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訪二本學生，我被顛覆的認知

2017年暑假，應學生的邀請，在廣州一所二本大學任教的黃燈拜訪了學生位於雲南騰衝的老家，從此開啟了為期5年的家訪之旅。在十餘年的執教生涯里，黃燈的花名冊上已留下了數千位學生的姓名，一種念頭愈發強烈：僅從講台上觀察學生，遠遠不夠。在她的課堂上，60%到70%的學生來自於鄉村與縣城。這些二本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都是不常被關注和理解的沉默的大多數。

高鐵、長途客車、電動車、摩托車……換乘着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黃燈從繁華的廣州抵達山間、田野和海岸，走過學生自小求學的道路和校園，與他們的父母和親友交談。深入具體而稠密的日常，一條條鮮活的成長道路得以在黃燈面前延展開來。她真切地看到，這些家庭和其中的個體如何在時代浪潮中翻滾，拼盡全力在社會夾縫中突圍。對農村孩子而言，應試教育是在用極端損耗的方式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她也得以重新認識了教育：在趨於同質化的學校教育之外，自我成長的動力和堅韌究竟從何而來？

突圍之路

2017年底，我和學生張正敏回了她的老家，位於粵西南丘陵地帶的一個小鎮。正敏曾經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求學之路：「我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在正敏家，她從一個舊柜子里拖出一個破爛的紙箱。我仔細數了數，裡面有獲獎證書四十一個，獎狀四十九張。還有接近兩百支油墨用盡的圓珠筆——它們是正敏高三一年心血的見證。

那是讓我極其震撼的一刻。事實上，這樣的震撼反覆出現在家訪的旅途中。做為老師，我從未意識到我的學生曾經走過多麼艱難的道路。2005年，我進入廣東F學院當老師的時候，大學已經擴招。一條高等教育的歧視鏈已然清晰。這種歧視逐漸帶上了一種道德上的批判和傲慢。我有一種錯覺，學生們考大學比我那個時候要容易得多，要考上二本院校，讀書不用很苦。

家訪顛覆了我的認知。對我的學生而言，讀書本身就並非易事。上學之路的艱辛讓很多孩子刻骨銘心。莫源盛的家位於廣東省西部的鬱南縣。酷熱的夏季，蒸騰的悶熱氣息中，我和他在一條鄉間小路上足足走了一個多小時。這是年幼的莫源盛，每天在天剛蒙蒙亮時，打着火把走向學校的距離。初中，莫源盛每天凌晨一點睡覺，早上五點半就起床，吃過媽媽蒸熱的冰凍包子，踩一個小時自行車上學校。

張正敏的家在山腳下，學校在山頂，每天去上學也要走一個小時上上下下的山路。她最怕下雨天。一路踏過遍布泥巴和碎石的山路，到學校時，一身早已透濕。正敏個子不高，她歸結於小時候書包太重，營養也不好。學校沒有食堂，媽媽給她準備的午餐常常是稀飯、黃豆或者自己播種的花生。午飯時，簡陋的飯菜往往變餿變味，只能挑着吃一點點。

歷經千辛萬苦，孩子們爭奪着鄉鎮中極其稀缺的教育資源。學生何境軍家在廣東廉江橫山鎮。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何境軍媽媽給他下一個死目標：一定要考上學校初中的兩個尖子班。為此，媽媽強制要求他晚上七點以後不准看電視。初中學歷的媽媽自己先將教材學會，晚上陪着兒子，一點一點講解知識點，堅持了整整一年。六年級的寒假，舅舅還將境軍接到南寧，從零基礎開始補習英語。最後，境軍將將擠進了尖子班。

很多人都認為應試教育對農村的孩子相對公平，至少給他們提供了讀書的路徑。但在家訪中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對農村孩子而言，應試教育是在用極端損耗的方式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和城市孩子一樣，農村孩子的創造力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扼殺。我的學生魏華和我提到，他從小因為愛提問，被老師屢次批評。初中的時候，他質疑一道題的答案，老師當場要求他以後不要再問任何問題，並因此導致全班對他的孤立。

更多的孩子在應試中成為了炮灰。當初，何境軍一家之所以盡全力幫他考入初中重點班，就是因為何境軍媽媽判斷，如果初中不編入重點班，就絕無進入高中的可能。在境軍的老家，我見到了他的初中同學，在普通班讀書的明哥。他告訴我，普通班的學生早就放棄了升學的念想。初一時，明哥班主任就說過一句話，「讀不讀都無所謂，反正都有畢業證拿」。他所在的普通班，初二第一個學期還有六十人，到第二學期，只剩下三十人，輟學人數高達一半。

初中畢業，明哥赴深圳的工廠打工。境軍則成功考入了廉江一中。在境軍的初中，當年能考上廉江一中的學生僅僅十人。從表面看，境軍已經通過努力得到了家鄉最好的教育資源，但事實上，面對高考，這種「優勢」在地域差異面前不堪一擊。境軍那一屆有二十二個班超過一千六百名學生，文科生沒有一個能夠考上一本，理科考得最好的學生，錄取的是華南農業大學。

我的學生能夠從鄉村走到二本，大多早熟懂事，從小就對自身的處境和命運的節點極為敏感。魏華的父母在東莞打工，他曾經在東莞念小學。學校里有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付錢讓魏華替他們抄作業。儘管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魏華因此積攢了一筆小金庫，但他敏銳地感覺到了環境的異樣，主動向父母提出，學校不好，希望能夠換一所。

學生何鍵的父親對他的教育非常重視，因此一直留在家鄉照顧他，沒有出門打工。2008年，家裡經濟難以為繼，是12歲的何健站出來為父親做了決定。他告訴爸爸：「家裡如果沒錢，即使將來我讀書再好，還是白搭。」他同時向父親承諾，自己一定會努力考進當地最好的中學。從此，爸爸媽媽將一年的柴火準備好。何健獨自種菜，獨自做飯。晚上，他不敢在空蕩蕩的房子睡覺，哪怕大夏天，都要拿被子將眼睛蓋住。

萬般艱難中，何健信守了承諾。在電子產品對農村泛濫侵蝕的大潮里，這個少年抵禦住了種種誘惑，用下象棋、打乒乓球、唱歌等愛好排解孤獨和寂寞，最後以年級前三，班級第一的排名考進了當地最好的中學。

從鄉村到二本大學，我的學生的家庭也已為此傾盡所能。家訪時，我未必能見到學生的父母，他們往往常年在外打工。即使有幸能夠見到，我們的交談也發生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是在鍘豬草、煮豬食、織漁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勞動的間隙中進行的。生存的壓力將日復一日的勞作安排得嚴絲密縫。

莫源盛小學三年級時，在外打工的父母將他和姐姐接到身邊。在中山市南頭鎮的一家鋁廠，父親在工廠髒亂的倉庫中清理出放一張小木板床的位置，告訴莫源盛：以後這就是我們的家。煉鋁涉及污染，每次環保檢查，源盛和媽媽就蜷縮躲藏在附近的煙囪里。

學生早亮媽媽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十五個小時。1997年，早亮的爸爸養蚝失敗。為了支撐家計，媽媽每天早上兩點多開始做豆腐，趕在早上六點前到菜場售賣。上午八點，媽媽必須回家料理家務，接着把沒有賣掉的白豆腐炸成油豆腐，下午騎着三輪車再去售賣一次。一板豆腐賣十五元錢，平均一天賺一百多元。就是靠着這筆相對穩定的現金收入，一家人慢慢償還了養蚝欠下的債務，有了養豬的本錢，進而能夠用賣豬提供的收入，支付孩子們日漸增多的學費，以及建房、繳納計生罰款等大額開銷。

除了奔波於生計，這些文化程度並不高的父母也在以他們樸素的教育觀念影響自己的子女。學生魏華記得，爸爸從小逼他練字，不允許書寫敷衍潦草，並立下規矩，不准作業沒做完，就玩耍看電視。小時候，魏華好動坐不住，爸爸下班再苦再累，每天都會陪伴兒子學習兩個小時。初中，魏華從東莞回興寧老家念書，爸爸毅然放棄東莞的擺攤生意，回到故鄉整整陪伴了魏華兩年。對一個外出打工、不斷漂泊的家庭而言，這顯然需要對教育的堅定信念。

她們

5年家訪，我最大的遺憾之一是沒有能夠走入更多女生的家庭。在我的學生中，女生比男生的數量更多。她們比男生更努力：在課堂上，她們坐在前排，而男生們窩在後面。我也不常在補考名單上看到女生的名字。她們往往也對未來有更強烈的期許和願望。但相較而言，她們並沒有像男生那樣樂意展示自己。一些女生原本也邀請我去家訪，可等我要買車票的時候，她們又退卻了。

我理解這種退卻。將複雜的家庭狀況和隱蔽的成長路途展示出來需要極大的勇氣。在有限的幾次對女生的家訪中，我也已然深刻地感到，相比男生，她們一路走得更為艱辛。在村鎮，送男孩讀大學通常是一整個家庭的核心目標，而女孩要讀大學，普遍的態度是「不反對」。在家訪中，聽聞學生的成長經歷，我會感概，一些原本頑皮、不知上進的男孩尚可能在家庭的要求和支持下扭轉人生局面，如果換作女孩，她們可能早已被放棄。

成長於鄉村脆弱的家庭中，女孩往往是背負最多重擔的那個人。正敏的爸爸是粵西山區的農民，媽媽是越南新娘。1992年，媽媽被騙到中國販賣後，被正敏的爸爸以兩千八百元的價格買了下來。正敏高中每年的學費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個月的生活費需要五百元。這些硬性開支，爸爸不出，都是媽媽外出打工扛下來的。叔叔也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念書沒什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在得知媽媽在支持妹妹讀書後，就明目張胆地找妹妹要錢。

這種負擔並不會因為讀上了大學而消失。在大學裡的很長一段時間，正敏處於無邊的恐懼中：她害怕媽媽去越南探親不回來：害怕哥哥無休無止地要錢；害怕媽媽生病讓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貴的人；害怕大學同學知道家裡的情況傷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學畢業找不到好工作滿足不了家人的期待……除了恐懼，她還背負着愧疚，因為她相對自由的大學生活是媽媽歷盡艱辛換來的。

正敏說，自己能上大學，都是因為媽媽。一路求學，在每一個命運的節點，媽媽都為她扛起一片天空，讓她得以繼續走下去。2005年，家裡的橘子獲得了意外豐收。媽媽不顧爸爸的反對，拿着身上僅有的兩萬塊錢，東湊西借，籌夠了三萬多，到鎮上去買了一間老瓦房，使正敏得以進入鎮裡的學校，結束了每天走兩小時山路，中午吃餿飯的生活。

正敏爸爸曾說，正敏讀高中是等於「把媽媽賣了拿錢讀書」。正敏媽媽種橘子、上山砍木頭、為紙廠砍竹子、卷鞭炮、織蠶架、去黑工廠打小工、去飯店當服務員、到工地攪拌水泥、打包廢紙裝車、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場頂着烈日採茶葉。作為越南新娘，媽媽沒有身份，只能做高強度、高不確定性的散工。

「讓媽媽驕傲」成為了正敏一路走來的最強大動力，她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來，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往前跑。」

這種母女之間的緊密連接不只發生在正敏身上。學生曉靜的老家在潮州饒平。曉靜熟悉媽媽的手，上面有做繡珠留下的老繭，也有採茶導致的關節變形。讀中學的時候，也是媽媽每周騎着摩托車，往返八十公里，接送曉靜和弟弟。

曉靜媽媽早年在深圳工廠打工，一度很受賞識，曾有機會做管理工作，但因為和曉靜爸爸結婚，媽媽回到了饒平的村莊，做了外來媳婦。人生中錯失的機會讓媽媽遺憾，也深刻影響着媽媽對女兒的期許。家族中有人催婚二十四歲的曉靜，媽媽卻認為，自己的女兒有比結婚更重要的事情。她也不像其他父母，希望孩子考公務員或者謀一份穩定的職業，而是主張孩子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唯一的要求是儘量在廣州或者深圳待下來，憑本事吃飯，擺脫家鄉蛛網般的人情關係，去見識更多的人和世界。

決心與出路

一次次家訪的旅程中，學生和家庭從夾縫中突圍的決心和堅韌都讓我慨嘆。我也得以脫離學校教育的單一視角，重新認識學生們的成長。

從前，我以為「90後」「00後」的孩子們在情感上是比較淡漠的。近十年來，我覺得學生們的眼神越來越漫不經心。他們似乎不太關心我在說什麼，也懶得告訴我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就好像是打濕的柴禾，點不起火來。

但當我走進學生成長的村鎮和老屋，我真切觸摸到了他們內心的柔軟角落。我的學生有不少當過留守兒童，在祖輩的情感滋養中長大。父母對孩子總有要求，但祖輩愛往往是無條件的，尤為可貴。在S縣，我和學生廖文瑜一起去看望她奶奶。我印象很深，那天，文瑜很自然地跑進房間裡，找來一把黑乎乎的老剪刀，仔細地給老人剪指甲。

何境軍從小淘氣莽撞。但讀大學時爺爺中風，他不顧家人的勸阻，經常坐六七個小時的長途車回去看望爺爺。家訪的時候，在境軍家，我注意到每隔一會兒，他就會到爺爺的房間去，扶着爺爺慢慢地走一走，好讓老人能夠多活動活動。這種耐心令我自愧弗如。

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從祖輩那裡得到過充足的愛，這些情感都在困苦中支撐着孩子們，在某些時候變成他們成長的契機。境軍告訴我，高二他十七歲生日那天，爺爺打電話告訴他，自己想回老家建房，遭到了侄子們的拒絕，他們瓜分了爺爺的老宅，沒有給老人留任何退路。想到爺爺半生的勞作和付出換得如此結果，境軍躲在教室大哭了一場。這場家庭糾紛成為了他告別少年時代的隱秘成年禮。他由此發誓要好好讀書，讓爺爺獲得更多尊嚴。在高三一年，境軍把理科綜合的考分從80多提升到了130分。最後總分距離本科僅差4分。

高三暑假，境軍和同伴跑去東莞打工。他們驚訝地發現，曾經熱鬧的工業區，早已變得空空蕩蕩。境軍原本以為找工作很容易，逛了幾天，發現沒有合適的崗位。站在東莞的街頭，他第一次感到迷茫，人生的路，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那時，境軍已經收到了一所職業院校的錄取通知書，但最終他堅定了復讀的信念。他說：「爺爺奶奶總說家裡要有個大學生，弟弟尚未懂事，我作為大哥，不考上大學，怎麼帶動弟弟努力呢?」復讀一年，境軍接受了學校類似衡水模式的管理，將成績提高了80多分，最終考入了廣東F學院的法律系。

從教近二十年，觀察和思考教育中的方方面面，讓我有一個感觸：今天的教育中的一大問題，是學生的成長捆綁於課業之上，許多孩子極度缺乏真實的生活經驗，對生活的真相懵懂無知。而我的這些二本學生從小跟隨家庭在謀生的道路上摸爬滾打，接受生活大潮真實的洗禮。在勞動中，他們體會過切膚的痛苦，也得以品嘗切膚的快樂。這些經歷往往會讓他們格外堅韌和有力量。

在我的學生里，魏華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絕大多數學生在進入大學時都會經歷一場不小的「危機」：高中時代對大學的美好憧憬會迅速被學歷貶值，就業壓力等信息所取代，從而陷入一段時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魏華不一樣。一入大學，他不逃課，不帶手機，不看朋友圈，沒有淘寶賬號，也不用太多社交軟件。一入校，魏華就聚焦學校的各類比賽，認定通過一些比賽可能為畢業後的創業提供動力。他把各類文件、制度研究透徹，對重要比賽的時間節點了如指掌。他還很早就意識到團隊建設的重要，堅信大學是孕育出團隊的雛形：「三個人湊一起，應該搞點事情出來，而不是吃個飯」。

大學期間，魏華先後參加過互聯網、攀登計劃、挑戰杯等各類競賽。「挑戰杯」兩年一屆，難度大、含金量高，他大一嘗試申報過，以失敗告終，到大三申報時，因為有清晰的目標、深入的思考和前期經驗的積累，很快立項。作為法律系的學生，他不滿足模擬的法庭訓練。大二時，魏華就就留意到校門口快遞公司收取滯納金是違法的。大三，他收集好證據，向法院提起了訴訟。後來他才知道，他完成的是全國第一樁起訴快遞公司非法收取滯納金的案例。畢業後，魏華迅速就拉起團隊，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魏華強大的行動力部分來源於他不安分的天性。他告訴我，他從小就有一種「改變世界」的強烈願望。但通過家訪，我也清晰地看到了日常生活對魏華的歷練。

魏華的父母在東莞做小商販。父母忙不過來時，魏華只要有空，就會去守攤、收錢或者招攬客人。從年幼學會算數開始，他就留意到了地攤經濟學的秘密。他也會觀察形形色色的人，哪些人是混得好，哪些人是混得不好，背後有哪些經驗和教訓。這些接觸社會的經驗讓他樂於在與成年人的鏈接中，歷練自己的辦事能力和洞察能力。大學時，魏華喜歡打車。他會在車上和士司機聊天，下車前，他大都能和司機達成共識：「司機不收打車費，我承擔他們所有的法律諮詢」。

上大學前，魏華已經嘗試過各種各樣的事情。高一時，他辦過一個雜誌，「不是很理想」。高二，他把自己攢下的錢借給大伯養鱷魚龜，失敗了。高三，他和父母養小雞，「兩百多隻，只存活了三十多隻」。這些嘗試讓他習慣於直面挫折：「要失敗就趕緊失敗，失敗多了，成功自然來臨」。進入大學他沒有太多的焦慮和內耗。在東莞的生活魏華他形成了一個樸素的觀念：不少普普通通的打工仔都能通過努力在東莞立足，自己根本就沒必要擔心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總會有飯吃。如此一來，不如踏實打磨自己的能力，「在不知道該幹嗎時，將能幹的事情先幹了」。

我的多數學生不像魏華一樣創業做公司，他們能夠踏實的生活，內心安定和自洽，同樣也得益於生活的歷煉。在學生早亮的家，他媽媽告訴我，早亮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第二天，她就叫早亮下田插秧。鄰居說：「考上大學不用插田喔！」媽媽的回答：「考上大學還要吃飯呢。」早亮媽媽說，她親眼看見村里一個女孩，考上大專後被父母愈發嬌慣，夫妻倆哪怕在田裡勞作到下午兩點，待在家中的女兒也不主動做飯。女孩大學畢業後，輾轉東莞、珠海、湛江，甚至遠赴湖南、黑龍江，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事實上，讓孩子切實承擔家庭責任是早亮媽媽一直以來的樸素觀念。作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並未得到過額外的寵愛。他從七歲開始就學着做飯，和姐姐輪流負責家裡的午飯晚飯。家裡放鵝和放牛的任務，也一般都由早亮獨自承擔。收割蔬菜的季節，早亮要負責鏟草、拔菜，還要拿到溪邊清洗。天黑時，一家人回到家也各司其職：早亮負責做晚餐，爸爸要去餵豬，媽媽要綁好洗乾淨的菜，以便第二天一早，到鎮上售賣豆腐時順便拿去賣。

由於二本大學的學歷，我的大多數學生在畢業時都難以迅速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往往需要兜兜轉轉幾年，才能慢慢穩定下來。文瑜不一樣。2019年畢業前，她已經手握兩份工作邀約。一個來自廣州的一家國企，另一個來自佛山一家郵政企業。在當時的就業環境下，兩個選擇都算不錯，但都不是文瑜心儀的去處。在此以前，她投遞過廣州公共運輸部門的一家企業，可惜沒有進入面試。文瑜最後的決定是鼓起勇氣給心儀的運輸企業領導打電話，詢問是否能安排一次面試機會。她最終通過爭取來的面試，獲得了想要的崗位。 

文瑜的「好運」和勇氣並不出乎我意料。在同齡人中，她的沉穩、能幹和骨子裡的擔當格外亮眼。家訪時，我得知，文瑜的親生父母早年離異。繼母像親生母親一樣養育了幾個孩子。事實上，文瑜得以擁有機會念大學，最為關鍵的因素就來自繼母的堅持。

一方面，媽媽要求孩子用功讀書，另一方面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她也一直堅持帶着幾個孩子做零工，補貼家用。文瑜記得，小時候，她不想父母因為經濟拮据而吵架，「從小就知道，現狀只能靠自己改變。」

初一暑假，媽媽帶文瑜第一次來到深圳，跟隨表姑在一家手袋廠打工，每天的日程從晚上八點開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初三暑假，文瑜再次進廠，「每個小時的工資是七元」。同行的一個女孩受不了工廠的勞動強度，做了十幾天，哭哭啼啼要回家了。文瑜幫她妥善處理的辭工的事，自己則整整幹了六十天，攢下四千多元。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能幹的人」。

在大學階段，文瑜依舊堅持了中學時代的打工習慣。「通過兼職，養活自己」是文瑜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園打零工。由於給老闆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闆就會力邀她幫忙，保證假期的三倍工資。整個大學，文瑜去奶茶店打過短工，在超市做過導購，做過課外託管，也當過翻譯。她自食其力，沒有向家中要過一分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