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這十年】之二： 中國公民社會從覺醒走向肅殺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第一本《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曾宣告「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門檻」。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感受過些許自由氣息的活動人士，用「一片肅殺」來形容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氛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掌權這十年間，究竟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做了些什麼？

「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形是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項偉大成就。」不過10多年光景，這句寫在2009年初、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2008）》中的「中國自豪」，仿佛已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公民社會止於雛形，就像《藍皮書》迄今沒有發布第二版一樣，令人唏噓。

主編此書的這家機構，已經易名為「北京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從公民社會變成社會治理，儘管「二字之差」，但一個強調「公民」，另一個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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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709案最後一人」稱號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來說，「官說了才算」的社會不但沒有「公民」存在，為法輪功學員等弱勢「公民群體」代言的他，還成了「國家敵人」。

他告訴記者，公民社會被北京當局視為「眼中釘」，但它恰恰是個「穩定器」。

「如果公民社會發展不起來的話，整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失衡，一些極端的社會案件會層出不窮地爆發。中國人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各種組織的壓迫，沒有獨立的民間組織相互支撐，個體承受的壓力會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20年才出獄。

倡導型組織幾乎絕跡

21世紀伊始，中國申奧成功，並加入了世貿組織，似乎讓世人看到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隨後幾年間，中國經濟實現飛躍性發展，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下，不少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想為一些問題建言獻策，2007年成立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簡稱「傳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傳知行「致力於調查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研究課題包括公民參與、轉型經驗、行業管制改革等等。這家機構的創辦人郭玉閃曾幫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出逃，還曾參與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案」等維權活動，傳知行也很快成為公民維權運動的重要組織之一。

傳知行的前員工、旅美活動人士楊子立回憶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們此前的一些活動空間很快就消失殆盡。

「習近平上台後，公民社會很快就受到了打壓。傳知行在被取締前，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原來我們每周都會舉辦一場講座，當局起初不允許我們請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談論敏感的議題，後來乾脆不允許辦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締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原因是他們符合民辦非企業的定義，卻沒有向當局註冊。郭玉閃表示，這家研究所是「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屬於民政管轄的範圍，但無濟於事。

隨後幾年間，幫助鄉村學校興建圖書館的「立人鄉村圖書館」、反歧視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等民間機構相繼被取締。

曾在傳知行和立人鄉村圖書館衍生出的「立人大學」任職過的人權活動人士陳堃對本台表示，這些機構被取締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有鮮明的立場，不像其他一些組織把有些話「藏着掖着」。他指出，傳知行這樣的組織在中國可能已經絕跡了。

「像我曾經工作過的傳知行、立人大學這樣的組織，它們全都被消滅掉了。這些組織的員工，要麼跑到了國外，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沒有辦法再為這些事情發聲了。」

與公民社會為敵 政府扶植特定「社會組織」

總部設在南非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全球公民社會參與聯盟」（CIVICUS）亞太部研究員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過書面形式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過去六年間，他們一直在監測中國的公民活動空間，中國年年都被列為等級最低的「封閉」（closed）國家。

本尼迪克特寫道，「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公民社會急劇收縮，活動人士需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當局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讓非政府組織基本喪失了自主權，幾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導型非政府組織都在政府的壓力下停運。」他還補充說，「中國有幾十萬個已登記的社會組織，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贊助的服務型組織。」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約為90萬個，較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時的2013年一季度的50萬個幾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美國史丹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普蘭坦（Elizabeth Plantan）就對記者說，在她關注的環保領域，中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近年來反而變大了，這可能與當局意識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勢必會危及政權穩定有關。

「對於環保領域的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來說，無論是在地方、區域還是全國範圍內來講，他們仍然能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做些事，特別是在環境公益訴訟、提升政府在環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過官方智庫與國家行為者合作等方面。」

習治下「七不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但普蘭坦強調，中國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反感是有跡可循的。她舉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發通報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9號文件》，提出了「七不講」，其中就包括「公民社會」，宣稱公民社會就是要製造政權和群眾之間的對立，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表示，北京當局近些年對公民社會的圍剿，大幅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

「目前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原子化』了，就是說在一個極權(totalitarian)政體下，人們都被打散了，他們只能依靠家人之間的互助，但人與人之間難以聯結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蓮告訴記者。

維權律師的寒冬

像王全璋這樣的中國維權律師可能對這一點再熟悉不過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國警方在全國各地約談、傳喚、拘留或逮捕了幾百名維權律師、法律工作者和維權人士，因此被外界稱作「709大抓捕」事件。

據人權機構的不完全統計，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間，有29名中國律師因代理人權案件被剝奪執業權；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間，有至少42名律師因此被剝奪執業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五年，加速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在數字上，他在第二個任期趕超了江澤民加上胡錦濤時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個任期的總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徹底改變了維權律師群體的命運。

「『709大抓捕』是當局對公民維權、對人權律師打壓的又一個小高峰。自那以後，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群體的活動受到了進一步的限制和壓縮。」

在人道中國、對華援助協會等人權組織上個月舉辦的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線上活動中，曾代理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維權律師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說，自2018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註銷後，她在轉所過程中遇到當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難，最終她的律師執照在2020年被吊銷。她還表示，她此後仍在以公民身份堅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礙。

美國國務院去年授予王宇「國際婦女勇氣獎」，但在頒獎典禮當天，她卻與外界失聯。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當時對本台透露，當局為了不讓王宇出席網絡頒獎儀式或接受採訪，計劃把她帶到武漢「旅遊」。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維艱」四個字，向記者形容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處境。

同為「709案」當事人的廣州維權律師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銷了律師執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過去十年間，中國社會的自由空間被全面壓縮。

「我覺得公民社會所處的環境顯然變得非常惡劣了。不僅僅是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就連知識分子和體制內人士都受到了寒蟬效應的影響。」

端點星被「端」了 網絡審查變本加厲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國各地暴發。《紐約時報》後來報道，早在2019年底，武漢的多家醫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卻聽從地方官員的指示，隱瞞相關病例，導致全國的防疫工作出現延誤。

經歷了2003年非典疫情後，不少中國人對於傳染性疾病有種莫名的恐懼。新一輪疫情來襲後，人們在官方消息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希望避開網絡審查，接觸到更為客觀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於備份在中國社媒平台上被刪文章的端點星計劃（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場。起初，這個在開源代碼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網站收錄了中國「米兔」運動（#MeToo）、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點星備份了上百篇與疫情有關的文章，卻在三個月後戛然而止。當局逮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陳玫和蔡偉，並在去年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他們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上文提到的活動人士陳堃就是陳玫的哥哥。他說，「在我看來，中國政府借着疫情的名義，對社會的控制變本加厲，很多人反而還支持這種控制。」

疫情激發公民權利意識

疫情暴發至今，中國一直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仍在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嚴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官方數據顯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全國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產總值不及2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降5.7%。毫無疑問，這與上海「封城」長達兩個多月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當時報道，上海嚴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災害，包括生活物資嚴重匱乏、基礎病患者無法及時就診、兒童感染者與家長被強行分開等等。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座25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出現如此重大的人道災難，讓他們難以置信。

前仆後繼的「沖塔者」 季孝龍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發布《公民請命書》、呼籲政府暫停「清零」政策的浦東新區居民季孝龍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他曾因發起在公共場所寫下反共標語的「廁所革命」入獄三年半。幾個月以來，他因持續發表與疫情有關的言論，多次被警方傳喚，9月27日，季孝龍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帶走快一個月之際，才收到《逮捕通知書》。他這次被抓捕，距離上次出獄才7個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龍告訴記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間意識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傷害，並作出有針對性的抗爭，這些人為當地公民社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指出，在一個專制國家，公民社會必定處在風口浪尖。

「公民社會需要不斷有人去『沖塔』、不斷有人挑戰專政，讓當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眾妥協。只有這樣，公民社會才有成長的空間。」

在建構公民社會的路上，季孝龍的身體力行換來的是官方打壓，但8月初，得到當局大力支持的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主辦國際民間社會共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交流大會，邀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組織、智庫、企業等400多名代表與會。中聯部部長劉建超當時說的是，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匯聚民間力量，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在一個連「公民社會」這幾個字都不能講的國家、在一個公民逐漸失去彼此聯繫的社會，季孝龍展現「民間力量」後遭受的待遇，還會有誰願與中國共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