有立即發表評論。
一項特別調查顯示，澳洲最基本的食品雜貨價格大幅上漲，一籃最基本的食品雜貨價格自去年以來已上漲14%，對預算緊張的家庭造成了進一步的衝擊。 據《每日電訊報》調查發現，對於每周在超市結帳花費約300澳元的家庭來說，這樣的增幅每年會增加約1,000澳元的食品雜貨開支——在住房、保險和汽油成本飆升的情況下，這筆錢變得更加難以負擔。 為了減少填滿冰箱、食品櫃和洗衣間的財務壓力，專家表示，許多消費者必須徹底改變他們購買食品雜貨的態度。 「我們大多數人把去超市當成一件苦差事，而不是一項愉快的活動，所以我們會形成一些習慣，就是儘快完成購物，」Choice雜誌的編輯總監馬克·塞雷爾斯（Mark Serrels）說，「不幸的是，這意味著你可能會匆匆忙忙地完成購物，因此花費超過必要的金額。」 塞雷爾斯先生說，通過使用貨架上的單價信息，可以選擇性價比最高的商品。 「我們在最近一次比較散裝和包裝產品（如水果和蔬菜）的調查中發現，選擇最便宜的形式可以每年節省多達1,900澳元的開支，」他說。 據信息顯示，與2021年相比，包含各個貨架上的商品在內的一籃基本食品價格上漲了30%到35%，具體取決於超市。 在這段時間內，麵包、穀物、雞蛋、巧克力、薯片和罐裝番茄的價格漲幅較大。 最近，橄欖油的價格上漲最為顯著。由於歐洲和澳大利亞的供應短缺，自去年以來橄欖油價格已上漲50%到78%。超市連鎖店承認成本飆升正在造成影響。 Aldi的一位女發言人說：「雖然我們承認一些食品雜貨價格有所上漲，但我們希望強調我們對顧客的承諾，即我們將保持價格領先地位。」 Woolworths的一位女發言人說：「在我們努力應對持續的全經濟通脹時，我們仍然專註於在可能的地方提供更低的價格，並通過每周數千項特價幫助顧客不要超出預算太多。」 Coles的一位女發言人說：「超市價格上漲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供應商提出的成本價格上漲要求。我們繼續通過每日值得信賴的價格、每周特價、Flybuys計劃和我們越來越受歡迎的自有品牌產品來控制價格。」 許多購物者已經將部份或全部超市支出轉向自有品牌，以控制成本。 Choice的塞雷爾斯先生鼓勵那些以前沒有考慮過自有品牌的人現在開始考慮。 「我們經常發現自有品牌產品的表現優於更昂貴的國家品牌產品，」塞雷爾斯說。「雖然一個超市系列中的某些產品可能表現良好，但另一個產品可能表現糟糕，因此你需要注意具體的結果。」
法國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在奧運會開幕前九天，於周三（17日）上午10點，與組委會主席托尼-埃斯坦蓋（Tony Estanguet）和巴黎大區區長馬克-紀堯姆（Marc Guillaume）一同在巴黎市政府旁的塞納（Seine）河段游泳，以此證明塞納河水質已足夠乾淨，能在本月底開幕的巴黎奧運舉辦戶外游泳比賽。 據法新社報導，儘管當局已斥資14億歐元防止污水泄入河道，但在巴黎奧運7月26日開幕前，塞納河多次因未通過水質檢測而引發疑慮。 好消息是，自7月初來，巴黎天氣終於轉雨為晴，水質樣本顯示塞納河已準備好迎接開放水域游泳和鐵人三項的賽事。 伊達爾戈原定6月就要在塞納河中游泳，但檢測發現水中含有糞便物質的細菌數量比規定上限高出約10倍，因此不得不延期。 自去年以來，海洋保護慈善組織「衝浪者基金會」（Surfrider Foundation）每周都對塞納河進行水質檢測。衝浪者基金會成員瓦馬索尼（Marc Valmassoni）說：「水質不是非常優良，但也不糟，有達到標準，檢測結果顯示能下水游泳。」 原本承諾要一起跳進塞納河中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顯然將會缺席，他上個月提前舉行國會大選，引發一場政治危機。 塞納河將是7月30至31日和8月5日三鐵賽事的游泳項目場地，以及8月8至9日的馬拉松游泳比賽場地。
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遭槍擊後，世界首富馬斯克第一時間在X上首次公開表示支持川普。馬斯克還表示，將每月捐 4500 萬美元支持川普競選。 華爾街日報在15日報導稱，計劃每月向一個支持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競選總統的團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America PAC)」捐款約 4500 萬美元。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FEC）公布的文件，America PAC不能直接資助候選人，但法律授權它開展支持活動，如廣告宣傳或基層活動。也就是說，America PAC可將其資源用於鼓勵可能向川普一方搖擺的各州的共和黨支持者登記投票。對於已登記的選民，America PAC工作組鼓勵他們申請郵寄投票或利用提前投票窗口投票。 FEC公布的文件還顯示，America PAC的捐助者包括卡梅隆-溫克艾沃斯（Cameron Winklevoss）和泰勒-溫克艾沃斯（Tyler Winklevoss）兄弟，他們因在創建臉書（Facebook）時與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發生衝突而出名，最近又因投資加密貨幣而聞名。 其他捐款人還包括矽谷最負盛名的私募股權公司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合伙人道格拉斯-萊昂內（Douglas Leone），以及 2007 年至 2021 年擔任特斯拉董事的安東尼奧-格拉西亞斯（Antonio Gracias）。 不過，馬斯克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America PAC捐款人名單上。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位世界首富計劃本月開始捐款。 15日公布的一份財務報表顯示，截至 6 月底，該委員會已經籌集了 875 萬美元。
據ABC報道，Ceyhun 和 Danielle Guengoer 剛剛在墨爾本購買了他們的第一套房子。這房子以前是出租的。 對於 Guengoer 先生來說，這次經歷有 60% 是興奮，40% 是對擁有大額貸款的恐懼。 Guengoer很自豪地表示，他很想要與房主握手並說：「非常感謝你把房子賣給我，我會好好愛護它。」 但同時Guengoer又表示說：「也會有一些非常消極的想法，比如『如果我失業了怎麼辦？如果發生這個或那個怎麼辦？」 據租賃押金數據（市場中租賃數量的代表）顯示，在維州、西澳和昆州，更多的出租房可能正回到自住業主手中。 三個州的出租房數量都在下降，在維州，今年前三個月租賃押金減少了超過10,400筆，而在一年內減少了15,600筆。 在昆州，截至2024年3月的兩年間，租賃押金數量減少了超過14,000筆，而西澳自2021年1月以來減少了超過20,000筆。 也就是說，租房的人正在減少，他們已經走進了買自住房的行列。 澳大利亞房地產投資專業人士協會（PIPA）2023年度投資者情緒調查大體上支持這些發現。 在過去一年中出售房產的受訪者中，40% 在昆州出售，31% 在維州出售。然而，只有 9% 在西澳出售。 租賃押金的減少與澳大利亞統計局（ABS）的財務數據顯示的情況大相徑庭，後者顯示投資者需求依然強勁，特別是在西澳和昆州。 CoreLogic 的研究主管 Tim Lawless 表示，對比去年和前一年的投資者貸款數據顯示，雖然維州的投資者貸款下降了近 7%，但昆州上升了約 5%，西澳更是上升了近 30%。 在過去幾年中，新州的租賃押金數量保持穩定，有20% 的投資者在新州出售房產， 根據PIPA調查，投資者出售房產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增加或威脅增加稅收、租賃法規的變更以及利率上升。 維州政府還在就提高最低租賃標準進行磋商，這些標準可能從10月30日起對房東提出新要求。 在大多數地區房價上漲的同時，維州的房價卻在下降。 一位投資者表示，他在過去四年里賣掉了他在維州的全部五處投資房產。他說，在高利率的情況下，租金回報太低，無法彌補管理和維護的成本，而兩年的土地稅增加已經足以讓他決定出售。 而這些對投資者不利的環境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幫助了首次購房者，比如像Guengoer夫婦。 澳大利亞房地產投資者委員會主席Ben Kingsley警告說，如果太多房東出售房產，可能會導致租房選擇減少和租金上漲。
中國官方多次出手拯救房地產市場，但未能完全恢復市民買房意願。官方找自媒體來背鍋。 據新京報報導，北京市網信辦聯合市住建委5日上午召開「房地產領域自媒體大V行業指導會」，16家房地產領域自媒體大V（網紅）參加。 報導指出，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會上分析近期一些典型案例、講解宏觀政策、法律法規，提醒自媒體大V「準確把握政策、規範訊息發布、打造優質內容，客觀理性發聲」。 會議指出，有些自媒體片面解讀政策，為吸引流量多次發布所謂分析文章，以點代面、以偏概全放大房地產市場極個別現象，「渲染悲觀情緒、持續販賣焦慮」。 有些自媒體是「標題黨博眼球」，使用「樓市卷瘋了」、「崩了」等誇大性標題，「煽動用戶情緒、擾亂傳播秩序、嚴重誤導公眾」。 有些自媒體傳播不實訊息，冒充專業人士發布所謂內部消息，違規吸引粉絲獲利，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報導表示，下一步北京市網信辦將持續聚焦群眾反映的自媒體亂象，會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分領域、分批次舉行座談指導，「營造清朗網路空間」。 中國官方以往都有監察房地產領域自媒體發布的訊息。據新安晚報今年4月報導，安徽省阜陽市有8家涉房產領域自媒體被集體約談。 阜陽市房管局、市網信辦、市公安局等通報了房產領域自媒體的亂象，包括有自媒體直播時使用誇張的標題，如「2024阜陽哪裡的房子不能買」、「曝光阜陽開發商的黑幕」等；另有自媒體發布未經核實的訊息，如某項目馬上要爛尾；有些自媒體歪曲解讀國家、地方政府的文件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 有網民表示，房屋推銷商的宣傳帶著很強烈的誘導與欺騙性，自媒體大V的介紹更真實，現在等於讓自媒體緊跟官媒，一起欺騙老百姓上當。
彭博社引述英國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數據報道，新加坡重大洗錢案使得中國家族辦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當局密切關注。 二名私人銀行家表示，新加坡爆發的洗錢案影響代表著一些銀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戶（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國富人受到密切關注。「了解客戶（KYC）」用於指代監督客戶金融活動的銀行監管和反洗錢法規。 報道稱，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賈西亞．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錢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萬那杜（Vanuatu）、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護照的中國人，這引發了人們對於洗錢的疑慮。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萬富豪移民的熱門地點，據Henley & Partners統計，新加坡今年預計將迎來3,500名百萬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時報》引述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對於許多中國億萬富豪來說，他們不喜歡政府任意干預、檢查或威脅個人財富，這正是他們想把資金轉移出中國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國一樣進行更多的檢查、更嚴格的監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強審查海外資金或致中國富人再出走。 中國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凈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凈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多項研究顯示，中國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加速從中國流出。日前發布的《2024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中，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的國家。報告預測了2024年中國大陸將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過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國依然是這些中國富豪移民的首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