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共黨代會的管控模式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這種一黨獨裁不單單針對民眾，同樣也針對黨代會的全體代表。黨代會的要義是要求全體參會代表「圓滿開好這次大會」，而對整個會議過程以及參會代表的管控，則是保障會議完全按「劇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從黨代會代表挑選、參會代表團管控、會場管控、賓館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幾個方面，介紹中共黨代會的特點。

一、黨代會代表的挑選

中共20大如期召開。對中共官場來講，5年一次的黨代會就是一場「活報劇」，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劇本」早就寫好了，雖然事先看過「劇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層的少數幾個人，但官場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劇本」內容。

黨代會召開前，照例會公布來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門的參會代表名單，20大的參會代表一共2,296人。這些人並非從基層中共黨員中選舉產生，各省市的基層黨員都不知道，參加黨代會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麼程序挑出來的。

中共黨代會有一個特別的概念，即「選舉單位」。以20大為例，省市一級一共算成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每個省、區、市算一個「選舉單位」；中共中央直屬的各部門算一個「選舉單位」，國務院系統各部門是單獨的「選舉單位」，中央直屬企業算作又一個「選舉單位」；香港、澳門各算一個「選舉單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也是一個「選舉單位」。總共有38個「選舉單位」。

中共中央組織部把參會代表的名額分配到各「選舉單位」，每個省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代表名額平均約60人上下。然後，黨代會的代表就由各「選舉單位」自己挑選。每個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是當然的代表，其他參會代表則由省委組織部從下屬各市縣選一些市委書記和市長；隨後在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各行業選擇一些基層幹部；最後挑幾個勞動模範或戰鬥英雄作為點綴。

這些不同類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構成為例，1,936個代表中，76%是各級黨政軍幹部，19%是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部門的幹部，剩下的5%是勞動模範和解放軍戰鬥英雄。為了達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組織部會在給每個省的代表名額中「戴帽下達」，指定某類代表要包括幾個女性、幾個少數民族幹部。所謂黨代會參會者的「廣泛代表性」，就是這樣事先由中央組織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構成應該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參會代表團的分片管控

為什麼中共黨代會要設立「選舉單位」？因為，對黨代會的會議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這些「選舉單位」分片包幹，責任自負。每個省市的參會代表，會前臨時組成一個參會代表團，團長理所當然地是本省的省委書記，而他在會議期間的責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團；如果會期之內發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參會代表發表了「不當言論」，或者投票時不守「規矩」，團長要承擔失職的連坐責任。

不過，各代表團團長並不十分擔心本團代表會出「幺蛾子」，因為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來的「聽話」之輩。而能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地方官員，自然都很開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賞識，仕途看好。所以，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人，會議期間都格外聽話，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講話行事總想討好本省長官，不會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黨代會的代表，其實完全不代表共產黨的基層黨員，而是上級的傳聲筒；誰指定他作為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央的黨代會，他就按誰的意圖講話行事。各省市代表團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那就是「台聯會」代表團。「台聯會」的全稱是「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是1981年中共開始允許台灣老兵赴中國探親以後成立的。台聯會平時聯絡有台灣籍貫背景的中國人，配合各地的「台辦」，與去大陸的台灣人認鄉親、攀關係。這次20大開會，由全國台聯會長挑選了9個各省市的台聯會長，組成一個「台灣」代表團，冒充台灣的中共黨員。

20大「台灣」代表團的10個人當中，除了團長是全國台聯會長外，其餘9人分別是京、滬、瓊、閩、粵、豫、吉、桂以及蘇州的台聯會長。這些人里，只有一個來自台灣，她的名字是盧麗安，生在高雄，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然後去復旦大學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現已被中華民國政府依法註銷國籍。「台灣」代表團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灣的中國人。

三、黨代會的會場管控

中共黨代會的整個會期中，除了開場、聽取大會報告、投票和閉幕這幾次全體大會之外，其餘時間都是每個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賓館閉門開小會。

對全體大會的會場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團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許代表們在會場上任意選擇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於管控。每個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書記的前後左右，視線所及，一覽無餘。

其次，大會有嚴格的會場紀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場的全體大會，大家都必須乖乖地坐聽高層做報告，不許起立揮手，不許插話表達個人意見，不許自行走到主席台前。這個紀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須認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決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聽訓。

會場管控也包括一律採行集體行動，杜絕個人的行動自由。每個代表團奉命住在指定的賓館，從賓館到大會會場，必須集體乘坐專門安排的大巴，不許個人自行前往。大會開完之後，每個代表團仍舊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賓館，開車前要清點人數，不得遺漏。進出會場也要按序行走，不許利用休息時間或進出場的時間亂竄。

每個省代表團的小會，分成全團集中開的大會，和分小組的小會。此類活動，雖然可以在會議室里隨便就坐，但也有會場紀律。省團的會議，表面上是自由發言，但團長會指定幾個人先重點發言，起到「帶風向」的作用。然後，按照「規矩」，每個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發言表態，表明他如何正確理解了中央領導的講話。省團的小會絕對不允許議論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問題，這些代表們也不敢批評習近平的政策。所以，與會代表們是大會沒聲音，小會沒膽講。

為方便高層掌握各省團小會的會場動態，各省團每天要將當天討論的內容整理成簡報，報送大會秘書處。大會秘書處連夜摘要匯總，編輯成次日的大會簡報，再印發到各代表團。次日各團團長最關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發言有沒有被上面選中，刊登在大會簡報上。在團長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話刊登上了大會簡報，就是對他領導有方的表揚。

四、黨代會的賓館管控

黨代會各省代表團的住地賓館同樣有嚴格的管控。首先，開會期間，代表們不得擅自請假，必須到會，因此並沒有行動自由。其次，所住賓館早已清空旅客，門口戒備森嚴，禁止閒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記者採訪。所以，外國記者不可能私下採訪參會者；而中國的記者都知道，這種會議不許採訪。會議期間，代表們不許到其他省的駐地互相拜訪，私下溝通資訊，這是為了防範各地代表互相串聯。

除了少數省團領導之外，參會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對黨代會的代表還實施秘密監控，主要是針對與會代表在省團小會會場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辦公廳會派人到每個省團駐團，與該省的代表們同吃同住同活動。派去的人名義上是「大會工作人員」，為了方便各省團與大會秘書處溝通。實際上，這些中辦駐團人員的任務是，密報與會代表的會外言行，他們擁有出入賓館內每個會場的特權，當地省團領導不得過問。

對省團領導而言，這些「大會工作人員」其實是上面派來的密探，可以自行報告本團成員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團領導在內。因此，各省領導對這些「工作人員」表面上十分客氣，內心卻敬而遠之。有時候，他們發現團里的某代表向這些「工作人員」反映本省存在的問題時，雖然這屬於下級向上級報告情況，但團長們都會緊張起來，用眼色暗示報告者閉嘴，但又不敢做得過於露骨。

這些工作人員駐團之前，都會領到一份該團代表名冊，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貫、年齡、來自何處，以及他的職務。大會秘書處要求這些「工作人員」在會期的頭兩天裡，通過這些資料，暗中認出每個代表，記在心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員」聽到某代表在飯桌上或洗手間裡講了一兩句「出格」的話，這就是指定他們密報的內容；於是「工作人員」要馬上識別出講話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話記在心裡。

每天夜間大會秘書處都會搜集派往各團「工作人員」的當日密報，這樣的密報不得讓省團團長知道，更不能讓省領導過目。大會秘書處把各代表團的密報連夜整理編印後，作為大會簡報的一種特殊類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辦公桌上，方便高層能有針對性地及時加強會場和賓館管控。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就完成了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會議管控制度化，這樣的管控比蘇聯還嚴格。所以，指望與會代表在會場上各行其是，發動反習「政變」，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五、黨代會的投票管控

中共黨代會正式選舉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一向實行等額選舉，沒有選舉競爭。等額選舉的實質是，當選名單印好後，投票人要麼全部打勾，要麼少勾一個，但少數人少打幾個勾，完全不影響當選名單上的人全部通過。這種選舉其實就是假選舉。了解了中共黨代會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永遠篤定當選。

但是，從中共13大開始到現在，投票管控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此中共的媒體開始宣傳黨代會有差額選舉了。這個變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後，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期間，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個改革，即中央委員的選舉採行兩輪制，第一輪是預選，用差額選舉，候選人比預定當選人數多一些；第二輪才是正式選舉，仍然採用中共傳統的等額選舉。

由於這個改變寫進了13大通過的黨章，此後，雖然趙紫陽因「六四」被軟禁，但中共高層不便再度修改黨章、取消這一條，那就有礙國際觀瞻了。結果，這個預選時的差額選舉就保留下來了。16大中央委員預選時，候選人比當選人數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計20大可能是多10%。

這個預選中的差額選舉有什麼用？13大時還真發揮了一點作用。當時，胡耀邦已下台，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讓意識形態黨棍鄧力群當總書記。由於鄧力群為此私下串聯，被舉報給鄧小平，結果鄧小平決定讓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並且馬上宣布公開了這樣決定。緊接着，13大預選中央委員時，鄧力群遭到很多黨代會代表的抵制，最後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數幾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歷史上，象鄧力群這種當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人，在中央委員預選中落馬，也僅此一回；而鄧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與參會代表風聞他當不上總書記有關。

此後，中共歷屆黨代會雖然保留了差額預選，卻再也未淘汰過地位比較高的候選人。

至於中央委員預選之後的第二輪正式投票，由於仍是等額選舉，所以，凡是經高層確定列進中央委員正式候選名單的人，都能篤定當選。

從中央委員選舉這個層級再往上，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選總書記，始終都是等額選舉；名單上印誰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順序，大家就知道，誰是事先確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還有一個不起眼的環節，即黨代會代表選中央委員時，選票由每個省市代表團分別收取。每個省團一共幾十張選票，哪個代表沒選高層預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來。

再往高層的選舉，選票更少，就越發沒人敢擅自亂填了。於是，中共高層人事的安排，永遠是最高領導人怎樣安排，投票結果絕對符合領導意圖，保證不出錯。

考察了中共黨代會的各方面管控之後，確實可以說，這樣的大會無非是一場高層嚴密操控的「活報劇」。這就是中共標榜的所謂「黨內民主」的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