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何如此殘忍？

日前，福州弒母案的嫌疑人吳謝宇、重慶姐弟墜亡案的嫌疑人張波、葉誠塵同日被執行死刑。這兩件轟動一時的案子終於落幕，然而相關的爭議仍遠未平息。

提到這幾個兇手，網上的輿論常常將之稱作「惡魔」，造成如此人倫慘劇，可見其內心殘忍無比，而之所以做下這樣的大案，只是出於極端的個人私利——許多帖子都罵他們是「精緻利己主義者」。

像這樣的解釋確實很吸引人，因為它為急於了解真相的公眾提供了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然而，這個思路其實是循環論證的：「壞人之所以干下壞事，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壞人。」

更不幸的是，這會阻礙人們對這些案件的社會成因進行深入反思，何必呢？既然這只是偏離社會規範的極端個案，那麼對公眾來說，需要做的只是提高個人防範意識，在人群中預先識別出這樣的壞人，免得自己下次遇到倒霉，不然還能怎樣？當然，這些害群之馬一旦暴露，就要將他們堅決清除出去。

根據《社會性動物》一書的觀點，這種「人格傾向論」其實是有問題的：

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是，人們傾向於通過賦予過錯者某種性格特質來解釋其令人厭惡的行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惡之人」。大多數人，會在無意之中自發地這樣去做，通過這種方式對各類信息加以組織和分類，從而獲得對事件的控制感。

這種有關人類行為的人格傾向論基於以下假設：做出瘋狂舉動的人一定擁有某種瘋狂的人格，做出愚蠢事情的人一定是愚蠢的，只有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情，做好事的人一定是善良的，諸如此類。

這樣的思考方式頗能迎合人們的想法，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把那些做壞事的壞人和我們這些「好人」區分開來。當我們想到令人厭惡的行為時，這種想法給我們以安慰——因為，作為好人，我們絕不會那樣去做。

書中更進一步指出：「人格傾向論會令我們自以為是，按照這種假設，我們在外部壓力下是無懈可擊的——而事實上外部壓力往往會導致我們做出愚蠢、瘋狂或殘忍的舉動。這種假設使得人們不再關注環境的改善，而是狹隘地去關注人格。」

不僅如此，值得補充的是，這種思維傾向很容易讓人倒向「有罪推定」，理由很簡單：「壞人」和「好人」不一樣，如果被認定為壞人，那麼懷疑壞事是他幹的，又有什麼不對？如果還有什麼蛛絲馬跡能印證這種懷疑，那這就是板上釘釘了。

不管這些人怎麼可恨，有一點是事實：他們在犯案之前，沒有前科，像吳謝宇甚至看不出一點「心術不正」的跡象——別說我們了，連最了解他的母親豈不都毫無察覺？在犯事之前，他們看着可也不像是「壞人」，那又有誰知道我們周圍那些平日裡很正常的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要說「殘忍」，那也是個籠統的說法，在不同的事件中可能相去甚遠。張波、葉誠塵的殘忍，本質特徵是「無情」：對張波的兩個孩子，他們看起來毫無共情能力，仿佛他們需要新生活，舊家具就要統統扔掉。然而對吳謝宇來說，他對母親則有着極深又極複雜矛盾的感情，恰在另一個極端，他的殘忍，是意識不到母親乃是和自己不同的另一個人。

不過有一點，是他們共同的，那就是他們在試圖擺脫一段親密關係時，都採取了最極端的手段。世人無法理解他們怎麼能下如此狠手，是因為我們普通人都受到了一系列制約：「虎毒不食子」的文化心理；弒母的重罪當然更為社會所不容；更不用說，「殺人償命」的鐵律和法律的懲罰手段。然而，所有這些，在他們這裡都失效了，那麼問題來了：這些制約在他們這裡是怎麼在心理上被突破的？

這是單純的「生性殘忍」無法解釋的，因為就算殘酷無情的人，也未必愚蠢，如果明知事發後自己也會被處以死刑，為什麼還要這麼做？以吳謝宇來說，弒母之後固然花天酒地了一陣，但就算沒被抓到，自己的人生也肯定是毀了，難道這麼簡單的現實他都預見不到嗎？

順着這個邏輯想下來，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關鍵點：這些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極端舉動，是因為他們在處理矛盾衝突時，想不出別的辦法，而把殺人看作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張波與前妻已經協議離婚，女兒歸前妻，兒子歸他，但葉誠塵仍一再說無法接受他有孩子，逼迫他「處理」掉。也就是說，哪怕孩子送人，她都不能接受，因為她要的是對方絕對屬於自己，仿佛人生重啟，之前的全部清空。這顯然是蠻橫的無理要求，問題是張波竟然無條件答應了。

吳謝宇弒母的動機雖然複雜隱蔽得多，但至少從事後來看，有一點是肯定的：他想要擺脫母子的粘纏關係，至少有不止一條路可走，然而他卻選擇了最具毀滅性的弒母一途。

也就是說，這些人在面臨問題時，反應模式都很僵化，不會理性權衡不同方案的利弊，甚至想不出替代方案，卻選擇了最高風險的零和博弈。換言之，在他們心目中，很多事都具有絕對屬性：要麼全有，要麼全無（all or nothing）。他們不接受妥協、理性計算利弊，而孤注一擲賭一把。

像這種心態，可不只是他們才有，實際上在我們這個社會上普遍存在，甚至是許多人解決矛盾時的典型處理方式。我這麼說，當然不是同情這些犯下罪行的人，他們理應為自己的行為受到應有的懲處，但我想說的是：僅僅把他們視為異類和「壞人」，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法律的震懾和嚴厲打擊當然是必要的，但我想，從社會層面來說，要降低這類事件，除了「堵」，還需要「疏」：讓所有人明確自己行為可能遭受的後果，不抱僥倖心理之餘，也得讓他們知道，解決問題完全可以有代價更小、更理性的替代選擇，沒必要採取那種極端做法。

當然，要杜絕或許不可能，但我相信，社會條件的改善才是根本。想想看，所有前現代社會幾乎都是暴力泛濫的，而我們之所以能生活在一個和平年代，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法治的逐步完善，使得現代人開始理性地意識到，用暴力去達成目標是得不償失的，完全可以有其它和平手段可以選擇。也只有這樣，才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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