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让掉自己一手打拼的家居帝国，并没有让车建新（曾用名车建兴）摆脱困境。上个月，他所实控的红星控股（全称红星美凯龙集团有限公司）因无力偿债，已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白手起家创立帝国 传闻中，车建新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的一个农家，最早是一名小木匠，靠著借来的600块钱启动创业，创办了国内首批家居专卖商城，最终打造出一个家居连锁帝国。 鼎盛时，红星美凯龙开出了300多个家居Mall，超过王健林的万达。尤其是红星美凯龙2018年在A股上市之时，作为“中国家具零售A+H第一股”，其在资本市场一时风头无两，两股总市值最高超过千亿元。车建新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20年一度高达430亿元，成为江苏常州首富和行业首富。 短短四年，一方首富又因何深陷债务困局呢？又是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套路：杠杆经营+入局房地产。 与外界印象中车建新做的是家居零售生意不同，他实际上更像一个商业地产商。他旗下有三个平台：红星控股、红星美凯龙和红星企发（全称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红星地产和红星置业两个地产平台）。 红星美凯龙作为核心业务，负责家居卖场运营。但它并非简单的家居渠道商或者零售商，而是一个地产运营商+平台服务商。公司只负责做商场管理，不做具体经营，为入驻的品牌商提供“统一的营销、统一的售后服务、统一培训”等服务，从而收取租赁和管理费用。 换句话说，车建新做的是收租或者房东的生意，具有典型的商业地产特征，只不过专注于家居建材领域，进行特色连锁经营而已。 红星美凯龙快速发展时期，正是商业物业费暴涨的时期，这种先行一步，让车建新迅速将红星美凯龙复制到各大城市，且吃尽了最初的地产红利。然而拿地、招商收租、运营、物业资产化、抵押、再买地，看上去是一个闭环，实际上每一个环都很重，对资金链的要求有多高可想而知。 地产规模达到顶峰 车建新对房地产的执念远不止于此。早在2007年，他便提出“复合地产”模式，即以家居卖场立项拿地，再进行开发住宅项目，这些都曾被外界解读为公司快速寻求现金流的方式。两年后，他成立红星企发。不同于红星美凯龙主要以自持物业、自建卖场为主，顺带“圈地”搞搞房地产；红星企发利用红星美凯龙的影响力，在家具城周边获取商业住宅项目，进行商业地产住宅的开发、运作及销售。 2017年，国内地产行业一片向好，车建新叹息自己走了二十年专业化的冤枉路，才登上地产行业的晚班车。次年，他喊出千亿目标，开启大举拿地的模式。2019年，车建新又创办房地产中介经纪平台美凯龙爱家，试图比肩链家。 在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里，车建新的这一套很奏效。孰料，房地产行业遇冷很快就来了，雄心勃勃的车建新却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危机。 2020年，车建新依旧耗费47亿重金，接手了孙宏斌抛售的金科股份。这一年，他全年拿地金额168亿元，旗下的红星地产规模达到顶峰，全年销售额达654亿元。红星控股大幅扩表，2020年底总资产达2678.62亿元，接近美凯龙的两倍。 疫情令首富跌入深渊 繁荣的背面，是债务的不断膨胀。2020年底，红星控股债务总额超过1,960亿元。之后，房地产大周期下行叠加疫情影响，红星系的家居、地产板块业绩双双倒退。 车建新终于意识到危机，开始甩卖旗下的资产，以图自救。2021年，红星控股将旗下7家物流子公司以23.12亿元出售给远洋资本，以40亿元出售了红星地产70%的股权，以6.96亿元的价格将美凯龙物业80%股权转让给了旭辉永升。 去年6月，为摆脱困境，车建新卖掉红星控股所持红星美凯龙29.95%股份，换来62.86亿元资金，从此失去自己打拼多年的上市公司实控人位置。 但红星控股最终还是没熬过去。2024年以来，红星控股被执行总金额接近20亿元。公司多次遭遇股权冻结。车建新和陈淑红所持公司股份均已被司法冻结。 一方首富债台高筑，近几年也算不上新闻，车建新的败局仍让人唏嘘感概。他本是寒门贵子的典型，凭借著个人努力，完美踩中了时代上升的节点，由农家小木匠一刀一枪打拼为行业霸主。他最初的品牌型商业地产模式，曾是商业创新的典型，2014年被哈佛商学院选为商业案例。 然而，这样过于激进、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的首富，又何止车建新一个呢？他们的命运终局，最终又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获得以色列政府同意后，联合国15日表示将运送更多装甲车和个人防护装备进入加沙走廊（Gaza Strip），以利在当地进行人道援助作业。 据路透社报导，以巴战争进入第10月，以军和哈玛斯在加沙走廊的战斗已使得当地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联合国负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事务副协调长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示，以色列这次允许联合国对加沙走廊增援装备，系回应联合国上个月致函以色列对于加沙走廊安全的关切。 联合国长期以来不断指称运送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走廊遭遇困难，因为以军会审查所有入境当地的货车才会放行。此外，联合国也烦恼如何分送救援物资给加沙走廊230万名居民，因为当地已陷入“完全失序”的状态。一位负责监侦全球饥饿情况的人士上月表示，加沙走廊当地面临饥荒的风险很高。 安德森告诉路透社记者，“通讯设备如手持式无线电对讲机也已被核准入境”，但对于联合国要求的稳定的网路服务，仍在与以色列持续讨论中。 联合国表示，他们不想仰赖行动通讯基地台提供通讯服务，因为网路品质不可靠。然而，以色列当局担心，若使用卫星通讯技术，一旦哈玛斯取得使用，届时哈玛斯会借此采取何种手段造成安全上的危害，将成为一大隐患。
韩国国家情报院(NIS)星期二(7月16日) 证实，朝鲜驻古巴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一名外交官已在去年11月叛逃至韩国的媒体报道属实，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导，朝鲜驻古巴大使馆参赞李一奎(（Ri Il Kyu，音译）于去年11月初携家眷投奔韩国，他成为自2016年以来叛逃至韩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外交官。 李一奎被视为朝鲜外务省代表性的“古巴通”，在他叛逃后三个月，作为朝鲜传统友邦的古巴于今年2月刚与韩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李一奎从2019年4月开始担任驻古巴政治事务参赞，直到11月初带着妻子和子女流亡之前的工作具体任务是“阻挠韩国和古巴建交”。 韩联社指出，这是继朝鲜驻意大利临时代办曹成吉(2019年7月)和驻科威特临时代办柳贤雨(同年9月)之后，朝鲜外交官弃朝投韩的消息第三次获得了证实。 近几年旅外朝鲜精英人士弃朝投韩人数不断增加，韩国统一部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的196起脱北事件中，朝鲜精英脱北人数有十多人，为自2017年以来最高水平。 52岁的李一奎在接受《朝鲜日报》的独家采访中表示，他因对朝鲜政权的失望和对其工作遭到不公平评价而决定叛逃。他说，2019年8月当他返回平壤讨论在古巴开设朝鲜餐厅的项目时，朝鲜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向其索取贿赂，他在资金不足下予以拒绝，之后他努力工作仍得到不公平评价。 李一奎表示，他去年患上了颈椎损伤引起的神经损伤症，由于古巴缺乏专门的医疗器械，无法在当地接受必要的治疗，因此提出前往墨西哥就医的请求，却随即遭到平壤拒绝，这促使他做出最终决定。 “每个朝鲜人都至少想过一次去韩国生活，”他向《朝鲜日报》说道。“对朝鲜政权的失望和黯淡的未来让我考虑叛逃。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坎农周一(7月15日）裁定，负责前总统川普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Jack Smith)，其任命违宪，无权提出诉讼，因此驳回指控。路透社称，这是川普在法律战又一场重要胜利。 据法广报导，佛罗里达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坎农(Aileen Cannon)在裁决中称，没有任何法院赋予司法部长加兰德（Merrick Brian Garland）广泛的下级官员任命权，或赋予他任命具有像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所拥有的那种起诉权的联邦官员权利。 坎农在裁决中表示，国会在任命史密斯等高级官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说，加兰德对他的任命“实际上篡夺了重要的立法授权”，将其转移到司法部负责人加兰德身上，“并在此过程中威胁到美国政府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三权分立所固有的结构性自由”。 坎农裁定，如果国会和白宫想赋予加兰德任命史密斯“以全权调查和起诉此案”的权力，而史密斯是一名通常负责起诉联邦刑事案件的联邦检察官，那么国会和白宫可以将他的名字提交给国会参议院寻求批准，就像司法部派驻全国各地的93名联邦检察官一样。 另外，坎农并裁定史密斯使用永久无限期拨款，为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资金，同样违反宪法条款。 路透社报导指出，坎农的裁决标志着川普在针对其一系列司法指控中取得又一项重大胜利，这也是川普面临的四起刑事案件中首起被完全驳回的案件。 这项有利于川普的裁决令人意外，因为其他法官驳回了川普律师在机密文件案中提出的质疑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的同一论点。30年来，美国一些备受瞩目和争议的案件，尤其是涉及知名政治人物不法行为的白领指控，都未经国会批准就任命了特别检察官。 美国之音在报导中称，司法部很有可能对坎农的裁决提出上诉，该案最终可能会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这次裁决只是第一步，他并认为其他刑事案件也应被驳回。川普并再次指责这些司法案件，是政治对手拜登干扰他的选举，呼吁结束司法部门的政治化。 据悉，司法部提起的仅有的两起案件都是史密斯提起的，但拜登否认指使了针对川普的联邦起诉。 加兰德拒绝对这一裁决发表评论，史密斯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一项特别调查显示，澳洲最基本的食品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一篮最基本的食品杂货价格自去年以来已上涨14%，对预算紧张的家庭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 据《每日电讯报》调查发现，对于每周在超市结帐花费约300澳元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增幅每年会增加约1,000澳元的食品杂货开支——在住房、保险和汽油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这笔钱变得更加难以负担。 为了减少填满冰箱、食品柜和洗衣间的财务压力，专家表示，许多消费者必须彻底改变他们购买食品杂货的态度。 “我们大多数人把去超市当成一件苦差事，而不是一项愉快的活动，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些习惯，就是尽快完成购物，”Choice杂志的编辑总监马克·塞雷尔斯（Mark Serrels）说，“不幸的是，这意味著你可能会匆匆忙忙地完成购物，因此花费超过必要的金额。” 塞雷尔斯先生说，通过使用货架上的单价信息，可以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商品。 “我们在最近一次比较散装和包装产品（如水果和蔬菜）的调查中发现，选择最便宜的形式可以每年节省多达1,900澳元的开支，”他说。 据信息显示，与2021年相比，包含各个货架上的商品在内的一篮基本食品价格上涨了30%到35%，具体取决于超市。 在这段时间内，面包、谷物、鸡蛋、巧克力、薯片和罐装番茄的价格涨幅较大。 最近，橄榄油的价格上涨最为显著。由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供应短缺，自去年以来橄榄油价格已上涨50%到78%。超市连锁店承认成本飙升正在造成影响。 Aldi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虽然我们承认一些食品杂货价格有所上涨，但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对顾客的承诺，即我们将保持价格领先地位。” Woolworths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在我们努力应对持续的全经济通胀时，我们仍然专注于在可能的地方提供更低的价格，并通过每周数千项特价帮助顾客不要超出预算太多。” Coles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超市价格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供应商提出的成本价格上涨要求。我们继续通过每日值得信赖的价格、每周特价、Flybuys计划和我们越来越受欢迎的自有品牌产品来控制价格。” 许多购物者已经将部份或全部超市支出转向自有品牌，以控制成本。 Choice的塞雷尔斯先生鼓励那些以前没有考虑过自有品牌的人现在开始考虑。 “我们经常发现自有品牌产品的表现优于更昂贵的国家品牌产品，”塞雷尔斯说。“虽然一个超市系列中的某些产品可能表现良好，但另一个产品可能表现糟糕，因此你需要注意具体的结果。”
法国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在奥运会开幕前九天，于周三（17日）上午10点，与组委会主席托尼-埃斯坦盖（Tony Estanguet）和巴黎大区区长马克-纪尧姆（Marc Guillaume）一同在巴黎市政府旁的塞纳（Seine）河段游泳，以此证明塞纳河水质已足够干净，能在本月底开幕的巴黎奥运举办户外游泳比赛。 据法新社报导，尽管当局已斥资14亿欧元防止污水泄入河道，但在巴黎奥运7月26日开幕前，塞纳河多次因未通过水质检测而引发疑虑。 好消息是，自7月初来，巴黎天气终于转雨为晴，水质样本显示塞纳河已准备好迎接开放水域游泳和铁人三项的赛事。 伊达尔戈原定6月就要在塞纳河中游泳，但检测发现水中含有粪便物质的细菌数量比规定上限高出约10倍，因此不得不延期。 自去年以来，海洋保护慈善组织“冲浪者基金会”（Surfrider Foundation）每周都对塞纳河进行水质检测。冲浪者基金会成员瓦马索尼（Marc Valmassoni）说：“水质不是非常优良，但也不糟，有达到标准，检测结果显示能下水游泳。” 原本承诺要一起跳进塞纳河中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显然将会缺席，他上个月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塞纳河将是7月30至31日和8月5日三铁赛事的游泳项目场地，以及8月8至9日的马拉松游泳比赛场地。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遭枪击后，世界首富马斯克第一时间在X上首次公开表示支持川普。马斯克还表示，将每月捐 4500 万美元支持川普竞选。 华尔街日报在15日报导称，计划每月向一个支持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竞选总统的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捐款约 4500 万美元。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公布的文件，America PAC不能直接资助候选人，但法律授权它开展支持活动，如广告宣传或基层活动。也就是说，America PAC可将其资源用于鼓励可能向川普一方摇摆的各州的共和党支持者登记投票。对于已登记的选民，America PAC工作组鼓励他们申请邮寄投票或利用提前投票窗口投票。 FEC公布的文件还显示，America PAC的捐助者包括卡梅隆-温克艾沃斯（Cameron Winklevoss）和泰勒-温克艾沃斯（Tyler Winklevoss）兄弟，他们因在创建脸书（Facebook）时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发生冲突而出名，最近又因投资加密货币而闻名。 其他捐款人还包括硅谷最负盛名的私募股权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合伙人道格拉斯-莱昂内（Douglas Leone），以及 2007 年至 2021 年担任特斯拉董事的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Antonio Gracias）。 不过，马斯克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America PAC捐款人名单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位世界首富计划本月开始捐款。 15日公布的一份财务报表显示，截至 6 月底，该委员会已经筹集了 875 万美元。
据ABC报道，Ceyhun 和 Danielle Guengoer 刚刚在墨尔本购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这房子以前是出租的。 对于 Guengoer 先生来说，这次经历有 60% 是兴奋，40% 是对拥有大额贷款的恐惧。 Guengoer很自豪地表示，他很想要与房主握手并说：“非常感谢你把房子卖给我，我会好好爱护它。” 但同时Guengoer又表示说：“也会有一些非常消极的想法，比如‘如果我失业了怎么办？如果发生这个或那个怎么办？” 据租赁押金数据（市场中租赁数量的代表）显示，在维州、西澳和昆州，更多的出租房可能正回到自住业主手中。 三个州的出租房数量都在下降，在维州，今年前三个月租赁押金减少了超过10,400笔，而在一年内减少了15,600笔。 在昆州，截至2024年3月的两年间，租赁押金数量减少了超过14,000笔，而西澳自2021年1月以来减少了超过20,000笔。 也就是说，租房的人正在减少，他们已经走进了买自住房的行列。 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专业人士协会（PIPA）2023年度投资者情绪调查大体上支持这些发现。 在过去一年中出售房产的受访者中，40% 在昆州出售，31% 在维州出售。然而，只有 9% 在西澳出售。 租赁押金的减少与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财务数据显示的情况大相径庭，后者显示投资者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在西澳和昆州。 CoreLogic 的研究主管 Tim Lawless 表示，对比去年和前一年的投资者贷款数据显示，虽然维州的投资者贷款下降了近 7%，但昆州上升了约 5%，西澳更是上升了近 30%。 在过去几年中，新州的租赁押金数量保持稳定，有20% 的投资者在新州出售房产， 根据PIPA调查，投资者出售房产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增加或威胁增加税收、租赁法规的变更以及利率上升。 维州政府还在就提高最低租赁标准进行磋商，这些标准可能从10月30日起对房东提出新要求。 在大多数地区房价上涨的同时，维州的房价却在下降。 一位投资者表示，他在过去四年里卖掉了他在维州的全部五处投资房产。他说，在高利率的情况下，租金回报太低，无法弥补管理和维护的成本，而两年的土地税增加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出售。 而这些对投资者不利的环境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了首次购房者，比如像Guengoer夫妇。 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者委员会主席Ben Kingsley警告说，如果太多房东出售房产，可能会导致租房选择减少和租金上涨。
中国官方多次出手拯救房地产市场，但未能完全恢复市民买房意愿。官方找自媒体来背锅。 据新京报报导，北京市网信办联合市住建委5日上午召开“房地产领域自媒体大V行业指导会”，16家房地产领域自媒体大V（网红）参加。 报导指出，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会上分析近期一些典型案例、讲解宏观政策、法律法规，提醒自媒体大V“准确把握政策、规范讯息发布、打造优质内容，客观理性发声”。 会议指出，有些自媒体片面解读政策，为吸引流量多次发布所谓分析文章，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放大房地产市场极个别现象，“渲染悲观情绪、持续贩卖焦虑”。 有些自媒体是“标题党博眼球”，使用“楼市卷疯了”、“崩了”等夸大性标题，“煽动用户情绪、扰乱传播秩序、严重误导公众”。 有些自媒体传播不实讯息，冒充专业人士发布所谓内部消息，违规吸引粉丝获利，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报导表示，下一步北京市网信办将持续聚焦群众反映的自媒体乱象，会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分批次举行座谈指导，“营造清朗网路空间”。 中国官方以往都有监察房地产领域自媒体发布的讯息。据新安晚报今年4月报导，安徽省阜阳市有8家涉房产领域自媒体被集体约谈。 阜阳市房管局、市网信办、市公安局等通报了房产领域自媒体的乱象，包括有自媒体直播时使用夸张的标题，如“2024阜阳哪里的房子不能买”、“曝光阜阳开发商的黑幕”等；另有自媒体发布未经核实的讯息，如某项目马上要烂尾；有些自媒体歪曲解读国家、地方政府的文件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有网民表示，房屋推销商的宣传带著很强烈的诱导与欺骗性，自媒体大V的介绍更真实，现在等于让自媒体紧跟官媒，一起欺骗老百姓上当。
彭博社引述英国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数据报道，新加坡重大洗钱案使得中国家族办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当局密切关注。 二名私人银行家表示，新加坡爆发的洗钱案影响代表著一些银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户（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富人受到密切关注。“了解客户（KYC）”用于指代监督客户金融活动的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法规。 报道称，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贾西亚．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钱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瓦努阿图（Vanuatu）、圣基茨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护照的中国人，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洗钱的疑虑。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万富豪移民的热门地点，据Henley & Partners统计，新加坡今年预计将迎来3,500名百万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对于许多中国亿万富豪来说，他们不喜欢政府任意干预、检查或威胁个人财富，这正是他们想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国一样进行更多的检查、更严格的监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强审查海外资金或致中国富人再出走。 中国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著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日前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报告预测了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国依然是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