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中共黨國傳不到紅三代

習近平登基不久，我就發表《習近平的黨國情結》、《紅二代的信仰與認知錯亂》等文章，論述習近平代表中共內部最落後頑固的紅二代勢力，由於價值觀和認知上的雙重錯亂，蠻橫地倒行逆施，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拖向極權社會。在後來的《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於世道人心的變遷，中共黨國無法造就像紅二代那樣的紅三代權力網絡和權力格局，因而無論紅二代如何折騰，都不會再有黨國極權從紅二代到紅三代的代際傳承。無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極權黨國註定與紅二代一起灰飛煙滅。應光傳媒友人之邀，茲將一得之見再簡要申述如次。

紅二代之屬性與特性

人們已經觀察到，中共黨國紅二代集體接班，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是頗為獨特之現象。蘇聯第一個共產黨國蘇聯，並沒有形成紅二代集體接班，蓋因蘇聯紅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連續系統之清洗，其上層被消滅殆盡，子嗣只有受牽連之禍而無承接權力之福。作為蘇聯傀儡之東歐幾個共產黨國，建政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傳到紅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鮮倒是推行紅色世襲之典型，但它是傳統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襲，也沒有紅二代集體世襲。

筆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農民意識與中國》一書，就已論述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場現代農民戰爭，因而也論功行賞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現代農民政權。滿腦子農民意識的中共紅一代權貴，自然會蔭至子嗣紅二代。紅二代這一概念有兩個不同含義和指稱。一個是生物學和血緣上的含義，也就是廣義上的紅二代，指中共「開國元勛」的所有子嗣。1949年開國之前參加「打江山」的父輩是紅一代，其子女便是紅二代。

另一個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概念，也就是狹義上的紅二代，指的是那些黨國「功臣」的後裔們由利益紐帶和價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們在價值理念上標榜共產主義正統，認同「確保紅色江山萬年紅」的「江山意識」、「理想信念」和「歷史使命」，認同集體世襲黨國權力的血統論。嚴格意義上的紅二代體現在價值理念層面，也就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教育純正」和「思想純正」。當然，他們對「思想純正」的定義並不一致，大部分將「馬列毛」和「鄧三科」都視為純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則將「鄧三科」排除在外，只認「馬列毛」為純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紅二代這一概念。

這些紅二代也不乏「憂患意識」，但他們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華民族在市場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擺脫一黨專政的魔咒，脫胎換骨而完成現代化的偉業，躋身人類大家庭的正常成員。恰恰相反，他們最大的憂懼是「江山易姓」，是中國從一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他們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崩塌、覺醒的中國人民渴求人權民主的歷史條件下，守住風雨飄搖的黨國江山和統治特權。

紅二代之歷史軌跡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隕朝鮮，既給紅二代「集體世襲」提供機會，也給紅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礙。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顧忌，不敢輕易冒頭。紅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種特權，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兒園、子弟小學、子弟中學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初興，紅二代中才以成立「紅衛兵」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當「五一六通知」剛傳達給省部級幹部的時候，紅二代就相應號召率先成立紅衛兵以掌握主動權。他們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並接受「自來紅」的稱號以區別於「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在「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之後，紅二代們又牽頭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等組織，以維護父輩黨政軍當權派的權威，並將文革導向對「五類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產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所打擊的「階級敵人」。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並嚴厲教訓因為「大躍進」的災難而曾經對毛澤東有所不敬的所有幹部。在毛澤東的部署和指揮下，廣大黨政軍幹部在文革中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備受打擊，很多紅二代也跟着遭殃。

飛來橫禍並沒有促使紅二代們覺醒，最新覺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紅得發紫的紅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統帥的兒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書於新野於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紀要》，當時可謂石破天驚。這份文獻「惡毒攻擊」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指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毛澤東當時將孔孟之道定為反動思想 –引者），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不過，林立果策劃的政變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粉粹，林氏父子喪命溫都爾汗，紅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紅二代時來運轉。他們跟着被打倒的紅一代，在「撥亂反正」中紛紛重回廟堂、重獲特權，在「改革開放」中各顯神通、占儘先機。但是，上個世紀由胡耀邦、趙紫陽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洶湧澎湃的時代，寒門子弟在「去極權化」的歷史進程中衝鋒在前，「太子黨」備受詬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受到血腥鎮壓和摧殘，紅二代才在紅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紅二代在當下中共黨國的權力格局中崛起，有結構性根源。中共黨國奉行政治忠誠優先的幹部路線，再加上專制傳統中的世襲觀念，使紅二代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天然優勢。經歷了幾十年政治鬥爭和動盪，紅一代之間齟齬和宿怨甚多，卻有將權力傳給子嗣的共同願望。在當時所謂中國「雙峰政治」中輔佐鄧小平的陳雲，19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說過具有政治遺言性質的一句話：「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蘇聯東歐共產黨國政權的崩潰，對中國紅色貴族來說可謂天崩地裂。紅一代在驚魂初定之後，做出極為自私的系統部署，向他們的後代交班，以保住紅色江山。這種部署，使得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占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絡、掌控關鍵資源。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權力中樞。弔詭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的子女都選擇投身商海，而沒有進入政治權力中樞。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報告，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當時坊間將這份報告稱為「太子黨政治綱領」，它確實體現了紅二代當時的接班思路及中共黨國的政治路線。第一，它判斷「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深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因而它建議中共要沉着應變，穩住陣腳、保住政權。第二，它提出要將民族主義揉進原教旨共產主義，藉助「中國特色」和「中國傳統」來強化中共的意識形態，而且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緊迫任務是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繼續像革命黨那樣迎合民眾的「革命」要求、熱衷「群眾運動」，而是確立旗幟鮮明的統治者意識，堅決防範政府的改革演變成為民眾革命。

紅二代是擁戴習近平的中堅力量

從1989年之後紅二代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嶄露頭角，到2012年紅二代正式掌控中共黨國最高權力，又經歷了20年的權力博弈。毛澤東將黨國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也最大。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乃是物極必反而「去極權化」，給中國社會帶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毛澤東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極權社會，演變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後極權社會。就幹部隊伍而言，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寒門技術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並被推上黨國最高權力的位置。「去極權化」過程中幹部升遷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緩了紅二代的升遷接班進度。更何況，紅二代集體世襲，和中國在「去極權化」過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時代精神格格不入。

習近平能夠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紅二代已經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並強烈要求接班掌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能憑藉「重慶模式」在中國政壇掀起排空巨浪，顯然有朝野上下紅二代的緊密配合。劉源的心腹、同是紅二代的張木生當時狂妄地指責在位的胡錦濤、溫家寶「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顯然是抱着黨國主子的心態，認為他們作為長大成人的少東家，才真正有資格掌權來守護「黨的家業」。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紅二代組成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就以公開信的方式鄭重其事地向即將接班的習近平進言，「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

當時紅二代整體上擁戴習近平上位。擁戴習近平的頑固派紅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擁有特權的紅二代頑固派，最熱烈地擁戴習近平鞏固既得利益並富國強兵；人生失意的紅二代頑固派，則是擁戴習近平報復貪官並延續紅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這些頑固派紅二代曾為薄熙來搖旗吶喊，而在薄熙來落馬、習近平登基之後又大張旗鼓地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吆喝助威。甚至嚮往自由民主現代文明的紅二代開明派，也擁戴習近平，因為他們把習近平當成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改革派。

開明派紅二代當時將習近平誤當改革派，實際上體現特定時局與機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權換屆期間國人的樂觀期待，既包含着人們的善良願望，也體現在當時中國所出現的政治變革和憲政轉型機遇窗口。當時，中國民間的維權運動和官府的維穩體制之對峙陷入僵局。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削弱法治、復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義知識界和當年開明派的共同抵制而敗北；由周永康主導的暴力維穩導致天怒人怨，因而這股頑固的維穩力量在政治上失勢。

薄熙來、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憲政法治，憲政轉型成為熱門話題，自由主義憲政、儒家憲政和憲政社會主義等多種憲政思潮相互激盪。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轉身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朝野上下初見端倪的憲政共識被擊碎，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徹底逆轉。

紅二代的認知錯亂與習近平的極權復辟

紅二代所振振有詞、念茲在茲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紅色文化」，實際上充滿毒素。特別是中共1927年落草為寇、淪為匪幫之後，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消滅異己、剷除異端的馬列主義政治路線；定於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陰招的專制權術；沒底線、黑吃黑的黑幫手腕；兵不厭詐、愚民弱民的騙術；以及盲目抵制外來先進文明的農民蒙昧主義。習近平所代表的紅二代頑固派遵奉毛澤東為教父、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自然也就從毛澤東那裡繼承這些帶有劇毒的基因和血脈，特別是痞子習氣、陰謀手腕和霹靂手段。

習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兩個文本很能體現其執政理念。一個是2013年4月他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險，其中包括「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個是2013年6月軍方紅二代所製作的政治宣傳片《較量無聲》。該片由秦基偉的兒子、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秦天牽頭撰稿和編導，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軍事科學院、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聯合推出。它指責失去政權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放棄了政治旗幟，放棄了理想信念，放棄了思想武裝和敵我意識，最終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對手的政黨」，因而導致蘇聯解體；它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施行「政治轉基因」的戰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組織社會五條戰線上全面滲透，試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共政權；它還指桑罵槐，暗示前兩任總書記江澤民與胡錦濤放鬆了政治警惕，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得以用拉攏、收買、威脅、策反等手段將諸多中國官員及學者培植為代言人。因此，他們要求將治國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是要複製毛澤東時代的「反修防修」。 

習近平登基以來，正是沿着紅二代頑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綱，竭盡全力鞏固和延續他們的「紅色江山」，向極權統治復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現有三個方面。

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習近平無功受祿、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黨、政、軍最高職務，個人野心隨之全面膨脹。他得寸進尺，迅速設立十幾個領導小組及委員會並自任組長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他不但制定不准「妄議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職等新「規矩」，提出不倫不類的「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等要求，以確保他「定於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運用不受制約的腐敗專制權力「打擊腐敗」，實際上任意行使對他人的生殺予奪之權以立威。更加無恥的是，他運作其跟班僕從肉麻地表忠勸進，將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徹底顛覆了「集體領導」原則，霸王硬上弓而成為貨真價實的獨裁者，還裝神弄鬼製造令人噁心至極的個人崇拜。

其二，藉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話語，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正是黨國意識形態那些似是而非的詭詐說辭和崇高話語，再度使「廣大幹部群眾」在迫害無辜或相互戕害時理直氣壯，也在極權暴政淫威中再度徹底毒化社會環境和風氣。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的政治體制。習近平組建直接聽命於他本人、統領一切專政機構和控制機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黨政、立法、執法、宣傳各系統全方位協調行動，全面重啟極權專政授權作惡機制，授權酷吏黨棍對已具雛形的公民社會進行毀滅性打擊、對整個社會和互聯網實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通道。

習近平紅二代造孽作惡，那麼明目張胆、肆無忌憚，顯得那麼理直氣壯，既是因為他們的極權主義價值觀，也是因為他們一系列的認知錯亂（Cognitive Dissonance）。他們是黨國宣傳教育洗腦的精神產品，正是自幼接受的黨國宣傳教育洗腦，造就了他們畸形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也就是他們掛在嘴邊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充滿悖謬。他們明明在追求和維護等級專制特權，卻不停唱着「為人民服務」的高調並自我感動；他們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而從未經過民選授權，卻相信中共政權是「人民的選擇」；他們明知中共極權主義統治中國人民帶來奴役和貧窮，卻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國人民；他們明知國民政府已實現民族獨立統一，卻相信中共給中國帶來獨立統一的說辭；他們明知中共立國之後將中國的傳統美德連根拔起，卻自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明知中共政權打斷了中國向世界主流文明學習以及實現憲政轉型的歷史進程，卻自吹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進步。他們自欺欺人、誤己誤人的種種悖謬，實在不勝枚舉。

紅二代的內部分化

共產主義極權黨國之生存，離不開政治清洗，全球共產主義政權都是如此，差別僅僅在於烈度和頻率。毛澤東自以為是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為之君，因而對中國人折騰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種中共政權也自認不諱的「浩劫」。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運動，充滿血雨腥風。很多在血雨腥風倖存下來的紅二代，也與其他中國民眾一樣歷盡滄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觀念，紅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別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入後極權社會之後，人生選擇複雜多樣、信息來源異彩紛呈，紅二代的分化更加明顯。甚至有些紅二代主動放棄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社會化」所形成的思想觀念，通過學習和接受新的價值體系和思想觀念而完成「再社會化」。

紅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死硬頑固派。習近平及其擁躉打手，以其紅色血統為政治資本、以紅色江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延續中共的一黨專政視為歷史使命。與死硬頑固派勢同水火的是紅二代憲政派，有如鳳毛麟角。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從共產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轉變，比如義無反顧地公開為憲政鼓與呼的胡德平、胡德華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體人，以及任志強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學界人士。接近憲政派但避免與頑固派正面衝突的是紅二代現代派，比如劉亞洲、馬曉力、秦曉、何迪諸人，以及已故的羅宇、陳小魯等人，他們明白不誤地擁抱普世價值和「現代性」，實際上認同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訴求保持戰略模糊。紅二代中最糾結的是豪強派。他們起初支持習近平登基，為的是守護他們共同的江山。但是，習近平野心膨脹而定於一尊，與擁戴他掌權的豪強們確立君臣關係、掌控對豪強們的生殺予奪之權，就像當年毛太祖對他們的父輩那樣，這些豪強們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裡咬牙切齒。習家在中共黨國權貴家族之中本來只是旁支小宗，當今卻大權獨攬，受排擠冷落的豪強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當然，紅二代中人數最大的是逍遙派，包括數不清的商海游魚和置身事外的閒雲野鶴。

紅二代與中共極權黨國一起被歷史淘汰而無法傳權於紅三代

按照陳雲的說法，「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才安全。問題在於，當今之勢，紅三代已決不可能像紅二代那樣集體世襲黨國權力。這也就意味着，中共黨國勢必終結於紅二代，紅二代的垂死掙扎終歸徒勞。

前文提到，紅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論功行賞的軍功集團壟斷了社會資源，蔭及子嗣。因為文革以降對血統論的衝擊，也因為後極權和半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形成新的機會結構，紅二代儘管能夠在各個系統占據要津並形成強大的權力網絡，卻無力讓他們的兒女複製這種權力網絡。而且，他們的兒女所接受的是跟他們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都有別於父輩，嚮往自由自在的現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繼承極權主義紅色江山的內在強烈衝動。

實際上紅三代很少涉足政壇，毛新宇、李小鵬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發財的紅三代倒不乏其人，諸如李小琳、曾偉、鄧卓芮等，但他們飽受物議，影響力無從談起。其他進入公共視野的紅三代代表人物，如習明澤、薄瓜瓜、鄧卓棣、葉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氣候。平心而論，即使紅三代有繼承紅色江山的心愿，中國社會也不容他們像其父輩那樣呼風喚雨，中國的仁人志士與文明世界都會有效阻擊紅三代集體世襲。

歸根結底，中共極權黨國已是違反世道人心之異類，早就完全喪失了政權正當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沒有經過民選，因而從未具備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長期封殺對它的批評和揭露，不斷編造中共使中國獲得獨立和統一、使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之類的彌天大謊來構建它的「政績合法性」。當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廣大民眾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謊言的時候，當廣大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時候，當廣大民眾都沒有通過民主選舉程序來落實「主權在民」原則的時候，罪惡滔天的中共政權就仍然穩如泰山。但是，自從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後極權社會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具備了權利意識，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而奮鬥，中共政權便深陷合法性危機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權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並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求生存，也只是緩解合法性危機而無法克服合法性危機。

習近平被稱為「總加速師」，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習近平的極權復辟顯然延緩了中國中國憲政轉型的進程。但是，稱習近平為「總加速師」，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機、加速了世人對中共的拋棄、加速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離德。就內政而論，且不說習近平處處突出政治、全面強化黨對經濟的控制以及對私營經濟的打壓，使本應通過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國經濟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大面積滑坡，傷害了億萬民眾的利益而怨聲載道。也不說習家軍對中國公民社會斬草除根式的摧殘和對互聯網水銀瀉地般的控制，使中國追求人權民主的進步力量與他不共戴天。就連習近平自鳴得意的反腐運動，也早就被世人識破只不過是運用專制權力以黑吃黑、通過選擇性反腐剷除異己的伎倆。外交方面同樣不堪，導致中國在世界上舉目無親。習近平大肆揮霍的「大撒幣」外交造成國庫空虛而沒有收買到像樣朋友；習近平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不顧國際輿論對台灣的恐嚇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權侵害，以及對新冠疫情的刻意隱瞞，在全球引起公憤；習近平明目張胆的「人質外交」，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鄙視。面對復辟極權統治而對普世價值公開宣戰的習記極權黨國，主要民主國家不得不放棄30年來的掛鈎（engagement）戰略，重建世界民主聯盟與共產專制對壘。

習近平紅二代已經走上窮途末路，而且習近平紅二代之後再也沒人有意願和能力維持中國現在這種權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唯一的選項是各派政治勢力共商國是，實現憲政轉型。與其窩囊殉葬，何不絕地反擊放手一搏？在這種大勢所趨的憲政轉型中，紅二代中也許還會有幡然醒悟、擁抱憲政將功贖罪的真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