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騙了市委副書記

他們說，別上學了，沒什麼必要。我哭着喊着進了學校。

他們說，中考報個中專吧，能保證分配到工作。我執拗地選擇了高中。

他們說，在本地讀個專科算了，方便照顧你。我頭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這一次，那麼珍視工作之穩定、安逸的我爸我媽，最終以這樣的方式，親手幫他們的兒子丟棄了鐵飯碗。

1

那是我大學離校前的最後一夜。屋子中央的長條桌上，擺着一溜兒的老雪花和幾根長蠟燭，一副喝到地老天荒的陣勢。我們寢室多數男生都還在，班上沒走的女生也來了，幽暗中擠得滿滿當當。夏夜的風穿堂而過，燭火被吹得一個接一個趔趄，映在那些濕潤的眼睛裡，明滅不定。

借着酒勁，原本未必多親近的男女同學，這一刻竟赤誠起來，盡說些掏心窩子的話。

窗外能零星聽到酒瓶子從高處落地的爆裂聲，那是畢業季特有的，還有走廊里狼嚎一樣的歌聲。告別是疼痛的，而我的哀傷比他們要更深一層，似乎不光要離開校園，更是要滑向深淵。

當同學們完成贈言，畢業紀念冊傳回我手裡，我忍不住抓過筆，飛快地為自己劃拉了一整頁——它是詩歌體，第二人稱，寫給「上天」的。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是讚美了眼前這些靈魂的清純美好，為我所愛，請「上天」給他們多些善意，多些順遂，假如一定要有人承受磨難，請放過他們，一股腦兒壓給我算了。

只是，別被詩句欺騙了。

我可不曾想過為寢室里的任何一個人去堵槍眼，這種逞英雄般的表白，無非是換個方式發泄怨氣——上天不公，那就繼續不公好了，來吧，繼續禍害我吧。用東北話講，「可我一個造。」

那一夜之前，深知先天條件吃虧的我，為畢業分配忙活了一整年。我到處尋找實習的好機會，然後拼命表現，期望着打動領導，最終能留下來。

1995年後，分配政策是雙向選擇，大學畢業可以主動聯繫接收單位，單位也到學校選人，如果都不成，國家再給兜底，好歹分一隻「鐵飯碗」給你。

然而，誰願意被兜底啊，那肯定不是什麼好職位，而且多數意味着哪來回哪去。這一點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那時的我，一心想的就是遠離原生環境，在外面獨立生存以證明「我可以」。而分配回家鄉本溪，就如同把一條遨遊過江湖水系的魚，再投進水盆里——本溪的確因群山環抱而更覺閉塞。

大學生活開始沒多久，我就確認了自己將來的志業，就是成為一個新聞人。它符合我的價值觀，以及專長。而做新聞，怎麼可以不在瀋陽呢？

關於職業選擇，我的同學、後來成為知名媒體人的李海鵬打過一個比喻：要踢球，就要在大俱樂部踢。大學時的我，覺得瀋陽就是我最大的舞台，見得了世面，開得了眼界，還有一點很重要——我的好朋友幾乎都在瀋陽。

我執拗地想留下來，還因為——這小子的才華配得上大俱樂部，在漫長的實習期，我不斷證明着這一點。

在《遼寧日報》，版面編輯給予我充分信任，稿件的遴選、編輯、版面設計都交給我，他做起甩手掌柜。這樣的鍛煉機會，對實習生而言真是奢侈。同一時期，我還在各家省級報刊寫了二三十篇評論、報道，最值得吹噓的是，我寫的長篇人物特稿刊發在了《中國青年報》頭版，印象中是整版。1995年的《中國青年報》，新聞的最高殿堂啊。

作為那一屆遼寧大學中文系的實習生，李海鵬和我都成果豐厚。他在《遼瀋晚報》的發稿量蓋過了幾個極其高產的明星記者，而我的特點是門類多，還有高規格的代表作。

我把自己的實習作品影印下來，裝訂得像一本書，為了顯擺才藝，還附帶了我的一些CI（企業文化識別系統）設計作品。那份到處遞送的簡歷里，我覺得這是很有一些「光環」的。

在大學期間，我活躍在好幾個社團，還親手創辦了一個社團，在中文系和校團委，我都是搞宣傳的主力。帶上這像模像樣的求職冊子，我心底還是有一點兒傲氣的。

而那時的我，不僅自信滿滿，還屬於不會輕易放棄的類型。在偌大的瀋陽，我一再碰壁，一再嘗試。面試中，每個主事者的語氣都近似，這個小個子的才能嘛，確實是有，只可惜……

僅僅因為身高不足，完全先天的遺憾，就逼迫一顆有激情的、驕傲的心殺死自己？我不服，我還在自己能爭取到的一切機會裡掙扎着。那時候，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仍是我所篤信的。

2

在體制內，無論人事部門成員還是更高領導，心裡都有一條不會寫進條文的選人底線：不能有明顯的生理缺陷。而我，恰好就處於他們的底線以下。

作為男生，我矮得超出了常規——不妨描述一下我的身高，有兩次，我爸帶我坐火車去大城市問診發育遲緩，他都買的是半價票，一次矇混過關，一次補了全票——在那些我撞碎頭骨也進不去的用人單位里，才能不是優選項，何況才能這東西，不就是人嘴兩張皮的事兒嘛。至於他們的隱形底線，不能隨便突破，除非撈到巨大的好處。

我沒什麼「好處」送給他們，不僅沒有，腦子裡也壓根兒沒有這根筋，下文會提到，這方面是有家庭傳承的。

我四處碰壁，一點點調低了期望值，覺得只要在瀋陽，不是媒體也行啊，什麼都行，慌亂中，甚至把一家籌備中的傳銷行業協會當作最後的稻草。

在中文系，家裡有關係的，最先一批找到了工作；接下來，用人單位來面試了，帶來那些可以留在瀋陽的機會。先是選男生，幾乎一掃而光，然後在女生里選一些合乎他們標準的。

至於我，仿佛是無性別的人、不存在的人，系裡領導連推薦面試都不會考慮——那意味着浪費。

一次次地，得知某個既不愛文字也沒什麼理想、只是混了四年的同學，卻進了媒體或機關，留在了瀋陽，我就不無憤懣地想：憑什麼？

艾略特在《荒原》裡寫道：四月是最殘忍的季節。差不多在四月，我告別了李白，並殺死了自己的雄心。其實，何止四月，整個畢業季都是殘忍的。

離校的日子在倒數，一扇一扇的門關上，我不再衝着他人抱怨。為什麼你會認不清自己？為什麼非要考到省城來？為什麼實習時那麼傻傻地賣力？為什麼不能比爸媽多懂一點人情世故？在對自我的抽打中，最疼的一下是這個——對我這樣的人而言，是不是，本來就不該知道外面的世界？

如果要選出我這一生的至暗時刻，畢業求職季會是全票。那一夜的燭光下，不記得喝了多少老雪花，不記得醉倒在誰的懷裡。

醒過來，捲鋪蓋，從瀋陽滾蛋，等着看命運怎麼擺布。

3

對我媽來說，兒子又回到她的目光所及之地，回到羽翼庇護下，她再開心不過了。我爸也希望我安穩，但他不說，表面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到了秋天，國家兜底的結果出來了，我被分配到本鋼（全稱是本溪鋼鐵集團公司），有着二三十萬員工的大國企。具體分配到什麼地方，還不知道。在那時的本溪，本鋼甚至比機關事業單位更吃香，收入高出一截，鐵飯碗裡鑲金邊兒的那類。

照理說，既然回到了家鄉，求個親戚朋友，運作一番，或許能分配到集團機關，或是《本鋼報》，過上端茶看報的日子。而我卻死活不想進本鋼，至於企業報，和車間宣傳欄有多大區別？這下也暴露出來了，我驕傲的心還沒涼透呢。

我的想法是，既然都委屈到了回本溪的地步，總歸要做新聞人吧。

我就這麼一直拖着，不肯去報到。在爸媽面前，除了悶悶不樂，我做不了什麼。解釋自己的新聞理想？他們怎麼會理解。讓他們幫忙扭轉乾坤？簡直是痴人說夢。

我爸媽都是農民出身，在城裡謀得飯碗，養下兩個孩子，全家住在15平米的房間，還與兩個工人家庭共用廚房和廁所。這是再普通不過的布衣生活吧，竟然養出我這麼一個不認命的後生，簡直像基因突變。

我爸是一個內科醫生，自幼喪母，性情內向且執拗，他信奉憑本事吃飯，反感交際應酬，在醫院裡，幾乎是繞着領導走路，凡是有提升機會到來，都主動放棄。假如讓他去求人辦事，還不如給他一刀呢。他有他為人的驕傲，最常和家人說的就是——身為醫生，他沒有與患者有過任何人情往來。

至於我媽，小學文化，副食商店的小職員，人際關係僅限於商店周邊，她謹小慎微，一生都在憂懼生活的波動。

那年頭，鐵飯碗在東北比命都值錢，何況是我這種情況。能進本鋼，在他們的觀念里是燒了高香了。我從小發育遲緩，體弱多病，他們經常商議的話題是，這孩子咱們得養他一輩子。如此沒尊嚴的未來，我才不要，於是成長期的幾個節點，都是這樣推進的——

他們說，別上學了，沒什麼必要。

我哭着喊着進了學校。

他們說，中考報個中專吧，能保證分配到工作。

我執拗地選擇了高中。

他們說，在本地讀個專科算了，方便照顧你。

我頭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

我牴觸本鋼的日子裡，父母只是有點着急，並沒表現出責怪，更沒強迫，這已經足夠讓我欣慰了。他們知道我最想去的是本溪日報社，那就意味着放棄鐵飯碗，即便這樣，報社也不是沒門路就能隨便進的呀。

事情就這麼僵持着，要「作」到哪一天，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4

我爸已經從醫院退休，在老年衛生工作者協會的門診出診，安分地掙一份額外的工資，調侃自己成了「溢價老頭兒」。那診所離家不遠，就在市委機關大門外。一天下班回來，他說他騙過市委大院的門衛，闖到了市委副書記的辦公室，求對方幫他兒子實現做新聞的願望。

那天，他是和我媽一起去的，帶上了我曾為之驕傲的求職冊，除此以外，沒帶任何表達心意的東西。他們的着裝如何我不知道，但他們衣櫃裡翻不出任何能顯得略有身份的衣服，這是肯定的。

1995年的市委機關大樓，外牆只用水泥塗了一層，雖不氣派，終究是「衙門」。那時，門前還沒有頂燈閃爍的警車，也沒有防備衝擊的隔離墩，不過，嚴謹的警衛總還是有的。他們怎麼混進去的？我想不出來。

「你朱大爺，我那個小學同學，不是一直關心你的分配嘛，他和我說，他和劉福成認識，一起共過事，也有好多年沒聯繫了。你朱大爺給我寫了一張字條，讓我去找劉福成。看看能不能有點用。」劉福成是當時的本溪市委副書記，分管宣傳文教，他是一年前剛從遼西調過來的。我和我爸對他的了解，也就這麼多。

進大門的時候，我爸說自己是劉福成的老同事，大老遠來看望他，門衛於是接通了劉福成。拿起電話，我爸繼續着自己的謊言，副書記也沒仔細分辨，就請了進去。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爸騙人——第一次，竟然騙到了市委副書記頭上。

完全陌生的小老頭小老太太出現在辦公室，副書記的臉刷拉一下就變了顏色。我爸趕緊遞上朱大爺的親筆信，「請諒解，不撒這個謊，真的沒法見到您。」然後就介紹起自己的兒子，說他如何受制於先天不足，如何不屈服，如何努力，以及他如何渴望做新聞。

我和我爸的交流一直非常少，更別說虛無縹緲的理想之類。從小到大，幾乎沒得到過他的讚許。偶爾有熟人閒聊，誇他兒子幾句，我爸的回答通常是「也不咋地」或「就那麼回事吧」。無從知道，他對我的真實評價是怎樣的，不咋地、就那麼回事？還是說給劉福成的那些？

劉福成的怒氣收了回去，似乎還被什麼東西打動了。他很快就表示，自己會過問一下，幫忙推薦。他把那本求職冊子留下了。

我爸後來聽說，副書記親自去了報社，介紹了我這麼一個獨特的存在。

主管領導這樣的態度，報社肯定格外當回事，身高什麼的都不去計較了。沒多久，我成了報社最早一批聘任制的採編人員，分到了剛成立的《本溪晚報》，一份具有市場化屬性的報紙，有一些真正做新聞的空間。

我爸極少表露情感。說起勇闖副書記辦公室的經歷，只在講到撒謊那段的時候，有些微的不好意思，總體上，他的語氣平靜如常。

但是，作為我的老爸，那分明是他絕無僅有的一段傳奇——這事太意外了，那麼珍視工作之穩定、安逸的我爸我媽，最終以這樣的方式，親手幫他們的兒子丟棄了鐵飯碗。

5

進入本溪日報社的最初日子，總有人試探着，想知道我和主管副書記究竟什麼關係。聽完我的講述，有的將信將疑，有的覺得我在撒謊。

在自己選擇的工作中，我做得真還不賴，入職幾個月就成了頭版編輯。過了一年多，我擔任了晚報的小主管，並破格獲得了事業單位編制，這至少是給爸媽的一點寬慰。

被認可，被包容，被愛護，至暗時刻退卻，光亮一點點又都回到我的內心。求職季的殘忍，不再讓我耿耿於懷。

畢業三年以後，瀋陽的一些媒體開始市場化改革，一位朋友發來入伙邀請，是一份血氣方剛的體育報。在我實習時，該報的總編和一些採編就對我很熟悉了。

回瀋陽，加入「大俱樂部」，這誘惑大到我無可抗拒。爸媽不理解我的不安分，不理解我丟下在本溪日報社的好前程，但未曾強加阻攔。他們也沒有強調，這個工作機會有他們怎樣的付出。

從此以後，我徹底告別了體制內的生活，恰好又趕上了中國市場化媒體的「黃金期」。從瀋陽到北京再到廣州，然後又回到北京，在一家一家「大俱樂部」里，我做着給我足夠價值感的工作。身高，不再是問題，完全不是。

去年夏天，我永遠地失去了媽媽，最讓我追悔的是，在她生前，我總抱怨她太缺乏安全感，「以愛的名義限制我」，這當然會令她寒心。

失去她以後我才意識到，其實媽媽從來沒有用蠻力阻止我「冒險」，我每堅持，她必放手。

回想起，在本溪市委機關的門房，我的人生意外地迎來決定性瞬間，需要我感念的，不單單是我的爸媽。這樣一個故事，僅憑他倆的勇氣是拼湊不出來的，也需要那樣一位副書記，需要那樣的朱大爺（他叫朱祥豐，省委黨校教授，已經故去）。

在本溪工作的時候，我想過怎麼感激一下副書記，可是，以什麼方式卻始終想不出來。劉福成在本溪任職並不長，很快回到了遼西，現在網上能搜到的關於他的最新消息，是2020年春節前，他作為老領導接受錦州黨政班子的探望。我輾轉找到熟悉劉福成的人，想要來電話打過去，又擔心唐突，畢竟26年過去了。猶猶豫豫間，我決定先完成一件事，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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