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美國重新思考「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中國氣球事件發生後，美國輿論認為，這或許會讓世界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更加困難。拜登政府將這次氣球事件知會了40個國家，但歐洲反應冷淡，拉美國家對中國氣球飛進本國境內也淡然處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坐不住了，2月6日在美國政府加州紀念里根誕辰112周年的活動上，發表了一番以「力量」為主題講話。趕巧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回憶錄近日在日本發售，披露了他在八年任期里與多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歷，談了自己如何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無意中將世界導入一個大國外交的老話題：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基辛格承認中國正在挑戰國際秩序

基辛格在講話時首先表示，如今美國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分裂和外部混亂，然而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建制派卻沒能「發揮應有的凝聚力」，任由「關於我們是誰、我們主張什麼的爭論」撕裂美國，這樣的美國將無法應對現在面臨的挑戰。基辛格接着話鋒一轉，稱美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包括「野心勃勃的中國」，中國現在正在「挑戰國際秩序」。然後，基辛格進入講話重心，稱里根總統一直主張要「美國必須在物質和思想領域都強大起來，以保護世界秩序不受破壞，在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力」。在這篇基辛格稱，美國仍要積極干涉全球事務，「一個信奉孤立主義的美國不可能帶給世界穩定」。他認為，美國現在亟需「下一個里根」。

道格拉斯·杜班如是說

早在2016年，經營美中外交數十年的美國政要都預感到美國對華外交將面臨大變，紛紛撰文貢獻自己的經驗。美國加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羅納德·里根總統特別助理，他於2016年10月20日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發表一篇文章 《中國：給美國下一任總統關於亞洲崛起超級大國的十條建議》（China: 10 Pieces of Advice for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on Asia’s Rising Superpower），我這裡引用時，有的一句話可表達，有的根據現實，有詳有略。

1、基於對華政策的整體目標背景考慮問題，並討論解決方案。涉及中國時，華盛頓的目標是多重的，但這些目標無法全部實現。必須設定優先處理事項，必須做出妥協並提供折中方案。比如說服北京向朝鮮施壓，或許有賴於承諾將美國軍事力量從韓國撤出；贏得投資、網絡安全和知識產權方面的讓步，可能需要美國在貿易領域予以遷就。華盛頓必須判斷，哪一種組合方案對美國而言價值最重大。

2、站在北京的立場看待一些問題。中國國家領導人或許較為強硬，但那並不意味着他們的舉動不合理。化解中國決策者的那些顧慮，將在與中國談判時收穫更多成功。問題不在於通報中南海華盛頓希望北京做些什麼。挑戰在於如何說服北京那麼做。

3、承認美國的錯誤、偽善和弱點。華盛頓曾在亞洲支持獨裁政權，在中東製造流血混亂，在歐洲創建附屬國，在自己的國家催生經濟危機。在教訓他們的北京同行之前，華盛頓官員理當展示出更多的謙恭。

4、夯實美國經濟以戰勝中國的產業政策；

5、扮演國際懦夫的角色（意即適當的示弱） ；

6、停止助推中國和俄羅斯往一起走。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的妙招或許是令北京轉變為平衡蘇聯的地緣政治力量。相較而言，奧巴馬行政當局逆轉了這一航線，助推其兩大潛在對手走到了一起。然而，華盛頓以咄咄逼人的姿態與這兩個大國對峙，應驗了那句古老的言語：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一輪事關重大的博弈正在進行當中，美國的行止有必要更講戰略，將注意力放在全球均勢上。

7、將相對微不足道的事項爭端留給盟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1997 年1月至2001年1月）曾稱美國為不可或缺的大國。美國眼下的確如此，並有一些新的任務。擊敗重要軍事力量，指揮廣泛的國際同盟，在亞洲的案例中，這意味着阻止中國取得亞洲的軍事主導地位，雖然這種取得不大可能。但華盛頓不必充當微觀管理者，試圖將其意志強加到幾乎所有爭端上。 

8、涉及人權和民主這類國內議題時，和緩表達立場。如同《聖經》中上帝關照一隻墜落地面的麻雀，最遙遠國度的最細小瑕疵也令美國政府牽掛。對諸如此類的關注，中國通常的回應並不令人滿意。相較而言，美國可以利用民間團體的公開批評來強化其理據。

 9、認識到中國（倉促的）民主可能製造與其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的麻煩（主要談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外來干預）

10、做長期準備。中國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但依舊受縛於其傳統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美國依舊保持非比尋常的優勢，以及適應力強、開放、憲政的民主制度。中國渴求偉大，而美國已經擁有這種偉大。華盛頓的任務理當輕鬆得多：維護令美國得以繁榮昌盛的價值觀、政策和制度。

美國在對華政策重新定位之前須自我定位

距離杜班先生2016年發表這10點建議已經過去6年，美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美中關係均發生了劇變，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中俄事實上已經結盟。美國想再求得保爾森時期的「改革者、改革助推者」的角色已經毫無可能。也許參考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對華外交經驗或許有用。安倍在其回憶錄中說，安倍在回憶錄中談到對華外交的得意之筆是「管控安全領域課題的同時，在經濟方面將中國的市場價值轉化為日本的機遇，這是政治技巧。」 「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像下棋，如果對手試圖吃掉你的高價值棋子，你也要以同樣的方式回敬。 「我感覺我在與中國打一場持續多年的心理戰。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與韓國人完全不同，韓國人唯一的戰術就是把棋盤掀個底朝天。」日本問題專家劉慶彬曾數次與安倍晉三有過接觸，稱他「八面玲瓏」「能屈能伸」。

基辛格談的是道：原則；安倍談的是術：技巧。杜班則既有原則，也有技巧。美國對華外交的歷屆人才還在，但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劇變，在對華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之前，美國得先自我定位：指導中國改革的改革者與改革助推者已是歷史，顛覆者這一角色在習近平結束外國NGO時已結束歷史使命，剩下的角色是「競爭者」，如何讓美國在競爭中獲勝，是今後美國政府面臨的主要課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