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中國經濟的變局

近日一篇四萬字長文《客觀評價習近平》引起高度關注和各方議論。如何評價習近平十年治下狀況？這不僅關係當下，更關係到如果他連任，將給中國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長？《議報》編輯部特組稿就相關問題展開討論、碰撞甚或爭論，歡迎網友投稿參與這一話題。

今天先發布第一篇文章：《習近平與中國經濟的變局》。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編輯部意見。

《客觀評價習近平》的作者對習近平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為有一個結論性的判斷：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

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

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面臨着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

這個判斷把習近平的政治抱負和中國經濟運行當作了兩個平行宇宙，這個結論是不對的。

以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運行的維度來看，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的破敗局面，完全是習近平的手筆，不是他的運氣作祟。如果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中共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你會發現，除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之外，中國在政治層面並未取得有意義的進步，甚至經濟制度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我是說，只有政治進步才能為中國建立持續發展的基礎，否則經濟上的成果是不確定的。

這一點總理溫家寶在離任記者會上表達得非常清晰，他說：

「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現在看溫家寶的話多麼有遠見，儘管胡溫政府在政治改革議題寸功未得。

44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看上去依舊紅火，實際上，裡面除了數量的堆積，還包括作為預期管理的造假。

因為人口規模形成的體量，龐大的數字掩蓋了中國經濟兩個基本事實：

一是中國高度依賴海外市場，無論是市場需求還是資本技術人才；

二是政治權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國經濟地命脈和運行，中國經濟是不折不扣的權力市。

習近平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將中國經濟帶入一個全面破敗的局面，形勢變壞的速度之快，超出所有學者的想象，中國經濟變化之大，西方學者現在還沒有回過神來。

習近平做出的關鍵性的改變，就是將鄧小平的經濟掛帥，改回毛澤東的政治掛帥。

這一變，是根本性的，直接改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到江朱時代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系統，這套系統對官員的考核就是經濟增長，GDP成為官員政績的唯一指標，這是中國經濟保持幾十年高速增長的核心動力。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容易理解，習近平推行政治掛帥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巨大衝擊。

2013年6月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說，要改進幹部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第二年，全國已經有70多個城市明確取消了GDP考核，官媒開始宣示中國正在告別「唯GDP時代」。當全國各省開始撤銷GDP考核指標的時候，中國經濟立刻就作出了回應。2014年春季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下行，2015年6月股災又加劇悲觀情緒，中國經濟突然呈現失速的狀態。

當時習近平身邊紅人副總理劉鶴急了，同一時間拋出了手上所有的政策工具，新一輪大規模刺激經濟行動開始了，不同2008年的四萬億，這次劉鶴幹得很低調，措施包括：

1、3月房地產「3.30新政」

2、10月降低汽車購置稅；

3、開放銀行發行專項金融債，用於地方政府基建項目的資本金，總計2萬億元。

4、鼓勵地方政府PPP項目合作，地方政府由此規避舉債限制。

5、人民銀行通過抵押補充貸款（PSL）這個新貨幣投放渠道，投入三四線城市的貨幣化棚改，總計3.5萬億元。

這次刺激經濟的規模遠遠超過了2008年胡溫政府的4萬億基建投資，中國經濟通過房地產市場爆炸性躍升度過了經濟暴跌。

由此，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超過5年的大牛市，房地產泡沫由此而來。從這一系列的操作來看，習近平並非因為不懂經濟就沒有介入經濟，恰恰相反，他直接把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釜底抽薪了。

習近平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去產能，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又稱「三去一降一補」，關閉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工廠。

這個背後是劉鶴提出的供給側改革。不過，劉鶴的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並非去產能，而是國進民退。劉鶴用了三年時間，把私營企業趕出了原材料行業，從此，原材料行業完全由國企壟斷，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原材料價格。

劉鶴的供給側改革其實是給胡溫政府擦屁股，4萬億基建投資導致產能嚴重過剩，中國鋼鐵產量已達日本、印度、美國和俄羅斯總產量的兩倍以上。消化產能過剩是一帶一路的形成的初始動機，變成影響力輸出戰略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

中國經濟就是這樣，在「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循環中運轉，沒有制度進步，只有數量的增減。

2015年股災後遺症造成中國各地私營企業資金鍊緊繃，隨着股價持續下跌，上市企業進行股票質押融資的企業開始失去公司的控制權，到2018年10月，A股市場有大股東涉及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有1900家，其中有982隻股價跌破預警線，584隻跌破平倉線；股市狂跌，私企市值不斷蒸發，國資接盤變得更容易，當年至少有50家民營上市公司宣布國資入股。

習近平在此基礎上，再給私企踢上一腳。2016年，中國各地推動私企組建黨支部，到中共十九大，宣布273萬家規模以上私企中有67.9％建立黨組織，10.6萬家外企業中已70％建立了黨組織。

中國私企正陷入改革開放4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些私企正是中國經濟活力的來源，這些企業的蟄伏意味着中國經濟活力的喪失。

時間來到2018年，隨着經濟刺激措施效應減弱，中國經濟又呈現緩慢回落的趨勢，此時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中美貿易戰。

一開始，川普政府的目標意圖並不宏大，利用美國的優勢地位獲得一些貿易上的好處，目標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包括歐盟、日本和中國。歐盟和日本很快屈服，中國的強硬立場令這場本來可以快速解決的糾紛變成一場持久戰。

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破壞了川普連任的優勢局面。當川普發現針對中國強硬，對他選情有幫助的時候，中美關係出現了質的改變：中美關係破裂了。

川普政府在與中國對抗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對華戰略，核心邏輯是：中國是美國的頭號威脅，中國依賴美國，美國對華戰略：脫鈎。

而此時的中國外交部正沉浸在習近平的戰狼式外交的最新指示當中，等到外交部反應過來，全力進行補救的時候，美國國務院已經不接中國大使館中國外交部的電話了。

中國每年五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全部來自美國，中國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中美關係破裂對中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局面，因為後果太嚴重。

2020年的兩會因為疫情由三月推遲到了五月。

5月23日，習近平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組的兩個組的聯組會。

會上，習近平做了一番政策表白，他說：中國經濟內需強大，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內需已經達到中國增長動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最後，他提出國內經濟大循環的說法。

這個說法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儘管官方的經濟學家論證習近平的觀點，但是，其中的荒謬並不值得反駁。

習近平7月21日在北京召開私營企業家座談會，共有50多位私企及外企代表參加。

習近平在會上說：

「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

他說：

「我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2018年11月，習近平和美國爭鋒相對的進口博覽會上曾經豪邁地宣布：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13億多人口的大市場，有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

一年半過去，習近平回到了內循環的形勢判斷上。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中美關係的對立格局甚至比川普政府更明確，拜登政府重返國際政治舞台的一系列動作令中國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

從經濟的層面來看，外部需求的曇花一現是唯一的好消息，出口暴漲獨立支撐中國經濟大局。

習近平沒有停下他的步伐，為了獲得連任，他在政治上的冒險反映在經濟領域更加激進：團滅教培行業，叫停中企赴美上市，重錘敲打互聯網企業，乾脆停掉遊戲行業版號。

到了下半年，中國房地產終於扛不住了，全面進入暴跌狀態。

當初習近平用領導小組加空總理李克強的權利，中國經濟已經失去了統一協調的能力。

現在，當習近平急需經濟好景為連任加持的時候，他發現，他不僅失去了控制經濟的把手，甚至彈藥也用光了。

習近平現在孤立無援。

（全文轉自議報）