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五毛：有一個詞叫活該

活着，還是死去，對五毛不是一個問題 

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有一個天問：「活着，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但對五毛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學者郎咸平在社交媒體上說：「今天，上海，兩千五百萬，全民核酸，各地馳援，全國一盤棋，這就是中國力量。」一個星期之後，他卻在網上哀嚎：「我的母親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媽媽年紀很大了，九十八歲，這次我媽媽的腎臟有一點衰竭，按照過去的診斷，只要打一針就好了。只是因為上海嚴格規定，必須要做核酸後才能就醫，我媽媽在三甲醫院當場做的核酸竟然四個小時都沒有出結果，我深感震驚。我媽媽在醫院急診室等待了四個小時候，永遠離開我而去了。我想去見媽媽最後一面，但由於小區封閉，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有關部門溝通才允許我去醫院。站在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為封城了，所以我也沒有見到我媽媽最後一面，我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就該挺身譴責不把人當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媽媽的頭七還沒有過，他立刻變臉興高采烈了：「祝賀神州十三號載人飛船航天員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興的事。」看來，他老媽的死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興的事情、可以沖喜的事情還會有很多。黨國最擅長的，就是將喪事當作喜事來辦。

武漢封城期間，《蝸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來辱罵揭露武漢真相的作家方方，後來還參加宣傳部門組織的「深入生活」體驗團，到武漢採訪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說再不去就遲了，誓言要寫出一部偉大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抗疫的大戲。然而，歌功頌德的大戲還未寫出來，一出更精彩的戲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體上哀嘆說：「我的父母聽黨的話，在家閉門不出十七天後，陽了。他們沒有搶菜，沒有到處走，只有在測核酸時才下樓。四月三號我爸陽，症狀輕微，五天後轉陰。我媽四月五號被傳染到，因為過敏體質，沒打疫苗，症狀略重些，三至四天後也無恙。但因天天被居委會嚇唬，要拖到方艙，終於心臟病發作，打了120電話無回應，打醫院要排隊。每天被居委會騷擾，要求她去方艙，現在狀況已經很危急了。……眼見她好一點，居委會再打電話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無限恐懼和絕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經轉陰的爹衝到門口去拿硝酸甘油，這個救命藥要吃完了，被居委會追着騷擾，說因為他出門了，所以我媽今晚必須拖走。他不出門，我媽心臟就不行了，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條命啊！我媽媽隔壁小區，今天就有一位陽性因為發燒兩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會門口。我媽一直哭，在視頻里跟我們告別。」

六六發了很多牢騷，不過她是那種「過於聰明的中國人」，她的批評只針對居委會，不敢針對上海當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說出問題的癥結所在——造成這一切的，是習近平的獨裁之惡，亦是中共極權體制之惡。而她本人，作為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的一部分，也曾為這無邊的邪惡添磚加瓦，如今她品嘗的是自己釀造的一杯苦酒。這個場景讓我想起聖經中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這對說謊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羅對撒非喇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這就是六六唯一的結局。

暴風雨來襲，沒有一個人不被淋濕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人禍中，過去的名聲、地位、財富，突然進入「過期作廢」狀態。

《唱支山歌給黨聽》、《接過雷鋒的槍》的作曲者朱踐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醫院拒收，延誤六小時入院，最終身亡。因太平間爆滿，她的遺體只能被放在地上，場面淒涼。朱踐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則若親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會不會重新寫一首《唱支喪歌給黨聽》？

其實，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的下場又好到哪裡去呢？文革期間，田漢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受盡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慘死於一九六八年，死去時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後還被打成叛徒，「永久開除黨籍」。

評論人鄧愷披露，《觀察者網》的創始主編餘亮被關進方艙醫院，讓他頗為驚訝。因為「單論對黨國的重要性，他作為內容農場背後真正的理論大腦，恐怕不亞於胡舒立，抵得上十個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見領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見領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個在財新做閹黨喉舌的前台北市長秘書徐和謙」。鄧愷繼而分析說：「疫情讓這些人也無法倖免，余亮這樣的人儘管重要，卻沒有匹配自身對黨國可利用價值的身份和特權。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該被夜壺還是夜壺，恐怕這才是這群人心情不好、崩潰的來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乾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很多中國人鼓掌歡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風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的普京大帝感動得「當場排卵」的中國女子，一個月後卻在上海被餓到停經。她在微信上說：「大姨媽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餓死了。」可惜，她心儀的普京大帝沒有親自率領「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開到上海來英雄救美。

微博暱稱「乖乖嚨滴董」的納仕國際社區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時轉發「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的內容，四月初自己面臨暴力執法，憤怒地貼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張江納仕國際小區警察打人！他們要徵用我們的小區作為隔離點！」如今，打他的並非他口中的「賣國賊」，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終於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沒有家。

網名「草莓教授」的年輕女子，此前對香港逆權運動恨之入骨，宣稱：「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馬上原地暴斃，快別占用你爹的醫療資源了。」話音剛落，她卻發現黨國的鐵錘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齒地罵起來。我引用她的話，稍稍略去潑婦罵街般的髒話：「我一孕晚期的孕婦，因為樓里有陽（已拉走），所以健康碼是紅的，要去產檢，醫院不收紅碼孕婦，有問題要拉去金山衛這種地方看。還生什幺小孩。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極端女權』，結個屁的婚，生個屁的小孩。反正懷孕時候不被保障，生了國家也不幫養。快點進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會對這些五毛和粉紅有一絲一毫的同情與憐憫，無論他們徹底躺平，還是倒地打滾，他們並沒有站起來成為大寫的人。對於他們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個詞送給他們，那就是活該。用四川話來說，就是「背時」；用香港話來說，就是「抵死」。當年那些希特勒的自願行刑者們，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今天那些讓習近平成為習近平的中國人，也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談到普魯士政府時曾經指出：「儘管它惡劣，它仍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同樣的道理，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是分不開的，當年的紅衛兵，今天的白衛兵，不都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嗎？

當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國人，都用語言和行動來表達對劉曉波和張展的敬意的時候，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自由與尊嚴，他們才配得上擁有自由和尊嚴。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