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有文章傾社稷 聞出版人富察中國被捕有感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賀）清明回大陸為其亡父掃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灣家中。未來是否會被正式逮捕，誰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願，朋友間雖然廣為流傳這條令人鬱悶焦急的消息，但誰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體登了這條消息，尤其是李戡（台灣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談了與我有涉的「事實」，我決定寫篇文章，以正視聽。

「小八旗」出了位大視野的掌舵者

這些天我反覆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與出版我那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有關？因為距離出版之時已有四年，期間富察亦回過大陸，希望不是完全因為我那本書。但從八旗出版的所有書來看，惹禍之由少不了這本書。所有媒體消息都談及：富察在台創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紅色滲透》、《重返天安門》、《被隱藏的中國》、《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發表日本學者新著《新疆》。

看了這個書單，會以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導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國現狀的政治，但其實這只是規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視野的部分成績。這家出版社出過的好書不計其數，比如談美國社會衰變的《西方的自殺》、《國父的真相》，前蘇聯崩潰前後的《列寧的墳場》、中國歷史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尤其是多達21卷的《興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規模之小，甘冒市場風險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獨具慧眼，基本不會考慮。我曾在臉書上寫過，在中國，最好的出版社曾經是三聯書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時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書數量上也無法與八旗相比。

在言論自由的國度里，或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那些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這些書標識的是出版者的眼界與專業精神。我由衷地認為，富察是個非常優秀的出版專家。如今專家可以自封的年代，「專家」的份量已經變得輕飄飄的。但我很少這樣評價過他人，在我眼中，出版專家與合格的媒體專家應該具備兩大基本素質：

一、眼界與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太難。如今的媒體，遑論中國這個「言論自由」的修羅場，即使在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度也不能包容異見，只要不合主流媒體政治正確的標準觀點，絕無發表可能。但作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別的包容性，與他觀點接近的書，他出版；與他觀點相左的書，只要有價值，他也願意出版。有些書的觀點比較另類，但他認為是種探索，哪怕無利可圖他也願意出版。現在的出版者與媒體不少已經忘記一條： 出版業與媒體類似，都是社會公器，如果只接受觀點趣味相同者，最後只能辦成同人平台或者成為某黨派宣傳機器。

二、市場定位要準確，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優秀者才能勝出。如今互聯網時代，偏好紙本閱讀者越來越少。美國的企鵝與藍登書屋曾是美國出版業的兩大翹楚，都因面臨壓力經營日艱，於2013年合併，2020年中國大陸共有1573家書店關門。但富察卻在台灣為八旗文化出版撐出了一片只屬於他的藍天。在各種介紹富察與八旗的文字中，我認為他自己寫的《兩岸出版比較的尺度陷阱》寫得最好，裡面他談了自己走過的路、曾經的思考，最後告訴讀者：「我們要做的，就只是要堅信自己的2300萬讀者，並不輸給北京和上海的2300萬。我們要放棄圖書業的代工思維，考慮打造自己的牌子。我們不必陷在無謂的『對等』思維（政治場域裡，這套思維更可怕），而應強調合理的平衡。我們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節點」；「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體華文出版市場是件大衣，台灣應是關鍵的鈕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為導向，傳播知識與思想是其志業，這樣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紀以前，雖是少數，但不算稀缺；如今這年代，是稀缺之寶。任何社會都應該珍惜。出版《紅色滲透》這本書，就我而言，是將被擱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報告增補修訂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幾乎沒考慮政治方面影響，只是覺得這本書為他開啟了一扇知識之門，在此之前，他並不了解有關中國大外宣的來龍去脈。

李戡所謂「詭異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賀，你到底是誰？》一文中提到這次訴訟，其中專列【詭異的官司】一節，原文說：「李延賀說他自己和何清漣被旺中告，之後雙方和解，而旺中承認有這起官司，也承認告了何清漣、出版社和總編輯，但強調沒告李延賀，一場官司，居然能發生這種「被告各表」、「總編輯各表」的情況，實在是詭異至極！」並說台灣媒體人多引用我的書談旺中集團，導致被告。

李戡對事件的敘述與事實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沒列為被告的原因非常簡單：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的一個下屬機構，不是獨立法人。因此對方律師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為訴訟主體。《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真相》一書出版後，遭遇中時集團的訴訟，律師訴狀中所提四處「誹謗」，來自於該書第五章「中共政府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書中都列有引文出處，均來自於台灣媒體歷年報導，最早的見於媒體有十年之久。這種情況下蔡衍明提告，無論如何讓人覺得奇怪。但後來對方律師提出一條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這是重點所在。

出於對出版者負責，我將四條資料重新核查後並將全部連結再次提供給富察，說這些文章發表已經多年，看的人沒有十萬也有數萬，遠比我的書發行量大，如果說本書對他造成了傷害，那他在文章發表後數年內沒有反應，非得等我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才意識到這是「誹謗」？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幾次有關書的演講，其餘與你無關，更與誹謗無關，為什麼作為訴訟條件提出？請貴出版集團的律師駁回這條。過了幾個月，富察來信，說對方要求和解，並附上旺中律師代擬的和解書，以下是富察來信：

何老師，上封郵件提及，對方律師提出我方發出聲明，即可撤告，並提供聲明範本（但可修改），如下：

聲明書

聲明人何清漣所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2019.03)書籍，承諾於書籍改版時，其刊物文字內容針對「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擾處，改以其他中性詞彙代替，往後亦與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此致

蔡衍明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聲明人：何清漣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極簡單：

「同意和解。拒絕此和解書。蔡衍明霸道慣了。台灣人慣的。」

我不認識李戡，作為他文中所言「詭異的官司」之當事人，寫出這段事實，只是為了以正視聽。也希望他今後論人與事時，以事實為基礎。

就富察而言，他重視的是這本書的開創性，因為台灣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書重點。當時無論是我這位作者還是出版者，都沒想到出版後在台灣竟然會有風生雷動之效應。我對富察說，對2020台灣選情的影響，其實不是這本書，而是「紅色滲透」這頭在台灣存在已久的「房間裡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卻不說破。我的書只是讓台灣人不能再假裝看不見罷了。豈有文章傾社稷，北京當局如果要為這本書遷怒富察，實在太牽強。

關於我在台灣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動，因為去過台灣兩次，每次都被會議、活動擠得滿滿，連台灣風光都未能好好領略，這次我想要幾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張清溪與張錦華教授也有他們的一些安排，必須儘量考慮。但還有一種臨時性的安排，與富察及兩位張教授毫無關係，是在演講現場有機構派人聽會，在會場上與我們聯繫，我們擠出時間安排的，我們並未告知富察。還有一場到美國駐台辦事處、民進黨中央總部的會面，我因沒有時間、太累而婉謝了。旺中集團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當然不是他們集團有此需要。這次當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問，富察也不知道。我這人不從事政治活動，在那些會面、演講中所言，其實盡在文章當中。

崛起的中國政府胸懷依舊狹窄

富察是位優秀的出版人，在中國多年，泯然眾人。但到台灣這個與中國相比狹窄得多的圖書市場，經歷過初期的困頓與失敗之後，不僅立足其中，而且獲得台灣出版界的高度認可，成為台灣出版業的重鎮。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質之外，應該說台灣保護出版及言論自由的環境成就了他。我相信還有無數優秀的人才，都在中國這個壓抑人性的環境中泯滅。

世道有如滄海桑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我與我的母國中國一樣，命運跌宕起伏。因為出版《現代化的陷阱》等書而被迫辭國，但我觀察評論中國，從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我被江澤民政權迫害而遠走美國，但在他去世之後，我能寫出不帶任何偏見的《江澤民時代的三個關鍵字》這個系列，用腐敗、開放、相對寬鬆來概括。但是中共政府顯然沒有從這個「凡與我黨不同意見者皆為異類，雖遠必誅」的陷阱里爬出來，儘管GDP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多年，但並沒養成世界第二大國應該有的包容氣度。

懲罰富察，中國政府當然是想造成「寒蟬效應」，嚇阻台灣出版界。但北京當局顯然沒考慮到，在中國主席習近平判定世界「東升西降」、要與美國一爭雄長，通過國民黨問鼎台灣總統寶座促成「和統」大業正在進行時，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將是致命的。國民黨的「和統」之所以有台灣人願意接受，乃因距離產生美感，總覺得中國不那麼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為出版了幾本疑似違禁大陸之書而被逮捕懲罰，此情此境，難免不讓台灣文化界、出版界與學術界產生聯想：和平統一後，台灣人將失去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進而是現在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祖宗馬克思說過，「一步行動勝過一打綱領」，中共支持國民黨為競選總統而做的所有努力與文宣將因富察事件而化為烏有。

中共掌門人習近平的運氣不錯，國內諸事不順之事，正逢美國政治嚴重衰變，俄烏戰爭成了俄羅斯與北約集團消耗僵持之局，中國成了得利的漁翁，中俄關係易位。

一鯨落，萬物生，單極世界終成多極，習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崛起之良機。但要真想抓住機會，中國也得拿出大國氣度才能讓他國景從。在台灣問題上，與其讓台灣鐵了心倒向美國，不如讓台灣保持中立——俄烏戰爭緣起烏克蘭不再中立，這是俄烏戰爭給北約帶來的教訓，北約出於面子不肯承認，一直在仔細觀戰並小心行動的北京，應該早就悟出這點。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