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

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里,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麼「不公平」。面對趕來救援、採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着,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裡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裡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裡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麼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着「危房」的院子裡,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裡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一場地震之後,這裡依然是那個需要更多關注、幫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麼能幹得了?」

他們在一家生產兒童扭扭車、溜冰鞋的工廠打工,綻玉娟的工作是給扭扭車裝上按鈕,然後送檢、填寫報表。老員工講了半個小時,就讓她自己上手。她從沒填過報表,遇到不會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別人的袖子請教。到第三天,她已經像個熟練工,還可以幫幫沒太學會的丈夫。

三個月過去,她已經適應了這份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這天是綻玉娟的夜班,零點後,剛放下手裡的活兒,她看到丈夫發來的消息:村裡有房子塌了。幾分鐘後,又有同村工友打來電話,家裡地震了。

她立即撥通了家裡的號碼,女兒告訴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歲的外甥被壓在房子下,家裡人正在幫忙救援。

陳家村正在經歷慌亂一夜。地震來臨時,有村民在睡夢中被晃醒,來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還沒反應過來,被倒塌的牆面和屋頂埋在了下面。

跑出來的人們聚在廣場上,陳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彈出:誰家房子塌了,誰家的人被壓在下面了……村民們相互幫忙,在一堆堆磚塊和木頭中間,尋找着他們的親人或是鄰居。

救援力量到達時,村內大部分遇難者的屍體已經被抬出來,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說,陳家村共有七個社,遇難者有二十餘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難。

婆婆告訴綻玉娟,大家跑出來以後沒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點燃玉米稈,圍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綻玉娟和同在廈門的親友們都盯着網上的直播,討論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說,回去也幫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對丈夫說,「把孩子抱在懷裡面,跟他們睡一會兒、玩一會兒也是好的。」

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個在廈門打工的老鄉要趕回去。其中,一位和綻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親壓在屋子裡已經確認遇難,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飛機。

綻玉娟和另外四個人結伴往回趕,路上,他們討論着村裡的救援情況、可能收到的經濟補償,沒有人提起和死亡有關的事。晚上八點多,在從蘭州機場到陳家村的路上,綻玉娟收到朋友發來的視頻,孩子們和奶奶坐在帳篷里,身上沒看到明顯的傷痕。

綻玉娟他們五個人趕到陳家村安置點,已經是20日凌晨一點,村民們在臨時搭建的帳篷里歇下。夜裡氣溫降到了零下16度,五個人站在帳篷外圍着火爐取暖,因為回來太匆忙,他們的身上都只穿着單衣。綻玉娟急着見孩子們,可電話打不通了。

夜深了,帳篷內慢慢安靜下來,只有救援人員還在忙着安置剛回來的人、給沒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頂帳篷落腳後,綻玉娟盯着一個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會兒,走到女孩腳邊問,「這是?」孩子掀開被角,露出全臉,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兒。

震後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沒睡。早上七點半,夫妻倆挨個掀開帳篷門帘,叫着孩子們的名字。在同排最裡面的一個帳篷,終於有人應聲,小兒子見到綻玉娟,抱着她親個不停。

「不讓冬天閒着」

19日零點30分左右,已經睡下的馬木海麥接到了堂弟的電話,「你快來」,堂弟語氣急促,「兩個小孩被壓着了,沒了」,說完,便匆匆掛掉了電話。

回家路上,馬木海麥的腦子一團亂。一個月前,他通過勞務介紹到廣州工作,這是近二十年來,他頭一次出遠門打工。過去,他總念着孩子還小,不想離家太遠。如今,四個孩子中,大女兒和二兒子已經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經九歲。他想,該出去賺點錢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裡打視頻,兒媳說兩個弟弟太過調皮,他叮囑兩個孩子,「爸爸走了,你們要把嫂子的話好好聽。」視頻里,孩子笑着問他什麼時候回家,「兩到三個月,爸爸就回來了」,他說,那時候春天來了,臨夏暖和點,就在家附近打點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點多,馬木海麥趕到陳家村,看到兩個兒子躺在空地上,「沒辦法,送(下葬)掉吧」。

在這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還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滿素。他原本計劃着,等來年三月回家的時候,從惠州買一輛小自行車,那是19號晚上打視頻電話時,他答應女兒的。作出承諾幾個小時後,就傳來了女兒去世、母親和老婆受傷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裡有活兒就去哪裡。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閒着,村里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裡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歷。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只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裡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佘滿素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陳家村,無工可打的時段從十一月開始,持續到來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個月的收入為零;以廠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資為例,外出一個冬天,可以多賺兩萬元。

出於同樣的原因,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只有十幾天有活干。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這裡一年四季都這樣嗎?」剛到廈門時,綻玉娟對這座南方城市充滿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氣候不像西北那樣乾冷,閒暇時,坐兩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邊,腳踩在沙子上面,軟軟的。

一天24小時裡,她無數次會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歲的小兒子:「不知道這個時候他有沒有哭,有沒有鬧?」

下班後到公園散步,看到別的父母帶着孩子在沙灘上玩,綻玉娟總會心生羨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帶過來,也在這裡玩,應該會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們一家人常帶着零食到黃河邊玩耍,看河裡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邊,綻玉娟給孩子們打視頻,女兒卻沒有想象中的興奮,反而有些嗔怪,「你們去哪裡玩了,都不帶我。」這讓她心裡過意不去,再到景區時,她只敢拍張照片發過去,配上一句:好好學習,等你放寒假了,我帶你來這裡。

她喜歡廈門的生活,自由、濕潤,與之相對的,陳家村則代表了封閉、落後與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親戚家串門,她幾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沒事幹,也沒有錢賺。

「被迫離開」的無奈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裡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面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採訪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找到小兒子的那天早晨,小兒子問綻玉娟,「你還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說。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裡沒錢呀。」

大女兒沒有說話,站在一邊流眼淚。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着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諮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只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着家裡。」

近幾年,縣裡為了鼓勵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務工獎補政策,比如發放交通補助、對穩定務工3個月以上的代表發放3000-10000元的補助。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裡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志剛的記憶里,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裡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處是經濟狀況終於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戶戶靠種植玉米、養牛羊維持生計,一年掙不到一萬塊,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里就能掙到三四千。

隨着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村里整體經濟情況得到改善,韓志剛明顯感覺到,近兩年有錢了,讀高中、上大學的孩子變多了。「像村里五六十歲的人,很多都是不識字的」,韓志剛說,自己只讀到了小學二年級,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學一年至少要花費四五千。

讓他犯難的是,村里也離不開年輕人。就像這次地震發生時,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輕人在,說不定能帶着他們一起逃出來。」即使現在,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這些事情,也都需要從外地趕回來的年輕後生們操持。

一個19歲就離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這幾天特意開車趕回了陳家村,他說,就是希望能給親戚鄰居幫上些忙。

錢、房子、生計

沿着陳家村的路,隨處可見掉落的磚塊、瓦片和木頭,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鐵門。道路兩旁的院門被貼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樣。村裡的屋院結構大體類似,三間主屋正對着大門,左右是兩間側屋。

散落在地的磚塊里,有不少是空心磚。和綻玉娟一起從廈門趕回來的馬文祥說,一塊空心磚六毛錢,一塊實心紅磚則要一塊多錢,為了節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時,會把空心磚和實心磚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損最嚴重的是土房和木頭房。一位村民介紹,相較於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氣性也更好,房齡超過十年的房子,多採用磚加木頭的結構。近幾年新修的房子則以水泥磚房為主。

去年,馬文祥夫妻倆用外出打工攢下的錢,在老舊木房旁邊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穩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墊得很高,從院子走上屋裡,要踏上四級水泥台階。在抵禦自然災害時,這樣的房子顯然更有優勢,除了台階和牆面有裂縫外,看不出太嚴重的破損。

這三間主屋的建造和裝修花了大約18萬,夫妻倆努着勁兒攢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補貼25000元,款項暫時還沒下來。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裝修,兩人還沒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廈門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裡沒錢啊」,他說。

和馬文祥夫妻倆一樣,外出打工者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蓋房和裝修上。

21日下午,綻玉娟推開自家院門,離家三個月,她仔細打量着屋子,地板磚裂開了一米多長的縫隙,原本貼牆站的衣櫃移了位,離牆有十公分的距離,櫃門齊刷刷開着把衣服「吐出來」,梳妝檯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裡主屋和側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剛裝修完,總計花了30多萬,包括公婆的「贊助」,以及借別人的10多萬。夫妻倆計劃,邊打工邊還。心疼損失的同時,綻玉娟又有點慶幸,新修的房子結實,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無法逃脫坍塌的命運,「要是家人沒了,掙再多錢也沒有用。」

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安慰,綻玉娟一直沒敢去同村馬海林家裡看看。馬海林是她婆婆的親外甥,40多歲,在地震中遇難。

馬海林家三間主屋和三間側屋結構類似,牆面用的自製泥巴和成土磚,木棒和木板作屋頂,再蓋上一層瓦片,幾乎是當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牆體貼上了瓷磚,側屋建的更早些。按當地風俗,公婆住進相對較新的主屋,馬海林和妻子分別住在兩間側屋。他家日子不寬裕,馬海林在鄉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顧老人和兩個讀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資。

地震時,屋頂塌落的木板砸在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牆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開木板,從臨近屋門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損毀不嚴重,公婆也跑了出來。但馬海林住的側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稈,壓着牆面向屋內倒塌,磚和木頭一起砸了下來。妻子叫了幾聲他的名字,沒有人應。鄰居過來一起幫着挖人,半小時後,馬海林被抬出來,已經沒了呼吸。

震後幾天,外界的救援物資一批批送達陳家村安置點,但帳篷仍是緊缺,幾家幾戶合住在一個帳篷里,一頂12平米的藍色帳篷里,最多同時住着八九個人,想翻個身都困難。

走還是留,成了陳家村打工者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低溫天氣下,房屋重建工作無法進行,村民們可能要在帳篷或是活動板房中度過這個冬天。

綻玉娟還是決定要走,「在家這樣待着,也沒有什麼事做」,她和老闆請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會被扣工資。

「這個工一年之內是打不了了」,馬文祥夫妻倆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裡。因為擔心之後房屋定損、重修一類的事務,家裡要留個主事的人。這天馬文祥到凌晨三點都沒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寫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離兩世。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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